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8日星期二

［摘要］再探病人角色與醫生角色

本篇文章，帕深斯再次審視了生病角色與醫生角色的關係。他指出他一開始並沒有企圖把生病角色與偏差行為的概念連結在一起，認為一方是生病角色，另一方則是治療的行動者。他的原始想法是受到1930年代的醫療工作的影響。他對討論精神疾病的癥狀學，其主要是身體的(somatic)的，即認為精神疾病有其身體基礎，不只精神科醫師如此認為，內科醫師也是這麼想的。考慮到病人本身，病人被認為具有抗抵病理制約的病因學或者維持病因學的被動性(motivatedness)。因此，治療者角色的首要面向就是作為社會控制機制的功能了。帕深斯認為，對於慢性病，譬如糖尿病，病人角色的概念還是適用的。
        另一方面，他談到疾病的被動性(‘motivatedness ’ of illness)的概念。對他來說，這個概念他認為必須要看到潛意識的面向，因此，在談偏差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動機來源的問題，我把偏差與社會控制視為社會系統的整合問題。疾病相伴的問題是社會整合的問題，即我們與家人、工作以及其他脈絡的連結關係(solidary relationships)，從這個面向來看，治療可詮釋為再整合的過程。
        從這裡更進一步考慮的問題是，一方面是整合，另一方面則是適應(adaptation)的問題。對帕深斯來說，一方面強調偏差，另一方面強調適應並不是非常有用，除了能夠仔細考慮整合與適應之間複雜的交互關係以及相關性。
        接下來帕深討提出如何成為「有病的」(sick)的三個判準：(1)由自我及他對宣稱的接受，自我必須接受，不然就成為超出他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victim)，而不是patient。(2)免於日常義務與期待。(3)尋求某些制度化健康服務提供者的期待[1]。(262)在早期的研究當中，我指出醫生是特別核心的健康照顧行事者，當然，醫生並不是唯一的行事者。我特別關注美國醫療當中的不對等階層的特性。即使是醫生，當他生病成為病人，面對其他的醫生一樣會落入這種失衡的關係當中。帕深斯認為有效照顧以及改善疾病狀況的內在功能乃是內建於制度化的專業角色的優越性當中，以責任、能力與以及職業關懷為基礎。如同教學一樣，老師必然比學生優越才能作為老師，即使到了高等教育仍是如此，高等教育的師生平等的想像，其實是誤解了教學的功能及教學的條件(272)。如果我們能夠接受下列價值命題，無知劣於知識、疾病劣於健康，那麼減少無知，向有專業能力的人學會，會比一群人互動更有效地多。同樣的觀點也可以應用到健康與疾病的闗係當中。再者，帕深斯認為一群程度差不多的人的互動，是沒有辦法對彼此造成什麼影響的。教師正是站在比較高的位置上，所以能夠刺激學生學習並習得學習新東西的傾向，將老師教的東西內化。醫生也是如此，一，他專業(special)，二、在學習的過程中包括了可託付的責任(fiduciary responsibility)，三、生涯累積的經驗。就此來說，不論在教育，或者在醫療，帕深斯認為醫療雙方或教學雙方的角色都是不對稱的／失衡的(symmetry)，專業因素與常民因素在相關的互動體系中，這種失衡正是其本質。
        帕深斯將學生與病人作類比，學生的病在於無知，必須透過教育來治療，治療其無知的病。學生的學習壓力可視為被社會控制的一環，但是相較於不可治癒的慢性病，人得到了此種慢性病，就無法脫離其病人角色了，學生則隨著個人出了社會，其角色就轉換了。最後，帕深斯結論道：「不對等(內建於師生互動系統中，就如同醫病系統中內建的不對等一樣。」(there is an inherent built-in asymmetry in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system which rather closely parallel the asymmetry of the physician-patient system.)(276)
這種不對等是縱軸上的不對等，有特定功能而不擴散。醫生或者老師被認為具有可託付的責任(fiduciary responsibility)。這就回到了身為家長(parenthood)的概念，小孩在家庭當中和父母的關係，也是不對等的。就像常民和律師的關係一樣。帕深斯提到少數自我醫療、或者常民自聘律師，都不足以作為這些類型的功能的制度化的模型，因為這些模型都包括了可託付的責任(fiduciary responsibility)的概念。


(1)   如何進入生病角色？可參考高夫曼Asylum的討論。
(2)   醫生也可能會造成疾病，見Ivan Illich的討論，Iliich還發明了「醫源病」的說法。
(3)   帕深斯強調醫病角色的不對稱是系統內建的特性，這裡的討論可以與後來的「常民專家」的討論對照起來看。常民專家如何在單一系統內，顯然不能改變系統內在的失衡特性。能夠對抗該系統的，只有透過另外的系統，或者是透過該系統內部的全盤改造。因此，單一疾病的常民專家，是無法動搖整個醫療系統的，我想這是帕深斯透過教育作類比，強調醫療系統當中內建的、不對等的權威性，所給予我們的啟發。
(4)   談到學生與病人的類比，非常的有趣J
(5)   不過女性主義者應該會跳出來批評最後的家父長制的想法，尤其是滲透到各種關係裡的家父長制，譬如家長與小孩、老師與學生、醫生與病人、律師與常民等等。

Parsons, Talcott. 1975. "The Sick role and the Role of the Physician Reconsidered." 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Health and Society 53(3):257-78.

[1] 這裡的討論可以跟高夫曼的討論連結起來，如何成為一位精神病患。見Asy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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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7日星期一

[分享]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0期的心得筆記

今天去了趟圖書館，將《醫療、科技與社會》期刊第一期到第十期都翻了一篇，得到一些想法，作了以下的筆記，分享給大家。

        首先我看到第九期的期刊，討論了理論（模型）與事實之間的關係。陳思廷透過對經濟學模型的研究指出，模型的建構在於作為一種常態，以便作為工具觀察異常，如模型不能解釋異常，則模型便被修正，以便包括更多的事實(陳思廷, 2009)。這讓我想到栗山茂久在討論中國的醫學模型時，也指出中醫的模型先把季節與身體的規律定為常態（兩者同以風為構成，不過後來演變成外在為風；內在為氣，他引了《莊子》氣化論相關的討論來說明風與自我的關係，常風是為正氣，邪風與正氣相對，也引了孔子風行草偃的例子，說明風「化」人的道德作用，人不正常則曰發瘋），以常態為經緯，在實際的臨床上，依其情況的偏離，調整回常態(Kuriyama, 1994)。換言之，抽象理論除了是種觀看的角度，也是介入現實的工具。其實這個用「理念型」的說法來說，就很清楚了，理念型乃是自現實當中抽象出的純粹類型，用作分析工具，以便給予思考上的啟發。但是不能把「模型建構出來的現實」當成事實，這點Bourdieu一再地提醒我們「學究謬誤」的可能(Bourdieu, 1998)。另一方面，Bloor提醒我們，任何綱領(program)、準則，其實都是在研究工作完成後，重新思考而歸納出的產物，倒不見得是研究一開始就有所謂的「強綱領」在規範他的研究工作(布洛爾, 李正風, 黃瑞祺, & 黃之棟, 2010)。（更進一步的說，這裡的討論可以再連結到馬克思區分研究的方法與表達的方法；必須要區分這兩者為不同研究階段，馬克思可不是一開始就完成對商品的分析以及商品拜物教的討論的(馬克思, 2002)。）

        另一方面，從Bloor的想法來看，所有的理論、想法，或者科學或技術，都有其限定性，在訪談中，他提到他的想法是「社會學的限定論」。「社會學的」是為了反對「先驗的」，或者沒有具體經驗為基礎的限定論。「限定論」則回溯到Mill的想法，實際上所有的推論都是「特稱→特稱」。我能夠認識貓，不是因為有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貓作為觀念塞入我的腦袋裡，而是因為我的家人、朋友教導我這隻是貓、那隻也是貓，我對貓的理解總是基於我所接觸的經驗之上。所以台灣人對貓的理解，可能與英國人對貓的理解並不相對，因為不同時空條件下的人，對於詞語與對象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總是限定在特定的時空條件底下，不同的社會互動過程，形塑出了不同的遵循規則的方式（這裡的討論受到維根斯坦rule-following的影響），但是永遠沒有人能夠完全確定一個「詞」、一件「事」的終極含義(布洛爾, et al., 2010)。「我愛你」這個詞在不同的脈絡當中，用法永遠不同，因此詞語與實際的使用是無法分開的，更進一步地說，知識與個人／各集體是無法分離的（不存在普遍性知識，只存在相對普遍的知識，與各範定的社會組織相對應；知識與社會組織的範圍相互界定）。就此來說，科學知識實際上也是一種基於西方人的技術經驗發展起來的知識，而不見得是所謂「真理」。（就傅柯來說，真理判斷反而是種道德評價的武器了(Foucault, 1980)；中譯全文見http://0rz.tw/7c2jj）。

        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來說，站穩「社會學的有限論」的立場是很重要的。為什麼？因為我們處在被科學技術穿透、科技殖民社會的情況底下（雖然科學與社會的二分有點問題，但就實際情況來看，還是能貼切說明現況的），為了自救，為了確保「社會科學研究的正當性」，我們當然必須指出「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樣」。除了科技之外、除了醫學之外，還有其他的面向。所以像蔡苓雅與王秀雲所寫的「從觸診到「以管窺天」：腹腔鏡與子宮內膜異位症的興起」指出醫療技術與疾病的生成史，也指出技術如何改變醫生與病人觀看身體方式，透過解構歷程，說明疾病與醫療技術的交手過程(蔡苓雅 & 王秀雲, 2010)。（雷祥麟在書評中(8)，特別強調了《我們不曾現代過》的hybird特性，現代與傳統、東方與西方、在地與全球，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純粹二分(雷祥麟, 2010)。（在此我們又回到第一段模型建構的問題，只不過現在要打破太「輕易」的化約，必須看到事情的複雜性））楊弘任則透過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實作，區分出不同的知識特性，造橋師傅的地方知識，是整體的、行動的、不可分割的、拙於言說的（一是其語言不同於學院裡的菁英語言，其次是身體經驗當中不可言傳的部份）；學院訓練出來的建築專家則是能言善道的。但是前者蓋的橋不會垮，因為前者會因地制宜，依經驗作出不同調整；但是後者的知識來自於學院的標準化知識，在未經過實作洗禮情況下，反而蓋的橋容易垮。但是楊弘任也指出，這兩者之間的知識不是阻絕的，造橋師傅能夠學習與挪用學院知識，進行創造(楊弘任, 2010)。這點在他談黑珍珠的技術時，也提到農業專家與農民之間知識的挪用與創造關係(楊弘任, 2002)。

        楊弘任受到ANT的影響頗深，林文源則介紹了「行動本體論」的想法。在反對「先驗本體論」的想法（反對先驗真理，即可以脫離具體社會脈絡存在的真理）底下，行動本體論強調關係性萌生(關連，相互生成)、中介構成(mediating and mediated)以及異質構成(即強調hybirdity)；其政治面向在於能夠透過追溯行動，釐清當前現實及其排除的構成性(即理解為何現況如此，什麼東西在歷史過程中被排除了)。林文源以傅柯「特殊知識份子」定位此論點的政治意涵(林文源, 2007)。他自己也以透析病人的研究為例，說明在醫療社會學當中，我們除了以往sociology in medicine（醫學中的社會學，指為解釋醫學的問題而發展出來的社會學）以及sociology of medicine（醫學的社會學，指以社會學為本位，解決社會學本身問題的研究）之外，還需要action for sociology（即透過具體的研究，能夠帶來新理解與推動可能行動的社會學）(林文源, 2009)。

        同樣在以「醫療實作」為主體的第八期期刊當中，李尚仁說明傳教醫學在進入中國時，必須要透過「劇場展示」的醫療方式，據此取得民眾的公信力，所以採取了各種容易引起誤會的醫療方式，造成洋人刨眼剖屍的流言。這是科學傳播必須面對的「效力」問題(李尚仁, 2009)。昨日的人以「現場表演」以取得公信力，今日的針灸在傳播西方時，則需要透過「實驗室」來取得公信力，主客易位，可見一斑(Jackson & Scambler, 2007)。拉圖提出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就能改變世界，他改變世界的方式是讓世界各地都擁有實驗室，以此打破在地知識的主觀標準，而走向標準化的統一標準（而這個標準則是基於西方在地科技推而廣之）(Latour, 2004)。標準如何統一呢？必須要看到歷史的中介過程，張淑卿以「卡介苗」為例說明了法國的卡介苗疫苗如何透過WHO的中介合法化，推廣到世界各地(張淑卿, 2009)。台灣透過日本的中介而進入現代性，呂紹理指出「博物館」在殖民時期的展示與教化功能，灌輸常民「現代」觀念（即Bourdieu加諸象徵暴力之謂）(呂紹理, 2008)。但是來自上層（現代性）的想像與下層（在地）之間的實作往往有落差，林崇熙的拼裝車突出了政府對於「路」的設計乃是基於特定的車與空間的想像(林崇熙, 2001)，而不是與實際在地相適應發展出來的；而「衛生餐具」則是弄假成真的論述生產結果，官員在未經科學驗證的基礎上，發佈了B肝與飲食有關的論述，加上飲食轉型的條件，使得免洗餐具成為衛生餐具進入我們日常生活中(林崇熙, 1998)。邱大昕則指出無障礙設施的失敗，成為「殘障設施」，乃是因為缺乏考慮在地的技術網絡(邱大昕, 2008)。看來「上行而下效」，可能只是支配者天真的想像；「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說法可能更貼近實際。

        但是國家的手總是不斷地侵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只是以代理人的方式出現而不為我們所知罷了，這些代理人往往以「風險」發表聲明，對人們的生活進行管理。Bryum引用Beck的討論指出，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從分配商品（好處；goods）轉變成為分配厄難（壞處；bads）的時代了，為了讓bads能夠分攤或者被預防，行動者必須先思索可能的問題，又或者情況是具有曖昧性的，對不同行動者來說是有爭議的，由此帶來了反思性的生活政治，因為科技的發展早已使得各種各樣的問題充斥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了((周任芸譯), 2007)。Armstrong指出，風險之所以可能，乃是基於統計學，造成了未來的可預設性，同時也設立了規範與標準，在這種情況底下，人的身體只要偏離標準／規範(norm)，即被視為不正常，而必須加以管理(Armstrong, 1995)。Conrad指出，以前的管理是透過宗教，現在的管理透過醫療(Conrad & Schneider, 1992)；但是Clarke承接Foucault的biopower而提出了biomedicine的說法，指出不論在經濟、知識分配、資訊科技、技術科學與風險管理等面向，都規制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確保「生命」與「人口」能夠具有生產力(Clarke, Mamo, Fosket, Fishman, & Shim, 2003)。但是吳建昌透過對楊姓受刑人為例進行的性侵害風險管理的討論指出，人們無法估計「風險」，也沒有人承擔得起風險的情況底下，特定的人群會被視為「怪物」，直接受到國家的管制，對他們的管制是合理的，因為他們「非人」，這是預警管理，一種透過「恐懼」進行治理的技術，也使人們反而落入了社會監獄化的可能性當中(吳建昌, 2008)。孔健中則討論了精神病院作為知識生產的所在，說明孤立出來的「時間」，將人置於特定空間中進行觀察，這些人以「病人」(patient, passive)之身份，確認了各種差異，生產出各種精神病學知識(孔健中, 2009)；在我看來，此種生產知識之勞動，與「生產資本的勞力」是沒什麼兩樣的（如果從經濟到知識的經濟的角度來看，就是如此）(馬克思, 2002)。

        陳政亮指出歐洲的科學革命，與「經驗主義」轉向有關，他援引了韋伯對新教徒的討論，指出這種轉向，不只發生在科學家，新教徒們也是，因為精神上的不確定狀態苦惱人們，所以人們轉向經驗層面尋求解答。歐洲的科學座落在歐洲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當中，馬克思很明確地指出知識的階級屬性，這引發了一系列反省與討論(陳政亮, 2008)。人類學家Verran研究奈及利亞Yoruba人認識世界的方式，舉了個例子，(1)一杯水，(2)把水倒到兩個兩杯裡，(1)跟(2)那個水多？小朋友甲回答說(1)多，因為水比較高；小朋友乙回答說，兩個杯子的一個杯子的多，因為有兩個杯子。雖然這兩個答案在我們看來都不對，但是實際上這兩個答案都對，因為小朋友甲看到的是「高度」；小朋友乙看到的「單位」；而我們看到的則是抽象化的水的數量(ml) (ibid.)。實際上我們並不能說他們錯。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我們說原住民的數學不好，解決方案是強化數學教育，也許這不是個最好的回應方式，也許先去瞭解他們的邏輯，尊重彼此差異可能是更好的。

每一個地區有每一個地區的適當科技(appropriate)，每個地方因應實際情況發展出來的，前述的拼裝車，或者林文源對透析病人實作的研究就是兩例。陳政高因此提出問題「什麼科學技術才是適當的？」(ibid.)傅大為說「再怎麼樣都不會只留給科學家處理、再怎麼樣都不能只留給醫生處理。」(傅大為, 2001)從這個角度來說，或許所謂的「適當」，是一個需要協商與討論的問題，換言之，必須要帶入關於「民主」的討論。關於科技的民主化，不少學者已經提出了討論，Epstein認為應該納入差異來思索科技決策或醫學決策（譬如種族、性別、年齡的差異等等）(Epstein, 2007)；Jasanoff，在反對「科學的公共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立場上，提出了「巿民知識論」的說法，指出巿民不是笨蛋，不是科學家「教導」巿民，啟蒙他們，提升他們的「素養」，巿民認識他們的世界的方式可能比科學家的認識更適合他們自己的需求(Jasanoff, 2005)。對於科技議題有不同的思索方式，林國明與陳東升引入了「審議民主」的想法，但是他們在實作上，認為還是要由學者專家來教導參與民眾，使他們能夠理性參與協商(林國明 & 陳東升, 2005)，在這個部份我想到了楊弘任(2010)談到造橋師傅與學院專家的協商過程，兩者明明文化資本就不一樣，場合又是在學院專家的場子，這種協商怎麼會有用？就像Adams研究藏醫面對RCTs (Ramdon Control of Tests)，實際上是請君入甕，藏醫在生物醫學的效力邏輯下，根本就是個不公平的競賽(Adams, 2002)。審議民主的問題，在於學者專家的「教導」，不會成為一種「教化」嗎？就像Epstein談ADIS運動最後提到的，常民專家最後與原陣營的非專家分裂了(Epstein, 1996)，那我們找出來的審議民主的這些人，在經過「教導／教育／教化」之外，會不會反而不具有代表性了，不再是「代表」，而只是個「再現」（有影沒魂的影子代表人）呢？

        最後要談一談科技與性別的討論，成令方與吳嘉苓(2005)在回顧了國內外文獻以後，提出了該領域研究必須注意的三個問題：(1)科技的移植，對在地身體的忽視；(2)科技代理人實際上是選擇性地引入科技(譬如醫師強調棉條的危害，而不提棉條的好處及最新研究，造成了女性只能使用衛生棉的侷限性，沒有其他選擇機會)(3)中心國的科技內在具有性別政治（Winner提到技術物的政治性；Harding指出科學也是一種在地知識）。兩位作者最後引用了Harding的討論，提醒我們注意「科學實作隱而未顯的性別歧視與民族中心主義作為標準的危險」（譬如威而鋼從美國引入台灣，男性不是成為男人，而是成為陽具了，再生產了美國的陽具中心主義偏見。）(吳嘉苓 & 成令方, 2005)

        讀完前十期的文章，以上是我覺得不錯，有作筆記的地方，試著把筆記整合在一起，寫下來的文章，與大家分享囉！



參考書目：


Wynne, B. (2007). 風險社會、不確定性和科學民主化. 科技、醫療與社會, 5. (周任芸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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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e, A. E., Mamo, L., Fosket, J. R., Fishman, J. R., & Shim, J. K. (2003). Biomedicalization: Technoscientic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 Illness and U.S. Biomedici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8, 16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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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祥麟. (2010). 「我們不曾現代過」的三個意義. 科技、醫療與社會, 10, 22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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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5日星期四

《導演‧巴萊》摘要與心得

《導演‧巴萊》摘要與心得　（相關書目資訊請點左側連結）


《導演‧巴萊》 魏德聖
台北‧遠流出版社 2011年

        這本書，來的正是時候。賴老師今天分享這本書給我看，剛看完電影的我，迫不及待地看完這本書，有種趕上流行的感覺。不過這本書不只是本流行的書，倒是本可以瞭解電影背後導演的辛酸血淚的書，或許也是本鼓勵逐夢踏實的書吧！

        一開始是吳念真導演的推薦序，＜他一生最大的夢想，就是電影＞，一方面指出在台灣當導演，難不是難在拍片，而是串演電影內部與外部各部門之間的串聯才是最難的。另一方面，吳導也指出「夢可不是躺著就能完成」，為這本帶有強烈傳記（電影傳記／個人傳記）色彩的書拉開了序幕。

        我特別留意了＜目次＞，這本書由四大部份組織而成：開始、磨合、崩潰與衝刺，以時間作為編排順序，看這本書，就像透過魏導的眼睛，來經歷拍片的點點滴滴。

        （自我的追尋）海角七號後的魏德聖，迷失了自己。為了尋找踏實感，到了公司，打開抽屜，看見自己寫的好的劇本，說「沒錯，我是拍片的人，我本來就應該屬於這裡」(12)。回到了初衷，「戰士應該在戰場上流血。獵人應該在獵場裡追捕」(13)，而電影人應該作好電影。於是魏導找上了吳宇森合作，吳提到電影裡的細節最重要(17)，也提到「愈是大製作，愈是要刻苦」(19)，必須利用海角七號的名聲，找到能一起奮鬥作電影的人。

        （培養觀眾）電影還沒拍，就先有了部落格。對於魏德聖來說，觀眾是必須培養的，必須培養屬於自己的觀眾群，讓觀眾成為電影的一部分(24-5)。為了經營部落格，魏導要求企劃李喻婷寫工作報告（就像社會學要求的田野筆記一樣），把自己每天作的事報導在網路上，但是工作報告並不等於日記(27)，我的理解是必須談工作內容，而不只是部落客的心情。

        （電影作為投資）就電影與資金來看，魏德聖也提出投資電影必定有賺的理論，他說「如果這是一個三億的投資案，他們出了錢，拍了這部電影，最後回收一億，那並不代表他虧了二億，而是代表賺了一億。因為我們有了一部三億的片子，然後又多回收了一億」(29)。這樣的想法非常有意思，不過我覺得關鍵就在於投資人認不認為這是「我們」的電影，如果投資人認為那是你的電影，我的資本，那就沒什麼搞頭了。另外，魏德聖也提到政府雖然談支持文化創意產業，但是規則繁瑣搞得電影很難經營(160)，台灣需要更友善的製片環境。

        （文化與經濟）魏德聖認為產生經濟價值是文化得以延續的條件，不然文化反而讓人落入貧窮，這種文化對於該文化的人也沒有什麼好驕傲的(42)（的確，在資本主義的邏輯底下，值得驕傲的是能被人需求的文化）。但是問題是，會不會因為經濟的緣故，文化變成只是打造出來的「(人工文化)景觀」，而原先想保留的文化反而被這種景觀埋葬了呢？我想到的例子是，高雄左營的眷村面臨拆除，學生在牆上塗鴉，打造出「彩虹眷村」的景觀，對於觀光客來說，他們拍照拍的很開心，但是對於生長於眷村的人來說，成為被觀光的對象，內心的感覺卻是非常的複雜。文化應該是實在的生活樣貌，而不是打造出來的景觀。

        （拍片爭議與土著觀點）面對拍片當中的爭議，譬如說莫那有沒有開槍射殺妻子，引起了族人的爭議，最後用曖昧手法帶過這個橋段。魏德聖提到了一段對話：「『因為我們族人不會拿槍對著自己人！』當然，我沒事也不會拿槍對著自己的老婆！『為了和平，我們必須戰鬥！』這句話到底成不成立？如果成立的話，那『為了恢復Gaya，必須先破壞Gaya！』又有什麼難以理解之處？我覺得有太多人都是用身為後代的角度去看上一代，可是我是漢人，我都願意站在當時族人的角度去思考事件的前因後果，為什麼他們不願意回到自己祖先的心理、生理、社會、政治等角度去做可能的行為判斷？人們會因為環境而改變想法，為什麼許多人就不願意試著回到同樣的時空狀態做評論，這樣眼光會不會變得太狹隘了？(203)」非常地發人深省的一段話，但是為什麼魏德聖可以成為「某種發言人」，置身於似乎更為客觀的時空當中呢？值得更多的討論。

        （地方與經濟的關係）魏也提到「不能因為一個地方去拍一部電影，而是要因為一部電影產生一個地方」(50)，強調電影不只是發財工具，而是一個無限可能的發動機，在在認為電影自有其邏輯，換句話說，魏導想強調電影有其相對自主性，不能純用經濟的角度來思考電影的拍攝。電影居主位，巿場次之。

        （人）同樣的，魏導也一直把「人」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在八八風災之後，他說「場景沒了沒關係，沒辦法去拍也沒關係，還是得要了解當地的狀況如何，生命真的比較重要」(67)；拍攝的最後一天這一段也彰顯出魏導對「人」味的重視，他說「其實本來真的只要拍山豬，可是我在前幾天覺得『幹！我們最後殺青的畫面是一頭豬？這叫我怎麼甘心！』所以後來就把補拍年輕獵人看到彩虹橋的鏡頭換到這天拍攝，讓我們最後一天的最後一顆鏡頭放在一個『人』身上，而且百分之百是最後一場戲。(273)」這段看起來真是超好笑的XD，不過另一方面，賽德克‧巴萊，作為真正的人，始於人，終於人，算是完美的收尾。這也讓我想到涂爾幹對於「真正的人」的討論，人異於動物的地方，在於道德、在於實現該族群之集體意識，從該片來說，或許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其出師之名「血祭祖靈、捍衛Gaya」吧！

        電影正式開拍了，場面很大，魏導也會怕。但是當他「一開口說話，整個人就完全投入了。所以我（魏）說：『人工作起來，那才是真正的自己』」(93)。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呼應馬克斯用勞動來界定真正的人的觀點？（笑）不過說他展現電影人的職業精神，似乎也無不可(笑)。

        （專業作為互動與溝通）魏導也談到了「專業」。與美術組面談時，美術組製作了3D場景影片以及模型，從導演沒有設想過的地方設想，然後與導演頻繁討論，讓執行出來的東西與設計的一樣，魏導認為這就是作事情的樣子，專業是「一種規則的示範，而不是一種才能的表現」(80)。換言之，專業不是只有單方的展現而已，專業應該是種「互動」。另一方面，當魏導認為有些動作作不來，但武行們卻自己完成了，硬幹，這點讓魏導非常服氣(108)（或說對於專業的定義，還得包括「服氣」的面向，正當性反而表達不出來那份味道）。

        （工作的氛圍）魏導提到了牆上貼了滿滿的圖片和資料，使得環境很有拍片的味道(81)。這讓我想到之前聽Steve Wallace的英文演講，談到如何透過便利貼來利用牆壁，也許我可以把資格考的書單，每一章作為一個單位，貼在牆上，就像個分鏡表一樣，一格一格的，然後我每讀完一章，就打勾，或者在上面寫上關鍵字。最後再用排列組合來玩，看看能不能玩出什麼，我想這樣應該會很有趣（這也是Howard S. Becker在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一書中提到的方法）。

        （演員的訓練）眼神的訓練，讓我想到了在「國際學術力菁英班」Benson在課堂上教我們的，必須要觀察台下的觀察，必須要敢看觀眾。在電影的訓練中，魏導他們的訓練方式則是透過看燭光來訓練，然後透過瞪狗來鑑定殺氣是否已練成。這種訓練方式實在是蠻有趣的，不過叫我連續看燭火半小時，我應該會睡著吧…。演員的訓練當中，也包括看似無用，實則有用的活動。譬如說山訓，爬完山，演員的感情變得很好。        

（友誼與獵人文化）主角林慶台原來讓魏導非常地擔心過，因為他台詞背不起來(111)，也還沒有卯起來演戲的勁，於是魏導就用激將法，激起他的好勝心（不過後來看youtube林慶台則說自己把自己交付給上帝，完成了這事業）。我自己在看電影的時候，只覺得老莫那的表演很自然，真是厲害。魏導也提到友誼與部落文化、獵人文化，他說這些長輩「一開始先跟你保持距離，不會馬上就跟你很要好，他們不跟你玩這套。他們會先觀察你，確定你在做的事讓他服氣、認同，這樣他就會把你當朋友，而且這朋友是永遠的」(112)。

（膽量、氣魄，實驗精神）魏德聖很強調實驗的精神，不要認為錢不夠就不作，去嘗試，去闖。他認為我們的問題在於「又想人家給你機會，又不想自己出錢；想自己賺錢，又不想人家瞧不起」(116)，這種怕事又貪財的心態，是永遠不會成功的。另外，在協調某天演員的薪資減半時，魏導請底下的人去跟演員說，結果該人推託，最後魏導要「阿鑾硬著頭皮去跟群眾演員溝通，結果有說就好，他們都答應了。不是不行，只是沒有去做而已」(212)。

        （溝通與整合）拍電影需要溝通，需要互動，需要團結，才會有力量。他提到「一個人去幫忙只有多一雙手而已，也許只要喊一聲，就可以多十雙手做事，這樣工作進度也會快一些。…如果一個人搬東西需要跑十趟，那麼十個人一起搬，就只要一趟。我覺得台灣電影最好的傳統就是這種東西，而且這樣我相信這可以讓大家走的更近」(136)魏導極度強調溝通的重要，「沒辦法的時候要跟我講！不是自作主張做好就放著不管，也不跟我確認！」(230)魏導如是說。我想平常的為人處世也是該這樣吧。

        魏導認為台灣不是沒有人材，而是缺乏整合。「臺灣有很多專業人才，可是都沒有整合成一個團隊，都是各自跑單幫，而這就是一個工業要建立的最大障礙。只有把這些專才整合起來，才可能會有工產產生；要屏除門戶之見，就要先把大門打開。你厲害的地方，我不會；我厲害的地方，你不會，那我們就合作變成一個團體，繼續培養新的人才。」(253)我對這一段的感受也很深，在八月份的時候，IAC的團隊，竟然在三天半內就搞出一個研討會，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這群人不可思議。不過，也許可以反過來問，為什麼會有單打獨鬥的情形產生呢？
 
       （宴會與私密性）最後到殺青的時候，提到宴會與私密性的關係。「直到晚上大家喝了酒，一個接一個從快樂演變成崩潰，這時也才有真正殺青的感覺。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以來都要求可以有記者會，可是屬於演職員的殺青酒絕對不能對外開放，只可以自己人到場，甚至連眷屬都不淮帶。因為，我知道只有自己人才能體會那種氛圍，如果外面的媒體或其他人來到現場，反而沒有辦法很自然地在人前哭笑。」(277)魏導的觀察還真是細膩。另外魏導為「紀念拍板」所的話也讓人驚豔，「雖然曾經有人擔心成本太高，不過我跟他說：『再昂貴都得做，因為有些東西是屬於一輩子的價值……』(281)」

        （餘生）令人惋惜的是，最後幾個人走了。魏導說「如果你不想被別人覺得可惜，那就要繼續活著。」(297)讓我想到賽德克族人的「餘生」。不過如果讓魏導二選一：拍電影但會短壽（爆肝？），或不拍電影而長壽，不知道魏導會選那一個？魏導會捨生而取電影嗎？也許這個問題就讓魏導自己來回答吧。但是反過來問我自己，我是否找到自己的「志業」？涂爾幹提到「道德意識的強制性在今天應該採取這樣一種形式：『各為其用，各盡所能』。」(《社會分工論》＜導言＞，2005:6) 涂爾幹不欣賞半吊子行家，要玩就玩真的。他說「我們欣賞那些稱職的人，他們所追求的不是十全十美[安：指事事完美]而是有所造就，他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界限明確的工作中去，他們各安其業，辛勤耕耘著自己的一份園地。...我們以為，一個人的絕對責任不在於把普通人的所有特質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而在於把這些特質用於他的職業。」(同上，2005:5)就此來說，魏導展現了作為電影人的風範，是值得學習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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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0日星期三

[摘要] 跟誰都能聊不停

跟誰都能聊不停：這樣說話，讓你到處受歡迎

寫在本書之前
前言 給不懂得享受聊天的你
1 再也不尷尬了
  • 所謂的「對話」，便是去認識自己原先所不知道的事情，增進對彼此的了解，為生活帶來活力，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18)      
2 檢查一下對話無法持續的原因吧！
  • 緊張、怕生、話說得不好、不知道該說什麼、初次見面、對方是「不熟的人」、缺乏主動開口的勇氣、沒有勇氣、沒有話題、不知道如何選擇話題、想太多、目的不明’、認為自己非說話不可。(20)

第1章 這麼做，就不怕冷場！
1 如何克服緊張？
  • 緊張是自我意識過度造的。克服緊張有三點：告訴自己對方也很緊張、不要過度自我意識，以平常心與對方接觸；用心累積經驗。(34-5)
2 對話不中斷的基本說話技巧
3 用身體來說話
4 能讓人放心說話的表情
5 ﹁外表﹂也是促進對話的重點
6 即使初次見面，也能簡單讓對話不中斷
  • 若能事先掌握如下資訊，聊起話來會更順利：
    • 個人相關資訊：工作地點、所屬單位、職位、出生地、母校、興趣、個性等等
    • 企業相關資料：業種、員工人數、歷史、董事、營業概要、客戶等等。(57)
7 以自我暗示培養自信，獲得源源不絕的勇氣
8 如何在談話中臨機應變？
  • 要有求知的好奇心：思考為什麼，怎麼會這樣，來豐富談話的內容。
  • 要有一顆體貼的心：體貼對方的心情，明白對方希望別人怎麼回應。
9 儲存話題的抽屜要越多越好
10 了解目的所在，對話便能綿延不絕
  • 對話的目的還會因對象和狀況而有所不同，但只要經常意識到自己現在是為了什麼和面前的人說話，有明確的目的，談話便會自動延展開來。(76)

第2章 這麼說，越聊越熱烈！
1 切記！聊天就像傳接球
2 說話是一件痛快的事，所以要讓對方說
  • 對方七成，自己三成最恰當。(82)
3 找到搭腔的時機，聊天就會有節奏
4 不搶話的聆聽技巧
  • 聽話要聽完整。聆聽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話聽完。
5 找出彼此的共通點就不會冷場
  • 容易找出共通點的話題：家鄉、母校；工作；興趣、嗜好；現居地；兄弟姊妹；共同的朋友；常去的店家；常搭的電車、愛車；喜歡的運動。(96)
6 在逗對方笑之前，自己要先開口笑
7 利用讀心術掌控談話
  • 「眼睛是靈魂之窗」，一個人的心理狀態，會透過眼睛表露無疑。其次值得注意的是眉頭和嘴角。(103)
  • 說謊的徵兆：摸自己的鼻子、嘴角，不時把手放到臉上；頻繁更換姿勢，換腳趬腳，靜不下來；對一字一句反應敏感，自己不斷說話，不讓別人發言。(104)
8 小心閒聊的陷阱
  • 沒有對話，只是自己聊自己的。對話與閒聊不同，對話是有目的的。日常會話的目的，便在於加深彼此的情誼。(106)

第3章 這麼問，讓人樂於開口！
1 透過發問開啟話匣子
  • 發問，是讓對方說出內心想說的話。(111)
2 炒熱氣氛的發問技巧
  • 5W1H要明確（句子要精簡）。(113)
  • 讚美和慰問的話能打開對方的心。(116)
3 讓人聊不下去的爛問題
  • 強迫性的問題　（我反對這個，你覺得呢？）
  • 一次問好幾個問題　
  • 問題不清不楚
  • 忽視對方的回答　
  • 空泛的問題　（今後世界經濟會如何發展呢？）
  • （不要問是非題）發問的目的，是要引導對方開口，讓對話活潑起來。如果對方只會以「是」或「不是」來回答問題，是無法炒熱現場氣氛的，不算是好問題。(120)
4 讓人樂於分享的體貼問題
  • 人最關心的，就是自己。針對對方最關心的，最引以為豪的、希望眾人知道的事發問，任誰都會感到高興，而主動聊下去。(127)
  • 苦盡甘來的事蹟、自豪的事、興趣嗜好、雙親的照護問題、工作上的失敗談、感動的事、家人間值得高興的事、旅行的回憶、減肥等健康相關的話題。(128)
5 洽商、談判的發問祕技
  • （請示決定的發問技巧）當我們遇到大家不願表明意見時，在問題中加入一個「緩衝」，會讓對方回答起來覺得比較容易。（部長認為...，你覺得呢）(132)
  • （心理醫師的發問秘技）
    • 不發表自己的意見、想法
    • 「有時候會...吧？」「會不會...？」「你覺得...怎麼樣？」藉由這樣的問題，提供對方沒有想到的觀點，促使對方思考。
    • 讓對方說出我們想要的答案。(134)
6 利用﹁發問→正面的回應﹂讓氣氛越來越熱烈！
  • 發問之後，我們要對對方的回答產生認同，並且給予回應－－這樣才會衍生出下一個問題，聊天才會有節奏感。問題和延續話題的正面回應是一體的，這一點我們要牢記在心。(138)

第4章 開啟話題的33個關鍵字
1 有梗，就能愉快地聊上一個小時！
話題1 旅行 / 話題2 愉快的事 / 話題3 遊樂器材 / 話題4 汽車 / 話題5 電車
話題6 飛機 / 話題7 新幹線 / 話題8 船 / 話題9 工作 / 話題10 興趣
話題11 大自然 / 話題12 故鄉 / 話題13 出生地 / 話題14 流行 / 話題15 話語
話題16 生活智慧 / 話題17 感冒 / 話題18 花粉症 / 話題19 朋友 / 話題20 學校
話題21 職場 / 話題22 運動 / 話題23 孩子 / 話題24 家人 / 話題25 新聞
話題26 時尚 / 話題27 服裝 / 話題28 飲食 / 話題29 美食餐廳 / 話題30 烹飪
話題31 健康 / 話題32 住宅 / 話題33 居住地
→以「你的～」「你是～」開頭，重點要以對方為主角！(141)
重點是要以對方為中心。(142)

第5章 讚美，讓話匣子一開就停不了
1 越是讚美，話匣子越是大開
2 要真心誠意的讚美
  • 是否發自內心，從音調就聽得出來。(184)
  • 謙虛→把話說出來→誠懇又謙虛的態度，會培養出健全的人格。(186)
3 找出對方的優點
4 讚美的附和，讓人越說越起勁
5 重複﹁讚美→發問﹂的步驟
  • 希望獲得讚美的事＝想多談談的事。(1)讚美之後，對方反應良好；(2)但那只是冰山一角；(3)提出問題，對方會有更好的反應。(200)

第6章 聊天高手的「空白時間」創造法
1 留白讓對話更有味道
  • 留白具有種種意義
    • 讓對方有思考的時間
    • 引起對方的興趣
    • 確認
    • 說服
    • 品味餘韻等等
2 說話的技術即「留白的技術」
  • 「說話的技術即『留白的技術』」，這是人稱「話神」的已故相聲大師德川夢聲說的。(209)
  • 不再害怕空白時間，就是聊天高手。(217)
3 八分飽就結束，留給人好印象
  • 看見這些信號，就是結束對話的最佳時機
    • 言語
      • 我明白了，關於這件事，我們會再主動連絡
      • 請代我向夫人問好
      • 不好意思，今天時間有點趕，沒辦法慢慢聊
      • 謝謝你今天特地過來，招待不周，還請見諒
    • 動作
      • 不時偷看時間
      • 玩桌上的鉛筆等東西
      • 搭腔時心不在焉
      • 態度浮躁，視線開始游移
      • 搭腔時催人說話，顯得急躁等等
  • 彼此都覺得不盡興，下次才會聊得更熱烈。(221)

後記 你一定辦得到！
1 培養個人魅力，成為人氣王
2 成功是一點一滴累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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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看穿人心的問話術：用對七大技巧，立刻看穿任何人！

看穿人心的問話術：用對七大技巧，立刻看穿任何人！
作者序
寫在前面如何使用本書
第一部分
七大基本問題
學習快速又簡單的方法，洞悉目標對象的想法和感受
第一章 這個人背後藏了什麼祕密？
別再受騙了！下一次當你懷疑某人有所隱瞞時，可以使用這些技巧輕鬆判別，不論對方是同事、部屬、朋友或小孩，都無人能瞞騙得了你。
  • (讀心術技巧:)你問對方一個問題，目的不是為了將責任歸咎於他，而是要暗示一種情況，然後藉由對方的回答，推而推測其是否有隱瞒。(17)
  • (注意力差距法：)一個人對於未知的人、事物，注意程度應該是相同的。如果注意程度不同，表示他可能知道，但不跟你說而已。(20)
  • (你有什麼看法？)這項技巧的關鍵不是在控訴，而是在告知，透過目標對象的回應來判斷他是否有所隱瞞。然後，再從他提供的新訊息來探究他的思維模式。(23)簡單來說，真正犯錯的一方面對指責時，通常會先採防禦姿態，而無辜的一方，則較不會在乎受到冒犯。(24)
  • (躲避或承認)此技巧是利用你確定知道，與對方有關的一件事情，然後依此推斷另一件事的真實性。當他試圖隱瞞或否認你所知道的事實，那麼你就可以知道，背後勢必有隱情。(25-6)
  • 恐懼
  • 你會怎麼做？

第二章 大拇指朝上或朝下：他到底喜不喜歡這件事呢？
當你不確定對方是否對某人或某事有好感的時候，不管對方說什麼，這些策略都可以幫助你知道他真正的想法。
  • 技巧一：鬼影現象
    • 訊號一：第一個表情
    • 訊號二：無意識反應：代名詞的使用，有時可以有趣地反映出一個人的真實想法或感覺。...一般人只有在涉及較親密的心理層面時，才會使用「我們」這個代名詞。(39)
      • （情境二）當你問你的老闆，她對你的想構想有什麼看法時，若她的回應是：「我喜歡」，那麼這很可能就是她真正的想法；倘若她的回答是：「這不錯」或「你做得很好」，未以第一人稱表示想法，那麼她對自己所說的話，可能就不是百分之百地認同了。(40)
  • 技巧二：世界就是倒影
  • 技巧三：語言
  • 技巧四：正面信號

第三章 她是信心滿滿，還是強裝鎮定？
想要知道你對面的牌家是否真的握有一手「葫蘆」嗎？你底下的高階主管對於不加薪就要離職一事到底是不是玩真的？下一次當你在進行訊問、談判或玩牌時，你可以利用這些技巧來判別對方對於自己的勝算是否有信心，還是只是在虛張聲勢而已。
  • （自信與自負）自信是指，一個人在特定領域或情況下對自身能力的感受；而自負是指，一個人「喜愛」自己，認為自己值得接受生命中美好事物的程度。(50)
  • （判別對方有無自信）只要觀察對方，看他是否將焦點放在自己和所做的事情之上，就可以知道答案了。(57)
  • 缺乏自信會使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升高，所以不只他的行為舉止會僵化，同時也會依照自己期望的形象來依樣盡葫蘆。(57)
  • 虛張聲勢。多餘的動作。(62)

第四章 事情進展如何？真是如此嗎？
想知道你同事參與的會議進展如何嗎？新鄰居的女友是他穩定交往的對象，還是他快要被甩了？你的部屬是否真的對你做的新安排感到滿意？透過這些技巧你就能知道對方的真實感受，不論他們的嘴巴有多緊。
  • 得寸進尺的技巧。當我們往特定方向一步步走時，我們會試著維持某種一致性，因而會有接受更大請求的意願。(70)`
  • 有以下跡象時，我們可以知道對方試圖傳遞給我們的資訊與事實不符：
    • 雙重訊息出現的時機點介於動作和談話之間
    • 頭部的動作會呆板無變化
    • 動作與說話內容不一致
    • 情緒表情出現的時機或持續時間不太對勁。(77)
  • (心情與未來）其實，我們很少能夠藉由一個人的心情來推斷當下的狀況，大多數的時候，它顯示的是與未來的關係。(80)

第五章 推測興趣程度：他是否感興趣？還是只是在浪費你的時間？
你的約會對象是否對你有意思？你的同事是否真心願意幫你忙？或者你的潛在客戶是否對你的產品感興趣？透過這些技巧，你很快就知道答案了。
  • (用好奇心讓對方露出馬腳)利用對方的好奇心使他露出馬腳，是一個絕佳的方法，幾乎適用於所有的狀況，但有個基本前提是：一個人對某事或某人有興趣時，會較那些不感興趣的人想要更多的資訊。(89)
    • 假設你現在想知道，前公司是否仍有意請你回去上班，你可以寄一封沒有內容的電子郵件給前公司的主管。如果對方仍對你有興趣，那麼她就會好奇你原本想要寫的內容，或是你「忘記」寄出的附件，然後回覆你的電子郵件；倘若她不感興趣的話，就會直接忽略這封電子郵件。(89)

第六章 是朋友還是敵人：她到底站哪一邊？
她是支持你，還是想要整你？如果你認為某人表面上好像在幫你忙，實際上卻有可能在搞破壞的話，你可以利用這些技巧快速分辨她到底站在哪一邊。
  • （無私的資訊交換）一個想幫忙的人，通常會希望隻方資訊能夠互通有無，當你們兩個人的資訊對等時，他才能夠真正幫上忙。不過當你發現，他並不在乎你是否掌握全部的資訊，或是否對他有所保留，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全心全意地想幫你，甚至可能只是想扯你後腿。(101)
    • 下次當你想要知道對方到底是站在哪一邊的時候，就可以將錯誤的假設納入對話內容之中，也就是錯誤且不利於你的訊息，看看對方是否糾正你，然後就佑道答案了。(102)
  • （六星檢證，檢證是否為朋友）
    • 興趣程度：看她對你的生活有多感興趣
    • 忠誠度：告訴她一個你們共同朋友的秘密，看看她是否會再回去跟那位朋友說，真正的朋友會重視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
    • 引以為傲：真正的朋友會為你的成就感到驕傲，不會嫉妒你的成功。
    • 誠實：一個真正的朋友，也許會告訴你一些你不想聽的話，如果那些話對你有幫助，她會願意承受你對她的不滿。
    • 尊重：告訴她，你生命中有件美好的事正在發生，但你傾向現在先對她保密，然後看看她是否會催促你。真正的好朋友會尊重你的意識，並給你空間。
    • 犧牲：她是否願意為了某件能讓你開心的事，然後犧牲自己的利益
    • 很重要的一點是，所有的人在一生當中的某些時點，都會沈浸在自我的世界裡，無法真正專注在其他人身上，甚至對於那些我們很關心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因此，不要以單一事件來論斷人，要獲得正確的答案，是需要一段時間的。(107-8)
  • 那些試圖操縱或控制其他人的人，總是為表現出一幅他們想要「幫忙」的樣子。你必須問自己一個問題：「他為什麼要對我那麼好？」(109)
    • 訊息：出現情感小偷。罪惡感、恐懼、自負、好奇、渴望被喜歡、愛。

第七章 情緒側寫：他是否安全可靠、情緒穩定，並且頭腦清楚
片刻的交談加上一點觀察，你就可以知道對方是否具有情緒不穩定和暴力傾向的性格。學會如何觀察他人以及如何詢問問題，不僅能保護自己，也能保護你所愛的人。
  • （自由）隨著慾望去做一切我們想做的事，其實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的真諦是：我們可以不顧一時的感覺和慾望，堅持去做打從心底想做的事。(115)當我們成功地克服慾望的時候，所執行的正是自制力。(116)
  • 當一個人對自我沒有正面評價時，他是無法愛自己的。(118)
  • （不的意義）Gavin Debecker認為，當你以任何形式表達「不」而對方不接受的時候，你就該把這視為潛在的危險了。他認為，當他忽略你說「不」的時候，他想要的是掌握全局，拒絕在權力支配上讓步。當你說「不」的時候，沒有商量的餘地，因為「不」就是「不接受」。要記住，「不」這個字的意義是絕對的，沒有其他退讓的空間。(126)
第二部分
思維藍圖：了解決策過程
除了基本的想法和感受之外，我們還要進一步學習人們的思考方式，如此才能進行剖析，預測對方的行為，甚至比當事人還了解他自己。
第八章 S.N.A.P. 並非以人格類型為基礎
人性是一種可靠且具一致性的指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別人的想法、態度和行為。
第九章 思考判斷的三原色
我們的思考和決策過程大部分都有「預設程式」，閱讀本章就可以知道「程式」的形成和原因，並且藉此進行準確的預測。
  • 思考判斷的三原色與四個次要元素
    • 心理三原色：自負（自我喜歡程度的高低）、自信心或自我價值（在特定情況下，個人發揮能力及影響力的高低）、感興趣的高低（一個判斷他當下極需要處理的事情為何，或者他對當下狀況或對話感興趣的程度）
    • 四個次要元素：付出、正當化（合理化）、信念、情緒

第十章 我們對於自身作為的看法與背後的原因
深入探討人類思維的心理學邏輯以及「自尊」所扮演的角色。

第十一章 自負的六大影響
了解「自負」在決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自負」如何重塑我們眼中的現實。
第十二章 他十分自負，還是只是在偽裝？
在評估一個人的自負程度時，別落入五大常見的陷阱！讓我們來看看一個喜歡自己的人（自負）和一個充滿自我意識的人（自尊）之間的差異。
  • （謙虛不等於自卑）當一個人真正懂得謙虛，就表示他是個很有成就感的人。他能夠很瀟　灑地去做他認為「正確」的事情，不是為了讓別人覺得他很厲害才去做，也不總是挑簡單的途徑去完成每一件事情。(174)
第十三章 如何判斷一個人的自負程度
學習可以輕鬆快速辨別他人自負程度的傻瓜評估法。
第十四章 三種類型剖析
依據這三大類型特質，推測他人對自己和自己生活的看法。
第十五章 剖析的藝術與科學：真實案例
你對人性本質有了新的了解，現在，就從真實案例來看看如何運用這些新發現，並且進一步精進你的技巧。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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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9日星期二

[摘要]《 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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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為摘要

鄒川雄、蘇峰山編  (20110719摘要)

(葉啟政) 全球化趨勢下學術研究「本土化」的戲目，頁1-25
  1. 就概念（與命題）使用的角度來看，「本土化」首要功課是，在參照（且不可能完全捨棄）本土傳統性所留存的文化滋滯效應的前提下，對來自西方的諸多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與基本命題進行具「歷史－文化質性」的反思，以分辨其用來理解和解釋本地社會與人們之行為時的「適用」性。一樣的，這樣的分辨工夫也應當同時施用於檢討來自本土傳統概念與命題，以重新判定其運用於本土現代的「適用」性。(19)
    1. 有一個基本工夫是必須做到的，即我們需要對概念與命題所承載的文化殊性的高低(或強弱)有所區分。簡單說，我們所使用的概念或命題本身內涵的文化質性承載著不同程度的歷史殊性，需要加以區辨，否則，會產生嚴重的誤識與誤用，而有了「適用」性的問題。(19)（巿民社會：高；社會化或增強，低）
    2. (適用)此處所謂的「適用」性意涵的，基本上，不單純是契合與否的問題，而是涉及對人類之未來社會處境是否有著足以引發具啟發性之「歷史－文化質性」的意義認定問題。(19)（可以看出葉老師是採取「批判」視角，以未來的可能性作為依歸）
    3. 在「本土化」的過程中，就經驗實徵的角度來說，當我們對概念與命題本身以及其承載的文化殊性進行分辨判定的工夫時，依據的基本參照點既不是過去的本土，也不是西方的過去或現代，而是內涵在「本土現代」中已呈顯出文化「混合」特質的「現在性」。無疑的，對概念與命題本身以及其承載的文化殊性從事具時間序列意義的考古學或系譜學的考察，固然確實有助於我們掌握特定概念與命題的基本意涵，但是，到頭來必須緊貼這個在經驗面向上可徵的「現在性」來進行理解與剖析，才可以說是整個「本土化」過程不可更易的基軸。（參考余德慧2002, 余德慧等人2007提出的「文化間際深度的交互參引滲透」觀點）。(20)
  2. 經驗可徵的「現在性」確立了本土文化的獨立性。...特別對邊陲社會來說，這樣的文化「現在性」的呈顯，基本上乃反映著「外來現代」與「本土傳統」兩種文化基素以某種特定方式糾結混合的成形體現。(20)→必須要從哲學人類學層次追本溯源釐清問題。
  3. 透過「本土化」的努力嘗試，來自非西方邊陲社會（特別其文化傳統）的「另類」感知模式，確實可以用來做為檢討內涵在西方現代性裡的「歷史－文化質性」（如「理性」所衍生的矛盾兩難困境），以及其可能潛涵的文化「症候」基軸，並藉此迴轉出有效的「治療」方案。(22)
  4. （留白）「留白」是被遺漏而不曾被說過、或不可說、或甚至是完全闕如的部分。基本上，它並不自在地存在於原有的形式之中，而是人們從既有原已充塞擠滿的「整體」中以「創造」翻轉的方式釋放出來的另類「非凡而例外」部分，乃是人們對既有的「整體」的理想圖像進行創造性轉化的摩盪攻錯工夫而體現的一種同時兼具破壞性與建設性的「發現」。(23)
(黃厚銘)　進步的意義：從Velazquez與Picasso談起，頁139-163
  • 從Bourdieu的觀點來看，正視自己的限制才可以讓我們擺脫限制，但限制不是可以一了百了、一次解決的事情，因此面對自身的限制就成為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也因為如此，正視自身的限制，是要讓我們不那麼自以為是、堅持己見，也因此會更尊重差異。但在此同時，尊重差異卻也能讓我們正視自身的限制，而能夠在朝向科學客觀的道路上，離目標更接近些。由此可見，不那麼自以為是所蘊含的尊重差異態度未必等同於相對主義、虛無，而也可能讓我們更加接近所謂的科學客觀（如果真的存在著所謂的科學客觀的話）(143)
  • 社會學理論是社會學的自我反省，而不只是針對社會現象提供解釋、分析的觀點與分析架構而已。(158)

(林錚)　韋伯的佛教觀與歐洲中心主義，頁187-206
  • 在對異文明的研究上，一般說來，如果研究是西方學者，其研究成果往往有落入族群中心主義的危險；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東方學者研究自身文明便客觀許多，反而產生了本位本位主義的疑慮、抑或以西方概念硬套在東方現實的批評。此及理論本土化反省的大方向所在。...（譬如說）韋伯把中國佛教與其印度根源分開來。在他目艮中，為了成功地存活下來，力求適應強烈陌生環境的中國佛教，一點也不是原始佛教的法定繼承者。(187)

(鄭祖邦、謝昇佑)　葉啟政主義與台灣社會理論的本土化，頁289-312
  • 本文展開了兩個面向的工作，一方面希望梳理葉啟政教授對學術本土化的主張，試圖從台灣各種不同的本土化路線中，來釐清葉教授開闢社會理論本土化的企圖及其背後的學術價值設定藍圖。其次，則是從學術實踐的面向，來說明葉啟政教授的本土化不僅是一個學術爭辯的議題，更是涉及到本土學術社群自主性建立的課題。(291)
(湯志傑) 本土觀念史研究芻議：從歷史語意與社會結構摸索、建構本土理論的提議，頁313-366
  • 「歷史化」正是可以幫助我們跳出「本質論」陷阱的一條可能出路。(318)
  • 藉助繞道異己指涉，幫助脫離自我指涉（套套邏輯）的弔詭。(320)
  • 我不認為「外來的」（社會學）理論一定不能用，同時我也不認為從貼近「固有」觀察方式來做研究就必定不能被算做是社會學。如果我們承繼的是社會學草創之時的精神，以社會學指研究作為整體的「社會」的學問的話，那麼對任何發生在社會（溝通）之中的事物進行研究就都可以是社會學。(320)
  • 二階觀察不在直接觀察作為對象的「物」，觀察「什麼」(what)，而在觀察觀察者「如何」(how)觀察，重點在於看出觀察者使用了什麼區分，以及更重要的，怎麼使用這些區分。相應地，透過二階觀察，我們所能了解的是觀察者，而不是觀察者所觀察的對象。(321)
  • 區別詞彙（或用語）與概念（或觀念）。(324)→避免望文生義之謬誤。
  • 如果我們的目標與理想在蓋一棟本土理論的大廈，那恐怕就得重頭好好燒煉自己的一磚一瓦開始，而不能貪圖方便地全盤接收既有的社會學概念。(336)
(楊弘任)  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本土化的一種進路。頁367-380
  • 研究現象的本土化、研究概念的本土化、研究典範的本土化
(葉啟政) 後跋，頁479-484
  • (對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反思)在這樣的「反思」當中，所謂的「本土化」順勢地成為我多年來相信而矜持的一種學術主張(不諱言的，這是一種學術上的「政治」信念，因為它必然涉及權力的問題)。(480)
  • 面對著以西方理論文化基素為主調的「全球化」文明已漸形成的歷史格局，此一「本土化」的取徑尚有一個更為重要的任務：針對西方主流思考（知識）體系的歷史「留白」，提出一種對人類整體未來文明發展具有前瞻啟發性的另類思維與感知模式。(481)
  • 我認為，回到西方的知識體系裡來檢討理論論述，正是走出西方知識羅網的必要先前步驟，這更是推動「本土化」絕對必要的功夫。(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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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2日星期二

[摘要] 健康社會學導讀

總評：本書是很好的英國健康社會學的教科書。在編排方式上也很親切，另外概念解釋也寫的很清楚。每一章最後附有進一步閱讀文獻。就格式上來說，是非常適合初學者閱讀與依其指示進一步閱讀相關文獻。推薦給健康社會學的初學者們。

書 名:健康社會學導讀
作 者：ANNE-MARIE BARRY；CHRIS YUILL
譯 者：郭寶運、黃俊榮
裝訂/頁數： 平裝 / 339頁
出版社：韋伯文化
出版日：2009/09/01

謝詞
緒論
第一部分 理論、觀點與概念
第一章 社會學理論：解釋與理論化

  1. 社會學：一種調查與解釋的方法
  2. 社會學理論簡介

第二章 健康與醫學的概念
  1. 現代醫學的發展：科學、理性與啟蒙時代的遺產
    • 愛丁堡醫學院的掘墓人。→啟蒙時代鞏固了與醫學有關之具體研究方法（亦即科學方法）的發展。科學思維之所以佔有優勢地位，據稱是因為證據與理論並非衍生於信仰，而是衍生於觀察，並且在實驗過程中獲得確認。透過這種方法取得的證據被認為是公正的、理性的(rational)，且純粹地描述這個自然世界。←參見替代療法相關討論。(26)
  2. 身體、健康與疾病的醫療觀點
    • 本節作者引用了Sarah Nettleton, Lupton 還有Bryan Turner，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英國式的醫療社會學的討論。讀起來也相對較為理論一些。(27-8)
  3. 「醫療典範」：醫療知識的社會建構
  4. 傅柯與臨床凝視
推薦書籍：Foucault (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 Lupton, D. (2003) "Medicine as Culture"

第三章 醫療權力與知識
  1. 「醫療自主」：醫師懂得最多
    • Ivan Illich(1993)提出「醫源病」(iatrogenesis)的概念，字面上是指由醫師所造成的傷害。以最基本的意義來看，這個詞是指醫療介入所引發的有害後果。此外，伊利奇利用這個概念讓我們注意我們的文化對於醫學與醫療從業者的依賴，因此我們並不為疾病尋找其他的解釋或療法。(38)
  2. 公共衛生：日常生活的道德觀
    • 「公共衛生」是指那些由一般大眾所共有的健康與疾病領域，被視為能夠接受預防醫療的介入。...公共衛生政策衍生四個重點：第一，高風險類別涵蓋了大多數人。...第二，公共衛生已顯露出其與個人身體的制約與控制有關。...第三，在個人的控制與制約之上，存在著社會身體的制約。...最後一個重點，公共衛生政策的分析衍生了一種何謂病態(生病)以及何謂正常健康與正常行為的意識。後者通常是以數據上的平均做為理解的依據。(42)
    • (關於常態與病態的討論，可參考Seale, C. (1998) 'Normal/Pathological' in C. Jenks (eds)，他認為談常態，必然得由涂爾幹入手，接著談社會整合的問題，以及最後談權力問題。相關的概念有normal, pathological, menbership, social construction, stigma, deviance, surveillance. http://www.google.com/books?hl=zh-TW&lr=&id=DEExO1mBv1EC&oi=fnd&pg=PR7&ots=fzu75Z2zoW&sig=yBZ5mwLos8oxNLZIwy9wLc7LLqs#v=onepage&q=normal%2Fpathological&f=false )
  3. 現代「掘墓人」：醫療專業的不衰權力
    • 對生與死議題進行相關討論，討論了生殖技術，誰來診斷死亡（界定死亡）以及植物人之生死與利益關係人及其利益的討論。可以供教學參考。(47-52)
建議閱讀：
Petersen, A. and Lupton, D. (2000) The new Public Health: Discourses, Knowledges, strategies.


第四章 挑戰醫療霸權
  1. 「生命的奇蹟」：生殖的醫療殖民化
    • 這節的討論主要針對女性的生殖進行討論，不只談到醫療化的問題，也談到女性身體作為商品的相關議題。
  2. 挑戰生物醫學模式的霸權：替代療法

第五章 證據與研究：社會學研究法的導覽
  1. 社會學作為科學
  2. 研究的進行
  3. 量化方法與質化方法
  4. 倫理

第二部分 關鍵主題
第六章 階級與健康
  1. 何謂階級
  2. 健康不平等
    • [安：本節用圖示法說明了健康不平等在階級上的表現。階級越死，死亡率越高。作者討論這也許跟生存環境有關。我在想，這也許也跟社會整合程度有關，社會整合程度佳者，自我感覺良好，社經條件較佳，也能夠活命較久。]
  3. 社會不平等
    • 在貧窮的體驗一小節，提到一個有趣的討論，如下：「杜布森(Barbara Dobson)等人研究了四十八個家庭(其中有一半是只剩母親的單親家庭），此項研究調查了這些家庭的食品購買模式以及對飲食的態度(Dobson et al. 1994)。杜布森等人發現了一種生活模式，此生活模式中的食品與飲食皆己喪失其愉悅的社會面與文化面(比如說食物有其樂趣，或可與親朋好友分享)，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嚴格的紀律與常態的經濟限制。購物時，任何嘗試新產品或有趣產品的想法都被擺到一邊，剩下的選擇僅限於便宜的品牌、僅限於那些由母親判斷孩子們可能會吃的食品。這最後一點相當重要，可說明為何某些人會吃那些可能在其他情況下被視為「垃圾」的食物。這類母親會購買炸馬鈴薯片或巧克力，就是因為不想浪費錢來買小孩可能不想吃的食物。我們在這裡看到了一個例子，一個非理性情境之中的理性選擇。我們也必須注意，許多家庭都擁有健康飲食的意識，但他們對接受的資訊感到懷疑，或者對實行健康飲食計劃所需的金錢感到卻步。」(113) 原書資訊：Dobson, B., Beardsworth, A., Keil, T. and Walker, R. (1994)Diet, Choice and Poverty: Social, Cultural and Nutritional Aspects of Food Consumption Among Low-income Families. London: Family Policy Studies Centre.
  4. 解釋階級與健康的不平等
    • （心理社會觀點：強調不平等社會之中的生活壓力）
    • 威金森(Wilkinson, 1996)表示，收入差距的縮小、貧窮現象的減少以及社會團結觀念的產生，比較可能是是平均壽命獲得延長的原因。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個例子，生活在較平等社會之中的人（並且在身分認同與意志上擁有共識），會比較健康。　社會凝聚力暗示了一種身處在社會或社會團體之中的歸屬感；這通常會表現在對於他人的協助上，並且將重點放在團體上，而非個人。就是這種歸屬感幫助人們變得更加健康。(118)
    • 奧克莉與拉揚(Oakley and Rajan, 1991)研究了社會階級、社會支持與年輕孕婦之間的關係。他們的發現因為兩個原因變得有趣。第一，他們表示，傳統認為社群與社會凝聚力乃勞工級專屬現象的觀象其實有誤。擁有支持性之社會接觸網絡的，主要是中產階級女性。而這導致他們的第二項發現：女性若能與他人建立出一段支援關係，便能夠生出較重、較健康的嬰兒。我們再次看到，特定形式的社會接觸確實可用來取得較佳的健康狀態。(119)
    • （新唯物論觀點：強調資源的分配不均）→回應心理社會觀點，提出四項異議
      • 不平等現象的結構因素在心理－社會闡釋中的角色不夠充分。不平等現象之所以存在的真正起因，並未獲得處理或解釋，似乎暗示這些起因較不重要。
      • 將結構緊密的社群視為好事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格外小心：社會連結有時候也可能成為壓力的來源，或因此對他者或少數團體產生排斥感。
      • 若只是將焦點放在社群層次的社會凝聚力，並無法說明較大型的社會機構與結構(例如政府或經濟)如果影響各種可促成或阻礙社會凝聚力的條件。
      • 再一次，若只是將焦點放在社會凝聚力，整體的政治脈絡就會遭到忽略。雖然並非心理－社會觀點支持者的本意，但這可能導致人們開始怪罪受害者，使得政府將健康不良的原因歸咎為社群的社會凝聚力不足。(121)
      • 延伸閱讀：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1(7)(2000)主題為階級與健康的不平等，可參考。

第七章 族群、「種族」與健康
  1. 人口統計資料
  2. 「種族」、種族歧視與族群：定義、辯論與議題
  3. 族群、健康與社會
    • [我認為結論很好地摘要了本文的重點，這章我讀起來比較沒有什麼感覺。但必須要注意打破刻板印象的誤解，譬如「中國」，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台灣人」？這些都是需要在瞭解以後，然後根據目的，以精確而不歧視的方式來加以定義與討論的。]
第八章 性別與健康
  1. 在當代社學中思考性別
    • [應該注意到陽剛特質與陰性特質的相互形塑與定義的特質。](160)
  2. 瞭解性別與健康－處於重大轉折？
    • 一些參考書目：
    • Annandale, H. and Hunt. K (eds) (2000) Gender Inequalities in Health.
    • Courtenay, W. H. (2000)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men's well-being: a theory of gender and health.'
    • Green, S. E. (2006) 'We're tired, not sad': benefits and burdens of mothering a child with a disability.
    • O'Brien, R. Hunt, K. and Hart, G. (2005) It's caveman stuff, but that is to a certain extent how guys still operate.
    • Watson, J. (2000) Male Bodies: Health, Culture and Identity.
    • Williams, C. (2000) Doing health, doing gender: teenagers, diabetes and asthma.
    • White, R. (2002)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men's health.
    • Williams, S. J. (2003) Medicine and the Body. Chap 2.

第九章 精神的健康
  1. 心理疾病的原因為何？
    • (對於心理健康和疾病的批判實在論)Pilgirm and Rogers(1994)考慮到若要充分瞭解世界苦難與悲劇的成果，就必須意識到人類生命的一個複雜性：即人類同時是有機生物性及社會性的個體。此觀點讓我們看見身為人類的重要性，以及人類完全不能被化約的事實。(177) Pilgrim, D. and Rogers, A. (1994)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 soci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sychiatry', sociology, 28(2):521-38
  2. 心理健康與疾病的態度和建構
    • 本節討論了污名化相關的理論，也回顧了Goffman的討論。(178-183)
  3. 心理健康與疾病的模式
  4. 種族與心理健康
  5. 性別與心理健康
  6. 關注憂鬱症
  7. 自殺
    • 自殺的三種觀點：Durkheim 《自殺論》。詮釋社會學家J. D. Douglas, 1967。Taylor, 1989,1990的自殺理論。
    • J. D. Douglas, 1967, The social meaning of Suicide.
    • Taylor, S. (1989) Suicide. ;(1990) Beyond Durkheim: sociology and suicide, Social Studuies review, 6(2):70-4.
  8. 延伸閱讀
    1. Busfield, J. (ed.) 2001,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2. Goffman, E. 污名
    3. Philo, G. (ed.) (1996) Media and Mental Distress.
    4. Philgrim, D.(2005) Key concepts in Mental health.
    5. Philgrim, D. and Rogers, A. (2005) A 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and Illness.
    6. Prior, L. (1993)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ntal illness.
    7. 期刊文章：Prigrim, D. and Bentall, R. (1999) 'The medicalisation of misery: a critical realist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depression.'
    8. 網站：http:/www.mind.org.tw
    9. Muntaner, C., Eaton, w. W. and Diala, C. C. (2000) Social inequalities in mental health: a review of concepts and underlying assumptions.
第十章 身體社會學：慢性病與殘障

  1. 身體研究的關鍵議題
  2. 文明身體：被控制的身體與「乾淨的」身體
  3. 雕塑過的身體：創造完美
    • [身體作為文化形象的象徵，肥胖與不道德或個人失敗連結] (210-1)
  4. 「失敗的」身體：健康不佳或生病
    • 「個人傳記的斷裂」(Biographical disruption)：一開始面臨慢性病時，自我認同所產生的不穩定、質疑與重組的現象。(214)
    • 對於biographical disruption的回顧，見Williams (2000) Chronic illness as biographical disruption or biographical disruption as chronic illness? Reflections on a core comcept.提出了平衡的意見，認為慢性病不該只被視為一種斷裂，其應該視為一種連續。(217)
    • 治療的過程：醫病關係。病人的情感性面向 Robison, 1998 醫療旋轉木馬；Wiles et al., 2004，復健師與病人之間的照護關係與情感。
    • 工具面向。醫用關係。Pound et al., 2005 ; Lutfey, 2005:421.
  5. 傷殘人士與殘障
    • 失能的醫學模型V.S.失能的社會模型
參考資料：
Barnes, C. and Mercer, G. (2003) Disability
Bordo, S. (1990) Reading the slender body, in M. Jacobs, E. F. Keller and S. Shuttleworth (eds) Body/Politics: Women and the discourse of Science.
Bury, M. (1997) Health and Illness in a changing society.
Hawkes, G. (1996) A sociology of sex and sexuality.
Hockey, J. and James, A. (2007) Embodying Health Identities.
Shilling, C. (2003)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2007) Embodying SOciology: Retrospect, Progress and Prospects.
Williams, S. J., Bendelow, G. and Birke, L. (2003) Debating Biology: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 on Health, Medicine, and Society.
期刊文章
Bury, M. (2001) Illness narratives: fact or fiction?
Pound, P. Gompertz, P. and Ebrahim, S. (1998) Illness in the context of older age: the case of strroke.
Frank. A. W. (1997) Illness as moral occasion: restoring agnecy to ill people.
Williams, S. J. (2003) Medicine and the Body

第十一章 健康、年齡與生活過程
  1. 社會中的老化：一般觀點
    • 年齡歧視。
  2. 身體與老化
    • 衣著的年齡等級：老人穿得太光鮮亮麗會讓人覺得奇怪。(233)
    • 老化不等於疾病。(234)
  3. 老化的社會學理論
    • 撤離理論：老年人放棄其在社會上的角色，以使其走到人生盡頭時，對社會造成的斷裂影響能降到最低。(逐漸步入死亡的觀點)
    • 依賴理論：年長者之生活會因為貧窮、無法取得社會和文化資源而受到限制。
    • 第三時期理論：老年也可以是「黃金時期」，因為年老後就不須再投入家庭與工作，而有了自由的時間，加上消費主義社會，使其得以經歷到更充實豐富的生活。(234) [第一時期：依賴父母；第二時期，自給自足，但有社會責任；第三時期，黃金時期；第四時期，又老又病。]
  4. 健康與生命歷程
    • （從生命週期到生命歷程）生命週期：從自然科學所借用而來的概念，指涉的是人類生命中一系列的明確階段。（但此想法認為人無差異，但當代社會中，生命的樣態越來越複雜、易變且片斷化。因此轉向「生命歷程」(life course)：現代社會中愈來愈流動與零碎化的現象，此現象也反映出在生命某階段應該做某事的舊式確定性變得愈來愈不穩定。(237)將生命視為歷程(course)，個人在歷程中有選擇權，這種觀點比將生命視為個人幾無掌控權的週期(cycle)更易於理解。(238)
    • （個人時間與歷史時間）個人時間是指在個人生命中的事件，例如談戀愛、旅行或大學時所做的事。歷史時間指的是在歷史中造成特定階段的事件或社會態度，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一九六０年代對性的態度轉變。[使用這兩個概念來分析老人，有三個好處：]1.重視差異性2.瞭解群體效果(cohort effect)如何形塑健康信念和對疾病的態度；3.個人時間和歷史時間的經驗會「紀錄」在身體上，在年長時以健康良好或健康不佳的方式呈現出來。(238-9)
    • 失智症與社會死亡(social death)
  5. 進一步參考文獻：書籍 Gilleard, C. and Higgs, P. (2005) Contexts of Ageing: Class, Cohort and Community; Hepworth, M. (2000) Stories of Ageing (Rethinking Ageing); Hockey, J. and James, A. (2003) Social Identities across the Lifecourse.　期刊：Tulle, E. and Mooney, E. (2002) 'Moving to "age-appropriate" housing:government and self in later life' ; Bond, J., Peace, S.M., Dittmaann-kohli, F. and Westerhoff, G. (2007) Ageing in Society: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Gerontology.

第三部分 脈絡
第十二章 照顧的場所
  1. 機構
  2. 政策之轉變：從機構轉移到社區
    • 相關的電影＜惡魔島＞(Papillon, 1973)；＜刺激1995＞(The Shawshank Redemption)，＜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3. 社區
    • 機構造成的醫源性後果(iatrogenic effect)(259)
    • 從機構照護，轉移到社區照護的可能問題與討論。(260-4)
  4. 照護與照護者
    • 討論了照護、家、家庭、身體觸碰之間關係。(266-270)
  5. 建議讀物：Goffman, E. (1975)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Prior, L. (1993)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ntal Illnes.; Twigg, J. (2006) The Body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期刊 Angus, J., Kontos, P., Dyck, I., Mckeever, P. and Poland, B. (2005) 'the personal significance o home: habitus and experience of receiving long-term care' ; Little, M., Paul, K., Jordens, C.F.C. and Sayers, E-J. (2000) 'Vulnerability in the narratives of patients and their carers:studies of colorectal caner'
第十三章 健康照顧的脈絡
  1. 社區照護
  2. 健康照護和健康照護政策的概念

名詞解釋
參考書目


第三章進階參考書目：
生與死：

(1)

The Technological Regulation of Death: With Reference to the Technological Regulation of Birth

Abstract

The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 of birth is well documented (see, for example, Arms 1975; Oakley 1980; Arney 1982; Arney and Neil 1982; Rothman 1982; DeVries 1985). Following DeVries (1981) in juxtaposing the analysis of birth alongside death, this article draws a parallel between the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 of birth and the technological regulation of death in Intensive Care. The analysis builds on the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social organisation of death (Sudnow 1967; Glaser and Strauss 1965, 1968). It considers the strategic practice of withdrawing technological support from the dying patient in stages, in order to `mimic' the more gradual decline of `natural' death. This is associated with two ends: it allows time for the emotional adaptation of the patient's relatives and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to the patient's imminent death; and it also allows death to be presented as a less dramatic disjuncture. If death appeared too abrupt or professionally induced this might become the subject of disputation or litigation. Stress is laid on the role of technology as a means of facilitating a greater surveillance and scheduling of death and allowing greater control over the process of dying. It illustrates the use of high-technology medicine as part of a (technological) rite of passage.

(2)Negotiating natural death in intensive care

Jane Elizabeth SeymourCorresponding Author Contact Information, E-mail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Sheffield Palliative Care Studies Group,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Trent Palliative Care Centre, Little Common Lane, Abbey Lane, Sheffield S11 9NE, UK


Abstract

Recent empirical evidence of barriers to palliative care in acute hospital settings shows that dying patients may receive invasive medical treatments immediately before death, in spite of evidence of their poor prognosis being available to clinicians. The difficulties of ascertaining treatment preferences, predicting the trajectory of dying in critically ill people, and assessing the degree to which further interventions are futile are well documented. Further, enduring ethical complexities attending end of life care mean that the process of withdrawing or withholding medical care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problems for clinical staff. Specific difficulties attend the legitimation of treatment withdrawal, the perceived differences between ‘killing’ and ‘letting die’ and the cultural constraints which attend the orchestration of ‘natural’ death in situations where human agency is often required before death can follow dying.

This paper draws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to examine the way in which these problems are resolved during medical work within intensive care. Building on insights from the literature, an 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case study data is presented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negotiation of natural death in intensive care hinges upon four strategies. These, which form a framework with which to interpret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physicians during end of life decision-making in intensive care,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dying-informed by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s and monitoring equipment — over and above ‘bodily’ dying informed by clinical experience. Secondly, the alignment of the trajectories of technical and bodily dying to ensure that the events of non-treatment have no perceived causative link to death. Thirdly, the balancing of medical action with non-action, allowing a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death to the patient’s body; and lastly, the incorporation of patient’s companions and nursing staff into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uthor Keywords: Intensive care; End of life decisions; Technology; Natural death

Soc Sci Med. 1999 Sep;49(5):691-704.


(3) Revisiting medicalisation and 'natural' death.

Sourc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Department of Palliative Medicine, Royal Hallamshire Hospital, UK. j.e.seymour@sheffield.ac.uk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onceptualisation of natural death in social science and health care literature may be seen as elision of potentially paradoxical ideas in which the process of dying, as opposed to the moment of death, is a key determinant of the manner in which death is regarded. In the predominant rhetoric, medical-technological intervention during dying is emblematic of inhumane and unnatural death. Highly technological clinical settings, where med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dying is so clearly visible, are held up as extreme examples of the metamorphosis of death from 'natural' into 'unnatural' even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ification of 'natural' death within these writings, focusing on the taken for granted polarisation of technology and 'natural' death with which they are underpinned. The paper then turns to an assessment of the validity of this reification by examining some ethnographic case study data concern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lose companions of three people who died, or came near to death, within intensive care: arguably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death is at its most highly medicalised. The data, which are drawn from a wider ethnography of death and dying in two general adult intensive care units, suggest that it is perceptions of the meaning of technology, rather than its simple minimisation or absence, which determine representations of death within highly technological settings. These perceptions in their turn depend crucially on the circumstances with which dying is attended. In this study the 'natural' process of death was preserved for the companions of dying people when medical technology delivered the outcomes they expected, appeared to be amenable to human manipulation and intention, was accessible to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seemed to 'fit' with the wider context of the dying person's life. The paper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it is within the phenomenology of suffering associated with the critical illness or death of a close companion that some insights may be gleane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experience,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natural' death, and the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with which medical technology is surrounded.

第四章相關文獻
替代醫療(針灸與標準化醫療的比較，以訪談作為方法）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Vol. 29 No. 3 2007 ISSN 0141–9889, pp. 412–429
doi: 10.1111/j.1467-9566.2007.00494.x
Sue Jackson and Graham Scambler TrOriginal Article 429May 2007 ©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Editorial Board 2007 0141-9889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SHIL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aditional acupuncturists and perception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Perception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traditional acupuncturists in the UK and resistance to biomedical modes of evaluation
Sue Jackson and Graham Scambler
Centre for Behavio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in Medicine, UCL, London
http://www.brown.uk.com/teaching/HEST5001/jackson.pdf
Abstract
Acupuncture and other types of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 are prov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the UK. As attempts to incorporate acupuncture into allopathic medicine have grown in number, the issue of assessing its effectiveness in way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has become more urgent. The nature, relevance and applicability of such assessments remain controversial however. This paper report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acupuncturists’ own perceptions of evidence and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relation to their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The material is presented in two main sections: explaining how acupuncture works, and resisting evidence-based
medicine. The interviews reveal a great deal of scepticism and ambivalence and a deep questioning of the salience of conventional (biomedical) modes of evaluation of interventions.
Keywords: acupuncture, evidence, evidence-based practice, co-optation, paradigmatic rivalry

(2)The Rise of Alternative Health Care: A Sociological Account
Author: McQuaide, Michael M
Source: Social Theory & Health, Volume 3, Number 4, November 2005 , pp. 286-301(16)
Publisher: Palgrave Macmillan

Abstract:

This qualitative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stellation of sociological conditions that are conducive to the rise of alternative medical care. By all accounts, persons in the West are utilizing alternative forms of health care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ast half century. Factors accounting for this increase are identified, illustrated and explained. The postmodern culture and its emphasis on relativism and pluralism allow for greater plausibility concerning claims made for alternative care. High levels of discretionary income make out-of-pocket purchases possible. Chan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and an emerging skepticism about conventional medicine's curative power contribute to the expansion of alternative care. The increased privatization of purpose and the corresponding decline of civic culture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rise of alternative care as well. Abandoning the socially shared political arena allows for the substitution of individual efforts at self-improvement and alternative forms of health care. The perceived features of alternative medical care are critically examined as a factor driving the popularity of these therapies. Finally, concluding remarks focus on the near-term future of alternative health care.Social Theory & Health (2005) 3, 286–301. doi:10.1057/palgrave.sth.8700061

(3) Images of nature in relation to mood modifying medicines: a user perspective

  1. Fiona Stevenson
  1. Royal Free and University College Medical School, London, UKf.stevenson@pcps.ucl.ac.uk
http://hea.sagepub.com/content/8/2/241.abstract
這篇文章討論了情志草藥的作用，與對「自然」的意向一起討論，看起來是篇有趣的文章。

Abstract


Appeals to nature are common, however the term is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or even oppositional meaning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way nature is evoked and references are made to chemicals in relation to both prescribed and herbal mood modifying medicines. Data are drawn from 23 interviews with people who were taking, had been offered or had taken, either or both prescribed and herbal mood modifying medicines. Fifteen of the 23 respondents used the ideas of natural and chemical when discussing their medicine taking decisions. Rather than a dichotomy between prescribed and herbal remedies in relation to the ideas of natural and chemical, the notion of translations, and ideas concerning risk, are suggested as more appropriate for understanding how different treatments are assessed.


第十章　身體社會學：慢性病與殘障
Chronic illness as biographical disruption or biographical disruption as chronic illness? Reflections on a core comcept.
  1. Simon Williams
  1.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1467-9566.00191/pdf

  1.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Volume 22, Issue 1, pages 40–67, January 2000

    Keywords:

    • biographical disruption;
    • chronic illness;
    • narrative;
    • body;
    • emotions;
    • life-course;
    • life-events

    Taking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Bury’s (1982) concept of chronic illness as biographical disrup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its fortunes since that time. Having ‘rescued’ the concept from recent postmodern and disability critiques, the paper provides a series of further reflections on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cluding the notion of ‘normal illness’; the importance of timing and context;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inuity as well as loss; and the role of biographical disruption itself in the aetiology of illness. This, in turn, provides the basis for a broader set of reflections o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biographically embodied self in conditions of late modernity: a situation of chronic reflexivity in which our bodies/selves are continually problematised if not pathologised. The paper concludes, given this ‘balance sheet’, with a discussion of some potentially fruitful lines of future research, including links with the life-events and inequalities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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