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多重奏：STS如何重組真相
- 作者：王秀雲、林文源、林宜平、邱大昕、陳信行、陳政宏、陳曉齡、郭文華、曾凡慈、楊弘任、鄭斐文、戴東源、羅士翔
- 出版社：行人
- 出版日期：2012年12月05日
-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8823686
- 裝訂：平裝
意外多重奏：STS如何重組真相
本書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為案例研究；第二部份為關鍵字報告－理論追蹤。第一部份的編排方式很方便讀者，大致上是事件(現象)描述、一般觀點、STS觀點，以及結論。而在小標題上，也多能提醒讀者重點所在，所以即使只是翻翻標題，也是能夠讓你對本書的內容有一定的理解。此外，在延伸討論的方式，會介紹相關的概念以及研究，也有助於進一步瞭解。第二部份則討論了「適當科技」、「技術物的政治性」、「ANT」、「醫療化及生物醫療化」、「新興疾病與治理等內容」。
第一部份整理
底下各章摘要，會先摘錄標題，再視情況摘要內文。
●案例一：〈空難的真相，與我們想像中的不一樣？〉 戴東源 P22-53
【現象】華航CI-611澎湖空難事故
【一般論述】工程倫理：執行不實、監督不力與溝通不良，造成CI-611事故
一、華航與波音公司嚴重構通不良
二、華航維修執行的重大缺失
【STS觀點】從社會技術系統、技術轉移、組織文化與民航局角色來看
一、社會技術系統
二、技術移轉
三、華航組織者文化
甲、駕駛
乙、維修
丙、轉型
丁、民航局角色
【結論】災害，經常來自組織和技術文化
摘要
從STS的角度來看，不是有了手冊(或更廣泛地說，SOP標準執行操作程序)，就足以確保執行，在戴東原對華航空難的分析裡，提到關於飛機的維修，若無刊載於手冊中，應等候原廠指示執行；然而在因地制宜（或便宜行事）的需求底下，往往無法確實地操照手冊進行操作(39-40)。而後續也提到技術保護的相關議題，譬如提到「早期華航所維修的飛機有客機，也有軍機，修護程序皆參照美國空軍的技術指令，但有關更高階的結構修護，美方並不提供。於是，為了要維持飛機的出勤，『只能自行研發一套結構修護的『土產』技令，以備後進者參考……』(《風雨華航》，頁110)」(43)，在緊急狀態底下累積出的維修經驗，發展出了「先斬後奏」的技術文化。作者說「套用沃恩『脫軌常態化』的概念：華航維修員、總工程師、波音技術代表、甚至監督單位民航局，共同造就了日後CI-611這樣維修不實的『可接受風險』。」(P43)而人脈也影響到工作的監督，積非成是，作者認為比較好的方法，是「沃恩提到的預防組織『脫軌常態化』的辦法，即找非屬相同組織(技術)文化的人來抓該組織的問題。當時國內航空人材多數來自空軍系統，尋求國外人才來擔任監督角色是不錯的選擇。」(49)
最後，結論提到「災害，經常來自組織和技術文化」。作者區分了「傳統規範的工程倫理及STS描述的倫理。規範的工程倫理觀點在於尋求個案中的『倫理議點』，亦即工程人員在過程中的技術相關行為和利益衡突的抉擇點。STS描述則是從歷史和社會角度來說明，工程人員所處的組織，其歷史與文化影響了工程師哪些技術行為。」(50)
兩個可以特別留意的概念：行動者網絡理論，以及「脫軌常態化」。
●案例二：〈BMI指數高，就一定不健康？〉 鄭斐文 P56-76
【現象】肥胖，是人類的原罪？
【一般論述】胖子死亡率高，必須「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STS觀點】藥廠、保險公司、父權體制，共同強化肥胖的害處
一、批判的肥胖研究：醫療體制的過度誇張化
二、女性主義的觀點：父權社會的規範性
三、肥胖醫學與生物醫療化
四、「肥胖→疾病、死亡」的連結來自於保險公司肥胖醫療化的政治經濟學
五、健康商業化與醫藥巿場的利益
六、BMI：性別身體規範與治理治術
【結論】肥胖的污名化，造成身體壓迫的來源。
●案例三：〈有機溶劑毒害我們的健康：為什麼無法防範〉 P80-104
【事件】台版「永不妥協」──桃園RCA場污染事件。
【一般論述】無法被釐清的罹病責任？
【STS觀點】科學上，尚有該做而未做的研究：
一、從飛歌到RCA：台灣電子廠女工的職業病
二、有機溶劑的健康風險研究
(一)地下水混有機溶劑對居民與勞工健康的影響微乎其微？
(二)殘缺不全的台灣次級資料庫
(三)有機溶劑致癌性的科學研究證據：以三氯乙烯為例
【結論】科學、政府與產業，皆有未盡責任：
一、科學研究未涵蓋階級、性別與種族三個層面
二、政府與RCA該盡卻未盡的責任。
摘要
本文提到兩個討論可以注意一下「新」政治科學社會學，由Frickel與Moore有關，作者要提的應該是此書The
New Political Sociology of Science:
Institutions, Networks, And Power(2006)，GOOGLE學者的引用次數為72次，看起來是個仍在發展的領域。此外，則是David Hess所提的Undone science(該做而未做的科學研究的概念，該概念「始自美國癌症治療中化學藥物和補充及替代療法的案例研究：藥廠拠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可以製造獲利的化學藥物(被做了的科學)，但是還有許多具有治療潛力，卻未被正統醫學認可的補充及替代療法，卻沒有科學家去研究，成為癌症治療研究領域中該做而未做的科學研究。」(82-3)
●案例四：〈新式交通工具，就一定比拼裝交通工具安全？〉 (p108-119)
【現象】漁筏是危險且落伍的交通工具？
一、筏的技術與社會特性
【一般論述】管筏：骯髒、落伍，如攤販一般違法亂紀
【STS觀點】政治性造成管筏的貶抑效果
一、骯髒、醜陋、不安全，被刻意營造的刻板印象？
二、量產＝先進？
三、漁船與管筏可以是互補關係
四、漁船的遭難率，較管筏更高
【結論】管筏的價值印象，應被修正
●案例五：〈視障者的輔具：真的讓視障朋友感覺好用？〉 邱大昕 p122-134
【現象】視障者的輔具需求
【一般論述】視障者的輔具需求，判斷方式多元？
一、學術研究者的興趣
二、價格，亦是考量因素
三、政府的補助，影響輔具的普及
四、輔具之外，還有更多選擇？
【STS觀點】輔具的生產與作用，源於複雜的社會網絡
一、科技的社會建構論
二、行動者網絡理論
三、技術政治論
【結論】使用者的需求，並非固定特質
摘要
在第125頁至126頁的討論，讓我想到De certeau《日常生活的實作》中提到的行走於都巿的討論，我的好奇是，視障者在都巿空間中的行走，是種什麼樣的狀態呢？他們的感受，所認知到的空間是怎麼一回事呢？從邱大昕的討論來看，視覺不是只是視力量表，而是諸多條件交互作用（如空間的特性，生活環境等等）下的結果，或許視障者與都巿的討論，會是個可以探索的議題。
另外，提到三個關於STS的重要理論，其實很值得進一步去追這些個別理論的後續發展。譬如科技的社會建構論遭遇了什麼難題，而其他學者如何批評行動者網絡理論等等，應該記得，這些理論也是建構了的產物，但是這些理論仍然繼續被持建構者，我們應該去追提出這些理論的人，後來在面對其他社會團體的競爭時，他們如何修正理論、完善理論，修改理論等等，不應該讓理論自身黑盒子化。另外，參考書目提到的《科技、社會、人》一書，是國內的教科書，可參考。
●案例六：〈驅逐AIDS感染者，就能夠維護公共健康〉 羅士翔 P138-162
【事件】「AIDS侵襲寶島：1985-2011」
【一般論述】AIDS，是外來入侵者？
【STS觀點】立法者與司法，共同建構了標準不一的管制方式
一、HIV國境管制，暴露階級主義
二、感染風險的再建構──立法者的決斷
三、當感染者走向法庭──AIDS風險的司法控制
(一)命外籍感染者出境：有維護國民健康之「重大公益」
(二)命外籍感染者出境──非為維護重大公益所必要
(三)AIDS風險的司法控制
四、法庭中，專家扮演何種角色？
(一)專家現身
1.
法院許可感染者留在台灣
2.
法院駁回感染者的主張
(二)專家在場與不在場，差別何在？
(三)專家與法律的關係，如何界定？
1.
專家現身對感染者處境「稍有幫助」
2.
「法律－科學」的單向關係
3.
法體系的自主性
【結論】AIDS風險評判，欠缺法界與科學界的溝通互動
摘要：關於法律與科學的關係，羅士翔指出他討論的個案還處在一個比較單純、單向的關係上：「法官提問，專家回答」。這個現象蠻有趣的，這也是Harry Collins在Golem At large的科學系列當中提到的討論，專家彷彿是無需置疑的，其次，法官對於專家的信任，彷彿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指出專家與法官都有自己的判斷、價值與預設，都不是不可挑戰的，這點則是STS發展的共識，常民的聲音，來自日常生活的聲音，都應該被聽見，專業知識不意味著可以不受批判。羅士翔說「簡單來說，大法官說『這種事情，讓專業的來，法官不用管！』大法官表達出司法對專家的『尊重』，然而對專家『敬而遠之』的態度，也讓社會爭議成為專家說了算的問題，而這號解釋也暗示了大法官心中的『科學』觀：『無爭議』、『有唯一正解』、『有真相』。如此看來，大法官似乎還沒準備好成為現代社會的科技公民。」(頁161)，最終，羅士翔提醒我們，風險爭議的決策，往往不是那麼地無爭議的。
●案例七：〈沒有打HPV疫苗，會容易罹患子宮頸癌嗎？〉 陳曉齡 166-189
【現象】從子宮頸癌的現況到HPV疫苗施打的必要性
一、台灣子宮頸癌的現況
二、HPV病毒是什麼
三、兩種HPV疫苗的有效性
四、「HPV疫苗」與「子宮頸抺片」，孰優孰劣？
五、HPV疫苗的施打有其必要，並該納入公共政策？
【一般論述】HPV疫苗，仍有爭議
一、疫苗真的有急迫性？
二、走出實驗室以外，HPV疫苗仍然有效？
三、大規模接種的爭議
【STS觀點】從技術網絡看HPV疫苗施打的進步空間
一、HPV疫苗與抺片技術的網絡關係
二、HPV疫苗的政治性
三、疫苗使用者的詮解及詮釋
【結論】子宮頸癌防治，無法擺脫社會規範
結論「疾病預防的討論也不僅於預防技術，疾病的形象與性別關係也會影響使用者採取預防行動。子宮頸癌在HPV感染致病之說成主流後，被視為是透過性行為而傳染的疾病，與性病相關的污名與難以啟齒也令許多女人對於HPV疫苗有所抗拒。子宮頸癌防治論述中，不斷強調的包括『單純性伴侶』和『安全性行為』。早從1980年代開始，醫界懷疑性行為的實踐與子宮頸癌有密切關係，之後過度、複雜的性更常在子宮頸癌預防論述中被視為是子宮頸癌的危險因子。預防方法也逐漸轉變性的規範（特別指女性）。HPV感染致子宮頸癌之說確立其知識地位之後，預防對象更擴及到未有感染疑慮（未有性行為）的青少女。HPV疫苗聲稱可以預防60%至70%的子宮頸癌，施打者的生活型態、健康條件、個人免疫系統狀況、是否曾感染過等，都可能影響預防效果，這些卻是科學所無法掌握的。性行為成為主要感染途徑之科學事實，與社會對性行為的態度相互交織，從中更可以看到父權意識、性別政治、性別關係的不平等，更據此發展出不同的號召使用者參與的論述。」(188)
●案例八：〈發展遲緩的真正原因，是否一直被我們忽略？〉 曾凡慈 P192-
【現象】什麼是「發展遲緩兒童」？
【一般論述】發展遲緩，與新移民女性的教育程度不足、現代家長寵壞孩子有關
【STS觀點】發展遲緩的界定與原因，尚有爭議
一、「發展遲緩兒童」的定義，被迫服膺社會脈絡
二、發展遲緩兒盛行率缺乏客觀來源
三、發展遲緩兒，是誰的問題
(一) 發展遲緩，新移民的婦女的責任？
(二) 政府教您怎麼做：《兒童成長秘笈手冊》
【結論】發展遲緩，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凡慈指出了發展遲緩的盛行率，其文獻引用的基礎是虛無的，也就是說，根本找不到一手資料，而其他人在引用時，卻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實，這點發現是很驚人的。（不過學界有時也會就直接引用文獻當作證據，畢竟回到一手資料進行查證的工作，是要付出很大的勞力。）這也提醒我們，不要太相信專家的話，有時候問問專家，他們的根據是什麼，總是好的。
凡慈的結論是「從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知識與社會秩序相互支持的共同生成過程與發展遲緩相關的論述生產(包括定義、盛行率、風險因子)，一方面回應了在地脈絡(既有的制度安排、文化價值與意識形態、乃至於行動者的需求等等)，一方面形塑了我們對於主體與社會世界的認識(什麼是、誰可能是，並且一共有多少遲緩兒童，需要什麼樣的行動方案)。由此衍生出相應的風險治理策略(例如全面監管、特定族群的強化篩檢與介入、自我治理的號召，以及早期療育)，並引導出特定的社會後果(日益普遍的風險意識、逐年上升的遲緩兒通報數、以及制度化的療育實作)，再回過頭來認肯了知識宣稱的有效性。在這個共同生成的過程中，行動者藉由科學與生物醫學知識向來具有的普遍性真理地位，去挑戰、改變，或維繫特定的結構安排、資源與權力配置、象徵與社會界線等等組織方式.在科學醫學真理的權威之下，即便實作結果不如預期，也鮮少會去質疑治理的正當性，更遑論要徹底反省原初的知識依據。」(206)
文本引用的文獻討論了風險主體與治理方式的共同生成，引用了Lupton(1999)以及Shelia
Jasanoff(2004)的文章，但是文末的參考文獻並未附此兩位學者的著作。曾查找博碩士論文，Jasanoff,
S. e. (2004). 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Social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另一篇文章則不太確定，但是曾凡慈大量引用了Lupton的討論，底下將其列出，備為參考，推論其引用的應為(1999a)一書的想法。
Lupton, D. (1993). Risk as Moral Danger: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Risk Discourse in Public Health.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3:425-435.
──(1995). The Imperative of Health: Public Health and the Regulated
Body. London: Sage.
──(1997). Foucault and the Medicalization Critique. In A. Petersen
& R. Bunton (Eds.), Foucault, Health and Medicine (pp. 94-110). New York:
Routledge.
──(1999a). Ris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b). Risk and the ontology of pregnant embodiment. In D. Lupton
(Ed.), Risk and Sociocultural Theory: New Directions and Perspectives (pp.
59-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1994]). Medicine as Culture: Illness, Disease and the Body in
Western Societ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第二部份 關鍵字報告──理論追蹤
關鍵字：適當科技 陳信行 P214-219
從殖民關係談起，指出在[按:文明化]殖民的思考底下，「機器成了衡量人的尺度」(215)，以「綠色革命」造成的災難為例，進一步提出修馬克的《小即是美》的反省，提出以「『中級科技』(Intermediary Technology)作為當代的『粗魯科學暴力技術』的必要修正。他認為大型工業化科技雖然暴力，回到工業化之前的浪漫想像也不切實際，應該發展的是充分利用當代人類的知識與技能，發展使用者自己可以掌握、與在地自然人文條件相適應的『中級科技』。之後的推廣者多半稱之為『適當科技』」(218)。然而在1970年代以來的適當科技運用，卻因調查不足，最終淪為一種生活美學風潮。然而，「如何在工業化社會中實踐適當科技的精神，仍舊是一個很值得問的問題，也很多人在努力怎麼使得這個運動真的『有用』。」(219)譬如說，自由軟體運動以及其中以Linux為基礎的Ubuntu作業系統等社群打造的免費公開軟體，似乎就擁有「適當科技」的所有特性(219)。最後，作者總結道「要進行適當科技計劃，組織人、激發人、鼓勵使用者參與設計與施作等社會面向的努力永遠要跟技術面向的努力結合在一起。對於此時此地的社會、技術與環境脈絡的理解更是任何適當科技計劃要能夠開始的先決條件。」(219)
關鍵字：技術物的政治性 楊弘任 P220
作者引用Winner的討論後指出，最後自己加以總結道「物的政治性，就是讓權力的作用隱形化的過程」(221)。第二部份則連結現代性與後進現代性的討論，指出技術的外來性與在地性的混雜特性、風險以及造成的技術暈眩等等，必須要有技術政治分析來解毒（讀）。第三部份開頭感謝Winner提到核心國家、後進國家、第三世界國家都要注意技術物政治性的隱性權力作用。然而，話鋒一轉，則提到Joerges的Do Politics have artifacts一文，指出Winner所說的橋梁阻擋黑人到海灘根本非實情，「因為Winner的論據來自於史料不夠扎實的摩西斯[橋梁建築師]的傳記作家之一卡羅(Robert A. Caro)，而這位作家又帶有強烈左派批判眼光，「限制黑人進入的橋梁與建築師」就這樣誕生了」(226)。Winner提到的故事，因此被重新定位成強而有力的寓言，Joerges最後批評Winner「看待社會秩序或失序時，太過於著重意向性行動的『控制面』、但忽略了更多非意向性之下的『偶然面』。」(226)最後，Woolgar與Copper則將Winner的故事解讀成為「都巿傳奇」，「指向於對『現代性』的困惑與疑慮，而都巿中讓人著迷又恐懼的各種新技術，無疑就是最容易被拿來變成『傳話遊戲』的題材或元素」(226)，並且結論道「真相並不存在，勉強要找的話，真相就是敘事，敘事就是真相。」(227)最後，不太清楚是Woolgar與Copper所說，或是楊弘任所說，提到「何妨就把故事當作一種不再變形的流動物」(immutable mobiles)，很容易就能連結起某些意圖與某些物質實體，越流動、越連結就越像是一種實在。總之，我們何妨就讓故事像想像中堅若磐石的技術物一樣，自己越說越穩固吧。」(227)我覺得讀起來實在是有些玄妙，而該文也於此煞然而止了。
關鍵字：ANT 林文源 P230-241
作者依序說明了ANT的發展脈絡、方法、轉變、本體論創見，其中以本體論創見為作者著力最深之處。就脈絡來說，對科學知識的探討，從早期的科學哲學的討論、中期談生產知識的社會活動，轉移到「關注生產科學知識的核心活動及其影響，包括在實驗室中科技物與事實的生產，及科技與社會交融的異質構成等，碰觸到本體論層次提問的研究取徑」(230)。就方法來看，一方面，ANT以符號學方法分析科學文本，追溯科學「再現」(representation)中，文獻的作用與歷程，另一方面則將符號學方法拓展為「物質符號學」(material-semiotics)，並應用在追溯「科技－社會集合體」(Technosocial-Collectvities)，也就是將各種行動參與元素視為符號一般，探討其對現實世界的構成與轉變。其論述的關鍵特徵為，不做解釋，因為用來解釋的後設概念也是參與構成社會體存在的一部份，反對使用後設語言解釋轉變，而是使用「內置語言」(infra-language)描述轉變(232)[按：其實就是維根斯坦提示的，不要去想，要去看，不要解釋，而是去描述]。
ANT早期研究環繞著單一網絡如何構成與穩定的議題，遭到如下批判：管理主義與英雄主義傾向、忽視多重網絡、多重彊界的邊緣行動者、研究(方法)上被稱為認識論的膽小鬼(因為對物的描述，只是把專家的語言重新帶回來，物不可能描述自身，物的描述必是某專家(業)對物的描述，因為非人無法自我社會化，見Collins和Yearly(1992)的Epistemological Chicken一文)，這些批評，促使ANT更積極思考多元構成，及社會研究的論述的本體論化工作，也就是研究者本身的政治實踐，這種轉變有時稱之為Post-ANT(Latour, 1999a; Law 1999)。
接著，林文源開始討論ANT的本體論創見：(1)貫徹經驗式提問(打破內外史區隔)、(2)中介式存在及行動本體論(打破二分法，重萌生關係及中介)，指出「物質是被促成、展演的結果：由轉變工作中的某種狀態(state of affairs)，成為一種事實(a matter of fact)，一直到最後在被穩定的網絡中成為理所當然的存在(a matter of course)。」(235)、(3)帶回異質的行動者，重新定位現代性與其知識體制：一方面，ANT的異質本體論，帶入物的行動者，解決社會與行動二元論(Law, 1991)，另一方面，則從實作角度，引入了factish(事實拜物教)的批判，指出「現實無法不經由人為介入而被認識，而且現實存在也永遠非外在於人而存在」(237)。最後，林文源點出台灣學者應用ANT的案例(雷祥麟、吳嘉苓、邱大昕、楊弘任、韓采燕、林文源)。順道一提，參考資料頗豐，可參看。
關鍵字：醫療化與生物醫療化 王秀雲 P242-245
根據Zola的定義，醫療化是「一個將日常生活諸多面向漸漸由醫療來管轄、影響甚至是宰制的過程」(242)。醫療化的類型大致有兩種：社會視為異端者(deviance)(ex同性戀…)、自然生命現象(生育、兒童發展…)。醫療化概念出現的背景，及是來源於對醫療專業壟斷的批判。隨著20世紀醫療體制的變革，醫療體制也受到其他專業(保險、科技專家、公民團體…)的侷限。因而，Adele E. Clark以美國為例，提出了「生物醫療化」(biomedicalization)的概念，「指出美國社會自」1985年左右開始進入了所謂的生物醫療化的歷程，其中包括了醫療經濟、健康維護及風險與監控的實施、科技化(technoscientization)的生物醫療、及資訊的轉化及健康醫療知識的分佈等面向。以科技化為例，各種診斷儀器的使用，提高了許多疾病的發生率，複雜化疾病分類，同時也強化了醫療化的力道，創造出了新的疾病事實與知識」(244)，譬如腹腔鏡與子宮內膜異位症的關係。最後，醫療化與生物醫療化，後者應視為前者的複雜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知識分布的巨大改變，「常民也有機會涉獵相當程度的專業知識，使得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日趨多元化，而不僅限於專家壟斷，如此也開啟了醫療科技的使用的許多可能性」(245)。
關鍵字：新興疾病與治理 郭文華
本章討論疾病治理與社會的關係，使用SARS以及H1N1為例來討論，並引用Sheila
Jasanoff的研究，指出「科技既然不能自外於社會，因此看科技如何被社會接受並呼應其需要，反映了該社會的政治性格」(251-2)，主張「研究者要問的不能只是呼籲『社會應該如何看待科技』，而是回到現場，認真理解為何某些科技在社會裡無法得到接受，為何一些社會願意承受某些風險」(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