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曾經提到靈芝巿場進入「科學實驗」與「健康食品認證」的競爭時代，第五章討論「健康食品認證」的社會建構過程，第六章討論了健康食品保健功效作為管制標準的協商過程。健康食品管理法，反過來影響業者的銷售實作，一方面，業者將「健康食品」認證視為「生物科技」發展的指標，另一方面，業者援引與搜集各式各樣關於靈芝的「科學實驗報告」，主張靈芝已經從「神話」，走向「科學」。本章主要關注「靈芝」如何被再現為生物科技產業底下，「中藥科學化」的典型個案。這些「再現」，成為業者銷售實作的資源，關於實作的部份，筆者將留等下一章進行討論。
1. 生技產業的口號、政策與制度條件
甲、
政府生技政策方向──促進產業發展
官方對於「中草藥科學化」的看法，本質上應理解為以「生物技術」開發「中草藥」，中草藥被視為資源，可供生物醫學界開發植物新藥。[1]至於傳統理論（如四性五味）與相關業者（中醫師或者中藥業者），則未被納入科技政策的制訂過程當中。因此，想要瞭解政策對於「中草藥」的相關政策，必須從「生技醫療科研」相關計劃切入，因為「中藥科研在臺灣整體施政預算所占比例相當低」，而政策制訂者多為西醫藥背景(余依婷 and 鄭惠文 2012:341)。因此，在科技政策的脈絡裡，「中草藥科學化」可理解為如何以「生物醫學」的方式，從「中草藥」當中，開發新產品的過程。
在這個脈絡底下，「商品化」的可能性，成為「學術研究」的前提，產業導向在「中草藥科技化」的影響日漸明顯。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從未邀請過中醫藥人士參與，但「具有開發新藥或經營生技醫藥公司實務經驗的科技顧問」，則是會議的座上貴賓(余依婷 and 鄭惠文 2012:344)。為了回應產業需求，政府引進國際生物技術，並且健全臨床試驗查驗體系，並且改造政府組織，以提升管理效率(ibid:349)。「生物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BioTaiwan Committee)」（係依據2004年「行政院產業科技策略會議」建立）建議為了幫助臺灣「中藥科學化」的發展，應「以『產業發展』作為臺灣政策主軸，不要總是落入『學術研究』的思維」；應「『注重效率』，導入『策略聯盟之授權』或『委外合作』進行科研開發」，不需要臺灣從頭發展產業基礎；至於國家型計劃的評估指標，若為產品導向者，應從利基巿場反應進行評估，「若須作為臺灣整體產業發展方向參考，則須從『前瞻性技術開發』的完成度進行評估」(ibid:350)。「發展、效率、利益、前瞻」成為以生物技術開發中草藥的重要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的BTC會議，已經關注到「療效」與標準化評估的地方差異，委員會主張應該要另行建立臺灣自身的標準化評估機制；這反映了「療效」具有因地而異的「政治性」。余依婷提到委員會之建議為：「先進國家對植物新藥之審核以西藥研發模式及疾病分類為准，恐怕難以觀察到臨床可用之療效。臺灣若要投入植物新藥的研發，應根據臺灣中醫藥科研經驗，另外訂定一套『以臨床療效為基準』之標準化評估機制」(余依婷 and 鄭惠文 2012:351)。[2]商品化不光是物質開發，也必須包括物質環境的建構，因此，委員會建議應從整體的角度，建構「中藥科學化」的環境，包括開發原料、半成品與成品之檢驗方法，以及擬定法令基準等等，並作成推動「臺灣生技起飛計劃」之決議(ibid:351)。
「臺灣生技起飛計劃」的全名為「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鑽石」成為整個行動方案最重要的「象徵」。政府認為「我國投資於生技相關學研機構長期所累積的研發能量，尚未順利被下游廠商承接與應用，致使研發成果無法順利商品化，創造可觀的具體產值」，這是「產業價值鏈上的關鍵缺口」，因此於2009年3月26日宣布啟動「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主要內容包括：「強化產業價值鏈(value chain)中產業化研發能量、成立生技創投基金、推動整合型育成機制，以及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以建構與國際銜接的醫藥法規環境等4項重點」。[3]主責單位分別對應於經濟部產業化研發中心、經建會、國科會、衛生署。「學術研發」為政府興利，促進產業之手段。
余依婷從「中藥科學化」的角度回顧上述發展，她認為「『中藥科學化』雖非臺灣發展生技產業的主要研究目標，但是相關的政府資源投入，仍有可能幫助發展中藥科學化。學術研究雖然可作為『中藥科學化』基礎，但是要獲得具體進展，還是必須把產業發展納入考慮。臺灣目前在中藥科學化的推動上，必須扣緊產業應用的需求，使中藥科研技術能夠具體商品化，同時也要強化海峽兩岸交流、建立與先進國家的策略聯盟合作關係，才能在科學化、現代化、國際化的方向上，提升中藥科研究技術的層次」(ibid:357-8)。然而，余的「中藥科學化」立場，讓她錯失了「中藥商品化」才是核心關鍵。政府推動的生技政策，實際上不僅是推動中藥科學化，而是推動「中藥加工產品的再商品化」。
這些產品，透過新的加工技術或生物技術製造而成，它們成為「新興物質」。面對這些「新興物質」，固然商人可以從其出身，說明他們的價值，譬如紅麴膠囊，就像紅麴，有著清血的功效。但是如果紅麴膠囊與紅麴一樣，商人要如何說服消費者進行交易？因此，他必須想辦法證明，紅麴膠囊的價值高於紅麴。紅麴的價值依據，可能是古代本草經典，如《本草綱目》，但是古書並沒有記載紅麴膠囊的價值，也沒有教導人們如何理解萃取精煉後的產品，人們只能透過假定，類推紅麴膠囊應該具有紅麴的功效，但那僅僅是假定，再者，誰能確定膠囊裡裝的真的是萃取過的紅麴，還是什麼其他混充的物品。因此，加工過程使得物質本身的價值不再明確，而需要重新界定，也就是進入了「價值競技」的過程。
因此，進一步來說，所謂的「加工」，實際上除了「技術加工」，也應該考慮「符號加工」(Baudrillard 2001)。布希亞所舉的例子，是裝了尾翼的汽車，就技術層次來說，尾翼對汽車來說並非必要，甚至在技術上會影響汽車速度，但是就象徵層面來說，尾翼卻給人「速度感」的感覺，彷彿開了車就能飛行一樣。從這個角度來說，實際上「符號加工」，關注的是生物科技如何給人們帶來「科技感」，讓人們感受這些經過加工的「新興物質」。
過去學者提到「生技產業」的神話迷思，認為「生技產業」只是過去的加工技術（如醱酵技術），換上新的行銷包裝(陳尹婷 2011; 陳加忠 2002)。實際上，完全視生技產業的說法為神話論述，不儘然正確，因為加工技術的確在改變，譬如基因食品、基因轉殖工程，都超越了布希亞1970年代的理解，技術確實創造了新的產品。但是這些「產品」，必須先成為「符號」，才能成為消費對象(Baudrillard 2001)。因此，技術本身必須透過「再現」的過程，轉變為可理解的符號（包括勾勒美好的未來想像，或者可怕的後果），技術才會穩固或者鬆動。因此，重點是，這些「技術加工」過程如何從過去的「後臺」位置，走向「前臺」(Goffman的用法)，成為公關展演的一部份，這才是本文認為從日常生活視角，理解「中草藥科學化」的關鍵。過去，我們信賴專家，今天，我們還要看到實際的數據，甚至是專家的操作過程，我們才願意相信，才願意買賣。
因此，過去的物質，在過往的網絡，受質疑程度較小。譬如紅麴活血，我願買紅麴吃去除瘀血。但是紅麴膠囊呢？漂浮在意義之網上，尚未著陸。「科學」修辭則是連結「新興物質」與既有網絡，甚至拓展意義之網的必要符號加工工具。從拉圖的立場來看，科學是修辭學，是種說服人的修辭技術，是建構事實關連的程序(Latour and Woolgar 1986)。在這些「新興物質」的領域，科學程序建構它們的「使用價值」，譬如「有效」、「安全」或產品具「穩定性」。但界定這些新興物質的「價值」的程序，不僅僅是科學，還包括法規管制，前一章提到健康食品依加工方式的不同，必須進行不同程度的安全性實驗，就說明「新興物質」能否被政府視為「健康食品」，必須經由科學與法律雙重程序，才能確認其社會地位。
換言之，若是從「中藥商品化」的角度，重新思考政府政策，那麼我們將對「中藥科學化」議題有更透徹的理解。政府從2000年初的「物質開發」轉向「建立管制架構」，正說明「中藥科學化」，並非只是「物質開發」，還擴及「管制架構」與「巿場變革」。「中藥科學化」不再只是廿世紀初「中西醫之爭」的「國族認同問題」，反而是資本主義、生物醫療、國家管制的三重脈絡下，如何打造新形態的中藥產品，重新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新議題。相較於余依婷的政策討論，我更傾向從科技研究與文化消費的視角，深入分析「靈芝」個案，探討「中草藥」在前述三重脈絡下的當代轉變。
[1] 關於各項科技政策的歷史回顧，余依婷(2012)作了很好的整理，本文不再贅述。她回顧了近廿年來的各項科技政策會議，包括全國科學技術會議、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行政院產業科技策略SRB會議以及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BTC會議。請見余依婷(2012)附錄五的討論。
[3] 「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行動計劃（核定本）。網址：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26/64404/ccc6287c-9e20-4700-b4f9-575357008b0f.docx。資料來源：行政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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