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兩個女人之間
聲音與應和──語言並不私人,單純的聲音亦可以是陪伴,想想radio。
致謝
經驗亦非私人、傾聽沒有被說出來的(36)
前言
l 「發不出聲音」意味著什麼?意象(渡鴉在此)意味著什麼?
l 生命外於自身,意味著什麼?死去仍陪伴著。(41)
l 照顧作為倫理,你是誰,誰照顧著誰之介入(而非暱名介入)
l 後殖民並非結束(自殺防治為例)
l 在岸邊,想聽到她的故事結局(期盼、盼望)(44)
l 用「另一種方式聽」(48)
l 擱置「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價值」(51)
意象作為研究方法
把世界拉進去、謎、記憶、克服痛苦、自我滿足、超越闡述、保留畫面、迷住我們、作為收集者的人類學者,不同時空事件的對話、死活相依的政治可能性、承認他者的在場(歌可以是召喚出「自身之外」的生命的方法)、渴望與他們共同生活、要求他人「活下來」的殘酷、他者的死亡會不會反而使得生命得以存在?(60-61)、被放在心上也是一種活著(參考韓劇《夢境》)
第一章 事實與意象
辨識因紐特人/
因紐特人作為統計數據
l 作為狗牌的身份牌號碼:序列性、可替代、動物性之間糾葛
震驚及必然性
l 官員:要成為加拿大人就要變健康)
事實和存在
l 受傷或死去的身體,如何變成「事實」,使人安穩且覺得平靜(77)
l 死去的愛斯基模人等於官僚體制的失敗
l
事實能徹底回答問題嗎?
繞過情感而行
l 事實作為暴力;但從交感巫術的立場看,他還希望感受她的痕跡
意象的抓力
l 生命力的指向性,既死了,也還活著。(Ex童年意象之力量)
夢、意向與個體的獨特存在(賓斯萬格與傅柯的著作)
情感抓力正是意象、夢或某種思考方式得以存在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們有必要取消做夢和被某個意象迷住的差異。(95)(按韓劇《夢境》乃意象相連之好例子)
第二章 配合
庫維亞那圖克的來信
l 患者的責任;強迫分離;不再會說因紐特語的男孩
璀璨北極光
像樣的留言
檔案中的聲音
l 他們聽到淚流滿面,會覺得那人還活著;留言中的急切難以翻譯。
庫維亞那圖克的請願書
l 為什麼一定要拆散因紐特家庭?
厄奇尤特
l 老人求助,年輕人協助結束老人生命。依加拿大法,還是依因紐特習俗?
l 死亡成了政府希望控制的問題,這樣因紐特人才有資格成為加拿大公民。
預期失敗
l 因紐特人的動機很難搞,愛斯基摩治理工作「預期失敗」
存活
l 加拿大政府希望因紐特人渴望生命。
l 病患問:我是死是活,對自己來說有什麼意義?醫生說:你倒不如問我們為什麼不把犯人槍斃,這是同一個問題。(123)
l 這本書反覆提出的問題:配合政府活下去意味著什麼?(124)
l 因紐特人從來沒有完全被加拿大政府的生命政治收編。(125)
l 殺狗,可能未來會殺因紐特人?
生命政治的精神生命
l 渴望因紐特人死去,但又得維持他們活著的加拿大政府的警衛與騎警們。
第三章 匿名照護
l 「卡魯納太專業」
l 韋伯:生命的焦點不在個人,而是非關個人的理性目標。
l 輔導員如何克服自身因見識之存在的痛苦而生的焦慮?把受苦的人變成「病患」(似乎我們平常人也是這麼對家人?)(138)
l 「能做的都做了」,也就沒有必要歸咎責任。(139)
預期死亡
l 無差別的給我活著!(不難道意味著一種懲罰嗎?)
專業人士和朋友
l 是專業人士和朋友之間的拉鋸關係建構了自防治工作
l 匿名性框架了我們對照護(關心)的定義
l 生命之間的互相交叉並形成「人際關係網絡」的形式在此不重要
l 恐怖的愉悅感與崇高(自殺炸彈客;生命線參與他人自殺計劃)
自殺防治專線的歷史
l 用「人類」一詞來指稱一個人,也就抹除了區別。把生命線想成一個人類在關心另一個人類,表示志工是誰變得不再重要(即使是你是醫生、精神科醫師、社工等等)。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基本或根本人性,之後就很容易把一個人的名字看成是多餘的──無名氏的照顧。(頁150)
l 看重每個生命,就是民主社會的基石。(151)不如此,就會失去道德與社會地位的優先性。
l 透過暱名的生命線,付出關心者目睹了他人的自我瓦解欲望,同時也親身經歷了自我瓦解並融入於人類大家庭的過程。(152)
l 「如果你想的是來電數,你正在做的一件的事的感覺就消失了。」(153)
l 生命線的匿名性也確保拯救陌生人的道德價值不會被任何個人利益或社會責任破壞。
會議和自殺遊輪
l 努納武特的生命線,像是卡魯那的「社交俱樂部」。
l 生命線志工的強烈社交性跟來電者的匿名性形成了驚人的對比。
預期自殺
l 「不是我有自殺傾向,而是有時候我實在不想活了。我不屬於你們的計算。我想要起碼擁有自己的死亡,和自己的痛苦」。(159)
l (納入後殖民思考)生活(而非只是活著)似乎少不了痛苦和風險,必定要承受可能活不下去的風險。(161)
存在著
l (嘗試自殺失敗後,巴比)不想再住進醫院,所以得振作起來,聚焦在失眠問題(而不是說他想自殺)。…我還是無法確定他會不會自殺。有其他東西取代了希望。(165)
第四章 名字的生命
l 以薩這個名字的生命進入潔西卡生下的寶寶的生命。(168)
l 「死去的愛斯基摩人」如何重回日常生活,乃至於社群的存活和可能性有賴於跟有名字的特定他人之死亡建立長久的關係。(169)(按:在身上刺青亦是雷同作法)
l 追溯名字如何將因紐特社群的生者和死者綁在一起,使我們得以想像名字──它的意象性──的力量,以及匿名照護在因紐特社群形成的暴力。(169)
Atiq(名字的生命/靈魂)
l 因紐特人認為一個人同時也是另一個人,一個小女孩同時也是一個老人,與他人同名造成的親屬稱謂「歪斜」更強化了這個觀念。(170)
l 一個人永遠在詮釋自己的名字代表的意義,以及它如何與他人產生連結。(171)
l 與其說一個人被名字固定,不如說被名字突襲。(171)(我跟他,似?異?)
「誰」或「什麼」?
l 匿名照護在乎一個人「是什麼」更勝於一個人「是誰」(173)
語言生命
l 無論一個人是被國家(身分牌號碼)、被傳教士(如米瑞安),還是被父母命名(如我的朋友伊圖),都使一種生命變得可能(175)
l 名字能為我們揭露何謂像人一樣的活著。(175)
l 在危急的時刻、在死亡的時刻,「我女兒還活著」,這句話就是一個祈求:無論是死是活,願女兒在他的話語中都有容身之處。他呼喚她前來,他把她放在心上。他擁有她。(178)
他鄉的民族誌
l Bulter:命名與召喚隱含了暴力;Lisa,也可能是愛的舉動。(181)
l (滅村)無論採用什麼形式,消失都是國家用來對付人民所採取的行動,同時也是為了把人跟他所屬的名字切開,重新指稱,把人歸入不存在所做的嘗試。面對政治上的消失,被消失的人確實會因為有人說出他們的名字而持續「活著」。(181)
成為安妮
l 我的語言家教歐露提說聖公會傳教士說用剛死去的名字給小孩命名是錯的。即使傳教士之前也用聖經裡的古老故事裡幫人取名字。那跟我們的方式有什麼不同!(183)
l 得到卡魯納名字的那一刻是一種斷裂。…名字既是她們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通行證,也表示她們再也無法完整地回到原來的世界。(184)
同化
l (或稱「取得公民權」是另一種消失,而上文探討過的為因紐特人改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且極具象徵性的角色。(185)
l 不同於納粹滅絕所謂的次等人類的計畫,詹尼斯的最終解決方案目的是種族「合併」。…(方法)不是滅絕,而是教育。(186-187)
l 種族同化和種族滅絕之間不可說的關係,1947這年,一個民族的消失是從友誼的觀點被提出來的。(188)
l 殺人有不同方式,納粹集中營只是其中一種。(189)
l 這種關心方式忽略了他們是誰或想成為誰。「名字屬於誰」在過程中「被消失」。麥可‧K的問題「他們為什麼不乾脆斃了囚犯?」在醫生聽來雖然荒謬,在這裡卻精準得令人痛苦。他們為什麼不乾脆斃了囚犯?承認這個問題多麼切中事實,同時也是在認清生命政治的精神生命。(190)
l 弗朗茲‧法農提醒我們,這種抹除正是殖民主義的特點。(191)
l 令阿馬戈利克感到痛苦的是旁人談起他的族人被抹除時的漠不關心。(192)
死活相依的生命
l 面對被消失,名字都成了強大的抵抗場域。(192)
l Freud:拒絕放開消失對象的意象──或許對哀悼工作和自我的建構不可或缺。(193)
名字作為一種意象
l 名字的生命提供一種想像生命的方式,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死活相依的方式。(195)
l 名字的生命把生者和死者拉在一起,或許指向一種更貼近我們面對生命的真實方式,甚至可能是一種更誠實的政治活動的基礎。(196)
死亡般的存活
l 為了理解他們日常跟生死的奮戰,我們必須重新把政治的事想像成超越生命政治和專業照護倫理以外的事。這麼做必需要對社群懷抱希望,…才得以把生與死一同編進拒絕被「生命」霸權或抽象概念約束的政治裡。(197)(按:政治是關鍵字)
l 存在於名字循環網絡中的人。
l 我們可以開始想像脫離個別肉體存在的生命,就像未來的子女在夢中被命名,在死後被記住。(198)
第五章 為什麼放兩個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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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致無聊。
開車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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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無聊的恐懼,難道不是跟我們對死亡的恐懼有關嗎?(204)
時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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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面時間跟我所謂的匿名照護之間都有種奇特的密切關係。鐘面時間同質化並淘空了時間的主觀和情感特質。(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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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響代表的是理性的時間秩序。(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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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照護的對象必須模仿照護者對時間和照護的態度。(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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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因紐特人就是…在青年活動中心的戶外籃球場打球打到淩晨三點。」(209)
美好的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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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kajjarniq的理解揭開了一整個時間性結構,這個結構把過去和未來放進對話中,並將社群凝聚在一起。是對打獵、捕魚和野營這類傳統活動,使你成為因紐特人。(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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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語言老師把kajjarnaqtuq翻譯成「有如天堂!」,渴望似乎離不開美或的時機。美好的時刻一定有令人渴望的時刻。(212)…「Kajjaq意味著完全融入當下,因為一個人樂在其中,並正在創造日後能開心回想的回憶…這很難解釋,但就是一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感覺。那是一種能為身心帶來安適的存在狀態。」(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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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心理學家路德維希‧賓斯萬格試圖證明如何可能把心理「病症」重新想成另一種存在方式。(213)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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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不是不夠重視生命的文法。我們是不是光是透過主張一件事的存在,任何一件事,就起碼開始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世界?(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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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夢似乎都濃縮了--或至少指向--一個完整的認識論:我們如何知道死者的事,又知道他們或我們的哪些事?何謂死者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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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的同時性似乎把現在是、之後不是的某件事壓縮成同時既是又不是一件事。(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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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拉的說法是「我知道是她,但又不是她」。這種雙重的「知道」(一件事既是又不是)跟她之前說的「我不知道」這句否定句有什麼關係?//我不知道。這四個字在對話中隨處可見,語調暗示說話的人心不在焉,心思飄到別的地方,使她對自己所說的話產生動搖。就像賓斯萬格所說(說的同時他也把做夢變成一種存在方式,而非飄忽的幻影):「做夢就意味著:我不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事」(Binswanger 1993:102)(217)
為什麼放兩個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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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質疑自己為什麼覺得兩個鬧鐘很奇怪或詭異。(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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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或許在醒著的世界死了,但在夢中卻沒有死。(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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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的死者對做夢者產生作用,而當做夢者前進夢中的死者要他們去的地方,幾乎可以肯定代表了死亡。(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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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夢者正在經歷兩種時間性──做夢時的和清醒時的──彼此重疊、變成一對的時刻,就像那兩個鬧鐘。(224)
自殺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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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在一個時間性中回答了無法在另一個時間性中被提出的問題:要是未來無法解放現在該怎麼辦?(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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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紐特人自殺問題與其說是生/死問題,不如說是在一個時間性(指針瘋狂轉動、開車兜風、渾然忘我的時間)中回答某些問題,因為在另一種時間性(官僚的時間性)裡無法提出這樣的問題。時鐘沒有分給自殺的時間,大概只把它當作世俗世界的終極罪惡,所以它持續不停地滴答滴答滴答…。(227)
第六章 歌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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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目睹和體驗不需要知道另一個人的「真相」(或確認其身分)就能認可對方的短暫時刻。(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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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第四章「名字的生命」的思考,在這一章,我想處理的是說了什麼(一個名字,教名或其他名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出口,更確切地說是某個人,某個他者(有真實血肉的人)正在說話或歌唱的時刻。我想思考的是是跟他人說話或呼喚他人的方式。(241)(ex:大人對小孩…咕噥…之類的)
先談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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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斯‧巴特勒《受激的言說》談interpellation的概念及其傷害力。(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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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從來不只是描述或指出一種現實,同時也開啟那個現實,或使它存在。如巴特勒所說的:「召喚所做的記號不是描述性的,而是開創性的。它致力於引介現實而非報導既有的現實」(3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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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把被賦予生命並得以存在稱為「主體」,她寫道,「主體不該被狹隘地等同於個體,應該被歸於一種語言類別,一個空位,一個正在成形的結構。」(召喚與賦罪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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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在本書中的論點,傾聽也可以是一種召喚。換句話說,有些傾聽方式就跟說話方式一樣,能把一個人、一個個體固定在特定的主體位置裡。也可以說,有些傾聽方式是特別保留給兒童、罪犯、酒鬼、國王的傾聽方式。(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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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某人與你作伴,或是認出他們可能是被找來作伴的人,這跟把他們當作國王、酒鬼或罪犯一樣看待、說話或傾聽是不同的。首先,透過陪伴尋找的不是可理解性,而是某種存在。(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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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戴蒙德的論點,我會說我的世界之所以能重建,是因為安妮、傑比第和我哥用他們各自己的方式與我作伴,尋找我的存在,提醒我他們在那裡,在我左支右絀時陪伴我。安妮也在其他人都把保魯西看作縱火犯時對他做了同樣的事──跟他作伴。(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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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對歌的看法,那就是尋找某人,呼喚某人,對某人歌唱,甚至召喚某人(假如我們能把這個詞跟仇恨的根源分開的話)跟你作伴,變成一種存在。看見面前的人(而非把某人看作人)意味著看出他們跟你作伴的潛力,看出他們是深情的存在,無論他們被要求占據何主體位置都能出現在你面前。(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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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阿圖塞/巴特勒)假如我們把關愛的例子而非仇恨的例子當作召喚的範例,會發生什麼樣的事?若是召喚概念之核心的「叫喊」,關乎的是辨認他人的存在,而非固定他人的身分會如何?若是叫喊不是要把他人固定在他或她的位置上,而是要為他人在語言中挪出空間呢?(Das 2007第三章)(248)當可理解性不再是探討召喚時最大的重點會如何?(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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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他人來訴說自己的人生故事。這麼看來,雖然一個人的人生故事或許就像一種更錯綜複雜的召喚方式,卡瓦雷羅仍然堅持,重要的並非故事說了什麼,而是故事可以被訴說。(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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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從它最基本的意義來看,也就是為聲音賦予形體(bodying forth of a voice)--跟我在本書不斷闡述的意象概念有關。那就是,歌跟意象一樣「表達而不闡述」(Foucault 1993:36),因此「揭露了意義卻不會犯下定義它的錯」(Cavarero
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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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一個生命時重要的是不說了什麼,而是有一個獨特的、有實際經驗的聲音在對我訴說。(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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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使我們開始留意尋求友伴的言說方式,而非試圖辨別、固定或使他者變得可理解的言說方式。(Q:這裡呼應尼采論音樂的破除個體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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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時刻,重要的並非你是某某身分,而是存在,無論是什麼樣的存在。(251)…允許一個孩子活下來的舉動,可能跟對這個孩子日後變成什麼樣的人的希望和期望分開。(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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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召喚想成一種干擾,能使它屬於固定位置和身分以外的時刻。(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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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我跟著年輕人去露營,坐在帳篷外面整理吃的東西,那時有個我不是很熟、從沒直接說過話的人經過。她沒問我在做什麼,因為不用問也看得出來我在幹嘛,或是我為什麼或怎麼會在那裡。她只用因紐特語喊「嗨麗莎」,也沒特別往我的方向看。於是我在,我存在,我被認出來了。我在她的話語裡找到了家。懷著滿心歡喜,我繼續手邊的工作。(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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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當作羞辱時,著重的是個人身分相關「資訊」的傳送,目的是使對象變得可理解,所以關心的是他者是什麼,而非他者是誰。相反地,當敘述──更好的說法是「說故事的人」──開始歌唱時,是「為話語賦予形體」。說故事時,可理解性(某事物本身是可理解的)退居次位,另一種理解方式登場,這種理解方式跟音樂性和在場的關係更緊密。//這一章試圖描寫其中一些時刻,當言說始終也是一種「模式」(mode)—一種特定的旋律,一段音樂、一個節奏—且不可忽略的時刻。因此重要的不是安妮和傑比第說了什麼,而是他在那裡,陪在我身旁說話。這種對他者的言說由特定的旋律、音樂或節奏來傳達,除了對我們更紮實地了解召喚很重要,對人類學敘述可能如何歌唱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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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柯恩的〈給普希金的歌〉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酷兒的倫理生活可能的模樣。…柯恩說「他的介入既不是要『保護也不是要救錢德拉受傷的身體』,或許可以把它想成一首歌。『假如這是用歌來訴說的故事,那也是梵文意義下的歌,而我要如何唱它,才能肯定我們被要求透過呼喚而存在的倫理世界。我面對普希金的死歌唱。倫理作為一種展演,在這裡被當作一種哀悼來呈現』(103)。(253)
九年後
我不會唱歌,甚至連音都唱不準。但如果我能唱,我願意為保魯西歌唱。(254)
後記 寫在保麗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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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是一種終極的想像模式;用自我壓抑這種現實的字彙來描述自殺,注定會誤解它」(Foucault 1993:6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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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有時候是一種想活得不一樣的欲望,超越隨著殖民而來的精神折磨,「重新發現我打造自身世界最初時刻的方法」(Foucault 19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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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裡仍然有天使等待著恐者,仍有寫在一堆堆保麗龍上要給死者的訊息,以及在凍原上奔馳、不願被抓到的圖尼特。(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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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二元論,允許他者同時是她自己也不是她自己。…使我發現意象和想像跟自殺倫理的關係。如果我們呼喚彼此使之存在,就像死去的朋友呼喚席拉一起抽菸,或薩奇亞西藉由傾聽祖母的名字呼喚祖母,對方是否還活著並不重要。是意象(以視覺、聲音或語言形式呈現)讓我們活著。生命在自身之外。(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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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承認生命不只屬於我們,我們會被呼喚也會呼喚他人,我在本書中不斷爬梳的照護倫理於焉展開。…若生命在自身之外,就無須將它固定。我們要做的是找出新的關愛方式,想像嚴肅看待這種論點(生命在自身之外)的他者的新方式。其中包含了一項倫理工作,那就是把我們自己和他人當作富有想像力的存在一樣關心。這項工作無法預先描繪出輪廓。(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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