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存有論的深層結構：超越「媠」（Suí）的表象，探尋「喬」、「交陪」與「鬥陣」的動力學機制
第一章：導論——從美學表象到社會動力學的轉向
1.1 「媠」（Suí）作為終極價值的認識論侷限
在對台灣社會、文化及其深層心理結構的觀察中，本土語言詞彙「媠」（Suí，意指美麗、漂亮、完美）常被視為一種最高的讚美與終極的價值追求。無論是對物質對象的審美，還是對事情處理得圓滿（「做得真媠」），這個詞彙承載了台灣人對於和諧、秩序與美感的嚮往。然而，作為一個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分析範疇，「媠」具有其內在的認識論侷限性。它描述的是一個靜態的結果，是一個已經完成的狀態，而非導致這一狀態發生的動態過程。當我們說某事「真媠」時，我們往往掩蓋了達成這一結果背後充滿張力、協商甚至衝突的社會機制。
台灣社會的存有（Being）並非靜止在「媠」的表象之上，而是植根於更具原生性、動力性與操作性的實踐概念之中。若僅停留在對「媠」的欣賞，我們將無法理解台灣社會如何在劇烈的地緣政治變動、殖民歷史的斷裂以及現代化的衝擊下，依然保持其強韌的社會肌理。為了穿透這層美學的迷霧，本研究報告將視角轉向更具基礎性的三個動力學概念：「喬」（Tiâu）、「交陪」（Kau-pôe）與「鬥陣」（Tàu-tīn）。
1.2 存有論的挖掘：為何需要新的概念工具？
本報告主張，這三個概念構成了台灣社會存有的「三元動力學」。它們分別對應了社會運作的三個核心維度：
「喬」（Tiâu）： 對應於政治與經濟領域中的調節與縫合。它涉及如何在僵固的體制與流動的人情之間尋找生存空間，是一種關於「權力技術」與「利益分配」的存有狀態。
「交陪」（Kau-pôe）： 對應於宗教、信仰與社區網絡中的連結與相互性。它涉及個體如何透過互惠的交換體系（無論是香火還是人情）將自我編織進更大的社會網絡中，是一種關於「空間」與「關係」的存有狀態。
「鬥陣」（Tàu-tīn）： 對應於社會運動、文化抵抗與集體認同中的連帶與行動。它涉及異質的個體如何在特定的時間點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在此在（Dasein），是一種關於「時間」與「主體性」的存有狀態。
透過對這些概念的深度挖掘，並結合吳介民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1、龔卓軍的當代藝術策展論述 2 以及「台灣文化鬥陣」的文化主體性論述 4，我們試圖建構一套屬於台灣本土的社會存有論。這套理論不僅是對過去的解釋，更是對台灣如何在「近未來」面對全球化與地緣政治挑戰的預演。
1.3 研究路徑與理論框架
本報告將採用跨學科的研究路徑，整合社會學、人類學、藝術評論與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我們不僅關注這些詞彙的語義學演變，更關注它們在當代台灣社會實踐中的具體運作。例如，我們將探討「喬」如何從街頭智慧上升為解釋「中國模式」與兩岸經貿互動的理論工具；「交陪」如何從傳統廟會儀式轉化為當代藝術介入社會的方法論；以及「鬥陣」如何成為對抗文化霸權與定義台灣主體性的戰鬥口號。這不僅是對詞彙的分析，更是對台灣社會深層結構的解剖。
第二章：「喬」（Tiâu）——中介、縫合與權力的運作技藝
2.1 「喬」的詞源學與現象學分析
在台語的語境中，「喬」（Tiâu，對應華語的「調整」、「協商」但意涵更廣）是一個極具動能的動詞。它意味著將不正的弄正，將卡住的弄通，將不平衡的恢復平衡。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喬」預設了一個充滿摩擦與錯位（dislocation）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法律、規則或正式制度往往是剛性的、滯後的，甚至是外來的（考慮到台灣歷史上多次的外來政權統治），因此，社會成員必須發展出一套生存技藝，在形式與實質之間進行「微調」。
「喬」不僅僅是妥協，它包含了一種主動的介入（agency）。一個「會喬」的人，被視為擁有解決問題能力的人。這種能力在西方理性官僚體制下可能被視為腐敗或不透明（如「喬事情」常帶有負面意涵），但在台灣的在地脈絡中，它是維持社會運轉不可或缺的潤滑劑。它是一種「實踐的智慧」（phronesis），要求行動者精準地掌握權力的流動、人情的厚薄以及時機的對錯。
2.2 政治經濟學視野下的「喬」：吳介民與「廣東模式」的啟示
將「喬」的概念從微觀社會互動提升到宏觀政治經濟學層次的，是社會學家吳介民的研究。在分析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特別是「廣東模式」時，吳介民揭示了一種非正式運作機制的重要性，這與台灣人對「喬」的理解有著驚人的結構相似性，甚至可以說，台商將「喬」的文化基因帶入了兩岸經貿互動中 1。
根據吳介民的分析，1978年廣東成為改革開放先鋒，大量引入農民工。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刻意將「民工」與「一般勞工」區隔開來，創造出一種身份上的差異，進而壓低工資 1。這種制度設計本身充滿了斷裂與剝削，而要在這樣的體制下運作企業，就需要大量的「喬」——在地方官員、法規限制與勞動力需求之間進行非正式的協商。
表 2.1：「喬」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運作機制
「喬」在這裡展現了其陰暗面：它雖然解決了效率問題，但也可能固化了不平等。吳介民指出的「政府刻意壓低民工工資」 1，正是透過這種非正式的調節機制得以實現。在台灣內部的政治生態中，這同樣反映在立法院的「黨團協商」（俗稱「喬法案」）中。這種機制雖然被批評為密室政治，但從功能論的角度看，它是在高度對立的政治結構中避免系統崩潰的必要手段。「喬」的存在，揭示了台灣社會存有的一個核心特徵：規則是參考點，而非絕對邊界；生存與運轉才是最高律令。
2.3 灰色地帶的治理術：從勞工體制到社會調節
「喬」作為一種社會存有概念，進一步解釋了台灣社會對於「模糊性」（ambiguity）的容忍度。在西方現代性規劃中，清晰的界線（公/私、法/情）是理想狀態；但在台灣的社會實踐中，模糊性往往是為了保留「喬」的空間。
以勞工問題為例，吳介民提到的民工與一般勞工的區隔 1，在台灣本土則體現為外籍移工與本地勞工的雙軌體制。仲介制度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的「喬」的角色。仲介不僅是資訊的中介，更是權力與責任的轉嫁者。當發生勞資糾紛時，正式法律途徑往往曠日廢時，社會更傾向於透過仲介、地方有力人士或民意代表來「喬」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雖不一定滿意）的解決方案。
這種治理術依賴的是「人」的因素而非「法」的權威。這導致了台灣社會高度重視「人脈」與「關係」，但這與中國的「關係」（Guanxi）略有不同。中國的「關係」傾向於建立依附結構，而台灣的「喬」更強調「解決問題的功能性」。你找人「喬」，是為了讓卡住的齒輪轉動，一旦問題解決，關係可能會回歸平淡，這帶有一種實用主義的色彩。
2.4 「喬」作為一種存有狀態：流動性與主動性
總結來說，「喬」揭示了台灣人「作為主體」的一種特殊方式：我們不是被動地接受命運或體制的安排，而是隨時準備好介入、干預與調整。這種存有狀態是高度流動的（liquid）。它不相信永恆不變的真理，只相信具體情境下的最佳解。
比起「媠」所代表的靜態美學，「喬」代表的是動態的生存美學。一個「會喬」的人，展現的是一種在複雜系統中導航的能力。這種能力在台灣的中小企業主（拎著皮箱闖天下）、政治人物以及社區領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它是台灣社會在資源匱乏與地緣政治夾縫中生存下來的關鍵文化基因。
第三章：「交陪」（Kau-pôe）——人神網絡、相互性與近未來的社會性
3.1 龔卓軍的「交陪論」：當代藝術與民俗信仰的重構
如果說「喬」是處理利益與衝突的機制，那麼「交陪」（Kau-pôe）則是建構社會信任與精神連帶的基礎工程。近年來，學者與策展人龔卓軍將「交陪」這一傳統民俗概念進行了深刻的理論化，使其成為理解當代台灣社會與藝術實踐的關鍵詞。
在龔卓軍的論述中，「交陪」源自於台灣民間信仰中的「交陪境」（kau-pôe-kíng）。這指的是廟宇之間基於神明交誼而形成的互訪、贊助與巡遊網絡 2。然而，龔卓軍並非意在復古，而是提出了一種「近未來的交陪」（Kau-Puê, Mutual Companionship in Near Future） 6。他認為，當代藝術可以從這種民間的組織形式中汲取靈感，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生產格式。
根據研究資料 2，龔卓軍提出當代藝術正在面對三個核心問題：「古代觀」、「諸眾」與「環境生態」。
古代觀： 如何面對自身的歷史與傳統？
諸眾（Multitude）： 如何在原子化的社會中重新組織群眾？
環境生態： 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
「交陪」作為一種方法論，恰好回應了這三個問題。它不將傳統視為博物館中的死物，而是視為一種活的、可操作的連結技術。透過「交陪」，藝術家不再是孤獨的創作者，而是像傳統廟宇一樣，成為連結社區、職人與信仰的節點。
3.2 「交陪境」與「野根莖」：德勒茲式的台灣社會空間
龔卓軍進一步將「交陪境」的概念與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根莖」（Rhizome）概念相結合，提出了「野根莖」的論述 2。傳統的西方社會結構常被比喻為「樹狀」（Arborescent），有中心、有層級（如國家、教會）。然而，台灣的民間信仰網絡是典型的「根莖狀」：沒有絕對的中心，神明的分靈與進香活動形成了一個平面化、多重連結的網絡。
這種「野根莖」的社會空間具有極強的韌性。當中央權力（無論是殖民政府還是威權體制）試圖壓制時，這些網絡能夠迅速重組、潛伏並在別處再生。龔卓軍指出，從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運動到解嚴後的藝術轉向，台灣文化界一直在試圖「走向民間」2。但過去往往是知識分子「向下」看民間，而「交陪論」則主張平視，甚至學習民間的組織方式。
在《交陪美學論：當代藝術面向近未來神祇》一書中，龔卓軍與策展團隊發展出了一種「土生土長的方法論」（home-grown methodology）6。這套方法論打破了「藝術 vs. 工藝」、「當代 vs. 民俗」的僵硬界線。透過攝影、裝置藝術與繞境活動的結合，藝術展覽不再只是白盒子裡的展示，而是一場流動的社會儀式。這重新定義了台灣社會的「公共性」：公共領域不僅是理性的辯論場所（哈伯瑪斯式），更是情感與靈力交流的場所（交陪式）。
3.3 物質化與媒介：林瑋嬪對神人關係的分析
要理解「交陪」的運作機制，不能忽略其中「物質化」（Materializing）的過程。人類學家林瑋嬪在其著作《Materializing Magic Power》（靈力具現）及其主編的專書中，深入探討了神像、媒介與人神關係 7。
林瑋嬪指出，神像與神媒之所以擁有靈力，是因為它們同時具現了「人格化」（personification）與「在地化」（localization）7。
人格化： 神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像人一樣有情感、有喜好、需要建立關係（交陪）的存在。
在地化： 靈力必須依附於特定的地點與物質形式。
這種分析揭示了「交陪」的物質基礎。交陪不是抽象的精神交流，它需要透過具體的「物」——香火、神轎、金牌、甚至當代的Line貼圖與臉書互動 8——來進行中介。林瑋嬪的研究顯示，隨著鄉村人口向城市移民，他們將家鄉的神像「分靈」到城市，並透過新的媒介（如網路社群）來維持與原鄉的「交陪」關係 7。這證明了「交陪」網絡是台灣社會流動與都市化的基礎架構：人們不是作為原子化的個人進入城市，而是帶著他們的神與關係網絡一同移動。
此外，書中提到數位時代的宗教實踐，如「萌媽祖」在漫畫中的再現以及Line上的宗教互動 8，顯示了「交陪」概念的極強適應性。它能夠跨越傳統與現代、實體與虛擬的界線，持續生產社會連帶。
3.4 從「前現代」到「後當代」：交陪美學的公共性轉化
「交陪」概念的提出，實際上是對台灣社會現代化路徑的一種反思。在過去的現代化敘事中，民間信仰往往被視為迷信、落後，是需要被啟蒙或剔除的「前現代」殘餘 9。然而，龔卓軍與相關學者的研究表明，這些看似前現代的元素，其實蘊含著「後當代」（Post-contemporary）甚至「近未來」的潛能。
資料 2 中提到，當代藝術正在尋求一種精神層次，去面對自己的古代，創造自己的諸眾。這意味著，「交陪」不再僅僅是為了求神問卜，而是轉化為一種社會參與式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透過重構「交陪境」，原本疏離的社區居民被重新組織起來，原本被忽視的地方知識與工藝被重新賦權。
這種轉化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它暗示了台灣的民主化不僅是制度上的投票選舉，更需要深層社會肌理的民主化——即建立在互惠、平等與情感連結基礎上的「交陪」民主。與西方強調個體權利的自由主義不同，「交陪」民主強調的是關係中的義務與共享的福份。
第四章：「鬥陣」（Tàu-tīn）——連帶、抵抗與文化主體性的展演
4.1 「鬥陣」的雙重意涵：親密性與戰鬥性
「鬥陣」（Tàu-tīn）是另一個深刻影響台灣社會行為的關鍵詞。在台語中，它具有雙重意涵：
生活層面的親密性： 指「在一起」、「交往」或「結伴」。例如：「我佮伊咧鬥陣」（我和他在交往/在一起）。
社會政治層面的戰鬥性： 指「結盟」、「共同進退」甚至「一起戰鬥」。
這兩個層面在台灣的語境中是不可分割的。政治上的盟友往往也是生活中的夥伴；社會運動的動員往往依賴於日常的「鬥陣」網絡。這種「公私不分」的特性，正是台灣社會動員力量強大的原因。「鬥陣」意味著命運共同體（Solidarity），它超越了理性的利益計算，進入了情感與義氣的範疇。
4.2 台灣文化協會到太陽花：「鬥陣」的歷史系譜
「鬥陣」作為一種抵抗的姿態，在台灣歷史上有著長遠的系譜。研究資料 10 提到，1920年代的「台灣文化協會」（文協）成立以來，就是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統一戰線。這可以被視為台灣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鬥陣」。文協成員透過演講、戲劇等文化活動，將分散的台灣人團結起來，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同化政策。
到了當代，從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到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鬥陣」精神的再現。龔卓軍在訪談中也提到，2008年到太陽花運動期間，青年文化政治化的趨勢，以及藝術界如何將民俗轉化為創作資源 2。在這些運動中，「鬥陣」不僅是口號，更是行動的組織原則。參與者不僅是為了抽象的理念而戰，更是為了身邊「鬥陣」的夥伴而戰。這種基於具體人際連結的動員模式，比單純的意識形態動員更具黏著力。
4.3 文化主體性的戰場：對抗「大中華敘事」的策略
在當前的文化論述中，「鬥陣」被賦予了新的使命：定義與捍衛台灣的文化主體性。資料 4 來自「台灣文化鬥陣」等相關論述，強烈地呈現了這一點。這些論述挑戰了「台灣保留傳統中華文化」的單一敘事，認為這是一種基於統戰、模糊台灣文化獨立地位的政治觀點 5。
「鬥陣」在這裡成為一種區隔「自我」與「他者」的邊界工作（boundary work）。
解構： 論述指出，所謂的中華文化在東亞各國（日、韓、越）都有在地化的變體，台灣也不例外。台灣的文化不應被視為中國文化的附庸或邊陲 5。
重構： 透過強調台灣本土的建築、宗教與語言特色（如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的混雜），「鬥陣」運動試圖建構一套以台灣為本位的文化敘事。
資料 4 甚至直接使用了「中國民族主義下的敘事」作為批判對象，並列舉了「華殖」、「自我殖民」等尖銳詞彙。這顯示「鬥陣」在當代語境下具有強烈的**去殖民（De-colonial）**色彩。它呼籲台灣人「鬥陣」站出來，不僅是為了政治獨立，更是為了文化解釋權的獨立。
4.4 身體的在場與時間的共振：作為事件的「鬥陣」
與「媠」的靜態屬性不同，「鬥陣」是一個高度依賴**時間性（Temporality）與身體在場（Corporeal Presence）**的概念。你不能在抽象中「鬥陣」，你必須在現場。無論是媽祖繞境的隨香，還是立法院外的靜坐，參與者必須投入自己的身體，感受現場的熱度（Re-nao，熱鬧）、噪音與擁擠。
這種身體的共振產生了一種集體歡騰（Collective Effervescence），這是社會團結的原始動力。在「鬥陣」的時刻，個體的邊界暫時消融，融入一個更大的集體之中。這種體驗往往是超越語言的，是一種純粹的存有體驗。對於許多年輕世代而言，參與社會運動或民俗祭典的「鬥陣」，是他們確認自己「作為台灣人」最真實的時刻。
第五章：三元動力學的綜合分析
5.1 結構性的比較：喬、交陪、鬥陣的互補性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喬」、「交陪」與「鬥陣」構成了一個穩定的三元結構，共同支撐起台灣社會的存有。這三者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滲透、互為表裡。
喬與交陪的關係： 「交陪」建立的網絡往往是「喬」事情的基礎。你必須先有「交陪」（有交情、有信任），才能在關鍵時刻「喬」得動。反之，成功的「喬」也能增進彼此的「交陪」。
交陪與鬥陣的關係： 「交陪」是平時的積累，「鬥陣」是戰時的爆發。平日在廟口或社群裡的「交陪」網絡，是社會運動發生時能夠迅速「鬥陣」集結的基礎設施。
鬥陣與喬的關係： 「鬥陣」展現的力量（如示威遊行）往往是為了創造籌碼，以便在後續的政治過程中進行更在有利位置的「喬」。
5.2 邁向「近未來」的台灣社會存有論
本報告的研究顯示，台灣社會的韌性（Resilience）正來自於這三種機制的靈活運用。面對強權的威脅（無論是地緣政治上的還是經濟結構上的），台灣人展現出極強的適應力：
透過**「喬」**，在不可能的縫隙中尋找生存空間。
透過**「交陪」**，建立跨越地域與階級的互助網絡，吸納外來衝擊。
透過**「鬥陣」**，在關鍵時刻凝聚共識，劃定底線，展現主體性。
這種存有論不是本質主義的（Essentialist），不是說台灣人天生如此，而是演化論的（Evolutionary）。是在長期的歷史擠壓與環境挑戰下，演化出來的一套社會生存演算法。
相較於「媠」所代表的傳統儒家式的和諧美學，這三元動力學更貼近後現代的、去中心化的、流動的全球社會特徵。龔卓軍所提倡的「野根莖」2 與林瑋嬪觀察到的「數位交陪」8，都預示了這套古老的生存智慧在數位時代具有轉化與升級的潛力。
結論
尋找比「媠」更具基礎性的台灣社會存有概念，實則是一場對台灣主體性深層結構的尋根之旅。本報告透過對「喬」、「交陪」與「鬥陣」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台灣社會運作的真實邏輯。
「媠」是我們希望呈現給世界的面孔，是最終的修辭；但「喬」、「交陪」與「鬥陣」是我們的骨血與肌肉，是支撐這張面孔不致崩塌的內在力量。
**「喬」**教導我們如何在不完美的制度中保持能動性。
**「交陪」**教導我們如何在孤獨的現代社會中重建連帶。
**「鬥陣」**教導我們如何在歷史的洪流中錨定自我。
在面對未來的挑戰時——無論是兩岸關係的緊張、全球供應鏈的重組，還是內部的世代正義問題——台灣社會需要的不仅仅是粉飾太平的「媠」，更需要升級版的「喬」（更透明的協商）、更開放的「交陪」（更多元的包容）以及更堅定的「鬥陣」（更具普世價值的團結）。這三個概念，構成了台灣社會存有的堅實基座，也是我們理解台灣過去、現在與「近未來」的鎖鑰。
註： 本報告內容綜合分析自所提供之研究文獻，包括龔卓軍的交陪美學論述、吳介民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林瑋嬪的宗教人類學研究以及台灣文化鬥陣的相關論述。所有引用皆已標註來源代碼。
引用的著作
〈研之有物〉從「膠鞋廠童工」到「尋租中國研究者」 吳介民與他的知識遠航, 檢索日期：1月 21, 2026，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640208
從交陪境到野根莖：龔卓軍談當代藝術與民俗信仰的往返｜新活水 ..., 檢索日期：1月 21, 2026， https://www.fountain.org.tw/article/kau-pue
Kau-Pue Aesthetics: Near Future Deity in Contemporary Arts - Asia Art Archive, 檢索日期：1月 21, 2026，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search/library/kau-pue-aesthetics-near-future-deity-in-contemporary-arts
台灣文化困境：受限於多元主義的文化視野, 檢索日期：1月 21, 2026， https://vocus.cc/article/690a85bafd89780001c52c08
『脫中入亞』的台灣文化, 檢索日期：1月 21, 2026， https://vocus.cc/article/6213bb40fd89780001b90d41
Kau-Puê, Mutual Companionship in Near Future: 2017 Soulangh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Festival, 檢索日期：1月 21, 2026， https://www.taishinart.org.tw/en/art-award-year-detail/2017/540
第五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林瑋嬪, 檢索日期：1月 21, 2026， https://sub.daais.sinica.edu.tw/smaaward/download/2016-sma_2_e.pdf
媒介宗教: 音樂、影像、物與新媒體 - GPI政府出版品資訊網, 檢索日期：1月 21, 2026， https://gpi.culture.tw/books/1010701986
Place and Spirit in Taiwan: Tudi Gong in the Stories, Strategies and Memories of Everyday Life, 檢索日期：1月 21, 2026， http://ndl.ethernet.edu.et/bitstream/123456789/25620/1/5.pdf
【專欄】關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化」的文化論述 - 銳傳媒, 檢索日期：1月 21, 2026， https://vigormedia.tw/%E3%80%90%E5%B0%88%E6%AC%84%E3%80%91%E9%97%9C%E6%96%BC%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3%80%8C%E5%8F%B0%E7%81%A3%E6%96%87%E5%8C%96%E3%80%8D%E7%9A%84%E6%96%87%E5%8C%96%E8%AB%96%E8%B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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