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世界，為理型與現象二分之世界，惟理性才能接近理型，而現象則是隨時消逝之界，理型世界的特性是無時間性，永恆在中。架接理型世界與現象世界之中介，即為靈魂。在西方的認識論當中，知識乃是喚起靈魂的回憶，靈魂乃是人生命之基底。這樣的知識型態，與大公教對一神論的崇拜，有其親和性。
關鍵在於，西方人為何將關注的焦點，自靈魂轉往心理？這與文藝復興時期，重視「人」自身在構造世界時扮演的角色有關，西方人開始思考人是什麼，後世稱為人性論的思考。論者會追溯至霍布斯的人對抗人，人就是為著自我保存而活之說法，但更早可追溯至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一書，該書論述了自利(self-interest)或者自我中心(egoist)的正當性。霍布斯的人性論建立了新的政治學傳統，肯定人性種種欲望應該被尊重，應該為其找到出口（嗜欲說）。但霍布斯的論點及相關發展，面臨了效益主義的兩難，假若人有著各自的目標與動機，是全隨機的，那麼秩序無法存在，因此必須透過超驗規範加以解決這樣的難題（故每個社會都有著自身的亂倫禁忌，此為一例）。但對超驗體系的預設，反而排除了對人類心靈面向的認識，此點表現在帕深思以降以規範架構社會的理論尤其明顯。若承襲此種思考方式，那麼，我們無法理解為什麼國民黨資源最多，卻在前些年翻船了；而民進黨掌握了資源，卻也在兩年內又被翻了一次船，換言之，我們必須掌握集體心靈。社會學的解釋，必須考慮社會事實與基於社會條件的心理事實的交織。
以主奴對抗為例，主人以為武力可行支配，但是奴隸就算打不過，也可以演化出種種方式，讓主人屈服於種種倫理義務，我們是否能夠瞭解受苦的種種類型，對人類心靈施加的影響（如韋伯的新教倫理之牢籠說或硬殼說）。若以涂爾幹的思考為力，神聖如何作為一種力，強加特定的分類於我們的心靈，譬如性別分兩種，或者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倫理強制是如何產生的，便必須透過系譜學方式，考慮權力面向，才能給予恰當回答。
要分析心理事實與社會事實的交織性，就必須回到日常生活（從例外如何變例行）、反身性（自我指涉的關係性：部份指涉整體，整體指涉部份）以及Ambivalence（兩種力量的並存交爭，又ambivalence與paradox不同，前者重情感面向之交爭；後者則是認知上的自我矛盾）。日常生活、反身性與ambivalence成為分析心理與社會交織的重要路徑。
所謂的交織，指的就是社會學與心理學的不可分割性（不可偏重或偏廢一方），亦必須重視兩者關係，因為兩者都在個體中，社會範疇並不外於個體，而是內在於個體，而心理範疇也不純然內在於個體，而是受到社會範疇制約（譬如古代人誅九族，為什麼這些即將被誅之人，不會逃跑？）
追溯到曼德維爾，或者霍布斯以降的嗜欲說，是要說明他們的論述，證明了人們貪婪需索是合理的，提供了資本主義的心理基礎，使人作為個體（以及後來的消費主體）的要求，成為一種規訓，作為嗜欲主體，成為一種義務，或者人人必須面對的道德要求（你應該要打理好自身，讓你自己看起來有點品味…）。韋伯則是討論了在預選說的命題下，新教徒的救贖焦慮反而促使他們作事，這樣的心理動力反而促進了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對心理(PSYCHE)的開發，是基於文藝復興後人性論的轉折，人性論是探討人有那些特性是不可去掉的，這些東西被稱為趨力、本能或者嗜欲，是人不可能被打消或者忽略的，這些討論為「主體」（消費主體）的建立舖了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希望人們把所有問題，都視為是個人心理問題，當代的各個學科也同樣走上了心理學化的道路，在傅柯的角度來看，打造「正常人」是這些學科的關懷，而作為正常人，則是當代人必須與之交手的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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