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實作筆記

2012年8月30日星期四

生活　20120830

　　生活當中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一不小心，就讓自己的忽略，而造就了傷害。有可能不知道那一天，習以為常的生活規律，不得不重視警告，不得不重新思索自己生活的步調。唸書不應該唸到整個人對生活的感覺都麻痺了。我自己有幾個缺點，必須要改進，首先是愛現，自己沒有多少斤量，但是好為人師，喜歡出風頭，最後總是反災己身，而我到了這把年紀都還學不乖。她說，你也許出社會工作，會學得比較快一些吧？我應該好好反省，也應該重新拾起以前珍視的習慣－－寫日記。在網路時代寫日記，面對的是不知名的讀者，而我自己，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會重新搜尋到自己的文章。寫了就丟，就忘，只要有個紀錄，好像就會一直存在於那裡。如果有那麼一天，整個世界沒有了網路，人們是不是成了沒有記憶的人。

　　今天聽到她說，有一家餐廳，如果你去吃飯，把手機交給店家，可以得到九五折的聚會。因為店家認為，現代人的聚會已經因為手機失去了意義，每個人都在看著手機，而忽略了在場的人。雖然這樣的作法有些激進，但是這不也是許多懷舊的社會學者所想的，回到一個人與人直接互動的社會，而不受技術物中介，讓我們能夠直面人與人的整體之相處。不過，這終究是種浪漫的幻想吧，而且是種特別的現代性底下的返祖幻想。對我來說，技術是沒有自身生命的，如果相信技術的宰制，那是把想像的當成真實的了。技術之所以能夠宰制人，是因為人自己心甘情願地被宰制，或者說是沒有意識到不被宰制的可能性。如果說技術真的入侵了人的生活，或許是因為消解了苦痛，而苦痛卻恰好是思想的源泉，使得人們不再進一步的思與想了吧。或許這就是一種最危險的事。我們活在一個沒有思想，或者說，活在別人的思想之中的時代。

　　最近因為一些事情，腦海又浮現了以前大學部及碩士班不時給自己的提問。轉眼我已三十歲，而我會些什麼。我是個博士生，但是卻沒有自信自己有博士班學生的能力，但是最糟的事情是，我有時候會忘記自己的斤兩，而作出些超出自己的能力的事情。我還活在後少年時代嗎？或許是因為生命裡的衝擊尚不太衝足的緣故，又或者是因為自己的反省不夠深刻，尚未落實在骨髓之故。

　　今年資格考完後，報名了好幾場研討會。但是我沒有分清楚研討會的性質，有的只是交流，而我九月份的那個，則是真實的戰場，是大家會互相評價的，而不只是博士生交流玩玩而已。不知輕重的我，現在想要補什麼似乎也派不太上用場，只好思索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夠可以把一些簡單的發現講好了。

　　雖然我說，焦慮可是有正面的意義，但是實際上焦慮的確影響到生活。焦慮的正面意義是一種退一步的想法，希望能夠以此說服自己，對，其實我現在的狀態沒有那麼糟，其實還不錯，我不應該完全否定這個情況。但是實際的情況是，我在桌上睡著了，我在床上多躺了一會。精神上否定，但是身體是很誠實的，因為我遇到了一些問題，值得煩惱一下的問題。我邊寫的時候，不知道怎麼想起了方法論的討論，聽其言，觀其行，我把自己當作對象來觀察。我深深覺得我不瞭解我自己（如果有我自己的話），而我現在的形象，總是個不太用腦的、笨笨的傢伙，沒有什麼料。應該讓自己更多時間思索，吸收一些更好的東西，而不是沉溺在這種自我批駁的呢喃中。（我想明天以後就不太會寫這些東西了吧？）

　　好幾次想要求自己寫東西，但是最後都沒能堅持。突然覺得碩一時期的我很可愛，也很乖，每天都聽話。而我現在不太聽話，因為我還在研究室逗留。該回去了。明天早一點來寫日誌吧。一天一點點，筆記，想法，心情，或許我能夠看見自己的成長與反省吧？

2012年3月22日星期四

a unexpected rest time

After the class of medical sociology, I went upstair, and did some exercise. The sunset is falling, shining on the ground. A color of glory, shining shining. So amazing! I was touched, and played two times Tai-Chi. I Enjoyed relaxing all my body. Just Let the feeling flow. Happy.

I think I need to prepare for the interpreter's class, so I didn't play around and quickly finished the exercise. I eating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I still eat two bowls of rice, I felt satisfied. :)

I went back to my research studio, and my body got a movement. I needed a restroom to release myself. Oh~~~ So happy.

After that, I take my bag to the classroom, and it's 15 minutes late. When I arrived, I found nobody is there. It happened to me that "oh, today is a rest day. The time of the class was changed."How forgetful I am.

Orz...

Ｄiary

Yesterday I bought two books. One is about when you hurt, don't disinfection, because it may cause good cells to die. The other is about 陳素菊. The title of the book is "Uncommon generosity"（不凡的慷慨）. I read the whole book in 12 hours after I bought the book. Her story is impressive. Her whole life is full of challenging times, and how brave she is. She is a woman living in bad time, but always optimistic coping with all the troubles in life. After reading this book, there is no hard thing can beat me. Everything can be overcome. If you have a goal, just do it. Don't hesitate. Thinking too much makes action impossible.

Abou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two books. Please Click the links below:

(1)傷口千萬不要消毒：消毒與紗布拜拜！

(2)陳樹菊：不凡的慷慨

2012年3月21日星期三

life

For a long time, I didn't have time to reflect on my own life. I doubt the website a good medium to write down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life, so I hesitate. However, I find no thing written, then I don't remember anything important. If I have only one day can live, what will I do? I won't do things now I am doing. Earning for money, and doing boring things are meaningless. These are my complaints. I have a long time not to complain. I keep my good student figure to others. But I really want to be me.

These days, I go to Interpreter training introduction class. I find interpreting is more complex than I originally thought. English ability is still a very basic and important skill I have to improve. Although I only use very simple words and phrases to express my own feeling and thought, I hope one day I can be good at speaking and writing English. Wallace asked us to write English for 15 minute everyday. It looks simple, but it is hard to keep it a habit. I am often disrupted by many trivial things and lose the direction. I hope I could cultivate writing as a habit in future days.

2011年11月8日星期二

［摘要］再探病人角色與醫生角色

本篇文章，帕深斯再次審視了生病角色與醫生角色的關係。他指出他一開始並沒有企圖把生病角色與偏差行為的概念連結在一起，認為一方是生病角色，另一方則是治療的行動者。他的原始想法是受到1930年代的醫療工作的影響。他對討論精神疾病的癥狀學，其主要是身體的(somatic)的，即認為精神疾病有其身體基礎，不只精神科醫師如此認為，內科醫師也是這麼想的。考慮到病人本身，病人被認為具有抗抵病理制約的病因學或者維持病因學的被動性(motivatedness)。因此，治療者角色的首要面向就是作為社會控制機制的功能了。帕深斯認為，對於慢性病，譬如糖尿病，病人角色的概念還是適用的。

另一方面，他談到疾病的被動性(‘motivatedness ’ of illness)的概念。對他來說，這個概念他認為必須要看到潛意識的面向，因此，在談偏差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動機來源的問題，我把偏差與社會控制視為社會系統的整合問題。疾病相伴的問題是社會整合的問題，即我們與家人、工作以及其他脈絡的連結關係(solidary relationships)，從這個面向來看，治療可詮釋為再整合的過程。

從這裡更進一步考慮的問題是，一方面是整合，另一方面則是適應(adaptation)的問題。對帕深斯來說，一方面強調偏差，另一方面強調適應並不是非常有用，除了能夠仔細考慮整合與適應之間複雜的交互關係以及相關性。

接下來帕深討提出如何成為「有病的」(sick)的三個判準：(1)由自我及他對宣稱的接受，自我必須接受，不然就成為超出他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victim)，而不是patient。(2)免於日常義務與期待。(3)尋求某些制度化健康服務提供者的期待[1]。(262)在早期的研究當中，我指出醫生是特別核心的健康照顧行事者，當然，醫生並不是唯一的行事者。我特別關注美國醫療當中的不對等階層的特性。即使是醫生，當他生病成為病人，面對其他的醫生一樣會落入這種失衡的關係當中。帕深斯認為有效照顧以及改善疾病狀況的內在功能乃是內建於制度化的專業角色的優越性當中，以責任、能力與以及職業關懷為基礎。如同教學一樣，老師必然比學生優越才能作為老師，即使到了高等教育仍是如此，高等教育的師生平等的想像，其實是誤解了教學的功能及教學的條件(272)。如果我們能夠接受下列價值命題，無知劣於知識、疾病劣於健康，那麼減少無知，向有專業能力的人學會，會比一群人互動更有效地多。同樣的觀點也可以應用到健康與疾病的闗係當中。再者，帕深斯認為一群程度差不多的人的互動，是沒有辦法對彼此造成什麼影響的。教師正是站在比較高的位置上，所以能夠刺激學生學習並習得學習新東西的傾向，將老師教的東西內化。醫生也是如此，一，他專業(special)，二、在學習的過程中包括了可託付的責任(fiduciary responsibility)，三、生涯累積的經驗。就此來說，不論在教育，或者在醫療，帕深斯認為醫療雙方或教學雙方的角色都是不對稱的／失衡的(symmetry)，專業因素與常民因素在相關的互動體系中，這種失衡正是其本質。

帕深斯將學生與病人作類比，學生的病在於無知，必須透過教育來治療，治療其無知的病。學生的學習壓力可視為被社會控制的一環，但是相較於不可治癒的慢性病，人得到了此種慢性病，就無法脫離其病人角色了，學生則隨著個人出了社會，其角色就轉換了。最後，帕深斯結論道：「不對等(內建於師生互動系統中，就如同醫病系統中內建的不對等一樣。」(there is an inherent built-in asymmetry in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system which rather closely parallel the asymmetry of the physician-patient system.)(276)

這種不對等是縱軸上的不對等，有特定功能而不擴散。醫生或者老師被認為具有可託付的責任(fiduciary responsibility)。這就回到了身為家長(parenthood)的概念，小孩在家庭當中和父母的關係，也是不對等的。就像常民和律師的關係一樣。帕深斯提到少數自我醫療、或者常民自聘律師，都不足以作為這些類型的功能的制度化的模型，因為這些模型都包括了可託付的責任(fiduciary responsibility)的概念。

(1) 如何進入生病角色？可參考高夫曼Asylum的討論。

(2) 醫生也可能會造成疾病，見Ivan Illich的討論，Iliich還發明了「醫源病」的說法。

(3) 帕深斯強調醫病角色的不對稱是系統內建的特性，這裡的討論可以與後來的「常民專家」的討論對照起來看。常民專家如何在單一系統內，顯然不能改變系統內在的失衡特性。能夠對抗該系統的，只有透過另外的系統，或者是透過該系統內部的全盤改造。因此，單一疾病的常民專家，是無法動搖整個醫療系統的，我想這是帕深斯透過教育作類比，強調醫療系統當中內建的、不對等的權威性，所給予我們的啟發。

(4) 談到學生與病人的類比，非常的有趣J

(5) 不過女性主義者應該會跳出來批評最後的家父長制的想法，尤其是滲透到各種關係裡的家父長制，譬如家長與小孩、老師與學生、醫生與病人、律師與常民等等。

Parsons, Talcott. 1975. "The Sick role and the Role of the Physician Reconsidered." 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Health and Society 53(3):257-78.

[1] 這裡的討論可以跟高夫曼的討論連結起來，如何成為一位精神病患。見Asylum

2011年11月7日星期一

[分享]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0期的心得筆記

今天去了趟圖書館，將《醫療、科技與社會》期刊第一期到第十期都翻了一篇，得到一些想法，作了以下的筆記，分享給大家。

首先我看到第九期的期刊，討論了理論（模型）與事實之間的關係。陳思廷透過對經濟學模型的研究指出，模型的建構在於作為一種常態，以便作為工具觀察異常，如模型不能解釋異常，則模型便被修正，以便包括更多的事實(陳思廷, 2009)。這讓我想到栗山茂久在討論中國的醫學模型時，也指出中醫的模型先把季節與身體的規律定為常態（兩者同以風為構成，不過後來演變成外在為風；內在為氣，他引了《莊子》氣化論相關的討論來說明風與自我的關係，常風是為正氣，邪風與正氣相對，也引了孔子風行草偃的例子，說明風「化」人的道德作用，人不正常則曰發瘋），以常態為經緯，在實際的臨床上，依其情況的偏離，調整回常態(Kuriyama, 1994)。換言之，抽象理論除了是種觀看的角度，也是介入現實的工具。其實這個用「理念型」的說法來說，就很清楚了，理念型乃是自現實當中抽象出的純粹類型，用作分析工具，以便給予思考上的啟發。但是不能把「模型建構出來的現實」當成事實，這點Bourdieu一再地提醒我們「學究謬誤」的可能(Bourdieu, 1998)。另一方面，Bloor提醒我們，任何綱領(program)、準則，其實都是在研究工作完成後，重新思考而歸納出的產物，倒不見得是研究一開始就有所謂的「強綱領」在規範他的研究工作(布洛爾, 李正風, 黃瑞祺, & 黃之棟, 2010)。（更進一步的說，這裡的討論可以再連結到馬克思區分研究的方法與表達的方法；必須要區分這兩者為不同研究階段，馬克思可不是一開始就完成對商品的分析以及商品拜物教的討論的(馬克思, 2002)。）

另一方面，從Bloor的想法來看，所有的理論、想法，或者科學或技術，都有其限定性，在訪談中，他提到他的想法是「社會學的限定論」。「社會學的」是為了反對「先驗的」，或者沒有具體經驗為基礎的限定論。「限定論」則回溯到Mill的想法，實際上所有的推論都是「特稱→特稱」。我能夠認識貓，不是因為有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貓作為觀念塞入我的腦袋裡，而是因為我的家人、朋友教導我這隻是貓、那隻也是貓，我對貓的理解總是基於我所接觸的經驗之上。所以台灣人對貓的理解，可能與英國人對貓的理解並不相對，因為不同時空條件下的人，對於詞語與對象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總是限定在特定的時空條件底下，不同的社會互動過程，形塑出了不同的遵循規則的方式（這裡的討論受到維根斯坦rule-following的影響），但是永遠沒有人能夠完全確定一個「詞」、一件「事」的終極含義(布洛爾, et al., 2010)。「我愛你」這個詞在不同的脈絡當中，用法永遠不同，因此詞語與實際的使用是無法分開的，更進一步地說，知識與個人／各集體是無法分離的（不存在普遍性知識，只存在相對普遍的知識，與各範定的社會組織相對應；知識與社會組織的範圍相互界定）。就此來說，科學知識實際上也是一種基於西方人的技術經驗發展起來的知識，而不見得是所謂「真理」。（就傅柯來說，真理判斷反而是種道德評價的武器了(Foucault, 1980)；中譯全文見http://0rz.tw/7c2jj）。

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來說，站穩「社會學的有限論」的立場是很重要的。為什麼？因為我們處在被科學技術穿透、科技殖民社會的情況底下（雖然科學與社會的二分有點問題，但就實際情況來看，還是能貼切說明現況的），為了自救，為了確保「社會科學研究的正當性」，我們當然必須指出「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樣」。除了科技之外、除了醫學之外，還有其他的面向。所以像蔡苓雅與王秀雲所寫的「從觸診到「以管窺天」：腹腔鏡與子宮內膜異位症的興起」指出醫療技術與疾病的生成史，也指出技術如何改變醫生與病人觀看身體方式，透過解構歷程，說明疾病與醫療技術的交手過程(蔡苓雅 & 王秀雲, 2010)。（雷祥麟在書評中(8)，特別強調了《我們不曾現代過》的hybird特性，現代與傳統、東方與西方、在地與全球，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純粹二分(雷祥麟, 2010)。（在此我們又回到第一段模型建構的問題，只不過現在要打破太「輕易」的化約，必須看到事情的複雜性））楊弘任則透過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實作，區分出不同的知識特性，造橋師傅的地方知識，是整體的、行動的、不可分割的、拙於言說的（一是其語言不同於學院裡的菁英語言，其次是身體經驗當中不可言傳的部份）；學院訓練出來的建築專家則是能言善道的。但是前者蓋的橋不會垮，因為前者會因地制宜，依經驗作出不同調整；但是後者的知識來自於學院的標準化知識，在未經過實作洗禮情況下，反而蓋的橋容易垮。但是楊弘任也指出，這兩者之間的知識不是阻絕的，造橋師傅能夠學習與挪用學院知識，進行創造(楊弘任, 2010)。這點在他談黑珍珠的技術時，也提到農業專家與農民之間知識的挪用與創造關係(楊弘任, 2002)。

楊弘任受到ANT的影響頗深，林文源則介紹了「行動本體論」的想法。在反對「先驗本體論」的想法（反對先驗真理，即可以脫離具體社會脈絡存在的真理）底下，行動本體論強調關係性萌生(關連，相互生成)、中介構成(mediating and mediated)以及異質構成(即強調hybirdity)；其政治面向在於能夠透過追溯行動，釐清當前現實及其排除的構成性(即理解為何現況如此，什麼東西在歷史過程中被排除了)。林文源以傅柯「特殊知識份子」定位此論點的政治意涵(林文源, 2007)。他自己也以透析病人的研究為例，說明在醫療社會學當中，我們除了以往sociology in medicine（醫學中的社會學，指為解釋醫學的問題而發展出來的社會學）以及sociology of medicine（醫學的社會學，指以社會學為本位，解決社會學本身問題的研究）之外，還需要action for sociology（即透過具體的研究，能夠帶來新理解與推動可能行動的社會學）(林文源, 2009)。

同樣在以「醫療實作」為主體的第八期期刊當中，李尚仁說明傳教醫學在進入中國時，必須要透過「劇場展示」的醫療方式，據此取得民眾的公信力，所以採取了各種容易引起誤會的醫療方式，造成洋人刨眼剖屍的流言。這是科學傳播必須面對的「效力」問題(李尚仁, 2009)。昨日的人以「現場表演」以取得公信力，今日的針灸在傳播西方時，則需要透過「實驗室」來取得公信力，主客易位，可見一斑(Jackson & Scambler, 2007)。拉圖提出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就能改變世界，他改變世界的方式是讓世界各地都擁有實驗室，以此打破在地知識的主觀標準，而走向標準化的統一標準（而這個標準則是基於西方在地科技推而廣之）(Latour, 2004)。標準如何統一呢？必須要看到歷史的中介過程，張淑卿以「卡介苗」為例說明了法國的卡介苗疫苗如何透過WHO的中介合法化，推廣到世界各地(張淑卿, 2009)。台灣透過日本的中介而進入現代性，呂紹理指出「博物館」在殖民時期的展示與教化功能，灌輸常民「現代」觀念（即Bourdieu加諸象徵暴力之謂）(呂紹理, 2008)。但是來自上層（現代性）的想像與下層（在地）之間的實作往往有落差，林崇熙的拼裝車突出了政府對於「路」的設計乃是基於特定的車與空間的想像(林崇熙, 2001)，而不是與實際在地相適應發展出來的；而「衛生餐具」則是弄假成真的論述生產結果，官員在未經科學驗證的基礎上，發佈了B肝與飲食有關的論述，加上飲食轉型的條件，使得免洗餐具成為衛生餐具進入我們日常生活中(林崇熙, 1998)。邱大昕則指出無障礙設施的失敗，成為「殘障設施」，乃是因為缺乏考慮在地的技術網絡(邱大昕, 2008)。看來「上行而下效」，可能只是支配者天真的想像；「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說法可能更貼近實際。

但是國家的手總是不斷地侵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只是以代理人的方式出現而不為我們所知罷了，這些代理人往往以「風險」發表聲明，對人們的生活進行管理。Bryum引用Beck的討論指出，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從分配商品（好處；goods）轉變成為分配厄難（壞處；bads）的時代了，為了讓bads能夠分攤或者被預防，行動者必須先思索可能的問題，又或者情況是具有曖昧性的，對不同行動者來說是有爭議的，由此帶來了反思性的生活政治，因為科技的發展早已使得各種各樣的問題充斥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了((周任芸譯), 2007)。Armstrong指出，風險之所以可能，乃是基於統計學，造成了未來的可預設性，同時也設立了規範與標準，在這種情況底下，人的身體只要偏離標準／規範(norm)，即被視為不正常，而必須加以管理(Armstrong, 1995)。Conrad指出，以前的管理是透過宗教，現在的管理透過醫療(Conrad & Schneider, 1992)；但是Clarke承接Foucault的biopower而提出了biomedicine的說法，指出不論在經濟、知識分配、資訊科技、技術科學與風險管理等面向，都規制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確保「生命」與「人口」能夠具有生產力(Clarke, Mamo, Fosket, Fishman, & Shim, 2003)。但是吳建昌透過對楊姓受刑人為例進行的性侵害風險管理的討論指出，人們無法估計「風險」，也沒有人承擔得起風險的情況底下，特定的人群會被視為「怪物」，直接受到國家的管制，對他們的管制是合理的，因為他們「非人」，這是預警管理，一種透過「恐懼」進行治理的技術，也使人們反而落入了社會監獄化的可能性當中(吳建昌, 2008)。孔健中則討論了精神病院作為知識生產的所在，說明孤立出來的「時間」，將人置於特定空間中進行觀察，這些人以「病人」(patient, passive)之身份，確認了各種差異，生產出各種精神病學知識(孔健中, 2009)；在我看來，此種生產知識之勞動，與「生產資本的勞力」是沒什麼兩樣的（如果從經濟到知識的經濟的角度來看，就是如此）(馬克思, 2002)。

陳政亮指出歐洲的科學革命，與「經驗主義」轉向有關，他援引了韋伯對新教徒的討論，指出這種轉向，不只發生在科學家，新教徒們也是，因為精神上的不確定狀態苦惱人們，所以人們轉向經驗層面尋求解答。歐洲的科學座落在歐洲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當中，馬克思很明確地指出知識的階級屬性，這引發了一系列反省與討論(陳政亮, 2008)。人類學家Verran研究奈及利亞Yoruba人認識世界的方式，舉了個例子，(1)一杯水，(2)把水倒到兩個兩杯裡，(1)跟(2)那個水多？小朋友甲回答說(1)多，因為水比較高；小朋友乙回答說，兩個杯子的一個杯子的多，因為有兩個杯子。雖然這兩個答案在我們看來都不對，但是實際上這兩個答案都對，因為小朋友甲看到的是「高度」；小朋友乙看到的「單位」；而我們看到的則是抽象化的水的數量(ml) (ibid.)。實際上我們並不能說他們錯。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我們說原住民的數學不好，解決方案是強化數學教育，也許這不是個最好的回應方式，也許先去瞭解他們的邏輯，尊重彼此差異可能是更好的。

每一個地區有每一個地區的適當科技(appropriate)，每個地方因應實際情況發展出來的，前述的拼裝車，或者林文源對透析病人實作的研究就是兩例。陳政高因此提出問題「什麼科學技術才是適當的？」(ibid.)傅大為說「再怎麼樣都不會只留給科學家處理、再怎麼樣都不能只留給醫生處理。」(傅大為, 2001)從這個角度來說，或許所謂的「適當」，是一個需要協商與討論的問題，換言之，必須要帶入關於「民主」的討論。關於科技的民主化，不少學者已經提出了討論，Epstein認為應該納入差異來思索科技決策或醫學決策（譬如種族、性別、年齡的差異等等）(Epstein, 2007)；Jasanoff，在反對「科學的公共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立場上，提出了「巿民知識論」的說法，指出巿民不是笨蛋，不是科學家「教導」巿民，啟蒙他們，提升他們的「素養」，巿民認識他們的世界的方式可能比科學家的認識更適合他們自己的需求(Jasanoff, 2005)。對於科技議題有不同的思索方式，林國明與陳東升引入了「審議民主」的想法，但是他們在實作上，認為還是要由學者專家來教導參與民眾，使他們能夠理性參與協商(林國明 & 陳東升, 2005)，在這個部份我想到了楊弘任(2010)談到造橋師傅與學院專家的協商過程，兩者明明文化資本就不一樣，場合又是在學院專家的場子，這種協商怎麼會有用？就像Adams研究藏醫面對RCTs (Ramdon Control of Tests)，實際上是請君入甕，藏醫在生物醫學的效力邏輯下，根本就是個不公平的競賽(Adams, 2002)。審議民主的問題，在於學者專家的「教導」，不會成為一種「教化」嗎？就像Epstein談ADIS運動最後提到的，常民專家最後與原陣營的非專家分裂了(Epstein, 1996)，那我們找出來的審議民主的這些人，在經過「教導／教育／教化」之外，會不會反而不具有代表性了，不再是「代表」，而只是個「再現」（有影沒魂的影子代表人）呢？

最後要談一談科技與性別的討論，成令方與吳嘉苓(2005)在回顧了國內外文獻以後，提出了該領域研究必須注意的三個問題：(1)科技的移植，對在地身體的忽視；(2)科技代理人實際上是選擇性地引入科技(譬如醫師強調棉條的危害，而不提棉條的好處及最新研究，造成了女性只能使用衛生棉的侷限性，沒有其他選擇機會)(3)中心國的科技內在具有性別政治（Winner提到技術物的政治性；Harding指出科學也是一種在地知識）。兩位作者最後引用了Harding的討論，提醒我們注意「科學實作隱而未顯的性別歧視與民族中心主義作為標準的危險」（譬如威而鋼從美國引入台灣，男性不是成為男人，而是成為陽具了，再生產了美國的陽具中心主義偏見。）(吳嘉苓 & 成令方, 2005)

讀完前十期的文章，以上是我覺得不錯，有作筆記的地方，試著把筆記整合在一起，寫下來的文章，與大家分享囉！

2011年9月15日星期四

《導演‧巴萊》摘要與心得

《導演‧巴萊》摘要與心得　（相關書目資訊請點左側連結）

《導演‧巴萊》魏德聖

台北‧遠流出版社 2011年

這本書，來的正是時候。賴老師今天分享這本書給我看，剛看完電影的我，迫不及待地看完這本書，有種趕上流行的感覺。不過這本書不只是本流行的書，倒是本可以瞭解電影背後導演的辛酸血淚的書，或許也是本鼓勵逐夢踏實的書吧！

一開始是吳念真導演的推薦序，＜他一生最大的夢想，就是電影＞，一方面指出在台灣當導演，難不是難在拍片，而是串演電影內部與外部各部門之間的串聯才是最難的。另一方面，吳導也指出「夢可不是躺著就能完成」，為這本帶有強烈傳記（電影傳記／個人傳記）色彩的書拉開了序幕。

我特別留意了＜目次＞，這本書由四大部份組織而成：開始、磨合、崩潰與衝刺，以時間作為編排順序，看這本書，就像透過魏導的眼睛，來經歷拍片的點點滴滴。

（自我的追尋）海角七號後的魏德聖，迷失了自己。為了尋找踏實感，到了公司，打開抽屜，看見自己寫的好的劇本，說「沒錯，我是拍片的人，我本來就應該屬於這裡」(12)。回到了初衷，「戰士應該在戰場上流血。獵人應該在獵場裡追捕」(13)，而電影人應該作好電影。於是魏導找上了吳宇森合作，吳提到電影裡的細節最重要(17)，也提到「愈是大製作，愈是要刻苦」(19)，必須利用海角七號的名聲，找到能一起奮鬥作電影的人。

（培養觀眾）電影還沒拍，就先有了部落格。對於魏德聖來說，觀眾是必須培養的，必須培養屬於自己的觀眾群，讓觀眾成為電影的一部分(24-5)。為了經營部落格，魏導要求企劃李喻婷寫工作報告（就像社會學要求的田野筆記一樣），把自己每天作的事報導在網路上，但是工作報告並不等於日記(27)，我的理解是必須談工作內容，而不只是部落客的心情。

（電影作為投資）就電影與資金來看，魏德聖也提出投資電影必定有賺的理論，他說「如果這是一個三億的投資案，他們出了錢，拍了這部電影，最後回收一億，那並不代表他虧了二億，而是代表賺了一億。因為我們有了一部三億的片子，然後又多回收了一億」(29)。這樣的想法非常有意思，不過我覺得關鍵就在於投資人認不認為這是「我們」的電影，如果投資人認為那是你的電影，我的資本，那就沒什麼搞頭了。另外，魏德聖也提到政府雖然談支持文化創意產業，但是規則繁瑣搞得電影很難經營(160)，台灣需要更友善的製片環境。

（文化與經濟）魏德聖認為產生經濟價值是文化得以延續的條件，不然文化反而讓人落入貧窮，這種文化對於該文化的人也沒有什麼好驕傲的(42)（的確，在資本主義的邏輯底下，值得驕傲的是能被人需求的文化）。但是問題是，會不會因為經濟的緣故，文化變成只是打造出來的「(人工文化)景觀」，而原先想保留的文化反而被這種景觀埋葬了呢？我想到的例子是，高雄左營的眷村面臨拆除，學生在牆上塗鴉，打造出「彩虹眷村」的景觀，對於觀光客來說，他們拍照拍的很開心，但是對於生長於眷村的人來說，成為被觀光的對象，內心的感覺卻是非常的複雜。文化應該是實在的生活樣貌，而不是打造出來的景觀。

（拍片爭議與土著觀點）面對拍片當中的爭議，譬如說莫那有沒有開槍射殺妻子，引起了族人的爭議，最後用曖昧手法帶過這個橋段。魏德聖提到了一段對話：「『因為我們族人不會拿槍對著自己人！』當然，我沒事也不會拿槍對著自己的老婆！『為了和平，我們必須戰鬥！』這句話到底成不成立？如果成立的話，那『為了恢復Gaya，必須先破壞Gaya！』又有什麼難以理解之處？我覺得有太多人都是用身為後代的角度去看上一代，可是我是漢人，我都願意站在當時族人的角度去思考事件的前因後果，為什麼他們不願意回到自己祖先的心理、生理、社會、政治等角度去做可能的行為判斷？人們會因為環境而改變想法，為什麼許多人就不願意試著回到同樣的時空狀態做評論，這樣眼光會不會變得太狹隘了？(203)」非常地發人深省的一段話，但是為什麼魏德聖可以成為「某種發言人」，置身於似乎更為客觀的時空當中呢？值得更多的討論。

（地方與經濟的關係）魏也提到「不能因為一個地方去拍一部電影，而是要因為一部電影產生一個地方」(50)，強調電影不只是發財工具，而是一個無限可能的發動機，在在認為電影自有其邏輯，換句話說，魏導想強調電影有其相對自主性，不能純用經濟的角度來思考電影的拍攝。電影居主位，巿場次之。

（人）同樣的，魏導也一直把「人」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在八八風災之後，他說「場景沒了沒關係，沒辦法去拍也沒關係，還是得要了解當地的狀況如何，生命真的比較重要」(67)；拍攝的最後一天這一段也彰顯出魏導對「人」味的重視，他說「其實本來真的只要拍山豬，可是我在前幾天覺得『幹！我們最後殺青的畫面是一頭豬？這叫我怎麼甘心！』所以後來就把補拍年輕獵人看到彩虹橋的鏡頭換到這天拍攝，讓我們最後一天的最後一顆鏡頭放在一個『人』身上，而且百分之百是最後一場戲。(273)」這段看起來真是超好笑的XD，不過另一方面，賽德克‧巴萊，作為真正的人，始於人，終於人，算是完美的收尾。這也讓我想到涂爾幹對於「真正的人」的討論，人異於動物的地方，在於道德、在於實現該族群之集體意識，從該片來說，或許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其出師之名「血祭祖靈、捍衛Gaya」吧！

電影正式開拍了，場面很大，魏導也會怕。但是當他「一開口說話，整個人就完全投入了。所以我（魏）說：『人工作起來，那才是真正的自己』」(93)。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呼應馬克斯用勞動來界定真正的人的觀點？（笑）不過說他展現電影人的職業精神，似乎也無不可(笑)。

（專業作為互動與溝通）魏導也談到了「專業」。與美術組面談時，美術組製作了3D場景影片以及模型，從導演沒有設想過的地方設想，然後與導演頻繁討論，讓執行出來的東西與設計的一樣，魏導認為這就是作事情的樣子，專業是「一種規則的示範，而不是一種才能的表現」(80)。換言之，專業不是只有單方的展現而已，專業應該是種「互動」。另一方面，當魏導認為有些動作作不來，但武行們卻自己完成了，硬幹，這點讓魏導非常服氣(108)（或說對於專業的定義，還得包括「服氣」的面向，正當性反而表達不出來那份味道）。

（工作的氛圍）魏導提到了牆上貼了滿滿的圖片和資料，使得環境很有拍片的味道(81)。這讓我想到之前聽Steve Wallace的英文演講，談到如何透過便利貼來利用牆壁，也許我可以把資格考的書單，每一章作為一個單位，貼在牆上，就像個分鏡表一樣，一格一格的，然後我每讀完一章，就打勾，或者在上面寫上關鍵字。最後再用排列組合來玩，看看能不能玩出什麼，我想這樣應該會很有趣（這也是Howard S. Becker在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一書中提到的方法）。

（演員的訓練）眼神的訓練，讓我想到了在「國際學術力菁英班」Benson在課堂上教我們的，必須要觀察台下的觀察，必須要敢看觀眾。在電影的訓練中，魏導他們的訓練方式則是透過看燭光來訓練，然後透過瞪狗來鑑定殺氣是否已練成。這種訓練方式實在是蠻有趣的，不過叫我連續看燭火半小時，我應該會睡著吧…。演員的訓練當中，也包括看似無用，實則有用的活動。譬如說山訓，爬完山，演員的感情變得很好。

（友誼與獵人文化）主角林慶台原來讓魏導非常地擔心過，因為他台詞背不起來(111)，也還沒有卯起來演戲的勁，於是魏導就用激將法，激起他的好勝心（不過後來看youtube林慶台則說自己把自己交付給上帝，完成了這事業）。我自己在看電影的時候，只覺得老莫那的表演很自然，真是厲害。魏導也提到友誼與部落文化、獵人文化，他說這些長輩「一開始先跟你保持距離，不會馬上就跟你很要好，他們不跟你玩這套。他們會先觀察你，確定你在做的事讓他服氣、認同，這樣他就會把你當朋友，而且這朋友是永遠的」(112)。

（膽量、氣魄，實驗精神）魏德聖很強調實驗的精神，不要認為錢不夠就不作，去嘗試，去闖。他認為我們的問題在於「又想人家給你機會，又不想自己出錢；想自己賺錢，又不想人家瞧不起」(116)，這種怕事又貪財的心態，是永遠不會成功的。另外，在協調某天演員的薪資減半時，魏導請底下的人去跟演員說，結果該人推託，最後魏導要「阿鑾硬著頭皮去跟群眾演員溝通，結果有說就好，他們都答應了。不是不行，只是沒有去做而已」(212)。

（溝通與整合）拍電影需要溝通，需要互動，需要團結，才會有力量。他提到「一個人去幫忙只有多一雙手而已，也許只要喊一聲，就可以多十雙手做事，這樣工作進度也會快一些。…如果一個人搬東西需要跑十趟，那麼十個人一起搬，就只要一趟。我覺得台灣電影最好的傳統就是這種東西，而且這樣我相信這可以讓大家走的更近」(136)魏導極度強調溝通的重要，「沒辦法的時候要跟我講！不是自作主張做好就放著不管，也不跟我確認！」(230)魏導如是說。我想平常的為人處世也是該這樣吧。

魏導認為台灣不是沒有人材，而是缺乏整合。「臺灣有很多專業人才，可是都沒有整合成一個團隊，都是各自跑單幫，而這就是一個工業要建立的最大障礙。只有把這些專才整合起來，才可能會有工產產生；要屏除門戶之見，就要先把大門打開。你厲害的地方，我不會；我厲害的地方，你不會，那我們就合作變成一個團體，繼續培養新的人才。」(253)我對這一段的感受也很深，在八月份的時候，IAC的團隊，竟然在三天半內就搞出一個研討會，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這群人不可思議。不過，也許可以反過來問，為什麼會有單打獨鬥的情形產生呢？

（宴會與私密性）最後到殺青的時候，提到宴會與私密性的關係。「直到晚上大家喝了酒，一個接一個從快樂演變成崩潰，這時也才有真正殺青的感覺。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以來都要求可以有記者會，可是屬於演職員的殺青酒絕對不能對外開放，只可以自己人到場，甚至連眷屬都不淮帶。因為，我知道只有自己人才能體會那種氛圍，如果外面的媒體或其他人來到現場，反而沒有辦法很自然地在人前哭笑。」(277)魏導的觀察還真是細膩。另外魏導為「紀念拍板」所的話也讓人驚豔，「雖然曾經有人擔心成本太高，不過我跟他說：『再昂貴都得做，因為有些東西是屬於一輩子的價值……』(281)」

（餘生）令人惋惜的是，最後幾個人走了。魏導說「如果你不想被別人覺得可惜，那就要繼續活著。」(297)讓我想到賽德克族人的「餘生」。不過如果讓魏導二選一：拍電影但會短壽（爆肝？），或不拍電影而長壽，不知道魏導會選那一個？魏導會捨生而取電影嗎？也許這個問題就讓魏導自己來回答吧。但是反過來問我自己，我是否找到自己的「志業」？涂爾幹提到「道德意識的強制性在今天應該採取這樣一種形式：『各為其用，各盡所能』。」(《社會分工論》＜導言＞，2005:6) 涂爾幹不欣賞半吊子行家，要玩就玩真的。他說「我們欣賞那些稱職的人，他們所追求的不是十全十美[安：指事事完美]而是有所造就，他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界限明確的工作中去，他們各安其業，辛勤耕耘著自己的一份園地。...我們以為，一個人的絕對責任不在於把普通人的所有特質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而在於把這些特質用於他的職業。」(同上，2005:5)就此來說，魏導展現了作為電影人的風範，是值得學習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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