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可以說，法國當代的社會學發展，從傳統的、具濃厚涂爾幹學派實證主義色彩的「分析社會學」為首，轉而朝向「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的發展為首之新興典範，其實與 1968年 5 月法國所爆發的舉世聞名的「68 學運」有關（Brohm 2004:71）。
我們也許可以這麼說，布赫迪厄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在法國社會學的發展歷程中，似乎是個「異類」，除了布赫迪厄與其徒孫之外，幾乎沒有人將「批判」當作社會學的任務。(130)
在這本書中，布赫迪厄以「國家生成的社會學」做為其分析的開端，分別從歷史、文學、政治、象徵、信仰、權力、法律、科學、階級等各個方面，去分析「國家」這個概念之中，所包含的種種預設與其中所牽涉的社會思想。(134)
1990 年，博東斯基撰寫了〈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與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Sociologie critique et sociologie de la critique）（Boltanski 1990）一文，裡頭清楚地展現出博東斯基想帶領當代法國社會學進行典範轉型的企圖。(135)
博東斯基認為，資本主義體系為了回應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會持續地重新布署；因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本身，同時也成為資本主義得以持續發展的一部分。
(136)
（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
/ De la critique. Précis de sociologie de
l’émancipation）（Boltanski 2009）「社會學是否應該為批判服務？如果是的話，社會學又該如何在「描述」與「批判」兩者之間取得兼容？如果對今天的社會學這門學科而言，批判是正當的，那麼，究竟是在怎麼樣的脈絡與可能性條件之下，批判才得以被認為是正當的？」(137)
從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藉由「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博東斯基希望能夠重新建構社會學的任務。博東斯基反對布赫迪厄強調以「揭露」做為社會學的任務。相反的，博東斯基認為，社會學所仰賴的調查與研究方法，不應以從知識分子與研究者本身的價值觀所出發的批判為目標，反而更應該去重視和理解從一般的、芸芸眾生的施為者出發的「一般的譴責」（ordinary denunciations /dénonciations
ordinaires）或「一般的批判」（ordinary criticism/ critiques
ordinaires）（Boltanski 2009: 63-64, 66, 148）。當施為者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任何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處境時，其自身的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 / sens de justice）會促使個別的施為者對於這些「不正義」進行其主觀的譴責。與從專家視角出發的「以批判為己任的社會學」相較，這些從一般人出發的「一般的譴責」或「一般的批判」，其實更加貼近施為者的個體利益與其個人的真實處境，且完全無須知識分子來為其代言和發聲。去分析、理解個體施為者在何種脈絡與情境之下，得以意識到「存在著不正義」一事，並對此不正義進行一般的譴責或批判、這些譴責和批判需要怎麼樣的可能性條件，這也就是博東斯基希望賦予「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的主要任務之所在。換句話說，對此「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的新興典範來說，社會學的任務並非引領批判，而是去理解這些一般的譴責與批判從何而來、如何被建構、能產生怎麼樣的效果。(138)
此外，博東斯基和他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在《論批判：解放的社會學》一書付梓之後，他的後續相關研究亦有所轉向，轉而從事關於多元價值的社會如何取得共識的問題。嚴格來說，在《論批判》之後，他的「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的工作已經完結，取而代之的知識關懷則是，人們如何相互包容、如何在充斥異己的世界之中，尋求共同生存之道的問題。儘管「以批判為對象的社會學」對社會批判的反省，似乎並未撼動將批判做為社會學的己任於傳統社會學之正當性，但也確實開拓了一條關於反思的全新研究道路，且豐富了批判取向的社會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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