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8日星期四

[摘要] 藥林外史

《藥林外史》 鄭金生著 臺北:東大2006

這次在圖書館看到這本書,閱讀,並進行摘要,後來進行搜尋,才發現原來我很久以前就摘錄此書了,現在的摘錄比較詳細。以前的摘要,請參考:藥林外史上藥林外史下


序言 (以下,標楷體為我輸入,新細明體為原文)

「藥,治病草」(《說文解字》),它是醫生治病的武器,同時又是中國歷代社會的一種物資,來源十分廣泛(衣、食、住、行所用之物,無不涉及),與社會密切相關。尤其是作為社會流通的商品之一,藥品又要經過許多非醫人之手,遵循商品發展的規律包裝打扮、浮沉漲落。因此中藥的社會性其實非常強烈。歷史上的中藥甚至就像戲劇中的演員,有靠真功夫鑄就的「名角」,也有靠社會風尚捧出、炒出的明星。從古到今,社會上不斷出現一波又一波時麾用藥用潮,就像演戲一樣你方唱罷我登場。這齣齣戲的導演並不是醫生,而是不同時代的社會風尚和思潮的影響。坦率地說,歷代本草書記載的藥物功效,並不全來自醫生的經驗。三教九流,都曾經或多或少對藥物的使用產生影響。同樣的藥物,醫家用來治病,道家用於長生,江湖術士用來變把戲,染家用來染色……多途徑的用藥知識又互相滲透,故「藥林」從來就不是醫藥獨家的領域。(2)

「藥」與「本草」一節(6-10)就文獻釋義。

〈藥效的發現與「傳信」〉(79-124)

      中藥的藥效是怎樣發現的?人們用什麼辦法將這些發現傳給後人、並讓後人深信不疑(簡稱「傳信」)?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卻很複雜。這是因為,現存文獻記載的數以千計的中藥,它們的療效發現並非衹有一個途徑。有的藥效是由於它自身所含物質表現出來的治療作用,而有的藥效卻是不同社會中人為賦予的功能。因此。中藥功效自古以來表現出很強的二重性:經驗性和社會性。這兩者有時區別明顯,有時卻如油入麵,難分難解。至於古人「傳信」藥效的方法,堪稱煞費苦心,令人感嘆。(79)

  在第一節「經驗與聯想」中,首先提到「神農嚐百草」之說,說明飲食作為藥物起源,而反覆實踐取得了藥效的經驗,但是這無法解釋所有中藥的起源。「早期藥物中,有很多不能食用、甚至不能理喻的用藥法。例如馬王堆出土的西漢以前的古醫書中,有許多金石(如鐵、銅、水銀、雲母等)、器物(如女子布、死者裰等),乃至一些人部藥(如死人頭、死人胻骨等),這顯然就不能靠口嘗身試將它們納入藥物之列。要追究這類藥物的起源,就必須追醫藥發生的早期(巫醫混同時期)用藥觀,乃至此後醫藥發展歷程中種種思想的影響。」(81)
  作者引用弗雷澤的交感巫術的觀點,以順勢巫術(相似律)和接觸巫術(接觸律),來說明中藥的藥效,譬如用來解釋《山海經》當中的具雌雄同體的「類」獸,因雌雄同體,故「食之不妒」。中藥裡許多不可能通過口嘗身試的藥物(如某些金石礦物、器物、污穢齷齪之物等)、不可能通過藥效解決的問題(如刀槍不入、水火不懼、夫婦親愛等)、不需接觸人體的用藥法(如佩帶、擺放物件方式等),大多源於巫藥。巫藥滲入醫藥的一個重要的掩飾手竹,就是利用「燒灰」內服的形式。燒灰可以把許多無法食用的東西化為同樣的灰燼,但在巫術中,灰中保留了原物的靈氣,既可通靈,又可蒙人。因此,在觀看《本草綱目》等本草書所誀載的許多藥物(如髮髲、頭垢、爪甲、孝子衫、褌襠等)及其藥物怪效或用藥怪法時,應該知道這些藥物及其「功效」的來源古老,並非後世中藥效用的主流。(84)

      在第二節「權威與理論」中,處理的是正當性的問題,本草書建立權威的方式,古代是透過透名聖賢與名人崇拜等方式,也就是所謂的「名人效應」,但藥物也應具實效,符合時代風氣才可能流傳。「早期本草書儘管可以托名聖賢,但如果沒有真實可靠的藥效、沒有能符合當時人們頭腦中通行思維方式的理論內容,那麼即便是托名聖賢,也未必能使藥學之道形成學問,流傳後世。單純的零散用藥經驗雖然也能傳播一時,但永遠形不成一門讓人信服、可以歸納統率經驗、並在理論指導下擴充使用的學問。早期的藥學經典著作《神農本草經》,不僅有著極為深厚的藥物實效積累,而且出色地歸納了藥學最初的藥學理論,從而奠定了藥學專門學問的基礎。」(86)
作者認為《神農本草經》「立足於醫家用藥經驗,借鑑了當時的社會建構模式├學思維模式和宇宙自然觀,建立了四氣,五味,君臣佐使、三品、七情,以及正治原則為主體的理論體系。(86)…藥性理論形成之初,並非高深莫測。人們運用他們頭腦中已有的各種社會、哲學、自然宇宙觀來解釋藥效、歸類藥物。他們使用的術語,其實都是借用大眾化的社會名詞。在當時醫藥學家看來,藥物也是一個社會,因此借用社會組織形式來建立理論,是最能為當時人們接受的形式。……藥物的「七情」,實際上也是社會人際關係在藥物配合中的反映。(90)
《神農本草經》和同時代醫學經典《黃帝內經》中的理論相比,藥理顯得單薄許多。筆者的解釋是:《內經》的理論結合了當時的哲學思想,將陰陽五行學說用於醫學內容推導。因此這種理論的高度明顯超越了當時的臨床用藥實際水準。換言之,《內經》中的性味理論,不是從藥學實踐自然而然凝鍊出來的,它帶有哲學思維模式,因而與當時的用藥實際存在差距。《神農本草經》藥學理論雖然比較單薄,但卻充分反映了當時藥學實際水準。中藥藥理滯後的狀況,經魏晉六朝、隋唐五代,將近千年,沒有太大的改變。直到北宋末,《內經》中成套的性味理論才開始進入本草,又經過金元醫家的演繹發展,終於與《神農本草經》原有的藥理結合,用於解釋藥理、指導用藥。儘管受時代的影響,宋金元及其以後的中藥藥理又有一些變化(詳參本書51-60頁),但其主流始終是性味等理論為主,是為中醫的正統藥理系統。(91)
中藥學中的正統理論,是藥效取信於人的重要保障,是驗證新藥新效的標準,也是指導新藥新效探索的依據。(91)按:孔恩的典範說?]這套理論竹巫醫用藥思想有著根本的不同,它拋棄了藥物的非醫療作用,除少數巫藥殘餘之外,大多數的藥物的使用脫離了「通靈」的思維模式。在醫。在分道揚鑣之後,醫藥終於憑藉著經驗實證和建立符合古人思維方式的理論,不斷發展壯大。但是本草記載的藥物及其功效,其來源仍然有不同的途徑。

第三節〈本草藥效的多源性〉,作者提到藥效的多種來源,包括:1.巫藥殘餘:如禦火禦水、禦兵禦凶、入山不迷、入水不溺(92)
2.靈物:治鬼氣或女子疾病,相關物品如龍骨、太乙餘糧、古銅鏡、桃、龜甲…(這是跟性別有關的禁忌) (92)
  [文化與療效]唐代《刪繁方》治療婦女難產,數日不出,取桃仁一個,劈開兩爿,一片書「可」字,一片書「出」字,然後合起來,吞下去,據說就可催生。(外臺秘要,北京1995:934)由此推想,其中的桃仁被漢代張仲景用於下瘀血、治血癥漏下(見桃仁承氣湯、抵當湯),就很難說不是來源於桃的靈物之效了。
  儘管現代有人做出了桃仁有抗凝血作用和抗血栓形成之類的實驗結果,但也無法解釋一個問題:杏仁的藥材外形和桃仁非常相似,原植物屬同科、親緣關係很近,所含化學成分也非常接近,古本草記載兩者都能止咳嗽,都能炒作果品食用,所以無論從古代的形色藥理說,近代的植物親緣說、化學成分說,這兩者的作用都應該很接近。可是為什麼杏仁最終成了止咳平喘藥,而桃仁成了活血化瘀藥?桃仁袪瘀是出於醫療經驗還是出於巫術時代賦與的靈物之效?如果杏仁作藥理實驗,誰能保證它不會和桃仁具有同樣的活血化瘀作用?可是歷史、或曰歷史上的文化,使這兩味各方面極為近似的藥物出現了不同的功效。(94) [我認為畫底線出是個有很意思的提問,表明,要作什麼實驗,要建立物與詞之間的連結,其實受到先前的文化觀念影響,換言之,實驗是建立在前代人的文化邏輯之上的]經驗與聯想、科學與文化,在桃仁化瘀功效上糾纏鉸接,難分難解。(94)[本例試圖]說明醫藥書中所記載的藥物功效具有文化特質,並非皆出於醫家實踐一源。附著在龍骨、桃仁之類靈物身上的露氣,已經被醫家磨礪同化,掩蓋了其某些藥效的根源所在。至今龍骨還在使用,誰去考究它哪些功效帶有巫術色彩?(95)
3.風俗藥效:早期本草還收錄了一些由古風古俗變化過來的藥效(姑且稱之「風俗藥效」。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合觀和萱草。漢魏兩晉之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是賢愚共知的常識。希望他人愉快,就送他萱草(別名「忘憂」),希望勸解他人息怒,就送給他合歡。所以庭院種植合歡,也是緣於此古代習俗。這兩種植物的「蠲忿」、「忘憂」作用,是因為它們的名稱可以幫人表達情感,而不是口服它們可以產生改變情緒的功效。古代用「當歸」表達盼人歸來、用芍藥(別名「何離」表達惜別之情,也屬於「以物寓情」。現代送玫瑰、鮮花,和古人送合歡、萱草、當歸、芍藥,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都是為了表達感情,不是為了將玫瑰煎水內服增加愛情的濃度。(95)
  但是,《神農本草經》在合歡條記載:「主安五藏,利心志,令人歡樂無憂。久服輕身明目,得所歡。」那麼究竟是風俗藥進入了本草,還是藥物之效化為風俗?筆者經考證,認定「合歡蠲忿」屬於風俗藥效。(見鄭金生,中藥早期藥理考略,《大陸雜誌》98.6(1989.6),270)合歡是豆科植物,它和豆科某些植物(如含羞草屬植物)一樣,葉片都有晝開夜合的點,所以它有「夜合」、「合昏」(葉黃昏即合,故名。一作「合婚」的別名。這些本來屬於植物特性的名稱,由於其中的曖昧意義,又名「合歡」,故此物為民俗所用,勸人息怒。但時至今日,中藥教科書還是堂而皇之地認定合歡有「解鬱安神」的作用。從藥學史的角度來看,這和把玫瑰口服說成可以增加愛情沒有什麼兩樣。(95-96)
  由於合歡的風俗藥效躋身本草,萱草也得以「沾光」。宋《本草圖經》甚至把合歡的功效複製到萱草條下。此外,萱草還有一個風俗藥效,,即佩帶它可以生男孩。這是因為萱草又有一個「宜男」的別名,所以古人食用此草,或者懷孕後佩帶在身,據說都能生男。古代某些帶有「雄」字、「男」字(甚至諧音)的藥物,或者雄性之物、陽剛之物,都經常被賦予宜生男兒之效。例如「取石南草四株,著席下,勿令知之,必生男」。不過是石南的「南」與「男」諧音而已。虎鼻「懸戶上,令生男」。是借助虎的雄威了。這樣的用藥法,已屬於巫藥範圍。(96)
4.道家用藥:本草的內容,實際上是醫家和道家用藥的集合體。(96)道家追求的目標:神仙與不死。(見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神農本草經》中的上品藥,其標準就是「主養命」、「輕身益氣,不老延年」。這樣的藥效,就是道家追求的目標。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中把道家用藥歸於「仙經」,醫家用藥稱作「世方」或「醫方」。道家需要用藥之處是服食斷穀、延年卻老、飛丹煉石,這與醫家治病不同。至於用藥的道理,道家和醫家一樣遵從本草。但在掌握用藥的方法方面,道家和醫家卻有小的差別。為此,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的具體藥物之下,就其所知,注明這些藥物當時為哪家所用。(97)
5.藥物的其他使用者:陶弘景指出某些藥物的使用者可以是畫家、獸醫用藥。這說明,《神農本草經》以及後來的本草書中所收藥物,並非完全來自醫藥家。也衹有瞭解了這一點,才能歷史地、客觀地看待本草書許多藥物的來源和藥效。(99)
6.醫家用藥:唐代《新修本草》後,本草著作中新增的藥物大多數是出自醫家。但醫家所補充的藥效,不見得就是臨床實踐經驗的總結,還必須考慮不同時代的醫家所受的社會思想的影響。早期為鬼魅說,中期增添了六淫(風寒暑濕燥火)、七情(喜怒憂思悲恐驚)、臟腑病因說,而使邪怪鬼魅的病因逐漸消失,藥物的功效也就隨之就變。(99,內文稍有修改)。金元和南宋醫家慢慢試著建構中藥藥理體系(見本書52-61的討論)。
  醫家基於個人偏見導致藥效的誇大甚至失實。後世醫家所增補的藥物和藥效,最難區分的是源於實踐經驗還是個人主觀推導。在缺乏實驗研究、科學統計方法的古代醫學中,根據某一理論或部分醫療實踐就賦予藥物新功效的情況並不少見。(如藥物的「歸經」或「引經」就是其中一例)(101) 後世對具體藥物的歸經每多分歧意見,在於其推導的角度不同。(102)…[依照徐大椿的評論,作者說]人為地認定某藥主某經,實際上就排除了該藥入其他經的可能性。這樣的歸經說,對準確把握中藥的藥效顯然是不利的。(103)「引經報使」藥,是宋、金、元時期發展起來的一個新概念。對引經藥的出現和實際作用,至今學界見仁見智。但引經藥的藥效,應該說和歸經一樣,是金、元時期人為賦予的結果。(104)
  但是另外一類人為因素造成的新藥效,則應該充分認識到它的難以憑信,這類人造藥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從偶然中推測出必然;(2)以方效移作藥效(如石斛夜光丸的石斛);(3)循名責實、望名生義(如鬱金解「鬱」之創造;升麻從宋代以前的解熱毒藥,轉變成升提陽氣之藥)作者說「李東垣創立脾胃論,他和其師張元素都很講究藥物的升降浮沉,是他賦予了升麻「升提」的新力效,而這種功效卻建立在望名生義的基礎上。對於使用慣了用升麻「升提」的醫家來說,可能會很難接受本文所列舉的歷史事實,甚至會列舉自己使用該藥的體會來反駁。中醫用藥的妙處在於複方,而驗證單味中藥療效的障礙卻也是因為複方。竽充數者並不影響整個樂隊的演奏效果。夾在大隊藥物中的某一藥物的某一效果要驗證起來不能光憑全方取得的療效。解鈴還須繫鈴人,由於文化造成的問題還必須從文化的角度去解析。」(108) [非常有趣的文化說解]。
  而某些原因也會導致藥效的失實。當代著名藥學家謝宗萬先生對歷代中藥品種歷史有深入的研究,其中涉及到品種變遷、新興品種等內容。(如人參,木通之例)
  古人用什麼辦法將所知藥效讓人相信並繼續傳播呢?一般來說,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使所傳藥效讓人覺得合理(符合人們頭腦裡已經存在的理論思維模式)、可信(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本文前述的托聖賢之名以入道、建立藥物的理論體系等,都是讓人敬畏、信服的重要手段。但這些手段還是不夠的,尤其寺中醫正統藥理所知不多的普通民眾,更講究可信的實據。因此就出現了「傳信」法。

  第四節〈藥效「傳信」法〉。《四庫全書提要》認為:「考此書每方之下,皆注傳自某人。」也就是說這類書採用的是抄傳有可信來源之方的辦法(所謂「傳寫偽信為道也」。此法就叫作「傳信」。范行準先生認為,劉禹錫《傳信方》因每首「皆有所自,故以傳信為目云」。蓋亦取《春秋》「信以傳信」之義。除古代各種《傳信方》,民間手抄方書也多採用此法。抄者在每個方劑之下,注明是某人(甚至是抄者的親朋好友)所得或經驗之方。用「傳信」的方法表示所抄醫方的可靠,這一傳統即便從唐‧劉禹錫算起,至少已經延續了差不多一千二百年。(111)
  傳信的方法不僅用於傳播醫方,本草中也多採用。其表現形式就是講述藥效發現的故事,藉以展示其來源真實、過程可靠,值得憑信。古代藥物故事非常之外,粗略地歸類,大約有如下幾類:1.偶發現象的啟示(如藕治血症,山楂消肉積)2.動物自療與動物試驗3.臨床驗案與治療傳奇(名人醫案,傳奇故事,這些故事具有一定套路)4.藥效的神話傳奇(如文學作品《何首烏錄》進入本草人參、枸杞,幾乎每一個具有長生不老的藥物之後,都有相應的神話故事作為憑證。)
  真正可靠的藥效,都是經過口嘗身試、反覆實踐才得以總結出來的。這樣的藥效停了本草的主體,逐一羅列必然要倒讀者的胃口,不如大家看教科書。作為藥史研究者,更重要的是暴露那些被人忽視的魚目混珠藥效。通過文化背景的陳述,把那些因為社會文化造成的藥效再用文化研究的方式去解讀,這就叫做因勢利導。用實驗或臨床驗證這些文化藥效,恐怕是事倍功半。
  中藥的藥效還在發展,古代的藥效有必要在現代進行再驗證,當今藥效的「傳信」法也必須引進更科學的方法──但這已經屬於另一個主題,不是本書力所能及了。(124)


〈古代社會的用藥風潮〉
一、仙藥與丹藥
  頁129130討論了「靈芝」作為仙藥,由盛而衰的過程。
當時道家思想中有一種「假外固內」的理論。用金玉塞九竅可保持肉身不朽,用鹽滷腌製乾肉臘肉可使其不腐爛,這都是借助外物的作用,為什麼烈可以令人長生呢?這些振振有辭的道理,促使道家採用金石作為長生之藥。儘管沒有任何金石藥可令人長生的效驗可資證實,但衹要人們的頭腦中事先有了他信服的某種理論,他就可以接受任何符合這個理論的藥物,再不深究,甚至至死不悟。古今社會篤信長生強壯保健藥的人都是如此,無一例外。(132)
二、「服石」與寒食散
  對寒食散作為社會風尚,作者作出了象徵人類學式的分析。(144-145)
三、香藥與熟水
  隨著宋代海外交通的發達,阿拉伯、南洋諸國的許多香藥湧入中國。(147)
熟水就是「藥湯」。作者以類似今日的保健食品進行解說,論及危害之歷史經驗。(152-154)
四、「以人補人」
  為什麼明末這段服用紅鉛方(初經)的「邪術」能夠逞近一百餘年,而且引起了醫藥界許多醫家的共鳴呢?這還要從支撐這股邪術的理論尋找根源。(160)…明代挪用古代房中術的陳辭濫調,以支持紅鉛使用。
本節討論邪淫、物質、女性剝削、權力關係在明代藥物服食風尚的例子,不由得讓人想起傅柯對於「愉悅與控制」,還有Arendt關於極權的討論,這裡是可以從性別及階層角度進行進一步思考的主題,所謂的「以人補人」究竟意味著什麼?
五、成癮藥物與時尚藥
  用藥風潮的目的逐漸變化。從最早宣稱服金丹可以求仙不死,到以為服石可以強壯健身,再到服用香藥、熟水以求日常保健,最後發展到吞咽穢滓紅鉛以求縱慾求歡。從以上的進程可以看出:隨時代的進步,人們逐漸認識到人生有限,不死難尋。但同時也可看出,社會上的追風用藥,逐漸朝著滿足一時的精神或肉體慾望的方向發展。(164-5)
  早期服食丹藥的人群中,固然有企圖長生不死的帝王權貴,但也有純粹出於信仰而以身試藥的道家方士。煉丹的術士之中,固然有很多騙子,但也有很多真正的實驗家。但在明代「以人補人」風潮中,情況就複雜得多。服藥者與提供藥品者的關係,基本上已經分離,更多的商業因素攙雜其中。藥品在社會上某些人群中得到青睞,但這些人群往往不是病人,而是希望延年益壽或獲取一時精神肉體愉悅的健康人。對於這些人來說,藥品已經失去了「治病」的基本作用。藥品作為商品,又被商家作為牟利的工具玩弄於股掌之中。這種情況在進入清代以後,並沒有改變,而且變本加厲。明末和清代社會廣泛流傳的藥品,主要是一些外來的藥物,其中最突出的是鴉片、煙草和九龍蟲。(165)之後分別回顧了鴉片、煙草和洋蟲的簡要歷史。


<中藥炮製與雷公>
  什麼叫中藥?…如果要說傳統中藥,一般說來應該具備兩大特色:一是按照中醫用藥的經驗和理論去使用,二是需要依法炮製。(173)第三節「藥業興起與炮製理論總結」:依據《武威漢代醫簡》對於藥物價格的記錄,「這說明至少東漢初,藥物的巿場交易已經比較普遍。但僅憑賣藥還不能明專門的藥業已經形成┴酒藥開始分家,因為賣藥人可能同時當醫生。到了南北朝時期,醫藥已經比較明顯。(186)...南北朝醫藥分家造成的藥物真偽和質量降低的問題,已經影響很大。藥品一旦作為商品在社通,它就必須服從商品流通的規律,在經濟利益驅動下接受商品持有人的「包裝」(加工使賣相好,改味之類)。(187)商家的目的無非是以次充優、追求外形美觀,牟取更高利潤。但這些額外加工炮製不僅增加人工成本,而且某些附加炮製法還會使藥效降低,甚至形成副作用。...可稱為「無效的商業炮製」。(188)


  從煮散到飲片,看起來是一個很簡單的用藥劑型改變問題,但實際上體現了醫家對不同劑型的嚴格要求,也說明了製藥工具的改進促進了藥物粉碎切片的發展。飲片 的出現,既是中藥炮製的一個新的內容,又為藥家的商業競爭拓展了空間。宋以後藥物炮製朝著理論完備的方向繼續發展。同時藥家的商業競爭又帶來了炮製過當的 弊病。(205-6)

  從技術而言,明清時期已經達到了古代藥物炮製的高峰。藥業的興盛,也就產生了商業競爭。這種競爭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貨源充足、貨真價實;二是遵古炮製、飲片精良。(211)但與此同時,商業競爭也使明清炮製出現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炮製過度。其表現形式是對藥物施行精加工,工序增加,外觀色澤皆美,毒性很小,但在此過程中,卻因炮製過度而引起了藥力的降低甚至喪失。(211)畏 懼毒性當然是其中重要的原因。(212)但毒藥炮製過度的另一個原因,屬於社會性。在藥店如林的商業競爭中,任何的失誤都可能導致聲譽盡失。所以醫、藥兩 家都很注意用藥的保險係數。(213)造成炮製過度的原因,恐怕主要是受商業競爭的影響。此外,炮製是否過度,有時也與地區有關。…所謂地區差別,根源還是炮製能否給藥家增添利潤。(216)

[摘要] 遠眺皇漢醫學


遠眺皇漢醫學─認識日本傳統醫學  叢書/系列名:三民叢書養生‧方技
ISBN13:9789571928319  作者:廖育群 裝訂/頁數:平裝/392頁  出版社: 東大
出版日:2007/01/01 

目錄見: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id=000502244

關於進口藥物與古方派的討論,作者提到「首先,日本的生藥需要依賴進口,所以藥味較少、適合製成固定配方的簡單方劑自然佔有優勢;其次『臨床行使治療與處方權的只限於得西醫執照的醫師』,但代的漢方醫家已然『不可能從頭學起,《傷寒論》符合快、實用的要求』--換言之,古方之所以走俏,是被當成了『快餐食品』。」見81頁註13參見山本嚴的觀點,出自廖雲龍的摘譯(〈再介紹日本漢方古方派的學術觀點〉,《新中醫》,[2]:56, 1982)

  在〈古方「岱宗」與「魔鬼」--吉益東洞〉此章的討論中,第四節《藥徵》的復古作業說明吉益東洞透過歸納法(以經解經)解傷寒論,解釋藥味性質,其方法之嚴謹與論理,使人驚豔,作者以甘草為例,說明吉益東洞為理解古代方劑的產生,提供了思考路徑,並且質疑了組方理論的舊說(君臣佐使),廖育群提到「無論是『君臣佐使』說本身,還是『大、中、小』和『奇偶』之製中的君藥、臣藥、佐藥的數目,無非都是比附人間社會的產物。」(102)最後,提醒讀者,「即便是在有了『方論』或『方劑學』的時代,也不能認為所有新方劑的產生都是按照一定的理論制定的。」(104)

  而在比較古代對於藥方的解釋(陰陽之說),以及吉益東洞與現代學者的作法後,作者說「當代日本的醫史研究者賦予以東洞為代表的古方派極高的評價,認為他們所採用的乃是實證的科學態度與研究方法。而兩者的不同則在於,身處古代的吉益東洞所採用的是邏輯思辨、歸納的方法;而當代學者則有可能利用現代科技手段,闡明某種生藥是通過其中的何種成份、如何實現其作用的。」(106)最後,廖育群提到「現代中醫樂於用科學研的結果來證證古人的正確,但這並不足以弄清古人是如何獲得如此知識的。...在沒有確切的資料說明這些知識產生時之真實情況下,我們只能推測是源於經驗的積累。另外,也不能要求現代的中醫在實際治療中依據現代科學來思考問題--因為如果這樣就不是中醫了。所以他們還得使用酸甘化陰、柔肝、緩急等理論與概念。因為性味、陰陽、臟腑、虛實等中醫的概念已然構成了一個獨立的完整體系。只有如此,他們才有可能靈活地運用這些藥物與理論,去處理病人。」(108-9)

  接者談東洞治療家人的例子,說明即使孩子死亡,仍不失道心的東洞。最後提到後世學者的評價,指出「東洞的讚譽未必來自漢方醫學家,可以說主要是源自日本的『日本學』研究者。究其原因,由下列社會需求決定:(1)民族自尊與打造學術偶像的需要;(2)近代以來,西方醫學在日本的影響。」(129-131)

吐法的追求者
  在註4中,作者提到身體觀與醫學的關係,他說「張子和疾病觀的一條立論依據是『疾病非人身固有之物』,由此步入『疾病』寓存『人體』的思維軌跡。而不是像大多數中醫那樣,視『疾病』為生理平衡的失調(即便是外邪入侵,其關注點也仍舊是在此引發的平衡失調)。瞭解言一區別後,才能充分體味張子和視疾病為邪氣、稱邪氣就是疾病的含義。」(134)

其他各章,我快速瀏覽過,主題包括生育、乳癌手術、用鬱來重解傷寒論、茶、腹診、腳氣病史與米食,主題繁多,時間有限,無法深究。作者提到,我們對於鄰邦了解的還不夠多,其次,作者也提醒到分期問題(醫學史之分期,不同於政治之分期)。整體來說,算是讀來很有興味的書。



2014年9月7日星期日

[摘要速記] 巫毒科學:由愚蠢邁向詐欺之路

快速閱讀了此書,也查了一下書評,雖然中文譯本譯的很差(據http://myweb.ncku.edu.tw/~chenjh/science/review/voodoo.html的說法),但在半小時內的快速閱讀,還是能夠學到一些東西。

首先,本書提到一般科學家專注於自己的事業,對於各種偽科學充耳不聞,直接忽視,反而使得這些人在巿場上大行其道。這本書希望能夠喚醒更多科學家,走入公共,檢視與批判偽科學。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也會想起Elias說的「社會科學」發展的還不夠的說法,以及知識份子應該盡的責任,必須從長時程來思考,檢驗超越常識理解的相互依賴鏈如何導致非預期的後果,以及研究者如何透過提問,尋找新的出路等等討論。

其次,他提到科學應該是公共的,他說了句很精闢的話「保持科學秘密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該科學本身就是有問題的。」(頁49)而我聯想到的,則是Elias對於抽象概念的討論,Elias說:「人們經常習慣於透過...(他們自己所謂的)高度『抽象概念』來溝通,而忽略與所有高度抽象有關連之感性細節的符號表現。」(見《論時間》一書,2013:242)局內人以儀式化的溝通方式,排斥局外人的參與。當我們重新把人群、歷史、細節重新帶入發展,會發現秘密的形成,往往是由於我們忽視了或遺忘了「社會化」過程。作者在本書第三節解釋順勢療法的盛行時,提到相較於放血等療法,順勢療法因其稀釋手法,顯得較為安全,因為成為歷史上「有效」的療法(而事實上,個人自己的康復能力或許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作者談「信念」時,提到前後相續的事件,不意味因果,而只是可能有關聯,而這種關聯隨著人們面對自身情境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恐懼感時,人們情願相信武斷的連結,而不願讓自己命懸於不確定之上,所以他們相信了「偽科學」,因為只有「偽科學」能夠宣稱「確定性」。實際上,科學本身是具「不確定性的」,因為科學的核心特色在於「公開」及「可否證性」,而可否證性,意味著明日的科學,可能超越今日的科學,所以「科學」不等於永恆真理,而只是目前可接受、且仍未被挑戰倒的理念。在第65頁,作者給出科學的定義,他說「科學的成功和可信度是建立在科學家遵守兩條規則的意願:一、毫無保留的公開新觀念和結果,讓其他科學家得以獨立測試並複製其結。二、當更完整或可信的實驗出現時,放棄或修正已被公認的事實或理論。」由於科學的自我修正,因為具備不確定性。而信徒尋求的則是科學無法提供的確實性。(頁65)

而人的信仰,則依賴其情境定義,他提到情境中的道具的重要性,以此說明安慰劑效果與醫生角色的關係。「一個人對安慰劑的反應幾乎完全取決於醫師角色扮演的好不好。所有的醫學道具,從聽診器到裝框的醫學院證書,以及所有對病患的安慰都會因一個不留心的皺眉頭,或是當醫師在閱讀病患的檢驗報告時微微提高眉毛的動作而一筆勾消。」非常有趣的觀察,也說明病人依賴的不見得科學證據,而是社會線索,社會生活當中的其他角色關係,也有類似的情況,譬如前些日子報紙報的,夫妻分居,而老公的褲子裡有條女用內褲,後來就被抓姦了,就是道具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所以,扮樣子,是人群在社會生活中相互影響行動的重要依據。《演員的挑戰》是本談社會生活與戲劇的深入著作,非常好看,推薦。
http://www.m.sanmin.com.tw/Product/index/99j155p8x106F87K103O65b110f127FVKcSYi881GuU

最後,作者提到科技恐懼與科技崇拜的對比,提到「反科學和技術恐懼症在『自然』醫學中找到表達的管道,他們處於科技崇拜的對立面」,我想起賴曉黎談海德格時提到對科技的第三種思考(雖然我現在記得不太得內容了)。然而,此種二元對立,如果能夠從長時段角度進行考察,或者就像能Elias解釋物理時間與形上學時間的二元對立的生成那樣,說清楚,講明白我們是如何走到這步的吧。

我喜歡Elias說的話,他在研究莫扎特時,提到「一般來說,社會學被當成是一個解構、化約的科學。但我不贊成這種看法,對我而言,社會學是一門科學,它應該幫助我們將社會生活不為人知的一,更好地理解、解釋出來。我的目的並不在於將一位天才加以解構或化約,相反,我想做的是讓他的人際處境更加清晰,甚或能對澄清某個問題提供一個答案來。什麼問題呢?就是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好比我所嘗試的,通過對其悲劇性的呈現,來阻止類似莫扎特這樣的悲劇再度發生(這只是一個普遍性問題的例子之一而已。)」(Elias,《莫扎特的成敗》,2006:28,廣西師範)

另外,補充一個有趣的點,第四章關於太空人登陸月球,作者提到「人」登陸月球,是一種政治神話,實際上蘇聯在其後多次讓機器人登陸月球,搜集了更多資料。但是人登陸月球,是一個重要的象徵,象徵美國的國力,象徵人類的夢想。一個沒有人的機器,登陸了月球,誰會記得呢?因此,「人」本身,作為重要的象徵,登上了月球,這不是出於技術的考慮,科學的思維,而是政治的考量。這也讓我想起布希亞提到的,文化使科技遲滯的討論,人類可以研發出全自動化的車子,但是最終還是保留了按紐給人類,為了宣示人還是優位於機器的象徵理由。



2014年9月4日星期四

[只能暫時擱置的筆記] 讀Elias的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Elias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之筆記

該書收錄於The Collected Works of Norbert Elias第八集,由Stephen Quilley編輯,是2007年由University College Bublin Press的英文全集。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1987年,以德文本Engagement und Distanzierung書名面世。

Stephen Quilley2006年寫的Note on the Text (xl-xvi)
人類知識的發展問題,除了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一書外,可參看:An Essay on time( volume 9), the symbol theory (volume 13), essay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sciences (vol. 14).

        用文明化進程,來理解科學的發展:Elias 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hrough the lens of his theory of civilizing processes. “The idea of an increasing social constraint toward emotional constraint, in the course of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s central to his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s.” (xiii)

        Eliasinvolvment and detachment的寫作,以英文寫成,但受到德語的影響,難以解釋,而他本人也不太願意花功夫在細節的編輯工作,總是迫不及待地進行下一步的書寫。(he was always eager to be writing the next piece of work, and was reluctant to spend time on th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asks of collating amendments and detailed editing)(xiv)

        Elias在重新校訂著作時,授意Michael Schröter將系統的概念,改成figurationIntergrationsgefüge. (First, in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Problems of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published 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in 1956, Elias Frequently used the word ‘system’, then prevalent in sociological usage at a time when the discipline was dominated by ‘structural-functional’ systems theory. Many of the arguments that Elias advances, however, are at odds with how many sociologists used the concept, and in the 1960s he sought to purge his writing of any taint of ‘social systems theory’. That is why, after a bried flirtation with ‘configuration’, he came to make extensive use of the word ‘figuration’. So, when Michael Schröter translated the 1956 essay into German, Elias authorized him to avoid the word System,. In its place, he used both Figuration and Integrationsgefüge (which means something like ‘framework of intergration’).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of rendering such nuances back into English, it was decided to retain ‘system’ wherever Elias used the word in the 1956 paper. Readers should, however, bear in mind his strong reservations about the term. (xv)


Elias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之導言
第一部份
  • 第一節
P3.人類如何擺脫動物所面臨的危險呢?
P4.科學與災難(社會災難如戰爭),學者仍難處理。
  • 第二節
P5.必須從動態角度思考戰爭的危險。(the explanation of the danger of war cannot be found in the form of a stationary cause. It lies in an ongoing, self-perpetuating social process without absolute beginning, though – like cholera –possibly with an end. (§2)
  • 第三節
P6.鐵匠不是中世紀戰爭的起因,同理,科學家與工程師也不是近代戰爭的禍首。(§2)在孩童的教育過程中,他們讀到國家發展中的殺戮,而國家以此形塑孩童們對國家的認同,而殺戮與戰爭,深根於群體的個別成員,成為自我認同的社會習氣。(§3)[回想起小時候讀過的歷史,不外是各種殺戮、爭奪,如何能期待避免未來的戰爭呢?覺得Elias講的有道理。]
P6-7批評合宜戰爭(a just war)的概念,指出以暴制暴,形成了永無寧日的長程戰爭,總是一批壓迫者,取代舊的壓迫者,而戰爭,從國際間,轉向國內的壓制[war police應該視為一體的]。這一段講的很好,我全摘了:「In our age, moreover, the concept ot a just war, a kind of moral rehabilitation of the use of violence as a means of settling interstate conflicts,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settling of conflicts within states. Partly thanks to the work of Marx and his followers, revolution has become a praise word.(P6) The reciprocal violence of groups of people in the course of a revolutionary process or any other kind of long-drawn-out civil war is as great a human disaster as a war between states. That revolutionary processes often start from a condition of one-sided violent oppression has often been mentioned. It is less often mentioned that they also quite frequently end with one-sided violent oppression. [這就是好友Boa提到的,許諾解放的戰爭,總是帶來新的奴役] If one ceases to consider revolutions in an historical manner –that is, as short-term events – and if instead one sees such violent explosions as phases of a long-term process, it becomes clearer that they too form part of a cycle and often a spiraling cycle of violence, which may go on smouldering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e overt revolutionary violence has died down.(p7. §1)

待續

2014年9月3日星期三

[摘要]鄧哲明 1993〈中藥科學化研究與新藥開發之對策〉及2002〈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



鄧哲明 1993〈中藥科學化研究與新藥開發之對策〉

本文為提交總統府進行報告的文章,與會人士包括總統、副總統與其他長官。其報告的邏輯為傳統藥物是現代藥物的來源,譬如麻黃素;其次,透過純化,可以改善藥物,譬如鴉片中的嗎啡,經由化學合成,改成較不具成癮性的止痛劑,說明「許多新藥發現的靈感,仍常來自於天然物成分的研究」(3),舉例如銀杏、海風藤、紫杉、五味子、青蒿,而世界各大藥廠天然藥物研究熱潮是重要趨勢。

        因此,第二節,作者透過特定的修辭手法,說明「中藥科學化研究之重要性」。中藥是經驗醫學,缺少系統性及科學性研究,因此需要科學化。理由是(1)慢性病患服用中藥(尤其是癌末病患)是普遍現象,必須用科學印證藥物療效之虛實;(2)經濟層面上,兩岸交流增加,必須對中藥加以管制;(3)犀牛角事件後,必須要找出中藥有效成份,透過化學或生物技術,研究出替代品;(4)中藥為本土性研究特色。

        第三節,作者提到國內中藥研究之現況,有兩個方向,一為複方研究,一為新藥研究與開發,多以純化方式進行,而國內研究多屬後者。他認為應該打破過往二至三人的小研究群的實驗模式,而應該分工合作,科際整合,各大學院校及政府機關應合作。

        第四節提到國科會大型研究計畫之規劃與成果。國科會於民國七十五年年五月召號中藥及天然物研究之座談會,擬定了四個主要研究項目:B型肝炎、高血壓與中風、中樞神經系統、癌症與免疫。民國七十六年起每年核准四十至六十個研究計劃,六年來已有成效。他提到「由中藥開發出西藥之研究模式來達到中藥科學化之目的,也是過去歐、美、日各國由生藥等天然物中找到新藥之研究方法。」(11),此法有助於(1)徹底解決中藥定性與定量之問題,消除藥材因產地來源、季節、部位、炮製造成的療效不穩定、(2)減化非主要療效成份所引起之副作用、(3)方便衛生主管機關管理。

        第五節,舉自己對於心臟血管系統新藥物的研究,作為中藥開發新藥的例子。先說明十大死因,動物實驗的成果,至於人體應用價值,有待評估。

        第六節,談國內新藥開發所面臨之問題與解決之對策。提到製藥工業規模小,無研發,生存空間日漸縮小。所幸,「經濟建設委員會已將製藥工業列為十大新興工業之一,更於六年國建計劃中將其列為優先發展的項目」。他認為「未來我國醫藥工業之發展有二:產品開發方向之選擇及建立藥品開發之測試系統。前者包括原料藥、新藥、新劑型、中藥、農藥、獸醫用藥和診斷試劑等項目之開發;而後者涵蓋藥效測試、毒性與安全性試驗、臨床試驗制度之建立等。」(17-18)國內對於中、長程之新藥研究與開發仍不足。他認為可以透過以下方式解決國內新藥研究之瓶頸:(1)建立長期之產學合作模式,促進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合作,學習德國與日本之大學與產業間之建教合作模式。(2)建立國內新藥研發之模式,設立國家實驗室,由國外引進技術。他也提到「第四次全國科技會議後,在擬定國家科技發展六年計劃時,曾將藥物科技及中國傳統醫藥科學化研究列入基礎新領域之推展範圍,並明列『新藥研究開發中心』、『藥理及毒性篩選服務中心』、『藥物前導實驗室』之設立為優先規劃項目。」(3)重視新產品之專利問題,日本是值得學習的對象(也是對手)。(4)臨床人體試驗規範之成立。最後,文末以日本經驗為例,希望政府能迎頭趕上。

        結論處提到「中藥科學化研究除了能解決本土醫學存在的許多難題,亦可促進新藥之研發,具有基礎與應用科學研究之雙重目的。使本土性醫藥研究水準更加提昇。」最後列出鄧哲明教授相關履歷及研究領域(蛇毒、中草藥藥效評估、心血管新藥研發)。


2002〈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
        本文為總體規劃書,提供了國內新藥研究體系以及部會分工架構兩圖。與中藥有關的部份,包括國科會的專題研究小組(天然藥物組)、經濟部技術處(生物醫學工程中心的肝病及氣喘中草藥新藥開發四年計畫;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的免疫調節與抗老化中草藥產品開發四年計畫;製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的提昇傳統中草藥產業研發技術四年計畫)、衛生署的臨床試驗組(提供中草藥臨床最佳方劑,選題方針為:西藥之輔助療法/比西藥副作用低或併用可降低其副作用者/可取代高價位之西藥,具經濟價值者/不易治療或比西藥更具療效)。

2014年9月2日星期二

53/365 回到研究室的生活

好像差不多該回家了,自己給自己訂的規矩,9:20一定要離開研究室,然後早點回去休息,留時間給自己,打拳、散步,想事情。

今天重新回到研究軌道,最大的收穫是查到臺灣的中草藥成為國家生技政策的要角,與鄧哲明教授有關,另外可一路上承杜聰明的討論,這是我在先前的文獻都沒有看到的,很值得追下去。

台北太熱,我放在陽台的「什麼桉」的野生小樹,整個枯死,葉下珠也掛了,清理的時候,發生珠蔥還躲在熱熱的土裡,保持溼潤活著,儘管葉子枯了。一個盆栽,在我清理完後,我澆了點水,還冒出輕煙,土壤表面是有這麼熱就對了...以後出遠門時,應該要把植物收到研究室裡,台北的熱實在太可怕了。

傍晚時,帶著家裡帶上去的登山杖走散步大安森林公園,分攤走路力氣,可以走的很快。以後要常常散步,我知道自己不適合跑步,那快走總可以。希望有一天像我高中同學一樣,瘦下來,現在的我,真的太胖啦~~~~(美食實在太多,腰真難瘦...)

打包,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