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回顧關於Boundary work的概念，我在圖書館找到了由Michael Lynch主編的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一書，閱讀其中從區分到劃界工作的相關章節。第一篇文章，是Peter Dear所寫的Science studies as epistemography (科學研究作為知識誌)，原本收錄於由J. Labinger與H. Collins所主編的The One
Culture: A Conversation about Science.(2001:128-141)一書。該論文分三個部份：科學研究中的知識誌嚐試、Perutz versus Geison: 知識論對知識誌？、知識誌與「純描述」。
作者提到科學知識的社會學，承繼了科學哲學中關於知識面向的研究，但卻忽視了評價與規範的面向。作者使用Epistemography一詞，希望指出科學研究不只是處理logy(相對於Epistemology)的問題，實際上涉及道德判斷：科學研究的過程，是道德議題。(P237)而-graphy的詞尾，也與bio-graphy及geo-graphy等詞有著呼應關係。
第二節作者使用了Perutz對Geison的批評為例，認為後者在處理巴斯德傳記的討論上，忽略了道德面向的討論，假定巴斯德的科學偉大成就，與其人品的高尚相一致，而Perutz對於巴斯德及其所代表的現代醫學，則持更多保留態度，而不會一味稱頌巴斯德的成就。
第三節則討論卡爾‧波普，其否證論為人熟知，也就是主張，唯有本身可以被否定者，才足以稱為科學，因此像是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或者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或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皆非他認為理想的科學；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及其後續驗證，則被視為是理想科學範例。
Peter Dear指出，波普對於否證的看法，不像我們一般人所想的，只是用事實否定理論，因為這在實務上不可能發生。他舉了波普熟知Pierre Duhem的想法(這種想法被稱為Conventionalism)為例，點出波普瞭解事實上沒有所謂的核心實驗，可以在邏輯必要性上，駁倒理論。因此，否證實際上不是基於邏輯必要性，反而是「道德決定」。他引用Karl Popper在《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的說明證明此點，波普說：
“The only way to avoid conventionalism is by taking a decision, the decision not to apply its methods. We decide that if our system is threatened we will never save it by any kind of conventionalist stratagem”(1959,82) (P239)
因為，Peter Dear認為，對於科學方法的接受與否，不單純是邏輯考量，而是因其honest。他說用來驗證理論的科學方法之前所能夠被接受，不是因為其邏輯上必要，而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這個方法是最公正(honest)的方式。Dear在註19的地方，引用了培根的對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指出這些方法的採用，比較像是道德上的建言（你可以注意看看…），像是邀請，而你容許討論與否定的空間。Dear說Popper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反感，因其理論先行，成為不可辯駁的信念，而這是Popper覺得在情感上沒有辦法接受的。
透過對Popper的討論，Dear認為知識誌這個概念，突顯了對於情感、道德等規範面向的討論，而不會像知識論，僅僅注重科學知識的描述。所謂的科學研究者(Science studies researchers)，應該多加思考規範性(normativity)的面向，科學研究不僅僅是描述性的，而應該是道德上的奮鬥(moral strivings)。
這篇文章告訴我，科學研究者之所以投入科學研究，不只是為了跟在科學家的屁股後面，對其歌功誦德，而是基於價值的選擇，基於對某種道德理念的執著，所以願意讓人們思考科學研究的不同面向。這篇文章鼓勵了我，繼續走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我骨子裡是不喜歡生物醫學的，但是即使研究中醫，學習開方處藥，理解中醫理論，但還是覺得自卑的要命。我要怎麼樣才能結合中醫藥跟我的社會學研究，我還在努力。
文章出處：Dear, Peter (2001). Science studies as epistemography. In J. Labinger and H. Collins (eds.), The One Culture? A Conversation about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8-41.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