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採取「邊界物」(boundary objects)作為分析取徑，以管制健康食品的法規，即「健康食品管理法」的發展作為我的分析對象。在科技與社會研究領域，Susan Leigh Star提出的「邊界物」意指不同社會行動者，帶著不同的詮釋視角，透過特定物質作為中介，進行著沒有共識的溝通，而此特定物質即稱為「邊界物」 。邊界物即容許不同社會世界作出異質解釋而共同交流之物(Star及Griesemer 1989)。邊界物包括三個條件，(1)詮釋彈性、(2)工作流程的配置與需求的資訊結構以及(3)事物運用失當或者化裁得宜之間的動態關係。Star 等人於1989年提出邊界物作為分析概念，隨著學術進展，邊界物概念產生濫用情況，Star進一步重新聚焦邊界物的概念，提出多重邊界物與邊界系統的說法，統稱為邊界的基礎設施(boundary infrastructures)。Star認為邊界對象最適合應用在組織層次的研討，探索不同社群針對此對象物進行的異質實作。她以「標準」以及（標準之外）的「殘餘範疇」之關係，強調人類就標準化與反標準化之間的鬥爭，促成了邊界對象不斷重新詮釋與促成新邊界的過程(Leigh Star 2010)。
過往雖然有從「邊界物」分析健康食品的研究(Eden 2011; Weiner及Will 2015)，但是對於邊界基礎設施的討論卻不太充份，而如同Star批評的，這些詮釋往往過份重視邊界物「詮釋彈性」的部份，卻較少提供組織制度面的基礎面向(Leigh Star 2010)。以健康食品管理法為例，該法是對「健康食品」進行管理標準化的實作，但卻因法規修改過程中，諸多團體導致了殘餘範疇的產生，而促成了新的邊界對象：受到法規管制的「健康食品」以及游走法律邊緣的「保健食品」之概念，形成不同社會團體對於單一物質有著多重指涉的現象。這些多重指涉，造成管制失靈，進一步引發爭議，而引發修改「健康食品管理法」的需要。但這些需要不完全來自於國內巿場的發展，也與全球巿場與管制政策的變化相關。健康食品的標示、檢驗、管理與解讀，在在都反映了從「資訊層面」解讀的必要性，而這正是源於自資訊管理理論的「邊界對象」概念的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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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療社會學的討論中，當代醫療現象所涉及的不再僅是醫療化命題涉及的醫療化與專業支配，伴隨著醫療批判論（如醫源病的說法）、消費主義與健康主義的發展，不同職業團體對醫師專業提出質疑。當代社會對個體的治理，疾病治療與預防醫療共同成為當代的身體治理技術，醫療社會學也逐漸分化出「健康社會學」的領域(Barry 2008)。「健康」被視為當代新的道德規範，繼善惡（基督教道德）、有罪無罪（司法懲罰系統）後，常態與病態（符合大眾標準或者偏離大眾標準）成為當代人們自我檢視的與道德規範（Conrad、Lupton）。
1970年代美國與日本，面對環境污染公害問題，產生了追尋健康的健康促進運動。以「健康」為名的各種論述大量出現，透過統計學形式的「均質人」身體，以及遍及於大眾傳播媒體的「離散人」形象（以青年男女「明星」引領的流行文化為主），共同形構了對於常態身體與理想身體的想像。常態身體想像透過學校、醫院、監獄、精神病以平均值作為標準，糾正落後的偏差人員；理想身體則不斷成為人們自意識一己之身仍不夠健美質優的焦慮來源。因而在健康與不健康之間，產生了「亞健康」或者「潛在危險」的風險論述，而要求個體積極介入對自我身體的治理。健康促進運動，應該理解為促進「健康意識」發展的運動，面對環境污染會不會危害到自身的不確定性，人們透過種種技術手段，來降低不確定性，健康發展為產業，而健康食品（包括今日的有機食品與機能性食品雙重涵義）即為產業之一。
換言之，恰如傅柯對於性意識進行的系譜學考察，健康意識也有其系譜。傅柯承襲尼采的系譜學分析，視歷史為效果，效果則是事件產生的影響，而事件即是不同力量的交爭關係。從效果的角度看待歷史，過往的歷史觀的用途就不是對過去的記憶，而是對現在權力的鞏固，而效果史能嘲諷、拆解、破壞過往的史觀：(1)嘲諷這些歌功誦德者卑微的起源、(2)拆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身份（同一性，即identity所具有的雙重意涵）、(3)破解知識要求人們獻祭自身的暴力關係。[1]因此，應用前述討論來看， (1)健康食品所依賴的中醫藥傳統與藥食同源說法，是後世出於特定利益的建構；(2)物質作為健康食品而被視為具有功效並非理所當然；(3)人們也不完全聽命於專家，常民對於物質有自身的詮釋與解讀，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專家與常民之間的關係。
科技與社會研究深受傅柯影響，Nettleton認為傅柯對醫療社會學的貢獻在於：否認單一真理觀；否定進步史觀；否定專家知識優越性。這些說法為後世建構論分析開拓廣泛空間(Cockerham 2007;
Nettleton 2006)。傅柯以系譜學之名，拆解當代人文學科與科學打造當代主體的共謀關係；科技與社會研究則以「建構論」之名，拆解社會與自然的大斷裂，破解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互對立而實質上共謀（井水不犯河水，大家都有水喝）的知識/權力關係。社會生活被區分成不同領域，然而這些區分卻非不證自明。
隨著科技與社會研究者透過實驗室研究，逐步用不同的描述視角探討科學知識生產過程，自然科學知識也逐漸除魅，不再被視為科學家的天才，而更多是集體知識生活的創作。對於人的知識與對於物的知識不再是兩個世界，而應該是相互交集的存在。拉圖論證轉譯(translation)時，將interest重新解釋為inter-esse要描述的正是此點，利益或者旨趣(interest)指的正是牽連行動者彼此交集(in between)，進而產生張力之所在(Latour 1987:108)。從inter-esse的立場出發，不同的研究者基於自己的研究背景，而提出了分析社會世界的重要論點，與本研究計劃相關的，是Susan Leigh Star所提的邊界對象(boundary
object)，以及Sheila
Jasanoff談到管制科學(Regulatory
Science)與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論點。
區隔及其關連。
健康食品＝食品＝藥品；健康食品管理法＝食品衛生安全法—藥事法。
功效的標準研究流程是如何界定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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