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跨越時代的人生》
作者： （德）於爾根·考伯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11/01
目次
導 言 為什麼馬克斯•韋伯應當引起我們的興趣
第一章 廣大市民階級的一員
第二章 童年和少年
第三章 柏林、自由主義和學術文化
第四章 在印第安人、極端基督徒和大兵中間
第五章 無限貿易公司和羅馬地產交易市場
第六章 失意的港灣和激情的浪潮
第七章 農業工人、股票投機商和“缺乏政治意識的小市民”
第八章 “世界上神經最緊張的人”
第九章 由禁欲主義走向世界主宰
第十章 易洛魁人的國家、腓特烈•威廉四世的裁縫和歌德情書的客觀性
第十一章 既心靈相通又觀點不同的人
第十二章 有志者，成英雄
第十三章 越過大西洋的社會旅行家
第十四章 紳士、羅特醫生和種族問題
第十五章 世界級村莊和它的社交精神生活
第十六章 阿爾弗雷德、卡夫卡與國家機器
第十七章 滿世界都在談論性愛問題
第十八章 艾爾澤與生活亂七八糟的人
第十九章 音樂女神社會學、米娜和音高的差別
第二十章 一個情緒容易激動的人？
第二十一章 統治的時代、威恩-斯特凡修道院和作為軍隊組織的社會民主黨
第二十二章 俄國、社會主義和有組織的社會
第二十三章 價值之神
第二十四章 因為什麼而死與為了什麼而死
第二十五章 世界觀的大賣場
第二十六章 思想意識的大劇場
第二十七章 遲到的青年時代和血腥的假面舞會——馬克斯•韋伯與蘇維埃共和國
第二十八章 終結
經典人物是如何產生的？
高尚的虛無主義者、他的影響和問題
第一章 廣大巿民階級的一員
因此，馬克斯·韋伯身上的這些市民階級的東西是他的出身和職業生涯的一個典型特徵。他成長在商人、大學教授、議會議員和高級官員組成的親朋好友環境中，並且在被普魯士統一不久的德國政治和學術中心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在文首提到的、向聽課學生介紹自己的第一次講座中，他談及了很多方面的問題。講課期間，他不僅對強大的民族國家表示認同，而且還批評自己出身于其中的市民階級到那時為止沒有為建設和增強這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做出應有的貢獻。他生前發表的最重要的論著討論的主題是：什麼樣的“精神”產生了市民階級社會，哪一種理性的起源可以歸功於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所宣導的自由將遇到什麼樣的危險？正因為如此，馬克斯·韋伯的著作可以被解讀為對市民階級生活方式和政治概念的一種貢獻。(48-49)
沒有成書問世、沒有養育後代、沒有參加過戰爭、沒有財產、沒有影響：一個作家、一個學者或是一個藝術家在臨終之時或是離世不久似乎一事無成這種情況並非罕見。罕見的是，此人是從一個衣食無憂、財產殷實家庭的高點和前程無量的人生起點，走向了他的理想和抱負一無所成的零點。作為廣大的市民階級一員的馬克斯·韋伯經歷了56年的短暫人生，在這一生中，絕大部分曾經給這個階級打上深深烙印的那些事物在社會變革的壓力之下分崩離析，之後又在戰爭的硝煙烈火之中灰飛煙滅。然而，非常罕見的情況是，這種“地位的下降”與從事一項涉獵面甚廣、論題無比重要和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工作密切相關。有鑑於此，人們可以說，這個人與曾經給他優越地位的事物距離越遠，他所取得的成就越大。不過，最為罕見的卻是，這項在他去世之時不僅散見於已發表的文論，而且還見諸數量巨大的未完成著作中的事業，從其在德國近乎被遺忘的那一刻起，它的價值和意義就已經開始逐年上升，並產生深遠的影響。韋伯以思想史上最奇特的方式成了人文科學繼卡爾·馬克思之後最著名的，以及繼路德 [21] （Luther）和歌德 [22] （Goethe）之後，被研究得最多的一位德國知識份子。(49-50)
第二章 童年和少年少年馬克斯·韋伯在信中提到的這批書單能很好地說明，他在家裡受到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教育：古希臘羅馬文化、歷史小說、歷史著作等。…值此之時，古典式的教育標準似乎仍在發揮作用，威廉二世國王（Wilhelm II） [26] 1890年說的那句沒有文化涵養的話此時尚未說出：“凡是上過中學並瞭解學校情況的人都知道，學校到底缺了什麼。那裡缺少的首先是民族文化的基礎。我們必須把德意志的東西作為中學教育的基礎；我們應當培養有民族精神的德意志青年，而不是年輕的希臘人和羅馬人。”
[27] 在馬克斯·韋伯成長的教育環境中，此二者之間——古典式教育和民族性的東西之間還沒有形成矛盾對立。在老百姓面前把古希臘羅馬文化描述成一種陌生、古樸和遙不可及的文化的時代尚未到來。如同弗裡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28] 於1872年在他的論著《悲劇的誕生》中對古希臘文化與19世紀的市民階級世界之間的差別所做的闡述一樣，雖然馬克斯·韋伯父親的大學同學、同是哥廷根大學生社團成員的教會史學家弗朗茨·歐威爾貝克（Franz Overbeck） [29]早在1873年在他的《我們今天神學的基督教特徵》一書中就已經對古希臘羅馬文化晚期時的早期基督教與當前的基督教之間幾乎同樣巨大的差別進行了論述，但是，這兩位學者的評論直到十年和二十年後才開始產生巨大影響。不過，對於年輕的馬克斯·韋伯來說，正是在這種當前政治和古代文化視角的不斷變化之中，逐漸形成了他對政治和歷史的判斷力。(55-56)
韋伯要求政治家應當具備當機立斷和明察秋毫的能力，這一點我們在他本人的政治活動中還會經常看到。(57)
(讀黑恩農業與文明史的啟發) 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黑恩看來，古羅馬人只知道攻城掠地強取豪奪，而不知道在思想觀念和科學技術上有所成就。他們的國家僅僅是在法律和戰爭上強悍無比，但是，在對自然知識同樣漫不經心的“新基督教精神氣息”面前，這些領域失去了“它們的依靠和承載力量”。
[39]…
諸如此類的論斷讓少年馬克斯·韋伯甚感興趣：在數量很少的、這幾年他自己所做的生活記錄中，我們似乎自始至終看到的是一個具有非同尋常的務實主義精神並不折不扣地在做“腳踏實地”思考的人。他的空餘時間絕大部分都被用來閱讀難懂的學術文獻，他把閱讀這些文獻看成是對自己學習能力的一種檢驗：“但我主要讀的是特賴奇克撰寫的關於19世紀德意志歷史的精彩書籍[……]，不過，這本書有些地方很難懂，要花力氣才能理解裡面講的關聯關係。” [40] 他把自己認為重要的內容摘錄下來，並與其他人交流讀書的感想心得。在已出版的韋伯青少年時代的書信中（瑪麗安妮·韋伯挑選了其中的17封於1933年公開發表），韋伯無法與成年人交流的那些事情則未被提及。(60)
(老韋伯與政治作為職業) 他談到了自己的個人背景，說他在年輕的時候就認為“政治相當於一種職業”。此外，他還解釋了為什麼他更喜歡在埃爾福特市政府裡的工作，而不是去大學做一名教書匠。“在我看來，在我們面臨著解決非常現實和嚴肅的任務的今天，教授們已經不是最優先被召喚來從事政治的人了，情況已不像早年，那時主要是以傳播和實踐政治思想為重點。我認為，一個有著固定作用範圍的實際工作，才是我想要從事的職業的更好基礎。” [51] (62)
(韋伯的母親) 母親年輕時所遭遇的這件事被傳來傳去，甚至也傳到了孩子們中間。作為保全面子的方式，受到性問題刺激的她立刻逃進了婚姻中。關於婚姻是什麼事，她肯定是知道的，而現在又知道了，婚姻是會對她提出性要求的。但是，不這樣的話，她又該如何是好呢？特別是對婦女而言，19世紀下半葉，生活就像是個陷阱。從1864年至1880年，海倫妮·韋伯幾乎每兩年就生一個孩子。儘管如此，她把這個陷阱解釋為一種責任，一種自我犧牲的要求。同時，她也從自己做出的犧牲中得出一種期望，即期待別人會認同一種世界觀，根據這種世界觀，這樣的犧牲會得到道德的回報。但是，當馬克斯·韋伯的父親享受著職業對他的要求，並且，即使在家裡，他也只提出那些得到社會完全認同的期望——其樂融融的家庭、善於交際的妻子、家族的傳宗接代等的時候，而母親卻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私下裡堅持自己的願望。對她來說，超越私人範疇的事物，是以犧牲為核心的宗教。於是，這就解釋了她在教育子女過程中的那種道德觀念。對於操持整個家庭、拉扯很多孩子的一個非常年輕的女子來說，恪守倫常乃是不言而喻之事。(65)
第三章 柏林、自由主義和學術文化
緣此，我們幾乎可以說，不單是韋伯母親和她的為社會問題操心的福音教信仰體現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懷疑態度，而且在韋伯父母家出入的文人學者也體現了這種懷疑態度，亦即，對於這個階層的人來說，“現代化過程”是一件讓人喜憂參半之事。無論怎樣，在馬克斯·韋伯成長的那個時代，市民階級雖然上升到了肩負社區政治和學術文化重任的地位，但與此同時，他們依然生活在懷疑和隔膜之中。此時，主要體現在市民階級身上的、薈萃在帝國之都中的科學之風已經獲得了世界級的聲譽；柏林是經濟發展的中心城市；市政府大規模的基本建設項目接連推出。1867年至1871年間，柏林的環線輕軌建成完工，隨後，一條貫穿全城的鐵路網開工興建。1884年，柏林第一座發電廠揭牌成立。1888年，有了第一條用電照明的馬路。從1895年起，馬車從市區街道上逐漸消失，出現了有軌電車。市民階級得到了許多物質上與他們的地位相對應的回報。
現在的問題是，在所有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市民階級是否重新找到了自己？他們是否如卡爾·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是一個“自成一體的階級”？城市的手工業與大學教授、大企業與專職公務員、專職公務員與醫生或律師之間到底有什麼共同之處？或者說，除了並不構成共同的文化這一事實之外，人們是否能將他們皆稱作“中產階級”？在此期間，貴族階級正在不斷失去他們的作用，工人階級的上層本身也在不斷轉化為資產階級，市民階級與其他“階層”的界限在同樣程度上也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
[22] 取而代之者，是在市民階級內部顯現出來的巨大差異。一系列新的市民群體不斷形成，他們眼見著自己受到現代社會發展浪潮的不斷衝擊。(76-77)
(教育的嘲笑者) 在這個問題上，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24] 早就發出過其著名的感歎：“我的天呐，耳朵裡整天聽到的都是教育長教育短，教育快被捧上了天咯！”不惟如此，他還是對這個“通用圖章”的威力冷嘲熱諷的最早的幾個批評者之一：嘲笑教育機構讓老百姓變成了“受過教育的市儈”，畢業後從課堂踏入了現代社會。這些“受過教育的市儈”根本無法懂得，教育——用萊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 [25] 的話來說就是有別於職業培訓和傲慢自負——是一個付出辛勞獲取知識的問題，而非一個用各種文憑來裝點門面的噱頭。“過去，每個人就像一頭立足自身、勤奮努力的驢子，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唯讀聖賢書；如今，大家都自以為飽讀詩書滿腹經綸，人人都在編造一種‘世界觀’，並向周圍的人吹噓販賣。沒有人潛心學問，謹言慎行者更是鳳毛麟角，承認他人進步者幾乎絕無僅有。” [26] 三十年之後，亦即恰好是韋伯的青少年時期，弗裡德里希·尼采將在他不僅針對高級中學，而且針對在通俗的圖書和報刊影響下所形成的大眾群體的抨擊中，以及在針對將“教育”和“知識”混為一談的批判言論中，接過了這些思想的火花。
[27] (77-78)
(教育與精神貴族：責任與義務感) 倘若貴族階級的身份意味著責任義務，那麼，韋伯所處的生活環境或許可以自詡，教育也同樣使人具有責任義務。
[28] 海因裡希·馮·特賴奇克所說的“我們這幫搞知識教育的古老貴族”並非只是一種比喻，因為事實上，當時的文人學者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網路，在許多方面已經與貴族階級的社會網路十分相似。
[29] 多年之後的1917年，馬克斯·韋伯宣稱，大學理所當然地是為少數人開設的一種精神貴族機構。貴族階級與受教育的市民階級不僅並存，形同姊妹，而且皆有自己的行為準則。於是，這些共同的特徵在受教育的市民階級中滋生了一種感覺——他們在精神上是與政治貴族平起平坐的對應面，亦即教育賦予人以責任和義務感。但是，教育究竟賦予人怎樣的責任義務？這裡說的教育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教育？1879年，應用技術學院在柏林創建；1887年，帝國技術物理學院揭牌成立。這些新出現的教育機構與傳統的學校理念大相徑庭。早在1897年，烏爾裡希·馮·維拉莫維茨-默倫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30] 曾想把弗裡德里希-威廉大學門前的物理學家赫爾曼·馮·赫爾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 [31] 的塑像移除，因為他認為，對於自然科學來說，自己給自己帶上一頂君臨天下的桂冠有欠妥當。
[32] 這乃是一種無奈之舉。如今，將傳統教育標榜為高貴身份象徵的勢頭已經逐漸失去了昔日高歌猛進的勢頭。(78)
(教育：古典與新知；人文傳統與實用精神之辯) 退休校長弗裡德里希·迪斯特爾坎普感歎道，人們如今眼見著“絕對道德命令日漸式微”。昔日在課堂上講希臘詩人賀拉斯的詩歌時，台下學生聚精會神鴉雀無聲。那時，教師還是個相當不錯的職業。施密特則不以為然。他不僅主張“如果不當教師，我就去當社會民主黨人”，而且認為，只相信傳統的東西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傳統的地位已經被實際知識和技能的現實力量所取代”。在向上爬思想嚴重的工廠老闆太太那裡不受待見的施密特的女兒，最後嫁給了她的表哥——一個拿到獎學金跟著施裡曼（Schliemann） [33] 前往邁錫尼（Mykenä）參加考古發掘的年輕學者。人們試圖在獲取古代文明的知識中尋找教育和實際知識的實踐力量的統一。這便是發生在當時科學界的真實情景。
（變動的世界，與投注於不變的歷史之注意力轉移）19世紀最後30年德國的市民階級如此這般醉心於古代歷史，其原因尤其在於，研究歷史乃是研究一種已經固定不變的事物，儘管存在種種爭議，但人們卻可以說“彼時，事即如此”，相反，置身於當下的人們卻不能說“現時，事即如此”。(81)
(知識階層的迷茫與失落)這個時代轉變最重要的文獻，同時也是年輕的馬克斯·韋伯始終難以忘懷的閱讀感受之一，是他的姨夫赫爾曼·鮑姆加滕（Hermann Baumgarten） [40] 的一本關於德國自由主義的自我批判著作。
[41] 韋伯在1884年至1893年間，給他寫了書信集中最為有趣和篇幅最長的信件。通過鮑姆加滕關於德國時局和歷史的思考，韋伯逐漸形成了自己對時政和歷史問題的看法，正如他通過海因裡希·馮·特賴奇克的著作訓練自己的思考能力一樣。姨夫常常來旁聽他的歷史討論課，外甥則經常關心他長輩的辯論和著述。他們共同探討當時普魯士的時局和歷史問題。鮑姆加滕現身說法，將德國民族自由主義的痛苦歷程以文字的形式表達出來。這種痛苦歷程也同時涉及知識階層的迷茫與失落。在韋伯眼裡，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博學多識從一開始就是市民階級文化的代表形式。(81)
(統一、法制與自由) 經過與丹麥和奧地利的戰爭後，普魯士在其所兼併的領土上建立了北德意志邦聯。民族自由主義市民階級的目標——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已經唾手可得。但是，這一目標實現的前提是：以普魯士為統領，並且以犧牲市民階級的完全參政為代價。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憲法國家幾無可能出現。首先是統一，然後是法制，最後也許才是自由：1871年實現了統一；1900年作為法制象徵的民法典頒佈；直到1918年之前，民主制至少在普魯士得到了實現，但是不包含三級選舉制在內。“隨著帝國的建立，政治上的自由已經實現。” [43] 雖然馬克斯·韋伯於1895年這樣寫道，但在這點上他還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自己的看法。民族自由主義派人士普遍認為，只有經過統一才能實現自由。民主黨人在這個問題上則抱有更多的懷疑態度。路德維希·普福（LudwigPfau） [44] 曾假借古羅馬政治家加圖（Cato） [45] 的話這樣說過：Ceterumcenseo esse Borussiam
delendam，即：“我認為，必須把普魯士消滅掉。”因此，他們中的多數人紛紛脫離了自由主義的民族聯盟。留在聯盟中且能言善辯的喉舌人物指責這些變節分子，說他們身上表現了“小邦分立主義的破產”（特奧多爾·蒙森語）。這句本來針對自由主義少數派立場的罵人話，後來甚至給威廉·佈施（Wilhelm Busch） [46] 帶來了創作一則諷刺幽默的漫畫故事的靈感。(82-83)
贊同德國統一同時也意味著贊同經濟發展的地域範圍，以及贊同建立“民族經濟”和國內市場。因此，顯而易見，統一、法制和自由三者不僅均要付出代價方能得以實現，而且自由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內容也十分廣泛。經商辦實業市民的自由與擁有良好教育市民的自由並非總是同一種自由。
[47] 隨著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的廢除，這兩種自由均同時產生。然而，有別于農業工人，市民階級早已不再受他人的“統治”，因而他們並不將此視為一種意義重大的進步。充其量，他們是在兩種情況下搖擺不定而已：一是對德意志民族政治權術家俾斯麥的欽佩，二是認為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面對這種新情況，鮑姆加滕剖析道：“一個日漸富裕起來的民族是不會起來鬧革命的。”
[48] 或者換言之，讀過書的市民階級不想把他們的利益局限在政治權益之中。原因是，取消關稅後的國內市場、1872年至1880年的管理體制改革（此項改革使地方行政管理擺脫了特權貴族階層的干涉，並將其置於法院系統的控制之下）、通過中小學和大學進行的文化上的“立國”等——所有這一切均同樣為不同階層的市民群體帶來了好處和利益。但與此同時，人們依然一如既往地認為，政治特別是參與政治是社會地位得到承認的核心所在。因此，在社會安定以及經濟繁榮和科學發展的情況下，市民階級自己給自己背上了良心不安的包袱。
鮑姆加滕寫的書正中時弊。他將自由派的窘境歸結為德國的特殊之路，即德國人在宗教改革時期最後一次作為一個民族參與了此次運動，而沒有像英國人、荷蘭人、瑞士人、丹麥人和瑞典人那樣，在建立宗教新秩序的同時，也建立了一個政治新秩序。“只有我們德國人光給自己安上了靈魂的慰藉。”鮑姆加滕在書中這樣寫道。而且，後來還安上了各種審美加哲學文化的理想。為了這種文化的繁榮，德國付出了遠離政治、對之不聞不問的高昂代價。比如，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Humboldt） [49] 就曾極力主張限制參與政治，將之稱為萬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務，對政治時局表現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鮑姆加滕認為，德國人已經在一種“完全充滿著私人利益，以及在熱衷於小家庭、做生意、搞研究、吟詩作賦和進教堂做禮拜的活動中”將生活安排得有滋有味。由於普魯士崛起成為一個大國，尤其是在1866年，德國才走進了“世界生活”之中。 [50] 在鮑姆加滕看來，德國人對政治的漠然和被動，其根源在他們社會階層狀況的社會學之中：貴族的天職是從政，然而，所有現代國家均建立在經濟和科技的知識界人士以及市民的勞動之上，這就決定了市民階級也同樣具有對政治的影響。然則，與其他職業一樣，政治也是一項職業；若要真正做好這項職業，人們不可能通過第二條教育之路，或是在經營企業的同時，在業餘時間從事之。此外，鮑姆加滕還認為，由市民階級所產生的處世為人方式對從事政治並無可取之處：純粹的務實態度、個人主義、不受制於人的追求、技術性的思維等。因之，德國人是他眼中最標準的市民群體，因為：“上帝創造市民是為了勞作，而非統治人，政治家的根本任務才是進行統治。”
[51] (84)
(韋伯的課題) 在這番話中，馬克斯·韋伯首次找到了他終其一生要研究的課題。這是一個複雜而矛盾的課題，因為顯而易見，荷蘭、瑞士和美國的市民階級完全有可能代表自己的國家並“進行統治”。但對於德國的自由派來說，除了與社會分層相關的原因外，他們的窘境還有著文化和民族方面的特殊原因。因為，在鮑姆加滕剖析的字裡行間，他眼前看見的始終是自己父親的影子，即他認為，當涉及“為自己的選區建設一條公路或是一座火車站”時，市民階級在地方層面上無疑是具備從政參政能力的。但是，在國家層面上他們卻一事無成。鮑姆加滕進一步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僅僅“遵守法律或行政命令的條文”是不夠的，因為統治始終是“外交式的”、間接的和代表性的。市民可以成為市政委員、名流紳士團體成員或者政府部門官員，但他們卻不具備統領這樣一個部門的能力。
[52]
(科學與投入實際活動?) 似乎拿出了一個解決市民階級尷尬地位的辦法，即由文化教育所帶來的建立在政治學、法學和歷史學知識基礎上並且經過務實主義訓練的一股力量。真正的資產階級革命將在科學界發生，市民階級對國家的貢獻似乎體現在政策委員會、政府官員培養、政黨職業化、公共輿論的主導地位以及民眾教育之中。“我們的事業必定取得最終的勝利，正如在人類進化過程中，高級情感總是戰勝低級情感，知性和科學總是戰勝激情和私利一樣！”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 [59] 於1897年在“社會政治學會”演講時曾喊出這樣的口號。但是，針對文人學者們的這種幻想，鮑姆加滕也同樣予以駁斥，這就觸及了馬克斯·韋伯終其一生所研究的另一個重要論題：“從本質而言，科學成就的前提不是政治行動，而是與之不同的精神工作。”“在理論中成長起來的人民群眾在面臨需要他們投身到自認為低賤可悲的實際生活中”時，往往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慣於將此責任一推了之。
[60] (86)
不僅如此，以歷史和政治研究為背景的學者教授文化所面臨的問題是，務實主義究竟對人文科學意味著什麼？對此，鮑姆加滕於1866年做了歸納總結並發出呼籲，自由主義不能再安於在野黨的地位了：“自由主義必須要有執政能力。” [61] 此種類型的論爭很早就引起了少年馬克斯·韋伯的注意，並且反映在了他對古代政治、德國歷史和普魯士政府現狀的研究之中 (87)…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馬克斯·韋伯是在德國市民階級思想意識的衝突和對立中成長起來的。
。根據鮑姆加滕的觀點和表述，政治絕非僅關乎權力和集體制定的、有約束力的決定。政治歸根到底還關乎人的榮譽，以及關乎一個必須展現出人生成就的社會階層是否應該拋頭露面或是落後於人的問題。這段激情滿懷地強調男人要有所作為的論點將始終伴隨著馬克斯·韋伯的政治生涯。(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