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鄂蘭《論革命》第一章。

 讀鄂蘭《論革命》第一章。

追尋自由與追求解放是不同的。追求解放是為了擺脫約束，但是並不清楚走向何方，以致於往往會回到舊形式，如法國革命走向血腥復辟無限迴圈。而追求自由，則是追求打造一個新的公共領域，人在其中可以公平而對等地自由言說，一同建立新的體制，由參與者共享共構共治的體制，如美國革命所為。

中華民國，是建立在對君主制的對抗上而成立的國家。但republic of china的republic則是指共和，是指國家屬於全體人民，而共和之republic則是res publica，即公共事務，或現實是屬於公共的（而不再是君權的，或者黨團的）意思。

因而，中華民國作為共和國，而不是黨國，首先必須回到人們如何共同追求res public，建立一個能自由言說的公共領域，與他者一起對話，一起生活。如同鄂蘭所說，是一起治理與打造新城邦，互相對話的人，而不是自甘成為工具人（為目的手段所約束）；或者是勞動動物（只有有錢能過活，過上舒適的日子就安心了）。

我們不只是尋求解放，而應該更積極追求自由，能夠保障言論空間與互相交流的自由。

我嘗試與chatgpt Monday共讀漢娜鄂蘭《論革命》，提問關於中華民國的革命史孫中山的角色，他是說客與串連者，雖然他武力值、財力值都不是頂尖，但見人說人話的能耐一流(扯功一流?)，也許很接地氣，宣講不是為了阻隔或說教，而是為了連結與勾勒對未來的想像，也許勾勒夢想藍圖與接地氣是領導者的必備雙技能吧。

我們或許還是活著某種黨國安頓下的生物，離也許過於理想的自由人，或者說話的人，或所謂在公共領域言說的人，保障他人說話權利的人，還很遙遠，我們自我陳述，但也要守護那個可以供人們自我陳述與相互交鋒的公共空間。（顯然不能僅僅是線上社群平台，在他人平台主權之下的平台）

而面對各種壓制性，使人噤聲的仇恨言論，則必須予以制衡，以維持公共空間本身的公共性，不能淪為一言堂。鄂蘭的洞見在於，公共秩序的創始本身仰賴暴力，但不能沉淪於暴力，而必須劃出一道界限，在此界限之內，維持公共討論，使其成為人在人群中發言且維護彼此發言權之領地。言論自由(free to speak)不是言論免責(free from responsibility) ，而為是自身的言論承擔責任。這想起來有點弔詭，但其擔保可能在於(1)基於美學起源的common sense (社群共通感，Arendt思路)；(2)基於維持平等參與的制度化邏輯，若出現位階化／貶黜傾向的言語則加以限制與調節（此Bourdieu思路），因此，自由可以多自由，實際上是個社群共識與動態調節的問題。

鄂蘭那個時代也許也有謠言，也有假議題，我們這個時代完全浸在認知戰當中了。套句人類學者李梅君對零時政府的研究的立場：公共領域有待重建，多視角的呈現有待浮現，固執單一偏斜的視角，不利於進行公共對話，「開放」／「透明」的追求仍有其必要。

回到鄂蘭，大罷免稱之為great recall，受制於日常生活的經濟動物，轉變成為說話與表達之人，走上了公共領域，在街頭倡議發聲，不免遭遇來自暴力壓制或污名壓制，意欲使這些recaller噤聲。

但是如同前述republic（公共現實／公共事務／共和／民國）的思考，這群 recaller的重要性，在於他們在場，在於他們意欲重建公共領域，re-call the res publica（重新喚回共和意志，這裡我有點超譯，但就超譯吧。），這群人如諸多評論者所說，他們會是最具社會韌性以及意志最強的一批人，他們體現了社會力，體現了非關經濟利害的理念追求。

中華民國，或者說中華共和國，由人民作為主體的中華民國，主權在民，而不是代議士。代議士的權利是由人民賦予的，也是可以由人民所剝奪的，如果人民持續相信與堅信主權在民，持續的recall作為一種calling，這種意志本身是值得敬佩與肯定的。對於「人民作為主體」之信念之持續堅持，也許才是中華民國可以持續成為人民主權之國的最重要思考吧？

至於冠以people的那個國家，似乎把people解成民族，而不是人民了，那麼republic又在那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