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與臺灣社會」第三、八、九、十周課程講義
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聯經。
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聯經。
自序
² 為什麼學生會用部隊集合的方式，來組織與擺置自己的身體？(i)
l 資料來源與限制。
² （破題）以戰爭、身體和現代性做為全書標題，我希望顯現歷史的複雜與矛盾。這裡頭牽涉的不只是戰爭對台灣歷史、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深遠影響，也牽涉到戰爭與個體身體的建構關聯。另外，戰爭與現代性的共生和互制關係，乃至戰爭與文明進程的關聯發展，都是我想反思的課題。戰爭不僅涉及國族與主權，還涉及社會場域內部的攻伐與征服，以及國家與社會的共謀。這些領域的操作和襲用，是戰爭技藝和軍事治理擴散於社會，或者說，滯留在非軍事領域的原因。在步入後軍事社會的當頭，我們更需要對軍事的專業化、職業化和資本化發展，以及軍事在社會場域的滯留與蔓延，有清楚的認識與掌握。我們或許不能消弭戰爭，但我們至少必須知道戰爭是什麼，以及戰爭的日常化發展。這是理解「人」不能缺少的要件。(ii)
l （文章陸續發表處）
l （科技部贊助與行政支援）
l （家人的支持）
第一章：戰爭與現代性
暴力的藝術
l （問題）為何學術界對戰爭關注不足？資料不足或是刻意掩蓋。(1-2)
l （反省己身生命經驗，相信有益他人）
² 戰爭不僅是毀滅性的，也具有生產性。(2)
² （限縮研究範圍）作者僅關注「戰爭和備戰引出的身體營造與政治治理，以及這些政治或軍事治理的常規化發展」(3)。
² （什麼是戰爭？）對話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傅柯「政治是戰爭的延續」兩論點，…「［主權之戰與社會之戰］兩者論點的連動與配合，或是獨立性的共謀經營，才是戰爭體現於世的面貌」。(3-6)。Charles Tilly與Michael Mann的論點，提示我們看見基礎行政權力的發展，備戰、作戰和建國三者緊密關連。(6)
l （軍事社會學缺乏反身性）這種應用性高過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發展，讓軍事社會學無法擺脫自身的瓶頸，走出獨立研究路徑。(8)
l 戰爭的結束不會終止戰爭的研究，很多時候，它甚至是全新討論的起點。(8)
現代性的再思考
² 作者站在後啟蒙立場，質疑進步敘事。作者說「證諸科學、技術和戰爭的結合，以及文明與生命遭受的消磨，我們實難將啟蒙視為是走向光明、進步與幸福的康莊大道。…一次大戰的發生和造成的文明反噬，就清楚例證文明的進度不能以線性、進步的角度來觀看。」因此，必須「打破啟蒙等於進步」之迷思。(9-10)
² 作者主張重新審定「戰爭的生產性」。戰爭的慘敗和慘勝只是一線之隔，除此之外，戰爭還有濃厚的計算與生產成分。極端來說，戰爭生產國家的形式與國家支配的條件，這是符合16世紀歐洲國家崛起的情境。(12)戰爭也與統治機器的建立直接相關，從包稅制到國家建立層級式的稅制機關、徵兵制度、警政系統、人口調查與學校體系皆是。民間與外圍組織（童軍、青年團、勞農團、壯丁團、婦女會）也多與戰爭準備與進行有關聯。(12)戰爭追求的暴力效果與屈服敵人意志，使得全民皆兵成為不得不然的選擇。(13)換言之，在一般熟稔的武器生產與消費外，戰爭也生產「人」－－一種符合現代需要的、具有特定知識、技能和訓練的人。
l 如同現代國家與公民、資本主義與工人；現代軍事體系需要它的戰士。
l 如同機器與工人的關係主客易位；「對武器的拜物式崇敬和相對產生的武器決定論思維，深刻影響存活其中的人」。(14)
l 戰爭準備與發生，和知識、意識形態、榮譽和其他符號性(符號資本)產出有關。(14)→精神層次的動員與作戰(14)→可歌可泣的戰爭故事(15)→國家的存在與做為判斷，這件事是隱藏在後的。(15)
l 我要省思的是「現代性中與戰爭有關的特定問題」，思考戰爭如何生產、利用和消解現代性，以及現代性如何形塑現代戰爭的發生。(15)為了形成清楚的觀看，我維持宏觀立場反省兩者關聯。(15)
² （戰爭與現代性）從16世紀後，[現代性]成為現代文明的代名詞。(古典社會學家的思考：現代生產方式、現代國家體系、異化勞動、科層體制、身體禮儀和現代制度出現…)現代性有著未完成(unfinished)狀態和開放屬性…。(16-17)「以戰爭和現代性的牽連做為線索，考察戰爭如做為現代性誕生的原因、條件和結果，以及戰爭與集體和個體身體的建構關聯，可以顯現一些未曾究察的面貌。」(17)
l
從軍事工業複合體角度，思考美蘇軍備競賽對臺灣的影響。(17-18)
l 「高科技戰爭」翻轉「總動員作戰」的戰爭格局。(18)
l 後軍事社會與上述戰爭的資本化、高科技化和職業化有緊密關係。(18)
l （戰爭觸及的各面向）國家體制、統治、戰時經濟、國防經濟、現代組織的設立、文化政策的制定、人的效率化作為和紀律化訓練。戰爭是高度選擇性的，會擠壓其他現代性面向，如社會福利和公共領域的建構。而除了促進戰爭的相關制度發展外，亦有抑制戰爭的相關制度與組織發展，如各種和平制度、和平部隊、國際調停機制（國聯、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武器競賽產生的恐怖平衡。(19)
l 上述發展讓我們陷入知識上的不確定。(20)戰爭的生產性和毀滅性不見得掌握在戰爭發動者的手上；它的終結也是如此。要掌握戰爭的動力學，大戰略和國際關係不會是全部的答案，一國的內政和主觀的意圖，以及內部戰爭的構築與進度也是動力的來源。我們不能忽略戰爭的雙重性（按：主權之戰與社會之戰//國共內戰與二二八事件）和因之產生的鬥爭與動員對於戰爭本身的影響。(20;32¶3)
l Ｑ：質疑現代性帶來的清醒，是否會讓人更幸福？
戰火邊緣的歷史
² 歷史分期的選擇（中日戰爭開打）
² 統合主義解釋的侷限。
² 戰爭如何為軍事治理與政治治理提供正當性。(25-26)
² 傅柯對於社會戰爭的討論（社會用自己機制鏟除異類，使主流社會得以生存）(26-27)
² 傅柯未見之處：社會戰爭不僅以異類份子為對象，國家決定誰是社會之敵（反對權力去中心說）。(27)→（打造常人身體；界定匪碟為敵）
以身為度的測量
² 政權的消亡和取代不見得就全新歷史的開始。（國民黨政府統治臺灣，既斷裂也延續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口頭上的宣示和否定，掩蓋不住實際的延用。(29)
² 戰爭和對戰爭的想像、操作與準備才是討論的重點，身體只是觀看這場變化的一個，且不是唯一一個窗口。(30)
n 章節內容概述：證明日本殖民與國民黨統治對身體治理上的延續性；戰爭對國家支配與社會治理的影響。(30)以下各章節概述。(31-34)
² 只有把國家之外的作用力計算在內，我們才能掌握軍事治理的普遍性，以更精準地掌握社會之所以軍事化的原因。在民主化的路途上，這個認識不能缺席，否則我們將成為自己的囚徒。在質疑和挑戰國家的權威時，我們不能忘記社會其實也在「吃人」。做為曾經吃人和被吃的一員，我想起魯迅的名語：「救救孩子吧！」(34)
第二章 武化的身體系譜(I)
Ø 從小站開始的歷史
1.自清末以來綿延不絕的［軍事化］身體建構和蘊含的戰爭論述，是本章重點。(35)
2.按照西方軍事操典進行的身體訓練，隨著[清末]亡國的壓力出現在中國的領土上。(36)
3.國家至上氛圍讓中國社會的家庭主義岌岌可危。(37)
4.在此討論新軍體現的身體訓練方式，以及效率與紀律的身體如何在中國誕生，而這種新的軍事教養模式又如何成為後來國民黨統御與領導個體身體的模式。(38)
5.北洋武備學堂直取德國訓練方式，透過學員學習與親身傳授，散布到新軍和其他軍事學堂。(38)
6.一個新的軍事化身體和訓練正在中國出現（不同於過往對於個人武功的講究） ，成為幾十萬、幾百萬中國軍隊的訓練範本。(39)
7.除基本動作、隊形、戰技和戰術的教授外，新軍也強調灌輸「經史大義」，讓忠君與節義變成軍隊的精神骨幹。(40)
8.新軍對於時間和空間的技術管控也是空前的。(40)
9.新軍開展的身體訓練對後續中國（軍國民教訓和軍訓教育）的影響被低估了。(42)
10.民初對軍人的評價低落，與新軍形象有極大落差。(42-43)
11.中國知識界譴責「官土匪」禍害國家與社會時，軍國民教育也在中國達到巔峰發展狀態。…許多知識份子認清，中國的前途不能由少數握有武力的軍閥把持，必須以全民的武化來實現中國的獨立與自主。(43)
軍國民教育與新軍之間沒有直接關聯，也不存在全面的對立。…但不能否認的是，從軍國民教育自日本引進開始，新軍所欲創造和實現的身體也一直是軍國民教育想要型塑的身體。(43)
軍國民教育與新軍之間沒有直接關聯，也不存在全面的對立。…但不能否認的是，從軍國民教育自日本引進開始，新軍所欲創造和實現的身體也一直是軍國民教育想要型塑的身體。(43)
12.如果說新軍開啟的是一個時代，但卻限於軍營中的身體發展，1902年開始的軍國民教育則是試圖將軍事化變成身體生成的一般性條件。…軍國民教育是客觀環境與主觀欲想共同塑造出來的結果──「為了國存！」成為各種軍事身體建構的共通訴求。(44)
13.「軍民一體」：國家是目的，人民是工具。這是軍國民教育的特質，隨國家主義興起風行。(44)
14.［知識份子］寄望斯巴達精神於中國再現。(45)
15.震撼中國知識份子者，乃甲午戰爭的日本表現。知識份子不得不承認「尚武」對於國家屹立於世的重要。(45)
16.1915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通過關於軍國民教育的實施方法。(45)
17.（校內影響有限，反而校外自發的國術［如精武會）影響遠大）國族的前途和想像是精武會能夠急速擴張，號召群眾以國術健身和自救的條件。..讓國家之外的社會團體也難逃國家理性的宰制。(47)
18.在實踐層次上，軍國民教育深受日本影響。(47)…對於肌肉的教育與凝視是新鮮、未曾有過的。(48)
19.雖然軍國民教育的出現和新軍沒有直接關係，但兩者都以德國操典做為版本，它們對步法、手法、陣法和口令訓練的講求，甚至和1917年出現在台灣公學校的兵式體操有血緣關聯。…我們不能孤立看待軍國民教育與新軍。武化身體的出現不是單一意圖或力量實踐的結果，以小站做為討論的起點只是要突顯其中的軍事目的與色彩。它不是武化身體的所有發端，這是必須注意的地方。(48)
20.孫中山：必須以軍隊討閥軍閥，主導黃埔軍官學校的創建。(48-49)該校刻意注重政治教育（三民主義、帝國主義解剖和社會進化史），以免武力反噬國民黨自身。(49)
21.黃埔建軍(1924-1926)和造成的全國統一，顯示主義與軍事的結合是改變中國命運的關鍵要素。這個事實的發生和對這個事實造成的效果相信，導致國民黨在獲得政權後積極推動軍訓成為國家教育的目標。(49)
22.提問：為何國民黨結束軍政時期後，還要以大學院的命令讓軍訓成為中等以上學校的必修課程？這一切究竟所為何來？這個動作和1928年後國民黨面臨的挑戰有何關聯？(50)
（提問之價值）這些問題的解答可以讓我們對軍訓的誕生與後續的效應有整體的認識。同時，這些解答也可以讓我們了解，1950年代後施行於台灣的軍訓體制，其實只是1928年國民黨統治中國的經驗延續。它的發展和日本在台灣進行的軍訓教育有血脈上的相連，兩者並非互斥之物。(50)
（提問之價值）這些問題的解答可以讓我們對軍訓的誕生與後續的效應有整體的認識。同時，這些解答也可以讓我們了解，1950年代後施行於台灣的軍訓體制，其實只是1928年國民黨統治中國的經驗延續。它的發展和日本在台灣進行的軍訓教育有血脈上的相連，兩者並非互斥之物。(50)
Ø 軍營外的「軍營」
1.1928年，國民黨頒布條件，使政權和治權（行政、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等五權）集於一身，對國民黨的一黨訓政、一黨專政具有無比重要性。(50-51)
2.作為新起政權，國民黨透過各種方式強化對中國的統治。(51)
3.國民黨打壓異論（梁漱溟的鄉村建設；余日章等人的公民運動）。(52)
4.國民黨為避免革命再次失敗，以身體的政治化和主義化手段，決心打造所有人民成為三民主義的信徒。(52-53)
5.對許多人來說，訓政是一個剝奪公民權和思想與言論自由的過程，而不是賦權的過程。(53)
6.訓政的目標，和軍訓要求的身體改造，紋理近似。前者以政治手段和意識型態教化達到「國」與「民」的結合，形成以國統民的效應；後者試圖以軍事訓練和紀律要求來達到舉國皆兵和民為國用的目的。(53)…隨著1930年代到來中國共產黨的挑戰，蔣介石將三民主義教條化，強行建構三民主義為公共意志，以防堵共產黨人的滲透。(53-54)
7.1928年提出的軍事委員會的方案，是1950年後施行於台灣的軍訓教育的原始面貌。(54-55)軍訓教育使得日常生活軍事化，企圖抹除學生和軍人的身分差別，使前者變成後者的預備梯隊。隨著中日戰爭爆發和八年抗戰的進行，不論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把學生當成軍人來訓練。(55)
8.在訓練戰鬥技能外，軍人生活和軍營制度的落實也是軍訓的重要工作。（使學校走向軍隊化管理）。(55)
9.但不是沒有遇到個別的抵制。（清華大學羅家倫任校長時期的例子）(56)
10.而物質條件及愛國情緒的差異，加上流行於當時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也會影響治理成效。(57)
11.1930年代的條件雖限制軍訓發展，但這些經驗卻提到1950年代國民黨治理臺灣，打造反共復國與冷戰需要的新兵。(57)
軍訓體制中隱含的軍國民教育遺風，這個從1902年開始在中國生根的日本產物，也讓它能夠無礙地繼承日本遺留在台灣的軍訓產業，並將它繼續施加在個人身上。這個以國為主的規訓發展和相同的歷史起源說明，日治到國民黨時期的軍事身體建構，其實沒有出現政治性的斷裂。(57-58)
軍訓體制中隱含的軍國民教育遺風，這個從1902年開始在中國生根的日本產物，也讓它能夠無礙地繼承日本遺留在台灣的軍訓產業，並將它繼續施加在個人身上。這個以國為主的規訓發展和相同的歷史起源說明，日治到國民黨時期的軍事身體建構，其實沒有出現政治性的斷裂。(57-58)
Ø 「智仁勇」的身體
1.嚴家麟引入1907年由英人貝登堡創辦的童子軍教育；1912年起成為教育界競相投入的活動。(58)
2.童子軍透過知識分子引介進入中國；與軍國民理想有親和性。(59)
3.國民黨收編民間發起的童子軍，將其黨國化，強調「總理遺教」與「對國家的責任」。(59-60)
4.童子軍教育的黨國化，成為制式教育一部份。(61)
5-6.蔣介石：「成年國民受軍訓；未成年國民受童子軍訓練」，使童軍訓練成為軍訓教育的預備階段。雖然在中國大陸時期因種種因素未完成（童年被視為富人奴），但後來在臺國民黨採取「寓教於樂」作法，與原有的青年團和少年團組織接合發展。(61-62)
7.就童子軍史的考察來說，國民黨收編童子軍教育做為軍訓和訓政的管道，並不是特例。(63-64)
8.童子軍教育在中國的政治化發展→1938年的三民主義青年團。(64)
9.軍事化的教養，在新軍引領與軍國民教育等的配合下登陸中國，成為各界訓練身體的範本。…這些變化涉及訓練技藝的突破與改進，也涉及合理化這些訓練與變化的思想與現實。(65)→這些正當化的理由，和使軍事技藝成為身體「正常」要素的思想和現實，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課題。(65)
Ø 國防經濟學與身體
1.民族國家的競爭作為思考的線索。(65)
2-4.蘇聯(少年先鋒隊)、義大利(Balilla團)、德國(希特勒青年團)和日本都將童子軍的組織與訓練挪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65-69)
5.提問：為何使用和挪用童子軍的訓練會成為20世紀人身發展的大宗？它的出現和歷史的發展，以及人對這種發展的對應與想像有何關聯？在近代中國的發展過程中，這種歷史現實和對策如何使得武化身體變成難以迴避的選擇？它又如何影響日治時期與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69-70)
6.必須去異（不能單看意識形態的分類來解釋）求同（為何不同政治組織都採納了相同的駕馭身體的方式）來進行研究。(70)
7-8.以童子軍誕生後的情勢來說，1910年代的世界局勢，特別是歐戰的爆發和蘇聯革命後的成功，是造成這種跨國和跨文化現象出現的原因。(70)（EX:不願為奴的德國人與希特勒青年團；無階階級革命造成國家恐懼）(70-72)
9.1870年普法戰爭後，歐洲各國相繼採行義務兵制，促成民兵一體發展。(72-73)
10.人力與國力連結(73)，不但使身體和健康受國家關注，也使體育和公共衛生成為各國競相發展的重點。…；國防經濟學在一次大戰後的發展，特別是它對人口數量、統一意志和健康條件的注重，已經對中國形成認知影響。（蔣百里為文討論總體戰與「國民皆兵」概念）。(74)
11.童子軍教育與義務兵制的親和性：這一種成本極小、利潤極大的國防經濟預算，是兩者成為普世選擇的原因。(75)
12.1870年後的世界局勢，形成了「舉一國之力以為一戰的邏輯」，也是日本治理台灣和國民黨統領台灣時採行的邏輯。(75)
Ø 結論
1.我們必須從整體性思維，來理解晚清中國身體所經歷的軍事教化。(75-76)
2.生活條件的戰鬥化，隨著國民黨來台延續日本的治理，以動員戡亂為名的教養與管控是我們接著要討論的課題。(76)
3.軍事身體建構無法畢其功於一役，各種抗拒、抵制與再建構一直反覆拉扯。(77)
第三章武化的身體系譜(II)
Ø 戰爭邊緣的動員
1.國民黨政權延續日本軍國主義對於國民的軍事化教育。(79-80)
2.為何1930年代日本殖民下的臺灣青年會面對「好男要當兵」的號召？(80)
3.1937年前，去軍事化是日本殖民政府的教育底線（避免反噬）。之後則因「內地延長主義」的框架而有所改變。(81)
4.蘆溝橋事變後，以軍夫為名的徵召，開啟了往後八年台灣人接受軍事訓練的大門。(82)
5-6.徵召從一無準備的情況（不知道要躲砲彈的軍夫），到嚴格訓練的轉變。作者關注軍事身體的訓練和轉化，以及涉及的物質基礎。(82-83)
7.面對國民黨的焦土政策；日本派遣隨軍軍農夫應對。(83-84)
8.直至1941年前，臺灣本土沒有感受到強烈的戰爭氛圍，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和南方軍事緊急時才改變。(84-85)
9.大東亞戰爭改變台灣戰略地位。(85)
10-11.台灣青年接受軍事教育的轉折與國家的密集鼓舞徵召（從軍青年有著避免丟臉，或者追求翻身等種種動機）(86-87)
12.學校取代訓練所成為軍事身體的養成地點，臺灣成為軍事要塞。(87-88)
13-15.青年全面進行戰鬥訓練；臺灣進入備戰狀態；臺灣青年於1937年後普遍受到軍事訓練的洗禮。(88-90)
Ø 戰爭的基礎
1.武化身體的條件：客觀的軍事設施與制度設計；意識型態與紀律空間的塑造。(90)前者是國民黨繼受日本而不願張揚的部份，也是本節重點。(90-91)
2-3.台灣的交通運輸和防禦工作至1937年才與台灣人有軍事性的聯繫。(92)
4.相同禁忌亦出現於武器和彈藥的生產上。(92)
5.軍事空間的增長：兵站、營舍和訓練場地的建設。(93)
6.日本打造的軍事基礎建設。(94)
7.地圖的繪製與使用，後成為國民黨認識與統治台灣的開始。(94-95)
8.但必須注意，總動員法的頒布和總動員體制的建立，不能被當做是備戰與應戰的開始。(95) ［按：硬體建設早先已存在］
9.戰爭意識型態的建構。（邪惡的帝國主義他者／聖典化自身）
10.武德與修身課，順應國家需要而轉變成為訓練軍國民的管道。(97)
11.(學長學弟制的根源) 「1941年後密集進行的軍事訓練與日本人的同化政策相輔相成。中等學校的斯巴達教育和學長制的實施，就顯示紀律空間對身體的深切影響，而且，它的效果不亞於直接的軍事訓練。因為，從學寮的日常生活開始到學校的上課作息，學長制都成為培養服從精神和紀律化身體的管道。它的執行深受學校支持，受到懲罰的學生即使有委屈和不平也無處申訴，因為校長、老師和教官都認為學長管教學弟是天經地義的事。這個和個人主義背道而馳的管教邏輯，讓學校變成一個準軍營，個人在其中也變成權力傳輸的管道。」（97-98）保甲和戶政體系的建立、操作，也有類似的作用。(98)
12.即使是有志追求知識和學位的學生，也難逃軍事生活的陶養。(100)
13.戰爭是全面動員(物質與意識皆然)。(100)
Ø 武化身體的教養
1-4.以教授要目和教科書統一學校軍訓，派駐教官也讓學校變成軍隊能指揮的對象，學校變成戰鬥團體，學校內的行軍演習和學校間的聯合演習也變成平常之舉。(101-2)搭配著皇民化的教育，武道的訓練和紀律空間的型塑，殖民政府意圖在靈魂與肉體的層次上轉化台灣的身體。(104)［為國祚而死的例子：靖國神社見！］(104-5)
5.役齡前的16-17歲男子也必須在青年團、皇年鍊成所和青年學校的管理下，每天進行軍事訓練。(105)
6.全島性的防空演習和台灣經歷的密集轟炸，也讓躲炸彈和防衛救護變成每個人必須具備的生活知識。(106)…真實、臨戰的氛圍，是構成社會動員和身體戰鬥化不可缺少的條件。戰爭已成日常現實。(106-107)
7.實際的戰爭或者說臨戰壓力，是導致台灣快速走上社會軍事化的成因。(107)
8.太平洋戰爭讓台灣人沒有不參加戰爭、不接受軍事訓練的權利。(而無法當兵產生的羞愧，我們會於下章討論)
Ø 可見與不可見的接收
1.相對於1945年後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的去軍國主義動作，陳儀接收台灣後開啟的是另外一場長達半世紀之久的軍事教養過程。(108)
2.是國民黨的光復？還是換人殖民？(109)
3.在「政權」和「朝代」依舊成為研究時段的劃分積習下，跨越政權和朝代的綿延發展還有待更多的關注。(109)軍事接收對國民黨建立軍事體制是重要的，而軍事教養從日殖到國民黨殖民是一個連續的事實。(110)
4.軍事接收怎麼讓國民黨政府開始統治臺灣？主權的移交怎樣轉化成為實際的政治和軍事支配？(110)
5.臺灣人見得國民黨國軍的失望；日本人交接給臺灣人的統治資料（清冊和圖表，頁112）之詳盡，「聲稱國民黨的軍事體制建構，是建立在日軍留下的下層建築上也不為過。」(114)
6.圖籍資料是國民黨政府能夠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接收的重要條件。(115)
7-8.德國對日本和中國的建軍影響，特別是表現在台灣的合流發展，是討論連續性不能不注意的成分。…系出同源的學習和應用是國民黨政府能夠接收日本的軍事設施，並以此為基礎建設台灣成為一個軍政權國家的原因。(115)1928年德國軍事顧問團取代俄國軍事顧問團，成為蔣介石的軍事參謀的變化，把德國軍事體制移植到中國。…另外，透過留日軍人形成的軍事教養也依舊在軍事院校中傳遞。(117)
9.跨國學習經驗也出現在1860年代後的日本。…1937年後，這套現代、混種的軍事教養技藝，也透過台灣軍司令部的中介傳輸到台灣。(117)
10.隨著國民黨的失勢和重建軍事武力的需要，蔣介石決定聘請昔日的敵人做為建軍備戰的助手。這個以「白團」為名的軍事顧問團，從1949年後就成為蔣介石訓練將、校級幹部和中下層軍官的重要倚恃。…直到1968年白團結束任務前，它都是蔣介石最得力的軍事助手。(118)
11.這些事實說明，1945年並不是兩個時代的分界點，在軍事訓練和動員的場域中並不存在論述或非論述領域的斷裂。更重要的是，出身自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大學的白團成員，其軍事思想多傳承自明治時期的德國兵學。(118-119)
Ø 結論
1.從軍事教養的線索，捉摸歷史的連續和深邃面貌。(119)
2.戰爭和國家理性一樣，都是權力和慾望恣意的結果。(119)…軍事不再是戰爭的技藝，也是統治的技藝。總動員作戰的出現和軍政權國家的建立，就需要兩者的同時存在。1949年後的台灣，就是在將軍事當做統治技藝的過程中顛簸前進。反攻復國戰爭的宣稱和執行讓我們看到戰爭與社會變遷的關係，以及戰爭技藝對社會形構的影響，這是下一章的課題。(120)
第四章「戰爭與治理」
Ø 「失敗」的政治價值
1.引述馬克思「歷史的亡靈」討論國民黨的政治支配。勾踐復國成為政治標竿。(121-122)
2.勾踐勵精圖治，成為民民黨改造和治理台灣的榜樣。(122)
3.提問：戰爭如何成為治理的動機、原因、條件和結果？(122-123)
4.我們要討論「軍民一體」的客觀條件與主觀想像氛圍。(123)
5.國民黨的軍事整備主要和國府軍隊老化和素質參差不齊等有關。(123)…欠缺精確統計的局面，是國民黨政府在整軍備戰中必須改進的問題。(124)
6.為了解決無後備兵力的問題，國民黨汲汲於建立徵兵體制。(125)
7.蔣介石堅持政戰制度，並且抵制國家軍隊化，以軍隊國民黨化為目標。(125)
8.軍紀喪失和民心向背也成為關注焦點。(125)
9.軍人社會形象低落，陳獨秀批評為「官土匪」──戰時殺人放火，平時社會包袱。(126)
10.重整軍紀和維護治安成為（軍隊）派系傾軋的名目。(127)
11.（在中國的）失敗為（臺灣的）成功之母？→勾踐復國作為政治號召口號。(128)
12-14.中國時期軍訓教育的失敗，在1952年於臺灣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希望鼓動教員學生「自動自發」踴躍參加反共抗俄工作。(128-130)
15.1949年國民黨政權宣布台灣進入戒嚴時期，戰爭的爆發和氛圍的建構就一直和政權的統治相結合，而國民黨政權也充分利用戰爭的發生與氛圍的建構，來型塑自己的統治合理性。…我們必須謹慎地看待戰爭對台灣的深切影響，以及戰爭對統合主義的指引作用。(131)
Ø 戰爭的經營與挪用
1.台灣民眾感受到的是國家機器製造出來的「迫在眉睫」，和共軍血洗台灣的想像場面。…穩定和安全也因為變成無可挑戰的底線。(132)
2-3.戰爭在1965年前，是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實際盤算；在1965年後，則是對內震懾人心的象徵。(132-3)[1996年總動員作戰策略在面對「高科技作戰」時，變得緩不濟急，見註18]
4.在總動員作戰依舊是戰爭的主要形式的1950年代，人力的徵集和培養構成戰爭勝負的重要條件。(133)
5.訓練時的語言問題(a)與逃兵問題(b)普遍存在。(134)
5a.1利用日語來訓練士兵和教導裝備使用的方法，一直到軍中推行國語教育，和學校的國語文教育略見成熟時才見歇手。(135)
5a.2務實的分類和對待是產生有效訓練的必要條件，而語言則是訓練不可缺少的基礎。(135)（例：黃扣子、紅扣子、黑扣子）
5a.3過去的研究未考慮語言在軍事教化上的重要性。…我們應正面承認日語在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產生的政治作用。(136)
5b.1(役政系統的建立)逃兵情況普遍。…隨著戶政和役政系統的完整建立，以及兵役法中增列妨害兵役的條款，像軍士團這種大規模的逃兵再也不曾出現在台灣。(137)
5b.2 1954年兵役法修訂，建立役政體系，管理後備兵員，理性規定徵兵檢查內容；劃分內政部與國防部權責，這些建議直接受惠於白團。(137)
5b.3成立軍管區、師管區與團管區；將後備軍人對象改為全部的退役常備軍士官、預備軍士官兵與補充兵，成為軍管區與團管區能夠召集的對象。(138)
5b.4但召集人員至前線，則後勤吃緊。企圖掌握戰爭，是各種兵役法規和總動員法規流通於世的原因，也是各種科層管制（如軍管區和兵役處、科等單位）所以出現的理由。(139)
5b.5(徵兵檢查與身體調查：詳細兵籍資料與體位判定)國民黨政府對於個體身體掌握，透過兵役的實施達到某種精準化。而身家調查和體位的判定，也讓體格、教育、職業能力，和兵種、兵科之間產生功能性的聯結。這個突破與台灣的基礎行政條件建立有直接關係。(140)
6.以「反攻大陸」為名，透過徵兵體制，國家納管國民，收編入役政、戶政、警政系統中。對國民黨而言，徵兵制是政權生存的根基與保障，其重要性與經濟生產和國際地位承認相當。這個以軍事為本的趨勢，影響到國府對青年和少年的統御。國家理性落實在營造軍訓體制與建立救國團。［按：作者習慣把動詞名詞化，在整理時，我們把名詞重新動詞化，可以恢復詞句力量］。
Ø 軍事治理的技藝
1.前有論述開導（孫中山的軍政、訓政和憲政順序說），後有時局烘托情勢（以軍事統一中國、剿共、抗日），是軍事治理成為主要選項的理由。1949年軍事失利，則是再度讓這顆「政治藥丸」發揮對抗失序的作用。(141)
2-4.1950年國民黨決定恢復中學以上學校的軍事教育。(141-143)
5.除了學科與術科的訓練外，校園生活的軍事化也成為軍訓工作的重點，此工作多數由駐校教官負責執行。…學生的體態也成為學校記錄和管訓對象。…軍事化的管理被視為管教學生的最佳手段。…學生也因此成為軍隊的年輕後備兵。(144)
6.（軍事管教與司法文化） 1954年成立的司法官訓練所，也採取嚴格的軍事管理作法來管教入所受訓的司法官。為了有效馴化司法體系，讓司法成為政治的僕從，甚至配合反攻大陸的作戰需要，進行戰地政務式的司法行政和審判，台灣的司法官訓練也成為國家刻意滲透的對象。從1955年，第一期的受訓學員開始，穿軍服、行軍禮和喊口令就成為必見的動作。另外，早晚點名、門禁管制、禁止外宿、集體讀訓、寫日記和內務檢查等，也成為課程外重要的管理範圍。這種軍事化的管理和對政治忠誠的要求，雖然不再存在於1990年代後的司法官訓練所，但講究集體紀律、團體生活，和以扣分記點來決定工作派任地點的規定，依舊約束著受訓時期的身體和言行。暫不論軍事治理是否能塑造出獨立審判時需要的良知，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它是放眼所見最好的管制身體方式。有趣的是，它所營造的受訓期別、梯次和倫理輩分，也如軍隊中的期別一樣，成為司法界論資排輩、人際往來和職務升遷的參考標準。這種自我標籤和實踐的動作，已經成為台灣司法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它的發生和持續說明，軍事治理並不僅以在學學生為對象，它也可以成為專業訓練的構成條件。(144-145)
7.反省與批判校園內的軍訓工作的聲音。《自由中國》、論者指出大學與部隊的差異。(145-156)
8.隨著時代發展，教官做為掌控個體的機器的角色（利用政工體系和軍訓掌控校園，進行黨化教育），已漸漸被「學生保姆」的規訓工作取代。(146-147)
9.救國團（作為國民黨領導青年運動的外圍組織）成立並負責身體領導工作。(147)
9.1徐復觀等人反對政治領導學術和救國團干預學校教育，反對青年變成黨國恣意支配的對象。(148)
9.2在蔣介石執意國共對抗的冷戰氛圍下，軍事性的教養和管制依舊是教育界的常軌。…各個學校的校長、訓導主任、教官和老師也習慣以軍事教養方式管理學生。在治理之網編織完成後，學生也以此進行自我身體管理。這個信任與實踐是軍事教養在台灣自然化的重要條件。(149)
9.3救國團活動的變化，戰鬥營最受歡迎；但其他自強活動也必須接受軍事化的生活管理（育樂營、文藝營、幹訓等皆然）。這種校內、校外一體化的發展，讓軍事化的管教變成救國團的特色。(150)
10.童子軍成為國民黨軍事治理台灣的另外管道。(150)童子軍被視為群育的最佳手段。(151)改造童軍→改造兒童→改造國民→改造國家。(151)
10.1童子軍走上學校化發展(脫離小隊訓練要求；小隊野外求生和品格訓練變成陪襯)，由國家主導，禁絕他人插手。(151)
10.2世界童軍總會的不滿。(152)但以滿足自己國家的需求，與世界童軍劃界。(153)
11.隨著動員戡亂時期的結束，國民黨長期賴以治堙校園和個人身體的手段，也漸漸失去存在的理由。(153)臺灣逐步進入「後軍事的社會」。不過，軍事教化的細密發展和功能應用，還是在社會中的不同領域有意和無意地繼續存在。法令的改變和現實的習性，不一定產生即席關係。(154)
Ø 戰爭的生產性
1.從總體戰成為20世紀的戰爭形式開始，戰爭的發生便和文明的毀損、政權的更迭，和人命的大量傷亡有直接關係。(154)
2.我把時間擺置回1950年代後的時空脈絡，看看戰爭究竟生產什麼？(155)
3.小結前文。戰爭打造戰士，治理生產國民（良民），兩者不無衝突，但可以想見的是，個體的淪陷己經隨著國家體系的建立，和戰爭的如影隨形建構，成為不可逆轉的現象。(156)
4.與身體的片面訓育和教化連接開展的是，戰爭對權力的合理性生產。除了教化性權力的施展外，戰爭也讓政治和行政權力的擴張獲得合理基礎。(聯日抗共，作為以德報怨的真相；戒嚴令與動員戡亂政策的實施；國民黨政權以此綁架國家)(156-157)戰爭即為治理之理由。(157)
4.1（政治權力之擴張）動員戡亂即一黨專政之新外衣。(157)國家資本主義的建立與一黨專政的實施，讓國民黨擁有深厚的物質基礎，以經濟和政治資本來建立威權體制需要的政治忠誠。這種體制內的臣服，是威權體制能夠運作和存在的重要條件，也是一般討論台灣的政治侍從關係必然會觸及的問題。(157)…冷戰與國共內戰是威權體制得以滋生的溫床。因此，在討論戰爭的生產面時，必須留意戰爭對政治權力的合理化與刺激作用。(158)
4.2（行政權力的擴張與強化）比較戰爭對於行政權力的作用；在1949年後的台灣，戰爭成為權衡和指導行政權力的標準。以戰爭為中心的發展影響公共行政體系的建立，與國家的支配性格。同時，戰爭也成為整合行政體系的力量來源，讓不同行政體系產生相互奧援的作用。這種歷史性格的塑造，和1949年，動員戡亂體制的建立與實施脫離不了關係，自此，台灣再次變成戰時社會。(158-159)
5.(規訓性權力與校園的軍事化管理)以意識、健康、技能和儀容做為標的的管理與訓練，讓戰爭的準備變成例行化的事務。這些共生的情況說明，政治、行政和規訓性權力之間其實存在著緊密的配合關聯。它們不能脫離彼此而存在，而戰爭的發生和經營則是讓三者產生貼合現實的幅湊，讓身體成為國家權力驅使的對象。(159)［國家獨大，不同於西歐有著「教會」對抗傳統，是討論「巿民社會」課題研究者應注意的課題］。
6.不同於傅柯從資本主義視角處理社會內戰，在1949年後的台灣，反攻大陸的宣稱和幾次戰役，也是對內戰爭的發動來源。除了眾所周知的檢舉匪諜運動外，1950年4月頒布實施旳取締散兵游兵辦法，也和戰爭要求的理性掌控有直接關係。(160)
6.1國民黨政府對逃兵問題和人口流動問題的處理。(160-161)
6.2把散兵游民送到前線編伍成軍，既助益島民治安，亦助反攻大業。(161)
7.為準備戰爭產生的片面、不平衡發展，如國家經費的不成比例支出、社會福利制度的遲滯發展、巿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低度發展等，也清楚顯示戰爭對現代性開出的片面限制。這個「不生產性」也是研究戰爭與現代性的關聯時，必須留意的成分。(161-162)
8.（持平思考戰爭）聲稱戰爭的非理性成分容或可以掌握戰爭的一些特質，但同樣不能忘記的是戰爭的理性成分與面貌。後者的計算性格和浮現的管理效能，才是戰爭所以層出不窮，並成為國家倚恃的理由。因此，與其去詛咒和敵視戰爭的存在，我們需要批判性地理解戰爭發生的理由，和戰爭的能和不能。只有如此，我們才能走出戰爭的迷思，並看到戰爭掩蓋的政治現實。(162)
Ø 結論
1.戰爭應值得更多注意。國家需要戰爭來合理化統治，不會因政權易手而變。(162-163)
2.國民黨對身體的治理，壓抑另類身體的可能性。以戰爭為名的統治讓社會變成國家的敵人，生活於其中的個人也變成國家刻意壓抑的對象。「你必須先成為國民，然後才成為人」，是這個時代的真理，也是這個時代的悲哀。(163)
第五章「敵體化的社會」
Ø 差等的權力（國家為中心的治理）
a.我將用社會之戰來說明1940年代後期，出現在台灣的「雙重內戰」，即國共的內戰和國民黨對台灣發動的社會戰爭行為。(165)
2.(修正傅柯權力去中心化的論點)在臺灣，即使是規訓權力，也與國家理性的運算和中心權力的施展有直接關係。層級式的權力和蜘蛛網式的佈署，是這場戰爭能夠開打近40年的原因。(166)
a.持續的雙重內戰和伴隨的敵體化社會[2]動作，讓國家與社會產生長期矛盾。(166)
b.本章討論國家理性[3]對社會造就的偏執與暴力。(166)
3.(與日本殖民者的差異：國民黨政權不被視為入侵者)1945後進駐台灣的政府沒有把自己視為外來者。漢民族的血緣和台灣人對「祖國」的認同，也讓國民政府免於被視為是入侵者。但主觀的認知與客觀的色彩保護，並沒有拉近國家與人民的距離。(166)
a.後續的二二八事件、清鄉與圍剿、近40年的戒嚴和一黨專政，都讓此這距離難以消除。(166)
4.戰爭何以常態化？
a.二二八事件激化的政治對立與軍事鎮壓。→軍事戒嚴近三個月
b.國府大陸軍事失利與瀰漫在台灣的不安全感。→軍事戒嚴38年
a.1.（二二八事件下的對立與不信任）無法確定民心所向，懷疑共產黨人潛伏台灣，國府治台以鎮壓姿態以克制民變。(167-168)
b.1戰爭難民潮，國府為避免社會失序，採取限制出入境政策，建立戶籍制度與徵兵體制，制裁「不法份子」，以限制人口流動。(168)
→戒嚴法成為懲治叛亂和維持治安之依據，讓750萬人民成為警備總部監管的對象。(168)
→門戶的封鎖和管制是實施戒嚴法不能缺少的搭配，這也是後來台灣長期實施出入境檢查的開端。(169)
→（戒嚴法讓權力集中）軍事指揮權隨著戒嚴令頒布而獨大，淩駕於行政和司法權力，而軍事審判權也得以應用於平民。(169)
5.社會活動的全面禁制。戒嚴法第十一條
戒嚴地域內，最高司令官有執行左列事項之權：
一、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並取締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畫告白標語暨其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上述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必要時並得解散之。
二、得限制或禁止人民之宗教活動有礙治安者。
三、對於人民罷市罷工罷課及其他罷業，得禁止及強制其回復原狀。
四、得拆閱郵信電報，必要時並得扣留或沒收之。
五、得檢查出入境內之船舶車輛航空機及其他通信交通工具，必要時得停止其交通，并得遮斷其主要道路及航線。
六、得檢查旅客之認為有嫌疑者。
七、因時機之必要，得檢查私有槍砲彈藥兵器火具及其他危險物品，並得扣留或沒收之。
八、戒嚴地域內，對於建築物船舶及認為情形可疑之住宅，得施行檢查， 但不得故意損害。
九、寄居於戒嚴地域內者，必要時得命其退出，並得對其遷入限制或禁止之。
十、因戒嚴上不得已時，得破壞人民之不動產。但應酌量補償之。
十一、在戒嚴地域內，民間之食糧、物品及資源可供軍用者，得施行檢查或調查登記，必要時并得禁止其運出，其必須徵收者，應給予相當價額。（頁171-172）
6. 在1987年以前，所有的規訓權力和生命權力的執行，都必須以政治權力的需要做為標準，又以國民黨的繼續執政為最高準則。(171)
7. 八二三砲戰後，在不能放棄「反攻大陸」的口號下，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維護既得利益。(171)警備總部以支援外部戰爭的名義，將戰場和戰場擴展到對內部敵人的發覺與消滅。…在國共戰爭白熱化時期，外部戰爭成為內部戰爭發動的理由；在熱戰過後，統治權的維護變成內部戰爭的動力來源。(172)
8.戰爭的內部化不能僅以國共之間的兵戎相見來解釋，…（戒嚴法所形成的全面社會控制），只能以國家對於人民的普遍不信任來解釋，其中隱含的政黨和國家暴力，在警備總部的作戰中清楚可見。(172)
9.國家的暴力本質和性格表現也因此顯露無遺。除了對外的軍事征服和防守外，對內的綏靖也成為國家立足的條件。這一章以社會戰爭的發動討論戰爭的常態化（國境戰爭退居背景）…。我們必須知道，社會戰爭不只以罪犯、疾病、性異類分子和其他下等種族做為對象，它的範圍可以涵蓋全部人民。這個不宣而戰的戰爭，曾經深深影響過台灣的歷史，並主宰許多民眾的身家和性命安排。為了讓走過的歷史不再成為後人的夢魘，我們必須對這場切身戰爭進行更多檢討。(173)
全天候的戰爭（組織網羅的布局）
1.本節討論動員戡亂機構的設立和執行的日常工作。(173)…從陳誠宣布台灣戒嚴開始，實際負責執行戒嚴任務的是台灣防衛總司令部和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戒嚴法第11條，則交由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執行。(174)
2.黃金麟：「恐怖」不應該成為統治的條件，這是合法統治的底線。(174)
3.1958年警備總部依照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由總統核定成立。(175)整併後的警總在業務上橫跨軍管、警備、治安和民防，並且透過軍管區的組織，和師、團管區司令兼任地區警備司令的安排，一個龐大的戰時機構於焉形成。體制化和職業化的戒嚴，讓它的觸角深入到人民生活的每個領域，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175)
4.治安機關的事權並不完全統一，有待來者研究。(175-176)
5.警總以「每日都在用兵、時刻都在作戰」的態度，面對複雜的敵情（＝社會）。(176)
6.以「國家安全」之名，對內綏靜。(177)凌駕法律、視法律為囊中物的態度，也是國民黨對待法律的方式。法律必須服務於政治，這是警總敢於「違法奉公」而不至於在黨國內掀起波濤的原因。(177)
7.諜報與保安組織負責蒐集情報、肅奸和防諜…綿密的布建和情報資訊，是國民黨統治台灣的重要基礎。(177-179)
8.敵體由警總認定，自由心證。個人或團體都有可能在旦夕之間變成警總口中的敵體。(179)
a.警總將警備、保安和動員準則化，如同常設化機構一般。(180)
b.調查局也授受國家安全局的指揮與調度，說明自1950年開始，政府機關和公營事業部門的人員，就已經成為社會之戰的對象。(181)
c.政權的維護和政治利益的繼續占有，成為安全部門最重要的工作。(182)
d.（蒐集字跡以防匪之諷刺）做為「自由中國」的代表，這種緊張氣氛和當局標榜的自由，有南轅北轍的差距。（防諜以衛政權）(183)
Ø 自我看管的生產
1.自我看管成為文明化不能缺少的動作與過程（相關文獻羅列）。(184)
2.源自國家的凝視和期待，是自我看管走上體系化和制度化的原因。…懲治手段不是自我看管唯一或最重要的效果來源，低估道德和價值的教化，我們將無法解釋「美德」的發生，和它必須被讚揚的理由。(185)
3.面對治理上的不安全感，國民黨政府動員黨、政、軍、文化教育手段以及稅收體制、戶籍制度、普及教育、侍從關係和兵役制度，落實對台灣的統治。(185)
4.黨國意志如何透過權力的布署與社會機制的建立，讓社會控制和自我控制獲得一致結果，是國民黨面對的最重要課題。(186)
a.「隔牆有耳」的系統性布建，讓人與人的互信與互賴難以健全成長。這種潛藏的懷疑，是形成「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的源頭，也是極權統治生存的溫床。畢竟，當個人或團體都不能對政治現況說真話時，權犭的支配者便能對「事實」和「真相」做片面的描寫，甚至成為真理場上唯一的發言者。這種權力凌駕和生產「真理」的作法，是極權統治的特點。在權力失衡的情況下，已有的不信任也會讓自我凝視變成一種生存作法，讓自我看管變成自我保護。這種政治效益計算和監管的發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187)
b.除了無所不在的「政治細胞」外，刑罰體系的恣意和難料，也讓自我看管變成結構性的選項。軍事審判蔑視程序正義、普遍存在的袐密逮捕和拘禁、上訴反而被判死刑。（以雷震案為例）在法律服務於政治的前提下，法律的可預測性蕩然無存。明哲保身成為個人選項。(187-190)
c.各種鐵窗環繞的看守所、監獄、教育實驗所和綠島（火燒島）的新生訓導處對世人的恫嚇作用，鎮懾尋找自由的聲音和意念。這種死亡、隔離、監禁和管訓效應，不只發生在監獄體系中，它也成為社會秩序的構成條件。結合著恣意的軍法審判，這場對內戰爭讓每個人都成為自己行為的約束者。(190-191)例子(191-193)
d. 無所不在的凝視和干擾不只以受過刑罰的個人為對象。在槍聲響後，被列為「匪嫌」的親戚和朋友還會受到無盡的盤問和質疑。…禍及滿門是普遍事實。…自我看管的生產隨著政治監視變成普遍的事實。這個現象的產生沒有否認道德論述的存在，以及道德對個人心靈和肉體的約束，但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外在紀律和壓力對個人判斷力的壓制，與因之產生的馴服。(193)
e.政治利益的壟斷與分享，也是討論看管時必須計及的因素。畢竟，現實利益的獲得是許多人所以支持或默許威權統治的原因。我們不能低估「利誘」和侍從關係對個體看管自己的作用。不過，…我還是要強調，威嚇在這40年中(1947-1987)對自我看管的型塑作用。因為，從單獨的個人到集體的行為，黨和國家的意志一直成為行為表現的裁量標準。這種黨意至上的歷史也就是台灣的近現代史，也是幾個世代的人共同經歷的歷史。(194)
5.我希望這段歷史不會再重現在未來的世代中。「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這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心聲也是我希望表達的立場跟想法。(194)
Ø 敵體化的代價
1.邊緣戰鬥不是任何學派的專利，保持批判的精神和反思，以及一份對正義的想像和渴望，是批判性研究應該具有的立場。在研究國家的理性、暴力與人民付出的代價時，歷史學和社會學都應該對此問題有所堅持。(194)
2.人對政治的信任殞落了，政治不再被視為公理可以伸張的境域，使得民主變成沒有理想的協商和鬥爭，政治僅僅是清算敵人，政治哲學成為遙遠、孤寂的聲音。這種自我貶抑的發展，從1945年後隨政權接受進入台灣，1949年後的戒嚴和威權統治，則是讓權力的暴虛毫無保留地表現出來。(195)
3.討論社會之戰時，我意圖證明這是以全民做為對象的戰爭，我在意「雙重內戰」產生的敵體化社會動作和造成的傷害。除了全天候的作戰與自我看管的效應外，「敵體化」對現實政治的貶抑，讓政治成為庸俗的權力遊戲與失卻理想的境地，也是重要的問題。庸俗化的發展除了扼殺政治可能表現的高貴面貌外，也讓民主變成缺乏理念的爭論。這種膚淺的角力已經變成台灣民主政治的常態。(195)…從台灣掙脫異族統治開始，片面的權力操作和長時間的政治獵巫，確實也讓政治變成理想殆盡的場所。這種淪陷和庸俗化不能不說和國民黨的統治有直接關係。(195)
a.但不能否認，國民黨安然度過內外挑戰，上述敵體化技術功不可沒。
b.政治獵巫過後的工作者自白：六成以上判決不當，多數為冤假錯案。(196-197)
c.(只問政治正確，不問正義是非)「寧願冤枉九十九個，也不要放過一個真正的共產黨」。(197)
d.肅匪之獎勵與報酬，反而讓抓共匪成為製造業。(198)
e.人際互動因政治介入，使得謹言慎行和自我看管成為生存必要姿態。(198-199)家變成陷阱，親人和朋友相拒千里。(199)
4.關於敵體化與全天候戰爭造成的集體精神與心靈戕害，需要精神分析手法鋪陳檢驗，留給讀者挖掘。我相信透過長時間的考察，與對當的分析，特別是心理史學式的分析，持續或殘留在台灣人民精神與心靈層次的壓抑、扭曲與矛盾，特別是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的愛恨情結反應，會獲得清楚的剖白。(199)
5.體現在眾多制度設計、監視技藝、口號生產和既得利益上的，其實不過是一黨的私念與你死我活的偏執想法…從前述的鎮壓和庸俗發展中，我們看到國家的非理性和無理性，以及國家帶給社會和人民的傷害與悲痛。「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什麼，要問你為國家做什麼！」這句被頌揚一時的甘乃廸名言，其實是國家主義者的最愛，也是所有執政者的便宜護身符。在威權體制和黨意至上的國度，這句話不應該被當做至理名言，甚至應該從根拋棄。這個覺醒和抵制是走出國家暴虐的第一步，也是尋求自主和解放必須有的準備。在經過一場全天候的戰爭後，我們還有不少殘局待收拾。(200)
Ø 結論
1.權力具有生產性，是傅柯提出的論點。進一步說，在極權社會中，權力的集中和恣意發展可能讓生命權力和規訓性權力變成國家主權和統治者意志的延伸。…在審視台灣的歷史進程，特別是戰爭與統治的關聯時，必須特別留意權力的層級發展與規訓機制的差等安排，避免將權力的水平流動視為是歷史的必然。體現在全天候戰爭過程中的敵視動作和技藝支配，也是檢討台灣的國家理性和現代性時，必須納入的課題。(201)
2.雙重內戰的影響與流程應該獲得更多關注與討論。在悲憐歷史的受害者與犧牲者時，我們更在意的是，如何讓這段歷史不再重演，讓天下的母親不再需要面對暗夜哭泣的景象，讓親情和友情不再被刻意撕裂。這些生而為人的條件，是政治不應該介入和剝奪的成分，也是敵體化動作不能被同情的理由。檢視這段歷史並省視它的偶然性後，我們需要對雙重內戰留下的身體效應與社會意識，進行持續的觀看和討論。(201)
第六章「共謀性的治理」
Ø 競爭與戰爭
1.我們不能只從國家的需求和戰爭的準備來討論社會的軍事化，源自社會本身的需求也是重要的原因。(203)…不能只以國家做為批判和觀察對象，隱藏在社會中的需求和共謀發展，也是檢討社會軍事化必須思考的問題。(204)
2..社會也可以為了自身生存需要，使用軍事性手段來解決既有壓力。…不同的單位、機構、團體或個人為了不同的利益，型塑符合自身需要的軍事約制和管理，…身體的有效生產、管理與臣服是其主要目標。這類表現在學生、學員、勞動者、生產者和管理者身上的效果，清楚記載軍事手段的另類政治、經濟用途。(204)
3.處於社會，卻必須聽命於國家，這是學校不同於其他學習場域與管理機制的特質。（見後〈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1945-1990〉一文）由於長年成為政治的附屬，或政府經費補助的對象，我們很少設想國家退位後學校可以如何的問題。這種積習與認識，和學堂與學校在近代中國和台灣的備受支配，成為政權和知識分子宣揚國族意識，或殖民政府治理人民的機制，有直接關係。也因為如此，我們淡忘了學校的「非國家」屬性，和學校不必然歸屬於政治管轄的可能。(205)
4.人口成長壓力與生存競爭問題。(205-206)
5.對於軍事技藝的熟悉和社會的軍事化，除來日治以來的政策以及國民政府受日方協助外，也與國民黨政府的徵兵，與大量的職業軍人在退伍後投入職場，將軍中習得的技能與管理方式，應用到或複製在職場有直接關係。(207)
→（對話Elias的文明化進程理論）提高軍事治理的比重和可見性，讓文明化與軍事化的交錯發展關係，以及文明與戰爭的共構和互斥關聯，有新的討論條件。從戰爭的生產面和台灣的歷史中，都不難發現文明隱含的暴力成分。文明的實現，以野蠻的存在做為條件（我們不能再用「戰爭毀滅文明」這樣簡單的命題思考文明與野蠻的關係）。(208)
6.本章分析軍事技藝如何擴散與滯留於社會。
Ø 集體的共謀
1.提問：軍事治理為何會成為經濟上有利、政治上有用，和社會上可接受的治理身體與事物方式？(209)
a.社會的軍事化發展鑲嵌於民族國家的誕生和其競爭過程，也和勞動生產場域的集中與工業資本主義的出現(為應付戰場上的無盡需求與消耗，大規模和標準化的生產變成主要模式)。(210-211)
2.再提問：軍事治理如何在台灣變成一個社會可接受的事實？（社會基礎何在？）
a.除了存在一套治理技藝可以挪用的對象外，無所不在的競爭也讓這種挪用和跨界獲得發生機會。(211)
b.軍事教養不再是片面的強制，而是集體的共謀。(213)（包括對男權社會的再生產；學校的軍訓與學生的出服務隊）。／／組成社團的條件：強制、規訓、愉悅、記憶建構、患難與共經歷（見頁214註腳書目）
c.對社團軍事化的討論。(213-215)；補教界的「魔鬼訓練營」(215-216)；勞動場所的紀律化管理(216-217；王宏仁研究)
d.在競爭壓力、管理需求、國家默許和效率掛帥的考量下，這套規訓政治經濟學，依舊會是管理學上不能缺少的知識與技藝。(218)
Ø 沈默的滲透
1.考慮軍事治理的擴張時，除了從國族需要來判斷，個體的信任和投入，以及因此獲得的好處，也必須計入在內。(219)
2.後軍事社會不是一個和平、沒有戰爭的社會，而是一個軍事整備高度專業化、職業化和技術化的階段。它的軍事毀滅力量是過去的武備時期，特別是以人力為主的戰爭時期，難以望其項背的。(219-220)
3.提問：台灣是否已經進入後軍事社會？(220)
a.部隊形式上改革、學校形式上漸變。但社會各部門殘留軍事痕跡，作者稱為「沈默的滲透」，以此說明主權需求的日常化發展（維持龐大常備部隊的不切實際），以及變易的歷史可能性。(220-222)
Ø 歷史與選擇
1.軍事部門滲透的遞減，不意味著國家透過情治系統掌握社會和個人的動作有所鬆弛。(224)
2.消費戰爭（戰爭的娛樂化）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225)電腦兵棋推演／戰爭遊戲（漆彈射擊，但僅停留在單兵、班、排的作戰層次）。(226)
3.軍事的功能和價值已經被社會吸收，融入在社會的運作上。這種習慣和惰性會繼續影響台灣的身體建構，直等到軍事管理與訓練的必要性被普遍地質疑才終止。(226-227)
4.民主化雖初具成果，但是不是直接造成後軍事社會的推手，而巿民社會中存在的軍事治理卻依然未受到嚴肅檢視。(228)…提出和暴露出這些被「自然化」的治理方式，就是要讓民主的成熟度獲得確立。(228)
5.我們不是為了戰爭而存活於世，戰爭也不應該成為侵蝕或塑造個體與個性的理由。…展期浸淫在軍事治理的情境後，我們已經失去走出軍事訓練和管理的興趣。如何形成一個自省與自覺的生活，抵禦軍事治理的強制或不經意加身，是接續要進行的工作。(228)
Ø 結論
1.以「共謀」的角度觀看軍事治理的發生和滯留，讓我們意識到軍事治理不只是政治統治的技藝，同時也是社會支配和自我看管的技術。(229)
2.從「社會為本」角度分析社會內部競爭與個體圖存之所以採納軍事技藝，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些配置、布署和滯留，所為何來。(229-230)
3.思考國家與社會的共謀（而不僅僅是對立觀點，或者支配觀點），採取貼近現實的描繪和分析會比簡單的理論告示，讓我們看到更多的真實與更有人味的歷史。(230)
第七章：回首來時路
² 總體戰與高科技戰爭，讓我們必須重新評估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以陸戰和人民戰爭為主的思考。其次，他也沒有關注到戰爭和戰爭技藝的社會襲用，即他沒看到社會戰爭的面向。(231-232)傅柯指出，以保衛社會為名的戰爭，持續存在於社會的各個角落，執行著護衛道德、秩序和綱常的工作。就傅科而言，權力無所不在，因此，戰爭也勢必無所不在。(232)但作者表示，兩者間的交集，或許才更接近實相，即看到社會之戰的軍事面向。(232)在臺灣，軍事治理對社會的滲透其實遠超過傅科的理論評估，也超過研究台灣歷史的學者的認識(233)。［按：我的當兵經驗／暴怒與親屬越界］。
² （不偏重，而從關係式的角度，脈絡地理解）在審視歷史的時候，我們不能只看政權的更迭與政治對軍事的影響，社會的軍事化和對軍事技藝的襲用，也是必須留意的面向。如此，我們才能清楚掌握戰爭與社會的發展關聯，和社會所以接受軍事訓練為常態的原因。(233)
² 從Bourdieu的habitus(習氣)角度出發可以看到，我們在不同的社會組織和團體要求成員的動作中，都可以發現軍事訓練和管理的滯留。若想去除這類隱含在軍事訓練和管理中的誤認與偏執，必須要依賴人的覺醒和主動作為，否則「管理的效果和效益依舊是支配的準則」。(234)
² 我們必須保持警覺：戰爭講究的摧毀性和後軍事社會在意的技術化與專業化，能夠讓自由和解放變成脆弱又遙遠的囈語。(234)
² 自1937年起，戰爭氛圍和語言就是殖民政權、國民黨政府、本土政權用以威嚇、動員和統治民眾的利器——主權者經營敵視關係，這個手段便宜又好用。(234)
² 透過寫這本書，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史。(235)
² 歷史沒有必然常軌，過去的路程未必是將來的選擇，也未必是下一代必然面對的宿命。研究戰爭就是為了要讓操弄戰爭的空間不再存在，或至少不再成為便且的習慣。….「非戰」是我傾向選擇的立場。畢竟，社會學要求於其自身的，不只是經驗的分析與實證資料的蒐集，還有一份對人與生命的關懷。這個存有層次的關注，會影響到知識層次上，社會學如何看待戰爭的問題，與社會學對歷史的評價立場。這個出發點也會影響到我對現代性的分析和評定。…做為身歷其境的一員，反身地觀看這個歷史過程，會有一份希望歷史不要重走一次的期待。就此而言，我的立場或許已經和客觀分析的學術要求有所不同。我必須坦承這個立場的存在，畢竟，我必須先是個「人」，然後才能成為社會學者，最後才能寫出這篇文章。這個方向無法逆轉。(236)
² 雖然政治主體性的追求可以成為一個目標，但從具體的歷史進行討論，我希望這本書能給讀者清晰的圖像，理解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和其對台灣的影響。（按：起首句有深義）…隱含在軍事治理中的血緣親似性和統治邏輯，讓1945年不再具有全面斷裂的意涵。（斷裂僅是聲稱斷裂；骨子裡支配關係不變，僅是換人坐坐看支配者位置）(236)隱藏在政治統治中的知識、利益和技藝，因此成為觀察的重點，它們之間存在的連續和相似成分，也因此顯露出來。…最終，我們都會碰到「人」可以如何，和「人」應該如何的問題。(237)
² 這個為期超過十年的努力讓我對人的存在、身體的塑造和歷史的發展有更清楚的認識，相對產生的企圖逃逸也成為一種與日存在的糾纏。這個警覺如果不以麻木終了的話，日常的戰鬥和實踐，以及學術的反思和批評顯然是不可少的動作。畢竟，這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單獨改變的世界，它需要集體的努力和集體的覺醒才能成事。寫作只是激發和實踐這個工作的部分動作，其結果就留給時間來驗證。(238)
黃金麟(2017)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1945-1990。台灣社會學第34期，頁123-167。
「仰仗教育部的鼻息成為台灣高等教育的歷史特質」（黃金 2017:164）。
Ø 第一節、連鎖之變
1.黃金麟的提問：戰爭的生產性、目的性和限制性，如何反映在大學系統的建立與發展上？(127)
2.現象：除了一般大學在戰後廣為設立，軍警官校的大學化，以及私立大學中教會大學的比例問題也應注意(128)。
甲、軍警官校比傳統大學更早提供四年制大學教育，極不尋常(128)。
乙、自1954年東吳大學復校到1960年輔仁大學的復校，六年間相繼成立5所私立教會大學和獨立學院。相較同時期私校12所，比例上醒目(128-9)。
丙、共產黨取得政權後，改造高等教育與關閉教會大學導致的遷移浪潮。(129)
Ø 第二節、冷戰的出路
1.內戰和撤退，共產黨的反帝行動與1952年的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成為1950年代台灣大學系統快速擴張的條件。(132)
2.「就歷史結果來說，美援確實是創造臺灣經濟奇蹟的重要條件。它在資本和技術的層面提供台灣工業化的條件，而透過最惠國的待遇，台灣可以將剝奪農業剩餘培植工業生產的結果，銷售到美國。沒有最惠國的待遇，台灣要變成出口導向的國家，這條路不會如此順遂。以原始積累的概念來說，『以農養工』的積累體制其實是透過美援的挹注，才發動起來的。」。(135)
3.研究目的：作者希望顯示「美援對戰時體制的維繫作用」(136)，就「高等教育的發展評定冷戰對台灣的影響」(137)。
1.冷戰與內戰的交集，是「反共」。左派意識的缺席與大學的訓導化與其相關。(137)
2.以冷戰體系和美援資本做為條件的經濟生產，在1960年代凌駕並主導台灣的教育發展。(138)
3.人力作為資源的誕生脈絡。(137-139)
4.小結：冷戰體系隱然主導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除了在反共立場上與動員勘亂同一陣線，美援的提供也在財政、經濟和技術的領域，醞釀台灣經濟奇蹟的誕生。這個奇蹟路線的製造，在交錯技術官僚的智慧與決斷後，深刻影響當時的教育體系發展。高等教育的走向，不管是它受到的政治和思想管制，還是功利主義式的運用與定位，都和冷戰的在地化脫離不了關係。為了將臺灣牢固地納入美國的東亞戰略佈署，成為美國國力在東亞的延伸，一些非官方的連帶也在台美之間架構起來。以高等教育來說，各種基金會的穿梭台灣和其形成的「親美」效果，值得再做檢視。(139)
Ø 第三節、匱乏中的溫暖
1.(現象)冷戰到臺美斷交前，台灣對日本與歐洲的依賴，轉而變成對美國的依賴。(140)
2.不能忽略民間基金會對台灣高等教育和學術的支[資]助與影響(141)。以亞洲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最具代表性(141)。
甲、東海大學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與研究所的成立，亞洲基金會的支助在當時有點火、播種的效果。(143)
乙、洛克斐勒基金會讓台灣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走出新路。[以當時學人李濟與王世杰的惶恐與悲觀說明當時慘淡的學術條件反證](144)
丙、福特基金會對中研院近史所的補助(144)。
3.小結：政府部門的漠視和冷遇，多少和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沒有迫切性，與政權生存和政治治理較少直接關連有關，但這份冷遇也更凸顯外來資金對啟動台灣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重要。(146)
Ø 第四節、大學的性格
1.在承平時期，大學面對的是來自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和個人的利害計較關注。在戰爭時期，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以及戰爭動員的需求，經常成為大學面對的功課。(147)。
2.大學理念：紅衣主教紐曼；雅士培；蔡元培(147-9)。
3.評論台灣大學性格，需並重歷史發生脈絡與大學理念。(150)
4.台灣高等教育受到的干預：法規的約制、特許權的壟斷、國家對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箝制與迫害、計畫經濟對高等教育的切割與擺佈。(150-151)
5.政府希望大學忠黨愛國，大學追求社會責任導致的落差，「國民黨政府只能以中央集權的教育政策和人事法規來馴化大學的『不安分』，甚至鼓動戒嚴的旗幟達到消音效果。這不光彩的一頁影響大學性格甚深，不能淡忘。(153)
6.大學的不自由，反映的是社會的不自由。(153)
7.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作為中美合作的具體成果。「對經營冷戰體系的美國政府而言，這是『發展台灣』，使台灣在政治、經濟和學術上依賴美國，財政上獨立於美國的必要動作。」(154)。
8.「1980年前後，台灣幾乎可以透過海盜版同步在大學講堂中使用美國大學的教科書。流風所及，台灣學生對美國社會的認識可能比自身社會還多。對黑白種族問題可以朗朗上口，對台灣的原漢族群問題卻難有深入發言，這是台灣付出的代價。基於歷史的複雜性，作者無意用殖民－反殖民的術語，或簡單的「反霸權」立場，一筆交代這個多因混雜的過程。畢竟，在一切向美看齊時，台灣的高等教育也獲得過去難有的資源與知識。這個過程很難以內造（即未受外力干預）的方式獨立完成。當然，美國的援助有其戰略考量，它不是免費的午餐，也不是人道的『濟貧』。培養台灣菁英的親美立場，營造以美國為馬首的世界體系，是這些援助的出發點。教育和學術不能成為戰略上的空白，做為東亞冷戰體系的龍頭，美國對此了然於心。」(154-155)
9.「挾洋自重」是當時學界突破政治保守心態，設立新學門或學系的條件。以台大社會學系的設立來說，其關鍵就在於楊懋春取得亞洲基金會的贊助，教育部才點頭同意(155)。
10. 基於跨國利益（美國領導東亞國家對抗共產中國），讓高等教育難以擺脫國家的算計，形成獨立自主的空間。因為，從一開頭，知識的兌現性和人才培育的利益計算就隱含其中。不管是舊的學門（如中文、歷史、哲學），還是新的學門（如經濟學、社會學），都必須向國家證明自己的存在必要，並繳出人才培育的成績單。這種以國為主、以經濟生產為重的教育路向，一直支配著台灣的高等教育。(156)[美國學生運動並未輸出至台灣(156)]
Ø 第五節、殘缺的正義
1.大學的理念被束諸高閣，人力，而非「人」，才是政府在意目標。(157)
2.「在人力即國力的現實考慮下，與政權生存和經濟發展需要的人力培育成為重點。可能挑戰政權生存的知識和領域，則成為政治禁區，遭受冷遇。政策與資源的同步配置，讓大學的世俗與功利作用快速表現出來。連帶產生的是知識與就業競爭力的關連發展，和文憑就業薪資關係的區隔表現。大學做為社會身份和經濟所得的晉升之階，於焉確立。在台灣，這個走向的出現和「雙重內戰」（黃金麟2009）的經營，與冷戰體系的營造有直接關係。它不是權力真空下的產物。過去只以經濟發展的角度觀看大學的功利表現，批判文憑主義的肆虐，這個看法低估戰爭和其他非經濟性因素對台灣大學體系的牽制引導。」(157-8)
3.[小述正義觀、契約論後，提到]以高等教育而言，金錢和權力幾乎就是架構台灣高等教育的來源，若不願屈膝為僕，高等教育勢必要找到自己的戰鬥立足點，重新出發。(159)
4.冷戰體制下的國與國關係，特別是不對等的地位與戰略需求，也會在政策和實作的面向封殺大學尋求獨立自主的空間。使大學成為國家的僕從，人力資源的培育中心，而不是培植心智與追求真理的獨立王國，在冷戰時期有極致表現。這個事實說明，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交換，是社會不正義的重要來源。…保持消極、互惠的姿態，不碰觸國民黨的政治禁忌，是中美科學學術合作期間美國對台灣高等教育的立場(160)。
5.大學理念的萎縮不盡然只發生在國際合謀與國家干預的層次，沒有理念與理想的排名和生存競爭，也會消磨大學試圖營造的獨立與自主(161)。
6.大學的道德定位為何？(162) [造就人？造就工具人？]［大學的理念：培養心智、開闊眼界、追求真理］(162)
7.在「威脅」和「利誘」的過程中，高等教育走過最初的三十年(1950-1980)，但真正讓大學理念沉潛消散的其實不是「威脅」的部分，而是「利誘」的無所不在。(163)
Ø 第六節、結論
1.特殊經費的編列和每年的獎補助款一樣，都已經對大學造成誘導作用。
2.大學獲得補助，等於被教育部認定績效，相互合謀(163)
3.表面上看來，只有那些沒有拿到補助款或卓越獎項的大學才是輸家，但真正最大的輸家其實是整個社會。因為當大學將權力與金錢視為自己的服膺對象時，大學也繼續失去它做為自己主人的機會。連帶損失的是，社會應該從大學獲得的心智提升與視野拓展也無從實現。這個評斷是就大學與社會的整體發展而言，不涉及個別研究計畫的成果論斷。(164)
4.國家的生存危機和不正義的侵略戰爭，構成大學服膺國家領導的條件。然而，動員勘亂時期的國家並沒有這類正當性。政權的生存和一黨專政的體制毋寧才是內戰無限延長的原因。在沒有民族情操可資動員的情況下，高壓統治和利益誘導成為國民黨交叉使用的治理手段。做為征服社會的手段，它們也沒有缺席於大學的建置上。(164)
5.高等教育的經營必須要有足夠的物質條件，否則難以為繼。在一手限制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數與學費收入，一手以獎補助款的方式填補大學的財務缺口時，大學也失去經濟自立的基礎。仰仗教育部的鼻息成為台灣高等教育的歷史特質。五年500億和每年50億的「研究卓越」與「教學卓越」計畫，不會改變大學的臣屬地位，也不會為大學創造新的獨立自主基礎，反而強化既有的不公與依賴。(165)
《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汪宏倫等編，2014，聯經出版
〈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汪宏倫）頁1-34。
Ｑ：社會學發展中，如何過濾掉戰爭與軍事的主題？
Ａ：二戰以後，以美國社會學為首所建立的主流社會學對戰爭的議題並不重視，甚且在理論與研究中有意無意忽略。這背後有著看似弔詭的知識社會學原因：提倡和平價值的自由主義，以武力擊敗了尚武的法西斯主義。在自由民主體制下發展出來的美國主流社會學，有意無意地貶抑暴力與戰爭，具有代表性的結構功能學派，明顯地流露出將社會和平化(pacifying)的傾向。即使與結構功能學派對蹠的衝突學派，所關注的也是微觀或個人層次的衝突，而較少關注宏觀層面的國家暴力與武力衝突。(8)
Ｑ：這本書的關注焦點為何？
Ａ：關於戰爭的非軍事面向。(9)或說關注「戰爭所孕育的社會」。(10)
〈第一章 戰爭與社會理論：一種現代性的視角〉（鄭祖邦）頁35-96。
Ｑ：理論的重要性？
Ａ：理論給人們帶來的好處應該是使人們在探索各種基本概念時有所收穫和得到啟發。理論不能給人們提供解決問題的公式，不要通過死板的原則為人們指出狹窄的必然的道理。理論要給予人們洞察大量事物和它們之間關係的眼光，然後讓人們再進入較高的行動領域，使人們根據天賦的力量的大小發揮一切力量的作用，使他們具有清楚地判斷真實與正確的東西的能力。（Clausewitz 2004:340；強調為原文所有）（轉引自鄭祖邦，頁67）
Ｑ：傅柯的貢獻？
Ａ：分析權力的方式。與其問「權力是什麼(what)」、「為什麼(why)會有權力」，不如問「權力如何被行使？」(how is power exercised?)。(72)權力即力量關係。…應當用衝突、對抗、戰爭此類術語進行分析。(73)我們不是要提出權力的一般理論，而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描述權力關係（規訓權力、生命權力、治理性…）。(74)…權力就是戰爭。…當人們書寫和平和制度的歷史時，他們所寫的總是這個戰爭的歷史。(76)…社會秩序就是一場戰爭。(79)
〈第二章 百年來戰爭與革命組態的改變〉（朱元鴻）頁99-156
Ｑ：可以如何反省戰爭與民主？
Ａ１：「戰爭的實存狀態迫使每個國家轉變為威權的或權極的，即使那些自詡為民主的國家也不例外，就如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戰，在非民主的義大利與德國導致了法西斯極權主義，在非民主的俄國造成了布爾什維克極權主義，而在這個國家（美國）助長了政治、經濟，與智識上的反動。身體上的相互依存必須轉化為道德上與人性上的相互依存，這是民主的課題，然而現在據說竟然是要靠著戰爭來拯救民主國家！」（杜威（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America,”
Freedom and Culture）轉引自朱元鴻，頁137。
Ａ２：Walzer(2004:15)指出，正義戰爭(Just War)理論全然不同於為任何單邊道德十字軍提供辯護，其意義不在於為任何一場特定戰爭作辯護，而在於公民寺其國家所進行的戰爭持續不懈地進行批判性檢查，這是極為重要的民主活動與公民責任。（轉引自朱元鴻，頁139）
Ａ３：即便在21世紀，最終可能獲致社會與國家轉型的，不是全球化的訴求或運動，而是個別國家能夠具體回應民怨與國家願景，得以形成快速、強大、持久動員的「公民抵抗」。(145)
[1] 國境作戰：我所以用國境作戰來形容國共的內戰，是因為1949年後，台海兩岸存在各自獨立、互不相涉的政治、經濟和法律體系。空間的邊界和政治、經濟、法律的邊界，將兩者的對立轉化為獨立政治實體的對立。這個現實是內戰能被當做國境戰爭來討論的原因。(165)
[3] 國家理性：每個國家會以最有利於其統治的方式和手段，來面對既有與潛在的問題，牟取其價值理性的實現與統治者最大的利益。風險的計算和工具理性的施展是其主要風貌，這裡不能排除的是未預計結果的產出，與暴力的必要使用。「雙重內戰」的進行清楚表現國家理性的各種可能作為。(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