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政治研究的歷史轉向： 地方政治實踐邏輯與威權侍從學術典範的反身性回顧

程天佑。「地方政治研究的歷史轉向： 地方政治實踐邏輯與威權侍從學術典範的反身性回顧」。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19。https://hdl.handle.net/11296/xg3k36。

 [摘要] 

這些著眼於實踐過程，能意識到人情規範如何影響、甚至決定動員運作的研 究，給予我既有認知外，另一種理解政治慣性的可能方式。政治慣性不只能做為 統治機器的延伸與殘餘，不只能被認為以利益交換為基礎的政治動員模式，還可 以是從社會規範與文化慣習所伸展出來的實作習癖。

 

如此一來，從社會人際邏輯所推導出來的解釋，不僅挑戰了主流觀點對政治 慣性其根源與邏輯的兩個定性，甚至還更根本地動搖我們將它視為民主發展「問 題」的方式。或許政治慣性之所以持續存在並發揮作用，不是威權統治的遺緒難 以根除，也不完全是政治權力向利益妥協的必然，而是台灣社會的人際邏輯對政 治實踐根深蒂固的影響（涂一卿 1994：144-148）。（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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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爬梳整理至此，我依稀察覺到了一個學術發展的弔詭，即主流觀點明明存在諸多缺漏，卻沒有受到什麼嚴峻挑戰，就被大多數人所接受而成為通說，並延續至今。反之，為什麼關注文化成因與實踐邏輯的研究，在我看來能更精確地掌握現象，卻隨著時間被學界逐步遺忘。學術發展不應該是循著優勝劣汰的邏輯推進的嗎？

 

當然，我們並不能說主流觀點最初贏得多數人的支持是弔詭的，至少政治慣性延續，在多數重要作品誕生的 90 年代當時並沒有辦法預見。當時的學者相信威權體系對政治實踐樣態的影響仍是合理揣想。我們也可以假設是這種信念，讓學界忽略了有關政治慣性運作細節與主流理論的不匹配之處。但在今日，許多地區的政治現實，早已超出主流理論可能的解釋範圍，其論點的漏洞顯露無疑之時，學界卻仍舊沒能重新拾起對於文化成因的重視。或者認為政治慣性的性質已有定論，或者認為它與威權統治一起走入歷史，把注意轉向選舉制度與行政區劃的變遷，繼承／延續主流觀點對政治慣性，乃至其與民主發展的關連的看法，而忽略現實與他們沿用的理論間不能彌合的落差。

 

總之，地方政治慣性的主流解釋至今沒有被檢討，或至少對理論與現實不吻合的事實沒有得到相當關注，這樣的學術現狀本身，實是一個值得探究的現象。（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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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參與經驗與學術知識間之斷裂，並不是因為學術研究跟不上現象的變遷， 而是因為我習得的是依照 90 年代初期形成的威權侍從典範所鋪排的，教科書化 （pedagogic）知識。（頁15）

 

典範忽略文化規範，強調威權統治與政經結構的解釋傾向，與當時的民主化 運動以及研究學群的組成有關。典範的解釋可以說是鑲嵌在特定一代人對台灣政 治進程的整體想像／信念之中，其意義甚至超過了認識政治慣性本身，以至於在 典範的理論逐漸失去對事實的掌握之時，卻仍沒有被推翻。反過來說，正是為了 確保支撐政治進程想像／信念的理論邏輯圓滿，才使得政治慣性必須以特定的方 式作為民主發展的「問題」來理解，而導致了著重文化規範的理解被忽略甚至拋 棄，從而造就當今理解地方政治慣性的盲點。（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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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文獻回顧，沒有學術史。→如何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反思當下的知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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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宗族運作為出發的比較中，我們 可以看出社會結構與社關係如何受到宗族組織的影響，而這又如何同時導致了不 同的人民對公共事務參與以及政治動員的形式，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參照。(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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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訪談人類學者與省議 員所得的資料，Lerman 指出了地方政治菁英與派系用以收攏群眾的資源從何而 來。如果在地方，掌農會與鄉公所的控制權是最主要的途徑，他們於此便能決定 農業貸款的發放、收購稻米的價格，或者哪裡的道路優先鋪設等等38。如果在省 議會，議員則會透過決議案來促使省政府幫助他們的支持者。除了透過公職所能 調動的資源外，也時常可見政治人物動用自己的資產或甚至專長來拉攏支持39。(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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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乃德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第一個從威權主義的角度認識地方政 治，或者引入侍從主義來理解地方政治運作的人，但他的確是在威權主義政權研 究的取徑中，能顧及各種面向不同類型的文獻，統整出最好答案的人。這個豐滿、 具有說服力的答案，因為應合了特定的時代背景廣為流傳，而開啟了本土地方政 治研究從威權統治來理解政治實踐的同時，卻也悄然地掩蓋了認識地方政治的其 他可能。(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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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看到社會邏輯的研究者來說，選民服務、跑紅白帖是社會關係積累、維繫的冗長過成。社會交往講究的是關係的培養，而不是利益的對價關係，交往中固然涉及利益，但卻不能簡單的把一切行動化約成以利益為基礎的運作機制。

 

由於『人情』的價值難以計算，即使回報了對方，他的『人情債』還是没有了結。因此，不管是『投桃』或是『報李』，人情關係在中國社會所具有的意義，除了實質性『桃』與『李』的價值外，更重要的是，它促使得人情往來的雙方，進行了一種來來往往的持續性社會互動，而透過持續互動的過程，人情往來的雙方，也持續維繫了一個合諧與親密的相互關係。這種合諧與親密的關係與經驗，最終又成爲彼此在未來相互合作行動上的期待與預期。因此，中國的『人情」概念所具有的社會意義，是超乎於『公平法則』或「利益法則』所能涵概的指渉範籌。它所強調的是一種在差序性結搆的人際社會關係中內，維持人際和諧及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涂一卿，1994：108）

 

社會關係不是利益本位，不把行動者視為中性可以輕易改撤的單元，而是講求在交往過程培養的個性、特殊連帶，是一種相互信任及義務關係的建構過程。物質利益只做為表現誠意的手段之一，更重要的不是利益本身，而是一種能建構起人際信賴的行動。（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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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不是利益交換，如同親情不是親子間的交易。人情是關係的邏輯，而不是交易邏輯。(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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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這種定義人際關係的概念被行動者當作行事衡量準則的現象中可知，對行動者來說，地方政治動員（乃至地方政治實踐），並不是依循民主政治的範疇規則來運作，而是依循社會範疇，人際交往的規則來運作(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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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並不應該被視為殘餘變項（吳芳銘），卻反而最根本的決 定了行動者對於政治行動的理解，以及整個場域的運作規則。(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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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來研究地方政治的西方學者不再關注這 個議題，且漢人社會研究的重心轉向中國，另一方面則是本土人類學者對地方政 治議題的放棄。(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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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0-1980 從產出台灣地方政治研究的西方學者不再關心這個議題，而年 輕一輩的西方學者將重心轉移到中國之時，唯一還可能為這個立場辯護的就只剩 下繼受到漢人社會研究傳統的本土人類學者了。然而，本土人類學圈卻自己放棄 了本來應能很好把握的，對地方政治的研究及這對些議題的話語權。

 

如第二章所指出的，本土的漢人社會研究在 1970 的發展初期，是有著對於 政治議題的關注。雖然徐正光、莊英章等人對鄉村的政治實踐考察與 1970 年代 的西方學者研究相比仍顯得素樸，但與其他本土漢人社會學群中萌芽的宗族、宗 教等子議題相比卻並不遜色。

 

然而隨者其他子議題在台灣日漸茁壯，不再只是單向的接收知識，而能對西 方學者的觀點提出批評之時，不僅徐、莊等人類學界從事地方政治研究的先行者 都不再繼續關注這個議題，整個台灣人類學界甚至也並不關注 Jacobs、Crissman 等更晚近的，關於台灣地方政治實踐邏輯的學理化討論。

 

可以說地方政治議題雖然在 1970 年代初與漢人宗族、宗教議題一起冒出了芽，卻沒有和後者一樣長成一支具有明確的 puzzle-solving 模式的子學門。這使 得即便在 1980、1990 年代，人類學界仍零星有研究者如黃宣衛（1983）、陳祥水 （1999）等產出以地方政治為主題的研究，卻並沒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及理論觀點 可以做為引申或辯駁的基準，因此或者顯得零散而沒有清楚的問題指向，或者直 接跳進別的研究典範所鋪設的問題中。

 

地方政治沒有在人類學門長成一支獨立研究議題的事實，還可以從人類學界 的學術史回顧中看出來。人類學是相當慣於反省的學科，所以他們對於自身學門 的研究發展回顧也做得特別認真。在 1980 年以後，論及漢人社會研究發展的學 術回顧文獻就至少有六篇168。這六篇文章大多仔細梳理了漢人社會研究從西方到 本土的發展淵源、解釋的辯論及觀點轉向等等，但他們卻同時、完全地忽略了 Jacobs，以及 Gallin 與 Crissman 對於地方政治的相關研究。或許我們說台灣人類 學界在他們的自我認知敘事中，刻意選擇了遺忘地方政治研究的歷史也並不誇張。

 

本土人類學界選擇拋棄這個本來比其他學門還有更深厚的理論與經驗積累 的議題的原因我們已經難以得知，但因為對敏感政治問題的忌諱，而在選擇主題 時自我審查確實是可能的原因。或許 Jacobs 在 1980 年被指控涉及林宅血案，而 被驅逐出境，也是台灣人類學界避談他的研究的原因之一。

 

但不論原因為何，人類學者幾乎完全在 1990 年代的地方政治討論中缺席是 不爭的事實，這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文化/社會成因在當時論辯中所呈現出來的樣 貌。雖然 Jacobs、Gallin 等人的作品仍然時不時會被當時的研究者所提及，但它 們或者只是被剪裁後用來當作支持論述、無關緊要的小註腳，或者只是被扭曲成 扁平失真的人情論，而並沒做為一個嚴格意義上具有挑戰性的觀點出現。換句話 說，人類學的觀點之所以看起來這麼弱勢，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親自參與到當 時的討論中，我們有印象的文化成因解釋也就多半只是捏造出來的假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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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這種價值判斷先行的研究意識，關心民主政治的成敗多過於政治行動邏

輯，研究者用民主政體的公/私範疇界分所衍生的政治道德作為評判標準，把侍

從主義連帶視為政治運作中導致腐敗的徇私行為。…因為對於民主政治的終極關懷，使研究者固守一定的價值判斷，這種堅持導 致其不能體察、接受另外一種社會結構、文化下的政治邏輯存在的可能；因為政 治科學的行為主義轉向，使他們逐步放棄對於政治結構的理論企圖，轉向仿擬更 「自然科學」的研究形式，最終使侍從主義連帶做為一項變因而存在。

 

這兩層因素使得政治科學並不理解侍從主義連帶本身，而是幫侍從主義連帶

在民主政治的脈絡中推斷出合理的因果關係。這個學科因為信仰，選擇看到一個

體系價值及一種危害體系的成因，而不是兩種道德體系在現代國家制度下遭遇、共生、相互依賴，甚至演化出特異的政治模式的現象。但說不定後者反倒能更好

地理解民主政治的發展問題，更好地回應此政治觀點的信仰。

 

由於 70 年代英語學圈對侍從主義連帶的討論重心，從人類學轉向政治學， 使得認識該議題的側重面向也有所改變，變得更強調利益交換、權力關係，及其 在民主政治（尤其是選舉）中的負面影響力，而丟失了過去人類學所關心更宏觀、 普世性的現代化問題。而台灣地方政治研究所承襲的，又是那個被政治學接收以 後的恩庇侍從主義討論。

 

在這些問題、概念、關懷一次次轉手的過程中，我們漏失了侍從主義連帶討 論中，對文化價值、社會發展面向等更有價值的相關研究，使得侍從主義觀點最 終成為只能使得利益解釋勝出的輔佐者，而沒有辦法讓學者們理解到侍從主義連 帶作為社會轉型的結構性特徵，之於二戰後現代化、民主化等普世性問題間的關 聯。(頁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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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作為一個威權主義政權，被吳乃德之前的部分台灣學者詮釋成幫助，

而不是壓抑民主發展的存在。(頁168)

 

（吳乃德作品在「民主化」作為意識形態的設定下，成為論戰的背景音）在地方政治中總是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派系是地方政治研究所主要探討的 對象，而它們又能簡單的從黨籍就可以明確辨認出與國民黨政權有所存在的關聯， 這使得討論地方政治實踐的時候，總會映照那個時代的民主化、威權主義政權的 主題。也就是說，在典範的論述體系中，並不是地方政治實踐直接和民主發展相 關，而是地方政治實踐作為威權統治結構的一部分而與民主發展相關。

 

在那個年代，要研究地方政治實踐卻不討論國民黨對地方政治的影響的確是 不合理，甚至顯得偏頗的。而如果你要把國民黨、地方派系，以及民主實踐的問 題講好，講出一個合理的理論，那其實也並沒有理由不接受吳乃德為大家精心鋪 陳好的認識體系，這也使得這套理解幾乎就必然出現在所有討論地方政治的作品 之中。

 

因為大多數的作品並不是真的把國民黨和地方派系之間的關係當作研究考 察的對象，而都把焦點聚集在地方派系的運作、地方派系彼此之間的關係上，所 以指出黨國與地方派系的關係，以及在威權主義政權下的發展，在更多時候只是 要確定一個共同的討論背景。

 

這也使得大多數作品就算不是積極的肯定吳乃德的觀點，也至少是消極的接 受了這套世界觀，而極少有人仔細地審視這個理論在邏輯與證據上的適切性182。 或許這個問題，是那個時代根本沒有被嚴肅討論的問題，因為在吳乃德以後，就 沒有人再像他一樣試圖勾勒一個政權的統治結構了。

 

以上種種原因，使得研究者在討論地方政治的時候，沒有什麼理由不討論屬 於那個時代的民主化議題，而這必然論及威權主義政權的統治體系，也就會非常 自然地援用吳乃德所鋪排出來的理論結構，以及其中指出的黨國—地方政治的關 聯。而這又因為吳乃德的理論缺乏同樣量級的挑戰者，使得這個理論結構的個別 論點雖然會遭受質疑或者扭曲，卻不曾面臨全然的改轍。

 

我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如果真的確切的把國民黨與地方政治實踐的關 聯切掉了，那地方政治實踐固然還是可以與民主政治實踐有關，卻就不能放在 對抗威權的敘事裡面，這不僅僅是研究本身的問題，另外一個更嚴重的潛在問 題是，這等於告訴那個時代的行動者，他們努力的方向是錯誤的，然而，如果只告訴他們努力的方向是錯的，卻沒有告訴他們另類的正確方向是什麼，那結 果可能比找一個清楚（但是錯誤）的敵人應付來得可怕。這或許像是孔恩說 的："To reject one paradigm without simultaneously substituting another is to reject science itself." （Kuhn，1962： 79）

 

如果說民主實踐的問題是源自人民本身的文化，或許就等於是沒有敵人，也 就失去對付的方針，那樣政治行動可能變得無所依據。否認一個清晰的解決問題 的方針，就是否定問題被解決的可能。

 

這個事情發生的理路是時代感染了知識份子，使得他們選擇了一種特定的理 論來認識這個政治情境，而由這個理論所延伸的詮釋體系中，為地方政治找到了 位置，也同時在這個自我表述的理論被學界接受的同時，重新定義了我們應該怎 麼認識地方政治，從什麼角度認識地方政治。「民主對抗威權」的概念，很好地 顯露了這個敘事所設想的，什麼是民主、民主代表誰、誰壓抑了民主發展，壓抑 民主發展又等於什麼。

 

這個敘事認為民主實踐的主要敵人，是統治者的壓迫，而不是其他東西。國 民黨作為威權統治者，為了保證自己的政權，箝制人民的言論自由與政治參與的 權利，想當於對於民主實踐的戕害。這種說法還內含了另外一個假設，就是人民 本來就是民主的，在沒有政權的壓迫下，民主就應然是會自然展出來的政治形態。 所以只要打破威權的壓迫，就解決了民主實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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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五章提到的王金壽、蔡榮祥等 1990 年代沒有直接挑戰典範的研究外， 2000 年以後的研究者如楊弘任雖然意識到了人際道義的影響，注意到買票並不 是簡單的利益交換，還涉及支持者在平時就與政治人物有恩欠關係，但卻把行動 模式分為派系習性與公民參與。也就是說與公民參與模式所對立的，並不是國民 黨政權帶來的習癖，而應該是台灣社會本來的社會連帶模式。

 

在黨國肇因論之外，對於經濟邏輯解釋的過度信服，或者說人類學者們的缺 席，也使得多數地方政治研究者們太過輕易地接受政治動員變遷的階段論假設， 將 1990 年代以後的地方政治場域想像得太現代，似乎不再有任何文化與傳統因 素存在，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

 

2000 年以後的政治學者們或者轉向純粹的選舉研究，或者嘗試套用不同的 新理論來解釋政治運作，動員模式的文化或利益爭辯彷彿已經有了定論，而不需 要再被討論。這實是看輕政治實踐縱橫交錯的複雜性，放棄進一步探究文化與社 會規範如何影響人們的政治或民主概念的構成，而失去了由此理解政治行動的可 能

 

如果仔細理解人們的政治範疇想像，我們可以發現民主政治實踐不必然只關 乎威權統治與人民的對立，還可能更根本的與人們自己對於政治參與的設想有關。在《茶鄉社會誌》中謝國雄指出：

 

……在選舉這個「政治分靈」活動中，凡是參與者皆被納入「中華 民國」這個想像性社區（被「整體化」（totalizing））。但是從村民的角度來看，突顯出來的是熱中於選舉運作與動員，甚少經驗到「被納入中華 民國社區」。也就是說，在參與選舉活動這個遊戲後，村民熱衷於這個 遊戲，並未經驗到執政者經由選舉試圖進行整體化的原始設計。（謝國 雄，2003：106）

 

在很多時候行動者的政治參與往往不是基於制度本身的意圖，而可能源於人際 關係或恩欠義務等對行動者來說屬於社會範疇的規範，或甚至行動者本身就並 不認為他們已經涉及政治範疇。而不僅對於範疇的主觀認知不同，Lerman 與 Bernstein 分別在 1970 與 2000 年代的觀察，也都指出了台灣人對民主這個概念 的理解就和典型民主定義有所不同。

 

上述這些只是文化影響人們的政治觀與政治參與模式的一小部分例子，剩 下還有太多需要被發掘理解的問題，如果選擇對它們充耳不聞，則無疑是放棄 了更深刻理解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機會。

 

典範的出現讓台灣的地方政治研究跨入了新的時代，它破除了本土社會科 學研究的偏狹，而能夠意識到統治者對地方政治的負面干預。然而，隨著典範 的鞏固，既定觀點被過度強調時，卻而造成了另外一種與過去不同的偏離。假 設現實是一隻大象，過去我們摸到了耳朵，現在我們摸到了象牙和鼻子。與過 去比較，我們的確重新發現了現實的要素，然而我們開始過度強調牙齒與鼻子， 而忽略甚至否認耳朵的時候，我們其實又往另外一個方向偏離了。也就是說， 本來為了矯正偏頗觀點而出現的典範，最後竟也導致了另一種偏頗，這種後果 不免令人感到弔詭。

 

謝國雄在《茶鄉社會誌》中寫到：過去二十多年的台灣社會學研究，逐漸指出：資本主義與現代國家是形 塑台灣社會的兩大力量。另一方面，人類學有關台灣漢人社會的研究， 卻一直突顯血緣、地緣與宗教是台灣漢人社會的基底。二者雖不至於水 火不容，但也未曾積極對話，更遑論整合了。 （謝國雄，2003：2）

 

雖然這對文字所指的是台灣社區研究的發展，但卻也未嘗不是反映了台灣地方政 治研究的發展境況。威權侍從典範指出威權統治者與利益化傾向當然是要理解地 方政治實踐不可忽略的因素，但從漢人文化特質出發的理解卻也同樣重要。典範 彰顯了政經結構的重要性之後，卻沒能更全觀地理解地方政治實踐的全貌，反而導致了文化因素被草率地忽略。如果我們真的希望理解民主政治在台灣的實踐問 題，那便應該重拾對於文化成因的關注，並仔細評估、理解它與現代國家、資本 主義如何共同在地方政治場域中發揮影響。(頁1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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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威權統治的民主化時代風潮下，地方政治研究有著呼應時代議題 的必要，一套對台灣政治結構與民主發展問題的結構性理解不可或缺，而吳乃德 博論的觀點正是當時最優秀且與地方政治相扣連的一種解釋，使其成為眾人所引 用的觀點。此外，唯有透過把民主實踐的問題歸咎給台灣社會之外的國民黨政權， 將其視為所有民主問題的根源，在台灣社會內的台灣人民才能更好地作為民主價 值的化身，如果民主政治的問題在於台灣社會或人民本身，那民主化運動將頓失 目標與方向。

 

對於黨國肇因論的堅信，使得後輩的地方政治研究，或者繼續抱持行動者歸 因，在政黨輪替之後繼續將地方派系當作是造成地方政治實踐問題的黨國遺緒， 或者明明意識到地方政治實踐相當程度是文化與社會規範的延伸，卻仍不能正確 分辨與理想的公民社會實踐相對立的是傳統價值或者威權統治殘餘。對於經濟邏 輯解釋的輕信，則使得後輩研究者將地方政治場域想像的太過現代，而忽略了對 現在仍正在作用的文化價值的認識。(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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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以地方政治為主題的碩士論文進行方式和絕大多數研究相同議題的作 品不同，並不是選定某個鄉、鎮、縣作為田野或訪談的對象，然後依據經驗材料 來附合、補充或者駁斥某個/些解釋學說，而是面向學科發展的歷史，嘗試梳理觀 點與理論的知識系譜，指出它們如何被轉承、轉譯、遺忘或捨棄，釐清這些轉折 如何以及為何發生。如此為之並非想要標新立異或抱持著什麼後現代的認識論立 場，瓦解學術知識不是這篇論文的根本目的。

 

揭露概念與論述形構背後的意識形態或歷史社會因素並不是為了貶抑學術知 識的價值，恰恰相反，我妄自以為人文社會學門的作品本來就應該，且必然會是 某種思維或理想的反照，就如同霍布斯之於英國內戰、馬克思之於工業革命，都 是作者面對其所身處時代所遭逢的難題提出的診斷或解方，也可以說是知識份子 們對社會的期待與想望。之於這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是如此，之於這篇碩士論文本 身亦是如此。

 

不僅意識形態或歷史社會情境的影響並不會減益本文所回顧的作品對台灣地 方政治研究提出的貢獻及我面對它們時的敬意，且我的出發點也與這些前行者相同，學術知識構成的辨難與分析，並不是出世的對文本的耽溺，而是本著我所懷 揣的理想而看到當前社會/政治境況存在的問題（特別是我們這一輩人遭逢的問 題）時，所想表達的一些能呼應實踐問題的反省。

 

許多我們這一輩的人因為三一八學運而開始關心公共事務並走上街頭，然後 帶著這份衝勁參與到體制內的政治運作中，希望能延續運動的「成功」經驗，進 一步著手改變令人失望的國家與社會現況。大批年輕人受到使命感召而投入到政 治場域的情景似曾相似，與野百合學運雷同，卻又有所不同。除了中國的外在威 脅遠比當時更為嚴峻之外，我們應該要努力的方向與方法也相較當時來得更曖昧 難尋了。

 

在 1990 年代，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是民主政治最顯而易見的敵人，知識份子有 著清晰明確的努力目標，但對我們這一輩人來說，雖然同樣面對的是國民黨政權， 但它卻是歷經過政黨輪替，重新被人民所選舉出來的國民黨政權，雖然仍有之於 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疑慮，卻不像是當年那麼清晰絕對。此外，我們也沒辦法再像 政黨輪替之前那樣，相信換上一個國民黨以外的由人民選出的政權就能解決一切 問題，歷史告訴我們那個政權在很多面向也同樣讓我們失望。

 

一方面，我們這輩人的對政治改革的期望自然與 1990 年代不同。在台灣已經 是一個制度意義上合格的民主國家的現在，想要企及的已經不再是最基本的制度 公平，而可能是在實際的表現上更合乎民主理想的政治場域：市議員質詢交通局 的時候問的不再是選民家門口的公車站牌，而是大眾運輸路網的運作效率；人們 在決定要支持哪個候選人的時候不是再根據他們銷罰單、阻止違建拆除的選民服 務效率，而是依據他們質詢、提案，以及參與其它公共議題時的表現。這樣的理 想確實太過天真，但絕對是我們這輩投身政治領域者中多數人所抱持的想法。

 

另一方面，我們又比當時來的要迷茫而無所依憑。這個時代沒有哪一個/些人 再造出一套像是威權侍從典範之於 1990 年代那樣，符合時宜並能夠作為行動方 針的學理論述。當然，我們可以選擇（而的確大多數人是選擇了）繼續承襲 1990 年代創發的論述，但儘管它能指出如何可能進一步根除國民黨對民主政治造成的 不利影響，卻不能說明那些瀰漫在政治體制內日常運作的慣行模式應該要如何應 對。對於我們這一輩懷揣公民社會理想而投身政治的人來說，看懂政治慣性並且 找出改變的法門是至關重要而不能輕易化約的課題。

 

是因為這種 （我或我們這輩人） 主觀上認為的困境，才促使我思考我們所遭逢的問題究竟是什麼，而這些思考才終究集結出這篇論文。所以我同樣是受到 意識形態與理想的驅策，並不是自認站在比研究對象更高、更抽離，能看透一切 的位置上，讓我得以拆解、離析論述構成背後的社會與意識形態因素的，只不過 是時間條件所賦予的後見之明優勢罷了。也就是說，雖然這篇論文在挑戰 1990 年代形成的論述，但本質上卻是基於那一輩人開闢出的制度上已經民主的台灣社 會，承接社區營造運動以降的公民社會理念，試圖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延續著相 同的民主政治追求。

 

但不論學術史或者地方政治實踐的性質都是龐雜的大題，不是單憑這樣一篇 碩士論文就能處理的完。在對學術發展的回顧中，因為題旨、篇幅以及個人能力 的限制，難以避免地捨略了許多紛呈的細節，這包括 1950 年代初期就存在的一 些並不基於三民主義的政治批評、1970 年代本土政治學因為受到行為主義影響 而岔出的選舉研究、政治議題被本土人類學界所捨棄的原因，以及典範觀點所可 能追溯到的存在於黨外雜誌的淵源等等。

 

對典範觀點的批評我也絕大多數只是透過現成的研究成果來駁斥幾篇重要作 品的論述，而更理想的情況是能對威權時代黨中央對地方菁英的控制、各個地方 勢力的發展歷史，以及政治實踐模式不同時期的確切轉折有一手的理解。最後， 雖然我試圖指出文化成因之於地方政治實踐的重要性，但解釋理論也顯然不夠成 熟，文化因素還有太多要被精分、更細緻認識的地方，它之於資本主義與現代國 家的關聯也應該被進一步釐清。

 

之所以明知存在有那麼多沒有辦法在這篇文章中妥善處理的問題，卻仍決定 以這種手法寫出這樣一篇論文，是希望能丟出一些不同的思路來激起討論或者批 評，只要大家能意識到這樣的議題那我也就覺得足夠了。最後，我想用費孝通的 一段話來結束這篇論文：

 

……這是一種想去了解我們傳統文化的企圖，這企圖並不是要帶著 保守的意思。相反的是一切有效改革所必須根據的知識，文化改革並不 能從頭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形式，然後搬進來應用，文化改 革是推陳出新。新的得在舊的上邊改出來。歷史的綿續性確是急求改革 的企圖的累贅。可是事實上卻並不能避免這些拖住文化的舊東西，舊習 慣。這是客觀的限制，只有認識限制，才能得到自由。認識限制並不等 於順服於限制，而是在知彼的較量中去克服限制的必需步驟。

 

文化的改革必須有步驟，有重點。我們身處在生活中充滿了問題， 傳統文化不能答覆我們要求的情況中，不免對一切傳統發生了無條件的 反感，否定傳統的情感。這情感固然是促進社會去改革的動力，但是也 可以使步驟混亂而阻礙了改革的效力。戰爭中講策略，建築時講設計， 醫藥裡推診斷，文化的改革同樣要用理知去規畫，文化的分析是改革規 畫的根據。（費孝通，1993：26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