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ila Jasanoff, Design on Nature[自然的設計]之評論與作者回覆(2008)

Review Symposium: Controlling Biotechnology: Science, Democracy and ‘Civic Epistemology’ in Metascience (2008)17:177-198
(Design on Nature[自然的設計]之書評

Jasanoff如何回應審查人。

	評語	Jasanoff的回覆
Yaron Ezrahi 好評	1.指出Jasanoff的洞見，在突破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思考（自啟蒙以來的政治想像：民主與知識啟蒙：民眾需要教育）→但是Public有自身的知識，不同於科學家之知識。 2.公眾想像之源頭：比起科學期刊，更多是大眾傳播，包括圖像與口說。 3.點出Nature如同God與Nation都是集體想像；而人們更常使用environment勝於Nature也反映此點趨勢。(179) 4.不同於啟蒙，知識沒有非政治化(depoliticize)集體選擇的權力。相反的，知識通常必須調適於達到正當化決策的政治過程。(180) 5.巿民認識論仰賴知識與社會秩序共同生產的民主與科學理論之洞見，就此來看巿民認識論is the lay mode of balancing causality and morality, of empowering normative popular orientations to edit and frame notions of causality and responsibility with which they are compatible. (180)在面對社會秩序的要求與知識的生產與擴散之適應，這個視角強調地方變異能力(local variability)的重要性。(180) 6. 比較方法確有其貢獻 7.打破科學是超然於政治之預設。(181)	感謝他買帳共同生產之想法。(194) Civic Epistemology是在STS領域的說法，在政治領域，就是談Public reason的問題。
Robin Grove-White 好評	他是英國人，曾參與綠色和平組織的活動。他肯定Jasanoff的分析，但認為以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忽略了環境主義是全球性的運動，有著超越國家文化之關懷，因此在分析Global層次是不足的（譬如Global如何影影個別國家，譬如WTO帶來的影響），以此質疑以國家為分析單位的妥適性。若是能夠注意到national與international的不同層次，會更完善。 另外，關於巿民認識論的概念，假定national cultural continuity(186)之連續性，這個假定合理嗎？如何在國際相關互動之間層次，認為巿民認識論這樣的概念，是否還適用呢？	接受跨國際層次的批評，認為確實若能考慮Transnational movement，更佳。(192) 但她也說，所有的Global，也都是Trans-local（跨國或所謂全球必落實於在地）。All politics is Local. (193) 而新事物的創生，我稱之為ontological politics，是根基於國家組織以及他們所提供或不提供的可能性，以此說明以國家作為分析層次，仍有其道理。(194)
Rosemary Robins 負評	1.認為本書讀者預設非STS界同事，而是政策制定者、立法者、科學家與政治人物，因為所談的概念對於STS人來說是常識。(187) 2.認為Jasanoff用老分析範疇(state,interest,agency, politics)談出符合STS發展趨勢之文，值得肯定。 3.認為僅關注政治過程，忽略了科學事實的生產（如實驗室），因此再生產了自然與社會的二分。(189) 4.如果能夠追問實驗室的偶然性如何影響國家政策，甚至影響不同國家，會更有趣(189) 5.為比較，忽略了fragility, partiality, absence of consensus and pockets of conflict等面向(189) 6.認為巿民認識論的概念，跟一國之道德價值或者世界觀的概念，沒有什麼創新之處。(190) 7. 經過比較好，卻說不出何者比較好，所以比較到底是為了什麼？比較的化約，反而讓我們忘了故事的源起，也無法作出任何評斷。	1.用Ezrahi的評語，幹譙Robins.(兩人的評價差太多) 2.控訴我僅關注政策，不關注科學。是因為你沒有抓到共同生產的概念(195)。你書沒好好唸，肧胎不是全世界都一樣的，而是在各國不同時空條件下的特定產物(196)。實際上，我認為對STS領域來看，我們需要將分析視角從實驗室的微觀互動，轉移到更廣泛的參與與介入，也就是不僅關注生產端，也要關注接收端(reception side)(197)。因此，不能困守實驗室，而是看政治與科學的共同生產關係。 3.我之所以強調巿民認識論，是為了強調公眾詮釋能力，對政治理論家來說，就是公眾理性(public reason)。(196) 4.所謂的場域，是專業者的自我要求才創造出來的（而沒有天生所謂STS就應該如何），因此，所謂的STS的分析對象與目標，究竟是什麼，需要持續的定義與反問我們自身(197-198)。 5.重新帶回在地故事與脈絡，質疑不加思索的日常生活，正是STS學者的責任。(198)

Jasanoff的名言錦句：

1.      For me, giving a book a home means something less located, less enduring, and more alive. My books, I imagine, are at home any time they find a willing reader, sparking answering thoughts and interpretations that in the best of circumstances find their way back to me, enabling a cycle of exchange.(192) （書的家，不是書架，而是流通、交換與知識的共享）。

2.      If there is one thing we have learned from building STS, it is that no ‘science’ worthy of that name, including our own, can be wrapped up in an epistemological straitjacket that keeps its practitioners from redefining its mission and remaking its methods of inquiry.(197-198)（STS教導我們的，就是不斷地重新自我界定自身使命與創造新的探索方法，而非固步自封過往榮光，自以為什麼才叫作STS，而框限其他的可能性。不是只有實驗室研究，才叫作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