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論反省與日常隨筆] 理論抽樣、立法者與詮釋者
最近在重新溫習建構扎根理論一書。我發現過去自己的誤解。過去我在論文裡面寫到，我的抽樣方式是到達理論飽和，理論飽和就是不再有新的東西。
但是其實這個說法是錯的。理論抽樣的前提是聚焦編碼，也就是在初始編碼經過篩選的基礎上，針對重複性高，或者認為具有重大意義的編碼，提高編碼的位階，上升到聚焦編碼。而在聚焦編碼上，針對仍有不清楚的地方，重新回頭檢視資料、蒐集資料。換言之，以聚焦編碼作為指引而進行的發問與找資料，才叫作理論抽樣。
所以扎根理論反複強調自己不是無限制地蒐集資料，也不是長期浸泡在田野裡，而是在手邊開始有資料的時候，就開始進行分析，製作編碼（逐字、逐句、逐段的苦工夫），然後再利用這些編碼，回頭審視資料，以及編碼與編碼之間的關係，撰寫備忘錄（更重要的是，備忘錄絕對不給人看，只給自己讀，只有加工後的備忘錄，準備就緒的文稿，才給他人閱讀）進一步推進自己的研究進度，然後從聚焦編碼中，逐漸找出編碼之間的連結，而形成理論編碼。到這個時候，就可以跟既有的理論ＰＫ了。
我覺得扎根理論強調精讀文本的基本功，強調有資料就開始書寫的執行力，強調不厭其煩地反複寫文稿與備忘錄。我覺得整個過程非常像打鐵，雖然我沒有打鐵的經驗，但是透過高溫高壓針對材質自身去塑型，這個型是我與研究參與者的共同實作。
在第四章也提到兩個幫助寫作的方式，群集，用圖式的方式將代碼用來自由創造連結與位階排序；或者是使用自由寫作的方式，讓自己的能夠自由聯想與創作。我讀這些東西，一時想到Randall Collins在他自己的部落格上談寫作，說到一句話，說「寫作要像尼采一樣」。我所知道的尼采，基本上寫作的時候是不看別人的東西的，或者說，不去看那些會傷自己眼睛的東西，除非這個東西真的太奇葩了（見《道德系譜學》序），敵手的書的每一個字他都可以反駁提出不同意見，所以搞出了一本論戰著作）。
尼采的身體狀狀況不好，寫作只能斷斷續續地寫，所以格言對他來說是合適的形式。但是他會對這些格言不斷反芻，在不同的書中，就算是同一個主題，也會嘗試用不同的視角來寫，最後更鼓勵讀者，不要跟隨它，而是要轉換找到自己的視角，或者儘可能提供多的視角。但是這些視角不意味著不作判斷，若語文學家尼采，在某個程度上自命為哲學家，而他意義上的哲學家，又是立法者與命令者，那麼對他而言，這些寫作是對生命的探索與立法，是一種對抗意志的實施，是價值的創作。
在鮑曼的講法來說，今天立法者的權威遭到質疑，知識份子的角色更像詮釋者。但是從尼采的角度來說，知識份子若只是自居詮釋者，只是因為他們無力與無能，去立法與命令。知識份子應該只是詮釋者嗎？（你應該是詮釋者，在學院裡，你只能給點意見）或者知識份子應該成為專斷的立法者，施行自己對民主、自由、平等等的理念，強迫這個社會施行，而免於落入鄉愿角色？我們可能可以美化這種專斷叫作霸氣。在韋伯的角度來說，那是場合問題，在課堂就是詮釋者，提供目的手段之間的連結；但是在社會，就是要有立法者的果決與意志，敢於承擔自己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