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terview with bruno latour. (1993) 評述

 資料來源：Latour, B., & Crawford, T. H. (1993). An interview with bruno latour. Configurations, 1(2), 247-268.

本篇訪談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提醒我們注意尼采、賽荷與德勒茲對於拉圖的影響。

 

其次，這篇訪談也幫助我們留意到法國學者「單兵作戰」（大好大壞）與美國學術環境（集體勞動）的差異，不用過份浪漫化法國知識份子，但也要留意正是因為體制不佳，所以法國學者很早自力救濟，跨越學科界線，以求嶄露頭角。

 

第三，拉圖早年對於真理的關注（神學、哲學、科學），再加上隱性地對於「德勒茲」《尼采與哲學》一書當中「主動與被動」與新人文科學的參照（訪談中拉圖沒有特別提這本書，但他很感謝德勒茲給他的啟發），而他也認為賽荷的準客體思考，幫助他突破各種二分對立，以及批判思維，而能夠作「積極的（主動的）探索與思考。

 

第四點則是他對傅柯的批評，認為傅柯不處理硬科學，所以還是太過社會化了，而反過來說，拉圖的實驗室研究及實驗室的擴張（與征服世界）過，讓我們看到世界的動態，而不僅僅受限於全控機構中，他說傅柯的知識／權力的這個斜線，就意味著傅柯沒有進入到真正的細節與實作，而是停留在外部，在斜線上駐足了，學者不應該放棄對於硬科學領域的思索。

 

第五是批判費耶阿本德的無政府主義科學綱領是反動的，力求否定，但沒有進行創造（這又是尼采－德勒茲立場）。拉圖認為《利維坦與空氣泵浦》是進行創造的具體案例，並且展現了政治與科學之間的對稱性研究，而像是柏林圍牆的倒塌，更是對稱性展現的美麗案例。

 

第六，不論是準客體理論，或者行動者網絡理論，或者德勒茲的根莖理論，都是要用來破除實體化，理解生成關係的視角，可以使用，但不可執著，用後就丟是正確的態度，好好地把案例說清楚才是最要緊的。

 

第七點，拉圖認為《科學在行動》一書過於社會化了（因為同事的關係嗎？），而柯林斯等人還保有著「批判」信念，以致於他們不能對稱地理解人與物，而主張社會先行，要解構科學，但問題不是解構，而是理解，我們應該探索的是「溝通的模式」。

 

第八點，關於委任問題(delegation)在這個時代他認為還需要進一步研究，這條軸線可以連結尼采的《反基督者》以及Bourdieu對於「委任問題」的討論。

 

第九點，回應符號學分析，指出應該用組裝的角度進行全盤研究，而不是預設語言符號的「絕對自主化」，那是錯誤的起點。他談到自己對於「不可化約論」的嘗試，但是如何作到「非化約」，目前仍是侷限的。（我在這裡想到尼采的熱愛命運，全盤接受所面臨的一切，但在技術社會上，如何作到這一點，則是拉圖也困擾的問題，不知道「技術之愛」(Aramis ou l’amour des techniques ?)這書有沒有解決此問題，我還沒讀過，所以沒辦法討論）。

 

第十點，批判「批判者」們是「治安法官」，只想找尋對錯。我認為，這裡的想法，如同尼采的奴隸道德者，他們在現有的事物上判斷邪惡或善良，但問題在於如何進行創造，而不僅僅是管制與控制。所以對拉圖來說，他說他感興趣的是「轉譯」，而不是「批判」或「治安」。拉圖認為，在非批判的研究上，賽荷已經展示了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