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1日星期四

讀林秀幸老師《很深的民主需要很厚的共同體》之隨筆

 讀林秀幸老師《很深的民主需要很厚的共同體》之隨筆

 

1.「你願意善待你自己的身體,如同你投入的事業那般地,好好照顧你的身體,好好吃飯,好好睡睡,好好運動,好好修養自身嗎?」這句話是我翻閱蔡璧名教授所寫的《醫道習慣》一書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提問。現在寫起來,好像在寫一種「結婚誓辭」,以懇切的心,讓自己的心靈與身體,再次確認如同婚姻的身體與心靈的關係的狀態。我感受到我的身體不再像二十歲、三十歲,而昨天家人幫我理出的白頭髮,讓我感覺到,是呀,我沒有好好照顧自己呢。我可以一坐坐上兩三個小時,也會中午不吃飯,有時還半天沒喝水,現在應該要學著平衡善待身體,也許二十、三十分鐘,就起來運動一下呢。

 

2.因此,頭昏眼花的剛才,起來作個操。關於閱讀《很深的民主需要很厚的共同體》的一些想法慢慢浮現。這本書看起來寫了很久,因為讀起來會有種幾個段落幾個段落的感覺,意思是,作者也許擔心讀者會記不得先前的例子與討論,所以會友善地作小結,作歸納,重複,然後再次於不同的脈絡下,反覆地點出如果我們換個視角,我們可以怎麼重新再理解一遍這些理論,這些故事。所以對於跳著讀的讀者,這本書是友善的,但是對於嘗試著一口氣讀到底的讀者,有時候不免遇到類似的段落,就速速翻過去,在閱讀體驗上,不禁覺得,如果這些素材拆開來,再重新組織一次;或者就試著刪去十分之一也許重複出現的地方,那麼這本書讀起來的強度會不會再深一點?

 

3.謝謝林秀幸老師重新解讀了涂爾幹,加入了新的理解,尤其是她在本書的第131-146頁提出的新的見解,再加上關於客家村落的宗教生活形式之研究與閹雞之旅程如何作為象徵的多層面向以整合人與社會關係的研究。其次,林秀幸老師亦以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在地過程觀察,厚實了政治學與哲學對於人與社會關係的思考,然而,關於這些重視互動層面以及象徵連結的討論,我不禁想問「後來怎麼了?」

 

譬如像是在《男子漢的詩學》,作者Michael Herzfeld2021年版本中文序中提到,在地人有自身的理論實踐(以身體實作為理論實踐),但這些實踐遭遇了來自國家、巿場與媒體的衝擊,譬如該田野地的真名曝光了(名為Zoniana之地),也提到當地人有了不同的謀生方式與存在感,村裡多數人已不再偷盜,農家子弟也從事公務員、醫療與法律等專業,歐盟的行政與法律措施也對當地產生了影響。(Herzfeld 2021:viii《男子漢的詩學》商務出版)其他如若像是武士道遭遇現代國家的衰微,或者像是秀幸老師關注的山村宗教與閹雞實作,不知道今日是否仍然存續,或者已然改變?

 

朋友們在讀書會談到秀幸老師的書時,提到這本書彰顯著一派樂觀的精神,或許看重人類學著作的學者,都會這麼樂觀吧,相信總有他異可借鑑的生活可能性。這種感觸,跟我們之前讀書會讀到邱寶琳的博士論文《原住民族土地與制度的(解)殖民分析》的悲劇感,那種深沉而無奈又無力的厚重感,或者某種反覆感,或許可以說成是兩種極端吧。實作著的人,或者曾經實作過的人,前者相信連帶作為道德基礎,後者則認為連帶最大的困難,在於人心的「貪婪」,以致於連帶的不可能。

 

象徵如何實作?誰的實作?在林秀幸老師關鍵的例子當中,是以閹雞為例,是以香爐為例。而從個體到群體的轉化過程當中,林老師也提到米釀成酒(雖然這個例子沒有被深入討論),雞成為閹雞,香變成灰,如若個體融於社會,或者,個體另外在社會之外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我讀起來的感覺,這裡的象徵詮釋,展現的是詮釋者林老師對於在地實踐的一種解讀,但是在地人到底有沒有想這麼多,或者看見這些類比,或者在實作上是不是有新的標準競逐,有沒有人心不古,有沒有歷史的變遷與變化,我認為是這類的象徵解釋沒有談到的。簡言之,我們除了前述的哲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的視角之外,我們需要歷史!我們需要對這些知識內容本身的歷史,我們既在歷史之中,我們也同時形塑了歷史。這本書像是一個切片,橫剖面讓我們知道這些學科之間是可以漫遊的,但是關於歷史的縱深,還有待未來的書寫者,試著看看到底像是「爐的看顧」現在演變得如何,或者「閹雞」現在到底還發揮著什麼樣的作用,受到什麼樣力量的牽引。我們看見了社會過程,以及象徵的多層次連結面向(因地制宜的詮釋彈性與連結可能性),但是到底所謂個人如何連結於社群,或者社群如何再造個人,他們的主觀面,不管在言說,或者在實作上,如何透過如同張茂桂老師在一篇論文的書評當中提到的,如何被「助憶」,透過那些日常實作,既不是個別單個的物,而是物碎片,也不是單一實作,而是雲集的實作,更不是單一的資訊,而是資訊流,慢慢地讓社群與個人之間,感受到「社群如何可能/如何不可能/如何似有若無」。

 

接下來,我們看到了,不管是林秀幸老師還是葉啟政老師,他們都用了「共同體」這個概念,不用社群,也不用共產,而是強調「共同體」,不論這個共同指的是情感上的共同,還是利益上的共同,或者均質化的共同,或者重視差異的共同,所謂的「共同」建立在何者之上。「體」。林秀幸老師引用了涂爾幹的「圖騰」,後續則以「象徵」作為這個體,而象徵不僅是符號,而是有概念與意象,理智與感性皆寄託於上的一個對象,或者由自我而外部指涉的對象,此對象又反過來形塑了我們,因而「歷史與實作」才是使得圖騰得以再次作為象徵的核心所在,也就是「人」如何行事。

 

「共同」的共,從中文的意象來看,或許就是一起抬轎子吧,如同「興」這個字裡,有「與」,有「同」--人既參與其中,有同一性,但又各自分工。共就是有你有我,我們一起。同的概念一般與「異」在一起,但是之所以能夠「同體」,大概是因為「異中求同,同中存異」的態度與認知,就像林秀幸老師說的,既有伯公的在地實作之親近關係,又存宇宙遼闊的天神--多神而不是一神,而神們不是以分高低的方式比序,而是以在地人的自我中心為親疏遠近進行祭祀先後的排列。這讓人想起疫情期間臺灣人的一句話「我OK,你先領」,事有急緩,需者先用,我們知道我們所處的情況的緊急程度不同,所以救護車可以先行,口罩可以讓你先領,因為我們並沒有淪到到生存線以下,沒有淪落到必須回到動物性的生存競爭。

 

承接上述的例子,以及後續關於苗栗在地青年的討論,加上生存線以上的存活條件,或許在思維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時候,除了林秀幸老師所說的,我們必須重視在地實作以及探索以象徵連結不同層次相位的可能性之外,我們還得考慮「餘裕」作為一種創造可能性連結的條件──我思考,我行動,我等待,我們思考,我們行動,我們等待,大家思考,大家思考,大家等待,就像葉啟政老師所提到的「黑天鵝效應」隨時到來,但是我們有沒有留意這些契機,真的拿那個實體的楔子,打開一個新的篇章。這個新的篇幅自然是與傳統在地社會的過往歷史有關,譬如318這個日子,剛好是馬王政爭的日子,剛好是某個武斷30秒的日子,剛好是立院看守鬆散的日子,剛好是大家晚上可以去支援的例子,剛好政爭也讓事態可以持續的日子。回到那些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們,他們創造了可能性。

 

共同體以自我為中心,關於希臘克利特島的故事,林秀幸老師寫了很多,也讓我這個讀者覺得,雖然講的是已逝去的希臘小島,但是指涉的卻是未來的臺灣,或者某種理念型的臺灣,估且不論其現實性與否,但是以其「理想」引領各種盼望,引發各種討論,不正是書名「很厚的共同體」所意欲見到的未來樣貌嗎?

 

總之,這本書陪我度過了三月的第二週與第三週,不知不覺也跨過了那個經過十年的318,當年的街頭小民主是個有趣的實驗,合作的伙伴也持續努力著。不論是什麼樣的嘗試,不論經歷過的是感動還是恐懼,持續思考與討論,大概是我們這輩應持續努力的事。

《超越資本主義的異托邦:知識社會學的探索》 慢慢讀

 

一天讀一點葉啟政老師《超越資本主義的異托邦:知識社會學的探索》(1)

中文書名如上,但英文書名的標題為Heterotopic beyond capitalism: a soci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s. 換言之,所謂「知識社會學」即是「社會思想的歷史」,或社會思想史。

上冊名為「從政治聯合體到共同體主義」,書腰(或者說外封書皮)寫了不少關鍵資訊,

如右開書腰寫「從政經聯合體到共同體主義」,小字:上冊首先從社會史著手,指出資本主義不只是經濟體制,而是打從誕生之初,就與政治力量有著共生關係。(按:這點跟David Graeber的《債的歷史》說法呼應)其次本書分別爬梳以霍布斯為首的「持具個人主義」以及馬克思的共同體主義思想,最終則指出社會主義的初衷在遭受史達林式政權的扭曲下,如何激發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危機意識,並引起左翼理論的革新」

參見書內文「專有名詞一覽」,則知上冊之英文名稱為political-economical unity,到communism(在頁384譯為共同體主義,頁385譯為共產主義)。也就是一個英文概念,如何在中文世界,應當得到重新翻譯的問題。簡言之,重估communism的意義與價值,非常尼采式的起手式。

右書腰延伸閱讀放了《觀念巴貝塔》與《現代人的天命》,各簡要列了一句話介紹,但在還沒閱讀內文前,我不是很明白本書與這兩書的關連,所以先不談。

封底列了總編劉鈐佑老板姓名,還有兩名編輯:林明緯、黃上銓,兩位都是當年一起修社會系理論課的用功學弟呀。謝謝你們讓我還有機會可以感受到葉老師的思想魅力呀。

左書腰內側則是葉老師的自介,寫道「一生以從事理論性的思考社會現象為職志」,並列出了重要著作。職志用的應該就是韋伯的Beruf的那種召喚與使命吧,細節可以看葉老師的傳記《彳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書封正面,小字列出五個章節名稱;書封封底,則是全書摘要,點出以社會史探索重估「人性」之可能性,挑戰「貪婪」在西方思想裡的正當性,以馬克思的共同體主義之人文性,超越資本主義鼓吹的動物性;以生命美學與自制自足姿態,超越利己競爭與擴張概念。

書封的配色很美。今天先讀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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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讀一點葉啟政老師《超越資本主義的異托邦:知識社會學的探索》(2)

 

早上心裡念著,想著,需要儘早讀完葉老師的新書,但手邊又沒有帶書出門,所以就滑手機看博客來的書目介紹,想說多瞭解一下架構,應該有助於理解文本。

 

點進了「超越資本主義的異托邦:知識社會學的探索(上冊)」的簡介,我發現在書目介紹當中,比起一般的書籍,多了一欄「佳句摘錄」的欄位,在上冊提到以下面向的摘錄「☆資本主義面面觀:歷史、社會結構、文化、☆自由主義哲學的思想史爬梳、為馬克思溯源」各列了三、四句摘錄,而下冊也列出「☆眾聲喧嘩的左翼理論、☆論消費、共感與誘惑、☆朝烏托邦邁進」,則是列出了四句到六句的摘錄。(相關連結見下方留言)

 

這些摘錄讀起來是精煉動人的,到底編輯群花了多大的工夫來編輯葉啟政老師的這本書,他們對於編輯作為一門志業的精神,如若葉老師將反思西方哲學人類學預設作為志業,雙方的敬業精神都讓人敬佩呀。

 

翻開了〈自序〉,年近八十的退休學術工作者,退而不休,以著述寫作為其日常實踐,學術人的堅持與執著,說實在的是有點令人生畏呀。

 

葉老師認為,學術本土化的功夫,必須建立在我們對於西方主流思維論述的種種預設命題有所認識(10),因為「世界觀本身(包含社會學的論述)決定了呈現出來的「世界」將會是怎麼一個樣子。」(11)(我想Weber認為自己對於經濟學的思考,選擇從文化哲學的角度切入,應該也是類似的想法)

 

「整個西方學決研究的基本認知架構和研究取向」,取決於西方人對於「人與社會」的想像,而此想像是具有文化優勢主導性的。(11)這裡的想法,我認為在學術實作當中是很明顯的,譬如標準的學術寫作格式,必須要能指涉原始源頭,而且在某些學科當中,唯有依據某些源頭人物的說法,相關的討論才會被視為有價值的──換言之,必須承認品牌的優先性。

 

但根據韓炳哲在《山寨》一文的說法,中國式的創作,則不那麼在意源頭,以及源頭的不可更動性或權威性,反而主張,藝術/學術本身是針對所謂「原始文本」的再加工與再創作,而後面的二創、三創,可能反過來讓某些藝術作為成為「原創」,而這個原創的特性不在於不可改,如同不可褻瀆你的神那樣,而在於原作的誕生,最美好的地方,就在於容許各人依託其上,進行再創作。換言之,「私有財產權」體現在創作上,走向了封閉系統或者開放系統,智慧財產是私有的嗎?智慧財產是共有的嗎?學術或者藝術創作,是可以「各取所需,各盡所能」的嗎?(這不意味著免費,而應該是指涉自由,也就是每個人可以取用其所需的部份,但克制己身不以貪婪的方式過份取用不需要的部份)。對於品牌的顛覆與改造,反而在某種意義上讓這些物質能不侷限於限定空間,而成為每個人能取用的資材。

 

盜版線上圖書館的存在,讓難以取得資源的人,只有有網路就可以閱讀相關著作,像是普羅米修斯把火盜給人類。但是盜版圖書館不是為了掠奪而存在,名義上是以知識流通為名,因而若相關作者或出版者宣告版權,則盜版圖書館理應下架。實作上如何,我未知。但有沒有可能想像一種方式,出版社的手藝與技藝之價值能得到更多的尊重,或許在這本書裡提到某種「合作社」(譬如知識生產合作社)或者如同政府補助半導體產業或者租屋補貼政策上,採取「支持軟實力」發展的態度,砸錢補助之外,提供更多自發閱讀、思考與討論的機會(譬如在教育制度上,不是僅以「人力資源」生產為目標,而是以能培養對話的「公民」或「自由民」為目標。不過說的遠了,有能力的人就買書,經濟能力不足的就借書,真的無法取得相關書目的人,就下載書,但是也許進一步帶著禮物經濟的精神,雖然我下載了書,但我希望傳播與傳達更多的思想與見解,讓這本書能夠經過我而讓更多人知道與分享,進一步擴大相關書籍的流通與巿場,讓其價值能夠被看見。也許,就是「自由取用、心意回饋」之類的想法吧。

 

繼續閱讀葉老師的原文,「學習並接受西方的學術知識,基本上,乃無異於等於宣告我們必須學會依樣畫葫蘆地來從事學術研究工作」(11)雖然後來接的話是「幾乎沒有人會(或敢於)反對或抗議的」(11),參照後文「優勢文化態勢主導人們行為、態度與價值認知的趨向」(18)以及此強制對「均值人」特別有效(19)之說,我們就可以理解書腰為何羅列了延伸閱讀《觀念巴別塔》一書,點出其論述了「統計學的『均值人』形象;驚奇的迸現;從個體化社會到回歸人文性」之書目說明。

 

葉老師的作法雖然沒有沒有明擺著說「我不同意」,或者「我控訴」,但他像是引路人一般地說到「功夫」、找「闕如破口予以顛覆」,以此作為認知架構改弦易轍的契機(11-12),這個探路的過程,一找竟然就是半個世紀,葉老師說「說來,在這半世紀的學術生涯,我所從事的基本上即幾乎全擺置在探索此一真正邁入學術『本土化』前的前置問題上面」,而本書是「初步綜合性成果」。(12)道路漫長而艱辛,接下來的工作已非我個人能耐,葉老師說,「留待下一代的學者來接棒,假若有幸能夠找到知音的話」。

 

我讀起來,覺得震撼於半百的信念與心志,同時又在思考,所謂的下一代學者,到底是指什麼?而所謂的「知音」那又是什麼狀態或樣子。葉老師算不算尼采的知音呢?或者那些曾經一同參與尼采讀書會師長們,算不是葉老師的知音呢?什麼是知音呢?尼采在《悲劇的誕生》裡,提到有人在蘇格拉底晚年的時候,跟蘇格拉底說:「去學音樂吧」。以理性為激情終歸是激情的一種樣態,試著掌握非理性,並且足夠誠實地認識到此非理性如何形塑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也可能需要很多的工夫。這裡的知音,指的是單一弦律嗎?還是如同安清所欣賞的複調音樂(見《末日松茸》一書)。那個知又是什麼意思?是馬克思談的認識,還是還加上行動?無論如何,不論知音與否,憑著一股對老人家熱情的欣賞,五音不全的我還是想要繼續聽下去,讀下去,想下去。

 

接著在第12頁起,葉老師提到了「持具個人」的英式想法,過往在葉老師的課堂上聽到過幾次,包括當年葉老師從台大社會系退休,再到葉老師在政大社會系的最後一門課,這個思想是對照的分離點,其對照或許是最後一章所談的「闕如」思維,或者「弱者」/租賃者應世姿態。所以從政治經濟結構,到社會心理狀態,到重估「人性」預設,到談這些反省作為「催化『本土化』之所以必要和所以可能的歷史要件」。

 

閱讀至此,我們可以明白,書腰的推薦的第二本著作《現代人的天命》的用意了。在延伸閱讀處,該書論及「從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到消費的文化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及對現代性/科技的反思」,這算是解了我前天的困惑。

 

其次,葉老師提到的「催化『本土化』之必要與可能的歷史要件」,不知道能不能這樣理解,也就是類比拉圖說的「我們從未現代過」,我們可以說成「我們從未本土化過」,因為所謂的現代本身是純化、分離與再創造的產物,而所謂的「本土」應該也會是種反省「純化、分離與再創造」並且進一步「再創造」的嘗試。

 

進一步來說,此句也反映了,有人認為本土化無必要,又或者本土化無可能,但對此葉啟政老師倒是樂觀,認為即使現在不存在,那麼我們也可以助其轉化,「催落去」加速轉化。而所謂的「歷史要件」,是不是意味著葉老師也自知這樣的工作吃力不好,同時這類工作也可能很快走入「歷史」,但總歸需要有個人走在前面,雖然不要求大家一定要跟著走,但如若有知音,續行倒是無妨。

 

「本土化」強調過程,此過程持續不斷,但為何「本土」,對立者為何?此預設的對話與批判對象,應該就是以他異者為參照,以均值人為參照,以外部操控為參照,說白了,其實就是他力導向的一切,由他者說了算的一切。體現在我比較熟悉的中西醫思維當中,西醫力求分離主體的客觀指標,主體感受處於相對次要的位置,而以均質為健康指標。而中醫強調「扶正固本」之說,甚至在《黃帝內經》當中的哲學人類學預設當中,提及四種至人形態之理想主義追求,那麼所謂的「本土」,應該可以解釋成,我們對於自身的生命經營究竟可以有如何的想像與追求,而不僅僅是成為「均質人」、「標準人」或者尼采所批判的「公民」、「國民」。人如何能夠追求某種理想的極限?臺灣社會如何自立標準,成為某種理想的所在,而不僅僅是求取溫飽,並且將求取溫飽而立基的實用主義思維,作為對未來想像的依據。

 

本土化,因而就不只是學術體制的反思與批判,而應該是重新思考學習與自我培養過程中當,我們到底如何援引各種思想資源,導引我們的世界觀,以此重新看待與思考作為「本源的土」。譬如,援引《易》經的話:「安土敦乎仁」。土是長養一切的所在,如同葉老師在第一章第四節提到的關於拉伯雷的「下體說」,回歸實作,回歸生命與死亡,回歸個體性、追求顛覆教會與國家的優位支配,就算不能顛覆,我們也可以嘲諷,保有我們生命的優美與悠遊。安土,我們在自身的土地上耕耘著,面對著外來的各種變化與挑戰,甚至是社會體制只要存在就必然內建的危機,我們對此有所認識,也就心有所止,而後能安,以及熟習回應世事變化,教化自身(敦,即是熟,也是享,亦為攴,意為教化,共享,熟習),而能夠長養他人,而建構更成熟的共同體而努力(仁)。

 

學術不僅僅是研究,學術面對國家與經濟體制的優勢力量,是共謀或者轉轍器?葉老師說「打從一開始,資本主義帶來的就是一種無止境的債務透支,對整體人類,尤其未來的子孫而言,它終將帶來無以彌補的災難」。(29)作為本土化的催化者,葉老師說「我準備做的,即是加入批判的陣營,走進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脈絡,檢視體制所內涵的結構理路,進而剖析其可能衍生的核心歷史-文化質地」(31)。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吧。

 

曾經有位讀心理學的朋友跟我說,本土心理學界的前輩,認為以本土資料作研究,就是本土化,但她越讀越異化,直到她遇到站在一定高度重新思考學術體制,進而思考學術生命意味著什麼的葉老師的著作,她讀了,決定主動去信給葉老師,而葉老師竟然回信了,如同末代武士,見她一位素昧平生的讀者,或者說「小女生」,並且長談。因而聽到我說在閱讀葉老師的書,或者曾經參與過葉老師的課,而有欽羨之感。葉老師足夠有個性,而這種個性之人,或許也曾令相關的學術同仁感覺困擾,而處於學院體制之中,雙方或許互不諒解,有所衝突,世代之間是求同或求異,人群之間是合群亦或走向孤獨,是走向平均還是走向例外人,倒沒有什麼標準答案。但我心想,生命困頓之人,遇到如此心志內斂而強韌者,應該都多少會感到震憾而驚奇吧?《易》經震卦象傳「君子以恐懼修省」。敬畏而修養、而反省、而自牧。君子首先是自我治理的人吧。

 

於是我們讀著讀者,來到了第一章,葉老師說,第一章的第五節之內容摘要初稿,是「編輯林明緯先生」所寫,而葉老師予以文字修潤。尊重後生,也使得作為前輩者,後生亦敬重之。你說這些「職業人」或者「敬重自身的專業也敬重他人的尊業者」,他們的作品,我們還能不好好地閱讀嗎?我是認為面對這樣的作品,也應該以美學的姿態來閱讀,但卻不是那種「無利害關係的美學姿態」(康德,或者說尼采所摘要的康德之美學見解),而是應該以「利害攸關的生命賭注」,如同劍客敬重彼此般地閱讀,誠實地記錄、面對與思索,在閱讀如此一本以「他山攻錯」之異端書目,到底我們被刺傷了什麼,如同尼采所說,我愛那用血寫下的文字,之所以有血,必然是因為路上充滿荊棘,以及少有人行吧?

 

活著不僅僅是自我保全,而我們活著,也不是僅僅仰賴「以自我保全為出發的思維」而活著,我們可以活得不一樣,但我們需要思考可以怎麼不一樣。面對自我保全思維作為優勢文化,而此優勢文化所架構出來的主流體制(第一節),我們可以不用視其為鐵板一塊,前人有人視資本主義為「具互動性的社會行動體系」(21),它有動態歷史,而隨時會出現黑天鵝效應,未來難測(21),但也因其難測,或許就有某時某地之人或事,提供了不同思路,來構思「自我保全」以外的人性追求,而十八世紀追求希臘古風的德國狂飆運動及後續的浪漫主義思想,也就成為英式效益主義思潮的另類思維。簡單地說,葉老師提到霍布斯的嗜欲說(其及利維坦立論),而拉出馬克思的「共同體」說(24)作為對比,點出社會學論述的典範承繼馬克思的論述風格。

 

接著葉老師點出史崔克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論」的說法有待斟酌,點出「任何型態的社會結構本身就存有著產生內在張力和矛盾的潛在因子,這可以說是社會結構的本質」。(25)很有趣的觀點!內在張力與矛盾是社會結構的「潛在因子」,這個觀點既點出了我們往往只看到社會結構的顯性面,也就是單向度與秩序的那一面,但我們應視這些「顯性」(或者說現象面)存有另外一面「潛在面」,而這些潛在面,有待因緣具足而得以顯現。

 

林秀幸老師(2024)在《很深的民主需要很厚的共同體》一書也有類似的思考,我們必須重視地方自身如何回應社會結構內在的張力與矛盾,而在地社會的人如何面對多層次面向的挑戰,如何透過信仰與儀式的再整合,以此打造供成員的異質性與異質化的成員能夠發展共存的棲所。(民主不只是投投票,而民主也不會只是西方產物,我們應有足夠的詮釋力,去瞭解在地社會如何形成共同體,而他們如何相聚與調解回應各類衝突,而在衝突與張力中自我維繫)

 

葉老師的思考比較重於關係面,可說是凡有結構之處,必有缺陷,而回應此缺陷之追尋,乃是人性的一部份。(26)因而問題變成,我們到底怎麼理解結構,以及我們的理解如何成為結構的一部份。所以葉老師點出「資本主義體制之所以成為一種具正當性的制度,其所內涵的基本運作原則必須先獲得普遍的肯認」。(27)要顛覆體制,必須從認知著手,也就是重估「人與社會」關係之基本信念,「探問人們對「社會」(或謂「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所共同期待的理想圖像為何的課題,乃攸關倫理與生命美學的形而上想像」。(28)

 

換言之,葉老師採取的立場,應類似於他後文對盧卡奇思想的點評「『上層結構』的政制面向跟隨文化(意識型態)面向,同時有回過頭來決定『下層結構』的經濟面向是否足以被改變的契機。」(45)

 

        在視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債留子孫」的思考上(該說這是老爺爺對子孫輩的在乎嗎?),葉老師於第三節末,明白寫出他的提問:「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具相當優勢主導地位的社會體制形式,它到底蘊涵著怎樣的結構理路對人們進行意義的『社會化滲透』?連帶的,也是更形重要的是,它蘊生了怎樣的文化底蘊來彩繪人類文明?尤其,經過三、四百年的發展,也歷經無數的批判、對抗並企圖顛覆瓦解,何以資本主義的體制依舊有著如此沛然的持續發展動力?也就是說,何以對抗並企圖顛覆瓦解的力量顯得力不從心,難以竟其功效?其基本的(社會心理)基礎何在?尤有甚者,假若我們採取批判乃至讉責的立場來接受『發展至今,資本主義體制已顯然成為整個人類文明極其沈重且嚴酷的負面負擔』這樣命題,那麼瓦解乃至是令之『瓦解』而易制的社會心理基礎何在?再者,何以需要是從社會心理層面來著手才堪稱是根本之道?最後,面對這樣的歷史命運,人類到底應當持著怎樣的態度來應對,有多大的能耐可自主創造嶄新的意義(價值)詮以及行動趨向?」

 

        相當大哉問。

 

  但透過重新打字,再次書寫葉老師寫過的字,我發現兩個括號(),如同羅蘭巴特在《明室》裡提到的刺點,也就是那個擊中我的地方:社會心理,以及意義(價值)。社會心理簡單說,就是大家怎麼想,而這些想法,又是怎麼以「大家」為參考定位而形塑,但是大家不是一開始就成為大家,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提供的思路以及對相關實作的正當化(如英國霍布斯、亞當斯密)使得這些想法成為理所當然,不證自明。譬如我們問道「你的志向是什麼?」「發大財!」大體是個在當代極具正當性的說法,但這個說法在古希臘時代或者其他時代,應該會被視為貪婪不正當的說法吧?但這個說法如何正當化的?韋伯的《新教倫理》解釋是宗教上的教義導致的心理轉折,至於葉老師怎麼解釋與看待,留待閱讀到後文再來繼續探討吧。

 

  其實則是意義與後方的(價值)的並立。意義是對現有事物的深入追問,但為什麼需要追問,則在於我們相信這樣的追問有價值,所以承上述例子,為什麼「發大財」會是一個有意義的回答?或者其實我們不滿足於此,而是追問「發大財為什麼是倫理上可欲且正當(或者可欲但不正當,或者不可欲也不正當)的答案。因而價值在這裡就是心理張力之間的衡量,如同齊美爾在《貨幣哲學》的說法,價值來自於克服心理欲望之距離,這個距離能不能被克服,而欲望是不是可欲之欲,或者應該予以轉化或馴化(增加距離),其實都涉及人與人之間的交換互動。交換,即是心理的,也是社交的。如何所有人都逐步認可不設限的交易,又或者探索有那些部分是不可讓渡的,「即是性工作者可以賣身但不賣心,我們到底怎麼評價他之類」,這些都涉及更進一步的意義追尋與價值重估。人作為人,如同尼采的提醒,是個估價者,「估價」影響了我們行動或不行動,而無論我們行動或不行動,皆在「估價」。差異在,我們是由已例行化習焉不察的習慣決定了我們的行動,還是我們帶著反思,也許艱辛,但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反思,必須重估,必須保持警覺,以此避免將人視為僅僅資本,僅僅勞動力,僅僅是物化者。也許這些作為,就是某種要守護「人之為人的尊嚴」的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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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8日星期五

[摘要] Third Edition of Ain’t No Makin’ It (至108待續)

 [摘要] Ain’t No Makin’ It

 

BourdieuWillis在他們的理論著作中都強調了志向的重要性。對於Bourdieu來說,志向與機會之間的關係是「工人階級的教育死亡率」的根源。我們已經看到,志向的差異是少年和耳塞之間的主要差異。事實上,在社會再製的各種因素中(例如分班、學校社會關係、基於階級的語言代碼差異),志向的調節可能是最重要的。(22-23)

 

 

有時候,當然,言辭背後確實藏著真正的惡意。在這種情況下,體型和力量是爭執中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所有姿態背後,都隱藏著權力等級的現實,主要由身體的強壯來決定。在團體內,戰鬥能力是地位劃分的決定性因素;那些在身材上缺乏的人必須以積極進取和堅韌不拔來補償,否則就必須忍受大量的言語和身體上的虐待。(29)

 

像許多城市貧民窟一樣,Clarendon Heights的十幾歲地下社會以掠奪性偷竊為特徵,一些走廊上的閒逛者專門從那些本身參與非法活動的人身上「搾取」毒品、贓物和金錢。ShortyFrankie賣了數百根假煙卷,搶劫了其他毒品販子,並迫使年輕或不夠強硬的男孩給他們一部分非法收入。走廊上的閒逛者一致認為,這種類型的偷竊在道德上比傳統的偷竊更具辯護性。更重要的是,被發現的風險更小,因為當局不太可能介入。(33)

 

這些評論充分證明了走廊上的閒逛者互助互愛的團結性。這種團結並不僅僅是口頭上的理想;共享金錢、共享毒品以及在犯罪活動中共同承擔風險,都是十三號門口生活的事實。 //與此同時,這些男孩們雖然肯定了他們所在社區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但他們卻始終堅定地表達著自己對與家人一起離開Clarendon Heights的深刻渴望。其中許多人希望賺足夠的錢,讓家人永遠搬離那些住宅區。(36)

 

 

在分析同一場比賽如何以兩種根本不同的方式看待之前,我們必須調查這兩個同儕群體如何為比賽做好準備。學校是訓練場,是這種準備發生的地方。正如我們所預料的,計劃要參加比賽的男孩們在訓練方面的方法與那些已經承認失敗的人有根本性的不同。[83]

 

 

在另一次未經要求的發言中,Chris注意到老師們經常將學校的成功與就業市場的成功建立起牢固的聯繫:“他們告訴你,他們會在你完成學業後給你找到工作。他們從一開始就對你說過。他們一直都這樣對你說。”MikeChris之間的區別,更一般地說,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是在兄弟們和走廊上的閒逛者之間,Mike相信這種推理,而Chris對此反應是:“這是胡說八道。他們根本不會給你任何東西。”[99]

 

要理解美國教育系統中低階層孩童面臨的問題,不僅需要關注他們的家庭,還需要關注學校。那些將家庭放在首位的理論抑制了對國家學校的批判性審查。問題並不是低階層孩童在某些方面是劣等的;問題在於根據學校的定義和標準,他們一直被評估為不足。一些主流社會學家的假設是問題應該在參賽者身上,而不是在裁判身上,這種假設是毫無根據的。(101)

 

 

正如KarabelHalsey提醒我們的那樣,因為主導社會群體決定了教育系統中所重視的內容,所以被支配的社會群體被強大者設定的標準所評判為不足,這並不奇怪。[102]

 

被迫為了錢而困於當下的走廊閒逛者,與中產階級的青少年形成對比,他們沒有資源去等待長期的教育或職業計畫實現。此外,他們相信他們已經錯過了美國消費主義的放縱,渴望立即獲得財務成功。(107)

 

考慮到兄弟們在學校的經驗,我們已經看到學校對他們的自尊心有著顯著的影響。走廊閒逛者對於他們可悲的教育成就也感到了一定程度的個人不足,但對他們來說,學校只是城市環境中一個次要的部分。因此,他們的自尊心與學校幾乎沒有關聯;學業表現對他們的自我感覺影響較小。然而,這種對學校表現明顯的漠不關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自衛機制,保護男孩們的自尊心不受攻擊。許多定量研究已經證實了這種失敗避免策略的存在。對於走廊閒逛者來說,學校中的失敗前景以及隨之而來的不足感是不投入教育的另一個原因;對自尊心的潛在威脅是方程式成本的另一項。走廊閒逛者參與學校的成本包括延遲工作收入的成本、服從和順從於與同儕團體的價值觀相違背的規則和權威的成本、失敗的風險,以及時間和精力的投入。在利益方面,教育成就帶來的社會流動性前景有所改善。對於走廊閒逛者來說,他們看穿了成就意識形態,對學校的功效並不抱有太大信心,教育帶來的社會流動性前景不值得學校所付出的代價。儘管他們對學校的態度肯定不是基於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但這些考慮確實構成了他們對教育的取向。(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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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s to college admissions: student strategies and class variations in activating cultural knowledge in Taiwan

 

Ruo-Fan Liu (2022) Pathways to college admissions: student strategies and class variations in activating cultural knowledge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1:3, 284-304, DOI: 10.1080/09620214.2020.18

 

討論與結論

高中生是首次駕駛大學之路的新手。文化知識可以作為駕駛這條路的地圖。有些駕駛者比其他人更能夠讀懂這張地圖;他們更擅長首先獲取地圖,然後閱讀路線並決定哪條路線會把他們帶到他們想要去的地方。本研究認為,知識的啟動很重要,並在錄取不確定但不具風險的情況下導致不平等的結果。通過比較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學生在三個分數狀態組中的情況,我表明階級優勢是由文化知識的啟動介導的,這種優勢因學生的分數狀態而異。

 

臺灣案例表明,文化知識的概念應該由制度背景來具體化。在美國,文化知識指的是對機構運作方式的較少明確但微妙的知識。在臺灣,文化知識則指的是對被特權群體視為理所當然的明確而複雜的規則的基本了解。這表明我們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文化知識,不是關於能夠揭示系統中不透明部分的能力,而是關於如何「正確地」閱讀編碼的規則,並將其「正確地」應用於競爭排名中,這往往被主導群體視為理所當然,但需要努力去解碼。

 

通過將文化知識在臺灣的工作方式置於其背景下,我認為即使系統旨在通過告知學生錄取標準、渠道規則和選擇階段來實現透明度,但並不是所有學生都能夠同等利用這種資訊透明度。在三個分數狀態組中,中產階級學生學會了如何優先考慮不同的學測指標,以預測自己相對於全國競爭者的位置,精心選擇不同的渠道來超越自己不足的分數,並進一步確定在哪裡尋找額外的資訊。相反,工人階級學生將規則視為表面上的價值,並可能被明確的規則所誤導,例如使用絕對分數點來評估錄取機會,以及將口試視為尋找「健談」的候選人。這重新強調了布爾迪厄對知道規則與玩好遊戲之間的區別。一個好的結果不能僅僅通過機械地遵循明確的規則來實現,而是通過按照國際教育社會學的規則行事,將其符合自己的利益,同時表現得像是在遵守規則(拉梅松和布爾迪厄,1986年)。

 

關於家庭和學校等資源,與美國相比,中產階級父母積極參與學生的申請過程並逐步幫助孩子(拉羅,2015年),臺灣的情況表明,家庭以更隱含的方式參與學生的大學導航。相反,學校則成為大學資訊的重要來源。學校教師和輔導員積累並傳遞最近校友的錄取信息。然而,學生必須尋找這樣的積累資源,而那些積極尋求資源的人是中產階級學生,因為他們有一種有資格得到幫助和獲得安排的感覺(藍,2018年)。

 

儘管知識的激活因社會階級而異,但其他屬性,如種族和地區背景,也會在平等機會上起作用。這為原住民學生帶來了另一層機構性的劣勢。為了防止平權選項成為其他社會群體的對象,臺灣的系統對於平權行動選項透露的信息很少,相比之下,常規渠道則有所不同。這創造了一道障礙,因為需要這些機會的原住民學生得到的信息更少,無法激活它。

 

雖然本研究主要借鑒了三種分數狀態組來檢驗激活文化知識是否改變錄取結果,但我並不主張因果推斷。需要進一步研究以測試分數狀態、知識激活類型和錄取結果之間的交叉點,以更好地理解制度變革如何改變文化知識在維持階級優勢中的調解作用。

Status Competition in the Digital Era: Degree Seeking, Public Credentialism, and Information Counseling in Two Taiwanese Social Media Sites.

 Liu, R. F. (2021). Status Competition in the Digital Era: Degree Seeking, Public Credentialism, and Information Counseling in Two Taiwanese Social Media Sites.

 

然而,大多數資格認證學者假設,資格證書的價值是由雇主的評估所決定的(Bills2003Bills2004BrownBills2011),很少有人探討個人如何比較大學選擇,評估可比較的選項,以及在選擇大學之前重新定義學位的意義。(3)

 

本研究探討了幾個問題。首先,學生如何理解學位的價值,並在全球高等教育中重新爭取他們的地位優勢?第二,網絡上發展了哪些敘事以引導個人的大學選擇,並在尋求地位的過程中將某些學位定義為“明智”的選擇,而將其他學位定義為“愚蠢”的選擇?第三,誰主導這些敘事,網絡環境如何複製學位持有者之間的權力動態?我利用檔案研究和數位民族志學方法探索網絡中的意義生成過程,觀察資格主義如何在這個數位時代運作。(3-4)

 

Digital Ethnography: Self-representation, Censorship, and Ways of Talking Online
(
數位民族志學:網絡上的自我呈現、審查和交流方式)

 

社交媒體的三個特點,即在線團體化、現場審查和自我呈現,促進了人們在線上尋求學位的過程,並創造了反映學位持有者間現有權力結構的公共空間。(10)

 

Is This Degree Valuable? Dominant Narratives Online

Envying or Looking Down: Listen to Us because We Have Better Credentials

Online Elitism: The Voiced and Voiceless in Social Media\

 

Dcard使用者在性別和學校特徵方面是可識別的。在1260篇帖子中,來自精選大學的男性發言者主導了討論串。無論高中生問問題的學校是不是他們所在的學校,他們都表達了自己的觀點。相比之下,女性學生只有在問題與自己的專業或大學有關時才表達意見,只有在她們覺得自己有資格時才表達意見。這種差異在發言者和不發言者之間創造了性別動態。男性扮演權威性角色,而女性自我審查,只在相關討論中發言。(2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相較於先前專注於資格權力在私人場合(如招聘和招募)中運作的研究,我確定了揭示公共資格主義現象(the phenomenon of public credentialism)的實證維度。我們通過協商和溝通來斷言、確認和理解學位的意義及其是否值得追求。這種集體地位建立過程強化了整體體系,將某些類型的學位置於其他類型之上。(27)

Liu, R. F., & Chu, E. H. (2023). Inside the Black Box of College Admissions: How Universities Screen and Why Variation Matters.(大學招生的黑盒子:大學如何篩選以及變異的重要性)

 

Liu, R. F., & Chu, E. H. (2023). Inside the Black Box of College Admissions: How Universities Screen and Why Variation Matters.

 

摘要

錄取指標在不同大學特性間存在著很大差異。雖然先前的研究選擇了一兩所大學來研究門檻設置,但我們的研究擴大了範圍,探討了大學如何應對不斷變化的錄取格局,從僅依賴考試成績到將全面綜合評估納入大學篩選。我們分析了2019年台灣69所大學的錄取數據,並測試了風險容忍假設,發現頂尖大學將聲譽置於生存邏輯之上,通過對第一輪分數門檻進行選擇,但在第二階段的全面綜合評估上保持寬容。然而,底層和中層大學更重視生存而不是聲譽邏輯,選擇在第一輪採取包容性措施,以擴大申請人群,並在評估質量表現時變得更加專注。我們認為這種逆向邏輯是由於篩選階段中「同行機構」的動態不同所致。我們得出結論,學者應考慮組織策略中時間的重要性,並提出對組織變革、不確定性和大規模高等教育排名的影響建議。

 

內文發現

我們發現,大學會根據「同行機構」的定義來調整其策略。特別是,在第一階段,頂尖大學通過設置高分數門檻來保持其聲譽,但在面對同級競爭的情況下,在非分數標準上則採取包容性措施。相反地,中層和底層大學在第一階段的目標是通過吸引更多的申請人來達到生存,以避免與不同層級之間的競爭,但在第二輪競爭中,它們與底層機構競爭時變得更加挑剔。我們將這一現象稱為「包容與排斥的逆轉邏輯」,以概念化大學開放或關閉大門以及對象的動態。

 

 

因此,要了解組織如何招聘,我們需要考慮組織之間的關係,因為這些動態塑造了單個組織的排斥和包容。如果我們不了解學校之間的差異,我們就會冒著將單一機構的研究結果泛化到所有機構並忽略組織如何相互回應的風險。

 

這一發現支持了我們的假設,即在第一輪中,頂尖大學的目標是通過專注於候選人的總PR分數和具體科目分數來保持選擇性。相反,底層大學傾向於通過為五個考試科目分配不同的分數加權比例來避免不同層級之間的競爭。

 

令人驚訝的是,與底層和中層大學相比,我們發現頂尖大學在第二輪變得更加包容,與它們在第一輪的選擇性和排斥性相反。我們通過考慮跨層級影響因素,即選擇性變量中面試者意向人數與最終錄取人數之比,來評估這一變化。

 

我們的研究為場域理論、組織變革以及高等教育中的競爭提供了寶貴的見解。首先,我們利用場域層級數據對FligsteinMcAdam2012)提出的場域理論進行了擴展。我們通過展示組織對場域變化所採用的多樣化策略,以及這些策略如何隨著時間演變,為該理論做出了貢獻。具體而言,我們提出組織場域具有其時間序列。隨著錄取場域從單一過程轉變為兩階段篩選,不同的大學會戰略性地採用生存或聲譽策略,以避免不同層級之間的競爭或維持同層級內的競爭。我們發現,時間對於組織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策略。根據同行機構如何被定義和重新定義,大學在不同時間意識到自己的可能競爭對手,因此實施排斥或包容策略,決定何時開放大學之門,以及對誰開放。就招生策略而言,這對於中層大學尤其如此,因為它們的可能競爭對手從第一階段的頂尖大學轉移到第二階段的底層大學。

 

第二,有兩個基本的制度邏輯指導著學校間的競爭。首先,大學仍然採用傳統的觀念來評估申請者如何優先考慮大學,以建立他們的策略。他們假設申請者會遵循先前的排名制度,優先考慮需要高分的大學和專業。這種分數邏輯作為考試制度的傳統智慧,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學決定其候選人群的方式。第二,儘管大多數大學將定性指標納入其篩選範圍,但並非所有大學都接受了新規則。相反,大學仍然將全面綜合評估視為額外的測試。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分數閾值仍然是關鍵決定因素,而後來的口試和作文測試很難逆轉結果。

 

 

通過探索不同層次的大學如何利用定性和定量指標來定義候選人群,我們的研究也將組織文獻討論與量化相連接。我們承認,我們所獲得的大學層級數據可能無法提供精確的層次和同行機構的分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提供了相關性結果,試圖在引入第一波不確定性時確定入學指標背後的邏輯。進一步的研究需要利用基於網絡的調查來準確識別和報告大學部門作為決策者如何評估他們的第二階段競爭,並確定他們真正認為是競爭對手。儘管如此,我們發現,大學並不將測試成績和非測試比率視為優點,而是利用這些指標來定位自己並建立社會排斥。一些指標之所以被廣泛使用,不是因為大學優先考慮了優點的衡量方式,而是因為這些指標提供了一種簡單的方法來篩選申請人,在設置分數標準之前提供了有限的信息。另一些指標,如權重系數和百分位數比率,則用於區分申請人群,被視為次要的。然而,我們顯示,隨著不同層次的大學重新定義了每種能力的“兌換率”,人們將大學的排名與他們優先考慮的指標聯繫在一起,認為這些指標更“有價值”和“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