神祇的黃昏，主體的黎明？——尼采《查拉圖斯特拉》中克服同情與自我創造的辯證
(引言)
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四部，不僅是其哲學敘事的終章，更是對現代精神狀況的一次深刻診斷與展望。其中，查拉圖斯特拉與諸位「更高之人」的相遇，構成了一系列充滿張力的思想實驗。本文聚焦於第 66 章〈退職者〉中與「最後的教皇」的對話，以及後續延伸出的關於「同情」（Mitleid）的關鍵討論。本文旨在論證，尼采在此呈現的**「克服同情」，並非導向冷漠的虛無主義，而是建構後形上學時代個體主權（Souveränität）與價值創造能力的核心環節**。我們將透過對文本的細緻解讀，結合您課堂討論中富於創見的詮釋（包括其獨特的類比視角），探索查拉圖斯特拉如何在一種既非沉溺亦非漠視的辯證運動中，勘破舊價值的殘餘，並指向一種基於生命肯定與自我負責的新型「虔誠」。
一、 退職者的肖像：歷史終結處的失落與追尋
「最後的教皇」作為基督教千年統治的終極象徵，其「退職」（Ausser Dienst）狀態本身即寓意深刻。他不再擁有體制賦予的權力與意義，卻也未獲得真正的自由，僅能在對往昔神聖時光的回憶中尋找慰藉¹。他對周遭世界（尤其是充滿「野獸咆哮」的自然²）感到疏離與恐懼，顯示了其所代表的體系與生命本能力量的隔閡。然而，這位歷史的「遺老」並未完全沉寂，他展開了一場奇特的追尋——尋找「不信奉上帝的人們當中最虔誠者」，查拉圖斯特拉³。這一悖論性的設定，暗示了舊有最高價值體系已然失效，甚至其最高代表也開始向其對立面尋求精神出路，預示著一場深刻的價值典範轉移正在發生。
二、 上帝死法的複調敘事：從憐憫到品味的價值重估
關於「上帝之死」的原因，文本呈現了至少三種相互交織的敘事：
- 憐憫致死（查拉圖斯特拉的探問）： 查拉圖斯特拉提及上帝因無法承受對人類苦難的憐憫而死的說法⁴。這不僅是對基督教核心教義的顛覆性詮釋，更映照出憐憫（Mitleid）對查拉圖斯特拉自身的潛在威脅——它可能將超越者拉回人類普遍的痛苦與頹廢之中⁵。
- 衰老與過度同情致死（教皇的「爆料」）： 教皇提供了一套去神話化的、近乎心理病理學的敘事，將上帝描繪為一個從年輕時的嚴酷易怒，到老年時變得軟弱、多愁善感、最終「窒息於自己太過偉大的同情」的存在⁶。這套敘事充滿了對上帝人性（甚至人性弱點）的揭露，以及對基督教道德譜系的嘲諷。
- 品味論的超越（查拉圖斯特拉的最終判斷）： 查拉圖斯特拉對上述兩種敘事均表示懷疑，並最終訴諸於「好品味」（guter Geschmack）這一非道德標準⁷。他批判舊上帝的含混、缺乏創造者的擔當（「未學成的陶匠」）⁸，認為其存在本身「有悖於好趣味」。以「品味」取代「真理」或「道德」作為最高裁決標準，標誌著尼采價值重估工程的激進性，要求一種整體的生命感受力與判斷力。
這三種敘事的並置，不僅解構了上帝死亡的單一真相，更重要的是，展現了評判標準本身的轉變，從神學、道德學轉向了生命哲學與美學。
三、 Mitleid 的批判性解剖：「與苦同在」的危險
尼采對 Mitleid 的批判，根植於對其「共同-受苦」內核的警惕。課堂討論中提到，為何倫理連結必須透過共苦而非共樂？尼采認為 Mitleid 潛藏著將個體拖入消極狀態、阻礙生命力伸張的危險：
- 苦難的誘惑力與正當化： 過分強調同情可能使人沉溺於他人的（甚至自身的）苦難敘事，將其視為一種具有道德價值的狀態，而非需要克服的挑戰。魔法師的表演即是此誘惑的體現。
- 拒絕集體沉淪： 與基於「愛」（最終可能導向階級鬥爭）的集體解放路徑不同⁹，尼采更強調個體的警醒。重要的不是所有人一起跳入陷阱（共同受苦），而是有足夠多的個體能夠識破陷阱、拒絕沉淪。
- 解放的歧途： 若受苦者僅是將他人拉入自身的痛苦，而非尋求超越，那麼 Mitleid 導向的並非解放，而是苦難的擴散。
四、 克服同情（Überwindung des Mitleids）：查拉圖斯特拉的實踐
查拉圖斯特拉的回應，正是對 Mitleid 的一種「克服」。這並非冷漠，而是一種更複雜的倫理姿態：
- 下降與傾聽： 他回應「苦惱的呼喊」而下山（Untergang），願意進入他者的困境，並給予他們（尤其是那些「更高之人」）發聲的機會，傾聽他們的失落與掙扎¹⁰。
- 保持距離與不被吞沒： 他的傾聽是有距離的、批判性的。他拒絕被他者的情感或議題設定所裹挾（如不陷入魔法師的表演，或不為教皇的憂鬱所困）。
- 從「Under-suffering」到「Over-suffering」： 他拒絕成為他人痛苦的被動承受者（under-suffering），而是力求達到一種能夠理解、勘破並超越苦難的狀態（over-suffering）。
- 促成他者自立： 他的目標不是代替他人解決問題，而是創造條件，讓他人有可能「重新在堅固的地方站穩腳跟」¹¹，走上自己的道路。這需要受助者自身的意願與努力。
五、 個體主權的確立：在同情的誘惑中劃界
查拉圖斯特拉克服同情的過程，同時也是其確立**個體主權（Souveränität）**的過程。主權在此不僅指政治權力，更指個體在精神和價值上的自我立法與自主性。他透過以下方式確立主權：
- 拒絕 Mitleid 的倫理綁架： 他不接受「必須同情、必須拯救」的普遍道德命令，而是根據自身的價值判斷和「品味」來決定介入的方式與程度。
- 劃定精神疆界： 他允許「更高之人」進入其領域（洞穴），與之對話，但清晰地劃定了界限，不允許自身的精神空間被他者的頹廢或失落所侵蝕。
- （謹慎的類比）例外狀態的逆轉： 若借用阿甘本的框架進行啟發性思考¹²，傳統主權透過將他者貶為「赤裸生命」並置於例外狀態來確立自身。查拉圖斯特拉則反其道而行：他拒絕將「更高之人」的苦難視為必須犧牲自我去介入的「例外狀態」，也拒絕讓 Mitleid 將對方貶低為只需要憐憫的被動客體，從而在精神層面確立了自身的「例外」地位——一個不受舊有情感與道德法則完全約束的自由精神。
六、 虔誠與不信神的辯證：超越善惡的誠實
教皇稱查拉圖斯特拉「比你信仰的更為虔誠」¹³，這一悖論點破了尼采試圖建立的新價值向度。查拉圖斯特拉的「不信神」並非虛無的否定，而是源於一種對「誠實」（Redlichkeit）的極致追求¹⁴，這種誠實使他無法容忍舊神的虛偽與矛盾，並引導他「超越善惡」的傳統道德框架。這種對生命本身、對內在真實的忠誠，構成了一種新型的、內在化的、肯定性的「虔誠」。他身上散發的「祝福芬芳」¹⁵，象徵著這種新虔誠所具有的、賦予生命力量的潛能。
七、 洞穴的意涵：作為肯定性空間與希望的託寓
查拉圖斯特拉最終將教皇引向自己的洞穴¹⁶。這個洞穴，與其說是物理空間，不如說是一個哲學與倫理的象徵：
- 異托邦（Heterotopia）： 它是一個不同於外部「群氓國度」的另類空間，旨在容納差異、肯定不完美（如魔法師的破碎、教皇的憂鬱、甚至殘疾者的存在），讓存在得以「成為其所是」¹⁷。
- 生成與肯定的場所： 相較於柏拉圖洞穴的幻象與囚禁，查拉圖斯特拉的洞穴面向陽光，象徵著對生命、生成與大地價值的肯定。
- 有限的庇護與自我負責： 它提供暫時的「安全港灣」，但查拉圖斯特拉明確表示無法替他人卸下重擔或喚醒舊神。進入洞穴，意味著個體需要開始學習自我負責，尋找內在的「堅固之地」。
八、 結論：走向自我創造的倫理
尼采在〈退職者〉中，藉由查拉圖斯特拉與最後教皇的深刻對話，不僅宣告了一個舊時代及其信仰體系的終結，更重要的是，探索了在價值廢墟上重建意義與主體性的可能性。克服 Mitleid，在此不僅是一種情感修煉，更是確立個體主權、擺脫舊道德束縛、走向自我創造的關鍵一步。查拉圖斯特拉所展現的，是一種充滿張力與困難的倫理姿態：它要求深刻的自我認識、對生命（包括其陰暗面）的無畏肯定、批判性的距離感，以及創造肯定性空間的意願與能力。最終，尼采指向的並非一套新的普世道德法則，而是一條要求個體不斷自我超越、成為自身生命意義立法者的永恆道路。這場在神祇黃昏時刻展開的對話，至今仍拷問著每一個試圖在後形上學時代尋找真實與力量的靈魂。
－－－－
註釋
¹ 關於「更高之人」（höhere Menschen）在《查拉圖斯特拉》第四部中的功能與象徵意涵，學界有廣泛討論。他們通常被視為查拉圖斯特拉思想的部分反映或扭曲形態，代表了人類在通往超人途中可能遭遇的各種誘惑與侷限。他們的集合構成了對現代性精神狀況的多元診斷。
² 參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V, 66 開篇。查拉圖斯特拉對教士形象的直接反感，體現了尼采對基督教及其神職人員的一貫批判態度，視其為生命力的壓抑者和價值的扭曲者。參見尼采晚期著作《反基督》（The Antichrist）。
³ 教皇的「不自由」狀態，除了指涉失去上帝這一終極參照點外，也可聯繫尼采在《道德的譜系》中對長期服從權威可能造成的意志萎縮的分析。
⁴ 「老上帝不再存活」的宣告，是本章對話的基石，直接連結尼采的「上帝已死」命題，該命題在《快樂的科學》第125節「狂人」段落中有經典闡述。
⁵ 教皇對自然的恐懼，可能象徵著一種與狄奧尼索斯式的、充滿本能力量的生命本源的疏離，這與查拉圖斯特拉擁抱大地與生命本能形成對比。
⁶ 森林隱士與狼的意象的確晦澀，但將其聯繫到某種獨立於體制化宗教之外的、更具原始生命力的虔誠模式，是一種可能的詮釋路徑。狼在此或象徵與孤獨、野性共存的力量。
⁷ 這一追尋目標的悖論性是本章核心張力之一。它顛覆了傳統的求道模式，暗示真正的精神指引可能來自於對舊有信仰體系的徹底勘破者。
⁸ 參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V, 66。此處查拉圖斯特拉將「憐憫」直接設定為上帝死亡的原因，是對基督教核心價值——尤其是神愛世人並為之犧牲——的根本性顛覆。
⁹ 尼采在《道德的譜系》第三篇中詳細闡述了憐憫如何作為禁慾主義理想的一部分，服務於弱者的權力意志（雖然是以否定生命的方式）。 Mitleid 是查拉圖斯特拉自身需要克服的重大誘惑。
¹⁰ 教皇的回避姿態，除了心理創傷，也可能暗示了關於上帝之死的真相過於醜陋或平凡，不符合神聖敘事，因此需要被掩蓋。這也體現了尼采對宗教敘事中「神聖謊言」（holy lie）的批判。
¹¹ 「好品味」（Geschmack）作為尼采後期的核心價值標準之一，標誌著一種超越道德、趨向美學和生命生理學的價值判斷模式，強調力量、健康、風格與肯定性。其複雜性可參見 Alexander Nehamas, Nietzsche: Life as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中的討論。
¹² 參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V, 66。「未學成的陶匠」比喻是尼采對神義論（theodicy）問題的辛辣回應，批判了造物主將自身缺陷歸咎於造物的邏輯。
¹³ 參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V, 66。「群氓」（Pöbel）是尼采批判現代大眾社會、民主制度導致平庸化和價值喪失的常用術語，常與「末人」（Last Man）形象聯繫。
¹⁴ 參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V, 66。此處的「自己成為上帝」並非指成為傳統意義上的全能神，而是指個體承擔起價值創造和自我立法的終極責任，這是通往「超人」（Übermensch）理想的關鍵一步。
¹⁵ 參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V, 66。教皇的這一論斷，點出了尼采思想中「虔誠」概念的複雜性，它可能指向一種對生命或真理的終極忠誠，而非對特定神祇的信仰。部分學者如 Karl Löwith 曾探討過尼采思想中潛藏的「替代宗教」面向。
¹⁶ 參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V, 66。「祝福的芬芳」暗示查拉圖斯特拉的存在狀態本身具有一種吸引力和肯定性的力量，能被敏感的心靈所感知。
¹⁷ 參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V, 77 及相關討論。洞穴作為一個能夠包容差異、允許存在「成為其所是」（werden, was man ist）的空間，體現了尼采某種烏托邦或至少是「異托邦」（Heterotopia）式的構想。
¹⁸ 參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V, 66。查拉圖斯特拉的離去，強化了他作為引導者而非拯救者的角色定位，他需要回應更根本的「苦惱的呼喊」。
¹⁹ 參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V, 66。洞穴作為「港灣」和讓人「站穩腳跟」之地，其「堅固性」可能源於個體內在意志的確立（「我意願如此」）和對永恆回歸的肯定，而非外在的絕對保障。
²⁰ 參見柏拉圖《理想國》卷七關於洞穴寓言的描述。查拉圖斯特拉的洞穴在多方面構成了對柏拉圖洞穴的戲仿與顛覆，尤其在於其對生命與光明的態度。
²¹ 參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V, 66 結尾。查拉圖斯特拉的笑，可能包含對整個情境荒謬性的洞察、對自身道路的肯定、以及對這些「更高之人」某種（帶有距離的）理解等多重含義。
²² 將查拉圖斯特拉確立主權的方式與阿甘本的理論進行結構性類比，確有啟發性。阿甘本揭示政治主權如何透過劃定例外狀態、懸置法律於「赤裸生命」之上來確立自身。查拉圖斯特拉則在精神與倫理層面，透過拒絕讓 Mitleid 將他者（更高之人）的苦難狀態轉化為必須無條件介入的「例外倫理命令」，並拒絕讓自己的行動被這種情感邏輯所支配，從而劃定了其個體精神主權的界限。這種拒絕被他者苦難所定義和裹挾的姿態，構成了其自主性的核心。然而，必須強調此類比的局限性：兩者運作的場域（政治法律 vs. 個體倫理）、目標（國家控制 vs. 自我超越）與「他者」的性質（赤裸生命 vs. 精神困境者）存在根本差異，直接套用需極度審慎。此處類比旨在突顯「劃界」在確立自主性上的普遍結構意義。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