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and Public Reason
Sheila Jasanoff 2012 London and New Youk:
Routledge
今天要分享的書，是由Sheila
Jasanoff所寫的科學與公共理性，Science and Public Reason一書。Sheila Jasanoff是哈佛大學的教授，專長為科技與技術研究。本書出版於2012年，是她過去發表在不同期刊，而最常被引用的作品的論文合集。這本書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從實作的角度，觀察政府運作，以及政府如何以說理方式(reasoning)，提供自身施政的正當性。而這些正當化的嚐試，能夠被民眾接受，也有賴於在地的政治文化脈絡，Jasanoff稱之為「公民認識論」(civic epistemologies)，而這些認識脈絡，會隨著不同國家會有所差異，因為各國家有著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
目錄
這本書包含了由David
Winickoff所寫的前言，作者誌謝協力工作者，以及其他期刊容許Jasanoff將作品集結成冊。在正文的部份，則包括了十四章：(1)實作中的理性；產品、過程與程序：(2)生物技術的管制及其三種文化；(3)DNA的多樣民主：三個國家中存有的不確定性與政治秩序；(4)修補理性：因果敘述與政治文化；(5)形象與想像：全球環境意識的形式；(6)政策相關科學的彊界競逐；(7)風險版圖(the songlines of risk)；(8)圍困中的判斷：專家正當性的三體問題［按：物理學專有術語］；(9)謙遜的多種技術：公民參與治理科學；(10)關於科學社會學，法官應該知道什麼？；(11)豐胸矽膠訴訟中的專家遊戲；(12)常人之眼：辛普森案中見證DNA；(13)憲政時刻：千禧年的科學與社會秩序；(14)跋。
導言
在David Winickoff的前言中，他介紹了Jasanoff的貢獻，指出本書有三個主題：公民認識論、制度化的專家知識，以及法律作為知識社會政治的生產地點。公民認識論指出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合理性，有著不同的政治文化，因此理性並非放諸四海皆準，而必須立基於由具個殊性的歷史文化脈絡。制度化的專業知識，則是指官僚機構裡新形態的組成方式，隨著專家介入，政治與知識都有了新的形式，相關的概念包括專家的可信度、管制科學與劃界工作等等(x)。隨著國家政策的變革，政府資訊需公開透明，供社會大眾檢驗，法條自身成為真理論述生產之地，所謂「以法行政」，而所謂的「法」是什麼，就成為知識生產的核心面向。而在〈憲政時刻〉一文，Jasanoff直接挑戰以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為背景的法學理論，而主張面對巿場，我們必須透過瞭解在地政府的實際運作，進而促成公共參與，為建構更為適宜生存的未來而努力。她以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來回應「風險社會」所指出的科技所帶來的各種不確性的難題，她主張我們不該全面棄守，交由巿場決定，反而應該迎接挑戰，去瞭解究竟現況是怎麼回事。公共理性（後稱公理）包括了「在風險無限的時代下現代政治作出正當性宣稱所使用的具體的、政治與道德的制度實作、論述、技術以及工具」(xi)。公理作為政治賭注是巨大的，公理制約了公民主體性的形式、國家的各種想像以及政治介入的可能路徑(xi)。因此，本論文集既是學術也是行動的稿件。
第一章 實作中的理性
在Jasanoff的誌謝辭中，他提到本論文的導言及結語是新寫的，希望讓大家能夠瞭解貫串她的經驗研究的整體性關懷。在第一章，標題是「實作中的理性」，她反對像是康德或者Rawls等人從論證角度出發，假定理性放諸四海皆準的說法，而主張回到實作，到具體的社會脈絡考察理性的運作。這一章的破題很有趣，是從我們不再信任政府，以及「進步」的理念，對於未來失去了想像力。然而，在這樣的危機時刻，如果從科技面向切入，卻提供了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好政府以及進步的新意涵，怎麼樣重新把公眾帶回政治，而不僅僅是受到從巿場角度出發的個體主義與新主義自由影響，重新奪回人們公共參與的機會，開啟對於未來的想像空間。Jasanoff在「跋」將「政治」定義為
政治，重要的是包含了擘劃未來的生活形態與存在狀態（想像的共同體），而這依賴於獲取（有時反對）科學帶來的科學知識與改變生活的各項商品。（Politics, crucially involves the crafting of future states of being
and forms of life － indeed, imagined communities －which depend in turn on acquiring (and occasionally reject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life-changing commodities that science
delivers(276).）
換言之，對於Jasanoff來說，政治不只是資源與權勢的分配，也不只是支配關係的運作，而是構想未來的想像力，而實現這份想像力的條件，在於運用科技與審慎辯論與思考。日常的各種決策，成為公共可討論的事物。（多少有點Giddens所說的日常生活政治的味道，而其權力觀，則與Hannah Arendt所界定的權力一致，即權力作為一種創造的能力，而不僅僅是限制與壓抑的能力）。以此，Jasanoff這本書透過對於理性作為實作的探討，希望能夠讓我們思考重新帶入公眾參與的可能性。
對我來說，Jasanoff提出重新「公眾」與「再想像」(re-imagination)這兩件事是很有啟發的。我們日常生活所感到的無力，其實是因為受制於特定想像世界的方式，譬如我們畢業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只有22Ｋ，政府作什麼，反正我們也無法發揮影響力。反正資本會全球遷移，個別政府也作不了什麼。在諸如此樣的想法下，我們沉默。而沉默成為整個社會得以輕易被由巿場發展出來的新自由主義支配的必要條件。
從第二節開始，Jasanoff下了個有趣的標題，The politics of Demonstration，展示的政治，但同時，我們譯作示威的政治也無不可。從展示的政治到示威的政治，正是此節表達的議題。本節大概在說，科技如何自啟蒙以來，逐漸幫助人們破除迷信與傳統，走向現代，而發展出了現代的科技與政治體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發現科技本身帶來了不確定性，而科技帶來的災難，又因為近代科層體制的發展，出現了無人負責的情況。在政治上，大家把科技的好處當成常態來思考，科技的壞處則當成例外狀態；而在治理上，又誤把數理計算當成圭臬（如風險評估等等作法），以此自我強化與證成持續的秩序，阻擋對現狀的反省與思考。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被排除的人，開始採取更激烈的手法，迫使主事者停下來，讓他們感受到異議的存在。譬如炸實驗室或者採取中斷交斷等等手段，迫使政府正視問題。換言之，過往的政治溝通手段，已經被認為不再充分，政治治理需要重新思考究竟什麼環節出了問題。
第三節是理性的新時代，政府要獲得公眾信任，必須透過論理方式，正當化自己提出的政策。本書探討公共決策的生產過程以及當代對於理性性質的預設。雖然本書研究對象繁多，但對這些不同主題的探索，意著試圖思考民主理論諸問題。Jasanoff透過比較、對管制科學的探索、以及對法律作為形塑當代民主課責性與論理形式的手段與地點，來決定研究主題與方法。對Jasanoff，法律是特別重要的，她將法律視為一種實作。她說
個殊的法律很要緊，不是因為法律作為書寫下來的文字，而是因為那是實作、是規範的源頭、是社會是什麼的持續的歷史敘述，以及穩固或拆解權威的工具。這些都是字面上隱而未顯的意涵。（The centrality of the law in particular – not as written text, but
as a set of practices, a source of norms , a continuous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what societies are about, and an instrument for stabilizing or destabilizing
authority – invisible throughout these pieces.(6)）
第四節，講作者使用的比較方法。Jasanoff受到Geertz的啟發，透過比較人類學與深描研究法，在科技與社會的領域進行研究。她批評像Latour這干人等進行的研究，有讓研究科技事物墮入像是觀察動物生態學的「行為主義」的危險(7)。這些人較少注意規範與信念。而不論互為主體的現象、集體贊同的信念、與所有道德倫理相關的自我理解在他們的研究都是欠缺的(7)。（對我來說，剛好這些都是涂爾幹以來的社會學，相對注意的課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仰賴集體意識，而對於道德生活的關注，剛好是涂爾幹的中心課題）。接著作者就大篇幅地介紹本書各章節的摘要，分成三大部份進行說明：比較出來的理性（第四節）、專家的合理性（第五節），以及法律科學與公共價值（第六節）。最後是結論。
在比較出來的理性這一節，Jasanoff說自己與研究伙伴因為比較美國、英國與德國的生物技術，而讓她知道自己研究採取的方式，對於不同文獻的混合閱讀，以及透過這些方法，發展出來了共同生產的理論概念，指出國家與公民之間，透過技術物質及其想像而串連在一起(8)。第三章則是探討難以分類之物，或稱之為monster，如何在不同國家的社會脈絡得到仲裁而確定身份的過程。這些分類仲裁有其武斷性，但輿論是影響仲裁的重要面向，因此她發展出了巿民認識論的概念，提醒大家重視各國家政治文化的差異。第四章談政府如何回應危機，譬如面對狂牛病、或是自殺攻擊（如911），而實際指出政治文化確實有差異。有論者批評以國家作為比較基準不恰當，因為我們已在全球化時代，但Jasanoff指出，誤把商人與軍火商提出的全球化形象，當成事實，就會無法看見個別差異，而人們對於世界的想像與認識，無可避免地是具備時空在地性(time and place-bound)，全球一體的想像，僅僅是一廂情願。
在第五節「專家理性」中，Jasanoff提出，在國家的治理過程中，專家是如何被認定出來，而這些專家又如何得到認可去中介不同專家間的衝突，或者說服公眾他們已經盡全力(enrolled the best available expertise)處理治理任務，這些問題過去鮮少受到關注(11)。專家在當代民主社會，成為國家事務的重要中介者，他們的正當性來自於公眾對於科學的想像，並且受到國家支持。專家運用了危機時刻，透過各種劃界工作，使得自身的理性能夠得到國家認可，因此，Jasanoff說，「根據上述分析，專家的理性不是憑空而生，而是奮力得來，透過取得遊戲中制度化規則的認可或排除其他專家知識（The rationality of experts emerges according to this line of
analysis as never natural but always achieved,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rules
of the game that admit or preclude particular modes of asserting expertise.(12)）」（我覺得Bourdieu在論知識份子與象徵鬥爭相關論述，有類似的異曲同工）。概言之，就是專家們彼此相關進行象徵鬥爭，運作象徵權力影響輿論，進而正當化與建制化有利於自身的資源與規則配置(12)。
接著Jasanoff講了美國歷史說明「諮議專家」為何出現，第六章談重視公益與重視科學知識嚴謹性的專家們如何相互劃界(13)。第七章談風險評估如何壓抑了觀點與立場的多樣性，進而削弱民主(13)。第八章談客責性在代議政治中的問題，討論了個別專家、政策相關知識、可獲得資訊是否有益於公共政策的評估者的代議原則的問題。第九章提出謙遜技術(technologies of humility)來回應過去從風險分析出發，對歷史、過去失敗經驗的理解、對於不平等與不公義的關注之欠缺。(14)
第六節「法律、科學與公共價值」，類比於Foucault對於知識／權力的討論，Jasanoff提出了科學／知識類似的對章(16)。Jasanoff特別提到1993年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509 U.S. 579法案的影響，提出了「誰有資格判定科學」的問題。接著，Jasanoff大致提出科學場域的行事規則，受限於特定場域，同儕審查不意味著真理，換個場域可能就失效。換言之，不同場域有著自身建立的判準，這些場域相互接觸時，就是力量的較勁。第十章，這點Jasanoff自己反省了自己以為能夠從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經驗，帶給法律相關領域人員啟發，但卻忽略了知識的生產脈絡，以及知識消費的繼受脈絡的問題。不過，正由於Jasanoff對科學知識社會學領域發展的簡化與分享，這些想法反而流傳的較廣。但這些知識到底如何被運作與理解，就必須進入實作領域才能理解，於是她著手從微觀面向觀察法律相關過程，指出法律背後仰賴的既有認識方式與判斷。在個別案例中，她指出人們如何在相關場合中運用法律，也以遊戲作為隱喻來解釋相關現象(17)。最後一章則是探討法律權威與民主治理的關係，在911雙子星大樓事件後，人們必須重新將「規範性層面」納入思考，重新考慮「應然」問題。過往的STS僅僅說事實是建構的，但是價值規範同樣是建構的，我們應該積極設想未來的可能性，她稱這種嘗試為建構的憲政(constructive constitutionalism)，這些建構應該圍繞以下面向：在生命與地球科學的發展下，重新自我與認同的關係、隨著新興科技發展帶來的創造，探討公民權與消費主義相關論述、以及民主政治與聲稱具備多種帝國知識的新興跨國界專家之間的張力(18)。
在本章結論，作者用一句話概括本書。理性是奮力取得的成就，而不是觸手可及之物(Reason
is achieved, not attained.)(18)。作者提出四個結論：理性是在地實作、公共理性具備認識論及規範性，且為人類奮力產物(Public reason is not only an epistemic but also a normative
achievement)(19)。公共理性如同法律的成就，也是科學知識與技術專家的成就。Jasanoff將法律視為國家義務向人民解釋的主導文化理解之編碼，也是公民能夠有能力知曉與學習的默會觀點。法律是受經驗考驗的人類本質相關信念的儲備。這些信念反過來確認公民認識論所描述的政治文化，並且賦予其足以區隔的原創性(19)。 (The law encodes dominant cultural
understandings of the state’s obligation to explain itself to citizens, as well
as tacit views of what citizens are capable of knowing and learning. In this
respect the law is a repository of beliefs about human nature that have been
tested through experience, though not necessarily by science. These beliefs, in
turn reaffirm the civic epistemologies that characterize political cultures and
give them their originality and distinction.)最後，瞭解公共理性是社會文化成就，消解了微觀與鉅觀之分野，當我們細膩觀察實作，就不會輕易把組織與行動者截然二分，而是觀察組織中的人如何透過反覆出現的公共論理過程，政策制度肯定了自身的存在權利，以及嚴格地說，治理人們的權利(20)。正由於理性是實作產物，而非普遍放諸四物皆準，因此人們才擁有介入，促成公共參與的空間(20)。
第十四章 跋
作者說人們對政府失望，而放任巿場方式作為解方，這是不對的。Jasanoff在第一節「科學與理性的政治學」中，從科技研究經驗出發，認同London Winner所說的「技術作有其政治性」，但她認為Winner未深究何謂政治。而政治也不僅僅是邀請萬物參與(Latour說法)，而是要實際去瞭解到技術創新是政治性的，這意味著技術承載著我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類以及活在何種社會的規範性判斷(275)。技術不只形塑認同與創建團體，更重要的是其承載夢想，讓人類實現所願。（讀到這裡，我想到齊美爾談貨幣，提到貨幣不僅僅是壓迫，也使得人類可以自由流動，轉換職業，而不像馬克思所想的那麼悲觀，一份工作老子不爽作，就不幹，還有別的工作等著我，畢竟我不是農奴，不是活在奴隸社會之人）。公共論理的過程，成為整合科技創新以及社會秩序的手段。而所謂的政治，不只是支配與分配，而是創建新的想像共同體(276)。現代科層體制不是鐵牢籠，而是充滿著異質性。
第二節「法律下的理性」，本節開頭就反對結構主義式地理解法律(law)與國家，國家不只是建制與壓制，也是具生產性的所在，是論理與形構未來集體想像之處，而針對各種發明建構責任政體的地點(278)。以此來說，公共理性的政治學提供了無視風險的新自由主義的解藥。
第三節，理性作為實作與施行(Reason
as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此處反對抽象理性，而指出理性有其時空限定性（頗有涂爾幹意味）。Jasanoff指出理性作為實作，是由各種重疊的技術實作交織而成（Reason is pieced
together through overlapping technical practices, such as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rules for the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norms of peer review, and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on advisory committees.(280)）。各實作各自建立其可信度，也有其盲點，也因此容許了持續探索、反省與改進的空間(280)。最後，則是對理性自身的論理，各種技術實作有其侷限，因此反身性思考很重要，Jasanoff用謙遜的技術來談類似主題(280)。Jasanoff正面贊嘆科學與公共理性，類似Bourdieu對於應用理性主義，或晚期歷史理性主義的強調。簡言之，公共理性仍是我們正面迎擊不確定的未來的最佳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