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縫、主體與強制可塑性：在生成式 AI 時代重讀 Fantastic Binomial
摘要
本文以 Gianni Rodari 的 Fantastic Binomial 為核心案例，論證創意教育的政治性不在於生成多元文本，而在於維持語言裂縫的存在條件。文章分三個理論層次推進：第一層以 Emmanuel Levinas 的倫理哲學重讀 Fantastic Binomial 的教學結構，經由 Saying/Said 區分與替代（substitution）概念的細讀，提出「主體是裂縫的暫時形狀」的命題；第二層以自迴歸語言模型的技術結構為基礎，分析生成式 AI 如何透過「裂縫優化」使主體生成條件發生結構性轉移；第三層正面處理裂縫理論的自我崩解危機——當裂縫被制度化為治理機制，教育若僅以「延長裂縫」為目標，可能服務於同一邏輯。本文援引 Catherine Malabou 的可塑性／彈性區分與 Byung-Chul Han 的績效主體概念，將此一診斷定位於當代治理理論的脈絡中，並以台灣升學體制中的 AI 輔助寫作教學為在地案例，說明強制可塑性的具體制度形式。本文最終提出，在強制可塑性（compulsory plasticity）成為當代治理形式的條件下，教育的任務不是製造或延長裂縫，而是培養學生辨識生成性不穩定與被迫可塑性之間差異的結構判斷能力，以及在必要時停止生成的負向自由。文章以三個教學場景——Fantastic Binomial 的結構式操作、AI 對照寫作實驗、停止生成的課堂練習——說明上述理論命題如何轉化為可操作的教學安排。
關鍵詞：Fantastic Binomial、裂縫主體論、Levinas、生成式 AI、強制可塑性、創意教育、負向自由
一、引言：創意作為主體生成，而非能力提升
在當代創意教育論述中，創造力幾乎無例外地被理解為一種可培養、可測量、可優化的能力。無論是 Torrance（1966）的創造力測量傳統、Craft（2000, 2011）的日常創意框架，還是 Robinson（2006）的才能解放論，皆預設了一個自足的主體——能夠聯想、整合、生成，且可透過教育強化其生成效能。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普及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理解：當文本、圖像與概念可在瞬間大量產出，創意似乎成為效率與變體數量的競賽。
然而，這種以產出為核心的創意觀，遮蔽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主體如何在創作過程中生成？
Gianni Rodari 在 Grammatica della fantasia（1973）中提出的 Fantastic Binomial，在多數教育文獻中被簡化為聯想訓練技巧：兩個無關詞彙並置，以張力催生故事。然而，若回到其原始教學設計，可發現一項被系統性忽略的結構前提：兩個詞由不同主體提供，且彼此未知。這一安排的意義並非增加隨機性，而是在語言場域中強制引入他者性，使既定敘事意圖無法順暢延續，語義鏈條出現斷裂。
本文主張，這種斷裂——語言的裂縫——不是創作的障礙，也不是主體承擔後回應的對象，而是主體生成的結構條件本身。主體不是被中斷的存在；主體是中斷留下的縫隙在敘事中的暫時形狀。
這一命題具有三重理論後果，本文將依序展開：其一，它改寫了 Levinas 倫理框架在教育中的運用方式，使分析從「回應責任」推進至「裂縫生成政治」；其二，它提供一套更精確的語言，說明生成式 AI 為何在結構層次上與 Fantastic Binomial 構成根本差異；其三，也最為關鍵，它迫使理論面對自身的崩解危機——當裂縫成為治理機制，延長裂縫是否反而服務了被它試圖抵抗的邏輯？
二、從回應倫理到裂縫主體：Levinas 的限度與超越
2.1 Fantastic Binomial 作為倫理裝置
在多數創意教育論述中，Fantastic Binomial 的教學機制被理解為刺激聯想的工具。然而，若嚴格回到羅達里的設計邏輯，可看出其結構並非以產出為目的，而是以打斷主體的語言自足性為前提。兩個詞由不同孩子在彼此未知的情況下投入語言場域，第一個詞的投出者並不知道第二個詞，而必須造故事的孩子則必須承擔這個無法預見的詞條。
Emmanuel Levinas 的倫理框架在此提供了初步的理論定位。Levinas 主張倫理先於本體：主體並非先成形再選擇是否回應他者，而是在回應他者的召喚中被構成（Levinas, 1974/1981）。他者的臉不是被理解的對象，而是使我無法逃避的要求。在《Otherwise than Being》中，Levinas 以替代（substitution）的概念更為激進地描述這種結構：主體被他者替代，為他者承擔其後果，甚至在不對稱的意義上「為他者受苦」。責任是先行的暴露，而非契約的結果。
若以此框架重讀 Fantastic Binomial，可見其結構平行性：他者投入的詞條對應 Levinas 的他者之臉，造故事的義務對應回應責任的不可逃避，而語言的被迫偏移對應主體在替代中承擔他者後果。這種對應並非比附式類比，而是結構層次上的平行：兩者皆拒絕主體的自足性，皆以主體的被動性作為倫理關係的起點。
2.2 超越 Levinas：經由 Saying/Said 到裂縫主體
然而，要正當地宣稱超越 Levinas，必須首先精確地說明超越的起點何在。本文的超越並非拋棄 Levinas，而是沿著他自身從《Totality and Infinity》（Levinas, 1961/1969）到《Otherwise than Being》（Levinas, 1974/1981）的概念運動，推向他接近但未完成的結論。
關鍵的轉折在於 Levinas 的 Saying/Said 區分。在《Otherwise than Being》中，Levinas 區分了 Saying（le Dire）與 Said（le Dit）：Said 是命題化的內容，屬於存有論秩序，是語言在主題化運作中凝固為意義系統的層次；Saying 則是倫理暴露本身——主體在語言中將自身敞開於他者之前的事件，先於任何主題化的意義（Levinas, 1974/1981, p. 46）。Saying 並非一種言說行為，而是語言得以成為語言的先行條件：主體在 Saying 中的暴露「比任何被動性更被動」（a passivity more passive than all passivity），因為它先於主體的主動與被動之區分，先於意識的自我同一性（Levinas, 1974/1981, p. 15）。
然而，Levinas 在此處面臨一個他自身承認的困境：Saying 必然在 Said 中被背叛。一旦倫理暴露被陳述、被主題化，它就已經進入存有論的秩序，被同一性吸收。哲學的任務因此是不斷「從 Said 所保留的 Saying 之痕跡出發」，回到 Saying 本身（Levinas, 1974/1981, p. 53）。這是一場永不完結的還原運動，而非一次性的發現。
本文的命題——「主體是裂縫的暫時形狀」——正是在這一還原運動的延長線上被提出的。Levinas 的替代概念已經將主體描述為「被掏空自身存有、被翻轉如手套內裡」的存在（Levinas, 1974/1981, p. 118）：主體在為他者承擔責任的過程中不再是自足的實體，而是無盡地被他者所置換。然而，Levinas 仍然堅持，這種被置換的存在「仍是主體」——因為唯有主體才能承擔責任，唯有能夠說「是」的某者才能成為人質（Levinas, 1974/1981, p. 127）。正如 Bernasconi（2002）所指出，替代「不在自我（le moi）的層次上運作，而在自身（le soi）的層次上」，但 Levinas 最終仍將這一被置換的自身保留為一個可辨識的承擔位置。
本文的超越在此展開。Levinas 的框架包含一個仍然過於人文主義的預設：即使在最激進的被動性描述中，仍保留了一個先於中斷的、能夠被掏空的「某者」。但若將 Levinas 的分析嚴格應用於語言場域——特別是 Fantastic Binomial 所設計的那種語義鏈條被強制斷裂的場景——則會出現一個更激進的可能：在斷裂的瞬間，並不存在一個先行的「某者」被置換；相反，正是斷裂本身——語義鏈條的中斷、既定意圖的失效——在其後的修補嘗試中生成了一個暫時的組織形式，而我們事後將其辨認為「主體」。主體不是被掏空的容器；主體是語言試圖修補裂縫時留下的暫時褶皺。
在 Fantastic Binomial 的操作時刻，兩個異質詞條並置於語言場域之中。發生的並非主體承擔外部他者，而是語義鏈條斷裂：既定敘事意圖無法順暢延續，語言陷入暫時停滯。這個停滯不是附屬於主體的經驗，而是生成主體的條件本身。
主體不是被中斷的存在。主體是中斷留下的縫隙。
在此縫隙之中，語言被迫重新組織。故事不是對他者的回應，而是對裂縫的填補嘗試。然而，填補從未完全成功——因為兩個異質詞條的語義張力持續在敘事中留下痕跡，使任何修補都帶有不穩定的殘餘。主體在這種不完全修補的過程中暫時顯現，並隨著敘事的完成而再次消退。
這一推進並非否認 Levinas，而是將他的「比被動更被動的被動性」推向其邏輯終點：若被動性先於主體的自我同一性，若 Saying 先於任何能夠被稱為「主體」的存在，那麼在語言場域中，最初出現的不是主體的暴露，而是裂縫本身——主體是裂縫的效應，而非裂縫的承受者。這一轉向使分析從「回應倫理」進入「生成間隙」的問題域，並具有一個關鍵的認識論後果：教育的任務不再是培養一個能承擔倫理責任的穩定主體，而是維持裂縫出現與持續的條件。這是一種徹底的責任重寫——責任的位置從主體轉移到場域。
2.3 裂縫的語言受苦與不對稱性
在語言層次上，Fantastic Binomial 所產生的裂縫可被理解為一種結構性壓力：語言必須為它未準備好的元素讓位，語法與語義的穩定關係被鬆動，意義不再自明。這種承受可以被稱為語言的受苦（linguistic suffering）——不是心理痛感，而是語言系統在承受異質介入時所承受的組織壓力。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Levinas 所強調的不對稱性在羅達里的設計中同樣具有清晰的結構形式：投入詞條者不為故事後果負責，而造故事者必須承擔敘事責任。這種不對稱使創作具有倫理重量，並使主體無法將責任回推至他者。正是這種無法撤回的不對稱性，構成了 Fantastic Binomial 的政治性核心。
三、生成式 AI 作為裂縫優化機制
3.1 自迴歸模型的技術結構與系統內變體
在表面層次上，生成式 AI 似乎具備更強大的隨機組合能力。大型語言模型可以瞬間生成無數「手錶 × 雲朵」的敘事變體，且變體之間的差異可以相當顯著。然而，這種隨機屬於系統內變體（endogenous variation），而非外部闖入（exogenous interruption）。為使這一結構差異具有技術精確性，有必要簡要說明大型語言模型的核心運作機制。
當前主流的生成式 AI 建基於 Transformer 架構的自迴歸（autoregressive）語言模型（Vaswani et al., 2017）。其基本邏輯是逐一預測下一個 token（語言單元）：給定一個輸入序列，模型根據先前所有 token 計算出下一個 token 的機率分佈，從中選取一個 token 附加到序列中，然後以更新後的序列再次預測下一個 token，如此反覆，直到生成完整輸出。這一機制的關鍵特徵在於：模型在每一步的預測中，都將全部先前語境納入自注意力（self-attention）計算，衡量序列中各 token 之間的相關性，並據此生成高機率的延續。當使用者輸入兩個異質詞條，模型會將此組合視為一個語境，並在其大規模訓練資料所學習到的機率分佈中，尋找能使兩者產生語義連貫的延續路徑。溫度（temperature）參數可調節輸出的隨機程度：低溫趨向最高機率的 token，高溫則引入更多變體。
此一技術事實具有關鍵的結構意涵。自迴歸模型的每一步預測都指向語義連貫的最大化：它不是在裂縫中停滯，而是在每一個 token 位置上，將異質輸入整合為統計上最可能的延續。所謂「隨機性」——由溫度參數或 top-k 取樣引入——本質上是在同一機率空間內的擾動，而非來自空間外部的闖入。更重要的是，整個生成過程是可撤回的：使用者可以調整溫度、修改 prompt、重新生成，直至滿意。每一次重新生成都不是對前一次的承擔，而是對前一次的替換。
正是在這一技術層次上，自迴歸模型與 Fantastic Binomial 的結構差異變得精確可辨。在生成式 AI 的互動框架中，使用者被預設為提示者（prompter）：主體召喚隨機，主體評估輸出，主體決定是否接受。即便詞彙未知，其來源仍在主體的召喚範圍之內。他者性並未構成倫理事件，而只是參數空間的擾動。
更根本的差異在於可撤回性（reversibility）。在 Fantastic Binomial 的結構中，一旦詞條被投入場域，造故事者無法要求更換、無法重抽、無法優化。不可撤回性構成了暴露的重量。自迴歸模型則在每一步預測中將可能的斷裂即時消解，並允許使用者在不滿意時撤回整個嘗試。裂縫的重量——即其不可撤回性所帶來的結構壓力——在自迴歸生成中被系統性地解除。
3.2 AI 優化裂縫，而非消滅裂縫
然而，若主張 AI 的問題在於「消滅裂縫」，則是過度簡化。更精確的診斷是：AI 優化裂縫，並在此過程中使裂縫失去其不穩定性。
大型語言模型透過機率分佈與語境推理，將語義間隙轉化為高連貫性輸出。當使用者輸入兩個異質詞條，模型迅速提供合理敘事，斷裂被平滑，停滯被填滿，語義鏈條幾乎無縫延續。裂縫不是被消除，而是被迅速納入生成邏輯，轉化為可供選擇的風格變體。差異被吸收為選項，而非留存為不穩定的生成條件。
在這種機制中，裂縫難以維持其不穩定狀態。若裂縫總是迅速被修補，若不穩定總是被優化為流暢，則主體生成的條件將發生結構性轉移：主體不再在間隙中顯現，而在持續選擇與優化的過程中被強化為管理者，而非被迫承擔他者的語言承受者。
因此，AI 的倫理問題並非單純的能力問題，而是互動結構問題。生成式 AI 並非必然缺乏倫理關聯，但其設計邏輯使倫理負擔主要落在使用者與制度的安排層次，而非內建於互動結構本身。這是一種倫理的位移（ethical displacement），而非缺席。
四、裂縫理論的自我崩解與重建
4.1 制度化悖論：被命名的裂縫已不再是裂縫
若上述分析成立，則教育的任務似乎應是維持裂縫的存在條件，延長語言停滯的時間，設計使整合無法過早完成的教學機制。然而，此處出現一個裂縫理論自身難以迴避的結構性悖論：
一旦裂縫被命名為教育目標，它就開始穩定化。一旦「與不確定共處」被列為可培養的能力，它就進入能力語言。一旦「不立即修補」成為評量指標，不修補就成為修補的前奏。制度的吸收能力具有普遍性：任何被命名為價值的事物，都可能透過命名而失去其顛覆性。
因此，裂縫主體論在教育實踐層次面臨一個致命問題：若裂縫可被教導，它就已被收編。這不是外部攻擊，而是理論在觸碰制度層次時必然產生的內爆。
4.2 裂縫的雙重形態：表演式裂縫與結構式裂縫
為處理這一悖論，必須在「裂縫」的教育形態上作出嚴格區分。
第一種是表演式裂縫（performative fissure）：課堂規定今天要製造混亂，學生知道這是技巧，評分標準是「是否展現不確定性」。裂縫在此成為一種風格，最終成為創意資本的組成部分。它最終會被產業邏輯吸收，成為「設計思維」或「創新教育」課程的標準流程。
第二種是結構式裂縫（structural fissure）：課程不宣稱製造裂縫，但其設計使整合無法過早完成；不穩定不被命名為能力，而是以制度安排的方式使主體無法立即撤回。裂縫在此不是目標，而是設計的副產品。它的出現不是因為課程要求它出現，而是因為課程設計限制了主體的立即整合衝動。
這種區分具有關鍵的方法論意義。裂縫不應被浪漫化為解放符號，而應被理解為風險：它可能產生創造，也可能產生焦慮；可能打開民主空間，也可能造成語言失能。教育的責任不是歌頌裂縫，而是承擔裂縫的後果，並設計讓主體能在裂縫中暫時顯現而不被壓垮的結構條件。
4.3 裂縫作為治理機制：強制可塑性的診斷
然而，更危險的問題不在於裂縫被浪漫化，而在於：在當代社會，裂縫本身已被制度化為生產條件。
若嚴格審視當代數位治理結構，會發現其核心邏輯並非消滅裂縫，而是生產可管理的裂縫。使用者被要求不斷更新自我敘事、不斷調整立場、不斷優化表達；主體不是被平滑化，而是被迫持續處於可重組狀態。這種結構可被命名為強制可塑性（compulsory plasticity）：不穩定不是風險，而是義務；裂縫不是空缺，而是要求持續再生成的命令。
本文提出的「強制可塑性」概念，可在兩個既有理論脈絡中獲得更精確的定位。
第一個脈絡是 Catherine Malabou 的可塑性哲學。Malabou（2004/2008）區分了可塑性（plasticity）與彈性（flexibility）：可塑性意指賦予形式、接受形式、同時也具有爆破形式的能力，它包含一種創造性的抵抗向度；彈性則是對外部要求的順從性調適，是新自由主義要求效率、適應力與可僱用性的治理邏輯。Malabou 警告，當代治理的核心策略正是以彈性偽裝可塑性，使主體以為自己在自由地重塑自身，實則服務於資本主義後福特式經濟對持續適應的要求。本文的「強制可塑性」概念承接了 Malabou 的彈性批判，但將分析推進至一個她未充分處理的面向：在生成式 AI 介入的語言場域中，可塑性與彈性的區分本身變得更加模糊。AI 的可撤回性使主體可以同時保有裂縫（接受不流暢的輸出）與消除裂縫（重新生成），「賦予形式」與「順從調適」之間的界線不再穩定。因此，強制可塑性不只是彈性的一種形式，而是一種使可塑性與彈性的區分本身失效的治理狀態：主體被要求持續重組，但無法辨識自己的重組究竟是創造還是服從。
第二個脈絡是 Byung-Chul Han 的績效社會批判。Han（2010/2015）主張，當代社會已從傅柯所描述的規訓社會轉型為績效社會（Leistungsgesellschaft）：主體不再是服從命令的順從主體（obedience-subject），而是績效主體（achievement-subject），將自身理解為自由的企業家，以「你可以」取代「你應該」作為行動的核心命令。然而，這種自由是一種「強制自由」（compulsive freedom）——自我剝削取代了外部壓迫，主體在持續優化自身的過程中耗盡（Han, 2010/2015, p. 11）。Han 的「績效主體」概念與本文的分析在此交匯：生成式 AI 的使用者正是一種語言場域中的績效主體。持續優化 prompt、不斷重生成以追求更佳輸出、將裂縫視為尚待克服的障礙——這些實踐形式恰好體現了 Han 所診斷的自我剝削邏輯。不同之處在於，本文將分析聚焦於語言場域的結構層次，而非 Han 主要關注的勞動與注意力經濟。在語言層次上，強制可塑性的運作更為隱蔽：它並非直接要求「更多產出」，而是透過使裂縫可撤回、可管理、可選擇，來消解主體在裂縫中可能經歷的生成性暴露。教育面對的問題因此不只是「倦怠」（burnout），而是語言經驗的結構轉型——主體與語言的關係從承受者被重組為管理者。
台灣的教育體制提供了強制可塑性的一個極具分析性的在地案例。在升學主義主導的制度結構中，學生的語言實踐長期被組織為「考試導向的優化迴路」：寫作的目的不是表達或探索，而是在限定時間內生成符合評分框架的文本。近年來，台灣教育部推動的 AI 輔助教學政策——包括 AI 口說評量系統的導入、各校教師自行開發的 AI 批改工具——在提升教學效率的同時，進一步將這一優化迴路嵌入日常教學實踐。學生可以反覆使用 AI 修改作文、比對評分建議、調整用詞與結構，直到達到目標分數。在此制度脈絡中，裂縫的生存空間被兩重力量壓縮：其一是考試制度的結果導向，使任何語言停滯都被視為效率損失；其二是 AI 工具的即時回饋，使裂縫在出現的同時即被診斷為「可修正的錯誤」。這兩重壓縮的疊加，使台灣學生的寫作經驗呈現出一種典型的強制可塑性形態：不是被禁止寫作（規訓），而是被要求不斷改寫（績效優化）。主體不是被壓制，而是被迫持續重組——每一次重組都被框架為「進步」，使學生幾乎無從辨識其中的治理壓力。
在此情境下，生成式 AI 的問題並非它平滑裂縫，而是它使裂縫成為可選擇、可優化、可撤回的資源。使用者可以保留某個輸出的不流暢之處，也可以立即重生成。裂縫的停留時間完全由使用者決定，其重量被分解為選項。這種可撤回性使主體成為裂縫的管理者，而非裂縫的效應。
若教育在此情境下僅強調「延長裂縫」，它可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服務於同一邏輯：在一個已將不穩定制度化為生產條件的社會中，提高裂縫產能並非抵抗，而是配合。
五、超越裂縫政治：負向自由與結構判斷能力
5.1 拒絕裂縫不是回到穩定主體
面對上述診斷，第一種可能的反應是退回穩定主體的立場：既然裂縫已被制度化，那麼教育應重新致力於培養穩定的自我認同。然而，這條路徑不可行：穩定主體在高度流動的數位社會中已不再是現實的選項，其重建只會走向規訓邏輯。
更準確的立場是：拒絕裂縫不等於追求穩定，而是拒絕被迫持續重組。強制可塑性的核心是「你必須持續調整」的命令；抵抗這一命令不是要求不改變，而是要求有能力在某些時刻停止生成。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立場。
5.2 停止生成作為負向自由
在強制可塑性的治理形態中，主體的自由不再顯現於生成更多版本，而顯現於停止生成的能力。不立即優化 prompt、不接受最流暢版本、不將驚奇等同於變體數量——這些並非消極怠惰，而是一種負向自由（negative freedom）的實踐形式：自由不是積極地創造，而是能夠拒絕被迫的持續創造。
這一命題對創意教育具有根本的重新定義意義。若創意的培養在強制可塑性社會中必然服務於生成機器的運作，則創意教育的政治性不在於生成更多，而在於培養學生辨識何時停止、為何停止，以及承擔停止之後果的能力。
5.3 結構判斷能力：區分生成性不穩定與被迫可塑性
以上論述最終匯聚為一個核心教育命題。若裂縫本身已被制度化為治理技術，若強制可塑性已成為當代主體條件的主要形式，則教育的政治性任務是培養結構判斷能力（structural discernment）：辨識哪些不穩定是生成的條件，哪些不穩定是治理的壓力；哪些裂縫值得停留，哪些裂縫是被強制生產的。
這種能力不是倫理態度，而是認識論姿態。它要求主體不僅能回應他者，不僅能在裂縫中暫時顯現，而且能在遭遇語言場域中的不穩定時，辨識其結構來源——並在必要時，拒絕其要求。
Fantastic Binomial 在此脈絡中的意義，因此不在於它是一種好的創意技巧，也不僅在於它是一種倫理裝置，而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具有教學設計可行性的微型場域，使主體得以在被限制的條件下練習這種判斷：在他者投入的詞條與自身的敘事意圖之間，主體必須辨識何者是無法迴避的他者性，何者是可以承擔而後繼續說話的裂縫。這種練習，在強制可塑性已成為常態的當代，具有超越技巧訓練的政治意涵。
5.4 三個教學場景：從結構判斷能力到課堂實踐
以上論述若停留在理論命題層次，則無法回應一個正當的追問：結構判斷能力如何在具體的教學情境中被練習？以下三個教學場景並非完整課程設計，而是以微型描述的形式，說明前述理論命題如何轉化為可操作的教學安排。三個場景分別對應本文三個理論層次的教學意涵。
場景一：Fantastic Binomial 的結構式操作
在一個寫作課堂中，教師將全班分為三組。A 組每人在紙條上寫一個具體名詞，B 組每人寫一個抽象名詞，雙方互不可見。教師隨機將 A 組和 B 組的紙條配對，發給 C 組——即造故事者。每位造故事者收到一張來自 A 組、一張來自 B 組的紙條，且不得更換。接下來的寫作時間為三十分鐘，無中途討論環節。
關鍵的設計要素不在於「創意激發」，而在於以下三重限制的交疊：第一，詞條來自他者，造故事者無法將其歸因於自身意圖；第二，詞條配對是隨機的，語義距離不可預期；第三，不可更換——一旦投入場域，造故事者必須承擔這個特定的異質組合。這三重限制共同構成結構式裂縫的條件：不穩定不是被命名為教學目標，而是設計的副產品。教師不宣稱「今天要練習與不確定共處」，而是透過制度安排使整合無法過早完成。
課後反思環節的設計同樣關鍵：教師不問「你的故事有多有創意」，而問：「在寫作過程中，哪個時刻你最想更換詞條？那個時刻你在語言中經歷了什麼？」這類提問引導學生注意裂縫的經驗質地，而非產出的品質。
場景二：AI 輔助寫作的對照實驗
在完成場景一的寫作後，同一批學生被要求以同樣的詞條組合為 prompt，使用生成式 AI 生成至少三個故事版本。學生隨後被要求進行結構性比較，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其一，「你用 AI 生成故事時，是否經歷了與手寫時相同的語言停滯？若否，差異在哪裡？」這一問題引導學生注意互動結構的差異：AI 的即時輸出消解了等待的時間，而手寫時的遲疑與塗改正是裂縫留存的痕跡。
其二，「在三個 AI 版本中，你依據什麼標準選擇最好的？」這一問題使學生反思自身在 AI 互動中的位置：從造故事者變為版本管理者，從語言的承受者變為輸出的評估者。
其三，「你的手寫版本中，有哪些語言選擇是 AI 三個版本都未出現的？那些選擇來自哪裡？」這一問題最為關鍵：它引導學生辨識自身在裂縫中的獨特反應——那些 AI 的機率分佈未曾涵蓋的語言路徑，恰好標記了主體在裂縫中暫時顯現的位置。
這一場景的教學目標不是證明「人類比 AI 更有創意」，而是使結構差異——可撤回性與不可撤回性、系統內變體與外部闖入——在學生的親身經驗中變得可辨識。
場景三：「停止生成」的課堂練習——以台灣升學寫作為情境
第三個場景直接回應台灣教育現場的具體條件。在台灣的國語文寫作教學中——無論是學測國寫或統測作文——學生長期被訓練在有限時間內快速生成結構完整、論證流暢的文章。AI 作文批改工具在教學現場的普及，進一步強化了「優化產出」的迴路：學生寫作、AI 評分、學生依回饋修改、再次提交——形成了一個以分數最大化為驅動的持續迭代循環。
「停止生成」在此情境中的實踐形式可能是：教師在一次寫作練習中，要求學生寫完第一段後停止。不是暫停，而是停止——這篇文章不會被完成。學生被要求閱讀自己的第一段，並回答：「你在寫到哪一句時，感覺到語言開始自動延續，不再需要你的決定？」
這一問題的意義在於：它要求學生辨識語言自動化的臨界點——即語言從「我在決定說什麼」轉為「語言在決定它接下來要去哪裡」的時刻。這個臨界點正是結構判斷能力的練習場域：學生不是在「容忍不確定」，而是在辨識哪些語言運動是自身的生成，哪些是修辭慣性的延續——後者在升學寫作的訓練中已被高度內化，以至於學生往往無法區分「我想說的」與「我被訓練該說的」。
停止本身不是目的。要求學生不完成文章也不是一種反體制姿態。關鍵在於，停止創造了一個結構條件，使學生得以回頭辨識自身語言實踐中已被治理邏輯滲透的部分。在一個將「寫好寫滿」等同於能力的教育體制中，停止是一種讓結構判斷得以發生的負空間。
六、結論
本文從 Gianni Rodari 的 Fantastic Binomial 出發，循三個遞進的理論層次，論證了創意教育的政治性問題。
第一層經由 Levinas 的 Saying/Said 區分與替代概念的細讀，重新定位 Fantastic Binomial 的教學結構，提出主體是裂縫的暫時形狀的命題。這一命題沿著 Levinas 自身從《Totality and Infinity》到《Otherwise than Being》的概念運動推進，將其「比被動更被動的被動性」應用於語言場域，使分析從主體承擔倫理責任的框架，轉移至裂縫作為主體生成條件的問題域。教育責任因此從主體塑造轉移至裂縫條件的維護。
第二層以自迴歸語言模型的 token 預測機制為技術基礎，分析生成式 AI 在結構層次上如何透過裂縫優化使主體生成條件發生轉移。AI 的問題不在於缺乏倫理，而在於其自迴歸生成邏輯在每一步預測中將語義間隙即時消解，其可撤回性使裂縫失去重量，其互動結構將主體預設為管理者而非承受者。
第三層也是最具理論風險的一層：正面處理裂縫理論的制度化悖論，提出強制可塑性的診斷。本文援引 Malabou 的可塑性/彈性區分，說明強制可塑性如何使兩者的界線失效；援引 Han 的績效主體概念，將生成式 AI 使用者定位為語言場域中的自我剝削者。台灣升學體制中 AI 輔助寫作教學的案例，則說明了這一治理形態的具體制度形式：考試導向的優化邏輯與 AI 即時回饋的雙重壓縮，使裂縫在出現的瞬間即被診斷為待修正之缺陷。由此，教育的任務被重新界定為培養結構判斷能力與負向自由——在持續被要求生成的社會條件中，辨識何時停止，並承擔停止的後果。
三個教學場景——Fantastic Binomial 的結構式操作、AI 對照寫作實驗、以及台灣升學情境中的「停止生成」練習——為上述理論命題提供了初步的實踐轉化方案。這些場景並非完整的課程設計，其有效性仍需進一步的經驗研究加以檢驗。但它們至少說明了一個可能：理論命題得以在具體教學安排中獲得結構性的可操作形式，而不必然落入表演式裂縫的收編陷阱。
這套論述的最終命題因此是：創意教育的核心不是生成更多，也不只是容許裂縫，而是培養主體在遭遇語言場域的不穩定時，能夠辨識其結構性來源、決定是否回應、並在必要時拒絕被迫持續重組的判斷與意志。在生成式 AI 已成為日常創作基礎設施的當代，這種能力的培養，是創意教育得以保有其政治性的最後一個可防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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