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目：小熊英二(2024)1968：日本現代史的轉捩點，席捲日本的革命浪潮。黃耀進、羅皓名、馮啓斌譯。黑體文化出版
閱讀章節：第十、十一章。（導讀人：Rita；整理人：Me）
總標題：精英抗爭的弔詭與困境
副標題：1968東大全共鬥運動的象徵性、自我否定及主體性追尋
摘要：
本文分析1968年東京大學全共鬥運動，指出其精英階級背景使抗爭展現特殊的象徵性和內部矛盾。東大學生作為日本社會預定的統治精英，一方面對自身階級特權展開自我批判與否定，另一方面又難以擺脫特權所帶來的優勢與安全感。抗爭初期透過大量理論論述與象徵性佔領，試圖實現主體性的追尋與同儕認可，但隨著外部激進勢力介入，運動逐漸升級為暴力衝突，暴露理念與實踐之間的嚴重斷裂。本文透過運動內部人物形象與世代矛盾的分析，深入揭示東大全共鬥的弔詭本質與長遠影響。
關鍵字：東大全共鬥、精英抗爭、自我否定、主體性追尋、理念與實踐矛盾
讀書會紀錄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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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大鬥爭之精英性、內部矛盾與社會效應
一、東大鬥爭的特殊性與精英性背景
根據讀書會討論內容，小熊英二《1968：東大鬥爭》第十、十一章的敘述指出，東京大學作為日本社會頂尖精英培育機構，其校園運動展現出不同於其他大學的獨特樣貌。東大學生作為精英階層，普遍來自良好的家庭經濟背景，進入東大後被視為已搭上社會地位攀升的捷徑，例如1960年代的日本政府官僚體系中，約三分之一的公務員高考錄取者即為東大畢業生，此現象至今仍未顯著改變。正因為這群東大學生及研究生早已被視為社會菁英中的「準特權階層」，導致他們的校園抗爭自始就帶有高度特殊性與媒體關注性，進而影響社會對整個學生運動（全共鬥）的認識與評價。
二、運動起因：醫學院的實習問題與階級焦慮
東大鬥爭最初起於醫學院，因實習醫生的勞動條件與派遣制度產生不滿，逐漸發展成校內廣泛抗爭。當時醫學生雖然身處相對優越的條件，但實習過程中仍存在明顯的階級焦慮：一方面他們必須接受指導教授（醫療體系內權力位階較高）的安排，另一方面地方醫院又因實習醫生的供需失衡而不斷向教授請求支援，造成實習醫生的雙重壓力。此外，東大實習醫生的精英自我認知，也造成了「天龍國」外地區醫院的排斥現象。這種結構性矛盾促使研究生與助教成為運動初期的主要發起者，並迅速向其他學院擴散。
三、運動的擴大與內在矛盾
隨著運動範圍的擴大，抗爭重點從單純的實習問題延伸至更廣泛的校園治理議題。抗爭群體以研究生和助教為主，且其主要不滿的對象為教授群體，而非行政單位或校方整體，因為東大的行政職務亦多由教授兼任，故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師生對立局面。此外，運動的另一特色是透過大量傳單和書面論述表達各種觀點，凸顯東大學生知識性與論述能力，形成了獨特的思想交流場域。這種高度論述性與知識性的特質使得東大鬥爭初期較少暴力對抗，多以象徵性佔領行動為主。
然而，隨著運動持續時間拉長，內部開始呈現嚴重的矛盾與分裂。參與者逐漸分化為理想主義的積極抗爭者與現實主義的旁觀者或冷感群體，後者更關心自己的學業與前途。此外，外部勢力（如新左翼、日共派系）的引入，導致運動內部論述混亂，立場多元且衝突加劇，最終演變成混亂且暴力的局面。
四、武力衝突與媒體效應
東大鬥爭轉折的關鍵點在於校長引進警察機動隊介入，破壞了學校自治原則，引發學生廣泛的不滿。抗議學生批判教授群體「言行不一」，最終促使抗爭運動進一步激化。然而，隨著外部激進派系的加入，運動最終在安田講堂爆發暴力衝突，徹底改變了運動的性質。此事件引發了媒體的高度關注與報導，但也造成社會大眾對運動的反感與批評，認為東大學生已身處特權位置卻仍從事暴力抗爭。這種觀感嚴重影響了1968年學生運動的整體評價，甚至導致運動最終瓦解。
五、教授群體的角色與沉默
值得注意的是，東大教授群體在整個運動過程中的角色較為消極與被動。教授雖然作為運動主要批評對象之一，但多數教授選擇不積極介入，也未明顯支持或反對學生運動。這種沉默態度反映出東大教授群體的既得利益與穩定結構，以及他們對運動的冷感或間接默許。教授群體的消極，使得運動難以獲得更廣泛的支持，也無法明確推進校內的結構性改革。
小結：東大鬥爭的弔詭與影響
綜合而言，東大鬥爭充分呈現了運動本身的弔詭性：一方面，它表達了精英學生對自身階級地位與教育體制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因學生本身精英化的背景而難以擺脫外界對其正當性的質疑。最終運動內部的分裂與外部的暴力衝突，更加劇了此一弔詭性，造成了運動的瓦解。但不可否認的是，東大鬥爭作為1968年日本學生運動的核心事件，持續影響日本社會對學生運動、精英教育、與政治抗爭的理解與評價，成為理解戰後日本政治與社會變遷不可或缺的重要歷史事件。
二、東大全共鬥的理念型探討：象徵抗爭、理想主義與自我神聖化的矛盾
一、象徵抗爭與實踐矛盾的雙重性格
根據讀書會的討論，全共鬥作為1968年東大鬥爭中的主要群體，顯示出鮮明的象徵性抗爭特質。這種象徵性，一方面體現在運動者們表面上的堅決抗爭姿態，另一方面卻存在明顯的實踐落差。舉例而言，安田講堂第二次佔領期間，雖然學生透過對外宣傳展現戰鬥決心，但實際上卻在衝突前夕安排受傷學生與女性撤離，顯示運動在執行層面上的高度理性與矛盾。此種特權階級學生的謹慎態度，凸顯東大全共鬥特有的「精英抗爭」現象，即運動參與者雖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情操，卻難以完全割捨自身階級特權與安全考量，形成內部微妙的抗爭尺度與空隙。
二、理念型的模糊性與自我否定的矛盾
東大全共鬥最初形成的理念型極為模糊。從讀書會討論可以得知，全共鬥不同於校內溫和協商的民清派或訴諸暴力的新左翼，而是一個堅持既不妥協又不暴力的理想主義群體。這種立場使得全共鬥形成一個獨特的「對話堡壘」，透過持續的論述辯論構築運動的凝聚力，成為一個自由討論與自我表達的場域。然而，這種無限延伸的理論探討，在後期轉為更極端的自我否定，逐漸演變成一種精英學生之間的相互比拼：即誰能更徹底地展現自我否定，誰就能取得象徵性的道德與思想制高點。
這種象徵性的自我否定雖然表面上具有高度的批判性，卻實際上更強化了運動者的精英主義。東大全共鬥雖強調對特權的反省，但此種反省又必須以自身的特權為前提，導致這種自我否定行為變成某種特權階級獨有的象徵資源。換言之，全共鬥的「否定特權」成為了一種更高層次的特權展現。
三、自我神聖化與外部力量引入的矛盾
隨著運動的持續發展與內部的瓶頸，全共鬥逐漸將抗爭行動升級，試圖透過暴力實踐來證明其抗爭的真實性與必要性。正如讀書會中所指出的，初期運動更多展現為象徵性的佔領與自我宣示，但隨著運動內部的動能逐漸消退，外部激進勢力的加入成為一個關鍵轉折，迫使抗爭群體在理念與實踐間徘徊，最終不得不訴諸暴力以維繫其存在意義與群體認同感。
這種理念上的極端化最終導致了安田講堂攻防戰等暴力事件，但在這些事件發生前後，卻仍保有一些「空隙」，例如讓無法承擔暴力後果的成員先行撤離，展現了東大全共鬥內部的矛盾與弔詭性。一方面追求絕對化的理念貫徹，另一方面又以高度務實的方式管理實際的風險，這種雙重標準的行為模式進一步凸顯了全共鬥作為精英團體的特殊性格與其內部矛盾。
四、比較性視角：以台灣太陽花運動為例
為深入理解東大全共鬥的理念型，可將之與台灣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進行對比。讀書會討論中提到，太陽花運動中亦有內外區別，內部「立法院佔領區」的人更傾向象徵性的抗爭，而外圍「賤民解放區」則較具民粹或更激進的行動傾向。從這個視角來看，東大全共鬥的運動形態有如太陽花運動中立法院內的學生，他們注重維持象徵性高度，強調理念的純潔性與道德高度，卻未必在行動上訴諸絕對激烈的手段。相對之下，真正走向暴力或實踐極端的力量，則往往來自運動邊緣或外部的更激進團體，這也使得運動最終面臨了內部理念與實踐之間的嚴重斷裂。
五、東大全共鬥的運動者形象：精英理想主義者的矛盾姿態
從讀書會討論可見，東大全共鬥內部也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運動者形象，即那些自願放棄現有特權，表現出高度理想主義且具高度知識水平的人。這種運動者的典型形象是「具有學識、天才型且為運動奔走」，且在象徵姿態上極為徹底，甚至呈現出一種韋伯式的「理念型人物」特質。然而正如讀書會中所質疑，這樣的形象其實是高度矛盾的：一方面表現為「無產」狀態，另一方面卻依靠著高度的知識與文化資本進行運動，實質上未脫離精英位置。這種矛盾的形象，恰好反映東大全共鬥運動所面臨的基本困境，即理想主義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
小結
整體而言，東大全共鬥的理念型與實踐過程呈現出明顯的矛盾性：它既標榜理想主義與自我否定，又無法完全脫離精英特權的本質；既拒絕暴力手段，又在現實困境中逐步被迫訴諸暴力衝突。這種運動內部的多層次矛盾，使得東大全共鬥在日本1968年學生運動史上獨樹一幟，但也導致其最終的瓦解與困局，留下了複雜且弔詭的歷史遺產，值得更進一步深入探討。
三、東大全共鬥與其他學生運動之比較視野：精英象徵主義與運動的地方性特徵
一、東大全共鬥與慶應義塾大學鬥爭之差異：從精英抗爭到暴力實踐
透過讀書會的討論可得知，東大全共鬥的抗爭特質在與慶應義塾大學（慶大）學生運動的比較下更為鮮明。慶大作為當時日本大學擴張政策下相對普及化的私立大學，其學生群體並不具備東大學生的社會特權與精英意識，因此其抗爭模式直接且現實，呈現出更直接的暴力衝突形態。這群慶大學生多非嚴肅的知識份子或學術派，運動中較少論述與理論辯證，而更多地訴諸直接暴力手段，以實踐導向與「直接行動」為特點。
相較之下，東大的抗爭群體無論在行動方式、內部論述，乃至於抗爭的最終實踐上，都呈現出更高程度的象徵性與自我矛盾的特質。這種現象使得東大全共鬥在整個日本學生運動史中成為一種極為特殊的現象，難以被簡單歸類為溫和派或激進派，而是介於兩者之間、充滿內在張力的理想主義團體。
二、理念型的重塑：從地方性到普遍性之矛盾
讀書會成員提及東大全共鬥的歷史經驗與歐美1968年學運之比較，然而這種比較則顯示出東大全共鬥的地方性特徵與歐美運動普遍論述之間存在明顯的鴻溝。歐美1968年的學運，通常被視為中產階級年輕人進行文化革命或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表現，帶有高度理論化的浪漫色彩；而日本東大的學生運動雖然也高度理論化，但更傾向於透過內部反省與自我批判，試圖掙脫日本社會內部殘存的封建主義與精英主義。
讀書會中提到，日本的學生運動應被視作本土特殊社會環境之下的產物，而非單純的歐美運動的延伸。特別是東大全共鬥的運動環境更接近一種在大學當局庇護下進行的抗爭。這意味著東大學生抗爭本質上受到學校及社會默許，因為這群精英學生不可能真正進行徹底破壞性的暴力行動。正是這種「受保護」的抗爭環境，使得東大全共鬥呈現出極為特殊的矛盾姿態：一方面強烈批判自身階級特權，另一方面又無法擺脫這些特權所帶來的優勢與安全感。
三、英雄敘事與運動的神話建構
在東大全共鬥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運動內部逐漸產生了具高度象徵性的英雄人物，如討論中提到的山本義隆。山本義隆作為運動代表人物之一，儘管身為東大菁英，卻刻意呈現出一種類似無產階級運動家的姿態，積極為理想奔走，並成為運動內部與外界媒體的焦點。這種象徵性的英雄形象，不僅是東大全共鬥特有的現象，也在其他學生運動（如慶大運動）中出現，但其意涵卻截然不同。
透過此類英雄人物的塑造，東大全共鬥逐漸形塑出一種「自我神聖化」的內部動力，將原本理想性的抗爭推升到近乎神話般的高度。然而，這種神話的背後卻隱藏著深刻的矛盾：其自我否定與抗爭姿態必須仰賴高度知識、文化資本及階級特權，最終反而強化了運動內部的精英主義傾向。
四、運動記憶的「再造」與精英書寫的壟斷
讀書會成員指出，東大全共鬥之所以能夠成為1968運動的象徵，很大程度上與運動後東大畢業生的論述權壟斷有關。這些東大畢業的運動參與者因其社會地位、文化資本與書寫能力，使得他們得以將自身經驗普遍化與理論化，進一步掌控了日本1968運動的歷史書寫權。這種書寫的壟斷，使得東大全共鬥的地方性經驗逐漸被賦予普遍意涵，進一步鞏固了運動的象徵性高度與精英主義的內在矛盾。
讀書會成員認為，小熊英二透過重新「除魅」的方式，試圖揭示這種精英書寫對運動真實面貌的扭曲，強調東大全共鬥實際上只是由精英學生內部權力鬥爭與自我認同危機所激發的本土性運動，而非如運動者後續自身所暗示的全球潮流下相呼應的社會革命。
五、東大全共鬥內部的「家族內鬥」現象
讀書會討論指出，東大全共鬥運動的另一特殊現象是呈現出近乎「家族內鬥」的結構。這種現象特別表現在研究生、助教與教授之間高度針對性的破壞行動（如破壞教授研究室資料），而非一般性的抗爭行為。此種內鬥行為的發生，正揭示了東大精英內部強烈的權力鬥爭與繼承危機，更凸顯東大全共鬥實質上是針對日本社會既有精英傳承模式的內部批判，而非單純對外的普遍性抗議。
小結
透過比較與深入分析可見，東大全共鬥運動的特殊性不僅體現在其精英背景與理想主義特質，更表現在其內在的多重矛盾、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運動書寫的精英壟斷與再造。這些特質不僅強化了東大全共鬥在1968日本學生運動中的特殊地位，也凸顯出日本學生運動地方性與普遍性之間複雜的張力，並提供了重新檢視東大全共鬥運動真實面貌的關鍵視角。
四、東大全共鬥的自我認識與主體性形成：以伊底帕斯情結及跨世代的叛逆作為分析視角
一、抗爭行動作為伊底帕斯式的主體追尋
讀書會中提到，東大全共鬥抗爭可透過精神分析的視角——特別是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的概念加以理解。伊底帕斯情結作為西方文明中一種重要的主體性形成隱喻，其關鍵特徵在於年輕一代透過反叛父權或象徵權威，最終達到自我認識與覺醒。東大學生對教授權威的反抗，從此角度來看，正是如伊底帕斯之於父親般的關係：學生一方面依賴教授所代表的知識權威，另一方面又試圖透過象徵性的「殺父」行動（例如綁架教授、佔領校長室、破壞教授研究室等）來彰顯自身主體性，並在暴力或抗爭過後達到某種自我認識或認可。
這種情形進一步反映出東大全共鬥學生內心的矛盾與焦慮感：他們雖然已經站在社會精英的位置，卻感到自身仍受到強烈的壓抑與控制。因此，抗爭行動便成為表現自我主體性的必要儀式。然而，這種儀式性的暴力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而更像是一種高度象徵性、內在精神層面的主體追尋過程。
二、內部的同儕競爭與認可機制
討論指出，東大全共鬥的抗爭行動中也存在強烈的同儕競爭與互動認可機制。面對教授的絕對權威，學生群體間出現了一種透過展現叛逆姿態來獲得同儕認可的需求。參與抗爭成為證明個人勇氣與主體性的一種途徑，甚至形成某種道德與勇氣的比拼：誰能夠更徹底地拒絕教授的權威，誰就能在群體內獲得更高的位置與聲望。
然而，讀書會也指出，並非所有參與者都擁有明確的理論或言說能力。部分抗爭者無法清晰表達自身的政治主張或理念，於是轉向以身體或暴力行動展現抗爭態度。這種身體化的抗爭方式成為一種替代性的話語表達，反映出東大全共鬥內部多層次的主體性表達需求。
三、典範人物的角色與象徵意涵
在這場運動中，教授們的態度成為學生主體性建構的重要參考點。讀書會中提及，教授的態度決定了學生如何看待自身的抗爭行動。例如，持堅定保守主義立場的文學部長，在被學生綁架後仍不改變自身立場，反而贏得學生群體的尊敬與認可。這種堅定性格成為學生們追尋的典範，反而是那些表裡不一、口是心非的進步派教授遭到學生的強烈批判與否定。
四、主體性追尋與後續人生軌跡的分岔
讀書會進一步以東大與日本大學（日大）鬥爭參與者後續的人生軌跡做比較。東大抗爭者如三本義隆，最終仍能保有高度的社會地位（例如成為大學教授），並持續享有公共發言權與社會影響力；相對之下，日大抗爭領袖秋田明大則陷入刑事案件，後續生活則較為邊緣，甚至遠離政治與社會中心。這種明顯的後續差異，反映了東大全共鬥學生本質上的階級與文化資本優勢，抗爭雖然短暫地衝擊其階級地位，卻並未真正動搖其長期社會資本的累積與延續。
這種差異的背後，正顯示東大全共鬥運動的主體性追尋有著極其鮮明的階級性格，即抗爭者終究難以脫離其精英出身的影響，而抗爭本身則更像是一場象徵性的、階級內部的儀式。
五、日本學生運動的世代叛逆性質與後續文化影響
讀書會最後將東大全共鬥的現象與日本的「暴走族文化」相類比，指出兩者皆展現出日本年輕世代在特定歷史情境下，透過叛逆或對抗行為，試圖擺脫既有社會框架與壓抑，創造自我存在意義的需求。無論是東大學生對教授的象徵性對抗，抑或是暴走族透過與社會秩序（如警察或美軍）衝突，這些抗爭的最終目的皆在於證明自我的存在，獲得自我認可與社群認同。
然而，如同暴走族在成年後便放棄叛逆行為，東大全共鬥的許多成員也最終回歸社會主流，進入學術界、媒體界，甚至延續著社會精英的角色。這種現象意味著東大全共鬥的抗爭雖然在一時創造出強烈的社會震盪與文化記憶，但最終仍未能真正改變其自身所在的精英結構，甚至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精英地位。
五、小結
透過上述討論，可以發現東大全共鬥的運動具有強烈的伊底帕斯式主體性追尋特徵，並充滿了內部同儕認可的競爭與象徵性反叛行動。然而，抗爭本身的高度象徵性、教授角色的典範作用，以及運動者後續人生軌跡的差異，都顯示東大全共鬥最終難以脫離其階級本質與象徵抗爭的本質，運動本身成為一個精英內部的自我確認儀式，而非真正的結構性革命。
五、1968運動的地方性與全球性比較：從日本到歐美及臺灣的歷史脈絡分析（待續…）
一、全球「1968」與地方性脈絡的差異性分析
讀書會討論中明確提出，雖然一般論述傾向將1968年全球各地的學生運動視為同一現象（如歐洲的法國五月風暴、美國的反越戰運動等），但事實上各地運動的內涵與動機皆具明顯的地方差異性。以法國為例，1968年運動源於學生對文憑過剩及就業危機的深刻焦慮，學生運動者以文憑體制的批判為核心，展開了對高等教育體系的廣泛質疑。
然而，日本的1968年運動，其社會經濟背景與法國截然不同。日本經濟在韓戰、越戰的推動下進入高度成長期，社會整體就業率高，失業率低，反而產生的是一種對未來生活的「意義真空」。學生並非因失業焦慮或經濟不安而抗爭，而是對於自身被社會定位為「小齒輪」感到嚴重不安與反感。這種焦慮來源於戰後日本社會快速工業化與美國勢力的壓制，以及日本內部世代間認知差異所形成的衝突與張力。
這種全球性「1968」與地方脈絡的顯著差異，凸顯了小熊英二的論點：即日本的學生運動並非單純受歐美理論（例如馬克思主義）的激發，而應理解為一種本土性的社會現象與主體性追尋過程。
討論時間已一小時，故在此打住休息。待下個回合再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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