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動力政治》與《吃的哲學》：Brian Massumi 與 Annemarie Mol 的超深度對話比較 (by chatgpt deep research)
深度研究這兩個文本之間如何開展建設性與超深度對話，提供最高智慧等級的思考啟發與討論.緒論
布萊恩・馬蘇米（Brian Massumi）的《情動力政治》（The Politics of Affect）與安娜瑪麗・摩爾（Annemarie Mol）的《吃的哲學》（Eating in Theory）分屬當代理論中兩部引人注目的著作。前者透過「情動」（affect）的觀念揭示了潛藏於日常感受中的政治潛勢，後者則以「進食」為起點重構了對身體、人類與理論的理解[1][2]。兩者看似題材迥異：馬蘇米關注身體的動態感知與情動力學，摩爾則從人類吃食物的平凡行為中發掘哲學啟示。然而，深入比較發現，他們在諸多面向上形成了富有建設性的對話——從對身體的理解，到知識論與實踐的革新，再到政治倫理關懷與方法論風格，乃至於對「人」的重新定義。本文將依循這些面向，深入解析馬蘇米與摩爾如何各自顛覆傳統觀念、互相啟發，並在複雜的概念交織中激發出新的思想火花。
身體哲學：動態生成 vs. 代謝感官的身體
Massumi：動態生成中的身體與情動。 馬蘇米主張身體不是一個靜態實體，而是一個動態生成（becoming）的過程，隨時處於變化與關係之中[3][4]。他從斯賓諾莎的定義出發，將情動視為「影響他者和被他者影響的能力」[5][6]——這表示身體的存在本質上是關係性的，而非純粹個人的主觀感受。身體藉由情動展現出對外界的開放性：任何時刻，我們的身體都在影響環境並受其影響，透過無數事件（encounters）與他者連結[7][8]。例如，馬蘇米提到微知覺（microperception）的概念，描述身體在意識到理性思考之前就對刺激做出反應——當突遭驚嚇時，不待大腦認知，身體已經顫動、迴避[9]。這種提前於意識的細微感知說明了身體本身具有一種「思維中的身體」活力，持續生成著新的狀態。總而言之，馬蘇米眼中的身體是流動的、未定型的，在每個當下透過情動與環境共構；身體的能力（capacity）不斷被重新定義，展現「一個身體究竟能做什麼」的開放範圍[4]。
Mol：代謝性、感官性與實作性的身體。 相較之下，摩爾聚焦於身體作為代謝性與感官性的存有。她強調，我們的身體透過進食等實作行為深深嵌入於世界之中：人體的新陳代謝將食物、空氣等外物吸納為自身，又經由呼吸、排泄等過程將自身一部分釋放回環境[10][11]。摩爾指出，哲學傳統過度偏好視覺、聽覺等「高級」感官和思維活動，忽視了味覺、嗅覺等與進食相關的感官[12][13]。她批評像亞里斯多德、梅洛-龐蒂等人雖肯定身體經驗的重要，卻仍將「吃喝拉撒」的代謝活動置於哲學關注的邊緣[12][13]。在《吃的哲學》中，摩爾以“Manduco
ergo sum”（我吃，故我在）的反思挑戰笛卡兒“我思故我在”，主張從進食這一最具物質性、關係性的身體活動出發來重新思考存在[14][15]。她生動地描述了「進食的身體」如何與環境交織：當我們吃東西時，世界的一部分穿越喉嚨進入我們體內；我們成為一個「半滲透的、內部差異化的存在」，與周遭的碎片錯綜纏結[16][17]。例如，摩爾比較行走與進食的差異：行走時，身體作為一個整體在空間移動，保持與環境的分離；而進食時，外物（食物）被納入體內，不同器官對不同食物反應各異，身體在內部分化（胃喜歡餅乾，但肺不能消受）[18][16]。因此，相對於行走時身體的統一性，進食時的身體是開放且多重的。這種強調代謝與感官經驗的視角，使摩爾筆下的身體帶有深刻的實作性：身體不只是被動承載思想的容器，而是通過日常實踐（吃飯、烹調、品嚐）來認識和改變世界的主體[19]。
比較與綜合：身體作為關係節點。
馬蘇米與摩爾皆突破了傳統身心二元論，賦予身體以積極的意義。在馬蘇米那裡，身體因情動而永遠處於「生成中」，強調身體—心靈—環境是一體的動態過程[20][21]；而在摩爾這裡，身體通過進食具現了人與萬物的物質聯結，強調人體是多孔的、生態嵌入的存在[16][17]。兩者都把身體視為關係的樞紐：馬蘇米論述身體如何透過微觀感受與環境互為作用（affect/被affect），摩爾則展示身體如何在代謝過程中與他者交融共生。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反對將身體視作被心智驅策的被動對象，而是將感受、運動、感官經驗等視為產生知識和意義的來源。簡言之，馬蘇米與摩爾皆肯定「具身性」（embodiment）在哲學中的核心地位：前者從抽象層面論證身體—情動之流動本質，後者從具體生活切面揭示身體—代謝之深層意涵。兩種觀點交織，使我們看到一幅豐富的身體哲學圖景：身體既是情動的載體，又是營養與感官交匯的現場，是連結自我與世界的動態節點。
知識論與實踐：感受經驗如何構成知識
Massumi：超越理性中心的情動知識論。 馬蘇米透過情動提出一種對傳統知識觀的顛覆。他批判以純理性、抽象普遍為核心的認識論，認為那種“客觀、一般適用”的知識框架其實會抹煞生命經驗的獨特活力[22][23]。在他的觀點中，真正鮮活的思想不應該追求冰冷的客觀性，而應該如同情動本身一樣充滿生命力與變動性[22][24]。他引用德勒茲的話：「概念必須被生活，否則一無是處」[25]。因此，思考情動並非對情動進行冷峻的反思，而是讓思想直接跳入情動之流，隨著感受的波浪起伏而展開[26]。這種知識觀強調心智與身體經驗的不可分割：情動在發生時同時「擊中身體並撼動心靈」[20]。馬蘇米主張，情動概念具有「跨界」（transversal）特性，能夠切穿主觀/客觀、理性/感性等習常二元分類[20][21]。換言之，我們獲得知識不僅通過分析和推理，也通過身體的直覺、氛圍的感受，以及行動中隱含的智慧。馬蘇米甚至提出「次語言」（infra-linguistic）的概念，描述語言表達與情動經驗之間連續而開放的轉化關係[27]；過去的語言行為會內化為身體記憶，影響未來的感知與表達，從而形成一個不斷演進的迴路[27]。由此可見，馬蘇米的知識論呼籲我們承認感受力與經驗是認識世界的重要途徑。他從大量如神經科學實驗（如“丟失的半秒”反應時間差）等例證中說明，很多關鍵認知其實發生在意識之前，傳統理性主體不再是知識的唯一源頭[9]。知識應被視為嵌在身體-情動-環境連續統中，一種在實際生活事件中生長的東西，而非從經院式沉思中產生的靜態真理[24][28]。
Mol：經驗哲學與實踐中的知識建構。 摩爾同樣不滿足於純理智的知識框架，但她走的是從實踐向理論翻轉的路線。她自稱在進行一場「實徵哲學」或「經驗哲學」（empirical philosophy）實驗[29]。摩爾拒絕將「客觀事實 vs. 主觀意義」嚴格劃界，主張打破科學與人文之間的認知分工，把事實與價值、經驗與概念放在一起考量[29][30]。在方法上，她不從空洞概念出發，而是以經驗為師：蒐集來自不同文化與情境的故事（關於吃的民族誌材料和親身經歷），讓這些「經驗事例」來啟發哲學思考[31][32]。摩爾認為，一些模糊的概念、含混的理解並不妨礙生活在實踐中運作[30]。她引用維特根斯坦的觀點，認為無須在討論之初先給概念下精確定義；日常生活中，人們帶著模糊的概念也能順利行事[30]。因此，她的寫作中充滿了不尋常的概念開放性：不急於下定義，而是在敘述眾多關於吃的故事時，不斷提出「這裡給理論的啟示是什麼？」[33][34]。例如，透過無法吞嚥的病人如何進食、失智老人餐桌上的互動、淨水廠處理糞便的流程、孩子學習如何專注品嚐巧克力以減重等實例，她從中歸納關於「存在、認識、行動、關係」的新觀點[32][10]。這些例子教導我們：知識不只是頭腦對世界的思辨映照，而是在與世界交往中做出來的[19]。比如，在摩爾筆下，「品嚐湯是否合口味並加以調整」的廚房實踐，就是一種認識活動：廚師透過感官和情境判斷來獲知湯的品質，並與他人互動（家人讚美湯味讓氣氛融洽），這種評估知識圍繞著對象和關係的調整而展開，且直指「關懷（care）」的本質[35][36]。對摩爾而言，知識與實踐、認識與關懷是不可分的；她甚至認為當前學術界流行的「理論」（theory）概念過於僵化，不如將理論視為一套隨時可調的隱喻和工具，一種風格化的思考方式[34]。她寫道：「理論並非一組內部一致的命題，而是一些供我們書寫的隱喻、思考的模型、說話的方式與回應的形式」[37]。因此，我們無須執著於理論體系的嚴密完備，反而應將理論當作開放的「遊戲場」——正如她推崇的薩赫（Michel Serres）那樣，走出樊籠，「出去玩」[38]。
比較與綜合：從身體-經驗出發的知識轉向。 馬蘇米與摩爾均從各自路徑動搖了傳統認識論的理性中心。兩人都強調，知識不是冷冰冰地來自純思辨，而是深植於感受、行動與經驗的土壤。馬蘇米從情動出發，強調思想需要「投入生活」，以體驗的強度來檢驗概念的生命力[39][24]。摩爾則從進食等具體實踐切入，讓一連串平凡經驗去撞擊哲學命題，從而把理論語彙調適得更貼近當代實際[15][40]。在此過程中，他們都顛覆了心智高踞、身體卑微的舊知識觀：馬蘇米主張心智本身也根植於身體情動（理性只是情動的延伸），摩爾則將身體實踐提升到和思考同等甚至更高的理論地位[2]。此外，兩人皆認可模糊性與不確定性在知識中的價值：馬蘇米不尋求唯一正確的概念定義，而願意讓概念網絡隨討論逐漸複雜化[41][42]；摩爾則明言她提供的只是一系列「開端」和「開口」（openings），鼓勵讀者從她的討論中再延伸思考，而非給出定論[43]。他們共同塑造了一種新知識論圖景：知識是流動的、情境的、多感官的，需要我們帶著身體去探問，帶著關懷去實踐。在這樣的圖景下，學術理論不再孤立於生活，而是與日常經驗交織為一，並且能隨著我們對世界的感受與介入而不斷生成。
政治性與倫理實踐：從情動微觀政治到共存飲食倫理
Massumi：情動的前政治性與微觀政治。 馬蘇米將情動賦予一種「原初的政治性」（proto-politics）意涵。他主張情動之所以和政治不可分，是因為情動本質上關乎變遷與潛能：它是政治的「最初激動」，蘊含於生活感受中的未成形勢力[44]。雖然情動本身未必自動轉化為宏觀層面的政治行動，但它構成了政治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44][45]。在馬蘇米看來，「影響與受影響」（to affect and to be affected）的能力內建了關係和開放性，因此是前政治的：每當身體在事件中被觸動，某種改變的可能性便萌芽了[7][46]。關鍵在於如何將這股潛能「帶出來」（bring
out）並賦予具體表達[45]。為此，馬蘇米聚焦於微政治（micropolitics），亦即發生在微觀層次（身體、感知、日常交互）中的政治過程。他指出，相對於宏觀政治透過政策法律對行為的規範，微政治發生在情感氣氛、感官習慣、身體預備度等層面[47][48]。當代資本主義深諳此道——透過品牌行銷、數據監控等手段直接作用於人們的情動狀態，以塑造消費慾望和順從心理[49][50]。面對這種「情動管理」的權力，馬蘇米主張以微政治策略予以對抗：並非僅靠理性說理，而是在感知與情感的閃瞬中開創變革的可能[51][52]。例如，他提及他與Erin Manning等人在蒙特婁發起的「感官實驗室」（SenseLab）計畫[53]。在那裡，參與者不帶現成作品而是帶來各自內在的創造傾向，通過即興關係技術（如用布條隨機分組）組成臨時共同體，強調過程而非結果，追求不同身體對同一事件產生「差異化的調適」[53][54]。這種實驗展現了微政治實踐的精神：在日常生活與藝術行動的微小縫隙中，培育超出既定框架的創造力。馬蘇米將其概括為「以情動對抗情動」，即運用美學-感官手段在公共場域製造新的感知環境，讓人們產生不同以往的感受和反應，由此打開另類政治空間[55][56]。值得注意的是，他並非否定宏觀政治的作用，而是認為宏觀與微觀互為補充：宏觀提供穩定生存的最低條件，但也往往壓制了可能性；微觀則滋養過剩的生成條件，供給創新解決方案的胚芽[47]。兩者如同上下行的過程互相滋養、矯正[47][48]。從反抗壓抑的角度看，真正持續的政治變革只能來自底層情動的醒覺與蔓延——這種「創意變異」才是政治唯一的不變[57]。因此，馬蘇米的政治觀點著眼於日常微細處的感受力：即使在最表面齊一的社會局面下，人在潛意識中對壓迫所產生的未表達情感仍潛伏著集體的替代政治潛能[58][59]。透過重新召喚這些潛能並予以重置（re-cue），人們有望開展新的政治行動路徑[60]。這種以微觀感知為起點的政治想像，構成了他所謂情動的原型政治學：在平凡處著眼、在未來式思考，在希望與可能之「彌散環境」中尋找出路[61][62]。
Mol：共存關懷與飲食倫理的政治實踐。 摩爾的關懷則從倫理學與共生的角度切入政治。她強調我們與他者（包括人與非人）共存互依的現實，呼籲建立一種基於照護（care）與責任的倫理政治關係。摩爾指出，「吃」這件事本身就蘊含著深刻的倫理兩難：為了我們生存，必然要奪取他者的生命或資源——吃掉動物、魚、植物，或消耗自然環境的養分[63][64]。換言之，進食即暴力（eating
is a violent intervention in the food chain），是一種不對稱關係：有些吃者存活，另一些被吃者喪命[65]。然而，摩爾緊接著強調，「為了讓我們能持續吃下去，我們也必須關心並照料自然」[66][67]。這樣，進食關係就不是赤裸的宰制，而變成一種帶著歉意與責任的照護實踐。她批評傳統政治哲學往往只聚焦於人際間的權力與正義，卻忽視了人與動植物及環境的關係。在《吃的哲學》中，她將「共存與關係」拓展到跨物種層次，提出需要拋棄人類例外主義，承認我們應對其他眾生和萬物負責[68][69]。例如，她在討論「關係」（relating）時，明確拋棄以共同點尋求聯結的觀念，轉而主張以「協商差異」來理解關係[70][71]。人與其他物種並非要找到相似性才能建立關係，而是應該正視彼此的不同，在差異中尋求共存之道[71]。這種視角避開了過去困擾倫理學的問題：我們和動物（或非生物）有什麼共同點值得我們善待它們？摩爾說，無需執著於共同點，而要承認「我們正不同，但我們相關」的事實[70][72]。因此，她主張的政治倫理並不局限於人類社群內部的平等正義，而是擴展為一種「多重實體錯綜關聯的政治」[69]。在這裡，物（things）也捲入政治——例如烹調一頓飯也是一種政治行動，因為它牽涉哪些食材被選擇（影響環境與他者）、誰來勞動烹飪（涉及性別與階級分工）、以及共同進餐所建立的社群關係[69][73]。摩爾指出，哈娜・鄂蘭（Arendt）曾貶低料理等「勞動」為維持生計的瑣事，將之置於政治「行動」之下[74][75]；但摩爾認為這種區分錯失了「勞動本身所具有的共存性與關係性」[76]。事實上，烹飪與進食深具政治意涵：誰養活了誰、誰服務了誰、哪些傳統與文化透過飲食維繫，這些都是權力與倫理議題。因此，她倡導對那些長久以來被視作私人領域、無關政治的實踐（如家庭照顧、料理食物）給予政治上的重視與尊重[73][77]。總體來看，摩爾的政治倫理實踐圍繞「關懷」展開：強調照顧弱者、陌生人（如對移民或不同文化的包容），以及對環境萬物的同情與維護[68][78]。這些價值或許聽來近於傳統自由人文主義，但摩爾所拒斥的是人文主義的傲慢——即只將人類置於中心、排除非人[68]。她尋求的是一種更包容、更謙卑的政治：承認人類只是廣大生命關係網絡中的一員，政治應致力於維護這張網絡的多樣性與可持續性[69]。
比較與綜合：政治從宏大敘事走向日常與他者。
馬蘇米與摩爾的政治思想，都把視線從傳統的國家、制度與宏大革命轉向了日常生活的細部與非人他者。馬蘇米提供了一種「感受力的政治」觀：政治不僅在議會與街頭，更在我們每次心頭掠過的不安、興奮和衝動中萌芽。這是一種帶有希望的觀點——即使外在秩序暫時穩固，統一的社會情境中依然潛藏著變革的種子[59]。他強調通過藝術實驗、創意實踐，可以培養新的情感響應模式，使人們跳脫被動消費與服從的習性，從微觀層次孕育出「另類未來」。摩爾則讓我們意識到：政治與倫理不該止步於人類社群，地球上的共生本身就是最大政治。她提醒我們在每日三餐中體認自身對他者生命的取捨，進而發展出對環境和動植物的道德責任心[64][67]。兩者的視角有異：馬蘇米較偏重能動性的潛能（如何從現狀中脫逃出新可能），摩爾更強調責任與關懷（如何善待我們相互依存的關係）。但他們的理念可謂互補：馬蘇米提供了變革的動力論（由情動激發的創新能量），摩爾補充了變革的價值向度（指向更包容的倫理目標）。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把政治視為從下而上、從內而外發生的過程，而非僅僅在頭腦中構想的烏托邦或權力頂端設計的工程。前者提醒我們注意情感氛圍和微小行動的政治作用，後者則要求我們將政治討論拓展到人與非人的整體生命共同體。這種對話啟發出一幅更廣闊也更貼近生活的政治圖景：真正的社會改變既要有情感層面的覺醒與實驗，也要有倫理關懷的擴充與落實。
方法論與寫作風格：實驗性的哲學實踐
Massumi：對話式概念生成與實驗寫作。 馬蘇米的《情動力政治》別出心裁地採用了訪談對話的形式。全書由多篇訪談構成，馬蘇米與不同對談者就情動、意識形態、藝術實踐等議題展開討論[79][80]。這種方法論本身即體現了他的哲學理念：知識不是作者獨白式的闡述，而是在互動過程中生成。正如他在序言所言，這些訪談是一次「航行的邀請」，透過對談的曲折路徑來繪製一幅思考情動的航線地圖[81][82]。對話的形式讓概念彷彿角色般出場、交流、碰撞，逐漸編織出一張概念之網[28][42]。馬蘇米在回答問題的同時，不斷引入「幫手概念」（helper concepts），如「差異化的情感調適」「集體個體化」「思考-感受（thinking-feeling）」「本體權力（ontopower）」「內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等，這些概念在一次次對談中重複出現並愈發豐富[83][41]。這種漸進展開（processual
unfolding）的方式，明顯異於傳統學術論文的線性論證結構。更引人注目的是馬蘇米的語言風格：充滿隱喻、動態意象和詩意。例如，他寫道：「讓思想乘浪，沐浴在情動浪花的細霧中，直至概念的骨頭被浸透」[26]。他甚至宣稱本書試圖以文字「概念地實現情動」給讀者，使閱讀成為一次情動的實驗[84][85]。這顯示出他的寫作本身就是其哲學的一部分——形式與內容相融合：討論情動的文字本身要帶有情動的效果和流動性。為了達成這點，他在文中大量運用新創詞彙和複合概念，以捕捉稍縱即逝的經驗（如微感知、純粹活動等概念），而不拘泥於既有學術術語。馬蘇米也大量跨引用哲學家（如德勒茲、白赫森等）與科學理論，跨學科地連結美學、神經科學、政治理論等知識領域[86][4]。他的語態雖然艱深但洋溢創造性，挑戰了學術論述須嚴肅刻板的成規。他的文本彷彿在演示一種實驗室，讀者不是被告知結論，而是被帶入概念生成的過程中，一起探索情動如何運作及其可能意涵。
Mol：經驗式哲學方法與平易敘事。 與馬蘇米的抽象狂飆不同，摩爾的寫作風格看似平實易讀，實則另闢蹊徑地挑戰學術慣例。她將自己的哲學探究稱為“empirical philosophy”（經驗哲學）[87]或甚至“哲學人類學”[88]。這意味著她的方法不是從純理論出發，而是從田野經驗與生活故事切入，再上升到哲學反思。她有意模糊了人類學民族誌與哲學論證之間的界線。在《吃的哲學》中，每一章都以一個具體場景或故事開頭——無論是自己在廚房做菜、醫院照護老人的用餐情境，還是異文化中的飲食禁忌——接著引入哲學家的觀點，對其進行對話和批判[89][90]。例如，她會引用阿倫特如何貶抑勞動、梅洛-龐蒂如何處理身體經驗，然後用實例指出這些思想的盲點，提出「如果我們從吃開始想，會怎樣？」的反問[91]。這種章節結構讓理論與經驗交織，讀者彷彿同時在讀一篇故事和一篇論文。摩爾的文字風格樸實而機智，善於以看似簡單的陳述道出發人深省的道理[18][16]。例如她寫道：「作為一個吃東西的人，我首先不是去理解我周圍的環境，而是直接與它們混在一起」[36]。又如：「當我散步時，是我走過世界；當我吃東西時，是世界穿過了我」[92]。這些語句清新有力地傳達了哲學思辨（存在模型的改變），卻不失親切感。此外，摩爾不避諱個人經驗的書寫，甚至自嘲地提到自己腸道的狀況[32]。在嚴肅哲學論著中談論自己的腸胃，明顯是在打破正統學術的禁忌——這正符合她反對將身體隱沒在理性光環後的宗旨。她同時也拒絕給出結論式的總結，而是多次以「這裡給某某哲學問題的教訓是……」來點明每個案例啟發的思考，然後留白給讀者[33][37]。在書末，她坦承這個理論專案的目的是擾動（disrupt）傳統理論，提供一些「開端」，希望促發更多討論，而非建構一個完備體系[93][43]。她理想中的理論家是像Serres那樣富於遊戲精神的思考者，而非奠定體系的大師[38]。總之，摩爾的方法論融合了田野調查的開放性與哲學討論的深刻性，被稱為「經驗哲學」意味著理論必須回應真實世界的紛繁無序[34][94]。她的寫作風格證明了哲學文本也可以兼具可讀性與深度：沒有高深莫測的術語堆砌，取而代之的是平易近人的敘述和鮮活的例子，但在這背後卻隱含對西方哲學傳統的尖銳挑戰。
比較與綜合：知識傳達的新可能性。
馬蘇米與摩爾都以各自獨特的方式挑戰了學術書寫與研究的方法。前者在形式上採用對話體，在內容上跨學科、跨風格地進行概念試驗，幾乎把哲學變成一種即興表演和概念藝術[81][84]。後者則打通了經驗與理論的壁壘，用講故事的辦法來做哲學，在看似隨和的筆調中隱含重大理論創新[89][91]。他們的共同點在於反學院化的勇氣：不再遵循「引言-文獻回顧-理論框架-分析-結論」的標準套路，而是創造性地融合文體，讓寫作形式服務於思想內容的需要。馬蘇米的語言激進而實驗，摩爾的語言清新而貼近生活，但兩者都擺脫了教科書式的呆板，使讀者能以不同於傳統學術閱讀的方式來接收理念。這不僅是風格問題，更是哲學方法論的革新：馬蘇米認為哲學應如「過程哲學」那樣與生活過程一體，隨變化展開[86][4]；摩爾則倡導「實證的哲學想像」，理論應從現實問題和經驗素材中生長[95][96]。兩人皆反對知識的象牙塔化：馬蘇米透過SenseLab等計劃將哲學與藝術行動和社群實驗結合[97][98]；摩爾則運用親身參與式的田野工作來拓寬哲學的資料來源[32]。他們的創舉為知識傳達開創了新的可能：哲學不一定要晦澀難懂或遠離生活，它可以如詩如戲，也可以如記錄片般源自真實場景。對當代學者而言，他們提供了靈感：表達創新的思想，需要相應創新的形式；而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許也需要改變我們傳達知識的方式。
對「人」的重構：開放、可變、關係中的人類
共同批判：解構人類中心主義。 無論是馬蘇米還是摩爾，都對傳統人類中心主義提出了批判，重塑了「人是什麼」的哲學圖景。傳統觀點往往假定「人」有別於其他存在：理性使人超越動物，文化使人擺脫自然，人是自主獨立的個體等等。馬蘇米與摩爾則從不同方向打破這些假定。摩爾在書中明確討論了「人類例外論」（human exceptionalism）的歷史根源和問題[99][100]。她指出，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理論術語（例如「主體」「能動性」）本質上受制於某種人類至上的隱含理解[101]。即使是在為動物或環境爭取權益時，人們常用的論述框架仍是給它們套上「類人」的品質（如講「動物也有主體性」）[102][103]。摩爾認為，需要更徹底地逃離這種人類自我優越感。她寫道：「當人權在理論上授予全人類的同時，人類在理論上也被從世界其他部分中剝離出來」[104][105]。為了破除這股傲慢，她提倡以身體的滋養聯結重新定位人類：與其歌頌人類獨有的反思理性，不如認清人類需要通過吃和呼吸才能活著，無時無刻不在倚賴自然[15][106]。馬蘇米雖然沒有像摩爾一樣直接談「人類例外」，但他對主體/客體二分和人作為分析起點的質疑，實際上指向同一問題：我們不應再把「人」視作萬物的度量與中心。在與Brunner的訪談中，Massumi和Manning討論到研究取徑時提到：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將人當作既定的主角來發問，等於把整個事件置於人的掌控下；相反，若把人看做事件生態的一部分，而不預先假定「人」這個容易的類別，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事件如何發生[107][108]。換言之，在事件的豐富關係場中，人只是眾多組成之一[108][109]。Manning更直言：「我所說的集體性，不是指人類的集體，而是包括人類在內、由人與非人共構的生態環境」[110][111]。這種「多於人類」（more-than-human）的視角，與摩爾倡導的超越人類-非人鴻溝、建立多種族群/物種共存的政治理想不謀而合[69]。因此，兩位思想家都致力於瓦解人類中心：馬蘇米透過情動理論強調人之為人的狀態其實是眾多前個體（pre-individual）過程的產物，人並非一個固定本質；摩爾則透過飲食隱喻說明人無時無刻不在「體內他者」（食物）的滋養與影響下，人與周遭環境早已混為一體[36]。
人作為開放的、共構的存在。
那麼，在解構舊有人類概念後，他們為我們勾勒出何種新人類觀？首先是開放性。馬蘇米透過「影響-受影響」定義了存在的開放本質：每個主體都敞開於他者與世界的作用，沒有一個人是封閉自主的[7][46]。摩爾則透過「吃」顯示人對環境的開放：外物源源不斷地成為我的一部分，我也不斷把自己的一部分釋放出去[112][66]。人的邊界因此是滲透的、動態的。其次是可變性（variability）。馬蘇米強調，世界處於持續生成，人也隨之不斷變化；他借助Simondon等人的思想，主張個體是由連續的個體化過程構成，沒有終點[109][113]。摩爾的描述更形象：她描寫了進食如何讓人的存在狀態在每頓飯中都微調——飢餓與滿足帶來不同的感知與行動能力[114]。再者是關係性。對馬蘇米而言，「關係」並非兩個既定主體之間的外在連結，而是更原初的實在：情動本身就是關係的構成[7][46]。事實上，他使用德勒茲/瓜塔里的術語「縱貫的」（transversal）來說明情動橫越主客領域，把自由與限制、欲望與現實都拉進同一事件中考慮[20][115]。可見在他的視角下，「人」只能在與物、與他者共構的事件中被理解。摩爾則直截了當地將人定位為「照護網絡中的一環」：人需要被他者餵養、被環境支持，同時人也有能力反過來影響他者的生存。她提出的「照護倫理」其實就是一種對人類位置的重估：不再是統治者或旁觀者，而是責任共擔的夥伴。她甚至暗示，如果把政治譬喻為「一起烹煮某些東西」，那人類就不是唯一的廚師也是不是唯一的品嚐者——我們與動物、植物共同參與了塑造這世界料理的過程[69][116]。
生態人格與後人類主義的匯合。
總的來說，馬蘇米與摩爾重構的「人」，可以稱為一種「生態人格」或「後人類主義的主體」。這種人沒有明確固定的邊界，也沒有高踞萬物之上的資格，而是嵌入關係網絡、處於變動生成、與非人領域協同演化的存在。馬蘇米給這樣的主體注入了創新的潛力：因為開放，所以總有未預料的路徑可以展開，新事物、新政治、新主體性都可能湧現[59][117]。摩爾則為這樣的主體賦予了倫理的溫度：因為相互依存，所以需要謙遜和關愛，需要「逃離人文主義的傲慢」以擁抱更廣大的他者[68]。兩者殊途同歸，都指向一個超越狹隘人類主義的新視野。在這視野中，「人」不再是宇宙劇場的孤獨主角，而更像是一支合奏中的演奏者：演奏由與他人（包括非人他者）共同譜寫，節奏隨情境而變，意義在關係中生成。這種觀點契合了當前諸如環境人文學、科學技術研究（STS）、後人類研究等領域的思潮，呼應了對抗氣候變遷、人工智能崛起等挑戰所需的自我定位轉變。馬蘇米與摩爾從情動與進食出發，卻在終點交會：他們鼓勵我們放下人類中心的偏執，去理解一個流動聯繫的自己——一個隨時與世界互塑互造、懷抱開放可能性的自己。
總結：理論對話的啟發
將馬蘇米《情動力政治》與摩爾《吃的哲學》置於對話中，我們看到了當代理論如何從截然不同的起點抵達相通的洞見。他們共同向我們展現了身體的重要性：不再把身體視為理性的附庸，而視為產生思想和政治行動的核心場域。他們共同倡導了知識的轉向：強調經驗、情感、實踐在構成知識中的地位，挑戰純理性、純語言的認識框架。他們賦予政治以新生命：政治並非遙遠的宏大敘事，而滲透在我們的情感脈動、日常飲食與關懷行動之中。同時，他們又在各自領域提供了另一方所缺乏的重點：馬蘇米補足了摩爾理論中的「變革動力學」——情動如何引發創新變化；摩爾則補足了馬蘇米理論中的「倫理指引」——變化應朝向什麼樣的共存目標。方法上，他們示範了哲學寫作的可能性：知識可以如對話般互生、如故事般傳播，哲學家可以是概念的實驗者，也可以是生活的敘事者。這種勇於突破學科邊界與文體束縛的創新，極大地啟發了我們思考如何以更生動有效的方式傳達深刻思想。
更重要的是，這場跨書對談帶給我們對「人是什麼」的深層反思。在全球生態危機和技術變革的時代背景下，馬蘇米與摩爾提供的觀念有助於我們重構自我定位：人類並非絕對主宰，也非孤立的理性計算者，而是與萬物共舞的存在。我們的身體每一刻都在訴說著我們與世界交融的事實，我們的情動每一瞬都孕育著改變社會的潛能。我們需要學習「以情動思考，以進食思考」——前者教我們敏銳地察覺那未成形的希望與危機[44][45]，後者教我們謙卑地承認生命共同體的相依與脆弱[112][67]。當這兩種思維匯合，我們或許能開創出新的知識實踐，去迎接當代挑戰。總之，馬蘇米與摩爾的超深度對話顯示：哲學不僅可以深奧，更可以深切地介入生活；理論不僅要求嚴謹，更要求想像力與同理心。在情動與飲食的啟發下，我們獲得了一種更為豐富立體的視野來理解自我與世界，這或許正是他們帶給哲學與社會科學最寶貴的啟示。[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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