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社摘要]觀點：社會學與醫學：辯論

Freidson, E. (2005[1983]). Viewpoint: Sociology and Medicine: A Polemic. In G. Scambler (Ed.), Medical sociology : major themes in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pp. 44-54). New York: Routledge.

今日的醫學(44-6)
　　政治與經濟壓力已經轉化了醫學的經濟地位。醫師受到來自企業主、政府、民間團體的壓力 而有了轉型的過程。當今醫學的問題不在於如何抗拒轉變，而在於如何參與在轉變的進程之中， 使其有益於自身及公眾利益。醫學今日的風險在於醫生越來越難獨立判斷，而必須依照形式程序 而進行標準化的工作，使得醫師的工作缺少創意以及工匠精神。今日的重點在於如何創造一個健 康體系使醫師和病人皆能各得其所，而不僅僅是滿滿工作規範以及機械式地提供服務。有效的答 案不能是醫學的，而應該是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會學的答案。這是因為醫學的知識是關於及 人體功能及其性質的知識，但醫學所需要的知識是關於人類制度的功能及其性質的知識，兩者截 然不同，後者超出醫學自身的訓練及其專業。醫學亟需全職專家的協助來搜集與評估健康照顧系 統的資料－－這些專家來自不同領域，包括社會學家。

今日的社會學(46-8)
　　然而社會學自身也面臨了社會的危機及其知性上的危機。在英國，輿論充滿著對社會學的敵 意，同時在知性上，英國的社會學也碎裂成三個敵對的陣營。首先，是傳統的經驗研究者，源於 老社會調查傳統，他們在研究方法及搜集資料上發展出相當複雜的技術，也作了大量的經驗調查 。這群實際的、經驗的社會學家團體，可以視之為哲學實證主義者。
　　另外兩個陣營則是在戰後，相對於前者而發展起來，企圖動搖邏輯實證論者的傳統。其中之 一是強調人類生活的特定詮釋特性的哲學傳統，其中有些成員除了空有理論與批評他人作品外， 不作經驗研究，有些人也作經驗研究，使用直接觀察的質化方法，提出個人觀點，避免標準化、 量化資料以及科學普遍化的目標。他們的工作與人類學民族誌的作法相近，有的援引結構主義的 傳統挖掘現象的深層結構。另一個陣營則是批判理論及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聯合陣營，他們否認社 會學或其他人類學科有價值中立或者中性的可能性，並認為有採取批判的、思辨的立場的義務。 ，他們的研究傾向結合理論與實踐，並且強調社會轉變過程中所必要的政治參與。
　　三者的立場看起來極為不同，也說著不同的語言。也許是由於實證主義者的預設受到強烈的 質疑，這些團體之中的某些活動轉而致力於理論討論以及相互批評，而不是進行經驗研究。這意 味著從現實世界中的撤退，也造成社會學的重大的風險。今日社會學的真實危機，在於它可能消 融於哲學與歷史之中，或者變成純粹的技術事業。
　　為了要重建其知性上的整合，社會學必須涉世，並超出純粹的技術事業。社會學需要資料的 刺激理論如實發展，也需要理論刺激資料真實。(sociology needs the challenge of data to keep theorizing honest, and of theory to keep data honest.)社會學需要挑戰，而健康事務 的分析及研究能夠給予挑戰。社會學擁有技術與概念資源來深化與拓廣變革中的政策的理解基礎 。醫學為了要能夠保留現存制度中最珍貴的東西，也需要社會學的協助，以便面對變革。兩者互 相需要，但是兩者也同樣需要面對彼此的迷思。

醫學的迷思(48-9)
　　第一個迷思是，經驗的迷思，指的是相信醫生是醫學專業，所以他說任何關於醫療實踐及健 康照顧的東西都是可靠的與有效的。作為局外人的社會學家不必研究醫師已經知道的東西，這個 迷思混淆了生活經驗的有效性以及系統搜集到的資料的獨立有效性。強調經驗的迷思，有三個理 由，首先是醫師未受過專業社會調查訓練、其次，醫師的觀察是基於其特定的社會位置，再者， 如果承認醫生經驗的優先性，那麼，更應該優先承認病人的經驗，因為生病的是他們，而不是醫 生。
　　第二個迷思是，簡化的迷思。認為人們只要有社會學常識都可以作社會學研究，而不需要專 家的協助。這部份是對的，就像病人有時候可以比醫生更好地照顧自己，醫師有時候也能夠作些 不錯的調查。但是對整個醫學以及整個社會學來說，這都是不真實的。雖然社會學不是個物理學 一樣的科學，但是它是個學科。要使用社會學，就必須學習如何搜集資料，掌握它以及估量它， 以及學習如何以抽象的、概念的措辭思考社會世界。醫學需要能夠系統研究與思考的專業社會學 探索者。
　　最後，則是技術協助的迷思，也就是說把社會學視為醫學解答問題的工具、手段。換句話說 ，認為研究者只應該研究放在他鼻子前的東西，現成的環境或計劃，而不應將之與利潤、政治及 其他敏感事物連結在一起。
　　限制研究僅止於表面的資料搜集，就如同醫生只是看病開方，而不深究病徵的根柢一般。此 種限制阻礙了有效改變的可能性，而且使得研究死板與膚淺，研究也不再具有任何探索與尋求的 意味。

社會學的迷思(49-51)
　　第一點，某些社會學家臣服於客觀性以及實證主義方法的迷思，相信可以透過使用「科學的 」測量技術得到真實(truth)。實證主義的不確定性已經展現的夠多了，對於其擁護者來說，需要 足夠的警覺來接受搜集到的資料的效度。質化方法實際上也能提供人類生活的洞見。整體來說， 我懷疑其他團體的假設比起實證主義者的假設，對於社會學研究的價值造成了更大的傷害。有些 人用主觀性的迷思取代了客觀性的迷思，認為主觀現實足以信賴且有效而否認了正式的方法。儘 管系統性的實證主義立場看起來對於人類事務不合時宜，但是這不表示不需要發展搜集經驗資料 的實用方法以及應用學科技術來分析這些資料。難道我們要依賴塔羅牌或者易經來決定世界上正 在發生什麼事嗎？為什麼不用茶葉占卜呢？
　　儘管不可能有純粹的客觀性，但這不意味著資料搜集與分析方法都是同等程度的偏誤。儘管 關於主觀性以及客觀性的抽象形式理論辯論火熱，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它們和實作(practice)的關 係，這才能判斷它們能否在知識份子的生活當中發揮作用。
　　第二點，則是批判立場的迷思。這種迷思認為批判立場對於改善人類生活有實際的助益。然 而許多這些人的批評是沒有立論基礎的，他們也不說明自己採取的道德判斷的位置，也不表明他 們所批評的對象如何可以在某個有點不同的世界變得不一樣。要言之，所有他們所宣稱的只是道 德評論，而不是分析。(But far more often than not their evaluation is ungrounded, providing no specificationof the position from which they undertake moral judgment and no hint as to how what they criticize can possibly be different in some other viable world. In essence, all they invoke is moral commentary, not analysis.)(50)譬如 說，帕深斯已經指出醫學在美國社會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批評家對此大作發揮，認為美國的 健康服務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連結在一起。然而，除了修辭的變化之外，實際上這個說法是了 無新意的，有沒有什麼替代的可能，這些批評家並沒有進一步討論。這種批判立場是沒有立論基 礎的，除非我們也像他們一樣義憤填膺，對此深感不滿以外，實際上沒有什麼用處。
　　真正的批判分析應該將自身立基於展示這些批評能夠有所不同，譬如說在健康事務當中，它 必須指出對於健康照顧來說，能夠指出專業技術與知識以及科技的複合體，能夠不訴諸專業權威 以及社會控制的實施而運作。這種指示有助於引導我們的工作並且實現其可能性。或者指出某些 控制或權威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最少壓迫的環境亦是如此，那麼就能指引我們拆解其他壓迫的 方向。道德評論是無濟於事的，躲在千禧年的鉅變的觀念之後，亦是如此。
　　最後，則是允諾的迷思(myth of commitment)。認為研究是為了投身某種政治運動或者達到 某些社會目的，這種想法難道不會使人扭曲他們的研究，甚至創造他們的資格以便達到他們的手 段。在這個程度上，難道人們不該多多少少接受實證主義價值，即使他們不認同實證主義作為一 種體系性闡連的哲學系統嗎？
　　總之，我關於社會學的觀點圍繞著我對純粹邏輯區分的拒斥，尤其是作為研究者或是參與者 在面對經驗世界的時候。這不是個純粹客觀性相對於純粹主觀性、絕對價值中立相對於絕對價值 決定、疏離與允諾的事情，而永遠是個折衷的情況。[真正的]議題乃是在實踐與行動之中(而不是 在理論與紙上)作出適當程度與類型的選擇，作出敏銳且誠實的選擇。但我並不是說理論是無用的 ，當研究者嚴肅並誠實地思考他們的活動，他們亦必須瞭解他們經驗到的確定性是虛幻的(their experiential certainties are illusory)，他們的假設有真正的缺陷而在他們理所當然的實踐 當中也是困難重重的。因此，我並不建構在理論與研究之間作出選擇，因為理論提供洞見並指引 研究，使研究不僅僅是技術之事。這正是為何醫學需要的是真正的社會學，而不僅僅是技術，是 致力於理論思考，並在曖昧兩可的經驗世界考驗其奮鬥精神的社會學。(This is why medicine needs genuine sociology, not mere technique, a sociology committed to thinking about theory while testing its mettle in the ambiguous empirical world)(51)

行政資料的迷思(52-3)
在總結之前，在醫學與社會學之間合作的第三部門也是須探討的主題，我指的是監督與資助 社會學研究過程的代理人。他們必須確保能從社會學研究當中得到東西，儘管他們可能已經擁有 大部份的資料。研究可能只是代表官方的舖張浪費，表面上來說，這樣的批評很好理解，但是唯 有人們忽略了官方紀錄的內在性質才會這麼說。
　　首先必須要注意道，存在於任何組織化的企業裡的行政資料是出於提供行政重要事件的紀錄 ，這個紀錄以有著統一的格式，使得事件得以互相比較並能夠對一段時間內的操作進行說明。作 為標準化的範疇，這些資料相對簡管，作為操作範疇，它們與特定實際活動相連。這些構成了以 表格形式總結這些活動的方法，而程序被認為是已經執行，而程序的假設也內建於說明的模式當 中。但是實際上這些資料只能滿足該行政體系自身的需求，而不能用於其他用途，除非有局外人 進入這個體系，帶著新的與外部的可能性搜集嶄新的資料，才有可能得到不受系統自身偏誤的答 案。
此外，這些資料的信度和效度也有可疑之處。這些資料可能是為滿足業務需求而創造出來的 ，資料層層轉報呈上，但這些資料可能都是捏造的。糾正這種內在偏誤的辦法，只能依靠對於事 件的獨立研究。儘管嚴密的監視以及警察工作有助於抑制過程的泛濫(dampen the exuberance of the process)，只有研究能夠理解這個過程的邏輯及其選擇，以及這個過程所生產出的資料的最 終品質。
最後，最好指出行政資料僅有在這個過程裡頭，官方成員的報導不超出自身的預期範圍內， 才會與正在發生的事情相關。在官方之外，事情仍發生著，當事人的活動及看法都沒有反映在官 方報導之中。獨立研究對於評估任何特定行政資料的脈絡(不論是在廣泛的脈絡或政治的脈絡)都 是核心。
　　此處的目的，就像不是要否定官方資料，而是要瞭解官方資料資的內在限制，就如同我們瞭 解醫生經驗的限制一般。真正的務實需要額外的研究，去追求官方無法給予的資料，去得到官方 經驗無法給予的觀點及理解。對於研究的經濟支援並不是奢侈，而是實際上所需要的。

窮困應愛鄰人(misery should love company)
　　不論是醫學或者公共政策都需要能夠質問它們的學科，這門學科質問它們賴以建立的假設並 且指出他們身處其中的文化及政治經濟學的根柢。遇到危機的不只是社會學、也不只是醫學、更 不會只有行政體系，危機是全面性的，我們全部身在其中，或許此時正是攜手互助的時刻了。

[醫社摘要] 認同的危機：以醫療社會學為例

Gold, M. (2005[1977]). A Crisis of Identity: The Case of Medical Sociology. In G. Scambler (Ed.), Medical sociology : major themes in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pp. 31-43). New York: Routledge.

認同的危機：以醫療社會學為例

本文回應批評者對醫療社會學作為醫學附庸學科的批評，也就是說討論醫學支配及價值偏見的問題。本文的觀點是由我們主觀偏見與假設創造出來的問題是足以被處理的，毋需將它們混雜於其他由不同傾向且同樣主觀的領域就能得到處理。本文目的不於訴求價值自由的醫療社會學(value-free)而是要表達如果醫療社會學繼續從屬於醫學的認同，那麼它就會變得沒有價值。重點在於對醫療社會學家的社會條件進行反省，思考他們生產知識的社會條件為何。獨立於醫學規範及其價值有助醫療社會學發展自身理論及確立其自主性。更重要的是，關注社會結構條件，將疾病放回生活整體脈絡中。帕深斯(1960:173)說得好：「如果對人們來說活著沒有什麼意思的話，那麼為什麼人們需要趕快康復，或者照顧好自己的健康呢？人們並不能『被迫自由』除非自由是某種超越自身的條件，使得他以及他所尊敬的人們真的渴求與重視這種自由。」(For why should a person recover from an illness or take good care of his health, if there is nothing worthwhile for him to live for? He cannot be "forced to be free" unless freedom isthe condition of something beyond it, which both he and the others whom he respects, really want and value.)(P40)

對我來說，這篇文章實際上有點無趣，除了最後帕深斯的引言之外。本文主旨大致如上，我是用比較快的瀏覽方式讀完這篇，花了不到五十分鐘的時間，但是最後一段話真的很值得深思，這段話是出自帕深斯的。對我來說，活著本身是手段，為了什麼而活著可能才是重點，帕深斯也很有趣地在最後一句話，加上了the others whom he respects，或許也就是看到了這種關連吧，如果人是與其他人無涉的單子，那還真的沒有什麼好活的。但是人活著，有時候真得只是為了一個懂他的人，或者他敬重的人，不論這個人是親人，或者所謂的恩師，人們也可以為死去的人活著，也可能為了貢獻這個世界而活著。儘管人們有時候可能覺得生命虛無，找不到生活的目的。但就像康德說的(儘管我得很誠實地說，我沒讀過它的書，這是聽老師說的)「人是他自己的目的。」人為自己設定自己的目標，然後努力實踐它，也就不枉此生了。人是向死而生的，每個人的世界也不同，但是隨著自己目標的設定與貼近，就會漸漸變成什麼樣的人。我想這也是我要勉勵自己的，年紀也不小了，該成熟了，對我來說，我希望能夠對人們有些貢獻，譬如說能夠對生命有更深的認識，能夠分享給他們，當然我還需要學的東西也真的很多很多。學，然後知不足。學問之道，但求放心。我給自己設定的博士年程為四年，希望能夠踏踏實實地完成學業，畢竟，過程也許才是人生最重要的部份，也許我也會擔心找不找得到教職的問題，但是如果我不把博士生的馬步蹲好，真的找到了教職，我敢上台教人嗎？我只怕自己誤人子弟，騙吃騙喝，還是老實點好。

[醫社摘要] 醫療社會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Scambler, G. (2005). General Introduction: Medical sociolo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G. Scambler (Ed.), Medical sociology : major themes in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pp. 1-11). New York: Routledge.

醫療社會學的歷史回顧　(P1-4)

　Bloom認為醫療社會學有三個根源：醫學作為社會科學、社會醫學與醫學的社會學。這三者都 關注醫療與問題與社會及環境條件之間的連結關係。Virchow，在1848時寫道，醫學是門社會科學 ，他強調人民有健康權(right to health)，像Virchow這樣的前驅者應用了當時的流行病學、生 物統計以及調查研究。至於社會醫學，現代普遍稱為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則是以人口學為基 礎(population)的醫學，致力於對抗毀滅性的工業化產物，其轄區為都巿貧民，同時亦負有改革 使命。至於醫療社會學，如果涂爾幹關於自殺論的著作不算的話，對於Cockerham(2000)來說，其 源頭應歸為一位醫生，名為Henderson，他寫的醫生與病人作為一種社會體系(the physician and patient as a social system)，是帕深斯思想的重要源頭(帕深斯是他在哈佛的學生)。儘管帕深 斯的社會系統一書將醫療社會學帶進了社會理論當中，但當時的醫療社會學研究仍是應用及政策 導向的。

對Cockerham來說，他認為1956-1970年代，是醫療社會學的「黃金時代」。這歸功於帕深斯 、莫頓、Becker以及高夫曼在健康領域中進行相關研究。在這個時期，莫頓寫的The student physician；hollingshead與Redlich寫Social Class and mental illness:a Community study以 及Becker與同事寫的BOys in White使得符號互動論得以進入醫療社會學。而高夫曼的Asylums (1961)以及Scheff的Being Mentally Ill更豐富了符號互動論的研究。此外，關於健康照顧的效 能、死亡與瀕死過程以及醫療作為專業(Freidson的Profession of Medicine一書)等研究都大量 累積。

在1950年代晚期與1960年代之間，醫療社會學的教科書開始出現，美國社會學協會(ASA)的醫 療社會學部門在1962年成立，而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ur在1960年奠定基礎， 於1966年成為ASA的正式出版品。然而，此時期的研究，依straus(1957)分為醫學中的社會學 (sociology in medicine)，與醫學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medicine)，前者作為處理醫學問題 的應用研究，後者則是持明確的社會學觀點進行研究。

同時，醫療社會學也逐漸在其他國家站穩陣腳，英國醫療社會學家，大多數從事醫學中的社 會學，在1956舉辦了第一次專業的會議，並且於1964年成立了英國社會學協會(BSA)的醫療專業群 體。1962年，Mervyn Susser與William Watson寫了一本劃時代的教科書，名為Sociology in Medicine，而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期刊也在1967年成立。德國亦有相同的進程，儘管其 他的歐洲國家並非如此。直到1970年，只有美國擁有醫學的社會學，這是基於學院社會系的緣故 。至於英國、德國及其他國家，則仍是由非社會學家，尤其是醫學與政府代理人所主導，以醫療 的應用研究為主。

Cockerham(2000)將1970年代到1989年間稱為醫療社會學的「成熟期」。醫療社會學克服了臣 服於醫學的危機，具有獨立地位並有自身的出版文獻與明確的科學方法論。此時期的發展是多元 的，除了1978年到今天已11版的Cockerham的醫療社會學一書，以及Conrad的Th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Critical Perspective(1981)年都劃下了里程碑。在英國，Tuckett扮演了 Margot Jefferys與George Brown在Bedford學院的推手，在1976年編了一本影響深遠的教科學， 而1980年代早期，Armstrong(1980)與Patirck以及Scambler(1982)為醫學院學生寫的教科書已到 第五版。1979，Sociology of helth and Illness期刊出現了。在德國則是由Siegrist在1974年 出版了教科書。在某種程度上，歐洲醫療社會學的制度化主要集中在英國與德國。歐洲醫療社會 學學會(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sociology在1983年成立，在1994變更為歐洲健康與 醫療社會學學會(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sociology)。Cockerham指出英國社會學家 主要關心健康與社會不平等、醫療場景中的互動、常民信念、處理慢性病的質化研究、以及對於 生殖健康的女性主義研究。在1987年，Turner發表了其理論性作品Medical power and social Knowledge，而Scambler及大部份在倫敦醫學院的同事，發表了大量橋接社會學理論與健康領域的 經驗研究的論文，接下來Stacey富有挑戰性的女性主義教科學th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出版了。

1990年代，是社會鉅變的時代，隨著現代性、後現代性等辯論開打，也影響到醫療社會學家 的理論及其研究計劃。在1990年代，美國關注壓力相關問題研究、愛滋病、老化與老年人的健康 問題、精神健康，女性健康與性別差異，少數種族的健康劣勢、健康服務的效用、健康職業與專 業、健康組織、健康政策以及健保改革等問題。某些醫學社會學家認為這是現代主義觀點及方法 的危機，有點人則指責後現代論者過於天真與相對主義、或是採貌似解放的新保守主義立場。同 樣的辯論也發生在英國，出現大量關於健康不平等、健康與生活風格(Wilkinson的Unhealthy SOcieties: The afflictions of Inequality以及Blaxter的health and lifestye)的研究。在＜ 社會科學與醫學＞期刊中，愛滋病是常出現的主題；而Journal of health and illness則成為健 康職業及專業的質化研究發表大本營，關注醫療場景及慢性病的微觀互動。而跨學科的期刊， Health，也在1997年創刊。在1990年與1998年，年度英國社會學年會也以健康與社會，以及身體 社會學作為他們的主題加以討論。Nettleton(1995)以及Annandale(1998)兼俱理論的綜合性醫療 社會學教科書出版了。至於在德國，時代的危機緊咬不放，Seigrist的教科書出到第五版，期刊 每況越下(went under)，而醫療社會學的主席由社會學家換成了醫生。(the journals Medizinische Soziologie and Mensch medizin Gesellschaft went under and physicians displaced sociologists in chairs of medical sociology at Munster and Marburg) Cockerham總結道，在千禧年之際，醫療社會學「演變成為全球性的次領域，超出了其美國源頭。 」

張力(P5-8)
1970年代中期，隨著全球化進程帶來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影響，西方、或者是國家觀點的社會學(不論是醫學中的社會學或是醫學社會學)的侷限都變得不可避免與無可否認。東方的醫療社會學想瞭解源於北美、歐洲及澳洲的理論及研究，然而北美人以及英國人卻顯得固步自封(insular)，對於其他的思維方式不感興趣。解決之道不在於擴張西方模式，而是開放跨交化、跨學科的對話與辯論，帶有此使命的國際社會學期刊出現了，那就是Social theory and Health，於2003年首次出版。

第二次的張力則是Ritzer所說的麥當勞化，不論是社會麥當勞化，或者是學院麥當勞化，學院本身成為理性的非理性系統。第三種的張力則是來自國家干預學院生活，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青年的培育方向以具勞動生產力為依歸，重視可用、應用與引發回應的研究，鼓勵產學合作，短期操作，使高等教育部份地私有化，弔詭的是，這種殖民的形式竟是作為青年人的權利以及選擇的自由而出賣的，人們主動地配合政府的陽謀(或許可說是Foucault提的治理性的一種展現形式)。第四種張力則是普遍認為的文化後現代化，不管說是鉅形敘事轉變成為小敘事，或是什麼其他的，但要言之，社會學家多少也失卻了他們作為專家的專業權威與文化權威，也不再扮演立法者的角色。最後，必須要再次提到在純粹醫療社會學與應用醫療社會學之間長期存在的張力。過於強調應用研究扼殺了創意與樂趣，過份依賴國家資源，反而造成忽視了權力及資本操作的問題，這不也是一種社會學被殖民的有力證據嗎？
作者認為這些張力透露了更多危機，而不是機會。全球化趨勢、麥當勞化過程、國家中心論展現為巿場導向的個人選擇的延伸(state-centrism presented as an extension of market-led personal choice)、文化的後現代化以及強調有用的、應用的及有效果的研究，全都不意外帶有可識別的威脅。但這並不是否認醫療社會學家的貢獻，當然，這裡也有國內的與國際的差異存在。

內容
介紹本讀本選擇內容及其緣由。

[醫社摘要] 醫療社會學與社會學理論

出處：Cockerham, W. C. G. S. (2010).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In W. C. Cockerham (Ed.),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 (pp. 3-26).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本篇文章旨在反頗醫療社會學沒有理論的說法，簡述了社會學理論與醫療社會學的關係。

首先，醫療社會學在二次大戰後，因為國家給予基金，因為得以作為一個次領域成立、發展，但是也因為受國家贊助的緣故，因此偏重應用研究，理論未獲發展。對當時的醫療社會學來說，醫學提供的幫助，比社會學提供的幫助更多。但是隨著醫療社會學的文獻大量累積、慢性病普遍、醫療社會學逐漸專業化，並且設定了自身的研究議程，醫療社會學漸漸發展成為醫學的對立專家。對於醫療社會學來說，理論是自立門派的重要工具，是追求專業自主的重要工具。

接著，本文討論社會理論與醫療社會學的關連。在 1946~1951年代，醫療社會學與醫學攜手，同為應用研究學科。到了1951年，帕深思出版《社會體系》一書，提出了生病角色的概念，同時分析了醫療的社會功能，因而促成了醫療社會學的研究與辯論，而Merton的the student physician一書，也為當時重要著作，兩者維持了結構功能論的地位。[作者附論了涂爾幹在醫療社會學的應用，指出《自殺論》指出了健康、壓力等議題與社會紐帶的關係；而分工論則對專業分工的討論有所啟發。]

然而符號互動論以及衝突理論都對結構功能論過於靜態等特點提出批評。就符號互動論而言，受到米德與布魯默影響的Anselm Strauss及高夫曼都對醫療社會學作出貢獻，譬如Strauss與Becker在Boys in White對醫學院生社會化的研究，Strauss對死亡與瀕死的社會過程的研究、醫院常規中的協商秩序與急救過程中的創新與改進等等。而高夫曼對精神病院的機構啟發出全控機構、印象管理、劇場論、污名等想法。另一方面，Becker的標籤理論也是互動論的支派，Freidson將其應用在研究上，提供了生病角色的不同想像。

1980年代，符號互動論進入衰退期，Norman Denzin(1991)指出，米德與布魯默以降的符號互動論者，遭受各種方法論以及實質議題的批判。作為挑戰結構功能論的符號互動論，也隨著結構功能的凋零也衰去。但是在英國，符號互動論仍是主要的研究取徑，相應的理論學派－社會建構論發展成為主流。關於符號互動論的批判如下：它難以解釋制度與社會層次的互動，同樣的，標籤理論對偏差行為的解釋也不充份，除了受到觀眾影響之外，應該有更多因素影響人類行為。儘管如此，但是由互動學派常應用的參與觀察法成為醫療社會學中質化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解釋社會行為的常用工具。[順道一提，在情緒社會學的研究中，符號互動論有復甦的趨勢。]

而衝突理論則是另一支批評結構功能論的學派。在醫療社會學中，主要以醫療改革的議題為主。亦關注在工作環境中的疾病與失能，健康生活風格的差異，工人階級的健康以及醫病關係中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等問題。然而隨著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及應用上的失敗，衝突論較難在醫療社會學有發揮的空間。

韋伯所提供的形式理性與實質理論的觀點，對於醫療社會學的研究亦有貢獻。譬如說在研究醫師如何去專業化，成為雇員，實際上可以視為形式理性(規則、效率)壓倒實質理論(看病、服務病人)的例子，醫師之所以失去權威，往往和病人、健康照顧組織、保險公司、政府代理人等團體的發展有關。另外，韋伯的生活風格就提供醫療社會學健相相關議題的洞見。韋伯的生活風格，由兩個概念構成，分別是生活選擇以及生活機會，後者經達倫道夫的解釋可理解為階級位置。後來布爾廸厄也發展了理論。韋伯的貢獻在於指出了選擇與機會之間辯證關係，同時，他將生活機會與地位連結起來，更加重視消費面向。韋伯的生活風格概念貢獻有三：生活風格是集體的、非個人的；生活風格是消費模式，非生產模式；強調機會與選擇的辯證互動。這三點提供了健康關連生活風格的理論化基礎。

哈伯瑪斯提出的溝通理性，則不同於批判理論過度強度工作面向，反而強調溝通面向，提出了系統滲透，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概念，後被Scambler等人應用在醫療社會學的研究當中。傅柯的知識/權力則指出醫療實踐的兩股潮流：物種的醫療[醫療本身作為知識對象，進行分類，如物種分類一樣]；社會空間的醫療[醫療作為控制手段，在空間上，不論是物理空間或身體空間進行控制]。啟發了身體研究，見於Turner的身體與社會一書，後來Giddens評傅柯的歷史研究中人無能動性。另一方面，同為建構論，Berger和Luckman的實在的社會建構，不同於傅柯，更強調能動性。

Nettleton小結傅派學派的社會建構論有三個主要特徵：1.否認真理，否認對身體或疾病有唯一有效解釋的可能性。2.反醫學史的進步史觀，強調不連結性。3.即然所有知識都有同等效力，不論是基於科學或經驗，那麼重新思索醫療「專家」和常民的關係是必要的。也就是說，醫療知識不見得比常民知識更優越。

作者最後介紹的比較零散，指出女性主義理論主要是以女性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後現代主義因過於抽象，難以應用於醫療社會學當中；布爾廸厄的區別一書，對於生活風格的研究啟發很大；批判實在論指出在分析上使能動性與結構脫鈎是必要的，以便在時間歷程中能檢視其交互作用，批判實在論後多應用於研究慢性病研究、並用於健康不平等的社會學討論之中。

整體來說，這篇論文介紹了社會學理論與醫療社會學的關係，比較偏重流派、人物式的討論，對於醫療社會學史的討論其實是不太足夠的，但是就參閱相關社會理論，則是一個不錯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