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章名為「社會學家怎麼做研究」,收錄《社會學導引:一條務實的道路》一書,作者是詹姆斯‧M. 漢斯林。是第五章的作品。
經歷過這麼多年的訓練,回過頭來看這種大學教科書,有種直率的樸實感。當然,作者直接就介紹了實證主義式的研究方式:選題-界定問題-文獻回顧-建立假設-選擇研究方法-搜集資料-分析結果-公布研究結果-激發更多想法-產生新假設,回到選題。這麼平舖直述,確實讓人很有安全感。我在想,或許那麼多的後現代或方法論的批評,產生的惡果就是,讓人畏懼作研究,反正怎麼作都不好,不完美。但是實證者的想法則是,無論如何,我們都離真相更近了一些。對我來說,雙方各有缺陷,但是動雙手雙腳的實證者,比起出一張嘴的後現代論者,我更喜歡前者的樸直。
想起上次讀這篇文章,應該是一年前在教小孩子讀書的時候,思考是否要用這類的東西當作教材。讀到了強姦犯不是出於性欲而強暴人,而是因為對權力與愉悅的渴求,才導致作出強姦行為。換言之,強暴是權力問題,而不是性欲問題;不是醫療問題,而是社會關係的問題。因此,社會學者的介入,就成為必要的。
其次,這次注意到倫理問題,作者舉的兩個例子很有意思,第一個是Brajuha and Hallowell的案例,在一樁縱火案中,社會學者Brajuha不畏警方、法官與黑道的脅迫,即便妻兒受到威脅,仍然抵死不交出現場紀錄,因為Brajuha已經許諾對這些訊息保密。這是個重諾言的人,而這個例子,在臺灣似乎沒有人討論過,只有某教授在讀國外民族誌的方法教科書,稍微提到了一下。我們對美國知識的繼受,似乎也沒有那麼跟得上潮流呢。
還有一個有趣的點,就是,《茶室交易》的作者(Humphrey 1975)因為惹出爭議,所以把調查對象的名單,交給了本書作者 James M. Henslin(1937-),而Henslin把名單從密蘇里州帶到了伊利諾伊州,接到Humphrey的電話後,Henslin就把名單燒燬了。這算是個有趣的小八卦吧。
其實讀讀這些社會學教科書還蠻好玩的,因為美國人就是這麼直率地在寫書,所以讀起來有種明快感。學習與分享,是我很喜歡的事,而我,也希望自己能夠持續地寫作下去。
2017年7月10日星期一
The Debate: Tarde & Durkheim
塔德與涂爾幹
拉圖作了一件有趣的事,引用文本,讓塔德跟涂爾幹隔空交手,而且自己還上陣演出。我只有閱讀英文文本,順手記下一下要點。
http://www.bruno-latour.fr/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TARDE-DURKHEIM-GB.pdf
簡單地說,在拉圖的呈現裡,涂爾幹是社會改良者,想要提高一個位階比較高的科學,而涂爾幹follow Comte的想法,認為社會學能夠在最高的位置,改良其他相關人類的學科。而社會學與其他的學科存在斷裂,因為社會學處理的對象,是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一開始的定義,就是有外部性的,相對於個人之外的,但是相對於個人之外,人們看不到,所以涂爾幹在《自殺論》裡,認為統計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看到這個看不見卻又影響著我們的社會。而社會事實的第二個定義,則是強制性,原先涂爾幹並不強調這個,但是除著塔德的質疑,涂爾幹後續也把強制性納入了社會事實的定義,後來寫入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一書。
涂爾幹從「方法」上定義什麼是社會學,將社會學與心理學作了充分的切割。社會學作為一個科學,應該從外部的事實入手。而社會學要建構自己的研究對象,要跟常識斷裂。涂爾幹用化學來比喻,每個成分譬如氧呀,氫呀,但是結合在一起就創造了新的事物,因此集體大於部份之和。
但是塔德認為涂爾幹太想當然爾,這些怎麼結合,塔德認為是模仿,更廣義的說是溝通,而溝通則是塔德認為最基本的社會事實。但是涂爾幹則認為,什麼是最基本的社會事實,必須要研究後,才能得出結論,而不是預先斷定,溝通即是基本的社會事實。
塔德也批評涂爾幹用統計學來界定社會,因為只有有實驗室的涂爾幹說的社會才算數,那麼其他人算什麼,這是權力,涂爾幹的社會學是有著至高性的(sovereignty),是支配的,自以為高高在上的。(這和涂爾幹後來佔了學術主流的位置也有關係)。但是塔德認為這樣的科學帶著眾人走的想法,不是他要的社會學。他的社會學是謙卑的,學習其他既有發展的學科,是以愛出發的(這點其實也有接到孔德)。換言之,塔德認為強調強制性的涂爾幹,無法解釋人類的快樂時光。
但涂爾幹批判塔德重視情感,熱情,模仿,這些面向,認為重視這些面向,是否定科學。科學不能夠建立在這個要素性,而應該從理智出發。所以涂爾幹同意,社會事實不見得是強制性的,因為塔德舉例,小朋友因為看到玩某個遊戲很開心,所以學習,這不算算是社會事實嗎?但涂爾幹認為:強制性是進行科學觀察最適宜的切入點,因為可以觀察那些持久的,集體的,相關不變動的,不是轉瞬即逝的現象。[按,我個人認為涂爾幹重強制性與外在性,受到尼采對於道德戒律,知識體系來自於懲罰的概念有關]因此,他認為從方法上來說,從外部性與強制性來定義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適宜的。統計學能夠幫助我們從個人解離出集體的成分,而窺探集體心智狀態。
但是塔德反覆地說,個體之外怎麼會有社會?而且,個體的心理意識與社會行動是不可分離的。在自殺論時期的涂爾幹,過份切割了心理學的面向,只重視所謂的客觀(統計學意義上的),根本是學究主義,遠離了人們的真實生活。塔德認為社會顯微鏡(social microscopy)意在探索互相心智心理學,才是主要的研究客題。塔德認為custom就是個人行為的重覆。
但是如果個人行為只是重複,那麼創新如何可能呢?涂爾幹認為重複不是最重要的,人類行為有許多重複的面向,但是創新來自於歷史長河的積累,人的創意來自於承繼過往的智慧,群體的行動,有著不同於個人重複的意涵。所謂的天才,實際上必須要有社會條件,或者環境的支持。但是塔德認為條件說,忽略了天才真的存在,而人們會相互模仿學習,而且塔德認為涂爾幹把社會學搞成哲學上的存有學,假設了社會,歷史長河之類的東西,忽略了實實在在的人。塔德認為創意來自個人的突破,涂爾幹認為創新不是一個個人現象,而是一個集體現象,社會持續地進步。但塔德認為涂爾幹的世界,沒有破壞,沒有戰爭,不容許偶爾性的存在,雖然涂爾幹強調環境,但是卻從來沒有把環境(milieu)是什麼講的明白與清楚,反而模糊了人們應該實際去觀察的各種成分與元素。
Tarde認為科學應該重視那些無名者,但是涂爾幹則是高舉社會、信仰、科學,而科學有著道德責任與義務,但Tarde認為科學應該是屬於那些愛社會的人,親近社會的人。Tarde批判涂爾幹把自己當成北極星,成為世界的標準,把道德(moral)當成知識份子的任務。Tarde認為科學家是帶著好奇心,去理解,發現人們的愛與熱情之所在。
以上是文本內容的大致紀錄。
討論中止在雙方無交集之處,但是雙方真的無交集嗎?其實Latour等人在引用涂爾幹的時間,只引到1903年前的作品,對於涂爾幹晚期的著作,尤其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刻意不談的。敵人的程度,決定了自己的高度,其實涂爾幹與塔德,應該說成是敵友的關係,因為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爾幹也引用了傳染律與模仿律,認為是宗教生活的法則,人的情感會擴散,影響,也會消退,而相成也會生成相成,因此涂爾幹有從塔德那裡受益。但是拉圖為了建立自己在法國學術界的地位,為自己的學術邊緣性提供正當化證明,就讓早期的涂爾幹與塔德打對台,然後讓Bourdieu跟他也形成類似的對壘,而拉高自己的學術位置。
臺灣的學術界,或者是日常的閱讀上,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應該要提供更多的脈絡化,而不是大師來,我們就跟著大佛繞境來拜。這是我的自我期許,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好的說故事的人,而我現在想要弄清楚,拉圖究竟是不是一個騙子(留法學妹如是說),而我自己應該怎麼樣面對社會學這個學科。
我自己仍然沒有很堅強的信念,但是閱讀某些作品,確實仍能給予我感動,不論我未來的職位為何,我希望自己保有對社會學的熱情,我希望分享有趣的想法,或者說不同的觀點給身邊或者有緣的人,我希望自己走在這條路上。
拉圖作了一件有趣的事,引用文本,讓塔德跟涂爾幹隔空交手,而且自己還上陣演出。我只有閱讀英文文本,順手記下一下要點。
http://www.bruno-latour.fr/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TARDE-DURKHEIM-GB.pdf
簡單地說,在拉圖的呈現裡,涂爾幹是社會改良者,想要提高一個位階比較高的科學,而涂爾幹follow Comte的想法,認為社會學能夠在最高的位置,改良其他相關人類的學科。而社會學與其他的學科存在斷裂,因為社會學處理的對象,是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一開始的定義,就是有外部性的,相對於個人之外的,但是相對於個人之外,人們看不到,所以涂爾幹在《自殺論》裡,認為統計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看到這個看不見卻又影響著我們的社會。而社會事實的第二個定義,則是強制性,原先涂爾幹並不強調這個,但是除著塔德的質疑,涂爾幹後續也把強制性納入了社會事實的定義,後來寫入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一書。
涂爾幹從「方法」上定義什麼是社會學,將社會學與心理學作了充分的切割。社會學作為一個科學,應該從外部的事實入手。而社會學要建構自己的研究對象,要跟常識斷裂。涂爾幹用化學來比喻,每個成分譬如氧呀,氫呀,但是結合在一起就創造了新的事物,因此集體大於部份之和。
但是塔德認為涂爾幹太想當然爾,這些怎麼結合,塔德認為是模仿,更廣義的說是溝通,而溝通則是塔德認為最基本的社會事實。但是涂爾幹則認為,什麼是最基本的社會事實,必須要研究後,才能得出結論,而不是預先斷定,溝通即是基本的社會事實。
塔德也批評涂爾幹用統計學來界定社會,因為只有有實驗室的涂爾幹說的社會才算數,那麼其他人算什麼,這是權力,涂爾幹的社會學是有著至高性的(sovereignty),是支配的,自以為高高在上的。(這和涂爾幹後來佔了學術主流的位置也有關係)。但是塔德認為這樣的科學帶著眾人走的想法,不是他要的社會學。他的社會學是謙卑的,學習其他既有發展的學科,是以愛出發的(這點其實也有接到孔德)。換言之,塔德認為強調強制性的涂爾幹,無法解釋人類的快樂時光。
但涂爾幹批判塔德重視情感,熱情,模仿,這些面向,認為重視這些面向,是否定科學。科學不能夠建立在這個要素性,而應該從理智出發。所以涂爾幹同意,社會事實不見得是強制性的,因為塔德舉例,小朋友因為看到玩某個遊戲很開心,所以學習,這不算算是社會事實嗎?但涂爾幹認為:強制性是進行科學觀察最適宜的切入點,因為可以觀察那些持久的,集體的,相關不變動的,不是轉瞬即逝的現象。[按,我個人認為涂爾幹重強制性與外在性,受到尼采對於道德戒律,知識體系來自於懲罰的概念有關]因此,他認為從方法上來說,從外部性與強制性來定義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適宜的。統計學能夠幫助我們從個人解離出集體的成分,而窺探集體心智狀態。
但是塔德反覆地說,個體之外怎麼會有社會?而且,個體的心理意識與社會行動是不可分離的。在自殺論時期的涂爾幹,過份切割了心理學的面向,只重視所謂的客觀(統計學意義上的),根本是學究主義,遠離了人們的真實生活。塔德認為社會顯微鏡(social microscopy)意在探索互相心智心理學,才是主要的研究客題。塔德認為custom就是個人行為的重覆。
但是如果個人行為只是重複,那麼創新如何可能呢?涂爾幹認為重複不是最重要的,人類行為有許多重複的面向,但是創新來自於歷史長河的積累,人的創意來自於承繼過往的智慧,群體的行動,有著不同於個人重複的意涵。所謂的天才,實際上必須要有社會條件,或者環境的支持。但是塔德認為條件說,忽略了天才真的存在,而人們會相互模仿學習,而且塔德認為涂爾幹把社會學搞成哲學上的存有學,假設了社會,歷史長河之類的東西,忽略了實實在在的人。塔德認為創意來自個人的突破,涂爾幹認為創新不是一個個人現象,而是一個集體現象,社會持續地進步。但塔德認為涂爾幹的世界,沒有破壞,沒有戰爭,不容許偶爾性的存在,雖然涂爾幹強調環境,但是卻從來沒有把環境(milieu)是什麼講的明白與清楚,反而模糊了人們應該實際去觀察的各種成分與元素。
Tarde認為科學應該重視那些無名者,但是涂爾幹則是高舉社會、信仰、科學,而科學有著道德責任與義務,但Tarde認為科學應該是屬於那些愛社會的人,親近社會的人。Tarde批判涂爾幹把自己當成北極星,成為世界的標準,把道德(moral)當成知識份子的任務。Tarde認為科學家是帶著好奇心,去理解,發現人們的愛與熱情之所在。
以上是文本內容的大致紀錄。
討論中止在雙方無交集之處,但是雙方真的無交集嗎?其實Latour等人在引用涂爾幹的時間,只引到1903年前的作品,對於涂爾幹晚期的著作,尤其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刻意不談的。敵人的程度,決定了自己的高度,其實涂爾幹與塔德,應該說成是敵友的關係,因為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爾幹也引用了傳染律與模仿律,認為是宗教生活的法則,人的情感會擴散,影響,也會消退,而相成也會生成相成,因此涂爾幹有從塔德那裡受益。但是拉圖為了建立自己在法國學術界的地位,為自己的學術邊緣性提供正當化證明,就讓早期的涂爾幹與塔德打對台,然後讓Bourdieu跟他也形成類似的對壘,而拉高自己的學術位置。
臺灣的學術界,或者是日常的閱讀上,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應該要提供更多的脈絡化,而不是大師來,我們就跟著大佛繞境來拜。這是我的自我期許,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好的說故事的人,而我現在想要弄清楚,拉圖究竟是不是一個騙子(留法學妹如是說),而我自己應該怎麼樣面對社會學這個學科。
我自己仍然沒有很堅強的信念,但是閱讀某些作品,確實仍能給予我感動,不論我未來的職位為何,我希望自己保有對社會學的熱情,我希望分享有趣的想法,或者說不同的觀點給身邊或者有緣的人,我希望自己走在這條路上。
2013年11月3日星期日
[摘要] 茶行裡的檳榔客:嚼食檳榔的社會脈絡初探 (郭淑珍與丁志音)
郭淑珍與丁志音. 2006. "茶行裡的檳榔客:嚼食檳榔的社會脈絡初探." 臺灣社會研究 63:143-208.
原作者的摘要:
嚼食檳榔與口腔癌的關係,近年來已成為公共衛生領域內重要的議題。本文探討嚼食檳榔行為是如何發生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研究者以某茶行嚼食檳榔的客人為主要
研究對象,以深入訪談、觀察、與非正式訪問等方法,分析其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時檳榔使用的情形。本研究發現,檳榔有時被當作社會中的溝通系統,藉由它與
他人建立起某種型態的社會關係;檳榔的使用雖可當成社會互動的媒介,但是另一面也是社會價值的表達和社會位置的象徵,許多嚼食檳榔者對於「嚼食檳榔」或
「檳榔」仍有許多「顧忌」,可見使用檳榔的社會場合,暗含著社會的區隔。過去台灣公共衛生有關檳榔的研究,主要是調查研究嚼食檳榔的盛行率與社會人口特質
的關係,或者是有關嚼食檳榔的認知、態度與行為的相關性等。基本上這些觀點仍將嚼食檳榔的行為朝向「個人化」歸因,較忽略社會脈絡面向對嚼食檳榔的影響。
本研究認為嚼食檳榔議題不只是一種「獨立」的「行為」,健康相關行為是實踐在個人日常生活的社會脈絡,社會結構的限制會影響健康相關行為的選擇,公共衛生
對健康相關行為研究需有社會學觀點,如此形成的健康促進理論與政策才能更有用。
一、前言
二、嚼食檳榔相關健康議題在台灣的發展
(一)
嚼食檳榔與口腔癌的相關性
(二)
政府對「嚼食檳榔」議題的關注
(三)
為什麼是「檳榔」?──從「有害健康」到「形象低下」
三、公共衛生領域的檳榔研究取向與限制
(一)
公共衛生的體制與思考模式
(二)
檳榔研究取向與限制
四、社會環境對健康行為的影響
五、日常生活脈絡與嚼食檳榔
六、研究探索的路徑
(一)
前奏曲:教學醫院「檳榔門診」的經驗
(二)
進行曲:茶行的「發現」
(三)
茶行的特色及其與周遭檳榔攤顧客群的連結
(四)
研究參與者的選擇
(五)
研究方法
(六)
資料分析
(七)
研究參與者的人口背景資料
七、初次嘗試檳榔
(一)
青少年的人際網絡
(二)
當兵的特殊生活
(三)
師徒制工作的學習倫理
八、檳榔使用與工作
(一)
交際橋樑
(二)
跨越工作階級
(三)
提振工作效率
九、顧忌、修正與禁忌
十、回家後
十一、
小結
------------------------
我的摘要:
作者將「社會脈絡」的概念帶入分析嚼食檳榔的行為,該研究所指的「社會脈絡」為「嚼檳榔行為發生的日常生活情境,包括嚼檳榔者的社會位置、行為發生的環境、參與互動的人們等,也就是檳榔使用者的社會位置在不同場合、與不同互動時,檳榔使用的意義。」(頁148)本文希望能夠突破過往公共衛生學界對於「嚼檳榔行為」的「去脈絡化」式的研究取向,而重新將常民的日常生活帶入學界,以期更進一步地影響衛生教育政策之制定。
第二節,作者分別回顧了醫界(嚼檳榔與口腔癌)、政策(反檳榔之氛圍,以及檳榔產量不減反增的弔詭現象)、媒體再現(指出檳榔的階級特性,作為低下的;與作為高尚消費品的紅酒之上層階級之對比)。提出,必須回到日常生活脈絡探索嚼檳榔現象。
第三節,首先提到公共衛生學科被生物醫學的思考模式殖民化,既假定了「中產階級」的模式作為道德標準,忽略了晚近社會理論、批判理論與互動詮釋之取徑。其次,晚近的檳榔研究都將「嚼檳榔」議題作出「『個體化』的歸因,以及心理病理『醫療化』將,忽略了社會面向的影響。」(頁155)
第四節,批判「風險因子」的「個人選擇說」,重新連結個人選擇與社會條件(社經地位、性別角色)。(頁158)在第五節帶入了「日常生活的脈絡」回應前應缺陷:「日常生活的脈絡代表的是許多社會關係,其中不能忽略能動力(agency)、實踐(practice)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頁162),並且必須考慮權力的面向以及歷史的向度。
第六節,首先指出「主動到教學醫院檳榔門診求醫的人,與大多數未到門診的嚼食檳榔者是不同的。」(頁164)由於醫院情境已造成受訪者對研究者的刻板印象,研究成果有限,因此作者回到自身日常生活情境,即自己的先生所經營的茶行進行觀察。(頁164)該作者轉而從「買賣關係」切入,以「茶行」為中心尋找連結,是以「空間區域」進行的考察。研究者對十三名有嚼食習慣的客人進行正式訪談,對十名偶爾嚼食,但意識到檳榔嚼食之污名的客人進行觀察與非正式聊天。(頁167)研究者的研究方法為民族誌方法,混用訪談、非正式訪談、觀察等方法。接著介紹受訪者資料(皆為男性)。
第七節進入實際分析,指出嚼食者的初次嘗試行為,與個人的生命歷程的日常生活人際網絡有關。如青少年時期的人際網絡(對團體的認同與個人身份的認定)、當兵的特殊生活(站哨、應酬、交朋友)、師徒制工作的學習倫理(師父的權威、吃了感覺自己像大人,為邁入「成年世界」的儀式)。(頁176-7)
第八節談如何習慣吃檳榔,作者從「工作」進行解釋,包括作為交際橋樑(菸、酒、檳榔)、跨越工作階級(管理者為了與工人打成一片)、提振工作效率(抵禦無聊、禦寒、提振精神,相較於菸與酒,不必用到手)。作者提到「檳榔之所以被認為有提神、不怕冷、方便實用等功能,其實是與從事勞動工作者特定生活方式的存在有關,他們的工作往往是長時間、枯燥、重複機械性、與無聊,很容易形成對檳榔的消費。」(頁182)
第九節主要處理「檳榔的污名」及其情境場合的關係,如銷售房屋時的社交物為菸,至於檳榔則是在與勞工階級交往時使用,至於如低薪工時長的工作,有時為了「形象」與「衛生」,如大樓保全就禁止抽菸、吃檳榔。(頁186)作者研究發現為「嚼食檳榔會隨著工作的改變而有所不同。如果原先的工作是不需要雙手的勞動,此時因為工作職位的晉升,甚至成為公司老闆時,『嚼食檳榔』變成與此職位的『形象』不符。有些工作是與『科技』『專業』有關,或是面對的客戶屬性不同,此時檳榔所代表的意涵與職業隱含的學歷、階層有關。但是,如果職業是轉換到從事戶外、需雙手勞動的工作,即使是晉身到擔任『老闆』的職位,嚼食檳榔仍是『工作』上的必需品。」(頁188)作者提到「檳榔與香菸」的對比,指出「同樣都是公共衛生專業認為的『有害健康』的『精神作用物質』,但在日常的論述中他們被接受的程度卻有差異,用來討論或是描述他們的字彙也不一樣。」(頁188)嚼食檳榔的形象比起抽煙更容易受到排斥。
第十節帶入家庭與工作的內外之隔的討論,指出「檳榔」與工作、在外、生產活動連結在一起,回到家後,受訪者就不在家嚼檳榔,一位受訪者就提到「家裡是需要維持『乾淨』、『整齊』,所以嚼食檳榔是在『外面』的行為。」(頁190)
第十一節則小結前文,指出本文為從使用者出發對檳榔消費行為的研究。(頁191)進一步反省學院知識生產的封閉性,認為應該重新帶回「常民知識」的討論,並且考慮社會體制與社會關係對健康行為的影響,並且鼓勵對健康行為進行更多的社會式研究。
以上為摘要,就上述的討論來看,我認為這是一篇討論物質、階級與勞動、使用者、健康行為的社會學意涵,一篇很不錯的文章。在談檳榔的時候,男性勞工的意象很鮮明,我想起我的四物飲研究,則是女性上班族的形象,至於靈芝的研究,則是慢性病老年患者的形象。這樣的聯想不一定正確,但是帶出了物質與生命階段的討論面向。本文對於「勞動的手」的強調,也讓我覺得,是否可以使用「疲憊的身」(過勞的身體)來思考靈芝或樟芝,而使用「生育與美貌的血」來思考四物。總之,這篇論文反對「個體化的思維」用力頗深,極力強調社會學面向的分析,我覺得這是篇很有趣的、經驗素材豐富的論文。
2013年2月21日星期四
食品健康政策與倫理:機能性食品的常民觀點
Holm, Lotte. 2003.
"Food health Policies and Ethics: Lay Perspectives on Functional
Foods." Journal of Agricultru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16:531-544.
丹麥的食品消費社會學者Lotte Holm,於2003年寫了一篇〈食品健康政策與倫理:機能性食品的常民觀點〉,提了不少有趣的觀點。我們先從她的文章小標題來看:導言、機能性食品、對傳統營養政策的挑戰、食物與合理性(food and rationality)、食物的象徵與飲食建議、適宜的一餐(proper
meal)、常民對食物與健康的觀點、專家知識與常民意見、機能性食品與健康飲食。從這些標題來看,Holm有意突顯專家與常民之間的認識的對比。
首先,食品政策有兩個部份,毒物管理(食品安全)與食品營養,兩者的知識都是由生物醫學專家的知識賦予形態(首先是毒理性,後為營養學)。由專家掛保證,常民認為只要依賴專家建議即可。專家的建議,是透過食物搭配(food groups)的方式,給予常民飲食上的依歸。但是機能性食品,與食物搭配的想法完全不同,雖然對食品進行改造或強化的想法並不新,但是機能性食品的新穎在於其社會脈絡化的方式與過往不同。機能性食品強調單一產品、成份的說法,與過去食物搭配的想法完全不同。為了讓消費者願意付更多錢,機能性食品與宣稱(claims)結合,挑戰了過去專家們對於飲食(diets)的宣稱,認為只要食用單一產品或者成份,就能滿足營養所需(533)。[這裡的討論讓我想到生物醫療化的消費者轉向的討論,過去是公共政策與巿民的關係,轉變成為食品巿場與消費者的關係]簡言之,即diets-food groups V.S. Food-products的對章。
飲食不再作為整體,食物的某些部份才是重要的。這種經由生物醫學加持的說法,體現了理性個體主義的典範,認為只要專家提供意見,那麼消費者就會理性地依照專家的建議照單全收,作出最佳選擇。但是這樣的說法,過份強調了生物醫學的合理性,使得食物的其他理性被忽略了,如實際的、經驗的理性(日常飲食所需,人類賴以維生的食品、嵌鑲在工作與私人生活中的食物)或者象徵的理性(豐盛的食品、年節加菜、慶功宴、春酒),或者是關係性的理性(聚餐以維持家庭關係、朋友關係)。更進一步地說,生物醫療化的食品,沒能看到食品常中的階層化:帶血的肉、白肉、無血肉、雞蛋…、蔬菜、水果,這種階層化也與性別氣質有關,肉被認為是陽剛氣質的,素食則是陰性氣質的。強調健康飲食的食品政策,實際上是一種陰柔化陽剛氣質食品消費的方式[536,這個地方的說法有點意思]。而英國主婦所說的適宜的一餐(Proper meal)則是專家所提健康飲食的說法的通俗化(538)。
藉由對歐洲四個城巿(哥本哈根、法蘭克福、倫敦與斯德哥爾摩)的調查,一般人對於飲食與健康有如下想法:飲食需均衡多樣、避免添加物、吃純粹的食物(而非加工食品)、健康飲食跟縱情飲食不同(537)。人們對於營養以及食品安全的態度不同,雖然兩者的知識源頭都是來自於生物醫學專家。人們對於生物醫學專家所說的食品安全的說法覺得不怎麼牢靠,因為他們背後有相關利益影響他們,再者,他們只研究單一成份,卻不研究成份之間的複雜關係,第三,生物醫學對於健康的定義僅是功能沒有不正確,但是人們想要的則是快樂與和諧的生活。最後,專家常常忽略人們所依賴實際的、社會的以及象徵的現實,常常給予一些根本不切實際的建議(539-40)。
機能性食品的出現,這種只強調單一成份,意味著食品消費的碎片化,而某些機能性食品也混淆了食物搭配的傳統區隔,如纖維飲料、麵包中的魚油,含維他命的飲料等等,這些食品與傳統當中基於食品搭配的均衡飲食的想法相矛盾[只要喝果菜汁就不用吃青菜?只要吃某某保健品,就不必吃水果等等]。再者,食品的碎片化也表現於機能性食品的行銷,其將個別的食物產品與特定的健康好處以及對特定疾病的預防相連結,也與人口當中的特定的風險團體相連結,這將會進一步個體化吃(individualizing eating)的傾向(540)。機能性食品如何影響人們的日常實作值得進一步探討,不論是在個體層次,還是在人口層次。正如Lawrence與Germov(1999)所說,機能性食品的發展是醫療-食品-產業複合體的[共謀]產物,公立大學的教授應該進一步提出平衡的研究,以平衡產業化的學術研究之迷思。此外,也必須注意到食品生產者與經銷者的角色,他們未來將會在平衡機能性食品的行銷扮演重要角色(541)。
2013年2月20日星期三
機能性食品:和社會學有啥相關?
原文出處:http://0rz.tw/BWP0e
機能性食品:和社會學有啥相關?
Functional foods: are they sociologically interesting?
Tanja schneider
雪梨大學 發表於TASA Conference 2005, University of Tasmania, 6-8
December 2005
摘要
過去數十年間,澳洲與其他地方的消費者遭遇到快速成長的健康食品產品。本
論文關心健康食品中的機能性食品。藉由援引了食品社會學領域的既有文獻,
以及一些健康與疾病社會學與身體社會學的文獻,本論文探索機能性食品的新
食品範疇是否是具有社會學意義的,並且希望能夠瞭解機能性食品所含有的深
層社會文化意義。本文也嘗試從社會學與經濟學角度,描繪一般人會提到食品
的「醫療化」,也就是藥品與食品範圍的日益模糊。
什麼是機能性食品?
機能性食品作為食品,他們的機能是什麼呢?在引用Katan與de Roos對於國際
食品資訊理事會(International Food Information Council[IFIC])以及美國
飲食協會對於機能性食品的批評後,作者指出,Katan與de Roos與Marion
Nestle(2002)對於機能性食品的定義是較適切的,即具有健康宣稱的食品。但
是這樣的說法並非首見,食品歷史學者Fernández-Armesto用廣告證明,在1858
年後,就已經有食品運用了健康宣稱(2002:215),以對抗專利食品在工業化
過程中的摻假,該作者所提的並未過時,至今仍是常民圍繞著食品風險所關注
的議題(Lupton, 2005)
關於機能性食品的困惑
消費者如何看待食品,尤其是機能性食品呢?Kristen McNutt(1994:253)在一
章名為〈消費者對機能性食品的觀點〉的文章中,他詢問美國消費者你如何看
待機能性食品,普遍的回答是「你說的是什麼東東?」這樣的答覆是非常有有
趣的,因為反映了此食品範疇的新穎性,也說明一般人並不認識此種新型態食
品。但如果McNutt詢問美國消費者「你覺得優格怎麼樣?」,對方也許就會給
予截然不同的回答。然而,此時情況已今非昔比,Julian Mellentin(2003)稱
之為機能性食品革命,機能性飲料佔了幾乎所有產品銷售的五成以上(2003:14)。
此食品的(新)功能為何?
機能性食品,作為添加營養或者強化特定營養素的作法,並非新鮮事。然而,
在Katan與de Roos看來,新鮮之處在於創造性地結合了既存的營養學知識與新
的食品技術與行銷。添加了相同成份的機能性食品,既可以作為藥錠販售,也
可以作為饍食補充品販賣(Katan and de Roos, 2004:370)。許多機能性食品只是
既存的食品產品的不同版本。在Holm看來,機能性食品的新穎性在於其社會脈
絡化,她認為這種新設計出來的食品,是食品工業作為創造附加價值而創造出
來的,是為了取代前一代產品而創造的。概括來說,Holm,巿場力量而非公家
機關,主導了機能性食品的發展。(2003:533)。相較於希波克拉底的準則
「食品作為藥物,而藥物應該是食品」(food as medicine and medicine as
food),機能性食品似乎將此智慧包裝於科學支配的論述(scientifically
dominated discourse)之中,科學支配論述是說明機能性食品在消費者中早期
流行的重要因素。
從社會學與經濟學觀點看機能性食品
Peter Conrad(1999)指出了用醫療術語醫療化非醫學的社會問題的傾向,
Lawrence與Germov(2004:127)則批判醫學-食品-產業複合體,批判醫療科學
家透過食品作為產業的逐利情況。機能性食品作為一種醫療化的食物形式,開
啟了透過其治療潛能來行銷食品的機會。機能性食品模糊了藥品與食品的分界
,也引發究竟是否日常飲食就已足夠還是必須另行補充營養的疑問(Lawrence
and Germov 2004)。一些評論者的重點,已經從個別的食品產品,轉向食品的
消費者更具自我意識的選擇,這些選擇意味著(選擇了)健康。Duff(2004)指稱
此潮流為「理性個體主義」,人們都應該透過科學的飲食,依據完善的知識,
作出理性的選擇。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機能性食品可以視為食品製造商與科學家對於食品組合
與行銷進行新形式控制的機會.過往的食品知識都是透過家庭與社區組織(鄰
居、教會、學校與代理機構等等)來傳遞給下一代,這種飲食智慧大多數都是
透過口頭形態傳播。其他則是透過舊食譜或者家庭實作來提供知識的教化。相
對於此,在大眾行銷與廣告的媒介底下,前述的飲食實作與習俗日益消失
(Laura shapiro, 1986:7),而營養學領域研究的專門化也加速了此種隱微知識
的集體流失(collective loss of tacit food knowledge),使得特定的食品專家
或者特定組織(如藥品產業)反而是最瞭解食品的人。
[按:這裡的討論很有趣,所談的不正是當下台灣人對於日常
飲食知識的陌生,不像古人還會瞭解飲食宜忌物性嗎?]
在二十一世紀,營養科學的持續專業化,導致專門化了的食品知識把持在少數
專家手中。從經濟學與商業觀點來看,機能性食品的重要性,可以由雀巢的總
裁的話來概括:「我們的營養區隔是未來成長的驅動器,它將私人品牌競爭上
的脆弱商品,轉變為高價一流的產品。(Rea, 2000)」Heasman與Melletin在他
們的著作《機能性食品革命:健康的人,健康的利潤?》他們探討了食品技術
的全球趨勢,並且主張21世紀的革命轉變了食品產業。食品的未來與我們的健
康與幸福息息相關,而產品的種類與成份,將會帶來健康利益,這些發展正在
各競爭的政治、環境、經濟與社會論述中的脈絡中發生。
消費食品,消費健康
機能性食品的製造商廣告他們的產品作為健康產品,為關注個人健康的個體量
身打造。生活風格產品的新範疇吸收想要消費健康作為抽象目標的消費者。他
們寧願吃更加健康的機能性食品產品,而不願批判與改變他們的身體或健康的
標準的主客關係。他們拒絕將健康視為一種存在的動態過程,而寧願視健康為
一種狀態,從能夠透過購買特定健康產品來獲得健康。
時至今日,生活風格議題不再只是藉由行銷手法將價值附加於食品產品之上,
現在生活風格藉由機能性食品的創新,吸納於穀類、優格與其他食品貨品之中
。優格消費的附加價值(例如,更健康、富含鈣、好吃餅乾與牛奶的純淨等等)
不再只是優格自身的特徵,而是其生活風格行銷、包裝與一般外表的一部份。
優格已經經由乳酸菌與比菲德式菌而醫療化了,儘管其流行目前仍主要是因為
生活風格屬性,而非這些這些因素。
優格的行銷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在我們當代的消費社會中,愈來愈多生活風
格的議題,逐漸與健康相關的允諾混合在一起。就此來看,可以結論說機能性
食品或許是另一種行銷的幻象(marketing delusion),Jocob Östberg (2003)
認為機能性食品僅僅是語義系統的幻象,不必然擁有改變消費者身體的力量
(2003:133),他將機能性食品的機能稱之為健康的擬象(health simulacrum)。
如果Östberg是對的,那麼當代社會機能性食品的機能,就是藉由越來越多的
消費--那些產品,提供更多健康的可能性。
(If Östberg is right, then the function of functional foo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s to offer the possibility of health through
more and more consumption – of the right products.)
評論:從這篇文章來看,機能性食品的討論,社會學可以發揮的空間,
一是日常生活的飲食知識日益被專家代理所取代,
專業化的過度導致飲食的除權。
二,若是採用擬象的立場來分析,對於保健食品的分析,尤其是消費分析
會變成純粹的符號分析。
三,但是就前言所提及的政治經濟學討論,巿場力量與國家管制的議題仍
必須處理。
其實若能採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分析機能性食品的全球發展,
我想也是對於機能性食品分析的一大突破。不過這些分析太過抽象了,
而作者在討論優格的地方雖然有趣,但是空洞,從STS對於個案研究的要求
(If Östberg is right, then the function of functional foo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s to offer the possibility of health through
more and more consumption – of the righ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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