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未來有更多「台大社會學出社會」、「政大社會學出社會」、「東海社會學出社會」、「輔仁社會學出社會」之類的衍生讀物就好了，而且我覺得以自己對過去台大社會系的觀察，也可以有更多歷史性的讀物，像是「東海社會談加工區」、「中山社會談旗津」、「某某社會搞理論」，那樣子的百家爭鳴就好了。
書寫者會覺得自己的書寫有價值，是因為訪談者與受訪者都相信著這樣的書寫有價值，但面對那些在升學體制中，那些似乎不那麼符合升學體制的書寫者，也許他們寫的更好，或者更另類，或接地氣、更扎根，但他們的聲音卻相對地因為「別人都沒寫，我這值得寫嗎」之類的自我懷疑而未進一步。
所以問題就變成，我怎麼肯定自身的經驗，而我自身的經驗具有特殊性，而不是被學術體制的層級化，使得經驗也被層級化，分數排名決定了誰好像更有正當性先說話。
我覺得清大社會所出了許多碩論改寫的書，而台大社會系的碩士論文書籍改寫相對較沒那麼多，差別可能在一種感覺。「這個經驗更值得肯定，值得被聽見」，「那個經驗可能需要更多的概念創新，更多突破，更多對話」，所以變成一種「似乎是校系排名上的慣性優先地位，反而讓個人經驗主觀、故事與實證退居第二位」的非預期後果。
所以有趣的現象在於，那些大學畢業之後的學生的故事與經驗，成為回應其他大學生對於「社會學在作什麼」的一種回應與指引。但是諸如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甚至博士後，那種「因為個人式的決定投身於『專業社會學』的不安感」卻揮之不去。「這是你自己決定的」這樣子的新自由主義下的罪咎感會加在投身於碩博士學習的參與者身上，而社會系的學生或許未能回應其咎。那麼，在一片說明「社會學大有用」的思考當中，難怪不是反映了也許這個有用性是階段限定的嗎？我們可以進一步問「有用，是多有用？能夠有用到什麼程度？可以用在那裡？
可能需要更多的、更對稱的，不論所謂社會成功或者社會失敗的經驗，都一併呈現出來，我們才能更持平地看待「社會學」對於「出社會」的影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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