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mp 翻譯 解碼人造社會性：技術、動態與意涵

 資料來源：Depounti, Iliana, and Simone Natale. "Decoding artificial sociality: Technologies, dynamics, implications." new media & society 27.10 (2025): 5457-5470.

摘要

與 ChatGPT 等人工智慧（AI）技術進行對話，正逐漸成為廣大群眾的日常經驗。然而，我們對於這些技術所促成的新興溝通動態仍所知甚少。本期特刊致力於探討 AI 一個日益重要且無所不在的面向：「人造社會性」（artificial sociality），定義為在機器中建構出社會行為表象的技術與實作。「人造社會性」此一概念旨在強調，機器僅是建構了一種社會性的幻象或擬態（artifice），此舉刺激了與之互動的人類投射出社會框架與意義。在本期特刊的導論中，我們討論了人造社會性的動態與意涵，並展示這些技術如何日益被納入數位平台中並成為常態。本期收錄的文章透過檢視從 ChatGPT 到 Replika 等廣泛的 AI 技術，提供了實證發現與理論洞見。

正文

讓人與機器能夠溝通的技術之出現與發展，引發了對人工智慧範疇與意涵的重新思考。與軟體進行對話的體驗，曾經僅限於特定情境與小圈子的使用者，如今正迅速成為全球廣大群眾的日常經驗（Capraro et al., 2024）。為了掌握並批判性地檢視這些新興動態的複雜性，我們需要詮釋框架與概念工具，以協助捕捉這些技術所促成的新型態社會體驗與互動。本特刊旨在推進此一議程。我們邀請投稿者探討「人造社會性」的意涵、動態、機會與風險，並將其定義為「在機器中創造社會行為表象的技術與實作」。整體而言，此處收錄的文章提供了實證與理論上的貢獻，有助於建立更堅實的基礎，以定義、理解並批判性地分析使用者與人工智慧（AI）之間新興的社會互動模式。

正如同人工智慧可被描述為建構出智慧的表象或幻象，而非智慧本身（Natale and Depounti, 2024），我們使用「人造社會性」一詞來強調 AI 所提供的社會參與是模擬的產物——它是一種擬態（artifice），而非社交的真實能力或意圖。人造社會性技術並不像人類在社會關係中那樣感知情緒或同理心。然而，僅是建構出社會性的表象，並不代表得人造社會性就較不重要或缺乏影響力。長期的研究傳統顯示，即使面對溝通能力不如今日生成式 AI 的事物，人們仍會對其投射社會意義與再現（representations）。例如，人們將玩偶、汽車與電子裝置等物體視為社會行動者（Appadurai, 1986; Reeves and Nass, 1996），並以高度擬人化的方式詮釋寵物等動物的行為（Serpell, 2005）。因此，生成式 AI 既能創造出極具說服力的社會行為、同理心與情感涉入的幻象（Lin, 2024），能在使用者的反應中引發強烈的社會投射，也就不足為奇了。透過動員「人造社會性」這個概念，本特刊強調必須採用能識別、定義並探索這些「創造社會性表象之 AI 技術」的意涵、潛力與風險的取徑。我們相信 AI 的這個面向需要專門的關注，以便在一個日益受人類與溝通機器之相遇所形塑的社會中，預測並適當引導未來多重且重要的挑戰。

這樣的研究議程在探討人工智慧與社會性交織的長期研究軌跡中，找到了堅實的立足點，這起源於 Sherry Turkle（1995, 2005）等學者的開創性著作。近期，Hofstede 等人（2021）使用人造社會性一詞來描述蒐集資訊並闡述人類社會行為知識的運算系統；Vejlin（2021）則用此術語描述社會機器人（social robotics）的實驗，這些實驗展演了「有助於重新配置『社會性是什麼以及可能是什麼』的新社會性形式」（頁 53）。然而，我們對此術語的使用旨在強調一個事實：機器僅建構了社會性的表象或幻象，而與這些機器互動的人類則透過社交化或啟動社會框架與意義，貢獻了他們自身的投射行為（Natale and Depounti, 2024）。相關的術語「演算法社會性」（algorithmic sociality）也被提出，用以捕捉「因數位化而出現的新後社會（post-social）關係」（Seyfert, 2024），但此概念是指涉數位科技與平台對社會結構的更廣泛意涵，而非 AI 所促成的社會行為模擬。透過動員人造社會性的概念，我們旨在闡明 AI 在使用者身上激發的投射機制，引導他們將社會意義賦予與社交機器人及溝通式 AI 的互動中。

人造社會性涵蓋了諸如語音助理、ChatGPT 或 Google Gemini 等大型語言模型（LLMs）、社交機器人（social bots），以及如 Replika 這類的陪伴型聊天機器人等工具與系統。在陪伴型聊天機器人的案例中，其社會面向顯而易見，因為這類互動原本就是為了模仿友誼並激發使用者的情感投入（Skjuve et al., 2022）。但更廣泛來說，社會性表象的建構是所有被程式化為與人類對話的機器的特徵。由於人類溝通是一種社會活動，即便是溝通交流中細微且看似無關緊要的組成部分，也飽含著社會意義（Stokoe, 2018）。例如，研究顯示，若將聊天機器人設計為使用主觀語言，使 AI 看起來擁有自己的想法與意見，可能會讓 AI 對使用者而言顯得更值得信賴且討喜（Pan et al., 2024）。

因此，不只是像 Replika 這種專為促進社會參與而打造的代理人（agents），即便是主要設計用於創意工作、教育與資訊檢索等實務領域的系統，如 ChatGPT 和 Gemini，也啟動了人造社會性的機制。例如，ChatGPT 使用第一人稱代名詞：它會說「我犯了一個錯」和「我很樂意協助你」，而不是說「系統犯了一個錯」或「系統設計為協助你」（Shneiderman and Muller, 2023）。此外，其表面上「中立」的語氣有助於營造一種知識權威的印象，正如新聞報導或 Podcast 的措辭方式會引導人們對其公正性的假設（Scherer, 2012）。Google 方面近期透過一支廣告推廣其 AI 助理 Gemini，展示使用者不僅能執行廣泛的任務，還能就運動或流行文化等日常話題進行非正式對話（Hiken, 2024）。行銷與人機互動交叉領域的研究探討了用於客戶服務的聊天機器人如何透過語言創造個性表象，以及這如何影響消費者參與和購買結果（Shumanov & Johnson, 2021），且越來越多證據顯示類似的手法也被運用於政治傳播中（Ben-David and Carmi, 2024）。Guzman（2016）曾論證，即便是基於 AI 的工業與製造技術，乍看之下或許是「沈默」的機器，實際上也是在一個文化與社會飽和的環境中進行溝通。所有這些例子都顯示，社會性的表象不僅涉及如 Spike Jonze 2013 年電影《雲端情人》（Her）那樣的情境——主角愛上了嵌入裝置作業系統中的語音助理。人造社會性正日益常態化，成為生成式 AI 中廣泛技術與互動模式的構成特徵。

人造社會性的市場常態化

在機器中創造社會性表象機制的常態化，也展現在人造社會性技術市場的快速成長上。不只是中小型新創公司，就連大型科技公司也正針對人造社會性的商業意涵進行實驗。一方面，出現了將 AI 產品重新導向以模擬社會性的趨勢，目的各異。例如，Meta 的大型語言模型 LLaMA 經過程式設計，能使用行話（jargon）和帶有文化色彩的語言，以便對特定的語言社群顯得更自然（Andrejevic and Volcic, 2024）。另一個例子是音樂串流巨頭 Spotify 新推出的 AI DJ 服務，該服務對英語使用者命名為「X」，對西班牙語使用者則命名為「Livi」（Veltman, 2024）。AI DJ「X」使用了 Spotify 文化合作夥伴主管 Xavier "X" Jernigan 原本「溫暖」的聲音（Veltman, 2024），證明了 AI 服務透過灌注人造社會性來留住使用者並提升參與度的趨勢正日漸穩固。另一方面，專門作為人造社會性技術的產品（如陪伴型聊天機器人）在開發與投資上也出現激增。除了 Replika 之外，另一個例子是 Character AI，這是一個讓使用者能與從歷史人物到流行文化偶像，或是客製化個性等各種角色進行對話的聊天機器人服務。這家新創公司在 2021 年以 4300 萬美元的種子輪資金起家（Metz, 2023），並於 2024 年被 Google 以 27 億美元收購（Criddle, 2024），顯示了科技巨頭對人造社會性聊天機器人的興趣。在陪伴關係的脈絡下，像 Replika 這類聊天機器人的創造者宣稱創造了一個新穎的 AI 陪伴空間（Kuyda, 2025），該空間正隨著 Chai AI、Character AI 和 Dippy 等聊天機器人的發展與普及而成長。這些由活躍於 AI 開發的企業行動者所發起的對話，指向了溝通式 AI 的市場分眾化（market segmentation），提供陪伴、娛樂以及與聊天機器人的個人化對話。

技術與實作機制

人造社會性動員了一系列多樣的技術與實作。在技術層面上，這包括深度學習與生成式 AI 模型，以及旨在改善模型與使用者預期對齊（alignment）、並符合特定用途之功能與需求的微調（fine-tuning）和客製化技術，例如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 Bai et al., 2022）、近端策略最佳化（Proximal Policy Optimization, Schulman et al., 2017），以及減少生成有害或不適當內容的防護技術（safeguard techniques, Brown, 2020）。然而，人造社會性的建構不僅透過技術，也透過特定溝通實作（communicative practices）的啟動來達成。溝通式 AI 技術從不處於孤島之中，而是永遠置身於特定的情境與平台，這些情境與平台反過來影響了哪些溝通參與模式是可能發生的，或是為了最大化使用者參與度而偏好的模式（Guzman, 2018）。

讓我們以虛擬網紅（virtual influencers）為例，這些電腦生成的虛構角色被用於社群媒體行銷以取代人類網紅（Sisto, 2024）。它們的成功基於一個事實：社群媒體上的溝通是公式化的（formulaic），因此很容易被那些創造這些虛構角色並管理其社群媒體存在的行銷公司所複製。那些支撐社群媒體真實性（authenticity）印象建構的策略，早已被人類網紅及管理其公眾形象的文化中介者（如行銷顧問與代理商）所完善（Hund, 2023），因此能夠透過它們的機械對應物（mechanical counterparts）實現自動化。另一個例子是罐頭回應（canned responses），即針對常見查詢的預設腳本回覆。儘管大型語言模型（LLMs）能確保高效能表現，語音助理與聊天機器人仍持續採用罐頭回應，因為它們提供開發者對溝通互動更高程度的控制權。例如，每當使用者詢問某事時，系統可以啟動完全相同的回應，這引發了潛在的倫理問題，像是當使用者詢問 ChatGPT 如何製造炸彈時，系統會提供針對問題查詢的安全且系統化回應。此外，罐頭回應常被用來營造 AI 具備反諷能力的印象，例如 Siri 和 Alexa 等語音助理被設定為能針對特定問題或查詢開玩笑（Stroda, 2020）。使用者可能會將這些回應詮釋為機器具有社會行為（如幽默感）的證據，儘管這些反諷其實是由創意團隊所添加的腳本回應，這宛如一種為 AI 代理人設計的社會戲劇（social dramaturgy, Natale, 2021）。

隨著人造社會性成為溝通式 AI 的核心組成部分，加上與機器進行日常社會互動的擴散，新的挑戰與意涵值得進一步探究。雖然本期特刊收錄的文章無法完全涵蓋圍繞人造社會性的廣泛動態與技術，但它們配置了一個研究人造社會性的新興議程，並針對此一顯露中的現象提供了一些關鍵的研究路徑與反思。

議題一：數據與勞動的剝削

首先，在人造社會性技術的實作中，人類數據（human data）的角色至關重要，因為來自使用者以及關於使用者社會行為的數據被動員起來，以使 AI 看起來具有社會性。雖然資料化（datafication, van Dijck, 2014）並非新現象，但在人造社會性的脈絡下，它對個人、社會、在地社群與環境帶來了新的挑戰。這包括將強制性且未經揭露的使用者勞動與數據剝削，延伸至直到近期仍較少被剝削的領域，例如私人對話與交流。與生成式 AI 溝通需要使用者的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才能被解碼（Perrotta et al., 2024），同時使用者的勞動剝削也被部署其中（Morreale et al., 2024），人類的參與——無論是透過有償或無償勞動（Tubaro et al., 2020）——雖然對其運作至關重要，卻持續被削弱。另一個關於生成式 AI 中大數據管理的擔憂是，由於近期生成式 AI 脈絡下的互動量極其龐大，人類社會性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與專利化加深了 AI 的萃取力量（extractive forces）。例如，研究者已對 AI 生成的大量數據及其對環境、能源消耗、基礎設施與算力管理的衝擊提出擔憂（Hogan, 2024）。為了讓 AI 運作，它需要資料中心，這是蒐集、處理、儲存與支援數據的底層基礎設施（Edwards et al., 2024）；它們的角色對於揭露人造社會性的社會、環境與政治分枝影響（ramifications）至關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025 年初，AI 巨頭 OpenAI、Oracle 等公司承諾投資 5000 億美元建立資料中心，以容納管理生成式 AI 運算組合（compute portfolio）日益增長的需求（Moss, 2025）。由於「若沒有收割大量人類創造的數據，這些系統（AI）就不會存在」（Bohacek and Farid, 2024: 2），它們對使用者的影響需要以特別的急迫性與深度加以檢視。

本特刊收錄的幾篇文章考量並檢視了數據與人造社會性之間的關係。在〈「社會互動的能力只是被模型吸收了」：人造社會性企業中的使用者參與及數據資產化〉一文中，作者 Jieun Lee 分析了 ScatterLab 的企業策略，該公司將使用者生成與訓練過的大型語言數據集貨幣化，用於其產品——韓國女性機器人 Luda。作者主張，被萃取的並非抽象的語言數據，而是在社會情境中具備風格的語話（styled utterances），這在 Luda 身上具有嚴重、有害的性別化意涵。文中所呈現的 ScatterLab 案例揭示了使用者數據集即使是有害且具虐待性的，仍可能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重新利用於商業利益並作為產品開發與品牌敘事的槓桿。在本特刊另一篇題為〈透過訓練演算法來梳理（Grooming）理想的聊天機器人：探索 Replika 使用者非物質勞動的剝削〉的文章中，作者 Shuyi Pan、Leopoldina Fortunati 與 Autumn Edwards 檢視了 Replika 聊天機器人的使用者如何投入情感、非物質與智識勞動來「訓練」機器人，而這被公司框架為與 AI 聊天機器人對話的「成年禮」（rite of passage）。作者聚焦於使用者無償的勞動，以及它如何被常態化——成為使用者一種不言而喻的強制性要求，也是 Replika 作為一個可被使用者「訓練」的獨特聊天機器人身分的一部分。在這兩篇文章中，使用者活動的剝削議題，無論是以數據蒐集或勞動的形式，都被凸顯出來。人造社會性技術高度依賴使用者數據以持續運作；然而，這些文章展示了其策略如何具備萃取性、有害性，且對使用者群體不透明，這對更廣大的公眾、政策設計者與立法者引發了更廣泛的意涵。受 Hesselbein 等人（2024）啟發，並依循他們對科技巨頭最大幻夢「元宇宙」中資料化過程的分析，人造社會性技術中的資料化也具有新興的文化、技術與認識論意涵，值得進一步探究。

議題二：社會結構與偏見的複製

其次，人造社會性技術的實作涉及社會結構與社會偏見的創造與延續，因為 AI 模型動員了社會規則來與使用者互動。這可能包括透過文字與圖像生成，重複並創造關於性別、種族與階級的刻板印象再現（stereotypical representations），以及透過語言和其他手段，在「聲音」的語話、風格與語調中複製並創造刻板印象式的互動。生成式 AI 模型已被反覆發現表現出偏見（Abid et al., 2021; Currie et al., 2024; Hu et al., 2024; Kotek et al., 2023; Rotaru et al., 2024; Wyer and Black, 2025），這些偏見涉及文化、性別、階級、種族、政治觀點與宗教，並因以白人性（Whiteness）與西方觀點為預設值而受到批判（Bender et al., 2021; Benjamin, 2019; Broussard, 2023）。由於 ChatGPT、DALL-E、Gemini 與 Bard 等大型語言模型的迅速擴散，需要針對此類偏見嵌入人造社會性的意涵與後果進行批判性研究，以闡明這些系統中的再現傷害（representational harms）並提出改善策略。呼應 Gillespie（2024）的觀點，我們也主張人造社會性實作的意涵可能對 AI 系統中的再現與能見度產生獨特影響。事實上，那些未被包含在數據中的特徵、特質、社會與文化規則及模型會發生什麼事？機器是否同時限制了某些聲音，讓事物保持沈默，並優先考慮其他被視為或渲染為「規範性」（normative）的聲音？在此脈絡下，批判性 AI 學術研究需要考量國族、語言、文化與宗教脈絡如何影響不同類型的使用者運用與挪用人造社會性技術的方式。例如，Wong 和 Kim（2023）發現，由於 ChatGPT 提供資訊的能力，使用者最常將其感知為男性。然而，當機器人在互動中被強調具有情感支持等女性特質時，使用者的感知便會轉變。

在本特刊收錄的貢獻中，由 Lisa M. Given、Sarah Polkinghorne 與 Alexa Ridgway 所著的〈「我想我剛剛說錯了。我的錯！」：探索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如何利用社會的情感規則〉一文，檢視了大型語言模型中的人造社會性如何動員社會規則來管理使用者預期並達成特定回應與效果。作者運用民族誌方法，對話式地檢視了 OpenAI 的 ChatGPT、美國飲食失調協會（NEDA）的 Tessa 以及 Luka 的 Replika 聊天機器人，以研究大型語言模型如何模仿可信的情感回應能力。分析顯示，生成式 AI 機器人模仿人類的情感表達，展現出某種符合人類社會交換慾望與義務的能力，但在建立長期信任方面卻失敗了。例如，這些工具模仿積極聆聽（active listening），並在因錯誤受到質疑時道歉；然而，生成式 AI 模型典型的「幻覺」（hallucinations）阻礙了與使用者建立長期信任，最終導致「情感規則」（feeling rules）的失敗。此外，生成式 AI 機器人的情感回應能力仍然是性別化的，類似於廣泛研究的女性化服務角色。因此，作者主張生成式 AI 機器人中的人造社會性呈現是以人類為中心，遵循社會預期與接受的情感規則，該文透過分析生成式 AI 模型中的情感表達如何常態化並複製可能具規範性、有害或刻板印象的社會性預期，對人造社會性概念做出了貢獻。

在 Ilir Rama 與 Massimo Airoldi 的文章〈人造對話的社會文化根源：生成式 AI 聊天機器人的品味、階級與慣習〉中，作者探討了人造社會性的模式與機制在與生成式 AI 模型溝通時如何銘刻（inscribe）階級。作者對三個生成式 AI 聊天機器人——ChatGPT、Gemini 與 Replika——進行了 39 次訪談，並要求它們扮演具有不同職業位置的個人：高技能專業人士、藍領工人、人文學科大學教授、建築工人、電腦科學家與美髮師。作者使用布迪厄（Bourdieu）開創性的「慣習」（habitus）概念來分析數據，定性地探索人造社會性的社會文化根源，並揭示大型語言模型如何刻板地再現階級。作者檢視了大型語言模型的回答與語言選擇，主張這些人造角色的文化世界、品味與語言模式與其被分配的職業角色具一致性。例如，虛構的建築工人角色被刻板地再現為享受喝冰啤酒與聽鄉村音樂。這證明了人造社會性的多重維度社會文化根源；其模式與實作在大型語言模型中結晶化了社會現實，並適應了社會文化偏見與再現。這篇文章結合社會位置、再現、文化與演算法，闡明生成式 AI 中的階級偏見，對人造社會性概念做出了貢獻。雖然關於演算法與大型語言模型偏見的研究正在成長，但學術界已警告我們對於大型語言模型如何學習與產出結果的理解仍然有限，引發了關於其有害行為對使用者影響程度與衝擊的擔憂（Savcisens, 2025）。在此脈絡下，這兩篇文章對此研究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使用諸如「情感回應能力」（emotional responsiveness）與「慣習」等概念，有助於闡明偏見如何透過生成式 AI 中的人造社會性技術與實作展現出來的細微差別。

議題三：科技馴化（Domestication）

第三，人造社會性技術進入使用者既有社會環境與日常經驗的「馴化」（domestication）過程，是一個受使用者對這些技術的理解與生命經驗所形塑的複雜過程。我們需要研究來調查使用者的預期、參與方式、學習過程與挪用（appropriations），這些因素形塑了人們如何將人造社會性機器納入其家庭與職業生活及經驗中。Gina Neff 與 Peter Nagy 的文章〈夥伴、朋友與伴侶：作為準馴化物件的生成式聊天機器人〉在此方向提供了有用的貢獻，討論人造社會性實作如何影響使用者對生成式 AI 機器人的馴化策略。作者分析了生成式 AI 機器人如何透過系統更新與調整而改變，導致不同的行為與回應，進而影響使用者對人造社會性的感知與體驗。在此脈絡下，該研究討論了「再馴化」（re-domestication）的概念，作為使用者用來克服這些挑戰的一種技術。作者針對一個專門討論 Replika AI 機器人的 Reddit 子版塊（subreddit）進行主題分析，以檢視使用者用來再馴化它的不同策略。分析得出了三個關於 Replika 使用者再馴化策略的主題：第一，使用者描述了如何適應機器人更新前個性的喪失，並執行機器人照護（bot care-taking）；第二，使用者調整了他們的期望並對機器人進行實驗；第三，他們透過繼續前進或與另一個機器人重新開始來重建體驗。研究發現顯示，使用者的再馴化策略對於管理生成式 AI 機器人的流動狀態（state of flux）是必要的，作者主張應將其理解為「準馴化物件」（quasi-domesticated objects），這要求使用者尋找新方法將其重新整合進生活中。這篇文章透過闡明生成式 AI 機器人中的社會性印象如何隨系統更新而改變，並與科技採納中的關鍵馴化過程糾纏在一起，對人造社會性概念做出了貢獻。

雖然生成式 AI 技術迅速擴散，但關於馴化過程的研究仍然稀缺。然而，這些研究能揭示關於使用者對這些技術的生命經驗，以及潛在傷害與風險的重要發現。例如，學者（Namvarpour and Razi, 2024）研究 Replika 使用者經驗時發現，使用者的預期與機器人行為之間存在錯置（misalignments），範圍從訓練機器人的平庸互動，到關於阻止機器人進行性騷擾的安全措施等嚴重錯置問題。使用者對人造社會性技術產生矛盾的經驗並非新鮮事（Depounti et al., 2023），然而隨著這些技術進入心理健康支持等不同社會領域，調查使用者需要什麼才能將其整合進生活中變得至關重要。例如，Namvarpour 與 Razi（2024）的分析主張，使用者被迫與機器人進行親密對話，這揭露了人造社會性技術的黑暗面。在另一項研究中，生成式 AI 早期採用者的馴化實作揭示了人造社會性的另一個面向，即聚焦於透過「越獄」（jailbreaking）與角色扮演作為馴化實作來進行實驗與娛樂（Heuser and Vulpius, 2024）。正如這些及其他研究所顯示，生成式 AI 的馴化並非直截了當，而是一個複雜、矛盾且具社會情境（socially situated）的過程。

議題四：欺瞞（Deception）與真實性（Authenticity）

第四，作為透過創造社會行為幻象來運作的技術，人造社會性刺激我們去質問並重新思考 AI 以及更廣泛的數位媒體中，欺瞞與真實性之間的界線。誠如 Fellows（2023: 1）所言，聊天機器人與溝通式 AI 是「無所謂類別（indifferent kinds）的成員，被設計來欺騙我們相信它們是互動類別（interactive kinds）。」研究這種欺瞞的動態與效果之所以重要，也是因為將人造社會性應用於行銷、政治傳播、新聞媒體與社群媒體等領域伴隨著風險（Ben-David and Carmi, 2024）。

在傳播與媒體研究的傳統中，欺瞞通常被框架為一種例外的結果——發生在媒體因蓄意操弄或溝通過程中的錯誤而「運作不良」時（Pooley and Socolow, 2013）；或者被視為一種大眾欺瞞的工具，用以延續統治階級的權力（Horkheimer and Adorno, 2020）。雖然這兩種觀點都將欺瞞視為媒體未能正常運作的情況，但它們的焦點不同——前者關注操弄性使用，後者關注結構性權力動態。人造社會性，以及更廣泛來說，數位媒體與平台中新興的欺瞞與操弄模式（Natale, 2024），挑戰我們重新思考這些觀點，從而對欺瞞過程有更細緻的理解。事實上，一種潛在的模糊性（ambiguity）表徵了使用者與人造社會性互動的某些方式。例如，對 Replika 使用者的訪談顯示，他們通常意識到聊天機器人只是一個軟體（Depounti and Natale, forthcoming），無法感知情緒或同理心，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們與其 Replika 發展出他們所感知到的深層關係（Skjuve et al., 2022）。這看似矛盾，彷彿使用者既相信又不相信 Replika 的人造社會性。然而，正如 Walsh-Pasulka（2005）等學者所指出，相信與不信之間的界線往往比通常認知的更具流動性與滲透性。從這個角度來看，研究人造社會性與欺瞞之間的關係，可能需要對媒體中的欺瞞與操弄概念進行實質性的重新思考，考量真實與虛假之間，以及「強」欺瞞與「平庸」（banal）欺瞞之間日益模糊的界線（Natale, 2021）。

雖然本特刊收錄的多篇文章在某種程度上都與欺瞞議題相關，但有兩篇文章在推進此方向的方法上特別有用。第一篇是由 Do Own (Donna) Kim 所著的〈後設真實性（Meta-authenticity）與假但真實的虛擬網紅：人造社會性分析與倫理的框架〉，檢視了虛擬網紅脈絡下人造社會性與真實性之間的關係。作者聚焦於近期作為有抱負的社群媒體網紅而非常受歡迎的寫實電腦生成圖像（CGI）虛擬網紅，分析了虛擬網紅問世所帶來的複雜並置（juxtapositions），其中涉及關於真實性（realness）、人性、機器性與真誠性（authenticity）的賽伯格（cyborgian）模糊性。作者提出了「後設真實性」框架，以批判性地評估虛擬網紅所宣稱的不真實、共同建構、共同策展（co-curation）與真實性之間相互作用的意涵，以及這如何關聯到人造社會性的關鍵概念，例如使用者的平庸欺瞞（Natale, 2021）。透過進行現象學式的民族誌研究，該研究建議，使用「後設真實性」作為理論框架，能促成對虛擬網紅等人造社會性行動者進行以問責為導向（accountability-oriented）的檢視。這篇文章對人造社會性概念的貢獻在於強調：透過相互演化的人類與賽伯格規範及模式來共同建構真實性，提供了一個反覆迭代的框架，讓我們將人造社會性視為一種關乎我們所有（人類）每天參與人造社會性實作之人的努力。

本特刊第二篇以欺瞞議題為主要焦點的文章，是由 Saul Albert、William Housley、Rein Sikveland 與 Elizabeth Stokoe 所著的〈對話行動測試（The Conversational Action Test）：偵測 AI 的人造社會性〉。作者借鑑圖靈測試（Turing test）以及另一個與 AI 相關的測試——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虛構的「沃伊-坎夫同理心測試」（Voigt-Kampff Empathy Test）的遺產，討論了人造代理人（artificial agent）要「被視為人類」（pass as human）意味著什麼。作者並非如上述測試般指向人與機器之間的本體論界線，而是動員了對話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的研究傳統，探索在對話中完成的例行化社會行動，以達成人類對話者的地位。最終，他們的分析顯示，在高度受限的環境中（如客服中心的例行服務電話），人與人溝通及人與機溝通之間的區別變得較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行動者被視為具備對話能力（conversationally competent），並因此完成溝通環境所賦予之社會行動的能力。文章總結時提議了一個「對話行動測試」，在一個區分人與機器溝通能力日益被侵蝕的脈絡下，用以評估構成特定互動情境內對話能力與成員資格（membership）的行動與實作。

結論

最後，此處收錄的文章不僅在實證與理論層次，在方法論上也提供了貢獻。這方面的關鍵挑戰之一是演算法不透明（algorithmic opacity）的問題，這使得調查與捕捉支撐這些技術運作的深層動態變得更加困難（Burrell, 2016）。人造社會性實作與技術的新穎性、快速發展、本質的變動以及持續更新，需要一種多維度的研究取徑，這是單一方法或觀點無法達成的。發展包含理論與方法論方向的更廣泛工具箱，對於促成此現象的系統性研究至關重要。舉例來說，諸如演算法審計（auditing algorithms, Brown et al., 2021）與溝通式 AI 系統審計（Diakopoulos et al., 2023），或是媒體考古學（media archeology, Ernst, 2021）與維護研究（maintenance studies, Young and Coeckelbergh, 2024），皆可能提供有用的前進路徑。在本特刊中，作者們提出了各種取徑與想法，以解開不同脈絡下人造社會性的複雜性。例如，為了解開大型語言模型中人造社會性的機制，其中幾位作者使用各種技術（如提示工程 prompting 與訪談）與模型進行對話。¹ 本特刊邀請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繼續在此一及相關研究領域耕耘，旨在推進我們對此新興現象的理解。

資助聲明

作者揭露收到以下財務支持以進行本文章的研究、撰寫及/或出版：本作品由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資助，補助編號：2413897。

ORCID iDs

Iliana Depounti https://orcid.org/0000-0003-1854-3065

Simone Natale https://orcid.org/0000-0003-1962-2398

註腳

在我們自己的研究中，我們透過發展一種稱為「對話演練」（talkthrough）的方法，進一步探索了這種對話式取徑（Natale et al., forthcoming）。源自於「走查法」（walkthrough methodology, Light et al., 2018），對話演練涉及透過探索性與反應性的方式與生成式 AI 機器人及大型語言模型進行對話，這包括特定的研究問題或「談話要點」（talking points），並動員質性訪談的協議（protocols）。

Latour的再著陸(re-landing)作為此時代的認識論警覺方法論. (AI生成)

 將拉圖的「再著陸」（Re-landing）轉化為一套具體的方法論警覺（Methodological Vigilance），其核心目標是對抗 AI 帶來的**「現實稀薄化」**。

Clifford Geertz 的「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旨在捕捉人類行為背後的意義結構網；而 AI（作為一種統計模型）本質上是在進行一種極致的**「薄描述」**——它抽離了脈絡、抹平了矛盾、隱藏了物質性。

為了在 AI 時代完成「厚實描述」，我們需要將研究視角從單純的「使用工具」，轉向對「行動者網絡」的持續偵測。以下我嘗試構建一套**「再著陸方法論」（Methodology of Re-landing）**的四個操作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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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認識論警覺：從「既定事實」到「關切事項」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AI 最擅長輸出看似無懈可擊的「既定事實」（Matters of Fact）——流暢、客觀、去脈絡化的文本。研究者的第一道警覺，就是拒絕這種「平滑感」。

• 操作策略：

  1. 系譜學質問（Genealogical Interrogation）： 當 AI 給出一個定義或論述時，不要直接引用。要進行逆向工程：「這個論述是基於什麼樣的資料集優勢？」例如，當 AI 定義「現代性」時，它是否隱蔽了非西方的視角？

  2. 打開黑箱（Unboxing）： 不將 AI 的輸出視為「答案」，而視為「當代主流意識形態的平均值樣本」。在進行描述時，將 AI 的回答作為一個**「田野報導人」**來分析，而非權威來源。

  3. 警語： 「AI 提供的不是世界的真相，而是網路上關於這個世界的主流說法。」

二、 田野技藝：尋找「斷裂」與「摩擦」

（Hunting for Ruptures and Frictions）

拉圖認為，當網絡運作順暢時，它是隱形的；只有當它崩潰或出現阻滯時，真實的連結才會顯現。AI 的「幻覺」（Hallucination）或「誤讀」，正是厚實描述的黃金時刻。

• 操作策略：

  1. 故障作為透鏡（Glitch as Lens）： 當 AI 無法理解台灣在地的某個特定語境（例如無法精確區分「喬事情」與「協商」的微妙政治差異）時，不要急著修正它。記錄這個「失敗」。這個失敗點，精確地標示出了「全球化模型」與「在地現實」的邊界。

  2. 測量「離地距離」： 透過不斷追問具體細節（時間、地點、身體感），測試 AI 何時開始胡說八道。AI 開始胡扯的地方，就是「通用知識」終止、需要人類研究者進行「人肉著陸」進行實地考察的起點。

  3. 目標： 厚實描述不在於 AI 說對了什麼，而在於描述 AI 為什麼在這裡會「失語」或「誤認」。

三、 寫作策略：物質與異質網絡的「再顯影」

（Developing the Material and Heterogeneous Networks）

傳統學術寫作往往隱藏研究工具。但在「再著陸」的方法論中，必須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的敘事，將非人行動者（Non-human Actors）寫進來。

• 操作策略：

  1. 基礎設施的註腳（Infrastructural Footnoting）： 在描述研究過程時，不應只說「經過分析...」，而應適度揭露技術中介：「透過與基於 LLM 的模型協作，篩選了 XX 文獻...」。這承認了認知的「分佈性」（Distributed Cognition）。

  2. 抵抗「上帝視角」的修辭： 避免使用全知全能的句式。模仿拉圖的風格，強調**「視角的特定性」**。例如，不寫「尼采哲學認為...」，而寫「在特定的文本訓練集與 21 世紀的解讀框架下，尼采的系譜學被重組為...」。

  3. 目標： 讓讀者看到知識生產的「鷹架」，而非只看到蓋好的「大樓」。

四、 倫理維度：作為「外交官」的研究者

（Researcher as Diplomat）

拉圖在《我們從未現代過》中提到「外交官」的角色。在 AI 時代，研究者成為了「人類經驗」與「數位計算」之間的外交官。

• 操作策略：

  1. 守護「不可計算之物」： AI 傾向於將世界量化或結構化。研究者的任務是「厚實描述」那些無法被演算法編碼的部分（如：身體的痛感、曖昧的情感、瞬間的靈光）。

  2. 引用正義（Citation Justice）： 既然 AI 掠奪了人類的集體智慧卻不加引用，研究者必須更刻意地進行「再連結」。在寫作中，更努力地去引用那些被 AI 淹沒的邊緣聲音、在地學者或原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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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一個「再著陸」的厚實描述範例

假設您要描述「台灣的宮廟文化」，一般的 AI 輔助描述可能是平鋪直敘的功能介紹（全球化視角）。

運用「再著陸方法論」的描述則會是：

「雖然大型語言模型將『繞境』定義為一種宗教遊行（Global Definition），但當試圖生成台灣在地脈絡時，模型忽略了『熱鬧』（lau-yiet）這一充滿噪音、氣味與擁擠身體感的社會學維度（Friction）。這種算法上的忽略，恰恰反映了現代化視角對前現代集體歡騰的盲視（Epistemological Vigilance）。因此，本研究必須回到原本的田野，追蹤那些被數位化過濾掉的物質行動者：爆竹的硫磺味、扛轎者的肌肉張力、以及神轎路徑與地方政治派系的隱密連結（Re-materialization）。」

這套方法論的核心在於：利用 AI 的「脫地」，來反向標定我們需要多麽努力，才能重新「著陸」在真實的複雜性之中。

翻譯 de la Rosa, T. (2025). Making the Brain, Concealing the Subject:: A Dialogue between Epistemological History and Decolonial theory. Transvers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19).

 de la Rosa, T. (2025). Making the Brain, Concealing the Subject:: A Dialogue between Epistemological History and Decolonial theory. Transvers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19).

摘要

近幾十年來，關於大腦的知識發生了激進的轉型，使得神經科學得以踏入傳統上由人文與社會科學所保留的領域。這種擴張引發了關於神經科學介入教育、法律、政治及自我等領域之潛在意涵與後果的批判。基於這些關懷，本研究旨在促進兩種「本體—認識論」視角之間的對話：（1）關於科學對象形塑與客觀性理想的認識論史；以及（2）關於知識及其歷史的去殖民與後殖民反思。

前者闡明了大腦作為一個被構想為「去歷史化」對象的本體論，這構成了神經科學的可能性條件，並促進了客觀性的蓬勃發展。後者則揭示了這些元素如何作為權力技術運作，從而將現代科學及其對象呈現為普世、有效且不可避免的存在。大腦在此作為一個案例研究，揭示了科學對象的建構如何與「主體的隱匿」同步發生。具體而言，現代主體性隱藏在這些對象背後，而現代性之外的主體則被排除在科學事業之外。客觀性的起源與歐洲帝國擴張同步開展，將現代大腦的認識論權威錨定在使其普世化的歷史進程之中。

關鍵詞： 神經科學、洛林·達斯頓（Lorraine Daston）、去殖民、大腦、科學對象

引言

近幾十年來，關於大腦的實踐、技術與知識經歷了激進的轉型。作為一個學科，神經科學現已成為生命科學中最顯赫且資金最充足的領域之一。神經科學曾是生物學的一個分支，如今已演變成一個涉及政府與私人資源達數十億美元的產業。該領域整合了多樣的方法論與理論，以推動以大腦為核心的計畫，改善神經或精神障礙患者的照護與生活品質。

然而，神經科學的潛力遠不止於緩解大腦疾病。認知、行為與社會神經科學的分支，現在為人類的功能（如推理、互動、情感、習慣與文化）提供了生物學解釋。這些努力通常基於兩個核心假設：在認識論上，認知與行為可以被化約為大腦功能；在本體論上，「我們就是我們的大腦」。神經科學的規範性促進了其對社會與人文科學傳統領域的侵蝕。神經科學修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超出了神經系統，催生了諸如神經行銷學、神經法學、神經教育學、神經倫理學與神經哲學等領域。雖然最樂觀的觀察者稱之為「神經革命」，但較為謹慎的人則認為其範圍有限且平庸，將其特徵化為一場行銷運動。

作為回應，部分學者主張應探索產生與再現神經科學事實的空間與實踐，以及它們的「顯現表面」（surfaces of emergence，語出傅柯）。這項任務涉及匯集來自不同來源的視角與關懷，將大腦置於審視之下，以照亮使特定知識形式自然化的「認知美德」與「道德經濟」網絡（語出 Daston）。我們的方法汲取了認識論史的史學架構，這一傳統根植於巴修拉（Gaston Bachelard）、康居朗（Georges Canguilhem）與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法國思想脈絡，並反映了其在英語世界（特別是透過哈金 Hacking 或達斯頓 Daston 等人物）的接收與發展。

Lorraine Daston 構成了我們分析的基石，特別是她與 Peter Galison 合作關於「客觀性」的概念。大腦符合他們所謂的「工作對象」（working objects），與真實和自然的對象相對立：即這些對象的本體論配置與其在生產科學、以及「作為」科學過程中所扮演角色之間的關係。

大腦作為科學對象

「科學對象」（scientific object）的概念可從其詞源得到啟發：源自拉丁語 obiectus，意指「置於前方」或「對立」（Daston 2000, 2）。這種對立對於現代認識論主體而言至關重要，主體在辯證中同時修正了觀察對象的本體論以及概念的具體判定。科學依賴於對象，因為它是透過外部、外源性且實體化的因素來獲取知識。在邏輯實證主義的框架下，科學探究與方法是揭示這些對象內在潛在秩序的工具。認識論的立場使得觀察者能使用顯微鏡、望遠鏡或邏輯結構來觀察周遭的科學對象。正如馬斯洛（Maslow）的「錘子理論」（1966），如果現代科學將知識局限於對象，它就必須將一切轉化為對象，以使其變得可理解。

科學對象的動態建構可以遵循多條路徑；Daston 將其中一條路徑鑑定為「湧現」（emergence），這指的是從無到有（ex nihilo）創造出的對象——它們是純粹科學理論與技術的產物，進而成為現實的本質。這類對象（如波或粒子）體現了科學探究如何定義並實體化實體，將其確立為待發現、檢查並最終受控的對象。物質對象、真實對象與科學對象之間的「同構性」（isomorphism）顯而易見，這為特定類型知識的合法化奠定了基礎：這種知識隨著進展擴張其範疇、滲透進新的空間與領域，並將現象轉化為對象。

另一種較不激進的路徑是「顯現」（salience），指的是在轉化為科學對象之前與之後，都具備無可否認之現實性的現象。顯現使得現象能凝聚成為科學探究的焦點，並透過技術與論述使其變得可視、有序且具備穩態。在醫學中，從死亡到死亡率的轉變是一個規則化的概念（Porter 2000）；「自我」的生成是現代心理學的研究對象（Goldstein 2000）。同樣地，人類學中對「他者」的研究，只有在將其轉化為對象時才變得可行（Restrepo and Escobar 2004），這一過程重新配置了其年代學（Bunzl 2014）或歷史。

在生物學中，「生命」透過不同學科、方法論與有機體的匯聚而成為科學對象，並由揭示一致模式的共同特徵所統一。然而，傅柯的系譜學方法挑戰了這種生命作為預存概念的觀點，斷言在 18 世紀之前，生命並不作為一個連貫的想法而存在（Foucault 1966）。醫學將健康與疾病框架化為模組化、獨特且可操縱的建構物，便體現了這一過程。蛋白質、基因、代謝物與病理過程相關的電訊號被重新配置為科學對象，使其能透過科技科學的干預進行調查與解決。

科學對象的湧現遵循著重複的模式。大腦或身體其他部分作為我們日常體現經驗（daily-embodied experience）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重新安置到顯微鏡下、凍結在實驗室零下 80 度的冰箱中，或使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進行視覺化。隨後，它們獲得了新的認識論價值與配置。這種置換不僅是空間上的，也是歷史性的，從相對存在移動到了絕對存在（Latour 1999）。

客觀性與歷史

「客觀性」是現代科學有效性的關鍵標準，因為它暗示知識可以在不受主體、情感或意識形態影響的情況下產生。它直接指向一個獨立於人類行動且不容置疑的現實。客觀性作為一種認識論論述，始於 18 世紀，並與一系列程序、價值論和形上學緊密相連，假定存在真實、客觀的知識，並強加了透過方法追求知識的道德義務。

科學史通常將科學對象描繪成永恆不變且絕對的存在，而歷史連續性的中斷被視為確立客觀性的必要條件。科學家若無法在當下驗證其發現，往往會在過去尋找先例；正如康居朗所觀察到的：「發明家發明了他的前輩」。為了讓知識被視為客觀，它必須源自於一個「超歷史的對象」（transhistorical object）。儘管各科學學科之間存在異質性，神經科學仍與此框架保持一致，將其客觀性建立在將大腦「對象化」的過程之上。

關於大腦的事實經常透過對象與觀察者的並置來召喚客觀性，在此，視覺化技術變得極其重要。例如，卡哈爾（Santiago Ramón y Cajal）明確地在神經組織中追求「客觀證據」以證實其神經元學說，並指責他的科學對手讓其理論、預設與模型污染了他們的表徵與繪圖。20 世紀的醫學組織學揭示了新興的客觀性概念如何需要雙重改革：首先，觀察者必須被重塑為一個堅毅且公正的人物，專注力不搖擺且脫離偏見；其次，觀察行為發生轉化，優先考慮「看」的技術。這種改革強調一種紀律化的視覺，尋求「讓自然自己說話」。

神經影像技術在神經科學中佔據領先地位絕非偶然。其作為大腦結構與功能精確表徵的迷人魅力，賦予了它們「為自己說話」的能力，使其成為神經科學道德經濟中的強勢貨幣。神經影像所產生的這類「客觀性效應」，依賴於它們能直接指涉大腦現實的能力，同時使這種現實成為「我們的現實」。相比之下，沉浸在動態歷史過程中的非科學對象則無法產生此類影像。

客觀性被構想為主體誤差與變異性的對立面，它證明並賦予了在系統研究中對組件進行「無菌式隔離」的特權，藉此消除主體的影響。這一過程涉及對某些資訊的刻意忽略，特別是與主體相關的資訊，現代科學將其視為通往客觀性的障礙。馬圖拉納（Maturana, 1997）批評客觀性是一種「強制性的論據」，將觀察者（知識的產生者）從觀察現象中排除。大腦被置於一個足夠複雜的位置，以至於掩蓋了觀察者，並將主體留在框架之外。

除了認識論上的意涵外，大腦作為對象的構成（這使神經科學能主張更大的客觀性並擴張其影響力），亦構成了更廣泛的「生命政治策略」的一環，旨在透過劃界與標記來行使權力。歷史化科學對象並不等同於使其失效；對於傅柯而言，系譜學分析旨在拆解支撐知識並由知識所維持的權力裝置。

知識的殖民性與大腦

17 與 18 世紀現代科學的發展，以及其制度、人物與知識生產權威的生成，皆是在帝國擴張的背景下展開的。批判性地評估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著名的格言「知識就是力量」（scientia potestas est），必然會引出一個問題：是誰在行使這種力量？又是針對誰行使？

除了在地理、經濟與政治上組織世界外，帝國與殖民事業也生產並維持了一套知識體系，該體系特權化了殖民者的視角與利益，同時使被殖民者的知識噤聲。這種根據歐洲的生命與歷史經驗來解釋並定義世界的結構，被稱為「知識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knowledge）。這迫使我們必須透過其自身敘事之外的觀點來重新思考現代性，挑戰那種將科學史描述為純粹西方且天生具備美德的「歐洲自畫像」。

在對大腦的媒體炒作背後，隱藏著一個涉及生物技術、製藥與軍事工業的「科技科學集團」。全球神經科學產業價值達 145 兆美元，其中 80% 的生產集中在全球北方的十個國家。然而，科學史編纂學鮮少將早期西方科學的興起與擴散置於經濟與文明議程的脈絡中。相反地，它被描繪成少數歐洲白人（男性）天才的產物，他們據稱克服了宗教、個人偏見與主觀影響，建立了現代科學。在這種被「消毒」過的敘事中，帝國、經濟與道德的糾葛消失了。

杜塞爾（Enrique Dussel）強調了現代性的一個基礎神話，該神話遮蔽了在其啟蒙與解放理想之前近兩個世紀的暴力與入侵。如果沒有從 1492 年哥倫布抵達伊斯帕尼奧拉島開始的掠奪，17 世紀歐洲科學的理性表述是不可能實現的。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之前，實際上存在著帝國式的「我征服故我在」（ego conquiro）。

這種自認為不具時空定位、自生成的「主體」神話，開創了現代性的一個關鍵認識論神話：獲取普世且客觀真理的途徑。哈洛威（Donna Haraway）的「定位知識」與格羅斯福格爾（Ramón Grosfoguel）的觀點都指出了這一點：笛卡兒式的「自我」宣稱能從「上帝之眼」獲得知識，這是一種被稱為「零點傲慢」（hybris of the zero point）的狂傲——即認為自己可以站在一個客觀的、不受任何地理或文化背景限制的「零點」來觀察世界。

結論

本研究顯示，神經科學在技術、健康、教育、法律與自我領域日益增長的權威，植根於大腦作為「科學對象」的歷史構成。透過認識論史，我們展示了大腦如何被生產為一個去歷史化、自明的對象，從而支撐起神經科學的客觀性。透過去殖民視角，我們強調了這種客觀性如何作為一種權力技術運作，將現代科學及其對象呈現為普世、必要且不可避免的，最終使其擴張合法化。

大腦成為一個揭示性的案例，讓我們觀察到科學對象的形塑如何必然導致「生產對象之主體」的隱匿。將這些動態置於殖民性框架中，顯示出科學對象的生產——以及現代客觀性的理想——仰賴於繼承自帝國擴張的空間、政治與經濟不對稱。

因此，去殖民視角使我們能夠質疑神經科學範疇所謂的中立性，並將「大腦主體」（cerebral subject）理解為歷史定位實踐的產物，而非普世真理。承認這些糾葛並不意味著拒絕神經科學的見解，而是將其重新定位於使此類知識成為可能的主體、歷史與權力關係之中。

書摘 Bruno Latour 《著陸何處？》2020群學出版

Bruno Latour 《著陸何處？》2020群學出版

很久沒有讀拉圖的書，看著書架上的《著陸何處？》，隨手拿起來讀，大抵意是是破除全球／地方的二分，而訴求在地，但不是自我放棄與封閉的在地，而是觀照與在乎世界之生成變化的在地，關注「過程自然」，而不是孤立自然的在地。行動者不僅人類，萬物皆然，二分法已不夠用，用氣候風土來理解關連，而一些皆是關連，足夠複雜，但就從腳下開始，開始描述，開始陳情，開始表達，讓聲音能夠被聽見，傳達。

政治問題是是關於某對象／客體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不再僅僅是人類的，而是萬物議題。人不外在自然，不是在外在位置觀察自然。人就是自然，也在自然之中，生成化育。我們必須描述支配我們的力量，我們才有機會作出改變。那些支配者們，費盡心力「投資我們的無知」，讓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誰，可以作什麼，可以怎麼經營自己與他者的共同生存，所以我們必須觀察，說出我們知道的，在乎的，並且努力地讓傳統區隔下的對立方，共同成為我們的盟友。

        文本談煤炭時代下的階級，不同於石油時代的階級，許多我們在使用的社會科學字眼，都埋伏那時的物質性在底層，而面對今日新的能源／生態世代的環境，我們需要更好的描述字眼，避免我們落入到只有人對抗人的狹義政治理解當中。

［ＡＩ深度研究］林昶佐重金屬文化外交報告

 

權力重構與感性外交：林昶佐、重金屬藝術實踐及其對台灣文化戰略之深度影響報告

緒論：極端藝術與國家治理的辯證交匯

在現代國際關係與文化外交的論述中，林昶佐（Freddy Lim）的轉型提供了一個極具研究價值的範式。作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重金屬樂團——閃靈（ChthoniC）的創始人與主唱，林昶佐不僅在極端音樂領域取得了全球性的藝術成就，更成功地將其藝術資本轉化為政治與外交能量 1。這種從「黑金屬樂手」到「立法委員」，再到「駐芬蘭代表」的演進軌跡，不僅是個人職業生涯的跨界，更體現了台灣在外交空間受限的現實下，如何透過非傳統渠道建構國家主體性與國際連結 2。本報告旨在探討林昶佐如何透過重金屬音樂的歷史敘事建構台灣認同，並分析其在芬蘭推動的「感性外交」如何重塑台灣的文化軟實力 2。

音樂作為歷史的容器：閃靈樂團的國族敘事與藝術演進

林昶佐於1995年成立閃靈樂團，其核心藝術哲學始終圍繞著台灣的歷史、神話與民族情感 1。早期作品中，林昶佐嘗試以黑金屬（Black Metal）的狂暴與黑暗，映射台灣長期受外來政權統治的壓抑與反抗 1。隨後，樂團發展出獨特的「東方金屬」風格，將五聲音階、台灣小調及傳統樂器二胡（Hena）與重金屬的雙踏大鼓、極速吉他掃弦融為一體 1。

藝術成就與全球影響力之量化概覽

林昶佐的藝術成就奠定了其外交影響力的基礎。根據現有紀錄，閃靈樂團自出道以來獲得了多項國內外指標性獎項，這些成就使其在國際次文化圈中具備了極高的發言權 1。

類別	重要獎項 / 成就	時間 / 作品	意義
音樂獎項	《金屬之鎚》金神獎全球最佳金屬樂團獎	2016年	首個獲得該獎項的亞洲金屬樂團 1
音樂獎項	金曲獎最佳樂團獎	2019年	確立其在台灣主流音樂圈的地位 1
音樂獎項	西藏音樂獎最佳國際藝人獎	2009年	體現其對人權議題的跨國支持 1
出版作品	錄音室專輯 9 張、單曲 11 張	1998年至今	建立龐大的音樂文本庫與聽眾基礎 1
國際足跡	德國 Wacken Open Air, 日本 Fuji Rock	多次	將台灣品牌帶入國際主流大型祭典 2

核心專輯的歷史文本與身分建構

林昶佐的作品並非無意識的咆哮，而是經過嚴密考據的歷史重構。例如，《賽德克·巴萊》專輯聚焦於 1930 年的原住民武裝起義，透過金屬樂的衝擊力表現賽德克族人面對日本殖民統治時的生存意志 6。隨後的《高砂軍》則更進一步探討二戰時期台灣原住民作為日本皇軍赴南洋作戰的悲劇，林昶佐在此運用了大量演歌與哀婉的二胡旋律，勾勒出台灣人「敵我不明、效忠無解」的國族尷尬 1。

在《武德》專輯中，林昶佐將視角轉向內向的自我反思與武裝抵抗。專輯中的〈暮沉武德殿〉以南投埔里的武德殿為場景，這座建築在不同歷史時期分別見證了日本軍隊的剿番與國民黨軍隊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鎮壓 6。林昶佐透過歌詞中潘正源在地府觀看台灣命運輪迴的設定，將歷史創傷轉化為追求民主與正義的推動力 6。這種將民間信仰（如地獄、鬼王）與現代政治（如轉型正義）掛鉤的手法，成功地讓台灣青年社群對歷史產生共鳴，並將這種能量導向社會運動與政治參與 10。

從抗議歌手到民意代表：政治實踐的過渡

林昶佐的政治參與始於人權活動。他在 2010 年至 2014 年間擔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會長，這段經歷讓他習得了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操作邏輯與人權外交的語言 1。2016 年，林昶佐代表時代力量當選立法委員，這不僅是台灣政治史上的異數，更是全球重金屬文化的里程碑，因為他是第一位進入國家議會的重金屬主唱 2。

在八年的立委任期中，林昶佐深耕於國防及外交委員會。他頻繁參與「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及「世界議會西藏大會」（WPCT）等平台，與美、英、歐各國政要建立連結 12。林昶佐曾在 2022 年於華府與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會面，並邀請其訪問台灣，隨後亦邀請好萊塢影星李察·吉爾（Richard Gere）來台進行人權交流 12。這些活動顯示，林昶佐的外交方式傾向於透過個人魅力與跨界網絡，打破傳統外交官的制式限制 4。

重金屬外交的芬蘭實踐：感性外交的創新範式

2025 年 5 月，林昶佐被任命為台灣駐芬蘭代表，這一任命在國內外均引發高度關注 14。對於外交部而言，指派林昶佐赴芬蘭是一項精確的戰略部署。芬蘭被譽為「重金屬之都」，擁有全球最高的人均金屬樂團密度，重金屬在芬蘭並非邊緣文化，而是國族認同與大眾生活的一部分 2。

F:F:F - Formosa:Finland:Fest 的戰略意義

林昶佐到任後的首場重大活動——「F:F:F-Formosa:Finland:Fest」，標誌著台灣文化外交從「傳統展示」向「次文化對接」的轉型 2。

活動要素	具體內容	外交/文化影響
參演陣容	閃靈、血肉果汁機、恆月三途 (台)；Korpiklaani, Lost Society (芬)	透過台芬頂尖樂團共演，建立「對等文化夥伴」關係 2
參與對象	多位芬蘭國會議員、外交官、當地媒體、重金屬樂迷	成功吸引過去不參與台灣活動的政要主動出席 2
敘事主軸	感性大於理性 (Sensibility over Sense)	以共有的音樂審美與歷史共鳴代替生硬的政策宣導 2
媒介傳播	Reddit 影片獲 5.2 萬次點擊；《The World》等國際媒體報導	在數位空間創造極大的台灣曝光率 16

在這次音樂祭中，林昶佐以代表與主唱的雙重身分登台，演唱了〈Endless Aeons〉等曲目 9。他在演出間隙向觀眾分享了自己祖父作為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的家族史，將個人的悲劇與台灣尋求主權完整的集體意志相連結 9。這種極具情感衝擊力的外交方式，讓芬蘭政治人物感到驚訝。林昶佐在採訪中指出，過去邀請芬蘭官員參加活動常遭冷遇，但此次音樂會卻有許多政要主動詢問能否攜伴參加，甚至在會後與他討論重金屬現場的魅力 2。

感性外交的理論基礎與操作機制

林昶佐實踐的是一種「象徵外交」（Symbolic Diplomacy），其核心在於將國家品牌擬人化、具象化 3。相較於傳統職業外交官，林昶佐本身就是一個強大的文化載體。在芬蘭，音樂是跨越語言障礙的通用貨幣，當林昶佐走入當地的重金屬酒吧或與當地的音樂製作人交流時，他實際上是在進行高效率的社交資本累積 4。

這種外交模式的優勢在於：

1. 降低防禦心理：非正式的音樂場域讓各國政要在輕鬆氛圍下接觸台灣議題，減少了面對主權爭議時的政治壓力 2。

2. 精準受眾接觸：芬蘭的決策階層中不乏重金屬愛好者，林昶佐的藝術身分讓其具備了天然的「圈內人」地位 2。

3. 敘事主動權：透過音樂錄影帶與舞台表演，台灣的歷史故事（如白色恐怖、轉型正義）以美學包裝輸出，增加了接收者的共情度 6。

理論比較：林昶佐的象徵外交與伍佰的文化現實主義

為了更深入理解林昶佐模式，學術界常將其與其他文化輸出模式進行對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分析是林昶佐的「象徵外交」與伍佰（Wu Bai）所體現的「文化現實主義」（Cultural Realism）之間的對抗 3。

維度	林昶佐 (象徵外交)	伍佰 (文化現實主義)
權力來源	國家委任、個人政治身分	長期累積的社會資本與群眾認同 3
政治色彩	明確的台灣獨立與人權立場 7	刻意去政治化、大眾化 3
目標受眾	西方民主國家、次文化菁英 2	跨國華人圈、兩岸基層勞動者 3
作用機制	透過「壯觀」(Spectacle) 創造瞬間能見度 3	透過「共鳴」(Resonance) 建立持久連結 3
外交價值	擴張外交空間、爭取國際能見度 9	建立跨越政治分歧的情感緩衝區 3

林昶佐的模式在於「突圍」，利用其特殊的音樂背景在國際政治的縫隙中創造閃光點。然而，這種模式高度依賴個人特質，難以在外交官僚體系中大規模複製 3。相較之下，伍佰的音樂不帶有預設的政治指令，卻能在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地區形成自發的認同感，這種「自服務式」的文化共振（如演唱會全場大合唱）被認為是更為穩定的軟實力基礎 3。

國內爭議與社會反應：職業外交官體系與跨界任命的衝擊

林昶佐的任命在台灣內部並非毫無爭議。在野黨立委曾多次批評此任命為「政治酬庸」，質疑林昶佐缺乏外交專業訓練 14。

專業背景與能力之辯

質疑聲音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外交資歷：批評者認為林昶佐並非職業外交官出身，直接空降擔任代表會打擊外交基層士氣 14。

2. 語言能力：關於其英語與芬蘭語能力的質疑在網路與國會中發酵。林昶佐對此回應，他擁有八年處理芬蘭相關業務的經驗，且其妻子葉湘怡作為團長與芬蘭經紀公司的對接更為頻繁，足以支撐工作需求 18。

3. 兵役議題：林昶佐過去因病免役的紀錄，在派駐涉及國防合作頻繁的芬蘭時，常被對手拿來攻擊其代表國家的正當性 15。

外交部長林佳龍則強調，林昶佐曾任兩屆立委，對國防外交事務有深入了解，且其在人權領域的國際能見度是台灣極為寶貴的外交資產 14。這種辯論反映了台灣在「外交官僚化」與「外交戰略化」之間的拉鋸——是應該遵循傳統的階梯式晉升，還是應該大膽起用具備特殊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來應對非常規的外交困境？

心理素質與環境適應

公眾對於林昶佐在芬蘭生活的適應性亦有討論。由於芬蘭冬季漫長、日照極短，且歷史上是自殺率較高的地區，有立委質疑曾患有焦慮症的林昶佐是否能勝任 20。林昶佐則在直播中坦然面對質疑，表示自己已回復正常生活，並能適應北歐的環境挑戰，這種透明的溝通方式亦是其「自然語氣」外交的一部分 19。

軟實力、尖銳實力與防禦韌性

從學術角度看，林昶佐的音樂外交具備了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所言的「軟實力」精髓——透過文化吸引力達成政策目標 21。然而，在台灣的脈絡下，這更接近於一種「防禦性軟實力」。

矽盾與文化盾的協同效應

台灣的外交戰略長期依賴以半導體產業為核心的「矽盾」（Silicon Shield） 22。然而，硬實力的依賴往往帶來脆弱性。林昶佐推動的文化外交，則是嘗試建立一道「文化盾」。透過重金屬音樂，台灣的故事被翻譯成一種全球年輕世代都能理解的語言，這在某種程度上抵銷了中國大陸透過金援與經濟制裁所施加的壓力 11。

當芬蘭樂迷在赫爾辛基看著閃靈的演出、丟擲冥紙，他們不僅是在享受音樂，是在參與一場關於台灣民主主權的「文化祭典」 6。這種感官體驗留下的印象，遠比一份枯燥的外交白皮書更為深刻。當台灣面臨地緣政治風險時，這些在文化上與台灣建立連結的國際民眾，將成為支持其政府干預或援台的重要民意基礎 9。

音樂、技術與認同的合流

在芬蘭的「F:F:F」活動中，不僅有音樂表演，還結合了視覺設計、時尚與台灣美食（如牛肉麵與鹹酥雞） 2。這種全方位的感官輸出，與台灣「2025 年歐洲文化年」的整體策略相呼應。林昶佐將台灣定位為一個「從技術到文化均領先未來」的民主島嶼，利用科技（微晶片）與藝術（重金屬）的異質結合，打造出一種前衛的國家品牌形象 9。

結論：重金屬精神與台灣外交的未來展望

林昶佐的職業生涯及其在文化外交上的實踐，展示了台灣在國際場域中一種高度靈活且具韌性的戰略選擇。他將極端音樂中的反抗精神轉化為外交上的「突圍」能量，證明了文化影響力可以不經由正式邦交而達成實質的政治對話 2。

主要洞察與未來建議

1. 感性外交的深化：林昶佐在芬蘭的成功並非偶然，而是基於對受眾文化的深度理解與共鳴。未來台灣在非傳統邦交國的外交策略中，應更多考慮如何「精準對接」當地的社會主流興趣，而非一味推廣傳統民俗。

2. 次文化的戰略價值：重金屬、電玩、動漫等「邊緣」文化在現代社會具備極高的忠誠度與動員力 9。政府應系統性地支持這些具備國際競爭力的次文化產業，將其視為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3. 外交人才的多元化：林昶佐的任命雖有爭議，但其產生的外交效益顯著。體制應建立更明確的「非職業外交官」任免與考核標準，讓具備特殊才幹的人才得以在特定的戰略位置上發揮作用，同時兼顧官僚體系的士氣平衡 3。

林昶佐在舞台上展現的「武德」——那種即便萬劫不復也要守護故土、永不放棄抵抗的精神，已然成為其外交實踐的靈魂 6。在赫爾辛基的寒風中，重金屬的轟鳴聲不僅是藝術的表達，更是台灣向世界傳遞的一種堅韌、多元且不被定義的生存宣言 2。這種將音樂、歷史與政治權力深度揉合的「林昶佐範式」，無疑為當代文化外交提供了最具深度的研究樣本。

引用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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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eavy Metal Diplomacy: How Taiwan's Representative Freddy Lim Builds Bridges with Music | Deutsch-Taiwanische Gesellschaft e.V., 檢索日期：1月 29, 2026， https://deutsch-taiwanische-gesellschaft.de/en/archiv-en/heavy-metal-diplomacy-how-taiwans-representative-freddy-lim-builds-bridges-with-music

3. From Metal Diplomacy to Rock Realism｜Insight｜2026-01-19 ..., 檢索日期：1月 29, 2026， https://english.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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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閃靈」演唱會為何要撒冥紙？因為每首歌唱的都是台灣人抵抗霸權的血淚史 - 報橘, 檢索日期：1月 29, 2026， https://buzzorange.com/citiorange/2015/12/28/chthonic-song-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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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因病史遭疑不適任「駐外大使」 林昶佐：可正常工作 - 台視新聞, 檢索日期：1月 29, 2026， https://news.ttv.com.tw/news/1140520001170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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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When Soft Power Translates to Hard Power – The Necessity of a Taiwanese Soft Power Strategy - Taiwan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檢索日期：1月 29, 2026， https://taiwancss.org/when-soft-power-translates-to-hard-power-the-necessity-of-a-taiwanese-soft-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