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m, Lotte. 2003.
"Food health Policies and Ethics: Lay Perspectives on Functional
Foods." Journal of Agricultru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16:531-544.
丹麥的食品消費社會學者Lotte Holm,於2003年寫了一篇〈食品健康政策與倫理:機能性食品的常民觀點〉,提了不少有趣的觀點。我們先從她的文章小標題來看:導言、機能性食品、對傳統營養政策的挑戰、食物與合理性(food and rationality)、食物的象徵與飲食建議、適宜的一餐(proper
meal)、常民對食物與健康的觀點、專家知識與常民意見、機能性食品與健康飲食。從這些標題來看,Holm有意突顯專家與常民之間的認識的對比。
首先,食品政策有兩個部份,毒物管理(食品安全)與食品營養,兩者的知識都是由生物醫學專家的知識賦予形態(首先是毒理性,後為營養學)。由專家掛保證,常民認為只要依賴專家建議即可。專家的建議,是透過食物搭配(food groups)的方式,給予常民飲食上的依歸。但是機能性食品,與食物搭配的想法完全不同,雖然對食品進行改造或強化的想法並不新,但是機能性食品的新穎在於其社會脈絡化的方式與過往不同。機能性食品強調單一產品、成份的說法,與過去食物搭配的想法完全不同。為了讓消費者願意付更多錢,機能性食品與宣稱(claims)結合,挑戰了過去專家們對於飲食(diets)的宣稱,認為只要食用單一產品或者成份,就能滿足營養所需(533)。[這裡的討論讓我想到生物醫療化的消費者轉向的討論,過去是公共政策與巿民的關係,轉變成為食品巿場與消費者的關係]簡言之,即diets-food groups V.S. Food-products的對章。
飲食不再作為整體,食物的某些部份才是重要的。這種經由生物醫學加持的說法,體現了理性個體主義的典範,認為只要專家提供意見,那麼消費者就會理性地依照專家的建議照單全收,作出最佳選擇。但是這樣的說法,過份強調了生物醫學的合理性,使得食物的其他理性被忽略了,如實際的、經驗的理性(日常飲食所需,人類賴以維生的食品、嵌鑲在工作與私人生活中的食物)或者象徵的理性(豐盛的食品、年節加菜、慶功宴、春酒),或者是關係性的理性(聚餐以維持家庭關係、朋友關係)。更進一步地說,生物醫療化的食品,沒能看到食品常中的階層化:帶血的肉、白肉、無血肉、雞蛋…、蔬菜、水果,這種階層化也與性別氣質有關,肉被認為是陽剛氣質的,素食則是陰性氣質的。強調健康飲食的食品政策,實際上是一種陰柔化陽剛氣質食品消費的方式[536,這個地方的說法有點意思]。而英國主婦所說的適宜的一餐(Proper meal)則是專家所提健康飲食的說法的通俗化(538)。
藉由對歐洲四個城巿(哥本哈根、法蘭克福、倫敦與斯德哥爾摩)的調查,一般人對於飲食與健康有如下想法:飲食需均衡多樣、避免添加物、吃純粹的食物(而非加工食品)、健康飲食跟縱情飲食不同(537)。人們對於營養以及食品安全的態度不同,雖然兩者的知識源頭都是來自於生物醫學專家。人們對於生物醫學專家所說的食品安全的說法覺得不怎麼牢靠,因為他們背後有相關利益影響他們,再者,他們只研究單一成份,卻不研究成份之間的複雜關係,第三,生物醫學對於健康的定義僅是功能沒有不正確,但是人們想要的則是快樂與和諧的生活。最後,專家常常忽略人們所依賴實際的、社會的以及象徵的現實,常常給予一些根本不切實際的建議(539-40)。
機能性食品的出現,這種只強調單一成份,意味著食品消費的碎片化,而某些機能性食品也混淆了食物搭配的傳統區隔,如纖維飲料、麵包中的魚油,含維他命的飲料等等,這些食品與傳統當中基於食品搭配的均衡飲食的想法相矛盾[只要喝果菜汁就不用吃青菜?只要吃某某保健品,就不必吃水果等等]。再者,食品的碎片化也表現於機能性食品的行銷,其將個別的食物產品與特定的健康好處以及對特定疾病的預防相連結,也與人口當中的特定的風險團體相連結,這將會進一步個體化吃(individualizing eating)的傾向(540)。機能性食品如何影響人們的日常實作值得進一步探討,不論是在個體層次,還是在人口層次。正如Lawrence與Germov(1999)所說,機能性食品的發展是醫療-食品-產業複合體的[共謀]產物,公立大學的教授應該進一步提出平衡的研究,以平衡產業化的學術研究之迷思。此外,也必須注意到食品生產者與經銷者的角色,他們未來將會在平衡機能性食品的行銷扮演重要角色(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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