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辻哲郎(2021[1938])孔子

 

和辻哲郎(2021[1938])孔子。劉幸 譯，陳玥 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論難何謂「人類的教師」）然而，這幾位偉大的教師想要獲得一種普遍性，成為人類的教師，還需要一種重大的契機。 那就是孕育了這些偉大教師的文化，要作為一個整體，成為日後出現的文化的模範，也即它們的教育者。 反過來說，這些古代文化，在孕育出這些偉大教師的同時，也就到達了自身的巔峰，並暫時走向完結。 

 

（漢字導致的誤以為的時代一體性，其實詮釋早已大異其趣）換言之，中國域內，兩千多年的時間內都由同一種語言在支配。 作為一個文化圈統一的象徵，漢字是一種不能無視的、強有力的存在。 正是基於此，我們才會認為先秦文化和漢文化是同一種文化的不同時代，其根源就在於此。…文字的統一，並不能夠直接抹殺先秦、秦漢、唐宋之間在文化上的差異性。

 

（人類的教師是時間凝結下來的理念人形象，而不是實體人）因為對於無緣直接接觸到教師的弟子們而言，唯一能接觸到的，都是前輩師兄們所傳遞下來的教師的形象，換言之，只能從教師的卓越之處和值得感悟的地方來接觸到教師。 因為這一層關係，隨著世代推移，這種情況會愈演愈烈。 這樣一來，不同時代的人們都認為，人之為人的、最深的智慧與人格，都可以在這些教師身上窺見。 這便是作為一個偉大的教師形象的凝結過程。 如果這麼看的話，人類的教師，只能說是在長時間的過程中，因為無數人所懷抱的理想而被創造出來的“理想人”的形象。如果人類的教師是這樣的一種“理想人”，那麼，有關他們的真正的傳記，就必須被理解為上面所說的這種凝結的過程。 這應當被視為一種文化史上的發展，而不是一種個人的生涯。 

 

（人類教師之死，以及孔子之死的不明朗之謎） 耶穌死於十字架，意味著一種對人類的救贖。 釋迦牟尼則是覺悟了永生，卻以自我的意識選擇死，以此向人們證明涅槃，或曰解脫。 蘇格拉底亦是如此，明明可以逃亡以求生，但卻甘願服從不正當的判決，作為一種對其倫理覺醒的證明，飲下毒酒。 這三人的死，均是基於一種自由的覺悟，而對弟子們的靈魂予以強烈的衝擊。 這樣一來，他們在生前的教誨，會藉由死亡的機緣，在其死後展現出更強大的效果。…這樣的人類教師，其死亡均承擔著重大的意義，而且他們死去的方式也展示了其作為教師各自不同的特性。 唯有孔子這一例，不是這個樣子。 對其弟子們而言，孔子之死並不具有任何特別的意義。 因此，在《鄉黨篇》收錄了最早的孔子傳記時，對孔子之死，一言未載。 如前所說，這是一個日常生活的祖師傳，是日常茶飯之中的孔子傳，而非一個以偉大之死或者陰慘之死為中心的祖師傳。孔子當然是死了，但是他的死亡方式，卻是最平凡不過、最普通不過而已。 

…孔子傳是唯一一個沒有將死設定為中心的祖師傳，這一點，恐怕也和孔子全然沒有談及過死這一問題有關係。 死的問題，也和靈魂的問題連在一起，這也是一個孔子完全不曾言說的問題。 …孔子不僅未曾提及過死和靈魂的問題，甚至在孔門學徒之間鑽研這個問題，都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如果從這一心緒來看，孔子不談死的覺悟的問題、超越生死的問題、死人復甦的問題、靈魂不死的問題，恰恰應當被視為他的特徵之一。…孔子的說教之中，完全沒有那種神秘主義的色彩，其原因想來就在這裡。

 

朝聞道，夕死可矣。 （《孔子·里仁·八》）

 

不過，這裡的道，是人倫之道，絕非神之道或覺悟之道。 只要踏上了人倫之道，也即是說，實現了仁，踐行了忠與恕，那對這個人而言，也就沒有什麼好恐懼，沒有什麼好不安的了。 因此，在孔子的說教之中，全然沒有任何神秘色彩，也從來沒有必要要求他人"唯其不合理，因而務必信仰"。 所有的一切，都是符合道理的。 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的學說承認這樣的人倫之道本身就具有絕對的意義，這就是其最顯著的特徵了。

 

(孔子思想運動的特性：懷古而求新) 然而，無論如何，《論語》中越是偏後的部分，越是能清晰地看到，有一種傾向是，將過去視為黃金時代，將過去作為一種理想，作用於現在與未來。 孔子正是這一思想運動的起點，這樣的一個孔子，無論如何都很難被視為一個革新家。…孔子明明連夏殷都不談，卻要去談一個更遙遠的堯舜，這一點能夠得講得通嗎？…孔子本人根本就沒有說過堯舜的故事。從以上結果來看，孔子所代表的，就是他眼中的周文化。

（原典請自己讀，但我要說）這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究竟是什麼呢？ 此時此刻，我自己完全沒有興趣來一一“敘述”他的思想。 對於那些想要接近孔子思想的人而言，還是反反覆復熟讀《論語》為好。 整部《論語》，相較於現在我所寫的這本書，分量還要更少。 此外，對於閱讀《論語》的方法，我還想講一點可能會起到參考價值的東西。 《論語》中藏有無數的珍寶，而且是不能用其他的語言來重新講述一遍的。 而且，這些孔子的話都凝結成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句子，唯其如此，原初型的思想家孔子才會成為一位永遠的思想家。

（孔子對話形式的特殊性：情境下的一回合對決）《論語》中孔子的話，都是為了傳遞孔子的思想，然而，這並不是單純地將一些具備客觀意思的內容，以一種符合邏輯的方式講述出來。 孔子本人，在向弟子說教的時候，也有可能是將他的思考建立在一種縝密的秩序之上加以論述，但就《論語》而言，書中所收錄的均是那種短小的、格言式的命題。 這當中也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記錄的是孔子和弟子之間的問答，還有一種則是完全獨立的命題。 問答，是和孔子的言說方式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孔子的問答，不是用語言將一種定義確切、毫無歧義的思想表現出來，而是以孔子和弟子從人格層面的交流為背景，展現一種活生生的對話關係。 由此，在對話之中，孔門弟子們的人物和性格，其問答進行時的境遇等等，均可以被掌握到。 這就成為這些對話的一個背景，併為這些對話的命題帶來了更多意蘊和話外之音。 然而，孔子的對話，並不像是蘇格拉底的對話，是對問題進行一種理論上的展開，而是以弟子問、老師答這樣的形式就能完結的對話。 也即是說，這些對話都是一個回合即決定勝負。 因此，這些對話只針對關鍵之處展開。 孔子的回答，以一種非常簡潔、銳利甚或是一種立意新奇的形式被刻畫了下來。 有關這一點，我們其實已經三番五次地舉例加以說明瞭。 我們在閱讀、玩味這類問答的時候，不僅僅只是一種邏輯上的思想的運動，而是能感覺到，我們和那些孕育了這些思想的人，有了活生生的接觸。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論語·衛靈公·二十八》）

這一句話乃是基於大眾喜好附和、喜好趨同這樣一種痛苦的現實。 這樣一種現實，對任何時代的人而言，都是一樣的。 這一類的例子，可以舉出太多太多。 不過，無論是大眾喜好附和趨同也好，還是站在無責任的立場上的人往往只會說出一些空疏的政論也好，如果想從正面入手，加以詳細論述，肯定都會變成非常長的長篇議論。 如果是蘇格拉底的話，就會進入這一議題，然後一騎絕塵地議論下去吧。 然而，孔子的話里，常常是將這些問題藏入背景之中。 就這樣，孔子往往將詳細考察後得出來的結果，悄悄地置入前提，至於面對這一問題，最應該採取的對策，他往往只乾淨俐落地選出最簡要的一點，將其展現出來。

（格言與智慧）如果仔細想一想的話，這便是所謂的格言，也即是說，在漫長的時間，無數的人都做過同樣的事情，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 過去，寺田寅彥^[8]氏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國的國土之內，一家住宅的建設方式，一個村落的選址方法，往往藏有許多同地震、暴風、濕氣等相關的深刻智慧。 這都是在漫長的時間中，國民經過種種經驗，自己得來的智慧，往往比單個學者的理論意識更好。 所謂格言，就和這種東西一樣，是關於人生諸事的智慧。 這些格言並不會講述得到這些結論的過程，也不會展現出其考察的原理。 然而，格言之中並不失智慧。

（附錄：武內博士的《論語之研究》）校勘學已經為清代的考證學者充分吸收，但是對原典進行自由的批判，則在中國尚未充分展開。 武內博士將這一始於日本學者的道路向前大大地推進了。 這一道路，在我們看來也正好是原典批判的正道。 自 19 世紀以來，對古希臘的古典、新舊約《聖經》、印度的古典，相關原典批判均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這一工作，和日本先儒所做的工作，大體出自同一種方法。

 

補摘述：

（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如果這真的是孔子自己的原話，那顯然就是孔子的自傳了。即便是孔子，也並非從幼年時期開始就愛好學習，而是到十五歲的時候才醒悟了求學之志。此外，他也並非在青年時代就事業有成，而是到了三十歲才剛剛有所立。即便步入人世，也並非什麼困惑都沒有，而是到了四十歲的時候，才終於堅定地看到了自己的道。不過，在實現這一道的過程中，也並非什麼焦慮都沒有，到了五十歲的時候終於知道了天命，心緒穩定了下來。即便自己的心緒穩定了，但對世人的言行也並非沒有非難、否定的想法，終於到了六十歲的時候才有了對他人寬容的心態。不過，即便對他人能有寬容的心境，也並非對自己的每一次言行都感到認同，還是有不少遺憾和後悔的地方，要到七十歲的時候才能沒有這種遺憾和後悔。孔子辭世，被認為是在七十二歲，抑或七十四歲之時，上述述懷之語當是距離其辭世之日不遠的時候講出來的。孔子回顧自己的一生，唯對自己晚年的兩三年感到自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