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儀式的科學》

《儀式的科學》前三章摘要 如果涂爾幹來到當代，他應該也會認真學習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生物學，然後繼續推進他對「社會事實」的研究，進一步將生物肉身與社會化身之間的關係談的更清楚、明瞭，同時以此推進他的道德社會學吧？ 《儀式的科學》有九章，但讀到第三章，我感覺自己也應該進行寫作儀式，試著寫下點什麼，而不是任留紅筆劃線留在我的書上。作者席加拉塔斯身兼人類學者與認知科學家的身份，應用穿戴式感應設備、生物化學及腦部造影技術還有認知科學創新與電腦軟應體設施，探索儀式的意義及功能。（頁26） 儀式是種世代傳承，也是承載著意義與生命價值的行動，當閱讀到西班牙小村73歲老者作為儀式中的踏火者，走了一輩子的火，說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但後因年衰體老，無法再踏火，如燭火之將熄，老者之子馬梅爾決定揹著他的父親，完成踏火的儀式。當問及，為什麼非踏火不可，這些人們總是回答：「我們為什麼進行我們的儀式？我們就是要進行。這是我們的傳統。這是我們何以成為我們。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頁30至頁32） 於是，作者說，「儀式就像人類活動中其他極具意義的領域──像是音樂、藝術或是體育活動－－那些起初可能看似古怪或無用的事物，事實上具有能讓人徹底改變的力量。」（頁32）「雖然儀式行為對於物質世界沒有直接影響，卻可以改變我們的內在世界，對於形塑社會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頁33） 在第二章〈儀式的物種〉中，作者主張「儀式是人類本性的一部份，就如同它們是鳥類本性的一部份一樣──事實上，在人類身上甚至更為明顯。」（頁36）儀式有助於各物種面對複雜的心理挑戰（頁43）相較於過往認為經濟生產使文明發展的說法，說不定「對儀式的欲望」比起「對食物的欲望」更是偉大文明的驅動力。（頁51）進行儀式與被儀式感動，應該被視為人類的基本能力，我們這個物種天生就有去創造、實施並傳播儀式的傾向。（頁53）作者舉了一些讓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像舉行了「過」生日的儀式，才算是真的「過生日」；以及被自己的團隊成員排擠的成員，會對團體規範最忠實的嚴格遵從，顯示年幼兒童可能會使用行為模仿，作為強化重要社會連結的手段。（頁57）於是「通過儀式並不僅是慶祝進入新狀態的轉變──對社會而言，儀式創造了這個新狀態。」（頁58）而面對諸如死亡、新生或結婚，我們的心靈都需要儀式，我們不見得喜歡儀式，但是我們需要儀式。（頁62） 第三章〈秩序〉一章，一開始談馬林諾夫斯基如何突破「扶手椅人類學」、「陽台人類學」進展到「露天人類學」，也就是跟當地人生活在一起的參與觀察（頁65至66），並且發現儀式出現在具危險和不可控制的領域，如戰爭、疾病、愛情與自然災害等，可以見到大量的儀式蹤跡。（頁69）在談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後，作者總結如下： 「儀式是高度結構化的，需要嚴格不變（必須永遠以「正確」的方式進行、重複（同樣行動一次又一次進行）以及冗贅（可以持續進行很長一段時間）。換句話說，它們是可預測的。這個可預測性為日常生活的混亂強加了秩序，在不可控的情況下提供我們掌控感。研究顯示，當人們經驗到不確定性、缺乏控制之時，他們就可能在實際上不存在的情況下看到模式和規律性。這些模式可能從視錯覺（像是在雲朵中看見人臉）到從隨機事件中看到因果關係和形成陰謀論。在這些情況下，人們也更可能求助於儀式化行為。這被稱為補償性控制模式：我們因為在一個領域缺乏控制，所以透過在另一領域中尋求控制來進行補償。這種控制感是否為虛幻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儀式可以是一種有效的處理機制，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涉及高風險和不確定結果的生活領域，普遍都存在著各種儀式的原因。」（頁90） 接著，作者也說，相較於把大腦視為輸入輸出的黑盒子，其實我們的大腦更為精密。「大腦是一個預測性設施，它並非被動地吸收關於世界狀態的資訊，而是主動地運作去做出推斷（預測）在任一特定情況下，最可能遭遇到何種類型的刺激。那些預測根植於我們先前的經驗和社會化、周圍環境以及本能知識延伸而來的資訊。」（頁91）…「我們預測性的大腦並不喜歡不可預測性，儀式就應運而生。」（頁92）「我們的認知演化並非是為了理性而演化的，而是讓我們的祖先能有效率地處理他們在環境中遇到種種問題。…即使這些儀式慣例不能直接操縱我們的環境，仍能為我們本身帶來改變，而那些改變能對我們的世界造成真實而重要的影響。」（頁93）（後文待續…） 書目資訊：Dimitris Xygalatas（廸米崔‧席加拉塔斯）2024《儀式的科學：深入儀式運作的身體和心理機制》（Ritual: How Seemingly Senseless Acts Make Life Worth Living）。謝雯伃譯。遠足文化出版。

[摘要] 匠人：創造者的技藝

 《匠人》

書目資訊：Richard Sennett（理查‧桑內特）2021《匠人：創造者的技藝》，廖婉如譯。台北：城邦。

製造具體事物的過程能夠讓我們對自身有什麼樣的認識？（14）

柏拉圖把這個目標看成是隱含在任何行動裡的「德性」（arete）。亦即卓越的標準：為了力求品質，工匠會在技藝上精益求精，而不是敷衍了事。但是在他的年代裡，柏拉圖觀察到，儘管 「匠人其實就是詩人⋯⋯但他們不被稱為詩人，而是有其他各式各樣的名稱」（30）

親身實地去感受、細察建物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以及在規劃設計時適度留白，都是用紙筆繪圖時才會有的經驗。動手繪圖代表一種更廣闊的體驗，就像寫作需要編輯文句和重寫，或彈奏樂曲時需要一再反覆摸索、沉吟某段和弦的韻味。難題和留白應該是好事，幫助我們思索理解；它們會激發我們的靈感，這是用電腦模擬完整的物體並靈活地加以操縱所辦不到的。我要強調的是，這個問題比手工和機器的對立更加複雜。因為演算法是根據資料的回饋不斷改寫的，因此當代電腦程式確實可以籍由不斷擴充從自身的經驗學習。就像魏斯考夫說的，問題在於人們讓機器去學習，自己則是被動地見證和消費這個不斷擴充的能力，沒有參與其中。這就是皮亞諾這位作品以繁複著稱的設計師，會回歸用紙筆勾勒草圖的原因。電腦輔助設計的濫用說明了，當雙手與大腦分離，蒙受其害的是大腦。（51）

概念離不開事物。（159）

柴爾德的食譜跟歐爾尼的精碓指導很不一樣，因為她的敘述是繞著對新手廚子的同理同感展開的；她的重點擺在做菜的人身上，不是被做成菜餚的雞身上。因此她寫出來的文字確實充滿了類比，但這些類比有點牽強，這是有原因的。從技術上來說，切雞的肌腱就像切一根細繩，但感覺上很不一樣。她就是在這些片刻裡對讀者進行說明：「像」但又不是「很像」使得腦與手專注在切斷肌腱這動作本身。率強的類比也有情感上的作用；一個新手勢或動作大致上跟你曾經做過的某件事很像，這種暗示是特意要唤起你的自信心的。（202）

雷恩年代面對的許多問題，我們今天依舊在找答案：是要恢復原貌，還是進行動態、創新的維修。後者也許在技術上要求太高，我們手邊沒有充分、適用的工具。雷恩的故事也許會讓人更想從事動態的創新維修，這故事告訴我們，工具不論用途多麼受限又不確定，它還是能刺激我們的想像力和開拓能力，在改變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赫

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 ），的名言「沒有人能在同一條河中涉水兩次，因為第二次涉水時，無論是那人還是那河，都與從前不同了」，我們都耳熟能詳。匠人不會認為這句話暗示著生命的不斷流動變化，他或她只會一想再想東西要怎麼修理才好；在那更新修復的工作中，受限或不好用的工具都會證明是有用的工具。（222）

順應阻力的技巧就是，換個角度重新思考問題，假使問題持續得比原本料想的久，調整自己的行為，以及從最容易處理的因素著手。（241）

蓋瑞寫道，能夠生產出鈦合金之後，他開始省思原本對堅固的認知，建物殷計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堅固。他體悟到 「石材賦予的堅固是個假象，因為石材會在城市造成的汙染中磨損劣化，而三分之一公釐厚的鈦合金片可以保證有一百年的壽命」。他這麼下結論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堅固意味著什麼。」堅固可以意味著一有違我們的直覺一薄而不是厚，柔軟有彈性而不是硬梆梆。（244）

阻力的所在有兩個含義：一個是邊界，抵禦汙染，排斥的、隔絕的，另一個是邊境，既可以交流也可以進行隔離的地方。城牆體現了這兩種意義。在多元文化城市的脈絡裡，第二個所在更為棘手，也更為必要。在勞動領域也是如此，邊界是圍堵的空間；能有效順應阻力的環境是邊境。（250）

總之，專家有善交際的，也有不善交際的。善交際的專家會關心他人整體的發展，就像匠人探索物質的變化；他在指導他人當中磨練修復技巧；他會把標準變得公開透明，也就是說，非專業的人也會懂。不擅交際的專家會帶給他人羞辱，讓專家四面楚歌或孤立疏離。令人不快的比輘會讓標準變得空洞。不論木匠、烹飪或科學，所有的專業領域當然都存在著不平等的情況。問題在於如何運用那個落差。令人不快的比較具有強烈的個人特性，而善交際的專家比較不會執著於為自己辯白。（272）

要實現匠藝活動，動機比才能更重要。(308)

經驗，這個概念在德文裡表達得更精準，德文指涉經驗的字有兩個，Erlebnis（體驗）和Erfahrung（經歷）。前者指的是會在內心留下情感印記的一個事件或關係，後者則是會讓人轉而關注外界的事件、行動或關係，它需要的是技能而不是感受。實用主義思想堅信，這兩種意義不可分割。(311)

我在這本書提出的論點是，製造物品的技藝能夠為經驗的技巧帶來啟示，而經驗的技巧有助於我們與他人的應對。把東西做好會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可能性，在經營人際關係上也會碰到。實質的挑戰譬如順應阻力或應付模糊，能夠幫助我們了解人與人之問的牴觸或模糊的界線。我前面強調過，常規和實作在製造物品的工作裡所扮演的積極開放角色；因此，人們也必須練習與他人相處，學會期待和調整期待的技巧，才能增進人際關係。(313)

實用主義運動有一個標誌，就是它假定有機體和社會之間形成一個連續體。有些社會生物學家認為基因決定行為，實用主義學者諸如喬亞斯則認為，身體本身的豐富性能，讓人能夠使用各種物質材料進行形形色色的創意作為。匠藝活動顯示了 有機體和社會之間的連續體確實在運轉。(313)

[摘要] 平台資本主義

 平台資本主義

書目資訊：　Nick Srnicek（尼克‧斯奈錫克）2022《平台資本主義》。譚以諾譯。台灣：正港資訊文化事業公司發行；香港，手民出版社發行。

 

本書的論點是，資本主義的利潤長期下降，它於是轉投數據以維持經濟增長和活力，以應對遲緩的生產領域。(4)

 

第一章　長期低迷

 

美國經濟的標誌性轉變：沒有嘗試復甦美國製造業，而是在其他領域另覓營利之道。(22)

 

第二章　平台資本主義

 

第二章的關鍵論點是，在二十一世紀，先進資本主義開始以提取和使用一種特殊的原始材料為核心：數據。(37)我們應該把數據視作必須提取的原材料，而用戶的活動則是這種原材料的自然來源。像石油一樣，數據是一種材料，可供提取、提煉，以各種方式使用。擁有的數據愈多，可以利用的東西也愈多。(38)

 

什麼是平台？最顯淺來說，平台是使兩個或以上的群組能互動的數碼基建。它們因而將自己定位為匯集不同用戶的中介機構：客戶、廣告商、服務供應商、生產商、供應商，甚至是實體物品。一般情況下，平台還需配備一系列工具，才能使用戶建立自己的產品、服務和巿場。(41)…第二個基本特徵是，數碼平台既生產亦依賴於「網絡效應」：某平台用戶愈多，讓平台對其他人就愈有價值。(42)…網絡效應的重要性驅使平台必須部署一系列策略，以確保愈來愈多用戶加入。例如－－這是第三個特徵──平台經常交叉補貼：公司某部門降低服務或商品價格（甚至是免費提供），另一部門則提高價格來彌補損失。平台的價格結構非常重要，影響著進來參與的用戶數量，以及他們使用平台的頻率。(43)…最後，平台實際上體現了一種政治。…平台作為中介，不僅獲得更多數據，而且還控制和管理遊戲規則。然而，規則的核心架構看似是固定的，實質有其生成的力量，其他人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規則之上建立別的規則。(44)…總的來說，平台是一種新型的企業，特點是為不同用戶群體提供基建，在網絡效應的驅動下表現出壟斷的傾向，採用交叉補貼來吸引不同用戶群組，並有一個設計良好的核心架構來管理可能的互動。(44-45)

 

廣告平台不是在剝削自由勞動，而是挪用數據為原材料。(51)…平台收入的關鍵不僅是收集數據，而且是分析數據。廣告商對沒有組織的數據不感興趣，他們只對具有洞察力或能將他們與潛在消費者配對起來的數據感興趣。這些都是經過處理的數據。它們經過程式處理，或是通過數據科學家的熟練操作，或是機器學習算法的自動化勞動。因此，賣給廣告商的不是數據本身（廣告商不會收到個性化的數據），他們得到的承諾是，谷歌軟件會將他們與正確的用戶巧妙地匹配起來。(51-52)

 

數位提取正成為建立壟斷平台的關鍵方法，亦同時是從廣告商處汲取收入的重要手段。(53)

 

（針對雲端平台作為商品提供的服務）亞馬遜的執行長貝索斯(Jeff Bezos)將其比作電力供應：早期工廠都有自己的發電機，最終發電集中化，並「按需」出租。今天，經濟的每個領域日益與數碼結合，因此，擁有行業所需的數碼基建將會使公司變得強大而有利可圖。此外，雲端平台對數據提取意義非凡。雲端平台的租賃模式則使其能不斷收集數據，而舊的購買模式則將數據作為貨物出售，然後與公司分離。(57)

 

如果說谷歌和臉書建立了第一代數據提取平台，那麼亞馬遜則建立了第一代的雲端平台，為當代企業出租日益基本的生產工具。雲端平台並非靠廣告商購買數據來盈利，而是建立起數碼經濟的基礎建設出租予他人獲利，並在過程中收集數據為己用。(58)

 

平台都試圖把自己建立成可供用戶、客戶和工人接觸之介面。…精益平台運用超級外判模式（按：台譯應該是指外包）運作，工人遭外判，固定資本遭外判，維護成本遭外判，培訓遭外判。剩下的只是最低限度的付出──控制平台，從而獲得壟斷租金。(67)

 

資本主義公司運作方式有了重要的轉變，在數碼技術的支持下，平台成為領導和控制產業的手段。(80)…在分析這些平台對廣泛經濟的影響時，必須考慮到這些平台的壟斷傾向。(81)

 

第三章　平台大混鬥

資訊平台需要擴展感應器，此情況實質上一反精益平台的趨勢。(91)…此商業模式的核心正在於侵犯隱私。…在大多數情況下，公司對公眾的策略是先收集數據，若公眾嘩然則道歉並撤回程式，它們是不會事先與用戶協商的。(92)

 

數據收集是平台的關鍵任務，分析則是必要的相關動作。產生數據的設備大量誕生，創造出一個巨大的新數據庫。這需要日益巨大和精巧的儲存和分析工具，如此則進一步推動平台的集中化。(92)…第二種趨勢：企業圍繞著一個核心業務部門和整體生態系統擴張，部份是因為需要在整體生態系統中佔據關鍵位置。如此，它們避開傳統的做法：既非橫向合併，也不是垂直合併，更不是聯合企業合併。它們的做法與其說是經典福特主義公司的垂直整合，不如說是後福特主義的精益整合。它們更像是根生聯繫(rhizomatic connections)，長期致力於把自己置於關鍵的平台位置。（例如對作業系統的操控，安卓）(93)…第三種主流趨勢是將數據提取納入筒倉式平台(siloed platforms)。若擴張手段不足以獲得競爭優勢，則可以嘗試以各式措施把用戶和數據捆綁在平台上：例如使用戶依賴某項服務、無法使用替代方案或不提供數據移植等。蘋果是這趨勢的領導者，它的服務和設備高度相互依存，閉鎖任何替代方案（只有半開放的APP Store是例外）。臉書是另一個明顯例子。(99)

 

精益平台瘋狂地依賴巨大的剩餘資本。今天對科技初創企業的投資，與其說是金融核心地位的替代方案，不如說是重申金融的中心。(107)…廣告利潤下降，諸平台可能走向收租模式以維持利潤。(110-111)

 

與其僅僅監管企業平台，不如努力創建公共平台──由人民擁有和控制（更重要的是獨立於國家監控機器）的平台。這將意味著，國家須大量投入資源，發展支持這些平台的必要技術，並把它們以公共設施的形式提供予民間。更激進的是，我們可以推動後資本主義平台，利用這些平台收集數據以分配資源，實現民主參與，並進一步發展技術。今天，我們就必須將平台集體化。(113)

 

心得 《AI時代的底層邏輯與生存法則》

關於AI模型的地緣政治，程世嘉的想法是不要打去已經結束的仗，如何依據臺灣的中小企業體的體質，結合AI發展既有的商業模式才是關鍵，他說「台灣的企業環境和矽谷不同，而且企業以 B2B 居多，很多企業是看顧客需要些什麼，才回過頭來做產品。 B2B 的企業不需要發展超級大的基礎模型，不如找出妥善的垂直應用，將 AI 整合進入自己既有的商業模式，才是最有利的選擇。]」

換言之，不用為了爭面子，不要為了強調主權，而投入過量資源去發展大型語言模型。程世嘉是這麼說的：

「不要去打已經結束的戰爭最後，最重要的是，「AI模型微型化」的趨勢已經形成：AI模型愈縮愈小，效能卻沒有退化。各家技術大廠現在都拼命朝著這個方向優化，讓AI模型能夠直接被放在各種裝置裡面，甚至在離線的環境下也可以使用，藉此加速AI的普及。所以，除非AI的底層技術或架構出現嶄新的突破，否則這個趨勢會讓「重新訓練自己的基礎大語言模型」變得愈來愈沒有必要。

不要只是為了自己的面子，老是想重新發明輪子。

雲端趨勢剛起的時候，大家都說台灣一定要有自己的公有雲基礎設施，但西方已經有很多雲端服務平台如Google Cloud Platform、微軟Azure、亞馬遜的AWS，中國則有阿里雲，騰訊雲，還都發展得非常好，等於泡沫破了一次；幾年前，我們也說要有自己的元宇宙、區塊鏈基礎設施，如今泡沫再被打破。

這次來到基礎大語言模型的技術戰局，出於國家資源、產業資源、社會資源的考量，如同我一再強調的，我們應該借鏡前車之鑑，讓台灣企業在其他基礎大語言模型之上，趕緊各自帶開發展垂直應用，像國科會號召打造的生成式AI對話引擎TAIDE（Trustworthy AI Dialogue 20Engine），就是以Meta的開源大語言模型Llama為基礎，進行繁體中文的訓練、調校，最終形塑出的「台灣味大型語言模型」。

不要去打已經結束的戰爭，要站在別人的肩膀上，找出妥善的垂直應用，將AI整合進入自己既有的商業模式，才是對台灣最好的選擇。」

這點有點像社會學本土化的討論，我們不見得需要砍掉重練，但是需要弄清楚底層邏輯（哲學人類學預設與思想史脈絡），然後理解別人怎麼生成他們的理論，而我們怎麼生成適用於我們脈絡的理論來解釋與引導我們的社會發展。（也許吧？）

其他像是強調自然語言及相關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大概可能短期也不會扭轉大家對於資工專才一窩蜂的投入；而對於個殊專業的重視以利未來跨域結合，而不是現在跨域，最後變得不太知道怎麼搭載AI協作工作的想法，我認為也算是個提醒。

隨手筆記 Inglis, P. (2023). In the Company of Elites: Some Practical and Moral Dilemmas of Studying Up.

 對菁英研究民族誌的反省以及相關書目

民族誌研究者面對菁英時，很難不被菁英的自我陳述牽著走。當這些學者在研究底層或弱勢階級時，很容易帶出公平、正義等議題。但是面對菁英時，既要取得他們的信任，聽取他們的陳述，但又不能採取太過有距離的角度，以免影響後續合作。因此，民族誌學者可能成為僅是菁英自我理解的傳聲筒。

換言之，Boudieu在《社會學的技藝》當中所提及的「認識論斷裂」幾乎是不可能的，也許要以「（假想的）友誼或合作關係的斷裂」為代價？

無論如何，這書目提到的內容好多呀，但臺灣相關的討論很少。就像Bourdieu在研究《學術人》一書時提到的，也許寫這樣的著作，必然要得罪同行、師長與友人。

下列書目提到的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研究社會上層時，並非要探討道德苦難的等級，或是容忍這種努力可能暗示的道德相對主義。菁英們感受到他們所感受到的，而這些感受都有著各自的現實。我們只是考慮，如果我們積極地追求與不同於菁英階層的個人進行觀察和訪談，我們可能會獲得什麼進一步的見解。這可能意味著與在菁英身邊執行服務角色的貧困和工人階級人群互動，比如開車、修剪草坪、清潔馬桶、守衛入口，或者扛著高爾夫球袋（Inglis, 2019; Kang, 2010; Ray & Qayum, 2009）。這也可能意味著與真正或有志成為菁英的朋友、家人和其他親密人士交談，以便我們可以追蹤這些菁英對社會其他成員的更廣泛影響。重要的是將不同階級的人放在一起，或許不總是在同一空間，甚至從來沒有，但或許在同一個研究中，盡管在實踐中這可能會變得困難或具挑戰性。將超出傳統菁英民族志學者探索範圍的觀點和互動納入進來，將只會加深我們對財富和權力的理解，同時也加深我們自己的道德目的和清晰度。」(Chatgpt 4.0譯)

但就供有興趣的朋友提供這樣一個書目吧

Inglis, P. (2023). In the Company of Elites: Some Practical and Moral Dilemmas of Studying Up. In: Hitlin, S., Dromi, S.M., Luft, A. (eds)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Morality, Volume 2 . Handbooks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Springer, Cham.

《打扮的基礎》摘要上

 《打扮的基礎》摘要上

 

因為有四季變換，日本人才會擁有細膩的美感意識。要是少了季節交替，日常生活就會缺乏張力，我們也不太會察覺到生活裡的物換星移。這麼一來，人就會變得遲鈍、缺乏感性，就好像身體被厚厚一層肌膚蓋住了一樣。(35)

 

「流行」正是人類心理的歷史。…建築與時尚流行相互連結，其範圍甚至涉及到餐桌的擺設方式及飲食文化。…所謂流行，就是不斷地重複架構與破壞。我不得不承認人類的一般心理也是如此。正因為流行會不斷地推陳出新，才顯得有意義，而人們也需要這樣的存在。因為在流行不斷推陳出新、最終消失不見的過程中，有些事物因此淨化。在那之後，人們會藉由重複過去的行為來確認記憶，從中得到慰藉。(40)

 

赤瀨川原平在其著作《名畫讀本》中提到，欣賞展覽時應快步繞完全場。他強調，像是參加美術館或百貨公司舉辦的展覽會時，應該在二、三十分鐘內欣賞完所有作品。（他說：）「快步移動時，平時以理性分析方式來欣賞的一張張畫作，不停在眼前閃過。然後，你會突然看上一張畫作，停下腳步。／／這是確認自我感受的好方法。由於時間有限，所以視覺會緊繃，感覺也會變得敏銳，一下子就能夠捕捉到好作品。如果還想要慢慢欣賞每件作品，在那邊無所事事地晃來晃去，就沒辦法營造出像這樣的明快氣氛。」(55-56)

 

擁有「拉遠目光」的能力，代表隨時意識到自己是以什麼樣的姿態站在風景裡。風景裡有顏色、有質感，還有其他人存在。擁有客觀感受這些人事物的視線，以及不受影響、只屬於自己的曲線和造型；當這兩項要素融合為一時，日本人的打扮就能脫離「沒特色」，或過度注重細節的「小家子氣」感覺，並逐漸培養端整、能夠帶給人震撼的氣勢。到時候，我們的打扮就能夠達到真正的全球化。(73)

 

日本人的品味很好，也擁有很多漂亮的東西，但我們少了關鍵性的東西──亦即「我就是標準」的價值觀（按：美國人的價值觀），以及肉體強韌度（按：前文提及章子怡的直挺有力的體態形成她的魅力）。等到擁有這兩種東西的那一天，日本女性之美將在全世界脫穎而出。(98)

 

書目：光野桃 2009打扮的基礎。林冠汾譯，大塊文化。

[摘要] Habermas, J. (2023). A New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liberative Politics. John Wiley & Sons.

書目： Habermas, J. (2023). A New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liberative Politics. John Wiley & Sons.

（透過chatgpt 4.0協助翻譯與摘要）

Reflections and Conjectures on a New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公共領域新結構轉型的思考與猜想）
在本文中，我將探討公共領域在確保民主政治共同體持續存在的功能。

新媒體的崛起伴隨著目前幾乎無監管的網路通訊的商業化。一方面，這可能削弱傳統報紙出版商和記者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職業群體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一種半公開、分散且自我封閉的交流模式似乎在社交媒體的專屬用戶群中蔓延，這扭曲了他們對政治公共領域的認知。如果這個假設屬實，那麼對越來越多的公民來說，形成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和意志的重要前提將會受到損害。

革命行為首次使公民意識到新的規範等級，從而成為社會現實的一部分。然而，要理解這點，需要先回顧歷史，因為賦予基本權利正當性的革命行為首先讓公民意識到一種新的規範等級，成為社會現實本身的一部分。

民主政體存續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公民應從參與者的視角看待自己，參與逐步實現基本權利的過程，這些權利尚未窮盡，但已具有積極效力。

除了實現基本權利的長期過程外，我感興趣的是普通情況下，民主憲政政體中自由平等公民的地位與某些理所當然的理想化相關。當公民參與公民實踐時，他們無法避免做出直覺性（和反事實的）假設，即他們實踐的公民權利通常會兌現其承諾。尤其考慮到政治體系的穩定性，民主憲法的規範核心必須根植於公民意識，即公民自身的隱性信仰中。不是哲學家，而是大多數公民必須直覺地信服憲法原則。另一方面，他們還必須相信自己的選票在民主選舉中具有同等重要性，相信立法和司法、政府行政行為大體公正，並且通常有公平的機會修正可疑的決定。儘管這些期望是理想化的，實際操作有時會或多或少地達不到這些期望，但它們創造了社會事實，因為這些期望反映在公民的判斷和行為中。這種做法的問題不在於它要求參與者作出理想化的假設，而在於機構的可信度，這些機構不應公開且持久地否定這些理想化。

民主理論無需單獨承擔設計、即建構和論證公正政治秩序原則的任務，來像教師一樣灌輸給公民；換言之，它不必將自己視為一種規範設計的理論。相反，它的任務是從現有法律和公民的相應直覺期望及合法性觀念中理性重建這些原則。它必須明確地解釋歷史上建立和證明的、因此相當穩定的憲法秩序的基本含義，並說明可以賦予政府行使的權力在公民眼中的實際合法性的正當理由，從而也確保公民參與。

透過明確參與政治生活的公民群眾的隱性意識，政治理論可以反過來塑造他們的規範性自我理解，這與學術史的作用一樣不尋常，它描述的歷史事件會進一步影響歷史進程。這並不意味著政治理論在政治方面發揮固有的教學作用。因此，我不認為協商政治是一種牽強的理想，必須以骯髒的現實為尺度，而是認為它是任何名副其實的民主多元社會中存在的必要前提。一個社會的生活條件、文化生活方式和個人生活方式越是多樣化，就越需要通過輿論和意志形成的共同性來彌補現有背景共識的缺乏。

由於古典理論的起源早於十八世紀末的憲政革命，因此它們可以視為建立民主憲法的規範藍圖。然而，當代政治理論只需認識到民主憲法理念帶來的緊張關係，即具有約束力的憲法規範的積極有效性與現代社會的憲法現實之間的緊張，當極端不協調顯現時，這種緊張還可能激發大規模抗議的動員動力。因此，這樣的理論必須認識到其任務本質上是重建性的。不過，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傳統已經歪曲了這一理念，偏向於優先考慮人民主權或法治，忽視了個體行使的主觀自由和群體行使的人民主權同樣具有創始性。這兩次憲政革命背後的理念是法律下自由共同體的自我決定的基礎：後者作為民主共同立法者，最終必須根據一般法則通過平等分配主觀權利來授予自己自由。根據這一集體自決的理念，將所有人平等權利的平等主義普遍主義與每個主體的個人主義相結合，民主和法治是平等的。只有圍繞著協商政治理念的話語理論才能公正地對待這一理念。

協商政治的方法可以追溯到沃爾馬茨時期的早期自由主義思想世界。然而，它是在福利國家的背景下展開的，其主要優點是解釋了在缺乏共同宗教或世界觀的多元社會中，如何能在直觀的憲法共識的背景下達成政治妥協。國家權力的世俗化造成了正當性的缺口。因為相信統治王朝是神授的，在現代社會中不再足以使它們合法化，民主制度必須利用其自身的資源透過民主意志形成的法律制度化程式來自行合法化。宗教的合法性觀念並未被不同的觀念取代，而是被民主自我賦權的程式取代，該程式以平等分配的主觀權利的形式制度化，以便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夠行使。乍看之下，民主意志形成程序的法律制度化似乎神秘莫測，如何能產生普遍令人信服的結果的合法性，然而，解釋這一點的關鍵在於從參與者的視角分析這一過程所獲得的意義。它的說服力來自於兩個條件的不可思議的組合：一方面，該程序要求將所有受可能決策影響的人作為政治決策過程的平等參與者；另一方面，它使所有個體共同參與的民主決策依賴於之前審議的論述特性。因此，意志的包容性形成依賴於之前意見形成過程中調動的理性的力量。包容性符合民主的要求，即所有受影響的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權利參與政治意志形成，而審議的濾篩考慮到問題解決方案應在認知上是正確和可行的，並基於結果在理性上是可接受的假設。這一假設可以透過可證偽的假設來證明，在導致多數決定的磋商中，所有相關主題、必要的資訊和適當的解決方案建議都盡可能地以贊成和反對的論點進行討論。正是這種自由審議的要求解釋了政治公共領域的核心角色。

構成公共領域的不是話語參與的主動與被動之間的差異，而是值得共同關注的話題，以及促進對共同和多樣化利益的相互理解的貢獻的專業處理和合理性。我們不應過度強調私人與公共「空間」區別的空間隱喻；決定性的是對私人事務與政治公共領域討論的公共問題之間（政治上有爭議的）閾值的認知。這種認知也得到了創造反公眾的社會運動的認同，這些運動旨在對抗媒體公眾視野的狹窄。除了實質性提及具有行動能力的中央政治權威外，選定編輯貢獻的形式和相關性也吸引了觀眾的注意。而這種對公共貢獻的可靠性、品質和一般相關性的期待也構成了公共領域包容性特徵的認知，公共領域應將所有公民的注意力引向同一主題，以激勵他們根據公認標準對政治決策相關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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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 Interview（協商民主：訪談）

例如，當未能認真對待弱勢非選民的利益導致惡性循環，或者當公共傳播基礎設施瓦解到麻木的怨恨佔據上風的程度時，民主選舉就不再正常運作。簡言之，我並不認為協商政治是一種必須用來衡量骯髒現實的冷漠理想，而是任何名副其實的民主制度的存在前提。 讓我提前澄清以下幾點：政治話語也以達成協議為目標的假設絕不意味著將民主進程理想化為一場歡樂的大學研討會的「田園詩般」的概念。相反，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參與者對其信念的真實性或正確性的定位，首先給政治爭端火上澆油，並賦予它們好爭論的特徵。爭論就是矛盾。但只有互相說「不」的權利——實際上是鼓勵——才能激發語言的認知潛力，沒有語言的認知潛力，我們就無法互相學習。這就是協商政治的意義所在，即透過參與政治爭論來提高我們的信念，從而找到問題的正確解決方案。當然，這預設了政治過程首先具有認知向度。 政治話語不僅涉及描述性命題的真實性，也涉及與規範性和評價性命題相關的有效性主張。因此，可以從道德的角度來檢驗法律規範的正義性，即對於需要規制的事項，詢問它是否對所有相關者「同樣有利」；這裡普遍化原則發揮作用。此外，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可以根據共同體共同生活方式的精神，詢問這些價值觀中哪一個更可取，從而審查相互競爭的價值觀之間的決定。相較之下，這種偏好本身不需要理由，因為這種第一人稱陳述是由每個人有權實現自己的慾望所授權的。正義問題被理解為一項認知任務，而有關某些價值觀優先於其他價值觀的決策可以被視為需要一個理性動機的意志形成過程，該過程部分是認知的，部分是意志的。在每種情況下，參與者達成共識的方向都取決於各自問題的含義。與偏好不同，規範和價值觀從來不只涉及一個人。 從某種「政治」概念出發的理論還遠遠不夠，無論它們是捍衛政治鬥爭的競爭概念、行政引導權力的系統概念或是互動產生權力的交流概念。如果我們回顧國家形成的演化起源，很明顯，政治權力與國家批准的法律同源。結果，這些早期社會獲得了透過具有集體約束力的決策來有意影響自己的生活條件的反身能力。本來，臣民對以神聖複合體為基礎的政治權力正當性的信念是現有政治制度穩定的前提，儘管自「軸心」時期以來，更嚴格的正當性標準成為對政治權力的批評的根源。隨著現代國家權力的世俗化，最終，民主制定的憲法取代了宗教，成為正當性提供者。從那時起，民眾對憲法原則的廣泛背景共識通常不同於基於宗教的合法性，因為它是透過民主方式實現的 — — 因此也是透過深思熟慮的爭論交流實現的。這樣的背景共識必須在每一代中默默地更新，否則民主就無法持久。

自由民主是一種要求很高且脆弱的政府形式，因為它只能在公民的頭腦中並透過公民的頭腦來實現。 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民主意志形成的公民首先必須能夠理解自己是權利的創造者，他們作為自由平等的個體協會的成員互相授予權利。鑑於這項重建，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自從政治面對市場放鬆管制的系統壓力或多或少讓步以來，民主的侵蝕已經進一步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理論和資本主義批評是不可分割的。我沒有發明「後民主」這個詞，但全球範圍內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對社會的影響所帶來的政治後果可以歸結於這個概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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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What Is Meant b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bjec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協商民主」是什麼意思？反對和誤解）

民主政治涉及在私人公民作為形式上平等權利的受益者與公共公民作為共同立法者之間的角色互動中尋找平衡。因為民主憲政國家的目的是確保相同的個人自由對每個人也具有相同的實際價值。在大型領土的民主國家中，以大眾媒體為主導的包容性公共傳播是實現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平衡的唯一方式。投票所只記錄個人意見；共同的因素是形成這些觀點的背景——公共領域中流傳的各種意見的混音，這些意見凝聚成相互競爭的公眾意見。 協商政治的概念與早期自由主義關於「協商集會」的思想有歷史聯繫，足以讓人懷疑這個概念是否建立在議會制的理想化圖景上，該圖景掩蓋了權力驅動的現實政治的殘酷事實。因此，首要的反對意見集中在為何我們在政治中強調協商元素的問題上，儘管「政治」主要是關於爭取和斷言權力及其資源的鬥爭。這種反對意見隱含地基於社會學中廣泛存在的經驗主義權力觀。根據這一觀點，統治者可以依賴他掌握的制裁手段帶來的潛在威脅，來強行推行自己的意志，對抗反對者的抵抗。然而，這種現實主義的權力觀無法解釋現代民主的核心要素，即多數決策通常被接受的事實。隨著西方多元化社會中個人主義的增長，統一的世界觀失去了正當化權力的能力。在沒有依賴這些超社會的合法性來源的情況下，民主憲政國家必須依靠自身資源來合法化統治職能的行使，即通過民主的（可能是有條件的）多數決策的法律制度化程序。

[摘要] 台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發展型國家的變異與挑戰。﹝博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夏傳位（2015）。台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發展型國家的變異與挑戰。﹝博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

謝辭              

 

夏傳位：「由於這個世界部分構築於意義之網之上，現實世界的鬥爭無可避免也是象徵鬥爭；學術象牙塔不僅是單純（且無用地）紀錄、反映這個世界，它也以一種迂迴的方式參與塑

造這個世界。譬如新古典經濟學的定理從不描繪與對應現實，反而刻意從現實中

抽離，卻對現實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即是一例。或許促使我投入學術生產的動機，

是不再滿足於活在當下、身心靈跟隨世界滾動，不斷前進與遺忘的近距離⬀在感；

我愈來愈渴望抽離這個世界，系統性、反身性地看清一路走來的因由，用記憶對

抗遺忘，彷彿可以以此超越死亡。

 

不過，這次我比較明白了，所有努力的意義不是要超越與克服我們所不能克服的極限，而是建立在以最終遺忘作為基礎的悖論之上：書寫與記憶之所以重要，正因為記憶太短，而遺忘太長！認清了知識追索永遠只是匆匆幾筆的草圖，並不會減損追索的意義；反之，在認清了之後仍然說：「沒關係，我還是要做」，才可能誕生嚴肅有用的作品。」

 

夏傳位（2015）。台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發展型國家的變異與挑戰。﹝博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w82hae。

 

⽬錄

第⼀章 ⾃由的滋味………………………………………… 1

第⼆章 發展型國家與新⾃由主義的辯證………………… 7

第三章 打造發展的必然性………………………………… 55

第四章 新⾃由主義者的勝利……………………………… 98

第五章 ⾦融化降臨…………………………………………146

第六章 想像的價格，想像的市場…………………………161

第七章 結論…………………………………………………178

 

 

謎題：

在一個政府扮演經濟領導角色有深厚傳統的國家，在一個曾經強調「富 國強兵」集體目標的國家，世界觀跟新自由主義相差甚遠，應該要排斥新 自由主義，倘若最後竟接受了，是什麼原因導致此一結果？

 

概念說明：正當性

這本論文中運用的「正當性」概念，是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意義下的用詞(DiMaggio and Powell 1991; Meyer et al. 1997; Hall 1993; March and Olsen 1989)，指涉行動者在⬀有層次上感到所作所為「合理適當 的邏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s)，體現在日常生活實踐中不假思索的形式上。 此種「正當性」不是一種「聲稱」，而是體現在時時刻刻需要被檢視與確認的「行 動」上，未必能有意識察覺；但必然是行動者本人默會同意的(Beetham 1991; Seabrooke 2006)。(6)

 

強調「理念」之立場：於是，我也特別強調理念(idea)在決策及制度變遷中的關鍵角色。發展制度的確立與變遷也涉及象徵領域的詮釋與爭奪，這是一個相對獨立於外在結構與物質利益的過程，必須就其本身的特性與邏輯來掌握；我們稍後也會看到，忽略象徵層次的代價是研究者甚至無法做出完整的因果推論，歷史解釋淪為套套邏輯。(12)

 

台灣的產業政策特殊之處在於它常常透過對上游產業的影響來間接影響下游產業(Wade 1990:70)

 

（評價他人貢獻）但公允地說，Wade對台灣政治體系做了許多細緻的觀察，遠遠超出一般模型所能涵蓋，其實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於台灣發展體制政治面向的理解。譬如，官僚體制內⬀在著以工程師為主、提倡產業保護的經濟部工業局以及經濟學家為主、主張自由開放的經建會之間的齬齟(ibid.:204)；專欄派或「本土」經濟學家（如王作榮）與學院派或貨幣主義者（如蔣碩傑、劉大中）的衝突(ibid.:220)；財金單位與經建單位相互制衡，銀行在優惠信貸的放款政策(ibid.:169)以及央行在貨幣及外匯政策上(ibid.:209)，都享有經建單位力所未逮的高度自主性等等。(15)

 

（背景與臺灣的特殊性）簡言之，南韓與台灣的發展型國家誕生於一個有利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國 家⬀亡的威脅激發兩國強烈的經濟民族主義；在冷戰架構下，美國基於圍堵共產 主義的地緣政治考量，提供大方援助並開放國內市場，容忍兩國的新重商主義政 策(Deyo 1987: 233)。在國內，殖民遺緒及土地改革讓地主階級無力挑戰國家 (Cumings 1987; Koo 1987)；而威權政體及其發展目標確立在前，才開始工業化並 進入世界經濟體系(Cumings 1987; Koo 1987)；於是國家能預防社會階級與外國資 本之壯大：工會一開始便被控制；政治異議份子及左派人士被清掃；工業資產階 級依賴國家扶植(Haggard and Cheng 1987)；而跨國資本面對的是一個能夠控制投 資條件的強國家。這是東北亞發展型國家與拉丁美洲諸國最大的不同之處：後者 的官僚威權政體誕生於工業化之後，強大的工會、資產階級與外資已成既定事實 (Evans 1987)。這一系列考察的寓意是，東北亞發展型國家之崛起有其特殊的歷 史背景與政治結構條件，難以被其他國家所複製。(16)

 

日韓政經發展比較：（回顧鄭敦仁的作品，指出）簡言之，國民黨強化了中央集權的黨組織，透過日本遺留的行政機器滲透進社會各角落；而李承晚政權則解散了大眾動員組織，在美國壓力之下私有化所有日本人控制的企業，創造了一個勢力強大的資產階級。(18)

 

（鄭的解釋不足之處）失落的環節在於，鄭的利益導向或唯實主義(realist)方法論讓他忽略了理念 (idea)（或說意識形態、世界觀、價值、文化等等）在決策及制度變遷中的角色。 社會行動的特徵是信念驅動(believe-driven)、遵循慣例(convention)並將他人的行 動納入考量；正因為我們對於社會規範有共享的期待(shared expectations)，我們 才可能理解彼此的行動。於是，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不僅僅是外在地被利益團 體的政治角力所決定，更首先被行動者對於自己作為社會⬀在的想像或理念所建 構。

 

論點：簡言之，對發展制度變遷的解釋要避免經濟決定論及任何先驗的理性行動邏 輯，必須先承認社會現實是被理念多重詮釋及建構出來的。理念一方面發揮歷史 轉轍器的功用，另一方面其詮釋也陷入多方爭奪；於是歷史與制度變遷不可避免 具有任意性、相對性及政治性。(20)

 

（對比發展型國家論述中鑲嵌論的單向性，Michael Mann的基礎設施權力有著雙向性的優點，頁21註3提到：）Michael Mann 關於「基礎設施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定義是：「國家有能力 穿透社會，組織社會關係，透過協商與合作的過程執行政策的能力」(Mann 1986: 109-136)，內 容包含四種技術：中央政府的各式服務、識⫿率、法律明文化及對國家的集體認識、度量衡與貨 幣、有效且便捷的溝通與運輸。這是一種可以被國家與社會雙向使用的權力與技術，並不是單向、 傾斜的合作關係；在運作層次上也與發展型國家論述中常提的「鑲嵌」不同。(21)

 

（金融化與企業穿透國家關卡之能力）Weiss 判斷的標準顯然是國家對於金融市場「再管制」能力的制度分析。但 是她忽略的是各種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創新、金融理論及會計準則(accounting standard)對市場「展演性」的打造等等，相當於在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層次佈 建新自由主義科技的「特洛伊木馬」，穿越國家設立關於市場準入、所有權、出 入資金用途及總額的管制站，逐步蠶食、掏空國家管制能力。因此，本論文第四 章以降關於「金融化」的分析將比 Weiss 悲觀許多。(27)

 

（新自由主義內在於發展型國家）其後果是，他們雖然致力抨擊新自由主義以市場為核心對東亞成功發展經驗 的解釋，但是他們無法分析「市場」作為理念、制度及技術如何被植入發展型國 家之中？如 Callon(1998)所示，市場需要主動被打造，但他們接受新古典經濟學 的迷思，以為只要國家放任不管，市場自動就會建立（如上文討論的巫永平）。 於是，當發展型國家論述於 1980 年代末期、1990 年代初期大量湧現時，這些作 品幾乎無能分析台、日、韓於 1980 年代早期已經露出徵兆的新自由主義化。9 換 言之，他們設想新自由主義是外在於發展型國家的敵人，是關於市場的詮釋； 但實則新自由主義是內在於發展型國家之中，是關於市場的行動。(28)

 

後發展型國家的可能想像

事實上，注重發展型國家轉變的政治性與任意性，也跟應然的關懷有關。大 部分文獻在分析「發展型國家何去何從」問題時，幾乎都未觸及對「發展主義」 (developmentalism)本身的反省，亦即如何在環境永續及公平正義的原則之下從事 經濟發展。有可能出現民主、重視生態的「後發展型國家」(post-developmental state) 嗎？   Evans(1995)是少數討論此一可能性的人。他探討印度克拉拉省(Kerala)及奧 地利的社會民主模式對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啟示。在此，「鑲嵌」(embeddedness) 是關鍵詞。從這兩個例子，Evans(1995: 227-243)展示發展型國家可以逐漸解除對 經濟成長的偏執以及與企業之間狹窄而排他性強的關係，拓展社會鑲嵌的型態， 將更多社會團體包含進來，如此對於追求長期平衡的社會轉變而言，是更為健全 的基礎。   還有受傅科的知識＼權力概念及論述分析啟發的批判發展主義著作，也為打 開「後發展」可能性空間提供了重要貢獻，如 Ferguson(1994), Escobar(1995), Mitchell(2002), Sachs(2010)等等。這類作品質問「發展」為何變成天經地義的普 世價值而無法被挑戰？他們的答案是，隨著二次戰後世界秩序重整及美國帝國主 義之興起，發展論述提供了一套特殊的看事情方式，同時也是制度與實踐的綜合， 佔據了非西方社會人民感知、想像、分類、管理及回應現實的唯一可能方式。「貧 窮」與「落後」需要被科學論述創造出來，藉此資源被榨取，非西方社會人民的 生活及文化被摧毀，行為被矯正。   雖然這些論述大多是用來解釋非洲與拉丁美洲等國「不成功」的發展經驗， 但是它們對於發展視域(vision)及知識如何被建構起來並具有特定權力意涵的分 析，解構了發展道路的經濟必然性，暴露其政治性以及未來開放的各種可能，這 有助於想像一個後發展型國家的另類出路(alternative)。我將在第三章借用傅科式 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來呈現國民黨於戰後台灣如何在新美國霸權羽翼下， 逐漸重組其關於經濟發展的政策典範。(29)

 

（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是雙向滲透運動的結合體）從更長遠而結構的角度看，「發展型國家」一詞的語意轉變，何嘗不是三十 年來新自由主義橫掃世界的結果？東亞發展型國家紛紛歷經自由化轉型而逐漸 喪失自成一格(sui generis)歷史類型之獨特性（雖然這不意謂著資本主義的多樣性 消失並趨向全球同質化）；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義化的環境中，國際貿易競爭 愈趨激烈，美國也在 1980-90 年代與日本、德國及東亞四小虎的競爭中逐漸學習 到部分發展型國家的制度形式，反映在戰略貿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在美國 經濟學界的流行(Krugman 1997)。第三，考量新自由主義內在不穩定、自我毀滅 的特質，任何一個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都不得不同時也偷偷地、自相矛盾地採 取某種干預政策以維持經濟與社會穩定，歐美諸國於 2008 年金融大海嘯時將出 問題的銀行大量國有化，即是一例。於是「發展型國家」一詞逐漸不再指涉國家 與社會的整體，而是指國家內部的制度及功能特徵。換言之，發展型國家與新自 由主義在新語境中，指涉兩種不同但同樣正當的制度化形式，在世界社會中流傳 散布，不同社會以不同比例將兩者組合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為在二十一 世紀思考兩者之間關係的最佳策略，是回到 Polanyi 傳統中的「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概念。(31)

 

（發展型國家之說法作為於亂世思考「國家思考自身可以作什麼」的思想表現）這種「可比較的類似性」最初源自於戰爭、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普遍史所 賦予的一種生⬀經驗及視角，並化為對「國家可以做什麼」的認知架構與集體心 態，具有普遍共鳴性。這是生⬀策略的雷同，而非因果鏈的相同。Castells(1992: 57)正是在此一脈絡中，強調發展型國家與共產革命政權也具有類似性：當某個 國家追求的歷史計畫是改變整體社會秩序時，那是革命政權；當這個國家追求的 計畫尊重社會基本秩序，而將目標放在徹底改變經濟秩序時，它就是發展型國家 （或法西斯主義）。歷史來看，不論共產革命政權、法西斯主義或發展型國家， 它們都是 1870-1970 年的一百年間，Polanyi 所謂「社會自我保護」高漲年代的 後裔。(32)

 

（正當性問題以及國家與民眾的雙向目光）「正當性」也提供一個契機，讓我們思考，即便在極權國家中，權力施行仍 然受到底層民眾幽暗卻重要的影響。14譬如 Scott(1990: 49)討論國家權力不能倚 靠赤裸裸暴力，需要透過儀式及展演來運行時，舉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名文章〈射殺大象〉(Shooting an Elephant)為例：歐威爾在上千名緬甸群眾的目 光包圍及監督之下，必須舉槍射殺一頭發狂的大象。儘管他很害怕，但是他必須 表現出一名殖民地英國軍官英勇無畏的形象。換句話說，即便無權力者的目光， 都能逼迫帝國實現其公開台詞(public transcript)。謝國雄(2013)討論台灣工人的 「順法鬥爭」及「順理鬥爭」策略，亦是同樣的道理。(36)

 

切入點：不同派系的發展官僚們究竟用哪些 認知與道德圖譜在看世界？這些不自覺、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圖譜由哪些元素構成？ 在歷史中如何演變？回答這些問題，就能夠回答每個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制度首先 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體現了什麼世界觀？更凸顯發展制度及經驗的任意性、相 對性及政治性，有助於我們更寬廣地設想「後發展型國家」的政治可能。(38)

 

而新自由主義打擊通膨的政策目標將以通縮為代價，這些損害需要刻意被淡化與 掩蓋。政治掮客的作用即是將關鍵時刻的不確定感塑造成確定的危機，並以一個 簡化的意識型態，動員關於危機的感知，讓政治介入成為可能(Blyth 2007)。 Hay(1999: 321)強調，此一簡化的意識型態要能成功，「在許多重要關節上必 須與眾多個人化的經驗相符」。這意謂著理念無法靠灌輸直接發生效果，必須透 過許多幽微、曲折的管道釋放影響力。精巧的政策包裝(frame)是必要的，但包裝 成功的前提是要先掌握什麼是人們隱含地普遍持有的道德與認知圖譜。正是這套 秩序觀提供了象徵、認同及行動劇本(repertoire)，讓成功的包裝得以完成。從社 會學制度論的角度，理念在現實中的作用十分複雜多樣。(39)

 

從下一章開始將討論台灣發展型國家自 1950 年代以來的制度轉變及新自由 主義化，將同時涉及這四個層次的理念作用。每一階段朝向新自由主義化的關鍵 制度轉折，都是政治掮客炮製危機，並且充分利用計畫、包裝、政策典範及集體 心態既有的機會與條件，帶來或快或慢、或深或淺的改變。但這四個層次的改變 速率並不均等，以致於整體來說，台灣發展型國家的新自由主義化，並未出現「斷 代均衡」那樣清楚明晰的典範交替，而是在表面劇變中有深層延續，在漸進改革 中乍現巨大位移。(40)

 

對於一個較周全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綱領來說，馬克思主義 擅長掌握結構及制度的面向，對於過程及行動的面向則不清楚。(45)

 

總結而言，上述幾個研究成果共同將市場視為一個獨特歷史與社會建構的制 度，並且可以當做一個向外散播的社會過程來研究；因此他們能夠將新自由主義 當作一個動態的過程，而非靜態的事物，並試圖打開新自由主義散布的黑箱子， 也凸顯了其中使用新古典經濟學概念、模型、指標、數據，來分析、診斷現實經 濟或提出改革建言的中介者／轉譯者／行動者的重要性。換言之，對於一個較周 全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綱領來說，社會學制度主義凸顯的是對制度及過程的掌握。(51)

 

總結而言，STS 進路將市場機制、常規及計算公式本身視為一種主動塑造社 會的能動性(agency)，而經濟學則扮演正當化打造工程的角色。由此，他們也翻 新了對新自由主義的認識。(53)

 

總體來看，我們或許可以將新自由主義看作是一種為了挽救積累危機而建構 的規則體系或技術物，其內涵包含了積累體制及其危機替置策略、市場制度、國 家形式與市場展演性等諸面向。我們將運用此一綱領，包含先前對發展型國家傳 統的修正，來從事以下各章的分析。(54)

 

第三章 打造發展的必然性

，Woo-Cumings 重新定位了 Chalmers Johnson 最初打造「發展型國 家」此一詞彙的洞見來源：他先前作為一個研究中國農民共產革命的專家，注意 到在帝國主義侵略的巨大生⬀危機激發下，民族主義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量， 足以創造新的組織或推動社會變遷。基本上，日本戰後的經濟奇蹟也是同一回事： 「日本，就像韓國與中國一樣，頑固地選擇以經濟發展作為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及 確保民族生⬀的手段：在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時期中，經濟發展是克服蕭條、準備 及從事戰爭、戰後重建以及從美援獨立出來的萬靈丹」(Woo-Cumings 1999: 6)。 以 Johnson 精鍊的話來說：「日本的案例事實上是一個為了戰爭而動員、卻在承 平時期從未停止動員的經濟體」(Johnson 1999: 41)。(56)

 

本文將「經濟發展凌駕一切」的社會目標被正當化的過程，視為一個市場制 度及經濟理論在核心與邊陲國家之間來回傳佈、模仿學習、斷章取義的過程；核 心與邊陲之間不僅透過政治、經濟的交換，也藉著文化與理念的交換而構成彼此 關連的體系。在此過程中，全球資本主義普遍化的趨勢及在地化的變異兩者一直 是並⬀不悖的。(58)

 

對於中國的現代化追求者來說，德 國是「一個弱國如何通過計畫與努力，快速有效地增強自身實力」的榜樣(Kirby 2006[1984]: 9)。就國際間的思潮風向而言，市場的災難充分體現在兩次世界大戰 及其間經濟大蕭條的動盪上，德國模式提供了一個另類的有效選擇。我們可以大 膽地說，台灣發展型國家除了承繼日本人的遺緒之外，也有德國血統。(59)

 

於是，對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領導人來說，「現代化」意謂著卓越的軍事和 組織能力、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這也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條件。倘若不利用國 家力量建立工業，放縱市場及私人資本擴張，將會導致社會不平等及階級鬥爭， 歐洲歷史就是血淋淋的㔁訓。於是 1920 年代五四運動「德先生、賽先生」的現 代化象徵，到了 1930 年代讓位給經濟與政治獨裁。(59)

 

國家資源委員會也首創了「科技專家從政」的模式，核心人物是圍繞在《獨 立評論》周圍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及技術專家，包括了地質學家翁文灝、丁文江、 歷史學家蔣廷黻、傅斯年、哲學家胡適、經濟學家錢昌照、生物化學家吳憲、㔁 育家任叔永，稍遲加入的還有政治學家陳之邁和社會學家吳景超等。在戰爭逼近 的陰影下，他們放棄了自由主義，透過「科技報國」的想像與蔣介石的軍事獨裁 結合起來，其特色是獨裁強人的威權主義政治與一種去政治的、追求國家發展和 富強、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的工程思維完美結合(Kirby 2006[1984]: 100)。此一制度模式很明顯地延續到國民黨在台灣的經濟治理上，戰後台灣重要的經濟官僚， 如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人盡皆出自資源委員會。(59)

 

國共內戰，國府㓿走台灣，1950 年韓戰適時爆發拯救了 國民黨政權，並將台灣轉變為美、蘇全球冷戰對峙下的東亞反共前哨基地。與戰 略軍事同步的是經濟秩序的重編，美國主導興起了以國際援助開發為模式的發展 經濟學，與蘇聯在第三世界競奪勢力範圍。於是國民黨的經濟政策典範又產生了 質變，這次是主動或被迫地學習美式制度及技術，用 Kirby(2006[1984]: 260)非常 形象的話來說，留德的國防部長俞大維在苦苦挽留德、中關係不成之後，「清理 掉他的德文書籍，以英文著作取代之，並在他的辦公室掛了一張羅斯福總統的肖 像。」(60)

 

再一次，如果不是 1930 年代德 式發展典範之遺緒，造就了一群充滿發展慾望、有能力的技術官僚，此種選擇性 採擷美方制度並與自身傳統銜接，以降低改革衝擊的主動權或許就不⬀在。但此一學習、模仿過程也從內部侵蝕、改變了大陸時期的政策典範——計畫經濟模 式。(61-62)

 

這是一個人類學家 Mary Douglas 所說的「拼湊修補」(bricolage)過程：最容 易受到美方經濟思維影響的人，也是那些最常需要與美國軍事援助人員打交道的 美援會技術官僚，以尹仲容、李國鼎為主要代表。他們成為文化上的中介者，有 意識地從「美援發展論述」之中挑選適合可用的元素，與既有的計畫經濟典範重 新鑄合，經過創造性重組，製造出新的制度解決方案，以應付眼前的難題。這套 逐漸成形的政策典範，既保留過去大陸時期的計畫經濟元素，也加入了美方的自 由經濟思維，有人開始以「計畫自由經濟」之名來稱呼（范苑聲 1951；羅敦偉 1959）。這套政策典範，透過有「經濟沙皇」之稱的尹仲容在 1950 年代末期擴張 影響力，與其他派系鬥爭與激辯，逐漸定義了台灣發展型國家的基本性格；而國 民黨經濟政策的基本意識形態綱領——民生主義，也被重新詮釋為等同於「計畫 自由經濟」。直到 1984 年，行政院長俞國華要宣示「自由化」重大政策變革時， 曾是尹仲容秘書的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2011[1989]: 58)，仍不忘以「不違背民生 主義『計畫性自由經濟』的精神所在」來正當化新政策方向，可見其影響力（參 見第四章）。(62)

 

依賴理論對「結構」的強調，與本文重視「過程」與「行動」恰成明顯對照。 「喘息機會」不會自動讓經濟發展起來，更關鍵的是財經技術官僚如何積極地利 用既有條件所提供的機會與資源，創造性地適應環境，塑造有效的政策典範。(63)

 

質疑經濟發展中的市場迷思還不夠（如發展型國家和依賴理論所做的那樣），更 根本需要質疑的是「發展」本身，也就是跳脫「發展等於經濟發展等於現代化等 於社會終極的善」此一發展主義的認識論預設。／／具體作法是凸出政策典範的社會建構性格，亦即將它視為一個論述系統；一 套系統性的思想體系和與之搭配的制度和實踐，佔據了人們感知、想像、分類、 管理、回應現實的可能方式。正是因為發展論述「獨佔了現實的解釋」(colonization of reality)——架構了什麼問題能夠被問、被怎麼問、向誰問、誰有權威回答等 等——使得它難以被挑戰。／／Foucault 關於知識／權力的命題也指出，這些具有知識權威的科學論述同時 具有高度的權力意涵：正是透過一套理性秩序和行為規範的提出，正當化了政治 與經濟資源的分配；並且以促進「效率」和「福祉」為名，分類、監控、管理、 矯正人們的社會與經濟生活。(63)

 

（焦點設定，以正當化發展之必要性）發展論述創造「不正常」的事物，藉此某些改善方案才能光明正大地約束、 矯正、規訓人們。尹仲容創造台灣的「發展缺乏症」根植於台灣地理上的「自然」 特徵——狹小之經濟單位，受資源之限制4 ，藉此他隱藏了一項重大的政治經濟 事實：國府撤退來台帶來了一百多萬軍民，這是台灣經濟需求突然大過供給，無 法自給自足，並且亟需從外面運送援助物資的最重要原因；其次，台灣銀行發行 之新台幣受到舊法幣的拖累，陷入惡性通貨膨脹，也是造成供需斷鍊，物資極度 缺乏的原因。但是在尹的發展論述建構中，問題變成了台灣缺乏天然資源，因此 需要努力增產，俾進行國際貿易交換。(64)

 

方案有沒有對症下藥，能不能見到成效，不是重點；重點是透過發展論述， 某些問題誕生了，擁有了可見度(visibility)，也成為治療與矯正的對象。(66)

 

1950 年代末 開啟「外銷導向工業化」策略的「局部自由化」(partial liberalization)改革，主要 圍繞在官邸派與強國派的鬥爭之上展開。(66)

 

各派系對美援發展論述的反應與接納程度不同。原則上，業務愈是與美援相 關的部會，這套論述的真理地位愈是一個主觀認知並接受的事實；而權力與美援 組織相衝突的、或組織基礎及利益愈是與國營事業密切關連的，就愈強調計畫經 濟原則；美援發展論述的真理地位就愈是一個外加的、半強迫而必須與之對抗的 客觀事實。於是，在落實重大發展政策與計畫時，往往會出現官僚內部的權力鬥 爭。(67)

 

會計作為一種知識與論述，是一種社會 實踐，跟權力有密不可分的關係。(70)…讓會計不再只是紀錄實際發生的成本，而且還進行事前的 預估，設立標準，從而進行規劃及控制，於是將會計的領域擴張至對未來的關懷。 它的意涵也在於在生產的每一個活動中，無論多細微，都提出「效率」及「浪費」 的問題來檢驗，無論是人事、財務或物質的面向。(71)

 

（註解，貶韋伯對複式簿記的推崇）至少一份關於晚清中國「單式簿記」(single entry bookkeeping)與西方「複式簿記」(double entry bookkeeping)之間效率的比較，提供了發人深省的佐證(Gardella 1992)。韋伯曾經宣稱，複式簿記 及其會計技術是理性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特徵，它是西方驚人經濟成長的秘密。但是該文引用了許 多晚近的比較研究發現：一、韋伯宣稱複式簿記的效果並不⬀在，即使十九世紀早期英國工業資 本家的帳簿中對成本與價格制定仍是不清不楚、任意猜測的，因為當時並沒有要精確計算成本的 迫切性。這些資本家既沒有用複式簿記來理性化其企業經營，也並不特別重視複式簿記的價值；二、晚清中國其實已經自行發明了複式簿記，但僅限於業務複雜的山西票號商人使用，大部分商 人使用單式簿記，同樣非常有效率；三、會計技術與經營結果之間沒有直接關係。只有當十九世 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西方進入重工業階段時，對於固定資產的折舊成本及生產的間接成本需要 釐清時，複式簿記的優點才呈現出來。(70-71)

 

Miller and O’leary 的分析在二個層次上來回：其一是全社會層次的藍圖擘畫 (programmes)語言，譬如關心經濟成長、國民健康、國力興衰的大政治辯論。這 些論述擘劃理想願景，並據以要求大規模計算並規範個人行為；其二是具體的會 計技術或程序。這兩者之間經常是連動的；從而會計技術從來不是單純的技術， 它總是有強烈的意識型態效果。(71)

 

在二十世紀初，國家機器跟社會科學的發展同步，共同發展出許多新的監控、 管理、標準化個人的新概念與技術，例如優生學、人口統計、智力測驗等等，這 些都是將個人的能力特質與某種標準衡量、比較的一種技術；而這些發展與標準 成本和預算控制(budgetary control)的發展相互纏繞、同步進行(Miller and O’leary 1987: 239)；它們又跟同一時期流行於英、美二國的某些藍圖擘畫語言緊密互動， 如英國在本世紀初關於國力衰退的擔憂、人口素質的控制慾望；美國 1920 年代 所謂「進步年代」(progressive era)對於效率及社會管理的瘋狂迷戀、學童心理衛 生運動等等；最後共同形成整個規訓社會生活的權力網絡。   標準成本及預算控制跟美國「科學管理」風潮也有密切關係(Solomons 1968: 37)；泰勒(F. W. Taylor)的許多想法後來都成為標準成本的源頭。但標準成本法 更將泰勒的「科學管理」之適用範圍擴大了：不再僅限於工人，也不再僅限於規 範肉體動作。透過預算制度，透過明確擬定的績效目標，連管理階層、甚至整個 社會、各項議題、各種人群都適用；它只設定最後目標，讓中間的手段或過程讓 人們自己想辦法達成，也就是自我監控、自我規訓，這是一種「遠距遙控」(action at a distance)的技術(Miller and O’leary1987: 254)。 (71-72)

 

成本會計的整套計算機制已經實際運作。／／這不僅牽涉運算，也涉及實際工作現場行為的轉變。經濟部(1955: 5)記錄了 這些變化：為了計算材料成本，各單位對於材料之保管、分類、編號、材料預算、 料帳、⬀量控制、採購、驗收、領發、儲運及廢料處理，開始有詳細的標準作業 程序，並開辦物料管理人員訓練班。文章中報導，各單位現在都已經實施物料預 算制度、採用合理計價方法、改善材料領退手續、簡化料帳、進行⬀量控制等等。(74)

 

王永慶號稱「經 營之神」，甚至出版專書談經營「合理化」的哲學，其實核心觀念不過就是基礎 的成本會計理論（謝國雄 2013: 278-84）。

 

上述美援核心利益圈以外的一般社會大眾與不可能申請到美援貸款的 中小企業，則可能激烈反對電價調漲，但對於會計改革無所悉，也無所感。但是， 會計不是單純的技術，而是帶有高度正當性意涵、能跟其他藍圖擘畫語言7 結合 共同形成規訓權力之部署。這成為台灣民眾必須面對及適應的客觀「社會事實」。(75)

 

成本會計是福特主義積累體制的基本組織與知識形式，而當新自由主義逐漸 確立為一種積累體制時，也發展出另一套新的會計準則(accounting standard)（參 見論文第六章詳細討論）。從這個觀點看，成本會計改革將台灣納入了福特主義 體制所定義的經濟會計知識、理性生產組織、效率及真理之中，從而奠立發展主 義無可撼動的正當性。二、「成本」概念是從經營活動的耗費、理性計算與安排 來定義，不是隨著供需起伏變幻的現價或市價而調整；若是成本隨時受市場價格 而變動，則生產的預先理性安排將完全不可能。從此觀之，成本會計反映了福特 主義重視生產活動，壓抑或限制市場機能或金融觀點的傾向。但成本會計觀點仍 要求考慮市場長期的平均價格（不是短期波動），否則便會「入不敷出」，「虛盈實虧」，這是台電電價調整的真義所在。於是，美方透過這些爭議與改革向國府 強烈灌輸「政策要尊重市場機制」的觀念，但此一「市場」並不是新自由主義不 受拘束的市場，而是受到重重制度及政治綑綁的穩定市場。(76)

 

出口導向政策是發展經濟 學「經濟設計」(planning)的模型思考轉譯及在地化的結果。(77)

 

經濟設計使用的是高度技術性、系統性的語言，用高度客體化、結構化的方 式呈現世界。以 Mitchell 的話來說，它要求將世界組織成一幅圖畫，將計畫所涉 及的各種相關細節及其彼此的影響通通納入考量，從整體來掌握，以形成一個有 秩序的系統或結構，而經濟理論就提供了草圖(Escobar 1995: 56)。(77)

 

1950 年代工程背景出身的台灣財經技術官僚「偷學」8 了 發展經濟學的技術語言，卻無法掌握原來西方脈絡中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微妙張力， 於是出現許多「誤讀」和「曲解」（從當時新古典經濟學家蔣碩傑、邢慕寰等人 的角度來看）。但事實上，每一個國家介入經濟的方式，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都 受到各自政治、文化與歷史傳統的影響而有所不同，即便凱恩斯主義在英、美、 法等國都有不同的樣貌及實踐(Hall 1989)。誤讀和曲解有其積極面，台灣因此走 出了自己特殊的發展型國家風格。(77)

 

民生主義象徵的是「救亡 圖⬀」的發展型國家動機，並不是計畫經濟典範；這也解釋了民生主義總是可以 被極有彈性地替各式各樣看來可能有效解決問題的經濟策略背書。(88)

 

註19：依賴理論所沒辦法解釋的現象。通常依賴理論認為台灣的出口導向政策完全是台美依賴 結構制約的結果，比較㔁條的依賴理論會認為此種依賴只帶來剝削和操縱，沒有半點好事發生。 寬鬆一點的版本則承認有好事發生，但還是依賴的發展，仍是不平等的交換(Gold 1986)。隱含的 觀點是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依賴結構要被打破，第三世界國家才有自主的發展道路。然而，台灣 例子顯示的正好相反：發展官僚在沒有受迫的情形下，比美國人還要積極擁抱發展論述，採取比 美國顧問建議還要大膽的方案。這顯示在世界體系的結構制約之外，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策典範有 相對自主的發展邏輯。問題變成：它們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90)

 

「自律市場」被引入了，但是被侷限 在出口，作為國內經濟管制的「例外」(exception)。「例外」概念來自 Ong(2006) 借用德國政治哲學家 Carl Schmitt 關於「主權」表現在正常統治的「例外」之理 論，來指涉東亞國家的新自由主義化往往不是全盤性的，而是作為正常統治的例外，落實在例外的空間中(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如加工出口區或科學園區。 同樣的道理，單一匯率制實施後，自律市場原則作為一個「例外」被侷限在外銷 領域，而與國內市場的高度管制分離開來，從而開啟了「外銷導向工業化」的發 展策略。(91-92)

 

經濟學扮演了比「預測」更積極的角色，它捏塑、建構與規範現實，而 不是客觀描述(Callon 1998; MacKenzie 2007, 2008)。於是，「預測」與「結果」之 間可能有複雜多重的關係：一方面兩者可能部分相符，因為這是「自我實現的預 言」，亦即市場行動者依照理論指示行動的結果；另一方面，兩者也必然不完全 相符，因為「現實」複雜的程度遠超過理論所能預測，永遠都⬀在著理論無法預 測的外部性(externality)。(93)

 

台灣最重要一次外匯貿易自由化改革的實情，完全不是政府撤手、解 除管制，就讓市場機能自動發揮功效這麼簡單；市場模型也沒有準確「預測」未 來。實情是，美國與台灣政府的那隻手介入捏塑、規範市場，消除外部性並鼓勵 企業利用機會，最後是「自我實現的預言」讓出口的結果符合市場預測。(94)

 

1950年代的危機同時是政治、也是經濟的。一方面國府在美國羽翼保護下，被編入冷戰格局中成為反共前哨基地，需要重新定位其國家體制及統治正當性；另一方面一百多萬軍民逃難到規模只有六百萬人的海島經濟體，面臨消費大於生產、外匯短缺、財政困難、通貨膨脹等等嚴重問題。本章的目的在於追索官僚體制內不同派系如何主動詮釋、理解危機，在既定結構條件下透過修改既有經濟政策典範，試圖化危機為轉機。這既是認知架構、政策工具的轉借與「拼湊修補」(bricolage)，也涉及派系之間動員、說服與鬥爭的政治過程。其結果定義了台灣發展型國家的基本性格，奠立了發展主義無可挑戰的正當性（透過成本會計革命、經濟設計能力的模仿學習、發展經濟學的分析公式等等），壓抑及掩蓋匱乏與剝削，並在發展體制、現代性想像與民族主義之間建構了緊密的關係。   本章試圖透過實例展示，政策典範是一個論述系統，提供認知及道德的框架以「獨占現實的解釋」，這是一個相對獨立於外在結構限制與物質利益的過程，必須就其本身的特性及發展來掌握。依賴理論及發展型國家都忽略了這一點，要不將政策典範化約為外在決定，要不化約為超越的經濟邏輯或理性行動；都不能掌握各國獨特的發展經驗，以及制度變遷的任意性、相對性及政治性。最後，它們也無能問題化「發展」，無法思考一個民主化、後發展的可能性空間。

 

「外銷導向工業化」積累體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的建構性格

從追蹤尹仲容在不同時期的發言及政策思維演化，可以觀察 1950 年代末逐 漸浮現的「外銷導向工業化」積累體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的建構性格。   這種體制的特色是，它依附於核心國家的最終消費市場來完成從生產到消費 的經濟循環。尹仲容等人的憧憬是：不斷鼓勵生產、壓抑消費與增加出口，將賺 來的錢再投入擴大生產，就會帶來繁榮——前提是國外消費者把大部分的產品都 買下並消耗掉。內需不但不是經濟成長的動力，反而依賴外銷；一旦世界經濟不 景氣，台灣內需就跟著萎縮。成長的關鍵是將自己嵌入核心國家的資本全球循環 中，其結果是「國家發展失去了自主性，受到世界經濟走向的侷限，以及該國是 否有從國際分工的變化中得利的能力」(Boyer 2002b: 234)。   此一積累體制與各方面的政治社會制度、論述、觀念、心態及慣行相互配合。 貨幣金融方面強調維持物價穩定及貶值的匯率；層層轉包、彈性化的勞動體制； 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強調自助、家庭及雇主責任的社會政策；住宅及消費 領域的市場化；對農業資源的榨取與剝削；國家對各個社會團體的統合主義社會 控制等等，都共同支持並強化「外銷導向工業化」的發展策略。本章勾勒了此一 體制的由來，第四章將追蹤其在 1980 年代另一場危機下的轉變。

 

本章觀點與典型發展型國家論述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著重政策典範所建構 的內在理路(rationality)，而非外在客觀描述。於是，產業秩序不僅只是追求高速 成長的制度累積結果，也不僅只是確保政權生⬀的權力算計，還涉及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的正當化以及國家在人民心目中的角色。(96)

 

國家不僅是權力的容器， 也是象徵秩序的最後認證者；而象徵秩序的正當化不能只是由上而下強加，也需 要由下而上的「同意」。一旦國家菁英選擇某個國家理念作為統治的公開台詞 (public transcript)，即便無權力者的目光都能限制他們。(97)

 

本章開頭提及國民黨作為外來政權，其民族主義聲稱⬀在著內在的爭議性格，開始有了新的意義。國民黨透過民族主義動員公私協作以追求經濟發展的幅度，比起日、韓相對限縮許多，僅限於國營、黨營事業或某些高度壟斷產業，如銀行業與石化業；基本上這些都是可信賴的「自己人」。加上民生主義中「節制私人資本」以預防財富集中及階級鬥爭的信條也限制了公私協作的可能性；最後，正因為民族主義動員的條件有限，經濟政策理性的正當化相當程度依賴美國發展經濟學的科學權威。於是，面對疏離、隱約有敵意的台灣社會，由於「市場」在西方經濟學中所具有公平、競爭、打破壟斷、不搞關係(at arm’s length)等等之象徵意涵，它不僅僅只是經濟治理的工具，也是用以建構政治象徵秩序（亦即「公共性」）的手段。如果這樣詮釋，國民黨政府對中小企業就不是如巫永平所說，不鼓勵不禁止，任其自生自滅；而是積極用市場原則治理它們。   倘若如此，那麼真正諷刺的是，當國民黨用「市場」修補其黨國體制先天不足的公共性時，已經隱約同意社會反抗傳統中的隱匿文本(hidden transcript)：公（黨國）即是私（壟斷）；私（市場）即是公（大多數人福祉）。當一個社會的大多數成員愈是不相信他們的政府有可能創造一個集體共享共榮的環境，當一個社會的大多數成員愈是認為政治是骯髒污穢的，他們就愈可能會相信市場虛構，也愈將政治託歸於市場。這正是1980年代的情形，新古典經濟學家在經濟決策圈之竄起，相當程度呼應了廣大社會中要求轉變的心聲。當另一場危機席捲而來時，台灣發展型國家又面臨一次重大轉變，「計畫自由經濟」典範搖搖欲墮，這次要求全面自由化的呼聲更加強大。(97)

 

 

第四章 新⾃由主義者的勝利

本章將說明，蔣碩傑等新古典經濟學家並沒有預見歷史的走向，他們看來領

先時代的主張其實大部分是基於錯誤的前提和偏執的理論；但弔詭的是，竟然有

部分觀察誤打誤撞是對的。然而，儘管結果對，仍不代表他們對如何產生此一結

果的因果關係有正確的理解。其次，他們的處方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其實正是危

機惡化的原因之一。第三，金融自由化以一種超乎蔣碩傑等人想像的方式發展。

在一個資金自由流動的世界裡，市場並沒有解決資金稀少的分配問題；相反的，

當資金全球流竄時，它的供給無限制，再也不需要分配（只要你付得起價錢）。

各國政府甚至不斷用印鈔票來解決一個又一個的流動性危機。這個金融化的世界

諷刺地顛覆了其催生者「貨幣供給需要嚴格管控」的信仰（蔣碩傑是一個堅定的

貨幣主義者），而各種可能的後果，正等待著我們去承受。(101)

 

以西方經驗為對照，我們不難看出台灣處境之特殊。在西方，貨幣市場發展 在前，貨幣主義革命在後。但〈研討〉事實上是將兩個層次的市場化——實際運 作的市場以及意識形態的自律市場(self-regulated market)——混淆在一起，要求 畢其功於一役。2 這其實給予台灣新自由主義者非常大的意外優勢：建立前一種 市場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被不正當地偷渡來支持後一種市場。當經濟活動及分工愈 來愈複雜多元，金融部門的開放、市場化及自由化是「不論如何都會發展起來」 (Wade 1990: 160)，尤其是考慮到台灣金融部門過去被國家高度壟斷的情況。然 而，這應該跟「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市場㔁條毫無關聯，就像美國有龐大 而活躍的貨幣市場，但不妨礙 1933 年銀行法(Glass-Steagall Act)對定期儲蓄⬀款 設定利息上限（即所謂 Regulation Q）。(104)

 

註２：關於「實際運作市場」及「意識型態市場」的區分，人類學家 Daniel Miller 也有類似主張。他 認為應該「徹底區分由經濟學家所建構的、作為儀式與意識型態系統的市場，以及實際市場中的 經濟行為」(Miller 2002: 224)。基本上，這反映博蘭尼式的思路：真實的市場鑲嵌在各種社會關 係之上，與想像中「市場自我調節」的觀念對立，後者是一個十足的烏托邦(Polanyi 1944: 3)。(104)

 

這個共識最主要就是對通貨膨脹的恐懼。台灣在總體經濟政策上獨具風格的特色，源自於國民 黨在大陸時期濫發貨幣引致財政金融崩潰，最終丟掉政權的創傷經驗。自此之後，控制通膨幾乎 成為國民黨執政最重要的守則與執念。這是單一歷史事件經過積澱之後轉化成結構力量的好例證 (Sewell 2005)。(105)

 

財金貨幣當局雖然經常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批評為過度重視 經濟發展，但實則有不同於經建計畫單位的政策典範及自主決定政策優先順序的 權力。(107)

 

新古典經濟學家的認識前提是抽象、簡化的市場模型，他們要求按照模型的 樣子來打造世界；世界必須遷就模型，而非模型遷就世界。…相反的，官邸派或是絕大多數一般人的認識前提是從實際運作的市場出發。 在現實中運作的市場一向都是各種經濟的與非經濟的因素混雜在一起，不可分割 地共同發生作用。(109)

 

若撇開辯論時各自表述的內容，專注於雙方 辯論時形成的「誤解」，卻透露許多新而有趣的訊息。因為「誤解」反映的不是 雙向交流，而是己方不假思索、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或「認知框架」。基 於誤解總是一面倒地由新古典經濟學家針對專欄派，而不是相反；同時出來喊冤 澄清的責任總是落在專欄派身上，這隱約地暗示，新古典經濟學家愈來愈能夠主 導、界定台灣社會大眾對於何謂「市場」、「國家」及「政治」的感受(sensibility)。 他們總是能將高度建構的意識形態呈現為毋需多作解釋的事實，而專欄派雖然不 同意，卻感到辯解得愈發吃力。這對新自由主義之崛起而言，可是不小的優勢。(112)

 

強國派自認不是主張管制與保護的，而 且從來也沒有反對過自由市場——將政府干預與自由市場對立、凱恩斯學派與自 由經濟學派對立——無異將他們打入反改革陣營。雙方關於市場化、自由化的 最大差異，在於政策優先順序與速度快慢。(114)

 

國家在政治、社會與文化領域的管控失去正當性，連帶讓惡棍國 家觀更加普及化，從而更鞏固新自由主義者對「國家經濟角色」之定義。(119)

 

經濟利益分配是一道困難的政治習題，(不是) 交付市場就可公正裁決。(121-122)

 

但是，維持「市場化、自由化會打擊特權、帶來公平正義」的幻覺非常重要； 這讓新自由主義的新生力量能在 1980 年代後期與政治民主運動及崛起中的市民 社會相互支援；9 另一方面，它與金融資本壯大的現實關連同樣重要。這兩種物 質效果使得 1990 年代的國民黨得以在李登輝的領導下從事政治轉型，將新自由 主義的經濟積累政策與民族—民粹的霸權計畫結合起來，與新崛起的資本家勢力 和本土政客結盟，將舊政權勢力推出核心（王震寰 1996）。換句話說，新自由主 義意識形態在 1990 年代將跨越藍綠、統獨的社會鴻溝，成為真正的「台灣共識」； 其根苗在這場辯論中已經初來乍現。(122)

 

「蔣王論戰」真正重要的意義在此：在國民黨政府被迫需要改 變的最後一刻來臨之前很多年，新古典經濟學家即不放棄任何機會，不斷地遊說、 說理、宣傳及恫嚇，改變人們對於市場、國家及政治的想像。這不單單只是提倡 自由化的政策內容而已（沒有人反對這些內容），而且是關於理解的認知框架 及分類標準（如自由市場與人為干預對立、政治與經濟對立、國家的定位等）。 當需要立即行動的那一刻終於來臨時，人們自然而然透過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製作 的濾鏡來看世界。但「蔣王論戰」的另一個重要意義也在於，如果自由化勢在必 行，那這場論戰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也並非唯一途徑。(123)

 

台灣總體經濟失衡的危機，事實上是美國財政危機及其金融 化的一個延伸（更根源的危機則是福特主義積累體制的崩潰），共同構成了美元 跨國（惡性）循環的一部分。金融化是一齣雙人探戈舞，缺少一邊配合都不行。 巨量外匯盈餘不是台灣當局的政策目標，而是美國財政赤⫿引發的貿易赤⫿所強 加於台灣的；既不是台灣自身貨幣供給過於寬鬆的問題，也不是信用分配血管阻 塞的問題。(138)

 

總結來說，大量出超累積的外匯盈餘又碰上國內投資意願低落及儲蓄率偏高， 國際結構因素與國內長、短期因素加總，共同造成積累過剩與消費不足，也是這 場總體經濟失衡危機的病因。那麼，這場危機又是如何消失的呢？(140)

 

總結來說，1980年代末期的自由化措施並未如新古典經濟學家設想的那樣， 讓失衡的總體經濟恢復市場均衡。「外銷導向」積累體制是藉著產業升級、空間 替置、時間替置三種策略維繫成長動能，並將危機暫時替置到未來，並以產業邊緣化、通貨緊縮（投資與消費不足）、薪資停滯及金融化的危機形式重返。(143-144)

 

於是，新古典經濟學家的輝格史觀將新自由主義在 1980 年代的勝利，視為 是對那場危機唯一、必然的理性回應，是一件昧於事實的迷思。首先，1980 年 代事實上有兩種「自由化」的想像在互相爭辯與纏鬥，是強國派及官邸派在控制 著自由化的節奏與速度，而非新古典經濟學家。其次，新古典經濟學家經常昧於 經濟現實，他們的政策建議往往是危機惡化的一部分。第三，自由化政策的效果， 也不是以新古典經濟學家預期的方式在運作。但是，最終是新古典經濟學家贏得 了對於「現實」的詮釋權，重新解釋了歷史。(144)

 

第五章先回答一個實際的問題：台灣金融 化的程度到底有多高？金融化程度反映新自由主義改變、轉化經濟的效果。第六章跳脫政策典範的角度，從一個更基礎、更物質的角度，觀察資本市場的「展演 性」(performativity)如何被會計技術所打造出來，並成為金融化的導管？當金融 化的擴散機制乃是透過極為技術性、中立性、細節性的財務會計工程進行時，它 的推進往往難以察覺，於是根本也無從反對！基於這個層次的觀察，本論文對於 發展型國家抵抗新自由主義的能力，認為不容過度樂觀。(144-145)

 

第五章 ⾦融化降臨

近幾年台灣房地產飆漲，跟台商資金匯回台灣不投入實 際生產，卻從事金融及房地產的投機性操作有密切關係，譬如頂新集團透過發行 台灣⬀託憑證(TDR)所募集之資金，吃下台北一○一大樓的二成股權，再用一○ 一股票向銀行質押借款買帝寶豪宅，並進行味全三重廠地目變更案以興建捷運豪 宅，此過程中運用高度金融槓桿，大部分是借銀行及社會大眾的錢來進行炒作。 現實中受到高度關注的政治及社會議題，如文林苑都更爭議、大埔農地徵收、 ECFA、服貿協議、桃園航空城到自經區等重大社運、學運參與的抗爭事件，它 們的共同點都是金融遊戲，都跟頂新集團炒地皮一樣，涉及資本跨境移動與金融土地操（炒）作，從而都是金融資本運作的一環。(147)

 

根據 Harvey(1989)與 Arrighi(1994)對新自由主義金融化的討論，我們可以預 期「全球生產分工與整合」與「金融化」之間有緊密的關係，兩者互為彼此的工 具和目的，亦即，跨國企業要透過金融化的方式才能有效從事全球生產之分工及 整合；反過來說，跨國企業也透過全球生產分工與整合來壓低生產成本，以達成 「股東價值」不斷提升股利和股價的嚴苛要求。(152)

 

各圖表之測量皆顯示，台灣經濟「金融化」程度在近幾年出現大 幅上揚，但是國家的管制能力與政策並未出現重大變化，這意謂著過去研究在概 念化及方法上都是有問題的；換言之，台灣的發展型國家擁有控制國際短期資金 進出的政策自主性及監控能力，不代表它就有充分能力抵抗新自由主義金融化的 侵蝕。但如果台灣經濟「金融化」是一個可以被證實為真的現象，那麼何以致之？ 又是透過什麼方式發生？(156)

 

（從政治鬥爭及利益重分配的角度看金融改革）台灣不同之處在於，新自由主義在李登輝主政時期已經是一個強勢的 意識形態，但以國民黨既有盤根錯節的政商關係來說，一個穩健、緩慢、長期推 動的新自由主義策略才符合其利益，不致於攪動太多既得利益結構與安排。但這 對於挑戰者來說便不是如此，一個激進的新自由主義綱領既可以正當地摧毀對手 賴以生⬀的舊結構，又可以佈建新的政商關係及統治基礎，尤其對於弱勢執政以 及缺乏企業界人脈的陳水扁政府而言更是如此，這正是一次金改與二次金改的背 景。值得進一步分析的是，在新政府中，新古典經濟學家和發展官僚派系之間勢 力的升降以及各自政策典範的演化與轉變。(158)

 

為了預防日後重演本土性金融風暴中銀行與財團之間的不正當關係， 2000 年以後陸續推出一系列高正當性、道德性的公司治理改革措施，如企業治 理、獨立董事、保護投資人措施、防止內線交易、強化信用評等機構監理、強化 股市資訊的即時性與透明度等等，這跟下一章分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 改革是同步併進的。任何人都很難認真反對這些改革，也很難說這些改革是為金 融資本服務；但這些制度改革以英、美外部控制為主的資本市場模式為範本，強 化了外部投資人的權力；更重要的是改變股市及企業治理文化，興起一股模仿美 式金融化策略的風潮（譬如企業爭相赴海外發行公司債，以此為「好」企業的標 誌）；從此發展型國家以銀行為核心的融資體系逐漸衰弱。(159)

 

我將在下一章集中探討第(2)點：與公司治理改革同步併進的市場基礎設施 改革，也就是「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在台灣的引入及全面實施。它的意義在於為本章開頭提及的諸多金融＼土 地炒作策略，在會計準則上提供了一個堅實的正當化理由及運作基礎。看起來非 常技術理性導向、細節與中性的會計制度，實質上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正當化 從金融資本的「清算」角度看待所有資產的觀點及策略。這是金融化擴張的重要 機制，也踏入了 STS 領域(Callon 1998; MacKenzie et al. 2003; MacKenzie 2006)， 考察「市場」透過各種科技、程序、模型、計算機制被建構出來的過程，因為新 自由主義，特別是「金融化」，透過各種衍生性商品及創新而複雜的業務，往往 是在這個層次上運作。

 

從根源上來看，台灣近年來接上「國際潮流」，廢止適用二十餘年的會計準 則，全面推動「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引入，讓台灣資本市場的基礎設施與全球標 準「齊一化」(harmonization)，透露了什麼訊息？

 

這顯示新自由主義在後金融危機時期的擴張策略已變，「金融化」透過推展 全球治理準則(global governance standards)、最佳範例(best practices)而進行，建 構在以市場為核心的想像之上，並涉及全球＼地方雙向的模仿＼脫勾之複雜過程。 透過重構金融市場正當化、不假思索的基本遊戲規則，全球金融資本打造了一個 有利於其擴張及滲透的舞台。(159-160)

 

第六章 想像的價格，想像的市場

本章談論一種非常特殊的正當性：會計準則(accounting standard)。…。看來單純無比的技術 理性往往是最具意識形態的建構，它是金融化的渠道，具有強烈的政治經濟分配 效果，但是透過會計理性的展演(perform)，這些分配效果看不見，也無從反對。(161)

 

本章將會計視為一種制度、論述和實踐，鑲嵌於特 定政治經濟結構以及其他制度、社會關係與實踐之中(Hopwood and Miller 1994)。 換句話說，它的規則、分類、概念框架和變遷並不基於任何堅實、必然的理性， 僅僅只是制度化的結果，反映並正當化既有的社會安排及權力關係。這意味著會 計準則潛在具有多樣性（譬如可以有對勞工及環境友善、非以利潤率為核心的會計制度）(Gambling 1987)，當人們對「公司」及其組成份子的權利聲稱有不同想 像時，會計制度就隨之改變。於是，它也發揮認識論的功能，透過概念體系提供 一套分類範疇（如經濟＼非經濟事物之分）和看待事情的方式，讓某些事被看見 (visible)，也讓另一些事看不見(Young 1996)。最後，它也是一股塑造歷史、促進 特定政治經濟利益的積極力量(Miller 1986; Miller and O’leary 1987)。(161-162)

 

不必是股市專家，任何菜籃族都知道，「市價」瞬息萬變，早上下午不一樣， 成本價則相對穩定。為何前者「公平」，而非後者？在「想像價格」(imaginary prices) 背後支撐著的是「想像市場」(imaginary market)(Bromwich 2007; Benston 2008; Power 2010)。提倡「公平價值」的一項核心動機，是去除掉所有人為操縱、干 預價格的可能性；而多數人參與、有秩序交易而決定的市場價格，是最少操縱的 價格，因而也最「公平」，這是將價格「可靠性」置於市場的集體判斷。如Barth(2007) 所言，過去會計的「可靠性」以交易活動為中心，以活動紀錄的「可驗證性」(verifiability)為基礎（也就是「歷史成本」的基礎：每一個歷史成本都紀錄一項 交易活動），但這個觀念落伍了，會計「可靠性」應該以忠實反映(faithful representation)市場價格為基礎。(163-164)

 

援引Baudrillard(1983, 1994)關於「擬仿」(simulation)及「擬仿物」 (simulacra)的理論，認為整個公平價值會計(FVA)其實就是「擬仿物」，在不斷複 製之中取消了真與假、事實與想像的分隔，並反過來界定什麼才是「真實」； Power(2010: 201)也同樣認為，公平價值的真正基礎其實不是「可觀察市場價格」， 而是第三級輸入值，也就是模型估價。更準確地說，「可觀察市場價格」在許多 情況下就是模型估價；三層訂價階序其實不是方法上的差異，而只是流動性差 異。(165)…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3 在強大政治壓力之下步步退讓，但倘若允許太多自由裁量空間，公平價值與「外在、客觀市場」的連繫就會斷裂， 一旦如此，其「虛構」及「想像」的特質以及主觀性和易受操縱性(Bromwich 2007) 都會暴露，所謂「市價」也就喪失公信力。在相當狹小的迴旋範圍內，IASB藉 著重述各種技術性定義、程序、步驟及規則，盡力維持與「客觀市場」間細如髮 絲般的連繫。此一策略正體現了Callon(1998)所說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 透過展演一套技術性規則，建立體系的正當性。

 

於是，損益表與資產負債表的主從關係也顛倒了過來。在歷史成本會計中， 最重要的是損益表，因為它紀錄了企業經營活動，這是產業資本關切的核心；資 產負債表只是一份被動與附屬的文件，靜止的資本⬀量被視為延遲的成本，等待 在未來被釋放進營業活動之中（也就是損益表中）。但 IFRS 則是以資產負債表 為核心，它的變化帶動損益表內的變化，在綜合損益的概念下，不再獨尊營業所 得，根本地改變了原先關於利潤來自營業活動的看法。(168)

 

法國調節學派(Régulation School)指出，不同資本主義階段所形 成的積累體制(regimes of accumulation)需要相應的調節模式(modes of regulation) 作為制度化的穩定機制。從此觀點看，二次戰後到 1970 年代末期的福特主義對 應歷史成本會計，1970 年代末期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則對應 IFRS。透過重構資本 市場的基礎建設，它促進金融資本更快速、無阻礙的流動，也再現與正當化一個 金融資本主導的世界圖像。(168)

 

IFRS 的引入與實施還提供了一個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相 互角力的場域。國家機器並非鐵板一塊，也不是內在協調一致的整體，每個部門 在各自的結構位置上有不同根深蒂固的立場、既得利益和運作邏輯。它們各自對 「金融化」的接納及抗拒程度也不同：金管會是主要的倡導推動者；財政部基於 稅收考量時而配合、時而抗拒；中央銀行在涉及外匯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開放上經 常扮演採煞車的角色。(169)

 

從歷史成本法轉為公平價值會計，IFRS 的精神是即時揭露、反映資產的「客 觀市價」從而促進市場更有效率的運作。但實際引入時卻帶來意義的微妙轉變： 行動者可以藉著操弄市價與成本之間的巨大落差，從而玩弄數⫿魔術並炒作股價； 這弔詭地顛覆了公平價值原先創設的精神正在於避免人為操縱市場。(170)

 

以上呈現金管會和保險業者繁複的利益精算，無非是要凸顯 IFRS 引入的過 程絕非只是充分揭露資訊、強化市場機能而已。公平價值理想化的評價系統（前 文所述的三級輸入值）乃是「鑲嵌」在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及政策保護 之上。金管會也強調「採公平價值者須全數委外估價，且 10 億元以上須找兩家 以上鑑價機構」，行禮如儀地「展演」(perform)出客觀市場的假象，讓市價看來 是「公平」的；然而，整個遊戲規則從誰被允許採公平價值，誰不被允許；哪 個項目該跟哪個項目扣抵等等，都是人為介入、討價還價、精心算計之後的結果。(172)

 

這些操作之所以可能，關鍵在於 IFRS 核心「公平價值」既是現金流量折算 現值的結果，也就可以透過各種金融化的策略加以操縱，魔術般創造出帳面突然 爆增的現金流量。這也讓我們回到先前的論點：決定公平價值的三層體系（輸入 值）其實不是從可觀察市場指標漸進到不可觀察之模型，它們通通都是訂價模 型，都是特定預設之下的結果，也都容易受到人為干預及操弄(Power 2010; Bougen and Young 2012)。(173)

 

制定 IFRS 的單位目前名稱叫做「國 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以下簡稱 IASB），其組織歷經多次改變與重組，但不變的 是，它是一個私人單位，最早是由一群由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的執業會計師 所組成，根據專門研究其歷史的 Camfferman and Zeff(2007)，其歷任主席都是從 六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中選任，如安侯建業(KPMG)、安達信(Arthur Andersen)（後因捲入美國能源巨擘恩隆公司的財務弊案而倒閉）、普華永道 (PeicewaterhouseCoopers)（經過合併）、安永(Ernst & Young)、德勤(Deloitte & Touche)等等；它的幕僚群也多出自於這些公司，其次是商業團體。可以想見， IASB 所制定的準則，多少反映這些國際大會計師事務所所代表的商業利益。(174)

 

這 些專家被人們認為「戴著很多頂帽子」，其中「準則制定者」的專業及公共帽子， 替他們在商業競爭上帶來極大利益(Botzem and Quack 2009)；他們一邊審計商業 公司的帳冊，一邊替這些公司的帳務管理提供顧問服務，最後另一邊又制定整個 會計與審計的遊戲規則。研究者也發現，會計準則制定的過程並不是枯燥、純粹 理性的技術工作，其中充斥了勾心鬥角、利益交換與政治協商(Camfferman and Zeff 2007: 990)；但由於 IASB 能夠將其界定為一件只有專家才能討論與決策的 工作，成功地排除政治力干預與公眾監督，於是商業利益更能在專業的掩護下進 行。(174)

 

會計準則標準化的推動結果，將是東亞發展型國家以銀行為中心 的融資模式之衰亡，及其「英、美模式化」(176)

 

台灣，由於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認識論及真理體制，更由於經過時空替 置後的「外銷導向」積累體制，恆常陷入產業邊緣化、通貨緊縮、薪資停滯及金 融泡沫化的危機之中，需要不斷進行新一輪的時空替置以續命；金融基礎設施改 革被視為是另一個促進金融發展、追英趕美的重要工具；於是，台灣大部分是自 己主動接受並推動會計革命。這是典型「新自由主義為體，發展型國家為用」的 策略。在 IFRS 上路之後，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的查核與審計市場已有八成以上被 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所壟斷（作者訪談），同時也成為金融化的重要管道。(177)

 

最後，放在國際金融的政治經濟學脈絡，會計改革是最保守、對全球金融資 本最有利的改革策略，成功移轉了關於國際金融體制改革方向的探討，打著會計 透明化的旗幟，可以迴避對避險基金與境外金融中心（或俗稱避稅天堂）更緊密、 強化的監察；迴避許多衍生性金融商品是否必要的問題；也迴避了對國際金融體 制進行更實質的改革。(177)

 

新自由主義靠共識、說服、誘導 與自由來保持它的影響力。就如 Harvey 所說，它訴諸我們的直覺與本能、價值 與慾望，以及世界中蘊藏的機會與希望。(178)

 

（另一種發展可能）如果重點是美好而有意義的生活，而非盲目追求經濟成長數⫿，那麼資源將 不再一昧投入外銷部門，追求出口、投資及再出口與再投資的循環擴大；資源將 思考如何用在促進本國人民的生活與消費，使之更平等且人人更有能力實現自己 的潛能與夢想，即便經濟成長數⫿不再亮麗。

 

於是，除了市場化之外，還有很多消化巨量外匯⬀底的方法，譬如建構普遍 的社會安全體系（吳泉源 1993）、擴大公共投資用以促進科學、文化與㔁育的提 升、產業與技術升級、勞工再訓練及再㔁育、促進女性的就業及職場保障、從事 環境保護與污染控制、發展社區組織、降低區域不平衡、投入住房的公共化與去 商品化、扶植長期被忽視的農業等等。

 

這些措施的共同點，在於將生產到消費的經濟循環「再內部化」，讓內需重 新成為經濟成長的目標與動力，不再完全依賴外銷，也不再依賴他國終端消費者 的購買慾來維繫；如此才是根本矯正「外銷導向」積累體制總是傾向「積累過剩 與消費不足」的困境。(190)

 

西方研究展現清 楚的歷史斷裂或延續，但台灣個案常常斷裂中有延續，而延續中有斷裂；許多政 策必須仔細區辨究竟是「發展型國家為體，新自由主義為用」抑或「新自由主義 為體，發展型國家為用」，這指出台灣個案的複雜性。(194)

 

由上述對整本論文的摘要綜覽，以及第 179 頁的總表可以清楚看到，隨著台 灣逐漸新自由主義化，經濟系統的正當性基礎也從中國民族主義轉變為新古典經 濟學，再演化至後金融危機時期的新全球市場準則。為什麼有這樣的轉變？本論 文提出的因果機制是：(1)歷史重大轉折經常出現在有外在重大危機來臨之時；(2) 行動者不只被動因應，更是主動理解、詮釋危機的性質、從哪裡來、該如何解決 等等；並積極說服與動員社會力量，進行政策典範的政治鬥爭，這最終造成正當 性基礎的轉移。此一劇本(scenario)同時也隱含著一個新博蘭尼(Neo-Polanyian)架 構下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視角。(194)

 

簡要地說，所謂「新博蘭尼」架構，立基於商品化—反商品化的「雙重運動」 命題之上，但更注重反抗運動之「能動」(agency)如何構成的政治—文化問題。(195)

 

在這個「反向」的雙重運動中，市場擴張的政治計畫基於何種正當性基礎以 召喚、取得人民的「同意」，成為關鍵問題。而 Polanyi 本人則從未預期會有這樣 的發展。他以為自律市場在 1930 年代的失㓿是最終定局：人們已經認知到市場 烏托邦是危險的，需要被管制(Polanyi [1944] 2001: 142)。這也關連到 Polanyi 在 㔀述「雙重運動」時明白的倫理預設：市場化在倫理上是惡的，反市場化是善的。 然而，對二十世紀許多尋求解放的社會運動而言，此一倫理立場未必為真。譬如， 新左運動批評福利國家官僚化造成的壓迫、反帝及反戰運動批評第一世界國家的 保護運動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剝削來源、女性主義批判「家庭薪資」(Family wages) 中蘊含的父權壓迫等等(Fraser 2013: 127)。這指向「市場化」與「社會保護」兩 者在倫理上的曖昧性(ambivalence)，人民未必總是要求社會保護而反對市場，對 兩者的評價是開放而受到多重詮釋與爭議的。(196)

 

換言之， 雙重運動使得經濟體系的正當性議題更加重要。(197)

 

如果要用一句 話來總結我的發現，我會說：新自由主義不僅僅反映資本家透過全球連結而壯大 的勢力，不僅僅是跨海峽政商集團，也不僅僅是階級剝削的惡化與加深；它還根 源於一個共同體的道德與政治秩序的內在缺陷。當我們對政治失望，不願承擔公 共事務與集體命運時，就會轉身追求一己利益，相信叢林法則比互助合作好。(197)

 

發展型國家的轉 變不僅是結構改變的產物，也是行動者在面對關鍵危機時刻採取的積極詮釋、策 略因應與政治鬥爭。…在新觀點之下，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不是必然趨勢，而是一個許多偶然因素聚 合、充滿不確定的政治過程。它的維繫需要霸權(hegemony)，亦即端視人們是否 持續相信關於國家、政治與市場的特定觀念，而後者又與新自由主義製造危機 以及解決危機的能力息息相關。(198)

 

本論文以台灣為個案，展示新自由主義化的歷史變遷必須區分各種層 次，也是延續與斷裂並⬀的複雜過程，與西方研究大多呈現清楚斷裂或延續不 同。(199)

 

這兩本著作都是西方理性主義傳統下的產物，它們討論的案例，都各自擁有 獨特而清晰的現代性傳統。在第三世界國家，我們不見得找得到如此清晰 而完整的理性化策略，研究者經常面對的是：處於冥界(limbo)狀態、缺乏適當認 知與規範架構來理解的本土經驗與實踐（如尹仲容在不同情境下看似前後矛盾的觀點與決策）；各種來自「先進國家」的後設語言被破碎、扭曲地引入，且雜亂 地併陳及套用（如蔣碩傑、王作榮各自引用貨幣主義及凱恩斯的權威）；作為指 導及規範的原則是一套，但實踐中的規則是另一套……等等。這挑戰著研究者如 何將經濟秩序從此一「非理性」基礎中導出。(200-201)

 

最後，經濟社會學與 STS 也不足以提供適當的概念讓我們批判發展主義、 經濟學與西方現代性中的強制與虛妄。我訴諸了 Foucault 及後殖民理論來幫忙 「看見」這段經驗。這顯示，我們欲掌握經濟制度與行為的意義時，須留意更深 層的慾望及想像的建構作用。(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