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伯丁到世界的交織網 提姆．英果爾德《生生不息》的知識社會史考察（2011–2026） 以布迪厄場域分析為框架的反身性評價

 

從亞伯丁到世界的交織網

提姆．英果爾德《生生不息》的知識社會史考察（2011–2026）

以布迪厄場域分析為框架的反身性評價 (by cla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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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Tim Ingold｜Being Alive｜知識社會史｜布迪厄｜場域分析｜象徵資本｜新唯物主義｜交織網｜旅居｜具身實踐｜跨領域接收｜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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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為分析框架，對英國人類學家提姆．英果爾德（Tim Ingold）2011年著作《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在出版後十五年間（2011–2026）的全球知識傳播路徑、跨學科接收樣態與理論爭議進行系統性考察。

本文首先以引用計量數據（Google Scholar h-index 125、總引用數逾117,000筆）勾勒英果爾德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場域中的客觀位置；其次，運用布迪厄的「學術資本」、「象徵資本」與「場域鬥爭」等概念工具，分析英果爾德如何透過一系列策略性的理論宣示（如「人類學不是民族誌」）與制度性操作（如ERC跨領域計畫「Knowing From the Inside」），在人類學場域內部及其與鄰近場域（建築、藝術、設計、教育）的交界處累積、轉換並部署其象徵資本。

文章進一步深入考察其理論在拉丁美洲（巴西）、東亞（日本、台灣）等不同知識場域中的在地化接收與轉化，並系統整理其面臨的主要學術批評（包括與David Howes的感官人類學論戰、對權力與不平等面向的忽視、以及對民族誌概念的窄化定義）。最後，本文反身性地評估英果爾德理論對台灣學習者的啟發與侷限，期望為中文世界的讀者提供一份兼具深度與廣度的批判性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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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為何需要一部《生生不息》的知識社會史？

2011年，提姆．英果爾德出版了《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作為其2000年著作《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的續篇。該書彙集了其在21世紀頭十年的散文與演講，以「運動」、「知識」與「描述」三個關鍵詞貫穿全書，提出了一系列如今已廣為流傳的概念：

• 交織網（meshwork）
• 旅居（wayfaring）
• 製作的織紋性（textility of making）
• 對**質形論（hylomorphism）**的系統批判

十五年後的今天（2026年），該書在 Google Scholar 上的引用數已超過 9,500 筆，而英果爾德個人的學術引用總量更逾 117,000 筆，h-index 高達 125（Google Scholar, 2026）。

這些數字本身不僅是學術成就的指標，更是一種需要被社會學地加以分析的現象。為何一位自稱「只是一個人類學家」的學者，其思想能如此迅速而深遠地滲透到建築、設計、藝術、教育乃至環境人文等迥異的知識場域？ 這種跨域傳播的動力機制是什麼？其中又伴隨著哪些理論代價與盲點？

回答這些問題，需要的不僅是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更需要一種知識社會史（Wissensgeschichte / History of Knowledge）的視角——亦即將知識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置於其社會、制度與權力的脈絡之中加以考察。

本文選擇以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作為主要分析框架，原因有三：

1. 布迪厄本人即是人類學家出身的社會理論家，其對學術場域的分析（Bourdieu, 1988）至今仍是社會科學中最具解釋力的工具之一。
2. 英果爾德的學術軌跡——從邊緣到中心、從人類學到跨領域——恰好提供了一個極為豐富的案例，得以用來檢驗布迪厄關於「象徵資本」累積、「場域鬥爭」與「異端策略」等命題。
3. 透過布迪厄式的反身性（reflexivity），我們得以避免將英果爾德的理論成就視為理所當然，而是追問：這種「成功」本身是在何種結構條件下被生產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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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迪厄場域理論作為分析框架

場域、資本與慣習（habitus）

布迪厄將社會世界描繪為由多個相對自主的「場域」（champs / fields）所構成，每個場域都是一個具有自身遊戲規則（illusio）的競爭空間（Bourdieu, 1993）。學術場域（academic field）即是其中之一。

在學術場域內部，行動者為了特定形式的「資本」展開競爭。布迪厄區分了幾種關鍵形式：

學術資本（academic capital / capital universitaire） 指在學術體制中累積的權力與資源，包括學位頭銜、教授職位、期刊編輯權、研究經費的取得等。

知識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 / capital intellectuel） 指透過出版物、理論創新與公共知識分子的活動所累積的智識聲望。

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 / capital symbolique） 指被特定場域內的行動者所認可的合法性（legitimacy），它往往是其他資本形式的轉化與「誤認」（méconnaissance）。當一位學者的學術資本與知識資本被普遍視為「天賦」或「卓越」時，象徵資本便產生了。

此外，「慣習」（habitus） 是行動者在特定社會位置中內化的、持久性的行為與感知傾向系統。學者的慣習——其閱讀偏好、寫作風格、理論品味、對「好的研究」的判斷——是其社會出身與學術訓練的沉澱。

正統與異端的鬥爭

在任何場域中，都存在著「正統」（orthodoxy）與「異端」（heresy / heterodoxy）之間的張力（Bourdieu, 1993）。正統是場域中佔據支配地位的行動者所維護的遊戲規則與知識典範；異端則是新進者或邊緣位置的行動者用來挑戰既有秩序、重新定義場域邊界的策略。

關鍵在於：異端策略的成功，往往需要一定的既有資本作為籌碼。 一個完全沒有學術資本的行動者，其挑戰將不會被場域所「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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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果爾德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與軌跡

學術資本的積累：從劍橋到亞伯丁

提姆．英果爾德的學術軌跡本身即是一份值得分析的「場域地圖」。他在劍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為其提供了英國學術體制中最頂端的制度性正當性。此後，他在曼徹斯特大學長期任教（1974–1999），曼大人類學系在當時是英國社會人類學的重鎮之一。1999年，他轉至蘇格蘭亞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並在此一手建立了人類學系（2002年正式成立）。

從布迪厄的角度看，這一轉移意義重大：英果爾德從一個已建制化的場域（曼徹斯特）移至一個尚待開拓的邊緣位置（亞伯丁），但這個「邊緣」同時也提供了巨大的自由度與創新空間。他可以從零開始、按照自己的理論想像來設計課程與研究方向，而不需要與既有的學術慣習正面衝突。

亞伯丁人類學系（以及後來的「4 As」課程：人類學、考古學、藝術與建築）正是英果爾德將其跨領域願景制度化的產物。

知識資本的生產：從《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到《Being Alive》

英果爾德的知識資本主要來源於其大量且風格獨特的著作。在《Being Alive》之前，《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2000）已為其奠定了在生態人類學與現象學領域的標誌性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英果爾德知識資本的「風格化」程度極高——他的寫作具備高度的散文性（essayistic）與思辨性（speculative），這在強調經驗研究的人類學場域中是一種具有風險的生產策略。他的寫作風格既是其慣習的表達，也是一種區分策略（stratégie de distinction）：透過不同於典型民族誌的書寫風格，他將自己與場域中的「正統」拉開了距離。

象徵資本的轉換：「人類學不是民族誌」的宣示

2007年，英果爾德在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發表拉德克里夫-布朗講座，題為「人類學不是民族誌」（Anthropology is not ethnography）。這場演講後來成為《Being Alive》的第19章（結語）。

從場域分析的角度看，這場演講構成了一次極為典型的「象徵鬥爭」（symbolic struggle）：

第一，場合本身即是象徵資本的展演。 拉德克里夫-布朗講座是英國社會人類學界最具聲望的年度講座之一，受邀本身即意味著場域的承認。

第二，演講內容卻是對場域正統的直接挑戰。 在一個以民族誌生產為核心正當性來源的學科中，公開宣稱「人類學不是民族誌」，等於是在試圖重新定義場域的遊戲規則。英果爾德主張，人類學的目的不在於生產關於他者的客觀描述（「研究他人」/ study of），而在於與他者共同探索人類存在的可能性（「與他人一起學習」/ study with）。

第三，這一宣示的「成功」取決於英果爾德此時已累積的足夠象徵資本。 一個博士生或初任教師提出同樣的論點，或許只會被視為「不懂行規」；但由一位劍橋出身、在曼大任教二十五年、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的資深學者提出，這些論點便獲得了截然不同的接受條件。

ERC計畫「Knowing From the Inside」：制度性資本的跨域擴張

2013至2018年間，英果爾德獲得了歐洲研究委員會（ERC）高級研究員資助（Advanced Grant），主持了五年期跨領域計畫「Knowing From the Inside: Anthropology, Art, Architecture and Design」（KFI）。ERC Advanced Grant 是歐洲最具競爭力與聲望的個人學術資助之一，其獲取本身便是學術資本與象徵資本的高度凝聚。

更重要的是，KFI 計畫構成了英果爾德理論從「知識資本」向「制度性資本」轉換的關鍵樞紐。透過這個計畫，他得以：

1. 招募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博士後研究員與博士生，將其理論範式傳遞至新一代學者；
2. 舉辦跨領域工作坊與展覽，在建築、藝術與設計的場域中建立「前哨站」；
3. 將計畫成果集結出版，為其理論範式的再生產提供物質基礎。

從布迪厄的角度看，KFI 計畫是英果爾德將其個人知識資本轉化為一個小型「學派」（school）的關鍵步驟——即便他本人可能會反對「學派」這個帶有建制色彩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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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場域的傳播：核心概念的旅行與變形

建築與設計場域：「製作的織紋性」的應用

《Being Alive》中對「質形論」（hylomorphism）的批判——即反對將創造過程視為將心智中的藍圖強加於被動物質的模型——在建築與設計場域中引發了強烈共鳴。英果爾德（2011, 第17章）主張，製作（making）的本質不是投射（projection），而是收集（gathering）；不是強加形式於物質，而是在與物質的力場和流動中介入。

這一論點為建築理論中長期存在的「過程取向」（process-oriented）傳統提供了新的詞彙與哲學基礎。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建築界的回應。隈研吾（Kengo Kuma）的設計哲學——強調材料的「弱」性、透明性與環境的滲透——雖然並非直接引用英果爾德，但與其反質形論的立場有著深刻的理論共振。

2025年大阪世博會中使用的 i-Mesh 紡織結構——被描述為「柔性建築」（soft architecture）——同樣體現了英果爾德所倡議的、以纖維和線條（而非實心塊體）來思考空間的理念。

概念稀釋的風險： 當「meshwork」從一個具有特定人類學脈絡的理論概念，被建築師或設計師挪用為一種純粹的美學隱喻時，其原初的批判力量——對靜態物件觀的挑戰——是否也在這個過程中被消解了？布迪厄或許會說，這是概念在場域間旅行時不可避免的「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效應。

教育場域：「人類學作為教育」的典範轉移

英果爾德在《Being Alive》結語（第19章）中提出的「study with」理念，在2018年發展為獨立著作《Anthropology and/as Education》。他的核心教育哲學可以歸結為：

教育不是傳遞（transmission），而是引出（ex-ducere / leading out）。 這一立場迴避了傳統教育學中的「銀行模型」（banking model，源自 Paulo Freire），主張教師不是將預製知識存入學生的腦中，而是陪伴學生在世界中行走與發現。

「專注教學法」（concentration pedagogy）對「傳遞教學法」（transmission pedagogy）。 前者強調在共享情境中的注意力培養，後者則假定知識是可以脫離情境而打包傳遞的。

田野與課堂不是兩個分離的空間，而是同一個學習過程的不同面向。

這些理念對台灣教育現場的啟示是多重的。在台灣的大學人類學教育中，長期存在著「理論課」與「田野實習」的分裂——前者在教室中進行，後者被安排在寒暑假。英果爾德的立場挑戰了這種分裂的合理性，暗示一種更具整合性的教學設計是可能的。

環境人文與地理學場域

英果爾德對「天氣世界」（weather-world）的論述（《Being Alive》第9–10章）以及對抽象「空間」概念的批判（第12章），在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與環境人文（environmental humanities）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他對景觀（landscape）概念的重新定義——從靜態的風景畫傳統轉向動態的、沉浸式的天氣體驗——與地理學界自1990年代以來的「非再現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Thrift, 2007）形成了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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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域性接收的比較分析

拉丁美洲：與本土思想的深度對話

英果爾德在拉丁美洲（特別是巴西）的影響尤為顯著。巴西學術期刊《Sociologia & Antropologia》曾出版專門的英果爾德專輯（dossiê），英果爾德本人亦多次造訪拉丁美洲各國（巴西、阿根廷、烏拉圭、智利），進行講座與學術交流。

拉丁美洲接收的特殊性在於，英果爾德的「生態存有論」（eco-ontology）與該地區強大的原住民研究傳統產生了深度對話。例如，其「旅居」（wayfaring）概念被用來理解安地斯山區與亞馬遜流域原住民社群的知識實踐——這些社群的世界觀本就強調與環境的共生關係，而非對環境的支配。

此外，英果爾德的理論也與哥倫比亞人類學家阿圖洛．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的「多元宇宙設計」（pluriversal design）思想產生了交匯，後者同樣批判西方現代性對「生命之生產」的窄化理解。

值得指出的是，巴西人類學家愛德華多．維韋洛斯．德．卡斯楚（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所提出的「跨視角主義」（perspectivism）與英果爾德的立場存在著複雜的張力。英果爾德拒絕維韋洛斯所預設的「觀點」（perspective）概念，因為在他看來，「觀點」仍然隱含著一個站在外部觀看世界的主體，而他主張的是沉浸在世界之中的「對應」（correspondence）。這一學術論爭至今仍是拉丁美洲人類學界的重要議題。

日本與東亞：與哲學傳統的結構性共振

英果爾德的理論在東亞語境中的接收，呈現出一種有趣的「結構性共振」現象：其核心概念與東亞既有的哲學傳統之間存在著深刻的（但多半是未被明確理論化的）親和性。

英果爾德概念	東亞哲學傳統
旅居（wayfaring）——沿著道路而生活的存在方式	道家「道」——不是終點而是行走過程本身
無常（impermanence）——形式是流動的短暫凝結	佛教無常觀（anitya / anicca）
交織網（meshwork）——萬物相互依存而非獨立自存	佛教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

在日本建築界，2023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上，日本館展出了 Studio Akane Moriyama 設計的「織物屋頂」（Textile Roof），以三維編織的織物來取代傳統的硬質屋頂結構——這一設計語彙幾乎可以被直接閱讀為英果爾德「織紋性」理論的物質化身。

必須謹慎的是，指出這些「共振」並不等於說英果爾德的理論是東亞哲學的翻版。他的理論資源主要來自歐陸現象學（海德格、梅洛-龐蒂）、柏格森的生機論與德勒茲的生成哲學，而非東亞思想。這種「共振」更多是知識傳播過程中的「選擇性親和」（elective affinity, Weber）現象——東亞的讀者傾向於在英果爾德的文本中辨識出與其自身文化傳統相近的元素，並將其作為理解與接受的入口。

台灣：藝術實踐、公共人類學與環境運動的三角接收

台灣對英果爾德思想的接收，呈現出一種在學院、公共領域與社會運動之間三角交織的獨特樣態。

學院層面 最具標誌性的事件是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研究所（TNNUA）於2022年邀請英果爾德舉辦「星球生命的四層反省」系列講座。這一事件的意義在於：英果爾德理論在台灣的落地點不是傳統的人類學系，而是一所藝術院校的博士班。這暗示了一個重要的場域位移：英果爾德的思想在台灣被接收的首要場域，更多是當代藝術與策展實踐，而非狹義的學術人類學。

公共人類學層面 「芭樂人類學」（Guava Anthropology, guavanthropology.tw）——台灣最具影響力的公共人類學平台——扮演了重要的知識中介角色。透過部落格文章與書評的方式，該平台將英果爾德的複雜理論轉化為更易於非專業讀者理解的語言，降低了閱讀門檻，也拓寬了其潛在讀者群。

社會運動層面 英果爾德對「居住」（habitation / dwelling）與「佔據」（occupation）之區別的論述，為台灣的土地正義運動提供了一種替代性的概念框架：

「居民是透過其活動參與世界之持續再生的人，而佔據者僅是在一個現成的世界中佔據位置。」（Ingold, 2011）

這一區分可以被用來重新思考原住民傳統領域、都市更新與農地徵收等議題中「土地使用權」的倫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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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論爭議與批判性評價

爭議一：與 David Howes 的感官人類學論戰

英果爾德最為激烈的學術論戰之一，發生在他與加拿大感官人類學家大衛．豪斯（David Howes）之間。

Howes 的批評： 英果爾德犯了兩個根本性的錯誤。第一，他「抽象化了感官」（abstracting the senses），將感官視為可互換的通道，而忽略了不同文化對不同感官的差異性組織與價值賦予。第二，他「化約了個人」（reducing persons），將具體的、社會性地嵌入的個人還原為一般性的、無差別的「感知者」（perceiver）。Howes 因此總結道，英果爾德的人類學是「前文化的、後社會的」（pre-cultural and post-social）。

英果爾德的回應： 同樣尖銳。他指責 Howes「惡意斷章取義並粗暴地漫畫化」（wilful misquotation with crude caricature）了他的論點。他堅持認為，感知是一個整體性的身體過程，不能被切割為離散的感官管道來加以研究。

從場域分析的角度看，這場論戰可以被理解為兩種不同的認識論傳統——現象學取向（英果爾德）與文化比較取向（Howes）——在感官研究這個新興子場域中爭奪定義權（le pouvoir de définition）的鬥爭。

值得注意的是，Howes 的批評觸及了英果爾德理論中一個深層的張力：他一方面呼籲人類學家重視具身經驗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卻在理論層次上提供了一套高度普遍化的感知理論，其中文化差異的空間被壓縮到了最低限度。

爭議二：權力、不平等與政治經濟學的缺席

這或許是英果爾德理論最根本的侷限所在。多位評論者指出，英果爾德對人與環境之關係的現象學描述雖然精彩，卻幾乎完全迴避了權力（power）、不平等（inequality）與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的面向。

在《Being Alive》中，當英果爾德描寫一個赤腳走過森林的人、一個沿著木紋鋸木頭的工匠、一個在風中放風箏的孩子時，他所描繪的是一種「無權力差異的」（power-free）現象學世界。不存在租佃關係、不存在勞動剝削、不存在環境不正義。工匠不是被強制勞動的工人，而是一個自主的、與材料「對話」的創造者。

這一盲點在面對氣候變遷、環境災難與全球不平等等當代議題時顯得尤為致命：

• 一個在孟加拉沿海地區因海平面上升而被迫遷徙的農民，其「旅居」（wayfaring）經驗與英果爾德筆下浪漫化的、自主的行走者有何異同？
• 一個在中國深圳電子廠流水線上工作的工人，其與材料的關係是否可以用「製作的織紋性」來描述？

不思考權力與結構，英果爾德的理論就有淪為一種「去政治化的現象學」的風險。布迪厄本人——作為一位始終將權力與不平等置於分析核心的社會學家——或許會追問：「誰」有權利赤腳走路？「誰」有閒暇製作風箏？「誰」被允許在世界中「旅居」，而「誰」只能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流水線上被「運輸」？

爭議三：對「民族誌」概念的窄化與排他

英果爾德的「人類學不是民族誌」之宣示，在人類學內部引發了廣泛的不滿。許多學者認為他對「民族誌」（ethnography）的定義過於狹隘——將其僅僅等同於「關於人群的書寫」（writing about the people），而忽略了過去數十年來民族誌方法論的多元化發展（包括多場域民族誌、數位民族誌、感官民族誌、合作民族誌等）。

批評者指出，英果爾德對民族誌的這種「字面意義上的、老式的、狹隘的」定義，不僅無助於學科的發展，反而可能扼殺新一代學者對民族誌之生成潛能（generative potential）的探索。換言之，英果爾德試圖將人類學從民族誌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其所批判的那個「民族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他自己建構出來的稻草人（straw man），而非民族誌實踐的真實面貌。

爭議四：量化面向與自然科學對話的不足

部分生態人類學家與文化生態學家指出，英果爾德在拒斥「決定論」（determinism）的同時，也幾乎完全放棄了對有機體與社會之間能量流動、物質循環的量化研究。文化生態學的早期傳統（如 Roy Rappaport 的新幾內亞物質流研究）雖然存在決定論傾向，但其對量化數據的重視並非毫無價值。拒絕決定論不應導致對量化事實的全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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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反身性的視角：對台灣學習者的啟示與侷限

啟示一：具身學習的理論武器

對於台灣的學習者——特別是人類學、藝術創作、建築設計與教育領域的研究生——而言，《Being Alive》提供了一套極為有力的理論語彙，用以反思自身的知識生產實踐。英果爾德對「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跟隨材料」（following materials）與「旅居式的知識」（knowledge-as-wayfaring）的強調，可以具體地應用於：

• 田野工作方法論的反思
• 工作坊教學的設計
• 藝術創作過程的理論化

啟示二：跨領域對話的橋樑

英果爾德最大的貢獻之一在於提供了一套可以被不同學科共同理解的概念語彙。在台灣當前高度分科化的學術體制中，「meshwork」、「wayfaring」、「textility of making」等概念可以作為建築系與人類學系、藝術系與教育系之間展開對話的「接口」（interface）。

侷限一：小心概念的「空洞化」

台灣學習者在應用英果爾德概念時，需要警惕概念被抽離其原初脈絡後的「空洞化」風險。例如，「meshwork」如果僅僅被用作一個描述「關係性」的時髦標籤，而不被置於對 ANT/Latour 之批判的理論語境中加以理解，那麼它的分析力量就被大幅削弱了。

侷限二：正視權力與不平等

台灣社會並非一個「無權力」的現象學世界。原住民土地被侵佔、勞工被壓榨、環境被破壞——這些都是結構性的權力問題，而非僅僅是「感知方式」的問題。當台灣學者使用英果爾德的理論來研究原住民知識或環境議題時，如果不同時引入對殖民遺緒、資本主義擴張與國家暴力的分析，就有將結構性壓迫美學化、浪漫化的危險。

在此，布迪厄對權力與不平等的堅持，構成了英果爾德理論的必要補充。

侷限三：「反身性」的要求

最後，台灣學習者應以布迪厄式的反身性來審視自身對英果爾德的接收行為本身。在一個學術的「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中，引用英果爾德是一種什麼樣的策略？

每一個引用者都應該自問：

我引用英果爾德，是因為他的理論幫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我的經驗材料，還是因為他的名字在我的參考文獻列表中增添了某種「國際性」與「理論深度」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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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交織網的光與影

提姆．英果爾德在出版《Being Alive》後的十五年間，以驚人的速度與廣度重塑了當代人文社會科學中多個場域的知識地景。其核心概念——交織網、旅居、製作的織紋性——已成為建築、設計、藝術、教育與環境人文等領域中不可或缺的理論參照點。他的思想在拉丁美洲、東亞與台灣等不同地域中被重新脈絡化，與當地的學術傳統、社會運動與文化實踐產生了多重形態的對話。

然而，透過布迪厄場域分析的透鏡，我們也得以看見這一「成功」背後的結構條件與理論代價。英果爾德的知識旅程，從某種角度看，恰好印證了他自己的核心命題：知識不是靜態的資產，而是在不同路徑的交織中持續生成的活的過程。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段旅程也印證了布迪厄的命題：在學術場域中，「知識」的傳播永遠不只是一個純粹的智識事件，它同時也是象徵資本的流動、場域邊界的重劃、以及對「什麼算是合法知識」之定義權的爭奪。

面對這道光與影交錯的知識風景，台灣的學習者既不應盲目追隨，也不應全面拒斥，而應以一種既開放又審慎的態度——或者用英果爾德自己的話來說，以一種「旅居」的姿態——沿著他的思想路徑行走、停留、偏離，並在這個過程中，生成屬於自身脈絡的、有根基的理論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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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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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及東亞地區相關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研究所（2022）。星球生命的四層反省：Tim Ingold 系列講座。

陳怡君。人類學家 Tim Ingold：重新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Retrieved from geogsoc.org.tw

芭樂人類學（Guava Anthropology）。Retrieved from https://guavanthropology.tw

拉丁美洲地區相關

Sociologia & Antropologia [Tim Ingold dossiê].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cielo.br

《生生不息》的知識社會史考察（2011–2026） A Knowledge Social History of Tim Ingold's Being Alive (2011–2026)

 《生生不息》的知識社會史考察（2011–2026）

A Knowledge Social History of Tim Ingold's Being Alive (2011–2026)

作者：google antigravity協力

摘要

本文旨在考察英國人類學家提姆．英果爾德（Tim Ingold）2011 年著作《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在出版後十五年間（2011–2026）於全球學術界的知識傳播路徑與接收樣態。研究採知識社會史視角，分別從跨學科滲透、理論光譜定位、地域性詮釋（以台灣為核心案例），以及教學法的典範轉移四個面向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生生不息》在此期間已超越人類學的學科疆界，成為建築、藝術、設計、教育與環境哲學等領域的跨域思想資源，且其核心概念（如 meshwork、wayfaring、textility of making）仍持續在不同知識場域中被重新詮釋與應用。

關鍵詞： Tim Ingold；知識社會史；新唯物主義；具身實踐；跨領域接收

一、緒論

自 Ingold（2011）出版《Being Alive》以來，該著作以超過 9,500 筆引用（Google Scholar，2026）的驚人數字，成為當代人文社會科學最具影響力的跨領域著作之一。本文聚焦於知識社會史（History of Knowledge/Wissensgeschichte）的研究取徑，探問：不同的學習者、學者與實踐者在何種制度脈絡與問題意識下接收並轉化英果爾德的思想？這些接收與轉化又如何因地域、學科、時代而產生變異？

二、跨領域的知識滲透

《Being Alive》的理論核心——即對「hylomorphism（質形論）」的系統性批判——精準回應了建築與設計領域在 21 世紀初的理論困境。傳統設計範式預設設計者在動工前已具備一套完整的心智藍圖，繼而將其強加於被動的物質基底之上（Gosden, 1999）。Ingold（2011）則主張，製作的本質是一種回應材料紋理的「編織（weaving）」，而非形式的投射（projection）。

此一論點為多個領域所借用。以建築領域為例，Ingold 本人於 2013 至 2018 年主持了歐洲研究委員會（ERC）跨領域計畫「Knowing From the Inside」，直接促成人類學、藝術、建築與設計之深度整合（Tim Ingold, timingold.com, 2018）。在藝術實踐領域，「旅居（wayfaring）」的概念亦已成為諸多藝術家反思創作過程的理論資源，將創作視為與環境共同綿延的軌跡，而非對靜態再現的生產。

三、理論光譜的定位：新唯物主義與後人類主義之間

《Being Alive》問世後，迅速被置入「新唯物主義（New Materialism）」的理論脈絡中加以閱讀。Ingold（2011）對於材料生命力（vitality of materials）的強調，以及對自然/文化、心靈/身體二元論的系統批判，與 Barad（2007）、Bennett（2010）等新唯物主義學者高度共振。部分學者（如 openedition.org 收錄之評論）因此將英果爾德的理論路徑歸類為「有機唯物主義（organic materialism）」或「再煥活論（renewed vitalism）」。

然而，Ingold 與新唯物主義及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之間的分歧同樣明顯。在對 Latour（2005）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的批評中，Ingold（2011, 第 7 章）明確指出，ANT 傾向於將世界描繪為已然定型之節點所構成的「封閉網絡（network）」，而他本人所倡議的「交織網（meshwork）」則強調由生命力的持續綿延所形成的開放性紋理。此一區辨至今仍是相關領域理論辯論的重要焦點（見 ResearchGate 上的相關引用分析，2012–2025）。

四、地域性接收：台灣的案例分析

《Being Alive》在台灣的知識傳播，主要途徑包含：（1）學術期刊與課程材料中的引介；（2）藝術教育機構的實體講座；（3）公共人類學平台的傳播。

在機構層面，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研究所於 2022 年邀請 Ingold 舉辦「星球生命的四層反省」系列講座，是其思想在台灣藝術院校落地的重要標誌（linking.vision, 2022）。在公共平台層面，「芭樂人類學（Guava Anthropology）」等媒體積極傳播英果爾德的理論，使其概念進入非學術讀者的視野（guavanthropology.tw）。此外，學者如陳怡君（引自 geogsoc.org.tw）的相關評介，亦將英果爾德的人與自然關係論述與台灣本地的環境運動及具身實踐議題相互框接。

五、教學法的典範轉移

《Being Alive》第 19 章——〈人類學不是民族誌〉——在教育學場域引發廣泛討論。Ingold（2011）主張，真正的人類學是一種「教育性的探索（educational engagement）」，其本質在於與他者「共同學習（studying with）」，而非針對他者「製造研究數據（studying of）」。這一立場在其後繼著作 Anthropology and/as Education（Ingold, 2018）中獲得系統展開。

在應用層面，Ingold 所倡議的「專注教學法（concentration pedagogy）」——相對於傳統「傳遞教學法（transmission pedagogy）」而言——已被多個教育研究者引介至課室設計與師生關係的反思之中（taylorfrancis.com；haujournal.org）。近年亦有研究（如 dergipark.org.tr 收錄之論文）探討其理論對於藝術教育中視覺思維與材料行動之關聯的啟示。

六、結論

本文之考察顯示，Ingold（2011）的《Being Alive》在出版後十五年間，已歷經三個可辨識的接收階段：（1）2011–2015 年間，主要在人類學、哲學與部分藝術理論圈內的「同行引用」階段；（2）2015–2020 年，隨 ERC 跨領域計畫的推進，向建築、設計與教育學界擴散的「跨域傳播」階段；（3）2020–2026 年，在後疫情時代生態危機意識高漲的背景下，其具身感知論與材料哲學進入更廣泛的環境人文（Environmental Humanities）討論的「在地轉化」階段。在台灣，後者的趨勢尤為顯著。

綜言之，《生生不息》的知識旅程印證了英果爾德本人的核心命題：知識不是靜態的存積，而是在不同路徑的交織中持續生成的一種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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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果爾德著作（按年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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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old, T. (2007). Lines: A brief history. Routledge.

Ingold, T. (2011). 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 Routledge.

Ingold, T. (2013).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Routledge.

Ingold, T. (2015). The life of lines. Routledge.

Ingold, T. (2018). Anthropology and/as education. Routledge.

Ingold, T. (2021). Correspondences. Polity Press.

直接對話之理論資源

Barad, K. (2007).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Bennett, J. (2010).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ke University Press.

Bergson, H. (1911). Creative evolution (A. Mitchell, Trans.). Macmill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7)

Deleuze, G., & Guattari, F. (2004).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 Massumi, Trans.). Continuum.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0)

Gibson, J. J. (1979).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Houghton Miff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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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x, K. (193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E. Paul & C. Paul, Trans.). Den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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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head, A. N. (1929).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Macmillan.

批評、接受與延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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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接受相關

陳怡君（2021）。人類學家 Tim Ingold：重新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地理學報》（或相關平台，依據 geogsoc.org.tw）。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研究所（2022）。星球生命的四層反省：Tim Ingold 系列講座。

[ai論文] 裂縫、主體與強制可塑性：在生成式 AI 時代重讀 Fantastic Binomial 摘要

 

裂縫、主體與強制可塑性：在生成式 AI 時代重讀 Fantastic Binomial

摘要

本文以 Gianni Rodari 的 Fantastic Binomial 為核心案例，論證創意教育的政治性不在於生成多元文本，而在於維持語言裂縫的存在條件。文章分三個理論層次推進：第一層以 Emmanuel Levinas 的倫理哲學重讀 Fantastic Binomial 的教學結構，經由 Saying/Said 區分與替代（substitution）概念的細讀，提出「主體是裂縫的暫時形狀」的命題；第二層以自迴歸語言模型的技術結構為基礎，分析生成式 AI 如何透過「裂縫優化」使主體生成條件發生結構性轉移；第三層正面處理裂縫理論的自我崩解危機——當裂縫被制度化為治理機制，教育若僅以「延長裂縫」為目標，可能服務於同一邏輯。本文援引 Catherine Malabou 的可塑性／彈性區分與 Byung-Chul Han 的績效主體概念，將此一診斷定位於當代治理理論的脈絡中，並以台灣升學體制中的 AI 輔助寫作教學為在地案例，說明強制可塑性的具體制度形式。本文最終提出，在強制可塑性（compulsory plasticity）成為當代治理形式的條件下，教育的任務不是製造或延長裂縫，而是培養學生辨識生成性不穩定與被迫可塑性之間差異的結構判斷能力，以及在必要時停止生成的負向自由。文章以三個教學場景——Fantastic Binomial 的結構式操作、AI 對照寫作實驗、停止生成的課堂練習——說明上述理論命題如何轉化為可操作的教學安排。

關鍵詞：Fantastic Binomial、裂縫主體論、Levinas、生成式 AI、強制可塑性、創意教育、負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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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創意作為主體生成，而非能力提升

在當代創意教育論述中，創造力幾乎無例外地被理解為一種可培養、可測量、可優化的能力。無論是 Torrance（1966）的創造力測量傳統、Craft（2000, 2011）的日常創意框架，還是 Robinson（2006）的才能解放論，皆預設了一個自足的主體——能夠聯想、整合、生成，且可透過教育強化其生成效能。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普及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理解：當文本、圖像與概念可在瞬間大量產出，創意似乎成為效率與變體數量的競賽。

然而，這種以產出為核心的創意觀，遮蔽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主體如何在創作過程中生成？

Gianni Rodari 在 Grammatica della fantasia（1973）中提出的 Fantastic Binomial，在多數教育文獻中被簡化為聯想訓練技巧：兩個無關詞彙並置，以張力催生故事。然而，若回到其原始教學設計，可發現一項被系統性忽略的結構前提：兩個詞由不同主體提供，且彼此未知。這一安排的意義並非增加隨機性，而是在語言場域中強制引入他者性，使既定敘事意圖無法順暢延續，語義鏈條出現斷裂。

本文主張，這種斷裂——語言的裂縫——不是創作的障礙，也不是主體承擔後回應的對象，而是主體生成的結構條件本身。主體不是被中斷的存在；主體是中斷留下的縫隙在敘事中的暫時形狀。

這一命題具有三重理論後果，本文將依序展開：其一，它改寫了 Levinas 倫理框架在教育中的運用方式，使分析從「回應責任」推進至「裂縫生成政治」；其二，它提供一套更精確的語言，說明生成式 AI 為何在結構層次上與 Fantastic Binomial 構成根本差異；其三，也最為關鍵，它迫使理論面對自身的崩解危機——當裂縫成為治理機制，延長裂縫是否反而服務了被它試圖抵抗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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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回應倫理到裂縫主體：Levinas 的限度與超越

2.1 Fantastic Binomial 作為倫理裝置

在多數創意教育論述中，Fantastic Binomial 的教學機制被理解為刺激聯想的工具。然而，若嚴格回到羅達里的設計邏輯，可看出其結構並非以產出為目的，而是以打斷主體的語言自足性為前提。兩個詞由不同孩子在彼此未知的情況下投入語言場域，第一個詞的投出者並不知道第二個詞，而必須造故事的孩子則必須承擔這個無法預見的詞條。

Emmanuel Levinas 的倫理框架在此提供了初步的理論定位。Levinas 主張倫理先於本體：主體並非先成形再選擇是否回應他者，而是在回應他者的召喚中被構成（Levinas, 1974/1981）。他者的臉不是被理解的對象，而是使我無法逃避的要求。在《Otherwise than Being》中，Levinas 以替代（substitution）的概念更為激進地描述這種結構：主體被他者替代，為他者承擔其後果，甚至在不對稱的意義上「為他者受苦」。責任是先行的暴露，而非契約的結果。

若以此框架重讀 Fantastic Binomial，可見其結構平行性：他者投入的詞條對應 Levinas 的他者之臉，造故事的義務對應回應責任的不可逃避，而語言的被迫偏移對應主體在替代中承擔他者後果。這種對應並非比附式類比，而是結構層次上的平行：兩者皆拒絕主體的自足性，皆以主體的被動性作為倫理關係的起點。

2.2 超越 Levinas：經由 Saying/Said 到裂縫主體

然而，要正當地宣稱超越 Levinas，必須首先精確地說明超越的起點何在。本文的超越並非拋棄 Levinas，而是沿著他自身從《Totality and Infinity》（Levinas, 1961/1969）到《Otherwise than Being》（Levinas, 1974/1981）的概念運動，推向他接近但未完成的結論。

關鍵的轉折在於 Levinas 的 Saying/Said 區分。在《Otherwise than Being》中，Levinas 區分了 Saying（le Dire）與 Said（le Dit）：Said 是命題化的內容，屬於存有論秩序，是語言在主題化運作中凝固為意義系統的層次；Saying 則是倫理暴露本身——主體在語言中將自身敞開於他者之前的事件，先於任何主題化的意義（Levinas, 1974/1981, p. 46）。Saying 並非一種言說行為，而是語言得以成為語言的先行條件：主體在 Saying 中的暴露「比任何被動性更被動」（a passivity more passive than all passivity），因為它先於主體的主動與被動之區分，先於意識的自我同一性（Levinas, 1974/1981, p. 15）。

然而，Levinas 在此處面臨一個他自身承認的困境：Saying 必然在 Said 中被背叛。一旦倫理暴露被陳述、被主題化，它就已經進入存有論的秩序，被同一性吸收。哲學的任務因此是不斷「從 Said 所保留的 Saying 之痕跡出發」，回到 Saying 本身（Levinas, 1974/1981, p. 53）。這是一場永不完結的還原運動，而非一次性的發現。

本文的命題——「主體是裂縫的暫時形狀」——正是在這一還原運動的延長線上被提出的。Levinas 的替代概念已經將主體描述為「被掏空自身存有、被翻轉如手套內裡」的存在（Levinas, 1974/1981, p. 118）：主體在為他者承擔責任的過程中不再是自足的實體，而是無盡地被他者所置換。然而，Levinas 仍然堅持，這種被置換的存在「仍是主體」——因為唯有主體才能承擔責任，唯有能夠說「是」的某者才能成為人質（Levinas, 1974/1981, p. 127）。正如 Bernasconi（2002）所指出，替代「不在自我（le moi）的層次上運作，而在自身（le soi）的層次上」，但 Levinas 最終仍將這一被置換的自身保留為一個可辨識的承擔位置。

本文的超越在此展開。Levinas 的框架包含一個仍然過於人文主義的預設：即使在最激進的被動性描述中，仍保留了一個先於中斷的、能夠被掏空的「某者」。但若將 Levinas 的分析嚴格應用於語言場域——特別是 Fantastic Binomial 所設計的那種語義鏈條被強制斷裂的場景——則會出現一個更激進的可能：在斷裂的瞬間，並不存在一個先行的「某者」被置換；相反，正是斷裂本身——語義鏈條的中斷、既定意圖的失效——在其後的修補嘗試中生成了一個暫時的組織形式，而我們事後將其辨認為「主體」。主體不是被掏空的容器；主體是語言試圖修補裂縫時留下的暫時褶皺。

在 Fantastic Binomial 的操作時刻，兩個異質詞條並置於語言場域之中。發生的並非主體承擔外部他者，而是語義鏈條斷裂：既定敘事意圖無法順暢延續，語言陷入暫時停滯。這個停滯不是附屬於主體的經驗，而是生成主體的條件本身。

主體不是被中斷的存在。主體是中斷留下的縫隙。

在此縫隙之中，語言被迫重新組織。故事不是對他者的回應，而是對裂縫的填補嘗試。然而，填補從未完全成功——因為兩個異質詞條的語義張力持續在敘事中留下痕跡，使任何修補都帶有不穩定的殘餘。主體在這種不完全修補的過程中暫時顯現，並隨著敘事的完成而再次消退。

這一推進並非否認 Levinas，而是將他的「比被動更被動的被動性」推向其邏輯終點：若被動性先於主體的自我同一性，若 Saying 先於任何能夠被稱為「主體」的存在，那麼在語言場域中，最初出現的不是主體的暴露，而是裂縫本身——主體是裂縫的效應，而非裂縫的承受者。這一轉向使分析從「回應倫理」進入「生成間隙」的問題域，並具有一個關鍵的認識論後果：教育的任務不再是培養一個能承擔倫理責任的穩定主體，而是維持裂縫出現與持續的條件。這是一種徹底的責任重寫——責任的位置從主體轉移到場域。

2.3 裂縫的語言受苦與不對稱性

在語言層次上，Fantastic Binomial 所產生的裂縫可被理解為一種結構性壓力：語言必須為它未準備好的元素讓位，語法與語義的穩定關係被鬆動，意義不再自明。這種承受可以被稱為語言的受苦（linguistic suffering）——不是心理痛感，而是語言系統在承受異質介入時所承受的組織壓力。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Levinas 所強調的不對稱性在羅達里的設計中同樣具有清晰的結構形式：投入詞條者不為故事後果負責，而造故事者必須承擔敘事責任。這種不對稱使創作具有倫理重量，並使主體無法將責任回推至他者。正是這種無法撤回的不對稱性，構成了 Fantastic Binomial 的政治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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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成式 AI 作為裂縫優化機制

3.1 自迴歸模型的技術結構與系統內變體

在表面層次上，生成式 AI 似乎具備更強大的隨機組合能力。大型語言模型可以瞬間生成無數「手錶 × 雲朵」的敘事變體，且變體之間的差異可以相當顯著。然而，這種隨機屬於系統內變體（endogenous variation），而非外部闖入（exogenous interruption）。為使這一結構差異具有技術精確性，有必要簡要說明大型語言模型的核心運作機制。

當前主流的生成式 AI 建基於 Transformer 架構的自迴歸（autoregressive）語言模型（Vaswani et al., 2017）。其基本邏輯是逐一預測下一個 token（語言單元）：給定一個輸入序列，模型根據先前所有 token 計算出下一個 token 的機率分佈，從中選取一個 token 附加到序列中，然後以更新後的序列再次預測下一個 token，如此反覆，直到生成完整輸出。這一機制的關鍵特徵在於：模型在每一步的預測中，都將全部先前語境納入自注意力（self-attention）計算，衡量序列中各 token 之間的相關性，並據此生成高機率的延續。當使用者輸入兩個異質詞條，模型會將此組合視為一個語境，並在其大規模訓練資料所學習到的機率分佈中，尋找能使兩者產生語義連貫的延續路徑。溫度（temperature）參數可調節輸出的隨機程度：低溫趨向最高機率的 token，高溫則引入更多變體。

此一技術事實具有關鍵的結構意涵。自迴歸模型的每一步預測都指向語義連貫的最大化：它不是在裂縫中停滯，而是在每一個 token 位置上，將異質輸入整合為統計上最可能的延續。所謂「隨機性」——由溫度參數或 top-k 取樣引入——本質上是在同一機率空間內的擾動，而非來自空間外部的闖入。更重要的是，整個生成過程是可撤回的：使用者可以調整溫度、修改 prompt、重新生成，直至滿意。每一次重新生成都不是對前一次的承擔，而是對前一次的替換。

正是在這一技術層次上，自迴歸模型與 Fantastic Binomial 的結構差異變得精確可辨。在生成式 AI 的互動框架中，使用者被預設為提示者（prompter）：主體召喚隨機，主體評估輸出，主體決定是否接受。即便詞彙未知，其來源仍在主體的召喚範圍之內。他者性並未構成倫理事件，而只是參數空間的擾動。

更根本的差異在於可撤回性（reversibility）。在 Fantastic Binomial 的結構中，一旦詞條被投入場域，造故事者無法要求更換、無法重抽、無法優化。不可撤回性構成了暴露的重量。自迴歸模型則在每一步預測中將可能的斷裂即時消解，並允許使用者在不滿意時撤回整個嘗試。裂縫的重量——即其不可撤回性所帶來的結構壓力——在自迴歸生成中被系統性地解除。

3.2 AI 優化裂縫，而非消滅裂縫

然而，若主張 AI 的問題在於「消滅裂縫」，則是過度簡化。更精確的診斷是：AI 優化裂縫，並在此過程中使裂縫失去其不穩定性。

大型語言模型透過機率分佈與語境推理，將語義間隙轉化為高連貫性輸出。當使用者輸入兩個異質詞條，模型迅速提供合理敘事，斷裂被平滑，停滯被填滿，語義鏈條幾乎無縫延續。裂縫不是被消除，而是被迅速納入生成邏輯，轉化為可供選擇的風格變體。差異被吸收為選項，而非留存為不穩定的生成條件。

在這種機制中，裂縫難以維持其不穩定狀態。若裂縫總是迅速被修補，若不穩定總是被優化為流暢，則主體生成的條件將發生結構性轉移：主體不再在間隙中顯現，而在持續選擇與優化的過程中被強化為管理者，而非被迫承擔他者的語言承受者。

因此，AI 的倫理問題並非單純的能力問題，而是互動結構問題。生成式 AI 並非必然缺乏倫理關聯，但其設計邏輯使倫理負擔主要落在使用者與制度的安排層次，而非內建於互動結構本身。這是一種倫理的位移（ethical displacement），而非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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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裂縫理論的自我崩解與重建

4.1 制度化悖論：被命名的裂縫已不再是裂縫

若上述分析成立，則教育的任務似乎應是維持裂縫的存在條件，延長語言停滯的時間，設計使整合無法過早完成的教學機制。然而，此處出現一個裂縫理論自身難以迴避的結構性悖論：

一旦裂縫被命名為教育目標，它就開始穩定化。一旦「與不確定共處」被列為可培養的能力，它就進入能力語言。一旦「不立即修補」成為評量指標，不修補就成為修補的前奏。制度的吸收能力具有普遍性：任何被命名為價值的事物，都可能透過命名而失去其顛覆性。

因此，裂縫主體論在教育實踐層次面臨一個致命問題：若裂縫可被教導，它就已被收編。這不是外部攻擊，而是理論在觸碰制度層次時必然產生的內爆。

4.2 裂縫的雙重形態：表演式裂縫與結構式裂縫

為處理這一悖論，必須在「裂縫」的教育形態上作出嚴格區分。

第一種是表演式裂縫（performative fissure）：課堂規定今天要製造混亂，學生知道這是技巧，評分標準是「是否展現不確定性」。裂縫在此成為一種風格，最終成為創意資本的組成部分。它最終會被產業邏輯吸收，成為「設計思維」或「創新教育」課程的標準流程。

第二種是結構式裂縫（structural fissure）：課程不宣稱製造裂縫，但其設計使整合無法過早完成；不穩定不被命名為能力，而是以制度安排的方式使主體無法立即撤回。裂縫在此不是目標，而是設計的副產品。它的出現不是因為課程要求它出現，而是因為課程設計限制了主體的立即整合衝動。

這種區分具有關鍵的方法論意義。裂縫不應被浪漫化為解放符號，而應被理解為風險：它可能產生創造，也可能產生焦慮；可能打開民主空間，也可能造成語言失能。教育的責任不是歌頌裂縫，而是承擔裂縫的後果，並設計讓主體能在裂縫中暫時顯現而不被壓垮的結構條件。

4.3 裂縫作為治理機制：強制可塑性的診斷

然而，更危險的問題不在於裂縫被浪漫化，而在於：在當代社會，裂縫本身已被制度化為生產條件。

若嚴格審視當代數位治理結構，會發現其核心邏輯並非消滅裂縫，而是生產可管理的裂縫。使用者被要求不斷更新自我敘事、不斷調整立場、不斷優化表達；主體不是被平滑化，而是被迫持續處於可重組狀態。這種結構可被命名為強制可塑性（compulsory plasticity）：不穩定不是風險，而是義務；裂縫不是空缺，而是要求持續再生成的命令。

本文提出的「強制可塑性」概念，可在兩個既有理論脈絡中獲得更精確的定位。

第一個脈絡是 Catherine Malabou 的可塑性哲學。Malabou（2004/2008）區分了可塑性（plasticity）與彈性（flexibility）：可塑性意指賦予形式、接受形式、同時也具有爆破形式的能力，它包含一種創造性的抵抗向度；彈性則是對外部要求的順從性調適，是新自由主義要求效率、適應力與可僱用性的治理邏輯。Malabou 警告，當代治理的核心策略正是以彈性偽裝可塑性，使主體以為自己在自由地重塑自身，實則服務於資本主義後福特式經濟對持續適應的要求。本文的「強制可塑性」概念承接了 Malabou 的彈性批判，但將分析推進至一個她未充分處理的面向：在生成式 AI 介入的語言場域中，可塑性與彈性的區分本身變得更加模糊。AI 的可撤回性使主體可以同時保有裂縫（接受不流暢的輸出）與消除裂縫（重新生成），「賦予形式」與「順從調適」之間的界線不再穩定。因此，強制可塑性不只是彈性的一種形式，而是一種使可塑性與彈性的區分本身失效的治理狀態：主體被要求持續重組，但無法辨識自己的重組究竟是創造還是服從。

第二個脈絡是 Byung-Chul Han 的績效社會批判。Han（2010/2015）主張，當代社會已從傅柯所描述的規訓社會轉型為績效社會（Leistungsgesellschaft）：主體不再是服從命令的順從主體（obedience-subject），而是績效主體（achievement-subject），將自身理解為自由的企業家，以「你可以」取代「你應該」作為行動的核心命令。然而，這種自由是一種「強制自由」（compulsive freedom）——自我剝削取代了外部壓迫，主體在持續優化自身的過程中耗盡（Han, 2010/2015, p. 11）。Han 的「績效主體」概念與本文的分析在此交匯：生成式 AI 的使用者正是一種語言場域中的績效主體。持續優化 prompt、不斷重生成以追求更佳輸出、將裂縫視為尚待克服的障礙——這些實踐形式恰好體現了 Han 所診斷的自我剝削邏輯。不同之處在於，本文將分析聚焦於語言場域的結構層次，而非 Han 主要關注的勞動與注意力經濟。在語言層次上，強制可塑性的運作更為隱蔽：它並非直接要求「更多產出」，而是透過使裂縫可撤回、可管理、可選擇，來消解主體在裂縫中可能經歷的生成性暴露。教育面對的問題因此不只是「倦怠」（burnout），而是語言經驗的結構轉型——主體與語言的關係從承受者被重組為管理者。

台灣的教育體制提供了強制可塑性的一個極具分析性的在地案例。在升學主義主導的制度結構中，學生的語言實踐長期被組織為「考試導向的優化迴路」：寫作的目的不是表達或探索，而是在限定時間內生成符合評分框架的文本。近年來，台灣教育部推動的 AI 輔助教學政策——包括 AI 口說評量系統的導入、各校教師自行開發的 AI 批改工具——在提升教學效率的同時，進一步將這一優化迴路嵌入日常教學實踐。學生可以反覆使用 AI 修改作文、比對評分建議、調整用詞與結構，直到達到目標分數。在此制度脈絡中，裂縫的生存空間被兩重力量壓縮：其一是考試制度的結果導向，使任何語言停滯都被視為效率損失；其二是 AI 工具的即時回饋，使裂縫在出現的同時即被診斷為「可修正的錯誤」。這兩重壓縮的疊加，使台灣學生的寫作經驗呈現出一種典型的強制可塑性形態：不是被禁止寫作（規訓），而是被要求不斷改寫（績效優化）。主體不是被壓制，而是被迫持續重組——每一次重組都被框架為「進步」，使學生幾乎無從辨識其中的治理壓力。

在此情境下，生成式 AI 的問題並非它平滑裂縫，而是它使裂縫成為可選擇、可優化、可撤回的資源。使用者可以保留某個輸出的不流暢之處，也可以立即重生成。裂縫的停留時間完全由使用者決定，其重量被分解為選項。這種可撤回性使主體成為裂縫的管理者，而非裂縫的效應。

若教育在此情境下僅強調「延長裂縫」，它可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服務於同一邏輯：在一個已將不穩定制度化為生產條件的社會中，提高裂縫產能並非抵抗，而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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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超越裂縫政治：負向自由與結構判斷能力

5.1 拒絕裂縫不是回到穩定主體

面對上述診斷，第一種可能的反應是退回穩定主體的立場：既然裂縫已被制度化，那麼教育應重新致力於培養穩定的自我認同。然而，這條路徑不可行：穩定主體在高度流動的數位社會中已不再是現實的選項，其重建只會走向規訓邏輯。

更準確的立場是：拒絕裂縫不等於追求穩定，而是拒絕被迫持續重組。強制可塑性的核心是「你必須持續調整」的命令；抵抗這一命令不是要求不改變，而是要求有能力在某些時刻停止生成。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立場。

5.2 停止生成作為負向自由

在強制可塑性的治理形態中，主體的自由不再顯現於生成更多版本，而顯現於停止生成的能力。不立即優化 prompt、不接受最流暢版本、不將驚奇等同於變體數量——這些並非消極怠惰，而是一種負向自由（negative freedom）的實踐形式：自由不是積極地創造，而是能夠拒絕被迫的持續創造。

這一命題對創意教育具有根本的重新定義意義。若創意的培養在強制可塑性社會中必然服務於生成機器的運作，則創意教育的政治性不在於生成更多，而在於培養學生辨識何時停止、為何停止，以及承擔停止之後果的能力。

5.3 結構判斷能力：區分生成性不穩定與被迫可塑性

以上論述最終匯聚為一個核心教育命題。若裂縫本身已被制度化為治理技術，若強制可塑性已成為當代主體條件的主要形式，則教育的政治性任務是培養結構判斷能力（structural discernment）：辨識哪些不穩定是生成的條件，哪些不穩定是治理的壓力；哪些裂縫值得停留，哪些裂縫是被強制生產的。

這種能力不是倫理態度，而是認識論姿態。它要求主體不僅能回應他者，不僅能在裂縫中暫時顯現，而且能在遭遇語言場域中的不穩定時，辨識其結構來源——並在必要時，拒絕其要求。

Fantastic Binomial 在此脈絡中的意義，因此不在於它是一種好的創意技巧，也不僅在於它是一種倫理裝置，而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具有教學設計可行性的微型場域，使主體得以在被限制的條件下練習這種判斷：在他者投入的詞條與自身的敘事意圖之間，主體必須辨識何者是無法迴避的他者性，何者是可以承擔而後繼續說話的裂縫。這種練習，在強制可塑性已成為常態的當代，具有超越技巧訓練的政治意涵。

5.4 三個教學場景：從結構判斷能力到課堂實踐

以上論述若停留在理論命題層次，則無法回應一個正當的追問：結構判斷能力如何在具體的教學情境中被練習？以下三個教學場景並非完整課程設計，而是以微型描述的形式，說明前述理論命題如何轉化為可操作的教學安排。三個場景分別對應本文三個理論層次的教學意涵。

場景一：Fantastic Binomial 的結構式操作

在一個寫作課堂中，教師將全班分為三組。A 組每人在紙條上寫一個具體名詞，B 組每人寫一個抽象名詞，雙方互不可見。教師隨機將 A 組和 B 組的紙條配對，發給 C 組——即造故事者。每位造故事者收到一張來自 A 組、一張來自 B 組的紙條，且不得更換。接下來的寫作時間為三十分鐘，無中途討論環節。

關鍵的設計要素不在於「創意激發」，而在於以下三重限制的交疊：第一，詞條來自他者，造故事者無法將其歸因於自身意圖；第二，詞條配對是隨機的，語義距離不可預期；第三，不可更換——一旦投入場域，造故事者必須承擔這個特定的異質組合。這三重限制共同構成結構式裂縫的條件：不穩定不是被命名為教學目標，而是設計的副產品。教師不宣稱「今天要練習與不確定共處」，而是透過制度安排使整合無法過早完成。

課後反思環節的設計同樣關鍵：教師不問「你的故事有多有創意」，而問：「在寫作過程中，哪個時刻你最想更換詞條？那個時刻你在語言中經歷了什麼？」這類提問引導學生注意裂縫的經驗質地，而非產出的品質。

場景二：AI 輔助寫作的對照實驗

在完成場景一的寫作後，同一批學生被要求以同樣的詞條組合為 prompt，使用生成式 AI 生成至少三個故事版本。學生隨後被要求進行結構性比較，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其一，「你用 AI 生成故事時，是否經歷了與手寫時相同的語言停滯？若否，差異在哪裡？」這一問題引導學生注意互動結構的差異：AI 的即時輸出消解了等待的時間，而手寫時的遲疑與塗改正是裂縫留存的痕跡。

其二，「在三個 AI 版本中，你依據什麼標準選擇最好的？」這一問題使學生反思自身在 AI 互動中的位置：從造故事者變為版本管理者，從語言的承受者變為輸出的評估者。

其三，「你的手寫版本中，有哪些語言選擇是 AI 三個版本都未出現的？那些選擇來自哪裡？」這一問題最為關鍵：它引導學生辨識自身在裂縫中的獨特反應——那些 AI 的機率分佈未曾涵蓋的語言路徑，恰好標記了主體在裂縫中暫時顯現的位置。

這一場景的教學目標不是證明「人類比 AI 更有創意」，而是使結構差異——可撤回性與不可撤回性、系統內變體與外部闖入——在學生的親身經驗中變得可辨識。

場景三：「停止生成」的課堂練習——以台灣升學寫作為情境

第三個場景直接回應台灣教育現場的具體條件。在台灣的國語文寫作教學中——無論是學測國寫或統測作文——學生長期被訓練在有限時間內快速生成結構完整、論證流暢的文章。AI 作文批改工具在教學現場的普及，進一步強化了「優化產出」的迴路：學生寫作、AI 評分、學生依回饋修改、再次提交——形成了一個以分數最大化為驅動的持續迭代循環。

「停止生成」在此情境中的實踐形式可能是：教師在一次寫作練習中，要求學生寫完第一段後停止。不是暫停，而是停止——這篇文章不會被完成。學生被要求閱讀自己的第一段，並回答：「你在寫到哪一句時，感覺到語言開始自動延續，不再需要你的決定？」

這一問題的意義在於：它要求學生辨識語言自動化的臨界點——即語言從「我在決定說什麼」轉為「語言在決定它接下來要去哪裡」的時刻。這個臨界點正是結構判斷能力的練習場域：學生不是在「容忍不確定」，而是在辨識哪些語言運動是自身的生成，哪些是修辭慣性的延續——後者在升學寫作的訓練中已被高度內化，以至於學生往往無法區分「我想說的」與「我被訓練該說的」。

停止本身不是目的。要求學生不完成文章也不是一種反體制姿態。關鍵在於，停止創造了一個結構條件，使學生得以回頭辨識自身語言實踐中已被治理邏輯滲透的部分。在一個將「寫好寫滿」等同於能力的教育體制中，停止是一種讓結構判斷得以發生的負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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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本文從 Gianni Rodari 的 Fantastic Binomial 出發，循三個遞進的理論層次，論證了創意教育的政治性問題。

第一層經由 Levinas 的 Saying/Said 區分與替代概念的細讀，重新定位 Fantastic Binomial 的教學結構，提出主體是裂縫的暫時形狀的命題。這一命題沿著 Levinas 自身從《Totality and Infinity》到《Otherwise than Being》的概念運動推進，將其「比被動更被動的被動性」應用於語言場域，使分析從主體承擔倫理責任的框架，轉移至裂縫作為主體生成條件的問題域。教育責任因此從主體塑造轉移至裂縫條件的維護。

第二層以自迴歸語言模型的 token 預測機制為技術基礎，分析生成式 AI 在結構層次上如何透過裂縫優化使主體生成條件發生轉移。AI 的問題不在於缺乏倫理，而在於其自迴歸生成邏輯在每一步預測中將語義間隙即時消解，其可撤回性使裂縫失去重量，其互動結構將主體預設為管理者而非承受者。

第三層也是最具理論風險的一層：正面處理裂縫理論的制度化悖論，提出強制可塑性的診斷。本文援引 Malabou 的可塑性/彈性區分，說明強制可塑性如何使兩者的界線失效；援引 Han 的績效主體概念，將生成式 AI 使用者定位為語言場域中的自我剝削者。台灣升學體制中 AI 輔助寫作教學的案例，則說明了這一治理形態的具體制度形式：考試導向的優化邏輯與 AI 即時回饋的雙重壓縮，使裂縫在出現的瞬間即被診斷為待修正之缺陷。由此，教育的任務被重新界定為培養結構判斷能力與負向自由——在持續被要求生成的社會條件中，辨識何時停止，並承擔停止的後果。

三個教學場景——Fantastic Binomial 的結構式操作、AI 對照寫作實驗、以及台灣升學情境中的「停止生成」練習——為上述理論命題提供了初步的實踐轉化方案。這些場景並非完整的課程設計，其有效性仍需進一步的經驗研究加以檢驗。但它們至少說明了一個可能：理論命題得以在具體教學安排中獲得結構性的可操作形式，而不必然落入表演式裂縫的收編陷阱。

這套論述的最終命題因此是：創意教育的核心不是生成更多，也不只是容許裂縫，而是培養主體在遭遇語言場域的不穩定時，能夠辨識其結構性來源、決定是否回應、並在必要時拒絕被迫持續重組的判斷與意志。在生成式 AI 已成為日常創作基礎設施的當代，這種能力的培養，是創意教育得以保有其政治性的最後一個可防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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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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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 翻譯 解碼人造社會性：技術、動態與意涵

 資料來源：Depounti, Iliana, and Simone Natale. "Decoding artificial sociality: Technologies, dynamics, implications." new media & society 27.10 (2025): 5457-5470.

摘要

與 ChatGPT 等人工智慧（AI）技術進行對話，正逐漸成為廣大群眾的日常經驗。然而，我們對於這些技術所促成的新興溝通動態仍所知甚少。本期特刊致力於探討 AI 一個日益重要且無所不在的面向：「人造社會性」（artificial sociality），定義為在機器中建構出社會行為表象的技術與實作。「人造社會性」此一概念旨在強調，機器僅是建構了一種社會性的幻象或擬態（artifice），此舉刺激了與之互動的人類投射出社會框架與意義。在本期特刊的導論中，我們討論了人造社會性的動態與意涵，並展示這些技術如何日益被納入數位平台中並成為常態。本期收錄的文章透過檢視從 ChatGPT 到 Replika 等廣泛的 AI 技術，提供了實證發現與理論洞見。

正文

讓人與機器能夠溝通的技術之出現與發展，引發了對人工智慧範疇與意涵的重新思考。與軟體進行對話的體驗，曾經僅限於特定情境與小圈子的使用者，如今正迅速成為全球廣大群眾的日常經驗（Capraro et al., 2024）。為了掌握並批判性地檢視這些新興動態的複雜性，我們需要詮釋框架與概念工具，以協助捕捉這些技術所促成的新型態社會體驗與互動。本特刊旨在推進此一議程。我們邀請投稿者探討「人造社會性」的意涵、動態、機會與風險，並將其定義為「在機器中創造社會行為表象的技術與實作」。整體而言，此處收錄的文章提供了實證與理論上的貢獻，有助於建立更堅實的基礎，以定義、理解並批判性地分析使用者與人工智慧（AI）之間新興的社會互動模式。

正如同人工智慧可被描述為建構出智慧的表象或幻象，而非智慧本身（Natale and Depounti, 2024），我們使用「人造社會性」一詞來強調 AI 所提供的社會參與是模擬的產物——它是一種擬態（artifice），而非社交的真實能力或意圖。人造社會性技術並不像人類在社會關係中那樣感知情緒或同理心。然而，僅是建構出社會性的表象，並不代表得人造社會性就較不重要或缺乏影響力。長期的研究傳統顯示，即使面對溝通能力不如今日生成式 AI 的事物，人們仍會對其投射社會意義與再現（representations）。例如，人們將玩偶、汽車與電子裝置等物體視為社會行動者（Appadurai, 1986; Reeves and Nass, 1996），並以高度擬人化的方式詮釋寵物等動物的行為（Serpell, 2005）。因此，生成式 AI 既能創造出極具說服力的社會行為、同理心與情感涉入的幻象（Lin, 2024），能在使用者的反應中引發強烈的社會投射，也就不足為奇了。透過動員「人造社會性」這個概念，本特刊強調必須採用能識別、定義並探索這些「創造社會性表象之 AI 技術」的意涵、潛力與風險的取徑。我們相信 AI 的這個面向需要專門的關注，以便在一個日益受人類與溝通機器之相遇所形塑的社會中，預測並適當引導未來多重且重要的挑戰。

這樣的研究議程在探討人工智慧與社會性交織的長期研究軌跡中，找到了堅實的立足點，這起源於 Sherry Turkle（1995, 2005）等學者的開創性著作。近期，Hofstede 等人（2021）使用人造社會性一詞來描述蒐集資訊並闡述人類社會行為知識的運算系統；Vejlin（2021）則用此術語描述社會機器人（social robotics）的實驗，這些實驗展演了「有助於重新配置『社會性是什麼以及可能是什麼』的新社會性形式」（頁 53）。然而，我們對此術語的使用旨在強調一個事實：機器僅建構了社會性的表象或幻象，而與這些機器互動的人類則透過社交化或啟動社會框架與意義，貢獻了他們自身的投射行為（Natale and Depounti, 2024）。相關的術語「演算法社會性」（algorithmic sociality）也被提出，用以捕捉「因數位化而出現的新後社會（post-social）關係」（Seyfert, 2024），但此概念是指涉數位科技與平台對社會結構的更廣泛意涵，而非 AI 所促成的社會行為模擬。透過動員人造社會性的概念，我們旨在闡明 AI 在使用者身上激發的投射機制，引導他們將社會意義賦予與社交機器人及溝通式 AI 的互動中。

人造社會性涵蓋了諸如語音助理、ChatGPT 或 Google Gemini 等大型語言模型（LLMs）、社交機器人（social bots），以及如 Replika 這類的陪伴型聊天機器人等工具與系統。在陪伴型聊天機器人的案例中，其社會面向顯而易見，因為這類互動原本就是為了模仿友誼並激發使用者的情感投入（Skjuve et al., 2022）。但更廣泛來說，社會性表象的建構是所有被程式化為與人類對話的機器的特徵。由於人類溝通是一種社會活動，即便是溝通交流中細微且看似無關緊要的組成部分，也飽含著社會意義（Stokoe, 2018）。例如，研究顯示，若將聊天機器人設計為使用主觀語言，使 AI 看起來擁有自己的想法與意見，可能會讓 AI 對使用者而言顯得更值得信賴且討喜（Pan et al., 2024）。

因此，不只是像 Replika 這種專為促進社會參與而打造的代理人（agents），即便是主要設計用於創意工作、教育與資訊檢索等實務領域的系統，如 ChatGPT 和 Gemini，也啟動了人造社會性的機制。例如，ChatGPT 使用第一人稱代名詞：它會說「我犯了一個錯」和「我很樂意協助你」，而不是說「系統犯了一個錯」或「系統設計為協助你」（Shneiderman and Muller, 2023）。此外，其表面上「中立」的語氣有助於營造一種知識權威的印象，正如新聞報導或 Podcast 的措辭方式會引導人們對其公正性的假設（Scherer, 2012）。Google 方面近期透過一支廣告推廣其 AI 助理 Gemini，展示使用者不僅能執行廣泛的任務，還能就運動或流行文化等日常話題進行非正式對話（Hiken, 2024）。行銷與人機互動交叉領域的研究探討了用於客戶服務的聊天機器人如何透過語言創造個性表象，以及這如何影響消費者參與和購買結果（Shumanov & Johnson, 2021），且越來越多證據顯示類似的手法也被運用於政治傳播中（Ben-David and Carmi, 2024）。Guzman（2016）曾論證，即便是基於 AI 的工業與製造技術，乍看之下或許是「沈默」的機器，實際上也是在一個文化與社會飽和的環境中進行溝通。所有這些例子都顯示，社會性的表象不僅涉及如 Spike Jonze 2013 年電影《雲端情人》（Her）那樣的情境——主角愛上了嵌入裝置作業系統中的語音助理。人造社會性正日益常態化，成為生成式 AI 中廣泛技術與互動模式的構成特徵。

人造社會性的市場常態化

在機器中創造社會性表象機制的常態化，也展現在人造社會性技術市場的快速成長上。不只是中小型新創公司，就連大型科技公司也正針對人造社會性的商業意涵進行實驗。一方面，出現了將 AI 產品重新導向以模擬社會性的趨勢，目的各異。例如，Meta 的大型語言模型 LLaMA 經過程式設計，能使用行話（jargon）和帶有文化色彩的語言，以便對特定的語言社群顯得更自然（Andrejevic and Volcic, 2024）。另一個例子是音樂串流巨頭 Spotify 新推出的 AI DJ 服務，該服務對英語使用者命名為「X」，對西班牙語使用者則命名為「Livi」（Veltman, 2024）。AI DJ「X」使用了 Spotify 文化合作夥伴主管 Xavier "X" Jernigan 原本「溫暖」的聲音（Veltman, 2024），證明了 AI 服務透過灌注人造社會性來留住使用者並提升參與度的趨勢正日漸穩固。另一方面，專門作為人造社會性技術的產品（如陪伴型聊天機器人）在開發與投資上也出現激增。除了 Replika 之外，另一個例子是 Character AI，這是一個讓使用者能與從歷史人物到流行文化偶像，或是客製化個性等各種角色進行對話的聊天機器人服務。這家新創公司在 2021 年以 4300 萬美元的種子輪資金起家（Metz, 2023），並於 2024 年被 Google 以 27 億美元收購（Criddle, 2024），顯示了科技巨頭對人造社會性聊天機器人的興趣。在陪伴關係的脈絡下，像 Replika 這類聊天機器人的創造者宣稱創造了一個新穎的 AI 陪伴空間（Kuyda, 2025），該空間正隨著 Chai AI、Character AI 和 Dippy 等聊天機器人的發展與普及而成長。這些由活躍於 AI 開發的企業行動者所發起的對話，指向了溝通式 AI 的市場分眾化（market segmentation），提供陪伴、娛樂以及與聊天機器人的個人化對話。

技術與實作機制

人造社會性動員了一系列多樣的技術與實作。在技術層面上，這包括深度學習與生成式 AI 模型，以及旨在改善模型與使用者預期對齊（alignment）、並符合特定用途之功能與需求的微調（fine-tuning）和客製化技術，例如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 Bai et al., 2022）、近端策略最佳化（Proximal Policy Optimization, Schulman et al., 2017），以及減少生成有害或不適當內容的防護技術（safeguard techniques, Brown, 2020）。然而，人造社會性的建構不僅透過技術，也透過特定溝通實作（communicative practices）的啟動來達成。溝通式 AI 技術從不處於孤島之中，而是永遠置身於特定的情境與平台，這些情境與平台反過來影響了哪些溝通參與模式是可能發生的，或是為了最大化使用者參與度而偏好的模式（Guzman, 2018）。

讓我們以虛擬網紅（virtual influencers）為例，這些電腦生成的虛構角色被用於社群媒體行銷以取代人類網紅（Sisto, 2024）。它們的成功基於一個事實：社群媒體上的溝通是公式化的（formulaic），因此很容易被那些創造這些虛構角色並管理其社群媒體存在的行銷公司所複製。那些支撐社群媒體真實性（authenticity）印象建構的策略，早已被人類網紅及管理其公眾形象的文化中介者（如行銷顧問與代理商）所完善（Hund, 2023），因此能夠透過它們的機械對應物（mechanical counterparts）實現自動化。另一個例子是罐頭回應（canned responses），即針對常見查詢的預設腳本回覆。儘管大型語言模型（LLMs）能確保高效能表現，語音助理與聊天機器人仍持續採用罐頭回應，因為它們提供開發者對溝通互動更高程度的控制權。例如，每當使用者詢問某事時，系統可以啟動完全相同的回應，這引發了潛在的倫理問題，像是當使用者詢問 ChatGPT 如何製造炸彈時，系統會提供針對問題查詢的安全且系統化回應。此外，罐頭回應常被用來營造 AI 具備反諷能力的印象，例如 Siri 和 Alexa 等語音助理被設定為能針對特定問題或查詢開玩笑（Stroda, 2020）。使用者可能會將這些回應詮釋為機器具有社會行為（如幽默感）的證據，儘管這些反諷其實是由創意團隊所添加的腳本回應，這宛如一種為 AI 代理人設計的社會戲劇（social dramaturgy, Natale, 2021）。

隨著人造社會性成為溝通式 AI 的核心組成部分，加上與機器進行日常社會互動的擴散，新的挑戰與意涵值得進一步探究。雖然本期特刊收錄的文章無法完全涵蓋圍繞人造社會性的廣泛動態與技術，但它們配置了一個研究人造社會性的新興議程，並針對此一顯露中的現象提供了一些關鍵的研究路徑與反思。

議題一：數據與勞動的剝削

首先，在人造社會性技術的實作中，人類數據（human data）的角色至關重要，因為來自使用者以及關於使用者社會行為的數據被動員起來，以使 AI 看起來具有社會性。雖然資料化（datafication, van Dijck, 2014）並非新現象，但在人造社會性的脈絡下，它對個人、社會、在地社群與環境帶來了新的挑戰。這包括將強制性且未經揭露的使用者勞動與數據剝削，延伸至直到近期仍較少被剝削的領域，例如私人對話與交流。與生成式 AI 溝通需要使用者的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才能被解碼（Perrotta et al., 2024），同時使用者的勞動剝削也被部署其中（Morreale et al., 2024），人類的參與——無論是透過有償或無償勞動（Tubaro et al., 2020）——雖然對其運作至關重要，卻持續被削弱。另一個關於生成式 AI 中大數據管理的擔憂是，由於近期生成式 AI 脈絡下的互動量極其龐大，人類社會性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與專利化加深了 AI 的萃取力量（extractive forces）。例如，研究者已對 AI 生成的大量數據及其對環境、能源消耗、基礎設施與算力管理的衝擊提出擔憂（Hogan, 2024）。為了讓 AI 運作，它需要資料中心，這是蒐集、處理、儲存與支援數據的底層基礎設施（Edwards et al., 2024）；它們的角色對於揭露人造社會性的社會、環境與政治分枝影響（ramifications）至關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025 年初，AI 巨頭 OpenAI、Oracle 等公司承諾投資 5000 億美元建立資料中心，以容納管理生成式 AI 運算組合（compute portfolio）日益增長的需求（Moss, 2025）。由於「若沒有收割大量人類創造的數據，這些系統（AI）就不會存在」（Bohacek and Farid, 2024: 2），它們對使用者的影響需要以特別的急迫性與深度加以檢視。

本特刊收錄的幾篇文章考量並檢視了數據與人造社會性之間的關係。在〈「社會互動的能力只是被模型吸收了」：人造社會性企業中的使用者參與及數據資產化〉一文中，作者 Jieun Lee 分析了 ScatterLab 的企業策略，該公司將使用者生成與訓練過的大型語言數據集貨幣化，用於其產品——韓國女性機器人 Luda。作者主張，被萃取的並非抽象的語言數據，而是在社會情境中具備風格的語話（styled utterances），這在 Luda 身上具有嚴重、有害的性別化意涵。文中所呈現的 ScatterLab 案例揭示了使用者數據集即使是有害且具虐待性的，仍可能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重新利用於商業利益並作為產品開發與品牌敘事的槓桿。在本特刊另一篇題為〈透過訓練演算法來梳理（Grooming）理想的聊天機器人：探索 Replika 使用者非物質勞動的剝削〉的文章中，作者 Shuyi Pan、Leopoldina Fortunati 與 Autumn Edwards 檢視了 Replika 聊天機器人的使用者如何投入情感、非物質與智識勞動來「訓練」機器人，而這被公司框架為與 AI 聊天機器人對話的「成年禮」（rite of passage）。作者聚焦於使用者無償的勞動，以及它如何被常態化——成為使用者一種不言而喻的強制性要求，也是 Replika 作為一個可被使用者「訓練」的獨特聊天機器人身分的一部分。在這兩篇文章中，使用者活動的剝削議題，無論是以數據蒐集或勞動的形式，都被凸顯出來。人造社會性技術高度依賴使用者數據以持續運作；然而，這些文章展示了其策略如何具備萃取性、有害性，且對使用者群體不透明，這對更廣大的公眾、政策設計者與立法者引發了更廣泛的意涵。受 Hesselbein 等人（2024）啟發，並依循他們對科技巨頭最大幻夢「元宇宙」中資料化過程的分析，人造社會性技術中的資料化也具有新興的文化、技術與認識論意涵，值得進一步探究。

議題二：社會結構與偏見的複製

其次，人造社會性技術的實作涉及社會結構與社會偏見的創造與延續，因為 AI 模型動員了社會規則來與使用者互動。這可能包括透過文字與圖像生成，重複並創造關於性別、種族與階級的刻板印象再現（stereotypical representations），以及透過語言和其他手段，在「聲音」的語話、風格與語調中複製並創造刻板印象式的互動。生成式 AI 模型已被反覆發現表現出偏見（Abid et al., 2021; Currie et al., 2024; Hu et al., 2024; Kotek et al., 2023; Rotaru et al., 2024; Wyer and Black, 2025），這些偏見涉及文化、性別、階級、種族、政治觀點與宗教，並因以白人性（Whiteness）與西方觀點為預設值而受到批判（Bender et al., 2021; Benjamin, 2019; Broussard, 2023）。由於 ChatGPT、DALL-E、Gemini 與 Bard 等大型語言模型的迅速擴散，需要針對此類偏見嵌入人造社會性的意涵與後果進行批判性研究，以闡明這些系統中的再現傷害（representational harms）並提出改善策略。呼應 Gillespie（2024）的觀點，我們也主張人造社會性實作的意涵可能對 AI 系統中的再現與能見度產生獨特影響。事實上，那些未被包含在數據中的特徵、特質、社會與文化規則及模型會發生什麼事？機器是否同時限制了某些聲音，讓事物保持沈默，並優先考慮其他被視為或渲染為「規範性」（normative）的聲音？在此脈絡下，批判性 AI 學術研究需要考量國族、語言、文化與宗教脈絡如何影響不同類型的使用者運用與挪用人造社會性技術的方式。例如，Wong 和 Kim（2023）發現，由於 ChatGPT 提供資訊的能力，使用者最常將其感知為男性。然而，當機器人在互動中被強調具有情感支持等女性特質時，使用者的感知便會轉變。

在本特刊收錄的貢獻中，由 Lisa M. Given、Sarah Polkinghorne 與 Alexa Ridgway 所著的〈「我想我剛剛說錯了。我的錯！」：探索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如何利用社會的情感規則〉一文，檢視了大型語言模型中的人造社會性如何動員社會規則來管理使用者預期並達成特定回應與效果。作者運用民族誌方法，對話式地檢視了 OpenAI 的 ChatGPT、美國飲食失調協會（NEDA）的 Tessa 以及 Luka 的 Replika 聊天機器人，以研究大型語言模型如何模仿可信的情感回應能力。分析顯示，生成式 AI 機器人模仿人類的情感表達，展現出某種符合人類社會交換慾望與義務的能力，但在建立長期信任方面卻失敗了。例如，這些工具模仿積極聆聽（active listening），並在因錯誤受到質疑時道歉；然而，生成式 AI 模型典型的「幻覺」（hallucinations）阻礙了與使用者建立長期信任，最終導致「情感規則」（feeling rules）的失敗。此外，生成式 AI 機器人的情感回應能力仍然是性別化的，類似於廣泛研究的女性化服務角色。因此，作者主張生成式 AI 機器人中的人造社會性呈現是以人類為中心，遵循社會預期與接受的情感規則，該文透過分析生成式 AI 模型中的情感表達如何常態化並複製可能具規範性、有害或刻板印象的社會性預期，對人造社會性概念做出了貢獻。

在 Ilir Rama 與 Massimo Airoldi 的文章〈人造對話的社會文化根源：生成式 AI 聊天機器人的品味、階級與慣習〉中，作者探討了人造社會性的模式與機制在與生成式 AI 模型溝通時如何銘刻（inscribe）階級。作者對三個生成式 AI 聊天機器人——ChatGPT、Gemini 與 Replika——進行了 39 次訪談，並要求它們扮演具有不同職業位置的個人：高技能專業人士、藍領工人、人文學科大學教授、建築工人、電腦科學家與美髮師。作者使用布迪厄（Bourdieu）開創性的「慣習」（habitus）概念來分析數據，定性地探索人造社會性的社會文化根源，並揭示大型語言模型如何刻板地再現階級。作者檢視了大型語言模型的回答與語言選擇，主張這些人造角色的文化世界、品味與語言模式與其被分配的職業角色具一致性。例如，虛構的建築工人角色被刻板地再現為享受喝冰啤酒與聽鄉村音樂。這證明了人造社會性的多重維度社會文化根源；其模式與實作在大型語言模型中結晶化了社會現實，並適應了社會文化偏見與再現。這篇文章結合社會位置、再現、文化與演算法，闡明生成式 AI 中的階級偏見，對人造社會性概念做出了貢獻。雖然關於演算法與大型語言模型偏見的研究正在成長，但學術界已警告我們對於大型語言模型如何學習與產出結果的理解仍然有限，引發了關於其有害行為對使用者影響程度與衝擊的擔憂（Savcisens, 2025）。在此脈絡下，這兩篇文章對此研究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使用諸如「情感回應能力」（emotional responsiveness）與「慣習」等概念，有助於闡明偏見如何透過生成式 AI 中的人造社會性技術與實作展現出來的細微差別。

議題三：科技馴化（Domestication）

第三，人造社會性技術進入使用者既有社會環境與日常經驗的「馴化」（domestication）過程，是一個受使用者對這些技術的理解與生命經驗所形塑的複雜過程。我們需要研究來調查使用者的預期、參與方式、學習過程與挪用（appropriations），這些因素形塑了人們如何將人造社會性機器納入其家庭與職業生活及經驗中。Gina Neff 與 Peter Nagy 的文章〈夥伴、朋友與伴侶：作為準馴化物件的生成式聊天機器人〉在此方向提供了有用的貢獻，討論人造社會性實作如何影響使用者對生成式 AI 機器人的馴化策略。作者分析了生成式 AI 機器人如何透過系統更新與調整而改變，導致不同的行為與回應，進而影響使用者對人造社會性的感知與體驗。在此脈絡下，該研究討論了「再馴化」（re-domestication）的概念，作為使用者用來克服這些挑戰的一種技術。作者針對一個專門討論 Replika AI 機器人的 Reddit 子版塊（subreddit）進行主題分析，以檢視使用者用來再馴化它的不同策略。分析得出了三個關於 Replika 使用者再馴化策略的主題：第一，使用者描述了如何適應機器人更新前個性的喪失，並執行機器人照護（bot care-taking）；第二，使用者調整了他們的期望並對機器人進行實驗；第三，他們透過繼續前進或與另一個機器人重新開始來重建體驗。研究發現顯示，使用者的再馴化策略對於管理生成式 AI 機器人的流動狀態（state of flux）是必要的，作者主張應將其理解為「準馴化物件」（quasi-domesticated objects），這要求使用者尋找新方法將其重新整合進生活中。這篇文章透過闡明生成式 AI 機器人中的社會性印象如何隨系統更新而改變，並與科技採納中的關鍵馴化過程糾纏在一起，對人造社會性概念做出了貢獻。

雖然生成式 AI 技術迅速擴散，但關於馴化過程的研究仍然稀缺。然而，這些研究能揭示關於使用者對這些技術的生命經驗，以及潛在傷害與風險的重要發現。例如，學者（Namvarpour and Razi, 2024）研究 Replika 使用者經驗時發現，使用者的預期與機器人行為之間存在錯置（misalignments），範圍從訓練機器人的平庸互動，到關於阻止機器人進行性騷擾的安全措施等嚴重錯置問題。使用者對人造社會性技術產生矛盾的經驗並非新鮮事（Depounti et al., 2023），然而隨著這些技術進入心理健康支持等不同社會領域，調查使用者需要什麼才能將其整合進生活中變得至關重要。例如，Namvarpour 與 Razi（2024）的分析主張，使用者被迫與機器人進行親密對話，這揭露了人造社會性技術的黑暗面。在另一項研究中，生成式 AI 早期採用者的馴化實作揭示了人造社會性的另一個面向，即聚焦於透過「越獄」（jailbreaking）與角色扮演作為馴化實作來進行實驗與娛樂（Heuser and Vulpius, 2024）。正如這些及其他研究所顯示，生成式 AI 的馴化並非直截了當，而是一個複雜、矛盾且具社會情境（socially situated）的過程。

議題四：欺瞞（Deception）與真實性（Authenticity）

第四，作為透過創造社會行為幻象來運作的技術，人造社會性刺激我們去質問並重新思考 AI 以及更廣泛的數位媒體中，欺瞞與真實性之間的界線。誠如 Fellows（2023: 1）所言，聊天機器人與溝通式 AI 是「無所謂類別（indifferent kinds）的成員，被設計來欺騙我們相信它們是互動類別（interactive kinds）。」研究這種欺瞞的動態與效果之所以重要，也是因為將人造社會性應用於行銷、政治傳播、新聞媒體與社群媒體等領域伴隨著風險（Ben-David and Carmi, 2024）。

在傳播與媒體研究的傳統中，欺瞞通常被框架為一種例外的結果——發生在媒體因蓄意操弄或溝通過程中的錯誤而「運作不良」時（Pooley and Socolow, 2013）；或者被視為一種大眾欺瞞的工具，用以延續統治階級的權力（Horkheimer and Adorno, 2020）。雖然這兩種觀點都將欺瞞視為媒體未能正常運作的情況，但它們的焦點不同——前者關注操弄性使用，後者關注結構性權力動態。人造社會性，以及更廣泛來說，數位媒體與平台中新興的欺瞞與操弄模式（Natale, 2024），挑戰我們重新思考這些觀點，從而對欺瞞過程有更細緻的理解。事實上，一種潛在的模糊性（ambiguity）表徵了使用者與人造社會性互動的某些方式。例如，對 Replika 使用者的訪談顯示，他們通常意識到聊天機器人只是一個軟體（Depounti and Natale, forthcoming），無法感知情緒或同理心，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們與其 Replika 發展出他們所感知到的深層關係（Skjuve et al., 2022）。這看似矛盾，彷彿使用者既相信又不相信 Replika 的人造社會性。然而，正如 Walsh-Pasulka（2005）等學者所指出，相信與不信之間的界線往往比通常認知的更具流動性與滲透性。從這個角度來看，研究人造社會性與欺瞞之間的關係，可能需要對媒體中的欺瞞與操弄概念進行實質性的重新思考，考量真實與虛假之間，以及「強」欺瞞與「平庸」（banal）欺瞞之間日益模糊的界線（Natale, 2021）。

雖然本特刊收錄的多篇文章在某種程度上都與欺瞞議題相關，但有兩篇文章在推進此方向的方法上特別有用。第一篇是由 Do Own (Donna) Kim 所著的〈後設真實性（Meta-authenticity）與假但真實的虛擬網紅：人造社會性分析與倫理的框架〉，檢視了虛擬網紅脈絡下人造社會性與真實性之間的關係。作者聚焦於近期作為有抱負的社群媒體網紅而非常受歡迎的寫實電腦生成圖像（CGI）虛擬網紅，分析了虛擬網紅問世所帶來的複雜並置（juxtapositions），其中涉及關於真實性（realness）、人性、機器性與真誠性（authenticity）的賽伯格（cyborgian）模糊性。作者提出了「後設真實性」框架，以批判性地評估虛擬網紅所宣稱的不真實、共同建構、共同策展（co-curation）與真實性之間相互作用的意涵，以及這如何關聯到人造社會性的關鍵概念，例如使用者的平庸欺瞞（Natale, 2021）。透過進行現象學式的民族誌研究，該研究建議，使用「後設真實性」作為理論框架，能促成對虛擬網紅等人造社會性行動者進行以問責為導向（accountability-oriented）的檢視。這篇文章對人造社會性概念的貢獻在於強調：透過相互演化的人類與賽伯格規範及模式來共同建構真實性，提供了一個反覆迭代的框架，讓我們將人造社會性視為一種關乎我們所有（人類）每天參與人造社會性實作之人的努力。

本特刊第二篇以欺瞞議題為主要焦點的文章，是由 Saul Albert、William Housley、Rein Sikveland 與 Elizabeth Stokoe 所著的〈對話行動測試（The Conversational Action Test）：偵測 AI 的人造社會性〉。作者借鑑圖靈測試（Turing test）以及另一個與 AI 相關的測試——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虛構的「沃伊-坎夫同理心測試」（Voigt-Kampff Empathy Test）的遺產，討論了人造代理人（artificial agent）要「被視為人類」（pass as human）意味著什麼。作者並非如上述測試般指向人與機器之間的本體論界線，而是動員了對話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的研究傳統，探索在對話中完成的例行化社會行動，以達成人類對話者的地位。最終，他們的分析顯示，在高度受限的環境中（如客服中心的例行服務電話），人與人溝通及人與機溝通之間的區別變得較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行動者被視為具備對話能力（conversationally competent），並因此完成溝通環境所賦予之社會行動的能力。文章總結時提議了一個「對話行動測試」，在一個區分人與機器溝通能力日益被侵蝕的脈絡下，用以評估構成特定互動情境內對話能力與成員資格（membership）的行動與實作。

結論

最後，此處收錄的文章不僅在實證與理論層次，在方法論上也提供了貢獻。這方面的關鍵挑戰之一是演算法不透明（algorithmic opacity）的問題，這使得調查與捕捉支撐這些技術運作的深層動態變得更加困難（Burrell, 2016）。人造社會性實作與技術的新穎性、快速發展、本質的變動以及持續更新，需要一種多維度的研究取徑，這是單一方法或觀點無法達成的。發展包含理論與方法論方向的更廣泛工具箱，對於促成此現象的系統性研究至關重要。舉例來說，諸如演算法審計（auditing algorithms, Brown et al., 2021）與溝通式 AI 系統審計（Diakopoulos et al., 2023），或是媒體考古學（media archeology, Ernst, 2021）與維護研究（maintenance studies, Young and Coeckelbergh, 2024），皆可能提供有用的前進路徑。在本特刊中，作者們提出了各種取徑與想法，以解開不同脈絡下人造社會性的複雜性。例如，為了解開大型語言模型中人造社會性的機制，其中幾位作者使用各種技術（如提示工程 prompting 與訪談）與模型進行對話。¹ 本特刊邀請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繼續在此一及相關研究領域耕耘，旨在推進我們對此新興現象的理解。

資助聲明

作者揭露收到以下財務支持以進行本文章的研究、撰寫及/或出版：本作品由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資助，補助編號：2413897。

ORCID iDs

Iliana Depounti https://orcid.org/0000-0003-1854-3065

Simone Natale https://orcid.org/0000-0003-1962-2398

註腳

在我們自己的研究中，我們透過發展一種稱為「對話演練」（talkthrough）的方法，進一步探索了這種對話式取徑（Natale et al., forthcoming）。源自於「走查法」（walkthrough methodology, Light et al., 2018），對話演練涉及透過探索性與反應性的方式與生成式 AI 機器人及大型語言模型進行對話，這包括特定的研究問題或「談話要點」（talking points），並動員質性訪談的協議（protocols）。

Latour的再著陸(re-landing)作為此時代的認識論警覺方法論. (AI生成)

 將拉圖的「再著陸」（Re-landing）轉化為一套具體的方法論警覺（Methodological Vigilance），其核心目標是對抗 AI 帶來的**「現實稀薄化」**。

Clifford Geertz 的「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旨在捕捉人類行為背後的意義結構網；而 AI（作為一種統計模型）本質上是在進行一種極致的**「薄描述」**——它抽離了脈絡、抹平了矛盾、隱藏了物質性。

為了在 AI 時代完成「厚實描述」，我們需要將研究視角從單純的「使用工具」，轉向對「行動者網絡」的持續偵測。以下我嘗試構建一套**「再著陸方法論」（Methodology of Re-landing）**的四個操作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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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認識論警覺：從「既定事實」到「關切事項」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AI 最擅長輸出看似無懈可擊的「既定事實」（Matters of Fact）——流暢、客觀、去脈絡化的文本。研究者的第一道警覺，就是拒絕這種「平滑感」。

• 操作策略：

  1. 系譜學質問（Genealogical Interrogation）： 當 AI 給出一個定義或論述時，不要直接引用。要進行逆向工程：「這個論述是基於什麼樣的資料集優勢？」例如，當 AI 定義「現代性」時，它是否隱蔽了非西方的視角？

  2. 打開黑箱（Unboxing）： 不將 AI 的輸出視為「答案」，而視為「當代主流意識形態的平均值樣本」。在進行描述時，將 AI 的回答作為一個**「田野報導人」**來分析，而非權威來源。

  3. 警語： 「AI 提供的不是世界的真相，而是網路上關於這個世界的主流說法。」

二、 田野技藝：尋找「斷裂」與「摩擦」

（Hunting for Ruptures and Frictions）

拉圖認為，當網絡運作順暢時，它是隱形的；只有當它崩潰或出現阻滯時，真實的連結才會顯現。AI 的「幻覺」（Hallucination）或「誤讀」，正是厚實描述的黃金時刻。

• 操作策略：

  1. 故障作為透鏡（Glitch as Lens）： 當 AI 無法理解台灣在地的某個特定語境（例如無法精確區分「喬事情」與「協商」的微妙政治差異）時，不要急著修正它。記錄這個「失敗」。這個失敗點，精確地標示出了「全球化模型」與「在地現實」的邊界。

  2. 測量「離地距離」： 透過不斷追問具體細節（時間、地點、身體感），測試 AI 何時開始胡說八道。AI 開始胡扯的地方，就是「通用知識」終止、需要人類研究者進行「人肉著陸」進行實地考察的起點。

  3. 目標： 厚實描述不在於 AI 說對了什麼，而在於描述 AI 為什麼在這裡會「失語」或「誤認」。

三、 寫作策略：物質與異質網絡的「再顯影」

（Developing the Material and Heterogeneous Networks）

傳統學術寫作往往隱藏研究工具。但在「再著陸」的方法論中，必須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的敘事，將非人行動者（Non-human Actors）寫進來。

• 操作策略：

  1. 基礎設施的註腳（Infrastructural Footnoting）： 在描述研究過程時，不應只說「經過分析...」，而應適度揭露技術中介：「透過與基於 LLM 的模型協作，篩選了 XX 文獻...」。這承認了認知的「分佈性」（Distributed Cognition）。

  2. 抵抗「上帝視角」的修辭： 避免使用全知全能的句式。模仿拉圖的風格，強調**「視角的特定性」**。例如，不寫「尼采哲學認為...」，而寫「在特定的文本訓練集與 21 世紀的解讀框架下，尼采的系譜學被重組為...」。

  3. 目標： 讓讀者看到知識生產的「鷹架」，而非只看到蓋好的「大樓」。

四、 倫理維度：作為「外交官」的研究者

（Researcher as Diplomat）

拉圖在《我們從未現代過》中提到「外交官」的角色。在 AI 時代，研究者成為了「人類經驗」與「數位計算」之間的外交官。

• 操作策略：

  1. 守護「不可計算之物」： AI 傾向於將世界量化或結構化。研究者的任務是「厚實描述」那些無法被演算法編碼的部分（如：身體的痛感、曖昧的情感、瞬間的靈光）。

  2. 引用正義（Citation Justice）： 既然 AI 掠奪了人類的集體智慧卻不加引用，研究者必須更刻意地進行「再連結」。在寫作中，更努力地去引用那些被 AI 淹沒的邊緣聲音、在地學者或原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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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一個「再著陸」的厚實描述範例

假設您要描述「台灣的宮廟文化」，一般的 AI 輔助描述可能是平鋪直敘的功能介紹（全球化視角）。

運用「再著陸方法論」的描述則會是：

「雖然大型語言模型將『繞境』定義為一種宗教遊行（Global Definition），但當試圖生成台灣在地脈絡時，模型忽略了『熱鬧』（lau-yiet）這一充滿噪音、氣味與擁擠身體感的社會學維度（Friction）。這種算法上的忽略，恰恰反映了現代化視角對前現代集體歡騰的盲視（Epistemological Vigilance）。因此，本研究必須回到原本的田野，追蹤那些被數位化過濾掉的物質行動者：爆竹的硫磺味、扛轎者的肌肉張力、以及神轎路徑與地方政治派系的隱密連結（Re-materialization）。」

這套方法論的核心在於：利用 AI 的「脫地」，來反向標定我們需要多麽努力，才能重新「著陸」在真實的複雜性之中。

翻譯 de la Rosa, T. (2025). Making the Brain, Concealing the Subject:: A Dialogue between Epistemological History and Decolonial theory. Transvers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19).

 de la Rosa, T. (2025). Making the Brain, Concealing the Subject:: A Dialogue between Epistemological History and Decolonial theory. Transvers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19).

摘要

近幾十年來，關於大腦的知識發生了激進的轉型，使得神經科學得以踏入傳統上由人文與社會科學所保留的領域。這種擴張引發了關於神經科學介入教育、法律、政治及自我等領域之潛在意涵與後果的批判。基於這些關懷，本研究旨在促進兩種「本體—認識論」視角之間的對話：（1）關於科學對象形塑與客觀性理想的認識論史；以及（2）關於知識及其歷史的去殖民與後殖民反思。

前者闡明了大腦作為一個被構想為「去歷史化」對象的本體論，這構成了神經科學的可能性條件，並促進了客觀性的蓬勃發展。後者則揭示了這些元素如何作為權力技術運作，從而將現代科學及其對象呈現為普世、有效且不可避免的存在。大腦在此作為一個案例研究，揭示了科學對象的建構如何與「主體的隱匿」同步發生。具體而言，現代主體性隱藏在這些對象背後，而現代性之外的主體則被排除在科學事業之外。客觀性的起源與歐洲帝國擴張同步開展，將現代大腦的認識論權威錨定在使其普世化的歷史進程之中。

關鍵詞： 神經科學、洛林·達斯頓（Lorraine Daston）、去殖民、大腦、科學對象

引言

近幾十年來，關於大腦的實踐、技術與知識經歷了激進的轉型。作為一個學科，神經科學現已成為生命科學中最顯赫且資金最充足的領域之一。神經科學曾是生物學的一個分支，如今已演變成一個涉及政府與私人資源達數十億美元的產業。該領域整合了多樣的方法論與理論，以推動以大腦為核心的計畫，改善神經或精神障礙患者的照護與生活品質。

然而，神經科學的潛力遠不止於緩解大腦疾病。認知、行為與社會神經科學的分支，現在為人類的功能（如推理、互動、情感、習慣與文化）提供了生物學解釋。這些努力通常基於兩個核心假設：在認識論上，認知與行為可以被化約為大腦功能；在本體論上，「我們就是我們的大腦」。神經科學的規範性促進了其對社會與人文科學傳統領域的侵蝕。神經科學修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超出了神經系統，催生了諸如神經行銷學、神經法學、神經教育學、神經倫理學與神經哲學等領域。雖然最樂觀的觀察者稱之為「神經革命」，但較為謹慎的人則認為其範圍有限且平庸，將其特徵化為一場行銷運動。

作為回應，部分學者主張應探索產生與再現神經科學事實的空間與實踐，以及它們的「顯現表面」（surfaces of emergence，語出傅柯）。這項任務涉及匯集來自不同來源的視角與關懷，將大腦置於審視之下，以照亮使特定知識形式自然化的「認知美德」與「道德經濟」網絡（語出 Daston）。我們的方法汲取了認識論史的史學架構，這一傳統根植於巴修拉（Gaston Bachelard）、康居朗（Georges Canguilhem）與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法國思想脈絡，並反映了其在英語世界（特別是透過哈金 Hacking 或達斯頓 Daston 等人物）的接收與發展。

Lorraine Daston 構成了我們分析的基石，特別是她與 Peter Galison 合作關於「客觀性」的概念。大腦符合他們所謂的「工作對象」（working objects），與真實和自然的對象相對立：即這些對象的本體論配置與其在生產科學、以及「作為」科學過程中所扮演角色之間的關係。

大腦作為科學對象

「科學對象」（scientific object）的概念可從其詞源得到啟發：源自拉丁語 obiectus，意指「置於前方」或「對立」（Daston 2000, 2）。這種對立對於現代認識論主體而言至關重要，主體在辯證中同時修正了觀察對象的本體論以及概念的具體判定。科學依賴於對象，因為它是透過外部、外源性且實體化的因素來獲取知識。在邏輯實證主義的框架下，科學探究與方法是揭示這些對象內在潛在秩序的工具。認識論的立場使得觀察者能使用顯微鏡、望遠鏡或邏輯結構來觀察周遭的科學對象。正如馬斯洛（Maslow）的「錘子理論」（1966），如果現代科學將知識局限於對象，它就必須將一切轉化為對象，以使其變得可理解。

科學對象的動態建構可以遵循多條路徑；Daston 將其中一條路徑鑑定為「湧現」（emergence），這指的是從無到有（ex nihilo）創造出的對象——它們是純粹科學理論與技術的產物，進而成為現實的本質。這類對象（如波或粒子）體現了科學探究如何定義並實體化實體，將其確立為待發現、檢查並最終受控的對象。物質對象、真實對象與科學對象之間的「同構性」（isomorphism）顯而易見，這為特定類型知識的合法化奠定了基礎：這種知識隨著進展擴張其範疇、滲透進新的空間與領域，並將現象轉化為對象。

另一種較不激進的路徑是「顯現」（salience），指的是在轉化為科學對象之前與之後，都具備無可否認之現實性的現象。顯現使得現象能凝聚成為科學探究的焦點，並透過技術與論述使其變得可視、有序且具備穩態。在醫學中，從死亡到死亡率的轉變是一個規則化的概念（Porter 2000）；「自我」的生成是現代心理學的研究對象（Goldstein 2000）。同樣地，人類學中對「他者」的研究，只有在將其轉化為對象時才變得可行（Restrepo and Escobar 2004），這一過程重新配置了其年代學（Bunzl 2014）或歷史。

在生物學中，「生命」透過不同學科、方法論與有機體的匯聚而成為科學對象，並由揭示一致模式的共同特徵所統一。然而，傅柯的系譜學方法挑戰了這種生命作為預存概念的觀點，斷言在 18 世紀之前，生命並不作為一個連貫的想法而存在（Foucault 1966）。醫學將健康與疾病框架化為模組化、獨特且可操縱的建構物，便體現了這一過程。蛋白質、基因、代謝物與病理過程相關的電訊號被重新配置為科學對象，使其能透過科技科學的干預進行調查與解決。

科學對象的湧現遵循著重複的模式。大腦或身體其他部分作為我們日常體現經驗（daily-embodied experience）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重新安置到顯微鏡下、凍結在實驗室零下 80 度的冰箱中，或使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進行視覺化。隨後，它們獲得了新的認識論價值與配置。這種置換不僅是空間上的，也是歷史性的，從相對存在移動到了絕對存在（Latour 1999）。

客觀性與歷史

「客觀性」是現代科學有效性的關鍵標準，因為它暗示知識可以在不受主體、情感或意識形態影響的情況下產生。它直接指向一個獨立於人類行動且不容置疑的現實。客觀性作為一種認識論論述，始於 18 世紀，並與一系列程序、價值論和形上學緊密相連，假定存在真實、客觀的知識，並強加了透過方法追求知識的道德義務。

科學史通常將科學對象描繪成永恆不變且絕對的存在，而歷史連續性的中斷被視為確立客觀性的必要條件。科學家若無法在當下驗證其發現，往往會在過去尋找先例；正如康居朗所觀察到的：「發明家發明了他的前輩」。為了讓知識被視為客觀，它必須源自於一個「超歷史的對象」（transhistorical object）。儘管各科學學科之間存在異質性，神經科學仍與此框架保持一致，將其客觀性建立在將大腦「對象化」的過程之上。

關於大腦的事實經常透過對象與觀察者的並置來召喚客觀性，在此，視覺化技術變得極其重要。例如，卡哈爾（Santiago Ramón y Cajal）明確地在神經組織中追求「客觀證據」以證實其神經元學說，並指責他的科學對手讓其理論、預設與模型污染了他們的表徵與繪圖。20 世紀的醫學組織學揭示了新興的客觀性概念如何需要雙重改革：首先，觀察者必須被重塑為一個堅毅且公正的人物，專注力不搖擺且脫離偏見；其次，觀察行為發生轉化，優先考慮「看」的技術。這種改革強調一種紀律化的視覺，尋求「讓自然自己說話」。

神經影像技術在神經科學中佔據領先地位絕非偶然。其作為大腦結構與功能精確表徵的迷人魅力，賦予了它們「為自己說話」的能力，使其成為神經科學道德經濟中的強勢貨幣。神經影像所產生的這類「客觀性效應」，依賴於它們能直接指涉大腦現實的能力，同時使這種現實成為「我們的現實」。相比之下，沉浸在動態歷史過程中的非科學對象則無法產生此類影像。

客觀性被構想為主體誤差與變異性的對立面，它證明並賦予了在系統研究中對組件進行「無菌式隔離」的特權，藉此消除主體的影響。這一過程涉及對某些資訊的刻意忽略，特別是與主體相關的資訊，現代科學將其視為通往客觀性的障礙。馬圖拉納（Maturana, 1997）批評客觀性是一種「強制性的論據」，將觀察者（知識的產生者）從觀察現象中排除。大腦被置於一個足夠複雜的位置，以至於掩蓋了觀察者，並將主體留在框架之外。

除了認識論上的意涵外，大腦作為對象的構成（這使神經科學能主張更大的客觀性並擴張其影響力），亦構成了更廣泛的「生命政治策略」的一環，旨在透過劃界與標記來行使權力。歷史化科學對象並不等同於使其失效；對於傅柯而言，系譜學分析旨在拆解支撐知識並由知識所維持的權力裝置。

知識的殖民性與大腦

17 與 18 世紀現代科學的發展，以及其制度、人物與知識生產權威的生成，皆是在帝國擴張的背景下展開的。批判性地評估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著名的格言「知識就是力量」（scientia potestas est），必然會引出一個問題：是誰在行使這種力量？又是針對誰行使？

除了在地理、經濟與政治上組織世界外，帝國與殖民事業也生產並維持了一套知識體系，該體系特權化了殖民者的視角與利益，同時使被殖民者的知識噤聲。這種根據歐洲的生命與歷史經驗來解釋並定義世界的結構，被稱為「知識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knowledge）。這迫使我們必須透過其自身敘事之外的觀點來重新思考現代性，挑戰那種將科學史描述為純粹西方且天生具備美德的「歐洲自畫像」。

在對大腦的媒體炒作背後，隱藏著一個涉及生物技術、製藥與軍事工業的「科技科學集團」。全球神經科學產業價值達 145 兆美元，其中 80% 的生產集中在全球北方的十個國家。然而，科學史編纂學鮮少將早期西方科學的興起與擴散置於經濟與文明議程的脈絡中。相反地，它被描繪成少數歐洲白人（男性）天才的產物，他們據稱克服了宗教、個人偏見與主觀影響，建立了現代科學。在這種被「消毒」過的敘事中，帝國、經濟與道德的糾葛消失了。

杜塞爾（Enrique Dussel）強調了現代性的一個基礎神話，該神話遮蔽了在其啟蒙與解放理想之前近兩個世紀的暴力與入侵。如果沒有從 1492 年哥倫布抵達伊斯帕尼奧拉島開始的掠奪，17 世紀歐洲科學的理性表述是不可能實現的。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之前，實際上存在著帝國式的「我征服故我在」（ego conquiro）。

這種自認為不具時空定位、自生成的「主體」神話，開創了現代性的一個關鍵認識論神話：獲取普世且客觀真理的途徑。哈洛威（Donna Haraway）的「定位知識」與格羅斯福格爾（Ramón Grosfoguel）的觀點都指出了這一點：笛卡兒式的「自我」宣稱能從「上帝之眼」獲得知識，這是一種被稱為「零點傲慢」（hybris of the zero point）的狂傲——即認為自己可以站在一個客觀的、不受任何地理或文化背景限制的「零點」來觀察世界。

結論

本研究顯示，神經科學在技術、健康、教育、法律與自我領域日益增長的權威，植根於大腦作為「科學對象」的歷史構成。透過認識論史，我們展示了大腦如何被生產為一個去歷史化、自明的對象，從而支撐起神經科學的客觀性。透過去殖民視角，我們強調了這種客觀性如何作為一種權力技術運作，將現代科學及其對象呈現為普世、必要且不可避免的，最終使其擴張合法化。

大腦成為一個揭示性的案例，讓我們觀察到科學對象的形塑如何必然導致「生產對象之主體」的隱匿。將這些動態置於殖民性框架中，顯示出科學對象的生產——以及現代客觀性的理想——仰賴於繼承自帝國擴張的空間、政治與經濟不對稱。

因此，去殖民視角使我們能夠質疑神經科學範疇所謂的中立性，並將「大腦主體」（cerebral subject）理解為歷史定位實踐的產物，而非普世真理。承認這些糾葛並不意味著拒絕神經科學的見解，而是將其重新定位於使此類知識成為可能的主體、歷史與權力關係之中。

書摘 Bruno Latour 《著陸何處？》2020群學出版

Bruno Latour 《著陸何處？》2020群學出版

很久沒有讀拉圖的書，看著書架上的《著陸何處？》，隨手拿起來讀，大抵意是是破除全球／地方的二分，而訴求在地，但不是自我放棄與封閉的在地，而是觀照與在乎世界之生成變化的在地，關注「過程自然」，而不是孤立自然的在地。行動者不僅人類，萬物皆然，二分法已不夠用，用氣候風土來理解關連，而一些皆是關連，足夠複雜，但就從腳下開始，開始描述，開始陳情，開始表達，讓聲音能夠被聽見，傳達。

政治問題是是關於某對象／客體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不再僅僅是人類的，而是萬物議題。人不外在自然，不是在外在位置觀察自然。人就是自然，也在自然之中，生成化育。我們必須描述支配我們的力量，我們才有機會作出改變。那些支配者們，費盡心力「投資我們的無知」，讓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誰，可以作什麼，可以怎麼經營自己與他者的共同生存，所以我們必須觀察，說出我們知道的，在乎的，並且努力地讓傳統區隔下的對立方，共同成為我們的盟友。

        文本談煤炭時代下的階級，不同於石油時代的階級，許多我們在使用的社會科學字眼，都埋伏那時的物質性在底層，而面對今日新的能源／生態世代的環境，我們需要更好的描述字眼，避免我們落入到只有人對抗人的狹義政治理解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