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真理與謊言於超道德意義中》
（德文原題：Ue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
導言
尼采於1873年撰寫的〈論真理與謊言於超道德意義中〉（Ue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是一篇哲學史上極具開創性、批判性與詩學張力的經典短文。該文不僅對十九世紀語言觀與知識論構成顛覆，更以格言、寓言與隱喻交織的文體，展現尼采對真理、語言、認識以及人類社會生活之根本質疑。不同於任何系統哲學論著，這是一部充滿跳躍、濃烈反諷、寓言性與深刻思辨力的思想小品。
尼采在文中首先否定「真理」作為世界本質的再現。他指出，所謂「真理」只不過是人類在漫長歷史中，經由「隱喻」與「概念」層層轉譯與約定俗成所形成的幻象。「真理」的存在仰賴人類對語言本源的遺忘；每個詞語、每個概念，都是對多樣現實暴力簡化、將不相同者視為相同的歷史產物。經由長久慣習、共同遵循，「真理」最終僅是一套「集體說謊」的社會機制，是幻象的「流動大軍」，是磨損到失去感官力量的舊幣。
尼采以寓言手法，開宗明義地展現人類理智的微渺與偶然，強調理智作為「偽裝」與「欺騙」的工具，是脆弱生命維生的權宜之計。語言不是認識世界的透明載體，而是充滿修辭、轉喻與遮蔽的機制，既創造世界的可說性，也同時遮蔽了無法言說的多樣現實。每個語詞的「意義」僅是族群、時代、權力結構暫時達成的約定，與「物自身」無必然連結；人們誤以為掌握本質，實則僅僅在幻象中循環。
進一步，尼采指出，科學與哲學所構築的「真理體系」，其實也是語言隱喻習慣化的結果，是經驗世界的人類中心化重塑。即便人類在理性、道德、知識上不斷追求穩定、普遍、必然，這些努力最終僅是對現實多樣性的壓抑與「概念納骨堂」的堆疊。
在文本結尾，尼采以一種徹底的懷疑主義與詩學創造性，對「真理」與「語言」提出雙重視角：一方面，語言的強制、約定性維護了社會秩序與道德感，使人能於虛妄中獲得安定；另一方面，語言遮蔽現實的同時，也賦予人類持續創造、詩意遊戲、藝術幻化的可能。
本篇不僅否定語言、認識、真理之間任何先驗、本體論的必然關聯，更揭示語言本身就是權力、遮蔽、創造的場域。其思想張力，不僅對現代主義、解構主義、語言哲學、後現代批判思想產生深遠影響，也成為二十世紀以降，從德希達、傅柯到布赫汀、哈柏馬斯等哲學家論述真理、意義、權力與語言結構的思想資源與詮釋典範。
2. 本文對於後世的影響力及重要詮釋 (ai生成)
導論：文本地位與學術傳播
〈論真理與謊言於超道德意義中〉（Ue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完成於1873年，直至1903年才由尼采之姊伊莉莎白整理出版。其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地位頗為邊緣，後因思想史發展與多重學科再詮釋而成為語言哲學、認識論、文化批評等領域討論真理、語言與主體問題的經典文獻。需要強調，此文為散文體、寓言式、充滿格言性質的思辨小品，並不屬於「系統性哲學論著」。
一、語言、隱喻與真理——平行發展與多層次思想共鳴
尼采於本文首次明確將語言視為「隱喻的系譜」，主張人類認識的每一環節（從感官刺激、圖像到語詞）皆是創造性的多重轉譯，語言並非反映、對應「物自身」，而是建構、遮蔽現實的藝術過程。這一論點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語言學與詩學中的「語言任意性」趨勢形成思想上的平行發展。例如，索緒爾（Saussure）之符號學關於符號任意性的分析，與尼采有驚人的一致性，然而目前無任何文獻證據顯示索緒爾受尼采直接啟發；此處僅能謹慎地視為「思想氛圍中的共同轉向」。
在「思想影響」層面，德希達（Derrida）對尼采的解構性詮釋具有明確文獻證據。德希達於《論文字學》（De la grammatologie）及其他論文，直接肯定尼采對語言多義、真理建構等問題之洞見，將其發展為「延異」（différance）與文本無窮意義理論。此外，米歇爾・傅柯（Foucault）於《詞與物》、《知識考掘學》等著作，將知識、話語、權力關係之互動建立在尼采的批判基礎上。傅柯本人於法蘭西學院就職演說《話語的秩序》中，明確將尼采視為其思想的重要先驅，其揭示的知識與權力關係，正呼應了學界後來由利科（Paul Ricœur）所概括的「懷疑的大師」之精神——即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三人對現代主體之「徹底懷疑」。
二、真理的建構性與主體危機——多元理論場域之回應
尼采在本篇提出「真理」是「被遺忘的隱喻」，語言之歷史即幻象的凝固、習慣的體系化。這對「主體—真理—世界」關係在現代思想史上的理論重構產生重要影響，但每一流派均有自身獨立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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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與尼采的對抗與問題提呈：
胡塞爾（Husserl）現象學運動是對抗歷史主義與相對主義思潮的重要嘗試，其「回到事物本身」（Zurück zu den Sachen selbst!）與「本質直觀」正是針對尼采等人的語言懷疑、認識相對主義而提出。兩者關係屬於「理論對抗」與「問題互動」——現象學嘗試還原語言之前的意識經驗，尼采則強調語言對世界本質的遮蔽，兩者皆關注現象與本質的落差，但路徑迥異。 -
身體現象學與尼采問題的回應：
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在其思想脈絡中，深刻地回應了尼采所揭示的語言遮蔽、意義不可約性問題。雖然他的核心理論多承襲自胡塞爾與存在主義，然在語言與身體、知覺與意義的交會處，尼采所揭示的「前概念世界」與「語言界限」的命題對其影響深遠。梅洛—龐蒂努力在「身體感知」中尋找意義根源，與尼采問題意識高度呼應，但主要屬於「主題回應」而非「直接承繼」。 -
主體危機與思想親緣性：
本文對主體透明性與本質性的懷疑，成為精神分析（佛洛伊德、拉岡）、存在主義（薩特）、結構主義（李維史陀）、對話理論（布赫汀）等領域的重要思想親緣來源。需進一步區分：-
佛洛伊德對潛意識、語言之無意識結構的探討與尼采有驚人共鳴。佛洛伊德承認尼采「先見」諸多問題，卻有意避讀尼采以保持原創性，兩者為「思想親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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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等存在主義者同樣處理主體問題，但其「自由」命題與尼采之主體建構論相異，彼此對話甚於單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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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赫汀「複調性」、「對話主義」思想與尼采呈現間接共鳴，學界多視為「同時代問題場域中的呼應」，缺乏直接影響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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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言、權力、常規與社會——資源性與理論再生產
尼采此文對語言、真理與社會約定的批判，為後來的社會學、政治哲學、文化理論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但此種資源大多經由再詮釋與跨領域轉換進入不同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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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柏馬斯（Habermas）**於其「溝通行動理論」明確承認，後尼采時代「真理無法再依賴形上學」，其理性共識的理論基礎需建構於語言的交往實踐中。哈柏馬斯試圖保留語言共識與社會正當性的可能性，並以此回應尼采與解構主義者的徹底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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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後殖民研究：傅柯對話語權力的研究建立於尼采的批判框架，特別在知識型（épistémè）、規訓、權力關係等領域。後殖民理論家如薩伊德（Said）、史畢瓦克（Spivak）等以語言、話語的歷史性與權力性分析知識的殖民與去殖民過程，這一思想譜系多有學界共識。
四、文學、藝術、文化理論——詩學性與「思想催化劑」
尼采在本文中強調語言與知識皆為「藝術性偽裝」與「詩學轉譯」，人類透過隱喻、神話、戲劇創造多重現實。這一思想為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學及藝術理論提供了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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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詩學、文本理論、間性研究（如布洛赫、巴塔耶、巴特）多引用尼采本篇為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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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主義作家如博爾赫斯（Borges）自承語言觀受尼采啟發；至於喬伊斯、吳爾芙等，其作品雖與尼采語言觀有共鳴，然影響路徑更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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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文學與藝術現場，詩人楊澤、夏宇對語言確定性的質疑，某些當代劇場實踐中對語言結構的解構，均可視為尼采思想在本土語境的創造性轉化。（此段舉例屬於補充性學術註腳，若作為正式論文宜附更具體文本分析。）
五、當代詮釋路徑與對立軸線
尼采此文當代詮釋聚焦於三大對立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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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主義 v.s. 視角主義：尼采在該文展現徹底相對主義與「視角主義」（Perspektivismus）之張力。羅蒂（Rorty）等實用主義學者將其視為知識生成的解放資源，德希達則強調語言的無窮延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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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虛構性 v.s. 社會共識倫理：哈柏馬斯主張語言雖具建構性與多義性，但現代社會須透過語言協商維繫行動的正當性與倫理；此與德希達、傅柯等後現代理論形成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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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遮蔽現實 v.s. 創造多元現實：尼采同時揭露語言遮蔽與建構的雙重性，藝術與詩學提供現實多樣生成的可能性。
結論：思想遺產、資源與催化劑
最終，〈論真理與謊言於超道德意義中〉既非直接「影響」所有二十世紀重要思想流派，也不僅僅是某單一學科的根本資源。它以其獨特的開放性、多義性、批判性與詩學性，成為現當代思想不可忽略的源頭與資源，同時也是一個強大的思想催化劑，促使後續理論的反思方向與實踐路徑產生質的變化。此文以詩學、解構與懷疑的多重精神，持續為現代與當代的哲學、藝術、社會理論，提供創造性對話與再詮釋的土壤。
3. 〈論真理與謊言於超道德意義中〉對台灣當前局勢的用處與啟發
導論：哲學文本跨用的條件與方法論自覺
在進行十九世紀歐陸哲學文本與二十一世紀台灣社會現實之跨時空理論連結時，必須首先承認這是一種高風險、高自覺的學術實踐。本文將尼采《論真理與謊言於超道德意義中》定位為「思想資源」與「批判工具」，而非提供政策指令或行動綱領。這一原則保障了分析的嚴謹性，也為後續應用設下明確界線。
一、語言、真理與台灣公共領域：建構、權力與假訊息治理的兩難
尼采對語言與真理的解構性批判，強調語言本質上為隱喻，真理為集體遺忘其虛構性的產物。這一洞見，為我們理解台灣公共領域中語言生產與話語爭奪，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資源。
在台灣，政黨競爭、媒體報導、社群網絡輿論，無一不以語言建構現實、爭奪敘事主導權為日常。舉凡「國家認同」、「防疫成效」、「1450」、「側翼」等話語，不僅形塑集體認知，更反覆操演尼采所謂「語言遮蔽現實」與「群體自欺」的現象。假訊息、認知作戰與網路謠言成為民主社會治理的難題。
嚴格地說，尼采的語言觀提醒我們警惕「真理專制」——即任何權力主體挾「唯一真理」打擊異己之傾向。但同時，他的徹底建構主義與視角主義也揭示出另一危險：若一切真理皆為權力建構，則「事實查核」與「理性討論」可能滑入後真相虛無主義。這正是台灣在假訊息治理、公共討論時所面對的雙重困境——既需防範真理話語的壟斷，又必須避免淪為一切皆可任意操作的混亂狀態。尼采在此既是理論啟發者，也無意間預告了現代民主溝通的結構性危機。
二、認同分歧、語言倫理政治與「後形上學」的協商現場
台灣社會在族群、主權、歷史記憶等議題上的分歧，於語言層面尤為突出。尼采對語言偽裝、群體幻象的揭露，讓我們更敏銳地看到政治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更是權力操作與情感動員的機制。以選舉語言標籤化、「敵我建構」現象為例，各方通過話語形塑現實、界定敵友、凝聚集體情感，實踐著尼采所謂「語言創造現實」的邏輯。
本文進一步提出「語言倫理政治」的啟發，這一概念必須做細緻釐清。尼采本身強調「超道德」（aussermoralisch），其論述意圖在於解構神啟或形上學根據之道德與真理觀。從此出發，現代多元社會被迫在「道德虛空」中自創倫理，將語言的使用與共識的形成，視為一場無終點的自我立法過程。這種「後形上學」的倫理政治，要求個體與社會對語言的效力、限制與權力效果承擔創造性責任，而不再依賴傳統道德或真理權威。
三、批判、寬容與民主協商：視角主義的轉化與不可避免的理論悖論
尼采的視角主義（Perspektivismus）與「所有真理皆為建構」的觀點，確實可用以激發現代社會的批判性與反思力。例如，台灣在多元認同競逐與言論分歧中，若能據此培養對「異己話語」的反思與理解，或有助於降低政治妖魔化、提升協商素養。但在最嚴格的學術反思下，這裡蘊藏著一個無法忽略的理論張力：
尼采本人在思想傾向上，長期以來是反民主、反平等、反大眾政治的。他所追求的視角主義，旨在激發更高貴、更強健的價值創造意志，而非哈柏馬斯或羅蒂式的多元共存、反思寬容。
因此，當我們嘗試將尼采理論作為民主協商與理性寬容的資源時，必須誠實承認：這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性再詮釋——將「貴族激進主義」內核轉化為現代社會的「知識論謙遜」和「多元溝通條件」。本文所倡議的「詩學式寬容」，不再是尼采批判的、出自基督教憐憫的弱者道德，而是在承認所有真理皆為建構的前提下，培養對自身話語有限性的警覺——這是多元民主社會得以展開理性協商的必要基礎。
結論：跨用的自省、危險與創造力
總結而言，尼采《論真理與謊言於超道德意義中》對當代台灣社會最重要的啟發，不是提供治理方案，而是賦予我們一種面對語言、真理、認同與權力複雜糾葛時的「批判敏感性」與「自我反思的勇氣」。然而，這種理論跨用的過程必須警覺其內在張力與潛在危險：它既能防範「真理專制」，亦有可能滑入後真相的虛無主義；它激勵寬容、協商，但本質上源於一種反平庸、反共識的激進哲學。這一悖論，正是跨用思想資源於異質社會現實時無可逃避的命運。
因此，最成熟的態度，或許不是強調「如何正確應用尼采於台灣」，而是在承認理論轉化的創造性與侷限性的同時，不斷審視、批判與調整我們對語言、真理與社會的理解。如此，尼采式的視角主義才能真正成為一個開放的、動態的思想催化劑，而非另一種僵化的意識形態。
正文
（自Nietzsche Source電子資料庫中德文原文進行翻譯)
1.
在那無數太陽系閃爍遍佈的宇宙某個偏遠角落，曾有一顆星辰，在那裡聰明的動物發明了「認識」〔Erkennen〕。那是所謂「世界史」中最自負、最虛妄的一刻：然而，終究只是一瞬。大自然才喘息了幾口氣，這顆星辰便凝結僵冷，而那些聰明的動物也不得不滅亡。——有人或許會編造這樣一則寓言，卻依然不足以生動描繪，在大自然中人類的理智〔Intellekt〕是如何悲涼、如何虛影般短暫、如何無目的且任意。於永劫之中，曾有一段理智不存在的時光；而當它再次終結時，世間將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因為對這理智來說，並無超越人類生命的更高使命。理智本身就是人的產物，唯有它的主人與創造者才將之看得如此莊嚴崇高，彷彿整個世界的樞紐都繫於其中。倘若我們能與蚊子溝通，便會發現牠們同樣懷著這種莊嚴的激情穿行於空氣中，並自覺是這世界飛翔的中心。在大自然裡，沒有什麼卑微低賤之物，不會因一縷認識之力的吹拂，而立即如囊袋般膨脹起來；而如同每個挑夫都渴望被讚美，最驕傲的人——哲學家——甚至認為，宇宙的雙眼正以望遠鏡般的銳利視線，從各個方向注視著他的行動與思考。
令人驚異的是，正是這個理智完成了這一切，而它原本只是為最不幸、最纖細、最易逝的生靈所配備的輔助工具，好讓牠們得以在存在中多停留片刻；否則，沒有這一輔助，它們理應如萊辛之子般迅速逃離①。那種與認識與感受相連的傲慢，彷彿濃霧遮蔽了人的雙眼與感官，使人誤判存在之價值，因為這傲慢本身對「認識」給予了最動人的美化。它最普遍的效用就是「欺騙」——即便個別作用也帶有相同性質。
理智，作為個體維生的工具，其主要力量展現在偽裝上；因為對那些缺乏角或猛獸之牙的弱小個體而言，偽裝乃是生存競爭的唯一手段。在人類身上，這種偽裝術達到巔峰：欺瞞、阿諛、說謊、欺詐、背後中傷、扮演、借用他人光彩而生、偽裝自身、遮蔽於習俗之下、對他人及自身進行舞臺表演——簡而言之，永恆圍繞虛榮之火盤旋不去，這已成常規與法則，幾乎無法想像在人類中怎麼會產生對真理誠實與純潔的衝動。他們深陷於幻象與夢影之中，他們的眼睛只在萬物表面滑動，只見「形式」；感受無法導向真理，只滿足於接受刺激，如在事物背上試探性地遊戲。更何況，人一生中每夜都在夢中受騙，從未被道德感阻止：與此同時，世上據說還有能以強大意志力克服打鼾的人。人其實對自身又知曉多少？甚至能不能有一次，像被置於明亮玻璃箱般徹底感知自己？大自然豈不對他隱瞞了絕大多數事物，即便是關於他自己身體的秘密，只為將他從腸道的盤繞、血流的急湍、纖維的震顫中隔離開來，囚禁在一種驕傲的魔術意識裡？她早已丟棄了鑰匙。於是，若有那詛咒的好奇一旦能從意識房間的裂縫中窺見下方，就會驚覺，人類其實是安坐在無情、貪婪、永不滿足、甚至兇殘之物的背上，在不知情的冷漠中，彷彿夢縈虎背。那麼，究竟在這種處境下，對真理的衝動又從何而來？
① 萊辛（Lessing, Gotthold Ephraim）：十八世紀德國啟蒙思想家，其子夭折故事為寓言素材。
只要個體想在其他個體面前保全自身，在自然狀態下，理智最常被用於偽裝；然而，人類又因為貧乏與無聊而傾向群居與社會生活，於是他必須尋求一種和平協議，致力於讓最粗暴的「萬人對萬人之戰」〔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至少從他的世界中消失。這樣的和平協議同時帶來了一件看似朝向那個神祕真理衝動邁出的第一步：即，現在開始，人們固定下什麼應該被稱為「真理」，也就是發明對萬物具有同等效力且必須遵循的名稱，而語言的法則亦制定了最初的真理法則：於是「真理」與「謊言」的對立首次誕生。說謊者使用有效的名稱與語詞，使不實之物顯得真實；例如，他說「我富有」，但事實上「貧窮」才是正確名稱。他隨意顛倒或交換既定約定的名稱，若他這樣做既自利又有害，他將失去社會的信任，被排擠在外。人們所畏懼的並非被欺騙本身，而是受騙帶來的損害。即使在這階段，人們討厭的其實不是欺騙本身，而是某些類型欺騙所產生的不良、敵對後果。換言之，人們只想要有限的真理，他們渴望真理帶來的愉悅與維生效果，對於純粹無用的認知則漠不關心，甚至敵視那些可能有害或毀滅性的真理。那麼，語言的這些慣例，真的是認識或真理意識的產物嗎？名稱與事物真的能完全相符嗎？語言真的是萬物的恰當表達嗎？
只有經由遺忘，人類才可能幻想自己擁有前述意義下的真理。如果不滿足於同義反覆——也就是空洞的殼子式真理——那麼他將永遠把幻象誤作真理。那麼，「語詞」究竟是什麼？它不過是「神經刺激」轉化為聲音的圖像。而若依據這個神經刺激，進一步推論出自我之外的某種原因，其實已是不當應用「充足理由律」的結果②。倘若語言創生時唯一決定名稱的標準真是確定性，那我們又憑什麼說「石頭是堅硬的」？彷彿我們還知道「堅硬」是什麼，其實不過是一種主觀刺激而已！我們按照「屬」將事物分類，稱樹為陽性、植物為陰性，這些全是任意延伸。談及蛇，其實「蛇」只指纏繞之姿，也可以套用在蠕蟲身上。所有這些分類與偏好，都是任意且片面的。不同語言的並置證明，語詞從不在意真理，也不求精確表達，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種語言。「物自身」——也就是純粹、無後果的真理——對語言創造者來說完全不可理解，也根本不是追求目標。他只能標示事物與人的關係，並為此訴諸大膽的隱喻。神經刺激先轉化為圖像（第一層隱喻），圖像又轉化為聲音（第二層隱喻），每次都越界進入全新的領域。想像一個全聾者，他對聲音和音樂毫無經驗，當他觀察沙上的克拉德尼音圖③，認為那些圖案是弦的震動所致，於是便堅信自己已知人們所謂的「聲音」為何——我們與語言的關係亦復如此。當我們談論樹、顏色、雪、花時，以為自己了解事物本身，實則僅握有事物的隱喻，與原初的本質全然不符。如同聲音在沙中顯影，那不可知的X，有時顯現為神經刺激，有時為圖像，最終則成聲音。語言創生全然不合邏輯，後來人們用來構築真理的全部材料，無論哲學家還是研究者所用，若非出自「空中樓閣」，至少也決不源自事物本質。
② 充足理由律（Satz vom Grunde）：每一事物皆有其理由，萊布尼茲哲學原則。
③ 克拉德尼（Chladni, Ernst）：德國物理學家，發現音波可使沙粒呈現各種圖形。
我們再來思考「概念〔Begriff〕」的生成：每一個詞語，正因它不是為了單次、全然獨特的原初經驗——即賦予它生命的那個特殊時刻——而設，而是必須同時適用於無數個多多少少相似，卻又嚴格說來絕不相同的情境，因此，每一個概念都產生自「將不相同的事物等同化」的過程。正如世上從無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所謂「葉」的概念，其實是人類隨意拋棄個體差異、遺忘細節區別而構成，於是讓人以為在自然中，除了眾多葉子之外，還有一個「葉」這一原型，彷彿所有葉子都依其織就、描繪、裁切、著色、捲曲、點綴，只是由於手拙，沒有一個複製品能如實反映這個原型。我們稱某人誠實，問他今天為何行為誠實？我們往往回答：因為他的誠實——但這就像說「葉」是葉子的原因。我們根本不了解什麼叫「誠實」這一本質性質，但我們知道許多個體化、因此各不相同的行為，然後透過忽略差異，將其歸為誠實行動，最後再從中抽象出一個「隱性本質」④，名為誠實。
忽視個體與實在，使我們擁有「概念」，也給了我們「形式」；然而，大自然並無形式與概念，亦無「類」，只有一個我們無法企及、不可界定的 X。連我們對「個體」與「類」的對立，也只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並非來自事物本質；我們即使不敢說這種對立與本質無涉，卻也不能武斷地聲稱其必然吻合，因為這同樣無從證明。
那麼，什麼是「真理」？它是一支由隱喻、換喻、人類中心主義所組成的「流動大軍」⑤，總之，是一切經過詩意與修辭誇張、轉換、美化的人際關係的總和；隨著長久的使用，這些說法對某個民族變得牢不可破、典範、強制，於是「真理」其實就是那些我們早已忘記其為幻象的幻象，是已經磨損且失去感官力量的隱喻，是失去圖案、只剩金屬的錢幣。至此，我們仍不知這股追求真理的衝動從何而來：因為迄今我們僅聽說社會為維持自身而要求誠實——即使用通行的隱喻，道德意義上就是：依循一套所有人都須服從的方式集體說謊。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會遺忘自身處境，於是他們在這種意義下無意識地說謊，經過百年習慣，反倒因此產生對真理的感覺。當人們覺得有責任將某物稱為紅色、另一物為冷、再一物為無聲時，就會在這種分類中產生一種與真理有關的道德衝動：人類正是在與說謊者（無人信任、被所有人排斥）對立中，體會到真理的可敬、可靠與有用。他開始將自身行為置於抽象概念的主宰下：不再隨即時感受或印象所擺布，而是先將所有感受一般化為較蒼白、較冷靜的概念，繫之於生活與行動之舟。人之所以異於動物，全仰賴這種將感性隱喻轉化為圖式的能力，即將圖像轉譯為概念；因為在這些圖式之中，有一種事物是感性經驗永遠不可能達到的：也就是建立一種階級、品級分明的金字塔秩序，創造一個新世界，充滿法則、特權、服從、界線，這個新世界便與第一印象的感官世界相對，成為更堅實、更普遍、更熟悉、更人類化的規範世界。每一個感官隱喻都是獨一無二、不可歸類的，於是總能逃避分類；而概念之大廈，則展現出羅馬納骨堂般的僵直規律，其邏輯裡呼吸著數學式的嚴謹與冷冽。被這種冷冽氣息沾染的人，很難相信，連這看似僵硬方整、可任意移動的概念，其實也只是隱喻的殘餘，藝術性地將神經刺激轉譯為圖像的幻覺，哪怕不是每一概念的母親，至少是祖母。於這個概念骰子的遊戲中，「真理」就意味著：依照既定方式運用每一個骰子，準確計數它的點數，正確分類，從不違反階級秩序與排列順序。正如羅馬人與伊特魯里亞人用數學線條切割天空，並在劃定的區域（神廟）裡安置神靈一樣，每個民族頭頂也有一個這樣的概念天空，而真理的要求就是——每一位「概念之神」都必須在其特定領域內被尋找。我們確實應該讚歎人類是偉大的建築天才，他能在不穩基石、甚至流水之上，堆疊起無比複雜的概念大教堂；然而要在如此基礎上站穩，這座建築必須既如蛛絲般細膩，能隨波逐流，又如蛛絲般堅韌，能抗強風吹襲。作為建築天才的人類，遠勝過蜜蜂：蜜蜂以自自然界採來的蠟建造蜂巢，而人類則必須先自我內製出極其精細的概念。人類在此確實令人敬佩——但絕不是因為他渴求真理、純粹認識事物。如果有人將一物藏於灌木後，再去尋找並發現，這尋找與發現實無足道之處：而「真理」於理性領域裡的探求與發現，情形正是如此。當我為哺乳動物下定義，然後檢視駱駝說：「看，這是一隻哺乳動物」，這確實帶出一條真理，卻只是有限的真理——它徹底人類中心，沒有一點點「本身為真」、超越人類而普遍有效的成分。這樣的研究者追求的，其實只是將世界變形為人類自身；他努力要將世界理解為「人形事物」，頂多換得一種「同化感」。就像占星家將星辰與人的命運苦樂相聯繫一樣，這種研究者也把整個世界視為無窮變奏的人之回響、視為那唯一原型的多重映像。他的作法是：將人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但卻誤以為自己面對的是純粹對象，早已忘記最初的感性隱喻只不過是隱喻，而錯把它們當成事物本身。
④ qualitas occulta（拉丁文）：指「隱性本質」。
⑤ 「流動大軍」：尼采此處指語言與隱喻不斷流變、組構之意象。
唯有藉由遺忘那原初的隱喻世界，唯有讓原本從人類想像的本源能力中奔湧而出的滾燙圖像之流變得堅硬與僵化，唯有通過對這個太陽、這個窗戶、這張桌子本身就是「真理」的不可撼動信念——簡言之，唯有人將自己遺忘為主體，且是遺忘為藝術性創造主體，方能以某種安穩、自信與連貫的方式生活；一旦他有那麼一刻脫離這信仰的牢籠，「自我意識」便將即刻崩潰。即便僅僅承認昆蟲或鳥類感知的世界和人類完全不同，並且要問哪一種世界感知更為正確，對人來說也極為困難——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就預設了「正確感知」的標準，而這樣的標準根本不存在。總的來說，在我看來，所謂「正確感知」——即對象在主體中的適當表現——是一個自相矛盾的空談；因為主體與客體兩個絕然分立的領域之間，根本沒有因果、沒有正確性、沒有表達關係，頂多只是一種美學的關聯，也就是一種指涉性的轉譯、一種模仿性的翻譯，進入全然陌異的語言。這一切唯有透過一個自由創作與自由發明的中介領域及中介力量才得以實現。「現象」這個詞潛藏太多誘惑，因此我極力避免使用：因為說事物本質在經驗世界「顯現」並不成立。想像一個沒有手的畫家，試圖以歌聲表達心中所見畫面，這樣的領域轉換仍遠比經驗世界透露事物本質還要誠實。甚至連神經刺激與產生的圖像之間的關係本身都非必然；但如果同一個圖像經過百萬次再現、世世代代傳遞，甚至最後每當全人類遇到同樣情境時都會產生同樣圖像，這圖像對人類而言就彷彿成了唯一必要的圖像，那個最初神經刺激與習得圖像之間的關聯，也就被視為嚴密的因果律了。就像一場夢，若被永遠重複，人終將把它當作現實來經驗與評價。然而，一個隱喻之變得僵硬堅定，絕不代表這個隱喻具有必然性與唯一的合理性。
凡在這類反思中自得其樂的人，都必曾對各類唯心論懷有深深的疑慮，尤其每當他真正意識到自然法則的永恆貫徹、無所不在與不容錯謬時；他下的結論總是：無論望遠鏡所及之高處，還是顯微鏡所及之深處，一切都無比穩固、無窮無盡、按部就班、天衣無縫；科學會在這些深井中永遠有成，所有發現終將相互吻合，決無矛盾。這一切與幻想產物天差地遠：要是真是幻想，總會在某處露出虛假與非實在的端倪。然而，必須指出：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各自擁有不同的感官經驗，如果我們能時而如鳥、時而如蟲、時而如植物般感知，或同一刺激有人見為紅，有人見為藍，還有人將之聽為音，那麼根本就沒有人會談論自然的法則性，只會把自然理解為極端主觀的構造。再者，究竟什麼是自然法則？我們對它本身並無所知，只是透過其作用認識，也就是它與其他自然法則之關聯，而我們對那些法則的認識又僅止於其相互關係。因此，這一切關係最終都只是彼此參照，對其本質我們徹底無從知曉；唯一真正由我們帶入的成分，是時間、空間，也就是繼起關係與數量。凡我們對自然法則感到驚奇、感覺不可思議之處，正是那些需要我們解釋、可能誘使我們懷疑唯心論的地方，卻全然根植於我們時間、空間想像的數學嚴密性與不可破壞性之中。而這些形式，正如蜘蛛必然地結網一般，都是我們自我產生、自我賦予的。如果我們只能以這些形式理解萬物，那麼我們所理解的必然只是形式本身；於是一切事物都必然具有數的屬性，而數本身正是萬物最奇特之處。所有在星辰運行或化學過程中令人敬畏的法則性，實質上都與我們自身賦予事物的屬性重合，因此我們終究只是自我欽佩。而且，感性隱喻的形成，其實也早已預設了這些原初形式；只有這些原型的持續存在，才解釋了如何能從隱喻進而建立起概念之建築。因為概念建築正是時間、空間與數量關係，在隱喻之基礎上的一種模仿。
2.如我們所見，「語言」在最初便致力於概念〔Begriff〕的建構，隨後「科學」則接續其業。猶如蜜蜂同時建造蜂巢並填充蜂蜜，科學孜孜不倦地在那龐大的「概念納骨堂」——感性直觀的墓所——上不斷興建新層樓閣，支撐、清理、翻新舊巢格，且最為關注的是，如何填滿這座堆砌入雲的架構，把整個經驗世界——也就是人類中心的世界——納入其中。行動者必須將生命依附於理性與其概念，以免被沖刷淹沒、失去自我；學者則在「科學之塔」旁築起小屋，既可參與建造，又能尋求現有壁壘的庇護。這種庇護對他極為必要，因為有著可怖的力量不斷侵襲於他，並以截然不同於科學真理的「各種真理」，揚起形形色色的旗幟與之對抗。
那種構建隱喻的衝動，即人類最根本的驅力，片刻不可消滅，否則人類自身也將消滅；這衝動雖經由自身揮發產物——概念——所建構的規律而僵固的新世界壓抑，但實際上既未被制服，更談不上被真正馴服。它會為自己尋覓新的活動場域與新河道，終於在神話、乃至整個藝術中找到歸宿。人類不停地藉由新轉喻、新隱喻、新換喻，擾亂概念的分類與巢格，不斷渴望將清醒世界打造成如夢一般斑斕、多變、無序、魅惑、永新之境。實際上，清醒的人僅靠僵固且規則嚴密的概念之網，才知自己「清醒」；一旦這網絡因藝術撕裂，他便時常懷疑自己身在夢中。巴斯卡（Pascal）有言極是：若每夜都做同樣的夢，人對夢境的關注不亞於對日間經驗的執著——「假如一個工匠確信每夜夢見十二小時自己是國王，我相信他必如國王每夜夢自己是工匠般，同樣幸福。」①一個神話氛圍激昂的民族——如古希臘——其覺醒時光，在神話持續發揮魔力的情況下，實則比理智清醒的思想家之白晝，更近似夢境。當每一棵樹皆可成為女神言語的化身、當神明能以公牛外形劫持少女、當雅典娜女神突然被人目擊，與庇西特拉圖斯②同行於雅典市集——而正直的雅典人確信此事——那麼，一切皆有可能如夢中發生，大自然環繞著人類，仿佛只是一場諸神的化裝舞會，他們僅僅是為了戲謔而以萬千姿態迷惑人類。
然而，人本身擁有無法抗拒的被欺騙傾向，只要有史詩詩人將神話當作真實故事娓娓道來，或舞臺演員將國王演得比現實更具王者風範，人便沉醉於幸福之中。理智，這位偽裝大師，只要能無害地欺騙，便得以脫離奴役之役，盡情狂歡；此時它最為豐饒、驕傲、靈巧、無畏。它以創造的快感隨意顛倒隱喻、撼動抽象的邊界，例如將「河流」比作承載人前行的「流動道路」。如今，理智丟棄了僕役的標誌；以往它愁苦而勤奮，替渴望存在的可憐個體尋路覓器、如奴僕般為主人出征覓食，如今它已晉身主人，得以拂去臉上需求的痕跡。它所作所為，與以往相比皆染上偽裝的色彩，正如過去的一切無不帶有歪曲。它模仿人生，卻對此心安理得，頗感滿足。那龐雜概念樑柱與板牆，原本為弱者攀附度命之物，於已自由的理智，不過是用來進行大膽雜技的架台與玩具；若將其拆解、拋擲、諷刺式再組合、將最遠者湊對、最近者拆散，正好顯示它早已不需那些因應生存而生的權宜之計，現在它不再受概念主宰，而是受直覺〔Intuition〕引領。從這些直覺出發，通往那些幽靈般圖式和抽象世界的道路斷絕無蹤；直覺本非語言所設，人遇之則語塞，或只能以禁忌隱喻、前所未有的概念組合來表述，至少以擊碎與嘲諷舊有概念邊界的方式，創造性地回應當下強烈直覺之衝擊。
有些時代，「理性人」與「直覺人」並肩而立，一方畏懼直覺，一方嘲弄抽象；兩者如同極端——前者不具藝術性，後者則不合理性。兩者都渴望主宰人生：理性者憑預見、智慧與規律應對重大困境；直覺者則如「超越歡愉的英雄」般，視困難為無物，只將偽裝與美化後的生命視為真實。若有一天，像古希臘那樣，直覺人的武器強於其對手，便能孕育出一種文化〔Kultur〕與藝術主宰生活的秩序；這種生命的所有表現皆充滿偽裝、否認匱乏、隱喻觀感的光輝，以及一切直接的迷惑。房舍、步伐、衣著、陶罐都不暴露其誕生於需求，反倒蘊含崇高幸福、奧林帕斯式晴朗與對嚴肅的戲謔。受概念與抽象主導的人，只能用這些屏障抵禦不幸，卻無法從抽象中創造幸福，祇能追求盡量免於痛苦。反之，處於文化之中的直覺人，則不僅消解痛苦，還從直覺中不斷汲取啟明、提振、救贖。然而，他痛苦時也會更劇烈、更頻繁——因為他不善從經驗中學習，總在同一個陷阱反覆跌倒。他的苦痛如其幸福一樣非理性，他會大聲呼喊，毫無慰藉。相較之下，經歷相同災厄的斯多葛人〔Stoiker〕，那位從經驗中學習、以概念自制者，則截然不同！他平日追求誠實、真理、免於幻覺、避開誘惑，但一遇不幸，卻能表現出偉大的偽裝，正如直覺人在幸福中展現偉大偽裝一樣；他臉上不再有顫動的表情，而是配戴著端莊、和諧的面具，不會呼號，甚至聲音都不改變。即使有暴雨烏雲傾瀉，他也只披上斗篷，從容步行於雨下。
① 巴斯卡（Pascal, Blaise）：法國思想家，《思想錄》有相關夢境論述。
② 庇西特拉圖斯（Pisistratus）：古雅典僭主，傳說常以女神形象展現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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