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中的掃興者
原文刊載於 feministkilljoys.com，2025年2月27日
作者：Sara Ahmed
原文出處：https://feministkilljoys.com/2025/02/27/killjoys-in-translation/
（相關照片與圖示見原文網址）
譯者按：本文為 Ahmed 於2025年2月28日在伯明罕大學「女性主義、酷兒翻譯、情動與去殖民性」研討會上發表的演講稿，經作者輕度編修後刊出，並補入部分參考文獻。感謝 Michaela Baldo、Elena Basile 與 Samuele Grassi 策劃了如此特別的一場活動。
我把這篇文章獻給所有的掃興者譯者！感謝你們所有的工作，和所有的創造力！
我想從奇卡納—巴勒斯坦裔女性主義者 Sarah Ihmoud 的一個重要提問開始：「在見證種族滅絕的此刻，實踐女性主義意味著什麼？」我們可以被這個問題引路。翻譯同樣可以被這個問題引路。我們把自己的實踐化為見證，讓見證擴散增殖——去翻譯，去移動某些東西，去轉化，去變異，也因此，去讓什麼活下來。
2023年12月6日，以色列殺害了巴勒斯坦詩人與學者 Rafaat Alareer。他的詩〈如果我必須死〉（If I Must Die）被迅速而緊迫地翻譯成許多不同語言——翻譯，作為一種履行指令的方式，接收一則訊息：如果他必須死，那我們就必須活著，把那個故事說下去。Salih J. Altoma 指出，這首詩本身也「有一個故事」。他說明，〈如果我必須死〉是 Alareer 少數以英文寫成的詩作之一。Altoma 引述了 Alareer 的解釋：「我們需要訓練自己用目標語言——在這裡是英文——表達我們的關切……能夠用其他語言為自己說話的巴勒斯坦人，應該直接這樣做。」英文成了「目標語言」，因為需要把訊息送到盡可能多的人手中。
翻譯可以是觸及範圍的擴展；更多的路徑，更多的故事。
而一首詩可以是許多意象的贈禮。
Alareer 給了我們一幅意象：一塊布，一些線，成為一只風箏，「飛上高空」，讓加薩某處的一個孩子或許看見，「以為那一刻有天使在那裡，把愛帶回來。」那塊布，那些線，詞語串在一起，成為一個我們活著就要繼續說的故事。是 Rafaat 的故事，是的；但也正如 Yousef M. Aljamal 在遺作《如果我必須死》的序言中所描述的，「一個處於殘暴政權之下的人民的故事，他們一直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為自由而戰。」
這首詩，〈如果我必須死〉——寫作即為自由而戰——已經擁有、也將繼續擁有許多生命，進入不同的語言，也進入不同的場域：詩變成標語牌，標語牌變成風箏，變成線，變成口號的劈啪聲響，故事被帶上街頭、佔據空間。詩歌，堅持，抗議。
在如此多的碎裂之中，如何說話？回到 Sarah Ihmoud，她精確地寫出了我們需要穿越悲傷說話的必要性，需要衝破「這個غصة / ghassa，這個堵在喉嚨裡讓我們說不出話的硬塊，大聲而勇敢地對著風說話。」我在這裡聽見了 Audre Lorde 的迴響——她教導我們，正是那些讓說話變得困難的東西，構成了我們之所以需要說話的理由。
我想在這裡暫停一下，承認此刻有太多東西是困難的，令人沮喪而疲憊的。光是用那些詞語去命名正在發生的事，就會讓你與正在發生的事產生對立——像「種族滅絕」這樣的詞被當成極端主義，像「跨性別恐懼症」這樣的詞被當成言論審查。做這些工作的理由，有時恰恰被做這些工作的後果所證實。當他們試圖阻止你做你正在做的事、成為你正在成為的人，我們就更加需要彼此，伸出一隻手，共同承擔那份重量。
我們需要成為彼此的資源。今天我想思考的，是翻譯作為一種運動的資源供給——不只是我們如何讓彼此的文字活著、讓工作活著，而是我們如何在被警告後果之後，依然勇敢地對著風說話。
回頭看
在我答應為這次活動分享一些想法之後，我確實向 Michela 指出過，我並不研究翻譯。是的，那是一個相當焦慮的表態。在一場翻譯主題的活動中做主題演講——在座許多人才是真正的譯者，做著那份工作——這看起來相當奇怪。當然，翻譯的勞動是共享的。而且這在實踐上很重要。我們的行動主義有太多需要找到跨越差異溝通的方式——或者帶著差異溝通。所以，我會提供一些反思，關於我從被翻譯這件事中學到了什麼，以及翻譯如何以顯性或隱性的方式出現在我的工作裡。
去想翻譯如何顯性地出現在我的作品中，意味著回頭走過一些舊路徑。有趣的是，在我2006年的書《酷兒現象學》（Queer Phenomenology）裡——那是我第一次書寫舊路徑和踏慣的小路——我把「回頭看」與翻譯聯繫在一起。我當時寫道：「回頭看……這個回望同時也意味著對未來的開放，作為對我們身後之物的不完美翻譯。」
我本以為我第一次書寫翻譯——更確切地說，第一次書寫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關於將 Mahasweta Devi 翻譯成英文的工作——是在我2000年出版的書《奇異的相遇》（Strange Encounters）裡，那是二十五年前。我忘了其實我在更早的博士論文裡就寫過 Spivak 和 Devi，那篇論文後來成為我的第一本書《重要的差異》（Differences that Matter），比那又早了兩年。所以從一開始，我就和翻譯同行。
讓我著迷的是 Spivak 在《想像的地圖》（Imaginary Maps）的前言和後記中書寫翻譯的方式。她寫道：
我也許是愚蠢地嘗試了，打開一種不可能之社會正義的結構，這種正義透過與單數的人物之間遙遠而隱密的相遇而若隱若現；去為語言、主題和歷史的特殊性作見證，同時也以這種不可能的全球正義的經驗，來補充關於混雜全球文化的霸權觀念。
我想真正抓住我注意力的是「秘密」（secrets）這個概念。Spivak 強調的是那些沒有跨越過去的東西，翻譯的不完美。翻譯的意義或許在於它如何讓我們對限度保持敏感——去知道，無論我們多麼努力地了解他者、從他者身上學習，某些東西不會移動，某些東西將始終是秘密。
秘密頗為聳動。回頭看我早期那些關於陌生人的工作——那些不在家的人，被視為格格不入的人，被當成不是從這裡來的、或不算真的屬於這裡的人——我感覺到，翻譯對我而言，與其說是一個研究主題，不如說是一種感覺和處境。我可以聽見那個年輕的女性主義者的自己，正在掙扎著走出那些我已經接受但其實並不太自在的理論語言和典範——包括我會說，某種特定風格的後殖民理論化。
我不只是在書寫「不在家」。
我是從「不在家」的位置書寫。
現在我要轉入一種更個人的語調，這不是我最初動筆寫這篇演講時的計畫。是翻譯這個題目把我帶向了這裡。作為一個寫作者，我跟著詞語走。
我想到英文，我唯一的語言，殖民者的語言，世界宰制的語言。
但它真的是我唯一的語言嗎？或者說，曾經是嗎？我的母親是英格蘭人，父親是巴基斯坦人。有人告訴我，我最初說出的話是烏爾都語。那是因為在我大約一歲的時候，母親病得很重。我被送到巴基斯坦，由那裡的家人照顧。我的第一批詞語是對著阿姨們、祖父母和表親們說出的。
這些我自己全不記得。但家人經常提起。我也有那時那地的照片。照片在我母親的相冊裡，目前在我姊姊家，在阿德萊德。
這張是1971年我在喀拉蚩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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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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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張照片裡，我被一位阿姨抱著，她的孩子們站在旁邊。我看起來有點不高興。
有人在照片背面寫了字，彷彿是以我的口吻：
「我很喜歡我的阿姨們和表親，只是心情有點不太好。」
這對我表情的翻譯，大概是為了讓英格蘭的家人放心——我被照顧得很好，不是真的傷心，只是有一點 off。一個未來的掃興者，有一天我會找到自己的方式來表達「off」意味著什麼、感覺像什麼，不管是一點點還是很多。
將近一年之後，母親康復了，我回到英格蘭。據說我把姊姊和表姊搞混了。即使我記不得這一切，即使我知道在整個過程中我是被愛著和照顧著的，我理解離開家和所愛之人的創傷——不只一次而是兩次——不只是我自己的。
作為五口之家，我們幾年後移民到了澳洲，比英格蘭和巴基斯坦都更遠了，也離我最初的詞語更遠了。那些詞被遺忘了。我們在家不說烏爾都語或旁遮普語。我父親也許認為英文會是一張護照，幫我們擺脫作為移民的某種命運，說英文意味著更光明的未來，向上、向前，不要回頭。
後來他開始後悔這個決定。他叫我們學那種語言，給了我們書和錄音帶。我沒學。那是父親許多指令中我拒絕服從的一個。當然，我現在後悔讓自己對父親的反叛阻擋了語言的學習。
但父親不是這個故事的重點。失去的地方也有可能性，只是我必須以另一種方式去把握它。我和巴基斯坦的家人發展出了自己的關係。那不只是因為我和阿姨們可以用英文交談。我最年長的阿姨 Gulzar Bano 是一位女性主義者和人權運動者。這是我們1971年的合照。
Gulzar 用很多方式向我傳遞她對正義的熱情。以下是她2011年9月2日寫給我的信中的片段；她前一天還寫了另一封。
她以對出生之偶然性的反思開頭，接著做了第二個反思：「貧困是對人權的全面侵犯。」我在那些大寫字母裡聽見她的聲音：她總是願意大喊，如果那是被聽見所需要的，即便那意味著被當成在大喊。
Gulzar 也是一位詩人。我不太確定為什麼——我應該問的但從未問過——她的詩大多以英文寫成。她的詩作收錄在《巴基斯坦詩選》（Poetry of Pakistan）等選集中。
Gulzar 成為詩人的故事與印巴分治糾纏在一起。她說：「我在1947年11月搭乘一列軍用專列從勒克瑙來到拉合爾，沒有父母同行。我唯一的行李裡只有幾本書和幾幅畫。作為一個大家庭中的單身職業女性，高度專注的生活讓我忽略了自己對藝術的天賦。但是，文字不需要顏料和畫筆也能勾畫。我經常在這裡那裡的便條紙上開始寫詩……許多都遺失了。」後來 Gulzar 自費出版了一本詩集，題為《失而復得，得而復失》（Lost Found, Found Lost）。
Gulzar 教會了我，我們可以用很多方式處理文字，用我們能找到的任何材料，在失去或被遺落之後。也許是她的手印在我手上的那份壓力，讓我後來對文字如此著迷——它們的聲音、節奏、韻律，文字如何訴說時間。我對文字的移動和變異特別感興趣：比如「幸福」（happiness）如何遺失了它的「機運」（hap），又比如「多元」（diversity）被使用得太多，以至於現在我們似乎只聽得見忙碌的嗡嗡聲，那種 buzz——多元作為一個 buzz word。當然了，現在那個嗡嗡聲似乎更像是一記警報了。
即使我遺忘了自己最初的詞語，那不表示它們不重要。或者說，不表示它們現在不重要。在《酷兒現象學》裡，我寫過作為一個混合背景的孩子的經驗，以及我家裡一些最珍貴的物件是如何是幾卷老版的莎士比亞全集。它們對我珍貴不是因為它們是英國文學的經典，而是因為我聽過它們如何來到我家人手中的故事——它們是在印巴分治後，在拉合爾一棟成為他們新家的房子裡找到的。
也許翻譯也是一個關於物件如何旅行、什麼跟著它們來、誰跟著它們來的故事。
2020年，有一期關於《奇異的相遇》的專刊，紀念它出版二十年。我一位親愛的朋友，一位掃興者姊妹 Sirma Bilge 寫了其中一篇文章。她寫到了她在自己那本書裡找到的東西：
我那本二手的《奇異的相遇》裡夾著兩根乾燥的銀色枝條。它們來自一棵俄羅斯橄欖樹，olivier de Bohème。那個夏天我在土耳其讀《奇異的相遇》的時候，它們正開著花。那令人陶醉的甜香浸透了夜晚。我折了兩根小枝帶回蒙特婁，想留住一點地中海夏日的碎片，然後把它們夾進手裡正拿著的書中。我把它們偷渡進書裡帶回了加拿大，忘記了它們在那裡。那份來自我家鄉的紀念品，來自土耳其 Ayvalık 街頭一棵普通的樹，在我在加拿大使用的語言裡被奇怪地改了名——被歸屬到其他地方，俄羅斯和波希米亞。封鎖期間重讀《奇異的相遇》時，我在書頁之間發現了那些枝條。它們已經失去了全部香氣，但保留了它們特有的銀綠色葉子。
多好的一個贈禮——Sirma 恰好手裡拿著我的書，於是它們可以夾帶那一點碎片、那份記憶。那些壓在舊書頁間的乾燥銀色枝條承載的更多，即使沒有了香氣，它們依然喚起了地方。當我們移動，世界跟著我們移動，即使有些東西遺失了，或者被賦予了不同的名字。
我愛舊書，因為過去的讀者會在裡面留下自己的痕跡。在我2019年的書《用處何在》（What's the Use）裡，我收了一張照片，來自一本關於手的書中的一頁。
我當時想，為什麼你圈了那個詞。
因為你留下的東西，我留在了好奇裡。
翻譯掃興者
《用處何在》裡也收了這張踏慣的小路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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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以清出我們的路，讓走這條路變得更容易。我們可能被指引：走那邊。我用不同的說明文字搭配這條小路的圖片，那本身就是一種翻譯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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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路越是被使用，就越是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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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是被引用，就越是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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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一條被維持暢通的路徑。
職業生涯也可以是一條路。有時候，你必須離開那條路才能意識到走在上面意味著什麼。2016年，我離開了一條職業路徑。我曾是一名學者。我不再是了。我辭職以抗議我的大學未能處理性騷擾問題——或者說，它處理了，安安靜靜地，噓噓噓。
沉默可以是一面牆。
我辭職是為了抗議沉默。所以，不能沉默地辭職。當我分享辭職的理由——當時是向同事和掃興者們說的，正如我現在對你們說——我分享了一直在發生的事情。揭開蓋子，就是變成一個破壞者，成為損害的肇因。我當時不知道，但我已經讓自己幾乎不可能回到那條學術路徑了，即使我想回去。我希望如果我當時知道這一點，我仍然會做出同樣的決定。
我仍在研究大學，但我不再隸屬於任何一所。於是我開始想，也許我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寫作，不再預設大學作為我與讀者之間的中介。我當時思考的某種程度上就是如何把我的一些想法翻譯成不同的、更易接近的形式。這看起來可能是一個簡單的切換：從學術著作到大眾出版。但我發現大眾出版的世界令人困惑和迷失方向，就像大多數你不熟悉的世界一樣。
我選擇以女性主義掃興者的身分寫第一本大眾讀物。為什麼？我從談論女性主義掃興者、把她們帶進房間裡的經驗中學到，來自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如何與這個形象產生連結。我注意到氣氛如何改變，變得帶電、啪啪作響、嘶嘶燃燒。
女性主義掃興者成為了一個溝通裝置。這個形象有一種翻譯得非常好的特質。
《女性主義掃興者手冊》（The Feminist Killjoy Handbook）是我的第一本大眾讀物，也是我第一次給女性主義掃興者一本屬於她們自己的書——儘管我之前已經寫過她們很多次。我在書的開頭設了一個場景：我和家人圍坐在桌邊，進行著禮貌的對話，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對父親的性別歧視言論做出反應。我總是會失敗，最後還是會說出我對他的話有意見。然後氣氛就變了，變得緊繃，彷彿是我製造了問題，而不是我指出了問題。我經常聽到這句話：「Sara，又一頓晚餐被你毀了！」
我成為一個掃興者，因為我不太願意、也不太能夠為了和一個父權者維持和平、或者維持一切安好的幻覺而保持沉默和順從。有時候我確實覺得自己是孤獨的。想起我的阿姨 Gulzar，那麼願意大聲喊出她的信念，成為一個女性主義掃興者也是另一種繼承，一條路通回到她那裡。我並不孤單，即使我並不總是知道這一點。
我當時並沒有稱自己為女性主義掃興者。女性主義掃興者，事實上是對女性主義者的一種刻板印象：那些悲慘的女性主義者，以製造悲慘為使命。悲慘不是我們的使命。那為什麼要認領這個名字？我們認領它，因為如果做這些工作會帶來悲慘，那麼製造悲慘也許正是我們需要做的事。
當你認領那個名字來做你正在做的工作，你就會和其他像你一樣、能在那個名字裡聽到一種承諾的人展開對話。我把女性主義掃興者的書做成一本手冊（handbook），因為我把它想成一隻手——一隻援手、一隻伸出的手，也是一個把手（handle），是我們握住某樣東西的方式。我在書中提供了掃興者真理——我也稱之為磨出來的智慧——掃興者等式、掃興者承諾、掃興者格言，以及掃興者生存技巧。我的第一條作為女性主義掃興者的生存技巧是：成為一個。
成為一個女性主義掃興者，就是在歷史中聽見自己。一段歷史可以是一個把手。知道我們所在之處曾有他人在此，會有幫助。一位讀者寫信給我：「我是一個女性主義掃興者，而我不知道這兩個詞描述了我這輩子一直以來的一切。」女性主義掃興者提供了另一種描述自己、成為自己的方式，也是找到彼此的方式——那些懂的人，因為她們曾經在那裡，在那個位置。
手冊帶我去了不同的地方，我踏上了我的第一次巡迴簽書之旅。我喜歡在獨立書店和女性主義圖書館裡分享這些工作，被女性主義和酷兒的牆壁環繞——像是女性主義圖書館（The Feminist Library）和 Gay's the Word 書店的牆。被一段女性主義與酷兒行動主義的歷史環繞，讓負擔變輕了！牆壁可以是智慧的。或者說，我們可以明智地選擇自己的牆壁。
寫一本大眾讀物，你需要一個經紀人在你和出版商之間運作。一個意料之外的重要結果是——版權由經紀公司持有（而不是把全球版權交給出版商）——這讓我更多地參與了作品的翻譯過程。我最終直接和許多出版社的編輯及譯者通信，也前往不同的地方談論「消滅快樂」如何是一項世界建構的計畫——包括去年的西班牙、法國、波蘭和義大利。一種旅行可以引向另一種。當我為了談論女性主義掃興者而旅行時，我是在追隨她們為我開出的路。而且我一直在聽人們談論如何翻譯「killjoy」這個詞。以下是一些翻譯：
Killjoy
Aguafiestas（西班牙文）
Psujzabawa（波蘭文）
Guastafeste（義大利文）
Rabat-joie（法文）
Oyunbozan（土耳其文）
Pretbederver（荷蘭文）
如果翻譯可以是一種旅行形式，把詞語和觀念在語言之間移動，而不是所有東西都能移動過去，那麼就有別的事情發生了。我很高興讀到 Magdalena Kunz 為《女性主義掃興者手冊》波蘭文版所寫的前言。我之所以能讀到，當然是因為他們把她的前言翻譯成了英文。Magdalena 回顧了他們在如何翻譯 killjoy 這件事上的艱難對話；通往最後定案 psujzabawa 的那條路，也許不出意料地，崎嶇而非平坦。掃興者之所以難以翻譯，也許正說明了她們的某些特質！Magdalena 問道：
我最終愛她如同自己的孩子了嗎？是的：psujzabawa 畢竟是我的翻譯之子——任性而固執——但正因如此她才那麼特別，對我們極為珍貴。和她維持關係並不容易：她來來去去；她可以是我們的姊妹，最親愛的朋友，支持和力量的來源，一絲希望之光；但她也可以撿起、撕碎和摧毀，把我們的世界翻個底朝天而毫不回頭。你不時可以穿上她的鞋子，但不可能一勞永逸地成為一個 psujzabawa。
女性主義掃興者：如果我們有時穿上她們的鞋子，她們也可能踩到我們的。每段旅程中有那麼多步伐。每一步，都珍貴。即使是一聲「哎喲」。在女性主義掃興者穿越不同翻譯的過程中，有許許多多的步伐。
在我分享了一篇關於「killjoy」不同翻譯的通訊之後，一位土耳其女性主義者 İrem Aydemir 在社群媒體上回覆。她說：
killjoy 在土耳其文中大多被譯為 "oyunbozan"（逐字翻譯：遊戲破壞者），但我覺得 "keyifkaçıran"（快樂驅逐者）更有共鳴，因為這正是我作為一個掃興者的感受——這個討人厭的女性主義者讓人渾身不舒服🧹 但我們當然也破壞了那場遊戲！
我從翻譯掃興者的經驗中學到的是感受的重要性——把掃興者搬運過不同語言的任務，同時也是試圖捕捉這個形象所體現的感受，或者我們在體現這個形象時可能擁有的感受。有時候詞語從我們身體裡冒出來，表達一種感覺。我們感受詞語。詞語有感覺。
在巴黎，我和譯者 Emma Bigé 與 Mabeuko Oberty 在三場活動中合作——一家激進書店／社區中心、一家酷兒書店和一間藝廊——那是去年三月。Emma 和 Mabeuko 共同翻譯了我部落格上被命名為「酷兒破壞行動」（Queer Vandalism）的文章，以及《女性主義掃興者手冊》。在巴黎的一場活動中，有一場爭論，關於翻譯是否「捕捉」到了掃興者的精神。我自己抓不到那些詞，因為我不說法文。但我聽見了一場論爭的熱度。
在某種意義上，我認為掃興者最好的翻譯，就發生在我們對如何翻譯她的那些爭論之中。
當我們不同意如何翻譯她，她就移動了。
掃興者由此教導我們：讓某樣東西「可翻譯」的，也許正是讓它難以翻譯的東西。可翻譯性即是困難。
然而，重要的是不要把困難還原為詞語層面，也不要對在實踐中遭遇困難這件事呈現一個太快樂的版本。我不得不退出一場活動——羅馬的一場激進書展——因為他們邀請了一個正在因家暴案受審的男人來發言，書展主辦者以「必須推定無罪、因此應給予發言自由」為由辯護這個決定。我在通訊中寫了一封給義大利女性主義者的信：
過去我曾接受在某些場所發言的邀請，後來才被告知那些場所對我最想觸及的人來說並不可及。我想到有一次在一所大學的劇場裡演講，那個劇場之前曾被用來討論關於性暴力的投訴。有些學生告訴我，她們無法來聽我的演講，因為進入那個空間會讓她們重新受到創傷。我的掃興者承諾之一，是盡我所能確保那些受我作品所討論的權力與暴力形式影響最深的人，能夠參與對這些議題的討論。我知道有些人——因為她們的經歷和承諾——無法自由地進入 Più libri più liberi 所提供的空間。因此我無法把女性主義掃興者帶到那場書展。
翻譯涉及許多行動者和組織，它可能涉及在一個以利潤和榨取為基礎的資本主義體系中難以建立的信任關係。有譯者寫信告訴我，她們沒有得到合理的報酬，她們的創造性勞動沒有被認可，她們沒有被給予撰寫前言的機會來解釋自己的貢獻和創造性選擇。
有一位譯者，她發起了手冊的翻譯工作，最後卻不得不退出。她最終把自己的名字從作品中撤下。她談到出版商做出的具體決定——她不得不抵抗，或至少嘗試抵抗——那些決定表明出版商不僅沒有理解這部作品，而且在行動中重演了作品所批判的東西。
一個例子是他們提議把 Audre Lorde 一首詩中的「cop」（條子）翻譯成「human being」（人）。條子變成人：好一個翻譯！讓我們給這個問題它的名字：一個種族主義的翻譯。
她還談到他們如何想要潤飾（polish）這部作品，儘管作品本身對潤飾提出了批判。她談到自己不斷被削弱，她的看法被輕蔑或漠視。她描述道：
你在書中寫的一切，都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成真了……我沒有預料到會有這麼多麻煩。那家出版社自稱批判、反種族主義、女性主義的態度，很不幸只存在於理論中，而不在他們實際的行為和工作方式裡。
這些話裡有太多掃興者的真理。
當我們抱怨所遭遇的事，我們遭遇的正是我們所抱怨的。
翻譯「不」
說到投訴，我的新書叫做《不，不是一個孤獨的語句：投訴的藝術與行動主義》（No is Not a Lonely Utterance: The Art and Activism of Complaining）。這是我的第二本大眾讀物。它取材自我最初在學術專著《投訴！》（Complaint!）中分享的研究——那些曾在大學裡對騷擾、霸凌或歧視提出正式投訴的學生和學者的訪談。
我把我的方法稱為「成為一隻女性主義的耳朵」。成為一隻女性主義的耳朵，就是讓投訴有地方可去。一位學者寫信給我：「我希望我的投訴能去到某個地方，而不是在我腦袋裡轉圈。」在我腦袋裡轉圈——那可以是很多的運動卻走不了多遠。投訴也可以在機構裡轉圈：更多的運動，走不了多遠。一位學生把她的投訴描述為「能量吸取器」（energy zapper）。我想起那隻金頂電池（Duracell）舊廣告裡的兔子。當電池持久，你只是花更多時間轉圈。
成為一隻女性主義的耳朵，就是去傾聽我們如何被傾聽。我想到我和一位女同志教授的對話，關於她在職業生涯中提出和未提出的投訴。她在談論投訴的同時可以聽見自己正在抱怨。她說：「我現在在碎唸了，我可以感覺到自己聲音裡的那種哀嚎〔發出哀嚎的聲音〕。」我回答：「我們有足夠多的東西可以碎唸。」我們可以在自己的聲音裡、也在彼此的聲音裡聽到「抱怨者」的到來。然後她說：「如果你碰到一個情況，你提出了投訴，那你就成了那個投訴的女人，那個投訴的女同志。你可以感受到自己聲音的改變、會議裡動態的改變。你不喜歡聽到自己用那種方式說話，但你最終又處在那個境況裡了。」
我在那個「又」（again）裡聽見了太多東西。成為一隻女性主義的耳朵就是再次傾聽。我們被聽成壞掉的唱片，卡在同一個點上。但重複不是從我們的投訴開始的，而是從投訴所針對的事情開始的。
我們必須一直說，因為他們一直在做。
當同樣的事情一再發生，你就不得不一再提出同樣的投訴。
我一開始發布投訴的資料，就有人告訴我，同樣的事情在其他職場也在發生。因此在新書裡，我在我為研究蒐集的故事與那些進入公共領域的故事之間建立了連結——那些因為上了法庭、或是被吹哨者或調查記者揭露而公諸於世的案例。
《不，不是一個孤獨的語句》一開始不是用這個書名的。它原本要叫《投訴者手冊》（A Complainer's Handbook）。我的編輯希望有一個更詩意、不那麼平實的標題，來捕捉寫作中的感受。因此書名本身已經是一個詞語被移動的故事。我一開始抗拒新標題，因為我投入了手冊作為援手或把手的構想。但最終，這個標題是解放性的，讓我能夠聚焦於工作中的感受。投訴可以讓你覺得變小了，孤單，分離。投訴程序的設計就是要讓你產生那種感覺。你可能被告知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談論正在發生的事。你甚至可能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
許多投訴的故事似乎都是關於非常用力地推、卻走不了多遠。這些故事裡有悲傷，毫無疑問。我注意到人們多麼頻繁地表達悲傷，有時崩潰落淚，但那大多不是在描述投訴本身的時候，而是在告訴我投訴之前、或導致投訴之事發生之前，她們曾經熱愛做的事情時。她們為失去的東西哀悼——不是因為投訴做了什麼，而是因為投訴沒做到什麼、大概也做不到什麼：讓一切回到事情發生之前的樣子——那件使投訴成為必要的事。
在悲傷（grief）之中，有冤屈（grievance）。
我自己也不斷繞著「悲傷」這個詞打轉。你也許會以為投訴會讓人變得相當氣餒。對某些人來說也許如此，但對許多其他人來說不是，包括我。我離開時在戰鬥。我至今仍在戰鬥。做這個研究也沒有讓我感到氣餒。相反，我被人們願意多麼努力地戰鬥所鼓舞、所激勵——無論是為了自己的工作，還是為了他人的。
投訴可以是我們對暴力說不的方式。也可以是我們為什麼說不的原因。我們也許是為了把暴力從緊閉的門後帶出來，讓機構負起責任，而說不。但那麼多投訴可以被掩埋。一位學生說她的投訴被「塞進了箱子裡」。另一位學生說她的投訴進了「投訴墳場」。一個檔案櫃可以就是投訴去死的地方。
我想回到翻譯如何讓你意識到秘密——那些沒有被傳達過去的東西。機構有秘密：它們不願被揭露的東西。有時候它們的秘密就是我們的投訴。投訴者知道有一場掩埋發生了。而這也許是投訴者與譯者的另一種親緣關係——對掩埋的知識。
那個投訴墳場也許不只是投訴去死的地方，而是我們聚集起來讓故事復活的地方。我和一位資深研究者分享了「投訴墳場」的意象。她說：
你必須想想做這件事的影響。因為又多了一筆投訴，意味著你為後面來的人增添了更多可信度。當你說到鬧鬼（haunting），你說的是墓園的規模。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當你只有一塊墓碑、一個孤零零的小鬼魂，它其實不會有什麼效果；你窗外可以有一座可愛的小墓園。但當它開始變成一座大墓園、公共墓地之類的，它就變成了別的東西；變得更難管理了。
讓我對你們說話：掃興者譯者們。當我們變得更多，我們就變得更難被管理。我們變成了別的東西，更具爆炸力的東西。被一起掩埋，就是一起鬧鬼。那也是一種希望：我們的投訴將會回來糾纏那些機構，提醒著那些未被處理的事。投訴告訴我們另一種關於時間的故事——酷兒的時間——那些被歸檔、被掩埋、被消失的投訴，其實並沒有消失。
投訴沒有消失，因為事情仍在繼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不斷說「不」。或者去做。這讓「不」成為一個翻譯計畫。
No
Non
Nie
Nein
아니요（aniyo）
いいえ（Īe）
nihen
ਨਹੀਂ（Nahīṁ）
La
Hayır
不（Bù）
「不」可以是一個小小的詞，卻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為了把一個「不」說出口，我們也許必須打開自己意識的那扇門。有色人種女性主義者 Heidi Mirza 寫過她作為學生時被性騷擾的經歷——那些經歷「如此痛苦」，以至於「深埋在她靈魂中羞恥的所在」。她描述「現在寫下這些」就像是「打開了羞恥的門鎖」，讓她「終於可以吐出一口氣」。
事情不只是說，我們的真相一旦被說出來、「在那裡」了，就會改變機構。即使是掃興者的真理也沒有那種力量。但當我們打開一扇門，一個「不」跑出來了，某些東西就移動了。我想到一位學生，她對一位教授說了不，卻被警告他是一個「重要人物」。她沒有聽從那個警告，因為她不希望過去被完美地翻譯——「她不希望其他學生經歷同樣的事」。
她不是一開始就說不的；她花了時間才說出口，因為她一直在懷疑自己。但然後她說：「我就是，不，不，不，不，事情不只是在性別方面有問題，事情在他教學的整個方式上都嚴重地錯了。」一旦一個「不」出來了，其他的就跟上了——不、不、不、不——一支「不」的軍隊。這就是為什麼投訴可以是一種行動主義的情動（activist affect）：當一直被壓住的東西被釋放出來時，那種解脫的感覺。
把一個「不」說出口，好讓其他的跟上！
「其他的」可以指其他的「不」。也可以指其他人——那些聽到你的「不」而可能被鼓勵說出自己的「不」的人。
說「不」有後果。當她和我分享她的證詞時，她說她本來想讀博士。但然後「那扇門就關上了。」一個「不」可以是一扇被關上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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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扇關上的門不是故事的結尾。它甚至可能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她最近告訴我，她現在在另一所大學教書，正在考慮讀博士。在一扇門被關上之後，她最終找到了通往「一個更支持、更善良的環境」的路。她解釋說：「我拒絕按照機構的節拍行走，拒絕為了在某條特定路徑上往前走而屈從於父權的權力濫用。」她補充道：「我非常、非常慶幸我關上了那扇門。」
當你出於承諾而說「不」，你不只是失去一條路，你讓找到另一條路成為可能。而且不只是為了你自己：我想到她現在能夠傳遞給學生的女性主義價值觀，她可能為他們鋪設的不同路徑。一個拒絕可以是一種開啟。
當然，事情不總是這樣發展的。
關上一扇門、承諾一個行動——一旦完成，可能意味著你已經上路的那條路到了盡頭——這需要一種信念的跳躍。但那個「不」可以打開另一條路，這與我們被警告的相矛盾：對一個「重要人物」或支持他的機構說不，就會無路可走。
我們需要讓「不」有地方可去。
我訪談過一位初階講師，她在大學未能給予她返工所需的時間後，離開了職位和專業。作為一個神經非典型者，她需要那段時間來完成她的工作。她把自己的投訴經驗描述為「一隻小鳥在什麼東西上刮呀刮」。當我聽到那隻小鳥在刮，我想起了一位多元化工作者的話——她曾把自己的工作描述為「一份把頭往磚牆上撞的工作」。職位描述即牆壁描述。多元化工作有時候感覺就像在表面上刮，讓你感受到自己所能達成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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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辭職時，她再次提出了她的投訴。她描述：「我寫了一封兩頁的信，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是把我所有的感受都寫進去，讓它落在紙上。然後我要求和院長開會。我某種程度上以一種表演性的方式把信唸了出來，就是為了有某種事件發生。」她的投訴填滿了她離開的那個房間。但她想做更多。她想把辭職信貼在牆上：「我只是想，我不是那種會把辭職信貼在牆上的人，但我只是想知道，是什麼讓我覺得自己不是那種人，因為在我內心裡我就是那種人，我只是無法完全把它說出來。」我們必須幫助彼此把話說出來。
這位講師後來去聽了一場我分享她證詞中文字的演講。她給我的話，我還給了她。她之後寫信給我：「直到演講之後我才意識到這些投訴程序是多麼不顧尊嚴，以及是的，我的尊嚴被剝奪了。在我和工會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們當時曾建議我說我的工作尊嚴受到了侵犯，但那個詞當時對我沒有什麼意義，它感覺像又一個程序性的行話——但當我在演講中感到一股驕傲的湧升，確實，當我對整件事感受到了某種尊嚴感時，我才意識到那一定是在某個時刻失去了的。」
詞語可以被掏空意義，變成潤飾，變成我們被從自己故事中移除的方式。當我們把投訴分享給彼此、交給彼此，它們便獲得了不同的意義和價值。
送出去的詞語會回來。回來的時候，聽起來不一樣了。
我們聽見彼此在刮呀刮，「小鳥們」——那聲音即是勞動。我想起我和一位原住民學生的對話。她投訴了課堂上的白人至上主義。用那個詞當然會給你帶來麻煩。用她的話說，她成了一個怪物，不得不在校外完成她的博士。但她說「一份意想不到的小禮物」是其他學生可以找到她：「他們知道你在那裡，他們可以來找你。」她用了兩次那個說法，「一份意想不到的小禮物」。即使她的投訴導致她離開了，透過投訴，她留下了足夠多的自己，讓其他人可以找到。
一個「不」可以是我們傳遞下去的東西。也是我們堅持住的方式。
我們不總是在同一時間在這裡。但那不表示我們無法聽見彼此。
聲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如何傳播。
投訴的聲音可以是尖銳而穿透的。或者是沉鈍而低沉的。Zehay Liva Bocretsion 寫信告訴我，她如何把自己對種族主義的投訴變成歌曲，寄給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她解釋：「我有了這個想法，因為在丹麥文裡 klagesang（投訴之歌）同時帶有輓歌——對一場悲劇的復述——的意思，以及一種更諷刺的意思，像是某人只是在那裡對所有不順心的事哀號。」Zehay 以一種「單調」來唱她的投訴，而那種單調「本身就成了一個重點」，作為一種方式「來表達許多人試圖漠視我的投訴時那種就事論事的態度。」
我們可以把不被聽見的挫折之聲，轉化為表達投訴的另一種方式。我想回到一行詩如何變成口號的劈啪聲；遊行中反覆吟誦的節奏。
聲音旅行。聲音累積。
我聽見直接行動團體「姊妹們，站起來」（Sisters Uncut）的尖銳聲響——她們在2021年 Sarah Everard 遇害一週年時，為克拉珀姆公園守夜紀念活動引爆了一千個防暴警報器。Sarah Everard 被一名警察謀殺。警察在那天毆打並逮捕了許多女性，因為她們敢於站出來而鎮壓她們。我聽見阿根廷女性主義者的集結吶喊：Ni una menos（一個女性都不能少），一聲「對大男人暴力的集體尖叫」——這些話語傳播到了其他地方、其他集體，被重複、迴響、擴大、在身體之間流轉、穿越時間也穿越空間：跨翻譯的；跨世代的；跨國的。
我們聽見了你們。我們聽見你們在為被聽見而戰鬥。我們更大聲，不只是因為我們被一起聽見，而是因為我們一起聽見。
有時候，我們必須停下手邊的事，讓它進來。Audre Lorde 告訴我們，有一次她正在開車，從新聞中聽到一名白人警察被宣判無罪——他謀殺了一個黑人孩子 Clifford Glover。那是1973年。歷史重演。太多未被聽見的投訴。Lorde 停下了車，讓它進來——警察的暴力，白人至上主義的暴力。她停下車，一首詩〈力量〉（Power）出來了，帶著那電擊般的詩行：不要讓我們的力量「像一條未接通的電線那樣癱軟無用地躺著」。如果投訴有什麼詩意之處——在表達的方式或形式上——那麼一份投訴就可以是一首詩。Lorde 讓進來的東西、她說出來的東西，我們讀到了。
有時候，我們需要停下車，停下手邊正在做的事，不管是什麼，不只是為了讓暴力進來，而是為了表達我們對暴力的拒絕。一個「不」可以是一場佔領——我們佔領建築，佔據盡可能多的時間和更多的空間。我回想起2024年5月7日我在牛津大學做的一場關於投訴與常識的演講，題為「改變機構」。那是在學生們於校園搭建巴勒斯坦團結營地的幾天之後。營地的團結精神滲進了演講廳——那個空間，通常如此肅穆，沉重地承載著階序和歷史，卻充滿了能量和電力。我有一種感覺：另一種大學是可能的。
演講後我去營地探訪，向學生們、向所有為自由巴勒斯坦而戰的人表達我的掃興者團結，有人問我要不要發言。我不要。我想傾聽和學習。我傾聽了也學到了。我了解到學生們正在摸索如何照顧彼此，如何在共同意識到誰在做工作、誰在說話的前提下協商差異和衝突，同時高喊「不要照常營業，當我們的機構從種族滅絕中獲利並為其提供便利。」集合起來，說不，做不，打開了那麼多東西。我們投身於緊迫而必要的計畫，做我們能做的，在我們能做的時候，以任何我們能做的方式，在磨損和消耗中，堅持到必要的時候。
越是難以突破，我們就越是需要去做。我們最終累積了這麼多的材料。
多麼混亂！
在我兩本關於投訴的書裡，我都用了這張凌亂線條的圖片，搭配不同的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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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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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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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酷兒地圖。
一張酷兒地圖告訴我們我們去過哪裡，我們的來來去去。
也許這也可以是翻譯的一張圖：許多的線頭。
我們可以再加一個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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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
那麼多的工作卻走不了多遠，每一條線都沉重費力。但想想這個。每一條線可以是一場對話——你不得不進行的對話，一場可以把門推開一點點的對話，剛好夠讓別人進來，或聽見什麼。每一條線可以是時間——到達某處、做成某事所需的時間，時間作為一條酷兒的線，繞來繞去正是你發現事情的方式。每一條線可以是一條路——你去過的地方，那些不亮的房間，陰影，門口，你在路上遇見的人。每一條線可以是一道痕跡——我們如何回頭，如何知道在我們之前有其他人在這裡。每一條線可以是一個承諾——一個洩漏作為一條線索，後來者如何能從你這裡撿起什麼，因為你試圖做的事情，即使你沒有突破，即使你只是刮了刮表面。是的，那些刮痕；我們又回到了那些刮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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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傳達了我們所能完成之極限的刮痕，有時候就足夠了。
刮一張唱片，可以讓它停止繞圈，不再發出同樣的老聲音。
一道刮痕可以是證詞——我們如何說，我們在這裡；我們如何為自己在此創造空間，在我們努力讓自己的生活或工作成為可能的過程中。
但當我們的投訴被掩埋，可能性似乎也被掩埋了。
我在這裡聽見了希臘詩人 Dinos Christianopoulos 的美麗語句：「他們試圖掩埋我們，他們不知道我們是種子」——被全世界那麼多行動者迴響著。
一份投訴作為一顆種子，被埋在土裡或深深的一堆東西下面，日後冒出來，被後來者拾起。
一種可能性可以被掩埋。在掩埋之中有可能性。
那是一個掃興者的真理，對可能性保持活力。
創造某樣東西就是讓它成為可能。
可能性仍然是一場戰鬥；我們必須為之奮戰才能帶來的東西。
我以 Sarah Ihmoud 戰鬥的、哀慟的話語開啟了這場演講。讓我回到她的呼喚：「大聲而勇敢地對著風說話。」當人們使用「對著風大喊」這個說法時，通常意思是對著氣流製造噪音是無意義的。但當情況緊迫，永遠有其意義。翻譯（translate）這個詞據說替代了一個古英文詞 wend——「走自己的路、行進、前行。」從 wend 到 wind 並不遠——轉彎、編織；wind，以轉和扭的方式移動。
也許翻譯就像風。
我們把詞語吹出去。吹得到處都是。
記住：一行詩變成口號的劈啪聲。
詩變成標語牌。
標語牌變成風箏，被風揚起，帶得更遠，讓更多人看見那則訊息，那份叛逆，那份希望。
讓風箏持續飛翔，就是給故事空氣。（To keep the kite flying is to give the story a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