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Garrety, Karin (1997). Social worlds, actor-networks and controversy: the case of cholesterol, dietary fat and heart diseas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7(5), 727-773. 社會世界、行動者網絡與爭議：以膽固醇、飲食中脂肪與心臟病為例
摘要（本文主張社會世界理論比起行動者網絡理論在解釋持久爭議時更有用）
Knowledge which links dietary fat and
cholesterol to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has been controversial for more
than forty years. While policies advocating fat and cholesterol restriction are
now deeply ingrained in affluent western societies, the scientific `facts' on which
they are supposedly based are highly contested. （事件所涉乃的科學事實本身被認為具有高度爭議性）Applying
concepts from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social
worlds approach, I argue that knowledge and dietary recommendations relating to
cholesterol, fat and CHD are the outcome
of complex social negotiations which can only be understood in their cultural,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關於膽固醇、脂肪與冠狀動脈疾病(後稱為冠心病)的知識與飲食建議，是複雜的社會協商的結果，而這些複雜社會協商，我們只有放在文化、商業與政治脈絡裡才能瞭解）Policies
were framed in the 1960s before `proof' of their efficacy was available. Since
then, ambiguous experimental results have been shaped to support the policies.
I argue that, despite its many attractive features, actor-network theory cannot
adequately deal with protracted controversies. Social worlds theory provides a
much more useful framework for investigating long debates in which the `facts'
remain elusive.
導言
行動者網絡、社會世界與利益
將心臟病視為公眾議題
實驗室的世界：膽固醇假說的源起
膽固醇假說支配權的爭奪戰
從實驗室脫逃的膽固醇假說；保守的科學家試圖將膽固醇假說丟回實驗室；保守的科學世界與商業世界相互碰撞；美國心臟協會支持高危險病患降低膽固醇；流行病學伸出援手；找尋明確的證據
商業、政治領域與消費文化
在膽固醇爭議中的社會世界交鋒
行動者網絡、「社會因素」與爭議
社會世界、多重含義與權力
結論
林宜平導讀
蓋洛提指出，科學知識與政策的產生，是複雜的社會協商的結果，她以行動者網絡理論與社會世界兩個理論，分析膽固醇與心臟病所引發的長期爭議，進一步指稱，社會網絡理論無法處理長時間的爭議，當所謂的「事實」令人捉摸不定時，社會世界理論可提供一個更有用的理論架構。(266)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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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題 ：事件陳述 |
1.以膽固醇、脂肪與冠狀動脈疾病臨床試驗結果的發表破題，回顧爭議。 2.實驗設計簡介。 3.科學家兩項有爭議的宣稱(因操弄統計數據，改變顯著水準的標準)：a)降低膽固醇，可減少心臟病與心臟病死亡；b)宣稱改變飲食對大部分年齡層有效(即便他們無法在臨床試驗中進行檢測飲食的影響) 4.科學家建議每人都應減少飲食中的脂肪與膽固醇攝取量。小結：反膽固醇運動，代表一個大規模的醫學監控與介入的努力，主要針對沒有疾病的人口，但是其所根據的科學知識，卻是高度爭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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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觀點 |
5.科學社會學家以爭議為研究對象，檢視知識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6.過去的理論觀點（科學知識社會學；行動者網絡理論與符號互動論者）很少應用於研究持久的爭議(protracted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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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聚焦 |
6.這篇論文旨在擴大爭議研究的範圍，以涵蓋較新的方法論架構。 |
行動者網絡、社會世界與利益
1.行動者網絡理論概述：利益的轉譯、結盟以壓制異議行動者，非人行動者必須與人類行動者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視。(273)
2-3.符號互動論概述：關注意義的集體社會協商(collective
social negotiation of meanings)。早期學者研究科學家作為一種職業。近來此傳統的學者如Adele Clarke, Joan Fujimura與Susan
Leigh Star以「社會世界」(social
worlds)分析科學家與其他人如何創造知識。社會世界是可鬆可嚴的結構單位(loosely
or rigidly structured units)，在其中人們共享資源與訊息；相關成員關注於他們認為重要的事情以及應該要完成的事情，這就是他們的特徵。民眾經常會加入一些社會世界，這些領域可以因工作性質、休閒活動、家庭生活、政治或宗教上的信念而組織起來．參與(Participation)可以有很多種－－有時候，由幾個人組成一個有行動力的核心，而其他人則位居邊緣。通常幾個世界圍繞著一個特定議題（例如解決癌症或心臟病的問題）而形成一個共同利益的競技場(several worlds form an arena of common
interest around a particular issue)。
4.社會世界並不是固定或同質的，而是流動且異質的。他們有時分裂，有時結合，原本是為追求共同的目標而自我組織的單位(self-organizing
units)。這個理論能夠幫助我們在處理科學議題時，納入科學家以外的行動者，幫助我們瞭解社會世界的交鋒處是爭議中特別重要的地點。正是在這個地點，合作與衝突變得清晰可見。透過聯盟與彊界上的鬥爭(alliances
and boundary struggles)，不同社會世界的行動者創造機會與施加限制(opportunites and constraints)，使得某些聲音能被聽見，也使得某些聲音被消音(be
heard or stifled)。(276)
5.Anselm Strauss認為社會世界的基本特徵是人們傾向於尋找與維持自身行動與知識宣稱的正當性(legitimacy)[1]。科學具有強大的正當化權力，爭議則充斥藉由否定其他人的科學主張而意欲將自身世界與「科學」聯結的行動者。爭議以劃界鬥爭(boundary struggles)為特徵，反映了行動者對於科學與非科學邊界的衝突性區分(conflicting demarcations of the science/non-science
border)。正如湯瑪斯‧吉爾倫最近提到的：
劃界工作(boundary-work)，是人們為了爭奪正當性（挑戰科學在認知上的權威）、可信度、聲望、權力、物質資源以便取得特權位置而發生的。科學與非科學在實際上劃出來的區分是由社會利益所驅動，這些利益涉及主張、擴張、保護、壟斷、奪取、否認或限制科學的認知權威諸面向。
探索爭議包括追踪不同社會世界對於劃定以及再次劃定(draw and redraw)科學與非科學的邊界的嘗試。因此，必須潛在相競爭的社會世界已經注意到的時候，一個議題(issue才會成為爭議(controversial)。
將心臟病視為公眾議題
1.（理論視角）符號互動論者的主張：社會問題是集體的建構，是由發起人帶動以獲得公眾關注的議題。(277)
2.（職業團體）1940s美國心臟協會造勢，提高大眾對心臟病的關注。(277)
3.（政府組織）說客說服聯邦政府於1948年創立國家心臟研究中心，成為政府對抗心臟病最主要的組織，到1960年代，預算持續增加。(279)
l 實驗室的世界：膽固醇假說的源起
20世紀初，俄國科學家餵食兔子牛奶與蛋黃，他們主張膽固醇上升是兔子動脈硬化症狀的成因。(279-280)但是同行不怎麼認可這個說法。(280)然而，膽固醇假說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之間，提供了醫學研究者探索的方向，但膽固醇並未成功成為心臟病的診斷指標。（因健康者高膽固醇；心臟病患反而低膽固醇，因此兩者的相關性未建立）。(281-282)因此，膽固醇與心臟病之間的假說缺乏共識；問題一直延續到1950年代，問題才以化學方法在脂肪飽和濃度上被重新定義。(283)
膽固醇假說支配權的爭奪戰
一位生理學家安賽爾‧凱斯（Ancel Keys）於1950年代發起全球流行病調查，主張食用不同脂肪含量飲食人口群的血清膽固醇有正相關；心臟病的比例與飲食中的脂肪含量成正相關。(283)雖然不乏來自專業者的批評，但凱斯所陳述的「事實」仍然留存並盛行，但前者言論限於專門期刊與教科書，凱斯則強力為自己辯護，他透過科學與大眾媒體世界，聚集大量資源，說服人們他的版本的「事實」才是正確的。(283-287)
l 從實驗室脫逃的膽固醇假說
媒體在報導凱斯的研究成果時，則傾向更以事實口吻報導脂肪、膽固醇與心臟病的關連。其他科學家也附和指出攝取脂肪是冠狀動脈心臟病的主因。膽固醇假說在1950年代成為大眾媒體熱議話題。隨著化學界的新進度，科學家同意，對多數人而言，多元未飽和脂肪會降低膽固醇，單元未飽和脂肪沒有影響，而飽和脂肪則會增加膽固醇濃度。(287-288)
l 保守的科學家試圖將膽固醇假說丟回實驗室
科學的社會世界並非同質，反對凱斯等人的「飲食狂熱」的科學家，主張飲食與動脈硬化症及冠狀動脈疾病之間缺乏因果上的足夠證據。(288-293)
l 保守的科學世界與商業世界(Business
World)相互碰撞
1950年代晚期食品業者的介入，贊助營養基金會進行研究，宣傳多元未飽和脂肪可降低膽固醇含量，以從中獲利。(293)商業世界漸增的活動引發了正統科學世界的反彈。國家科學院研究委員會、美國醫學會的食品與營養理事會、食品及藥物管理局都支持美國心臟協會的主張，認為需要進行更多研究，才能支持飲食建議。(295)商業世界與科學世界正面交鋒。(295)
l 美國心臟協會支持高危險病患降低膽固醇
美國心臟協會第一次對飲食與冠狀動脈疾病的聲明，劃出了一道科學與非科學的界線，將膽固醇假說降格(relegated)為「食物風尚」(food faddism)的範疇，或者說，視為非科學的範疇。(296,E740)但凱斯等人在美國心臟學會與其他伙伴取得有利位置，擬出相關政策文件，以其曖昧不清的陳述，讓利益團體各自表述以獲得利益，1960年12月，美國心臟協會重新劃分前述界限。他們謹慎支持高危險病患的飲食建議，以降低血液膽固醇濃度作為這些病患預防心臟病發作的指引。這是他們獲取認知權威的新策略。正如《時代雜誌》所說：「半推半就，美國心臟協會最終給予反膽固醇聖戰予以祝福。」(296-297)
1962年，美國醫學會的食品與營養理事會進入這個競爭場(entered the arena)，立場類似美國心臟協會，因而也受大眾媒體與相互對立的食品業者的歡迎。但美國醫學會則認為「晚近的食物風尚是毫無效用」，此主張導致食品廠商與大眾的困惑。1964年，美國心臟協會改變立場，建議民眾降低脂肪攝取。美國醫學會的食品與營養理事會於1965年在《美國醫學會雜誌》建議醫師可以考慮以飲食改變作為「易罹患冠狀動脈疾病年輕族群」的預防措施。(297-299)
l 流行病學伸出援手
醫學團體取回認知權威的策略是，重新劃分科學與非科學，然而這項策略共未伴隨任何飲食實驗的新資訊。如同美國醫學會的聲明中承認的，「明確的證據…仍然缺乏」。美國醫學會使用流行病學知識，來為自己立場的轉移辯護。生物統計學家執行的弗明漢心臟研究提出血清膽固醇濃度與心臟病風險的正相關關係，成為根深蒂固的醫學教條。其後十年，研究者細緻化且擴展他們對人類與動物的心臟、動脈、膽固醇及飲食相關的知識。許多推廣飲食改變的政策宣言相繼出爐，然而，直到1980年中期，這類報告多半附加但書——「明確證據」依然不足。(299-301)
找尋明確證據
科學家為了提供關鍵性的證據而從事飲食實驗。然而，科學家本身不斷地改變規則，研究活動的變化往往比原先預料的情形更為複雜。在1950年代看起來合理的實驗，在1960年代則會被認為充滿方法學上的錯誤。但是這並未阻止科學家運用詮釋彈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聲稱獲得正面結果，但是科學家們仍難以宣稱已找到最終證據（至少在脂質研究中心冠狀動脈初級預防實驗出來之前）。（作者接著說明歷年來的三個重要實驗，科學家後來引入了複雜風險因素等因子進行研究，實驗雖未獲肯定結果，但科學家仍主張生活習慣的改變有益於減低心臟病風險）。隨著脂質研究中心冠狀動脈初級預防的實驗結果發表後(見導言破題處)，藥商的長期投入終算有了回饋，cholestyramine與一些新藥如simvastatin的銷售量驟然升高，大眾媒體將視為膽固醇與心臟疾病的關連視為事實報導。(301-306)但爭議並未因此終結。有許多科學家反對前述國家心、肺及血液研究中心的實驗結果，主張「科學」被不正當的「政治」污染了。(307,E745)面對這些挑戰，《循環》期刊則發表聲明：「改變生活方式對於冠心病的發生率的降低是有效的，而這建議並無危險性，再者，冠心病告成的巨大疾病負擔，不允許我們繼續等待建議生活方式的更多證據。」(308)
商業、政治領域與消費文化
在1960年到1984年間，當科學家嘗試建構更明確的證據時，許多社會世界則繼續使用及塑造膽固醇假說的多樣詮釋。只有在分析中，納入這些社會世界以及他們之間的劃界鬥爭，才能將前述現象說明白。多數醫學期刊、西方政府、無數的食品業者，以及消費者團體都支持飲食改革；只有少數人指出其中的「知識落差」(gaps
in knowledge)，其中包括堅持明確證據的科學家以及產品中含高單位飽和脂肪與膽固醇的業者。數十年下來，這些異議科學家被邊緣化，而飽和脂肪相關業者則試著讓自己適應於新的營養學知識。(308-309)
業者在1970年代曾透過種種辦法降低新知識的衝擊，譬如1.影響政府的行動與政策（譬如使國會公聽會延期，促成鞏固蛋類與牛肉巿場地位的法案）；2.改變產品中的脂肪與膽固醇含量，為「關心心臟」的消費者提供新的產品；3.強調科學知識的落差與模稜兩可之處，以便鬆動對膽固醇假設的信念（但這個行動因支持方以「違反安全與健康」為名提起訴訟而宣告失敗）。(309-311)
飲食改革符合決策者利益，被視為能降低健康成本的手段；基進社會團體也以飲食改革理念，抨擊飽和脂肪相關業者。長期運作的參議院營養與人類需求特別委員會對於飲食政治(politics
of food)有著廣泛興趣，作為美國政府的建議機關，他們提出了減少飽和脂肪與膽固醇攝取量的政策建議，這個建議引發相關業者不滿，因此他們再次提出了語氣較為緩和的版本：「讀者應該認識到，這些飲食建議，不保證可以增進對致命疾病的預防」。無論如何，越來越多社會部門逐漸相信，應該避免攝取脂肪與膽固醇。在1970年代末，富裕的中產階級已被徵召(enrolled)認同這些說法，成為當時的健康生活風格潮流中的一環。[2](311-313)
對飽和脂肪業者而言，鬆動膽固醇假說的作法不再值得嘗試，整體來說，飲食改革的擁護者「贏」得了戰役，儘管仍有少數的持異議者。但是，許多醫療、商業與常民社會世界的飲食改革者而言，他們從來不需要如山鐵證（never
required unequivocal proof of efficacy）以證明效果。因此，持續強調證據不足的行動者沒有辦法在這場戰役中取得多少戰功。
在膽固醇爭議中的社會世界交鋒
不同社會世界有時共享同一戰線，有時相互對抗。作者在本節關注兩場不同社會世界的交鋒。首先是195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間，發生在醫療專業與民眾裡低脂飲食愛好者的衝突；其次則是1970年代，因飽和脂肪業者與持懷疑態度的科學家聯盟，企圖鬆動(destabilize)膽固醇假說而引起的衝突。(316)
首先，常民社會有自身的飲食觀念，在科學醫學興起前，民眾就有自己的飲食之道。當1950年代，民眾熱衷於膽固醇假說，這威脅到醫療專業的支配地位(medical
dominance)（即作為法人團體，在醫療行為及相關身份與權利的壟斷權）。醫療人員為了劃定邊界與維持邊界，會將民眾的行為貶低為「食物崇拜」，降格為「民俗療法」，或稱這些人為「江湖術士」，以便看守專業邊界。在1960年代，群眾的狂熱以及其他因素，使得美國心臟協會必須「做點什麼」，即使這些「什麼」的功效尚未完全得到證實。再者，低脂飲食比起其他民間療法（例如蜂蜜加蘋果醋），並沒有距離正統醫學太遠，這些研究人員亦在美國心臟協會謀求權勢地位，而許多正統科學家也被鼓勵從事脂肪、膽固醇與心臟病相關研究，使得低脂飲食獲得研究上的正當性。(316-319)
一旦正統醫學支持膽固醇假說，就很難再逆轉了。當飽和脂肪業者企圖鬆動膽固醇假說的「事實」地位，但對於其他社會世界而言，其「事實」地位已是不可動搖的了。肉類與蛋類業者在爭議中，被指稱僅僅是為了商業利益；醫療組織則宣稱自身為公正組織，他們為巿民著想，堅持「真相」。業者也延攬持懷疑立場的科學家助攻，但仍缺乏權力與正當性來逆轉浪潮。而那些被延攬的科學家（任職於國家科學院的食物與營養委員會）的威信也受到挑戰，被飲食改革者稱為過時與跟不上時代潮流，加上種種產學勾結的利益指控，這些持懷疑立場的科學一一被迫離職。(319-321)
食物與營養委員會的遭遇顯示，在1980年之前，以「知識落差」之名反對飲食改革的科學家，付出了慘痛代價。即便國家心肺及血液研究中心的科學家仍在尋找「關鍵證據」，但許多社會世界中的行動者早已認定膽固醇假設已經「足夠真實」，能支持減少飽和脂肪與膽固醇攝取之主張。國家心肺及血液研究中心的研究結果即使未能顯示明確結論，他們也不會再逆勢而為。畢竟，膽固醇假說已存在於正統醫學內四分之一個世紀。多數人不知道或者不在意這個假說實際上缺少明確證明(definitive
proof)。而科學的「證據」(evidence)已經無關緊要了。(321-322)
行動者網絡、「社會因素」與爭議
在這個案例中，恰恰是過去學者認為不正當的解釋（訴諸社會），才能恰當地解釋這個案例。過去學者的理論建構在無科學知識爭議的案例上，所以他們可以主張「爭議」的終結，是因為非人類行動者的能動性（如聖布里布灣的扇貝養殖研究；或《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一書中，認為巴斯德成功讓法國接受細菌學說，是因為細菌的配合。
但是在長久而持續的爭議中，「自然」比起前述例子更捉摸不定，難與合作。在膽固醇的爭議中，「自然」是人與非人行動者的複雜混和體──心肌和動脈與脂肪及膽固醇分子交互作用。儘管經過協同的努力，改變飲食的擁護者無法促使這個複雜的混和體成為他們一個可信且前後一致的盟友。不同於巴斯德的個案，擁護者無法呈現任何充分的「證據的劇場」去說服懷疑者。如果說膽固醇假說在某種程度下成為真的，那麼它是藉由人的想法與行動，而不是非人的說服力量來促成的。 在形塑飲食和心臟疾病知識的過程中，有許多典型的人為社會因素，如：美國健康改革運動的悠久傳統；食品工業的廣告影響；大眾飲食愛好者與正統醫學的科學家間的邊界爭端；將飲食改變整合進社會運動中，它針對因富裕而產生的不健康副作用「努力要作些事情」。（按：針對不確定之事，更仰賴人為力量介入，而不能預設「自然會搞定」（船到橋頭自然直），而必須看到人們如何運用權力以爭取正當性的社會過程。）
社會世界、多重含義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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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網絡理論 |
社會世界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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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點 |
1.知識是透過協商與轉譯(translation)而建構出來的 2. 排斥社會決定論，傾向研究行動者的言論和行為 3.社會學的分析中應納入「非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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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異處 |
1平等看待網絡中的人與非人行動者 2.行動者於轉譯鏈的可能性僅僅為「背叛」或「效忠」 3.排除社會結構的解釋，重視網絡的連結，重述「現實」。觀察者只是跟隨者。 4.忽略行動者在結構條件上的差異。 |
1.在實作中卻賦予「人」較多的能動性 2. 知識建構是包含了多重觀點的競技場，因而容許行動者的內在矛盾及多重意義，提出標準化套件與邊界物的概念分析對於事實的多重詮釋。(註1) 3.重視社會面向與權力面向，不僅僅是描述現實，更強調協助弱勢發聲。（Ex：醫療宰制／弱勢能動性）(註2) 4.重視行動者在結構條件上的差異。 |
(註1) 藉由「標準化套裝」（standardized packages）[3]以及「邊界物」(boundaryobjects)等概念，強調人在面對模棱兩可的科學目標和「事實」時進行意義賦予的核心角色。Star和Griesemer如此定義邊界物：「…科學標的物（scientificobjects）座落於數個交疊的社會世界中，並且滿足每個團體的訊息需求。它們是可塑的，足以適應在地的需求與不同團體的使用條件，同時又足夠強韌，能跨越多個場域而維持共通的同一性(commonidentity)…這些標的物可能是抽象的，也可能是具體的。」在許多方面，連接飲食脂肪和膽固醇冠心病的一大堆知識宣稱，是一個邊界物，在不同的社會世界中有不同的意涵、用途和影響。接受和納入對於「事實」的多重詮釋，讓社會世界的理論框架對爭議的研究調查非常有用。
(註2)我們不僅要接受和納入對於「事實」的多重詮釋，也要考慮權力面向，以此我們才能理解行動者如何、為何要將強加己身的事實定義於他人。符號互動論者要作的不應該僅僅是重述權力支配如何運作，更要強調尋找和放大受害者的聲音，來回應人們的不平等感受。Fujimura 認為，社會世界取徑的優勢，是「鼓勵新的聲音說話，自我再現(representation)，或是關注於他人的再現。」Star也有類似的建議，認為科學社會學家「首重多樣性」。
總結
飲食與疾病的知識與政策建構，難與戰後美國文化與政經環境切割。科學主張既便仍有爭議，這些主張依舊在各方利益考量下，作為「事實」或者「非事實」流通。相較於行動者網絡理論依賴非人行動者解決爭議，社會世界理論主張「真相」是來自團體間以不同詮釋進行權力鬥爭的持久爭議。社會世界理論在處理爭議情境上，提供了更具彈性的分析框架。它不僅止於「鼓勵發出新的聲音」。為理解為何某些聲音相對清晰且更為響亮，我們需要探究，行動者們如何透過意義的協商，在社會世界的交界處運作權力。
本文章的後續影響（有引用此論文的人社相關論文）
1.鄭斐文（2012）。肥胖科學、醫療化與性別身體政治。科技、醫療與社會，14，頁9-76。
2.許培欣，成令方（2010）。棉條在臺灣為什麼不受歡迎？社會世界觀點的分析。科技、醫療與社會，10，頁11-72。
3.鄭琇惠，成令方（2010）。以行動者網絡理論解釋在臺灣的低母奶哺餵率。高醫通識教育學報，5，頁64-97。
[1] 文本譯作合法性，但合法性應為legality，與法規約束相關。但正當性指的則是信念上的認可問題。因此，一個行為可能正當但不合法（帶著犯罪的父親逃跑）；或者可能合法但不正當（依法行政，拆除過去為安置難民的違建，儘管還沒給他們安排新的去處，但依法可拆）。
[2] 學者視這個健康生活風格的浪潮為「自政治行動主義退卻」、對於舊式「道德生活」的依循、「經過計算的享樂主義」、「健康納粹主義」等等。見頁314。
[3] 由Fujimura提出，standardized
packages這個概念「包括了被多重社會世界的許多成員所採用的一組標準化了的技術以及科學理論，這些成員能夠以此建構對於癌症與發展中的癌症研究的新的定義或暫時性定義。…它是一個灰箱（相較於已封閉的黑箱），能夠以標準化了的方法，組合數個邊界對象，並對這些對象加以限制與定義彼此。這樣的共同定義與相互限制限縮了可能的行動與實作的可能範圍，但並不因此完全限定這些行動與實作。因此，比起使用邊界對象，運用套裝可以允許更大程度的事實穩固化。如同邊界對象，這些標準化套裝能夠讓不同社會世界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更為便利，並且增加彼此轉移到其他世界的機會或是招募其他社會世界成員的機會。簡言之，這些套裝是不同社會世界彼此促進資源流動的介面(interfaces)，而介面就是不同社會世界行動者相互遭遇與溝通之處。Fujimura以這個概念來分析諸多實驗室及其銘寫內容(inscription)之間的轉譯如何可能，並且如何促進了對於癌症的新興且具優勢的再現方式」。見Fujimura, Joan
H. (1992). Crafting science: Standardized packages, boundary objects, and
“translation”.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Pp. 169-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