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儀式的科學》

《儀式的科學》前三章摘要 如果涂爾幹來到當代，他應該也會認真學習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生物學，然後繼續推進他對「社會事實」的研究，進一步將生物肉身與社會化身之間的關係談的更清楚、明瞭，同時以此推進他的道德社會學吧？ 《儀式的科學》有九章，但讀到第三章，我感覺自己也應該進行寫作儀式，試著寫下點什麼，而不是任留紅筆劃線留在我的書上。作者席加拉塔斯身兼人類學者與認知科學家的身份，應用穿戴式感應設備、生物化學及腦部造影技術還有認知科學創新與電腦軟應體設施，探索儀式的意義及功能。（頁26） 儀式是種世代傳承，也是承載著意義與生命價值的行動，當閱讀到西班牙小村73歲老者作為儀式中的踏火者，走了一輩子的火，說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但後因年衰體老，無法再踏火，如燭火之將熄，老者之子馬梅爾決定揹著他的父親，完成踏火的儀式。當問及，為什麼非踏火不可，這些人們總是回答：「我們為什麼進行我們的儀式？我們就是要進行。這是我們的傳統。這是我們何以成為我們。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頁30至頁32） 於是，作者說，「儀式就像人類活動中其他極具意義的領域──像是音樂、藝術或是體育活動－－那些起初可能看似古怪或無用的事物，事實上具有能讓人徹底改變的力量。」（頁32）「雖然儀式行為對於物質世界沒有直接影響，卻可以改變我們的內在世界，對於形塑社會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頁33） 在第二章〈儀式的物種〉中，作者主張「儀式是人類本性的一部份，就如同它們是鳥類本性的一部份一樣──事實上，在人類身上甚至更為明顯。」（頁36）儀式有助於各物種面對複雜的心理挑戰（頁43）相較於過往認為經濟生產使文明發展的說法，說不定「對儀式的欲望」比起「對食物的欲望」更是偉大文明的驅動力。（頁51）進行儀式與被儀式感動，應該被視為人類的基本能力，我們這個物種天生就有去創造、實施並傳播儀式的傾向。（頁53）作者舉了一些讓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像舉行了「過」生日的儀式，才算是真的「過生日」；以及被自己的團隊成員排擠的成員，會對團體規範最忠實的嚴格遵從，顯示年幼兒童可能會使用行為模仿，作為強化重要社會連結的手段。（頁57）於是「通過儀式並不僅是慶祝進入新狀態的轉變──對社會而言，儀式創造了這個新狀態。」（頁58）而面對諸如死亡、新生或結婚，我們的心靈都需要儀式，我們不見得喜歡儀式，但是我們需要儀式。（頁62） 第三章〈秩序〉一章，一開始談馬林諾夫斯基如何突破「扶手椅人類學」、「陽台人類學」進展到「露天人類學」，也就是跟當地人生活在一起的參與觀察（頁65至66），並且發現儀式出現在具危險和不可控制的領域，如戰爭、疾病、愛情與自然災害等，可以見到大量的儀式蹤跡。（頁69）在談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後，作者總結如下： 「儀式是高度結構化的，需要嚴格不變（必須永遠以「正確」的方式進行、重複（同樣行動一次又一次進行）以及冗贅（可以持續進行很長一段時間）。換句話說，它們是可預測的。這個可預測性為日常生活的混亂強加了秩序，在不可控的情況下提供我們掌控感。研究顯示，當人們經驗到不確定性、缺乏控制之時，他們就可能在實際上不存在的情況下看到模式和規律性。這些模式可能從視錯覺（像是在雲朵中看見人臉）到從隨機事件中看到因果關係和形成陰謀論。在這些情況下，人們也更可能求助於儀式化行為。這被稱為補償性控制模式：我們因為在一個領域缺乏控制，所以透過在另一領域中尋求控制來進行補償。這種控制感是否為虛幻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儀式可以是一種有效的處理機制，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涉及高風險和不確定結果的生活領域，普遍都存在著各種儀式的原因。」（頁90） 接著，作者也說，相較於把大腦視為輸入輸出的黑盒子，其實我們的大腦更為精密。「大腦是一個預測性設施，它並非被動地吸收關於世界狀態的資訊，而是主動地運作去做出推斷（預測）在任一特定情況下，最可能遭遇到何種類型的刺激。那些預測根植於我們先前的經驗和社會化、周圍環境以及本能知識延伸而來的資訊。」（頁91）…「我們預測性的大腦並不喜歡不可預測性，儀式就應運而生。」（頁92）「我們的認知演化並非是為了理性而演化的，而是讓我們的祖先能有效率地處理他們在環境中遇到種種問題。…即使這些儀式慣例不能直接操縱我們的環境，仍能為我們本身帶來改變，而那些改變能對我們的世界造成真實而重要的影響。」（頁93）（後文待續…） 書目資訊：Dimitris Xygalatas（廸米崔‧席加拉塔斯）2024《儀式的科學：深入儀式運作的身體和心理機制》（Ritual: How Seemingly Senseless Acts Make Life Worth Living）。謝雯伃譯。遠足文化出版。

[摘要] 匠人：創造者的技藝

 《匠人》

書目資訊：Richard Sennett（理查‧桑內特）2021《匠人：創造者的技藝》，廖婉如譯。台北：城邦。

製造具體事物的過程能夠讓我們對自身有什麼樣的認識？（14）

柏拉圖把這個目標看成是隱含在任何行動裡的「德性」（arete）。亦即卓越的標準：為了力求品質，工匠會在技藝上精益求精，而不是敷衍了事。但是在他的年代裡，柏拉圖觀察到，儘管 「匠人其實就是詩人⋯⋯但他們不被稱為詩人，而是有其他各式各樣的名稱」（30）

親身實地去感受、細察建物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以及在規劃設計時適度留白，都是用紙筆繪圖時才會有的經驗。動手繪圖代表一種更廣闊的體驗，就像寫作需要編輯文句和重寫，或彈奏樂曲時需要一再反覆摸索、沉吟某段和弦的韻味。難題和留白應該是好事，幫助我們思索理解；它們會激發我們的靈感，這是用電腦模擬完整的物體並靈活地加以操縱所辦不到的。我要強調的是，這個問題比手工和機器的對立更加複雜。因為演算法是根據資料的回饋不斷改寫的，因此當代電腦程式確實可以籍由不斷擴充從自身的經驗學習。就像魏斯考夫說的，問題在於人們讓機器去學習，自己則是被動地見證和消費這個不斷擴充的能力，沒有參與其中。這就是皮亞諾這位作品以繁複著稱的設計師，會回歸用紙筆勾勒草圖的原因。電腦輔助設計的濫用說明了，當雙手與大腦分離，蒙受其害的是大腦。（51）

概念離不開事物。（159）

柴爾德的食譜跟歐爾尼的精碓指導很不一樣，因為她的敘述是繞著對新手廚子的同理同感展開的；她的重點擺在做菜的人身上，不是被做成菜餚的雞身上。因此她寫出來的文字確實充滿了類比，但這些類比有點牽強，這是有原因的。從技術上來說，切雞的肌腱就像切一根細繩，但感覺上很不一樣。她就是在這些片刻裡對讀者進行說明：「像」但又不是「很像」使得腦與手專注在切斷肌腱這動作本身。率強的類比也有情感上的作用；一個新手勢或動作大致上跟你曾經做過的某件事很像，這種暗示是特意要唤起你的自信心的。（202）

雷恩年代面對的許多問題，我們今天依舊在找答案：是要恢復原貌，還是進行動態、創新的維修。後者也許在技術上要求太高，我們手邊沒有充分、適用的工具。雷恩的故事也許會讓人更想從事動態的創新維修，這故事告訴我們，工具不論用途多麼受限又不確定，它還是能刺激我們的想像力和開拓能力，在改變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赫

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 ），的名言「沒有人能在同一條河中涉水兩次，因為第二次涉水時，無論是那人還是那河，都與從前不同了」，我們都耳熟能詳。匠人不會認為這句話暗示著生命的不斷流動變化，他或她只會一想再想東西要怎麼修理才好；在那更新修復的工作中，受限或不好用的工具都會證明是有用的工具。（222）

順應阻力的技巧就是，換個角度重新思考問題，假使問題持續得比原本料想的久，調整自己的行為，以及從最容易處理的因素著手。（241）

蓋瑞寫道，能夠生產出鈦合金之後，他開始省思原本對堅固的認知，建物殷計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堅固。他體悟到 「石材賦予的堅固是個假象，因為石材會在城市造成的汙染中磨損劣化，而三分之一公釐厚的鈦合金片可以保證有一百年的壽命」。他這麼下結論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堅固意味著什麼。」堅固可以意味著一有違我們的直覺一薄而不是厚，柔軟有彈性而不是硬梆梆。（244）

阻力的所在有兩個含義：一個是邊界，抵禦汙染，排斥的、隔絕的，另一個是邊境，既可以交流也可以進行隔離的地方。城牆體現了這兩種意義。在多元文化城市的脈絡裡，第二個所在更為棘手，也更為必要。在勞動領域也是如此，邊界是圍堵的空間；能有效順應阻力的環境是邊境。（250）

總之，專家有善交際的，也有不善交際的。善交際的專家會關心他人整體的發展，就像匠人探索物質的變化；他在指導他人當中磨練修復技巧；他會把標準變得公開透明，也就是說，非專業的人也會懂。不擅交際的專家會帶給他人羞辱，讓專家四面楚歌或孤立疏離。令人不快的比輘會讓標準變得空洞。不論木匠、烹飪或科學，所有的專業領域當然都存在著不平等的情況。問題在於如何運用那個落差。令人不快的比較具有強烈的個人特性，而善交際的專家比較不會執著於為自己辯白。（272）

要實現匠藝活動，動機比才能更重要。(308)

經驗，這個概念在德文裡表達得更精準，德文指涉經驗的字有兩個，Erlebnis（體驗）和Erfahrung（經歷）。前者指的是會在內心留下情感印記的一個事件或關係，後者則是會讓人轉而關注外界的事件、行動或關係，它需要的是技能而不是感受。實用主義思想堅信，這兩種意義不可分割。(311)

我在這本書提出的論點是，製造物品的技藝能夠為經驗的技巧帶來啟示，而經驗的技巧有助於我們與他人的應對。把東西做好會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可能性，在經營人際關係上也會碰到。實質的挑戰譬如順應阻力或應付模糊，能夠幫助我們了解人與人之問的牴觸或模糊的界線。我前面強調過，常規和實作在製造物品的工作裡所扮演的積極開放角色；因此，人們也必須練習與他人相處，學會期待和調整期待的技巧，才能增進人際關係。(313)

實用主義運動有一個標誌，就是它假定有機體和社會之間形成一個連續體。有些社會生物學家認為基因決定行為，實用主義學者諸如喬亞斯則認為，身體本身的豐富性能，讓人能夠使用各種物質材料進行形形色色的創意作為。匠藝活動顯示了 有機體和社會之間的連續體確實在運轉。(313)

[摘要] 平台資本主義

 平台資本主義

書目資訊：　Nick Srnicek（尼克‧斯奈錫克）2022《平台資本主義》。譚以諾譯。台灣：正港資訊文化事業公司發行；香港，手民出版社發行。

 

本書的論點是，資本主義的利潤長期下降，它於是轉投數據以維持經濟增長和活力，以應對遲緩的生產領域。(4)

 

第一章　長期低迷

 

美國經濟的標誌性轉變：沒有嘗試復甦美國製造業，而是在其他領域另覓營利之道。(22)

 

第二章　平台資本主義

 

第二章的關鍵論點是，在二十一世紀，先進資本主義開始以提取和使用一種特殊的原始材料為核心：數據。(37)我們應該把數據視作必須提取的原材料，而用戶的活動則是這種原材料的自然來源。像石油一樣，數據是一種材料，可供提取、提煉，以各種方式使用。擁有的數據愈多，可以利用的東西也愈多。(38)

 

什麼是平台？最顯淺來說，平台是使兩個或以上的群組能互動的數碼基建。它們因而將自己定位為匯集不同用戶的中介機構：客戶、廣告商、服務供應商、生產商、供應商，甚至是實體物品。一般情況下，平台還需配備一系列工具，才能使用戶建立自己的產品、服務和巿場。(41)…第二個基本特徵是，數碼平台既生產亦依賴於「網絡效應」：某平台用戶愈多，讓平台對其他人就愈有價值。(42)…網絡效應的重要性驅使平台必須部署一系列策略，以確保愈來愈多用戶加入。例如－－這是第三個特徵──平台經常交叉補貼：公司某部門降低服務或商品價格（甚至是免費提供），另一部門則提高價格來彌補損失。平台的價格結構非常重要，影響著進來參與的用戶數量，以及他們使用平台的頻率。(43)…最後，平台實際上體現了一種政治。…平台作為中介，不僅獲得更多數據，而且還控制和管理遊戲規則。然而，規則的核心架構看似是固定的，實質有其生成的力量，其他人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規則之上建立別的規則。(44)…總的來說，平台是一種新型的企業，特點是為不同用戶群體提供基建，在網絡效應的驅動下表現出壟斷的傾向，採用交叉補貼來吸引不同用戶群組，並有一個設計良好的核心架構來管理可能的互動。(44-45)

 

廣告平台不是在剝削自由勞動，而是挪用數據為原材料。(51)…平台收入的關鍵不僅是收集數據，而且是分析數據。廣告商對沒有組織的數據不感興趣，他們只對具有洞察力或能將他們與潛在消費者配對起來的數據感興趣。這些都是經過處理的數據。它們經過程式處理，或是通過數據科學家的熟練操作，或是機器學習算法的自動化勞動。因此，賣給廣告商的不是數據本身（廣告商不會收到個性化的數據），他們得到的承諾是，谷歌軟件會將他們與正確的用戶巧妙地匹配起來。(51-52)

 

數位提取正成為建立壟斷平台的關鍵方法，亦同時是從廣告商處汲取收入的重要手段。(53)

 

（針對雲端平台作為商品提供的服務）亞馬遜的執行長貝索斯(Jeff Bezos)將其比作電力供應：早期工廠都有自己的發電機，最終發電集中化，並「按需」出租。今天，經濟的每個領域日益與數碼結合，因此，擁有行業所需的數碼基建將會使公司變得強大而有利可圖。此外，雲端平台對數據提取意義非凡。雲端平台的租賃模式則使其能不斷收集數據，而舊的購買模式則將數據作為貨物出售，然後與公司分離。(57)

 

如果說谷歌和臉書建立了第一代數據提取平台，那麼亞馬遜則建立了第一代的雲端平台，為當代企業出租日益基本的生產工具。雲端平台並非靠廣告商購買數據來盈利，而是建立起數碼經濟的基礎建設出租予他人獲利，並在過程中收集數據為己用。(58)

 

平台都試圖把自己建立成可供用戶、客戶和工人接觸之介面。…精益平台運用超級外判模式（按：台譯應該是指外包）運作，工人遭外判，固定資本遭外判，維護成本遭外判，培訓遭外判。剩下的只是最低限度的付出──控制平台，從而獲得壟斷租金。(67)

 

資本主義公司運作方式有了重要的轉變，在數碼技術的支持下，平台成為領導和控制產業的手段。(80)…在分析這些平台對廣泛經濟的影響時，必須考慮到這些平台的壟斷傾向。(81)

 

第三章　平台大混鬥

資訊平台需要擴展感應器，此情況實質上一反精益平台的趨勢。(91)…此商業模式的核心正在於侵犯隱私。…在大多數情況下，公司對公眾的策略是先收集數據，若公眾嘩然則道歉並撤回程式，它們是不會事先與用戶協商的。(92)

 

數據收集是平台的關鍵任務，分析則是必要的相關動作。產生數據的設備大量誕生，創造出一個巨大的新數據庫。這需要日益巨大和精巧的儲存和分析工具，如此則進一步推動平台的集中化。(92)…第二種趨勢：企業圍繞著一個核心業務部門和整體生態系統擴張，部份是因為需要在整體生態系統中佔據關鍵位置。如此，它們避開傳統的做法：既非橫向合併，也不是垂直合併，更不是聯合企業合併。它們的做法與其說是經典福特主義公司的垂直整合，不如說是後福特主義的精益整合。它們更像是根生聯繫(rhizomatic connections)，長期致力於把自己置於關鍵的平台位置。（例如對作業系統的操控，安卓）(93)…第三種主流趨勢是將數據提取納入筒倉式平台(siloed platforms)。若擴張手段不足以獲得競爭優勢，則可以嘗試以各式措施把用戶和數據捆綁在平台上：例如使用戶依賴某項服務、無法使用替代方案或不提供數據移植等。蘋果是這趨勢的領導者，它的服務和設備高度相互依存，閉鎖任何替代方案（只有半開放的APP Store是例外）。臉書是另一個明顯例子。(99)

 

精益平台瘋狂地依賴巨大的剩餘資本。今天對科技初創企業的投資，與其說是金融核心地位的替代方案，不如說是重申金融的中心。(107)…廣告利潤下降，諸平台可能走向收租模式以維持利潤。(110-111)

 

與其僅僅監管企業平台，不如努力創建公共平台──由人民擁有和控制（更重要的是獨立於國家監控機器）的平台。這將意味著，國家須大量投入資源，發展支持這些平台的必要技術，並把它們以公共設施的形式提供予民間。更激進的是，我們可以推動後資本主義平台，利用這些平台收集數據以分配資源，實現民主參與，並進一步發展技術。今天，我們就必須將平台集體化。(113)

 

心得 《AI時代的底層邏輯與生存法則》

關於AI模型的地緣政治，程世嘉的想法是不要打去已經結束的仗，如何依據臺灣的中小企業體的體質，結合AI發展既有的商業模式才是關鍵，他說「台灣的企業環境和矽谷不同，而且企業以 B2B 居多，很多企業是看顧客需要些什麼，才回過頭來做產品。 B2B 的企業不需要發展超級大的基礎模型，不如找出妥善的垂直應用，將 AI 整合進入自己既有的商業模式，才是最有利的選擇。]」

換言之，不用為了爭面子，不要為了強調主權，而投入過量資源去發展大型語言模型。程世嘉是這麼說的：

「不要去打已經結束的戰爭最後，最重要的是，「AI模型微型化」的趨勢已經形成：AI模型愈縮愈小，效能卻沒有退化。各家技術大廠現在都拼命朝著這個方向優化，讓AI模型能夠直接被放在各種裝置裡面，甚至在離線的環境下也可以使用，藉此加速AI的普及。所以，除非AI的底層技術或架構出現嶄新的突破，否則這個趨勢會讓「重新訓練自己的基礎大語言模型」變得愈來愈沒有必要。

不要只是為了自己的面子，老是想重新發明輪子。

雲端趨勢剛起的時候，大家都說台灣一定要有自己的公有雲基礎設施，但西方已經有很多雲端服務平台如Google Cloud Platform、微軟Azure、亞馬遜的AWS，中國則有阿里雲，騰訊雲，還都發展得非常好，等於泡沫破了一次；幾年前，我們也說要有自己的元宇宙、區塊鏈基礎設施，如今泡沫再被打破。

這次來到基礎大語言模型的技術戰局，出於國家資源、產業資源、社會資源的考量，如同我一再強調的，我們應該借鏡前車之鑑，讓台灣企業在其他基礎大語言模型之上，趕緊各自帶開發展垂直應用，像國科會號召打造的生成式AI對話引擎TAIDE（Trustworthy AI Dialogue 20Engine），就是以Meta的開源大語言模型Llama為基礎，進行繁體中文的訓練、調校，最終形塑出的「台灣味大型語言模型」。

不要去打已經結束的戰爭，要站在別人的肩膀上，找出妥善的垂直應用，將AI整合進入自己既有的商業模式，才是對台灣最好的選擇。」

這點有點像社會學本土化的討論，我們不見得需要砍掉重練，但是需要弄清楚底層邏輯（哲學人類學預設與思想史脈絡），然後理解別人怎麼生成他們的理論，而我們怎麼生成適用於我們脈絡的理論來解釋與引導我們的社會發展。（也許吧？）

其他像是強調自然語言及相關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大概可能短期也不會扭轉大家對於資工專才一窩蜂的投入；而對於個殊專業的重視以利未來跨域結合，而不是現在跨域，最後變得不太知道怎麼搭載AI協作工作的想法，我認為也算是個提醒。

隨手筆記 Inglis, P. (2023). In the Company of Elites: Some Practical and Moral Dilemmas of Studying Up.

 對菁英研究民族誌的反省以及相關書目

民族誌研究者面對菁英時，很難不被菁英的自我陳述牽著走。當這些學者在研究底層或弱勢階級時，很容易帶出公平、正義等議題。但是面對菁英時，既要取得他們的信任，聽取他們的陳述，但又不能採取太過有距離的角度，以免影響後續合作。因此，民族誌學者可能成為僅是菁英自我理解的傳聲筒。

換言之，Boudieu在《社會學的技藝》當中所提及的「認識論斷裂」幾乎是不可能的，也許要以「（假想的）友誼或合作關係的斷裂」為代價？

無論如何，這書目提到的內容好多呀，但臺灣相關的討論很少。就像Bourdieu在研究《學術人》一書時提到的，也許寫這樣的著作，必然要得罪同行、師長與友人。

下列書目提到的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研究社會上層時，並非要探討道德苦難的等級，或是容忍這種努力可能暗示的道德相對主義。菁英們感受到他們所感受到的，而這些感受都有著各自的現實。我們只是考慮，如果我們積極地追求與不同於菁英階層的個人進行觀察和訪談，我們可能會獲得什麼進一步的見解。這可能意味著與在菁英身邊執行服務角色的貧困和工人階級人群互動，比如開車、修剪草坪、清潔馬桶、守衛入口，或者扛著高爾夫球袋（Inglis, 2019; Kang, 2010; Ray & Qayum, 2009）。這也可能意味著與真正或有志成為菁英的朋友、家人和其他親密人士交談，以便我們可以追蹤這些菁英對社會其他成員的更廣泛影響。重要的是將不同階級的人放在一起，或許不總是在同一空間，甚至從來沒有，但或許在同一個研究中，盡管在實踐中這可能會變得困難或具挑戰性。將超出傳統菁英民族志學者探索範圍的觀點和互動納入進來，將只會加深我們對財富和權力的理解，同時也加深我們自己的道德目的和清晰度。」(Chatgpt 4.0譯)

但就供有興趣的朋友提供這樣一個書目吧

Inglis, P. (2023). In the Company of Elites: Some Practical and Moral Dilemmas of Studying Up. In: Hitlin, S., Dromi, S.M., Luft, A. (eds)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Morality, Volume 2 . Handbooks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Springer, Cham.

《打扮的基礎》摘要上

 《打扮的基礎》摘要上

 

因為有四季變換，日本人才會擁有細膩的美感意識。要是少了季節交替，日常生活就會缺乏張力，我們也不太會察覺到生活裡的物換星移。這麼一來，人就會變得遲鈍、缺乏感性，就好像身體被厚厚一層肌膚蓋住了一樣。(35)

 

「流行」正是人類心理的歷史。…建築與時尚流行相互連結，其範圍甚至涉及到餐桌的擺設方式及飲食文化。…所謂流行，就是不斷地重複架構與破壞。我不得不承認人類的一般心理也是如此。正因為流行會不斷地推陳出新，才顯得有意義，而人們也需要這樣的存在。因為在流行不斷推陳出新、最終消失不見的過程中，有些事物因此淨化。在那之後，人們會藉由重複過去的行為來確認記憶，從中得到慰藉。(40)

 

赤瀨川原平在其著作《名畫讀本》中提到，欣賞展覽時應快步繞完全場。他強調，像是參加美術館或百貨公司舉辦的展覽會時，應該在二、三十分鐘內欣賞完所有作品。（他說：）「快步移動時，平時以理性分析方式來欣賞的一張張畫作，不停在眼前閃過。然後，你會突然看上一張畫作，停下腳步。／／這是確認自我感受的好方法。由於時間有限，所以視覺會緊繃，感覺也會變得敏銳，一下子就能夠捕捉到好作品。如果還想要慢慢欣賞每件作品，在那邊無所事事地晃來晃去，就沒辦法營造出像這樣的明快氣氛。」(55-56)

 

擁有「拉遠目光」的能力，代表隨時意識到自己是以什麼樣的姿態站在風景裡。風景裡有顏色、有質感，還有其他人存在。擁有客觀感受這些人事物的視線，以及不受影響、只屬於自己的曲線和造型；當這兩項要素融合為一時，日本人的打扮就能脫離「沒特色」，或過度注重細節的「小家子氣」感覺，並逐漸培養端整、能夠帶給人震撼的氣勢。到時候，我們的打扮就能夠達到真正的全球化。(73)

 

日本人的品味很好，也擁有很多漂亮的東西，但我們少了關鍵性的東西──亦即「我就是標準」的價值觀（按：美國人的價值觀），以及肉體強韌度（按：前文提及章子怡的直挺有力的體態形成她的魅力）。等到擁有這兩種東西的那一天，日本女性之美將在全世界脫穎而出。(98)

 

書目：光野桃 2009打扮的基礎。林冠汾譯，大塊文化。

[摘要] Habermas, J. (2023). A New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liberative Politics. John Wiley & Sons.

書目： Habermas, J. (2023). A New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liberative Politics. John Wiley & Sons.

（透過chatgpt 4.0協助翻譯與摘要）

Reflections and Conjectures on a New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公共領域新結構轉型的思考與猜想）
在本文中，我將探討公共領域在確保民主政治共同體持續存在的功能。

新媒體的崛起伴隨著目前幾乎無監管的網路通訊的商業化。一方面，這可能削弱傳統報紙出版商和記者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職業群體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一種半公開、分散且自我封閉的交流模式似乎在社交媒體的專屬用戶群中蔓延，這扭曲了他們對政治公共領域的認知。如果這個假設屬實，那麼對越來越多的公民來說，形成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和意志的重要前提將會受到損害。

革命行為首次使公民意識到新的規範等級，從而成為社會現實的一部分。然而，要理解這點，需要先回顧歷史，因為賦予基本權利正當性的革命行為首先讓公民意識到一種新的規範等級，成為社會現實本身的一部分。

民主政體存續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公民應從參與者的視角看待自己，參與逐步實現基本權利的過程，這些權利尚未窮盡，但已具有積極效力。

除了實現基本權利的長期過程外，我感興趣的是普通情況下，民主憲政政體中自由平等公民的地位與某些理所當然的理想化相關。當公民參與公民實踐時，他們無法避免做出直覺性（和反事實的）假設，即他們實踐的公民權利通常會兌現其承諾。尤其考慮到政治體系的穩定性，民主憲法的規範核心必須根植於公民意識，即公民自身的隱性信仰中。不是哲學家，而是大多數公民必須直覺地信服憲法原則。另一方面，他們還必須相信自己的選票在民主選舉中具有同等重要性，相信立法和司法、政府行政行為大體公正，並且通常有公平的機會修正可疑的決定。儘管這些期望是理想化的，實際操作有時會或多或少地達不到這些期望，但它們創造了社會事實，因為這些期望反映在公民的判斷和行為中。這種做法的問題不在於它要求參與者作出理想化的假設，而在於機構的可信度，這些機構不應公開且持久地否定這些理想化。

民主理論無需單獨承擔設計、即建構和論證公正政治秩序原則的任務，來像教師一樣灌輸給公民；換言之，它不必將自己視為一種規範設計的理論。相反，它的任務是從現有法律和公民的相應直覺期望及合法性觀念中理性重建這些原則。它必須明確地解釋歷史上建立和證明的、因此相當穩定的憲法秩序的基本含義，並說明可以賦予政府行使的權力在公民眼中的實際合法性的正當理由，從而也確保公民參與。

透過明確參與政治生活的公民群眾的隱性意識，政治理論可以反過來塑造他們的規範性自我理解，這與學術史的作用一樣不尋常，它描述的歷史事件會進一步影響歷史進程。這並不意味著政治理論在政治方面發揮固有的教學作用。因此，我不認為協商政治是一種牽強的理想，必須以骯髒的現實為尺度，而是認為它是任何名副其實的民主多元社會中存在的必要前提。一個社會的生活條件、文化生活方式和個人生活方式越是多樣化，就越需要通過輿論和意志形成的共同性來彌補現有背景共識的缺乏。

由於古典理論的起源早於十八世紀末的憲政革命，因此它們可以視為建立民主憲法的規範藍圖。然而，當代政治理論只需認識到民主憲法理念帶來的緊張關係，即具有約束力的憲法規範的積極有效性與現代社會的憲法現實之間的緊張，當極端不協調顯現時，這種緊張還可能激發大規模抗議的動員動力。因此，這樣的理論必須認識到其任務本質上是重建性的。不過，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傳統已經歪曲了這一理念，偏向於優先考慮人民主權或法治，忽視了個體行使的主觀自由和群體行使的人民主權同樣具有創始性。這兩次憲政革命背後的理念是法律下自由共同體的自我決定的基礎：後者作為民主共同立法者，最終必須根據一般法則通過平等分配主觀權利來授予自己自由。根據這一集體自決的理念，將所有人平等權利的平等主義普遍主義與每個主體的個人主義相結合，民主和法治是平等的。只有圍繞著協商政治理念的話語理論才能公正地對待這一理念。

協商政治的方法可以追溯到沃爾馬茨時期的早期自由主義思想世界。然而，它是在福利國家的背景下展開的，其主要優點是解釋了在缺乏共同宗教或世界觀的多元社會中，如何能在直觀的憲法共識的背景下達成政治妥協。國家權力的世俗化造成了正當性的缺口。因為相信統治王朝是神授的，在現代社會中不再足以使它們合法化，民主制度必須利用其自身的資源透過民主意志形成的法律制度化程式來自行合法化。宗教的合法性觀念並未被不同的觀念取代，而是被民主自我賦權的程式取代，該程式以平等分配的主觀權利的形式制度化，以便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夠行使。乍看之下，民主意志形成程序的法律制度化似乎神秘莫測，如何能產生普遍令人信服的結果的合法性，然而，解釋這一點的關鍵在於從參與者的視角分析這一過程所獲得的意義。它的說服力來自於兩個條件的不可思議的組合：一方面，該程序要求將所有受可能決策影響的人作為政治決策過程的平等參與者；另一方面，它使所有個體共同參與的民主決策依賴於之前審議的論述特性。因此，意志的包容性形成依賴於之前意見形成過程中調動的理性的力量。包容性符合民主的要求，即所有受影響的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權利參與政治意志形成，而審議的濾篩考慮到問題解決方案應在認知上是正確和可行的，並基於結果在理性上是可接受的假設。這一假設可以透過可證偽的假設來證明，在導致多數決定的磋商中，所有相關主題、必要的資訊和適當的解決方案建議都盡可能地以贊成和反對的論點進行討論。正是這種自由審議的要求解釋了政治公共領域的核心角色。

構成公共領域的不是話語參與的主動與被動之間的差異，而是值得共同關注的話題，以及促進對共同和多樣化利益的相互理解的貢獻的專業處理和合理性。我們不應過度強調私人與公共「空間」區別的空間隱喻；決定性的是對私人事務與政治公共領域討論的公共問題之間（政治上有爭議的）閾值的認知。這種認知也得到了創造反公眾的社會運動的認同，這些運動旨在對抗媒體公眾視野的狹窄。除了實質性提及具有行動能力的中央政治權威外，選定編輯貢獻的形式和相關性也吸引了觀眾的注意。而這種對公共貢獻的可靠性、品質和一般相關性的期待也構成了公共領域包容性特徵的認知，公共領域應將所有公民的注意力引向同一主題，以激勵他們根據公認標準對政治決策相關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

－－－

第二篇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 Interview（協商民主：訪談）

例如，當未能認真對待弱勢非選民的利益導致惡性循環，或者當公共傳播基礎設施瓦解到麻木的怨恨佔據上風的程度時，民主選舉就不再正常運作。簡言之，我並不認為協商政治是一種必須用來衡量骯髒現實的冷漠理想，而是任何名副其實的民主制度的存在前提。 讓我提前澄清以下幾點：政治話語也以達成協議為目標的假設絕不意味著將民主進程理想化為一場歡樂的大學研討會的「田園詩般」的概念。相反，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參與者對其信念的真實性或正確性的定位，首先給政治爭端火上澆油，並賦予它們好爭論的特徵。爭論就是矛盾。但只有互相說「不」的權利——實際上是鼓勵——才能激發語言的認知潛力，沒有語言的認知潛力，我們就無法互相學習。這就是協商政治的意義所在，即透過參與政治爭論來提高我們的信念，從而找到問題的正確解決方案。當然，這預設了政治過程首先具有認知向度。 政治話語不僅涉及描述性命題的真實性，也涉及與規範性和評價性命題相關的有效性主張。因此，可以從道德的角度來檢驗法律規範的正義性，即對於需要規制的事項，詢問它是否對所有相關者「同樣有利」；這裡普遍化原則發揮作用。此外，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可以根據共同體共同生活方式的精神，詢問這些價值觀中哪一個更可取，從而審查相互競爭的價值觀之間的決定。相較之下，這種偏好本身不需要理由，因為這種第一人稱陳述是由每個人有權實現自己的慾望所授權的。正義問題被理解為一項認知任務，而有關某些價值觀優先於其他價值觀的決策可以被視為需要一個理性動機的意志形成過程，該過程部分是認知的，部分是意志的。在每種情況下，參與者達成共識的方向都取決於各自問題的含義。與偏好不同，規範和價值觀從來不只涉及一個人。 從某種「政治」概念出發的理論還遠遠不夠，無論它們是捍衛政治鬥爭的競爭概念、行政引導權力的系統概念或是互動產生權力的交流概念。如果我們回顧國家形成的演化起源，很明顯，政治權力與國家批准的法律同源。結果，這些早期社會獲得了透過具有集體約束力的決策來有意影響自己的生活條件的反身能力。本來，臣民對以神聖複合體為基礎的政治權力正當性的信念是現有政治制度穩定的前提，儘管自「軸心」時期以來，更嚴格的正當性標準成為對政治權力的批評的根源。隨著現代國家權力的世俗化，最終，民主制定的憲法取代了宗教，成為正當性提供者。從那時起，民眾對憲法原則的廣泛背景共識通常不同於基於宗教的合法性，因為它是透過民主方式實現的 — — 因此也是透過深思熟慮的爭論交流實現的。這樣的背景共識必須在每一代中默默地更新，否則民主就無法持久。

自由民主是一種要求很高且脆弱的政府形式，因為它只能在公民的頭腦中並透過公民的頭腦來實現。 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民主意志形成的公民首先必須能夠理解自己是權利的創造者，他們作為自由平等的個體協會的成員互相授予權利。鑑於這項重建，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自從政治面對市場放鬆管制的系統壓力或多或少讓步以來，民主的侵蝕已經進一步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理論和資本主義批評是不可分割的。我沒有發明「後民主」這個詞，但全球範圍內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對社會的影響所帶來的政治後果可以歸結於這個概念之下。

＝＝

第三篇　What Is Meant b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bjec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協商民主」是什麼意思？反對和誤解）

民主政治涉及在私人公民作為形式上平等權利的受益者與公共公民作為共同立法者之間的角色互動中尋找平衡。因為民主憲政國家的目的是確保相同的個人自由對每個人也具有相同的實際價值。在大型領土的民主國家中，以大眾媒體為主導的包容性公共傳播是實現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平衡的唯一方式。投票所只記錄個人意見；共同的因素是形成這些觀點的背景——公共領域中流傳的各種意見的混音，這些意見凝聚成相互競爭的公眾意見。 協商政治的概念與早期自由主義關於「協商集會」的思想有歷史聯繫，足以讓人懷疑這個概念是否建立在議會制的理想化圖景上，該圖景掩蓋了權力驅動的現實政治的殘酷事實。因此，首要的反對意見集中在為何我們在政治中強調協商元素的問題上，儘管「政治」主要是關於爭取和斷言權力及其資源的鬥爭。這種反對意見隱含地基於社會學中廣泛存在的經驗主義權力觀。根據這一觀點，統治者可以依賴他掌握的制裁手段帶來的潛在威脅，來強行推行自己的意志，對抗反對者的抵抗。然而，這種現實主義的權力觀無法解釋現代民主的核心要素，即多數決策通常被接受的事實。隨著西方多元化社會中個人主義的增長，統一的世界觀失去了正當化權力的能力。在沒有依賴這些超社會的合法性來源的情況下，民主憲政國家必須依靠自身資源來合法化統治職能的行使，即通過民主的（可能是有條件的）多數決策的法律制度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