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基督教新研究文集（韋伯著，張旺山譯）
〈中譯本導讀〉
本書與《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
1.在1920年指出PE在《宗教社會學文集》當中，提示PE的獨特性：
藉由類似「世界之在宗教上的除魅」、「勞動禁欲」、「證明思想」等提示字，將PE嵌入猶太教－基督宗教的傳統脈絡中，去進一步顯示出「禁欲式的基督新教本身，在其生成與其獨特性上，是如何受到種種社會上的文化條件、尤其是也受到種種經濟上的條件的全體所影響的」的方式。(中譯本導讀，頁10)
為了把1904-1905年的獨立作品，整併進1920年的《宗教社會學文集》中，韋伯排除掉原作品的原始構想。(中譯本導讀，頁20)換言之，為了理解本作品的原始樣貌，我們必須閱讀1904-1905的原始版本。
本書與韋伯的方法論研究
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確定：韋伯跨進「經濟與宗教」這個領域並醞釀PE的研究計劃，最遲應該是在1898年就已經慎重其事地開始了。(中譯本導讀，頁28)
1884年韋伯寫給弟弟Alfred於3月27日舉行「堅信禮」的一封信：…今日我們用「我們的文化」這個名稱加以統稱的一切，基本上都建基於基督宗教上，並且：今日在整個人類社會之種種設施與秩序中，在其種種思考－與行動方式中，一切都與基督宗教關聯在一起並依賴於它，甚至是如此地依賴於它，以致於我們自己根本就不會總是注意到、甚至完全不再意識到說：我們在我們所為與所思的一切那裡，都受到基督教式的宗教所影響著。基督宗教乃是那條將我們與所有那些跟我們處於同樣高的發展階段的民族與人連結起來的共同繫帶，因為，就連稱自己或主張自己本身是基督徒、不想要與基督宗教有任何關係的人，也的確都吸取了基督宗教的種種基本思想，並不自覺地根據其種種學說而行動著。──(中譯本導讀，頁31)
入會、信仰表白、為人類承擔責任與義務，加以履行。（中譯本導讀，頁31）
韋伯對歷史、政治、對現實的社會經濟問題，始終都有很大的興趣，而他的思維方式基本上也是歷史家式的與政治家式的：在狀況中思考。（中譯本導讀，頁32）
張旺山：ＰＥ就是一部研究「職業文化」的「文化史」的著作，也可以說是研究「職業」Beruf這個觀念是「如何在歷史中變成是富有影響的」的方式的觀念史著作。（中譯本導讀，頁34）
韋伯的價值關懷(1895年弗萊堡大學就職「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演說)：
當我們在思考自己這個世代的「身後事」時，會讓我們動心的問題，不是「將來的人們會覺得如何」，而是「他們會變成怎麼」，而這問題事實上也是所有經濟政策研究的基礎。我們想要在他們身上培養出來的，並不是人們的幸福感，而是那些讓我們覺得構成了人的偉大與我們的本性的高貴的特質。(MWGI/4-2:559）
在此一「價值觀點」下，韋伯將「國民經濟學」說成是某種「人的科學」，這種科學尤其要探問的，乃是「人的品質」：透過那些經濟上的與社會上的生存條件而被培育出來的人的品質。(MWGI/4-2:559 )身為國民經濟學家的韋伯，顯然想要根據自己的「人的科學」的構想，在這門「還有彈性、也年輕」的學科中，走出白己的一條路。（中譯本導讀，頁34-35）
韋伯的提問（筆記：一個學科是怎麼產生的？）：
「一門獨立的學科之存在與產生的前提：(a)對某些新的問題產生出種種獨立的真理。經濟總是存在著，但是，關於經濟的種種問題卻不是。某種獨特的思想關聯之提出。(b)探究之獨特的方法：邏輯學－心理學。」（中譯本導讀，頁34-35）
ＰＥ的寫作與方法論文章寫作的「相互滲透」、「互相支持」的情況，使得我們幾乎可以說：韋伯寫作方法論文章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為ＰＥ的研究工作服務的。（中譯本導讀，頁38）
（理想典型－客觀可能性－因果歸因問題）
韋伯的「理想典型」概念，是在1904年發表的〈社會科學的興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以下簡稱（“客觀性”〉）首度提出來的，而在同一年發表的 PE 的第一個部分就用上了（時間上應該大約就在寫這封信前後！）。而他之所以想要進一步探討「客觀的可能性」這個範疇，自然也跟 PE 的寫作、尤其是第二個部分的寫作中所要探討的「因果上的歸因」的問題密切相關。可以說，韋伯是在批判 「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乃至當時受到「自然主義的一元論」、「演化論」、「泛邏輯主義」、龙其是「實證主義」與「歷史唯物論」等等影響下的文化科學或者社會科學的研究之種種錯誤與混淆的情況下，運用當時可及的種種知識論－方法論－邏輯學的研究成果，試圖釐清自己的 PE的研究工作的實踐的。（中譯本導讀，頁38-39）
如何閱讀本書：一些建議
上述主要目的：使1904-05年版的PE與1920年版的PE乃至《宗教社會學文集》脫鉤。使原始版本的PE與四篇「反批判」文章與韋伯的方法論掛鉤。（中譯本導讀，頁39）
韋伯對讀者有著高要求。（中譯本導讀，頁43）
瑪莉安娜在韋伯死後編輯出版的《宗教社會學文集》第三冊的〈文前說明〉說，在韋伯的本質裡，有一種對自己個人的命運之絕對的、毫無奢望的鎮定，當他面對未能完成《宗教社會學文集》而辭世時，或許會說他常說的一句話：我沒有做的，其他人會做。反過來說，他所做的，往往也是「總得有人做」的事，而這樣一位學者所寫的重要著作，自然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中譯本導讀，頁43）
韋伯的演講紀錄（值得一讀，請自行參閱頁44-45的引文）。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