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9日星期一

《生命之側》碎片絮語

書目資訊:《生命之側:關於因紐特人,以及一種照護方式的想像》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95222


閱讀《生命之側》,讀了作者的前言、第一章事實與意象,以及後記,覺得有被打動、共鳴,或者說有被抓到,被刺到。封面是隻鳥,致謝與前言之間,也是隻鳥,不過叼著煙。故事是從這隻鳥開始,後來知道它是渡鴉,也許對某人來說,那是死去的舅舅。這個想法讓我想起了老媽曾說,不要殺生呀,那也許是親人來看你呀。「也許」,可能是,可能不是,無論是不是,那都是對生命之於生命的某種敬重與連結,也許是睹鳥思舅舅,也許是像我一樣看見出家僧侶念及我老媽。一個念頭閃過,逝去者就出現在腦海中,下一刻又覺得,嗯,不是,但是念及「是與不是」之間,我知道那是思念、是記憶、是懷舊、是念念不忘,是羅蘭巴特說的「刺點」,那樣子擊中了我,刺的我心一揪一揪的。刺的感覺有時延續,有時會覺得那些感覺還有些複雜,五味雜陳,畢竟她走的時候,其實我不在場,後來我在場的時候,已是看著她從冰櫃推出來,禮儀人員還不來及蓋住她的灰黑手指甲,而我確認,是呀,她已經走了,希望沒有太冷才好。

        照著學術規則,我應該是要讀完整本書再來寫點什麼的。但既然作者提到了班雅明因為不捨離開柏林,所以童年的記憶一再浮現,在遺忘與不遺忘之間拉扯,最後書寫成不滅的印記,那些讀起來有點超現實主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比現實更現實,也構成了自我的核心印記,那麼對我而言,這本書勾起了我的什麼想法呢?有沒有讀完整本書,真的要緊嗎?也許更自我一點,更遵循著超現實主義者的自動書寫的遊戲,那麼就讓文字來引領我寫下些什麼吧。

        「我書寫的時候,是不喜歡有人在我耳邊嚷嚷的」,尼采這麼說。雖然他這麼說,我還是不太相信就是了。如果沒有精靈在他的耳邊嚷嚷,就像他自己在《悲劇的誕生》時說的,藝術家總有他的神靈相伴,那麼藝術家能夠進行創作嗎?恰好今天早上在巿立圖書館在健康保健區書籍遇到了賽斯書,某位人士說靈會透過她說話,告訴我們生命的實相,或者多重實相,而又同時,我查了一下,知道譯者王季慶小姐已去了另一個實相,知道有多重實相,也許人們對生死之際的流轉,就能更釋懷一點──是的,她遠行去了,但她的文字還留在這裡陪伴著我們。

        這本書在跟我們說,基於人口治理的生命政治、公衛措施,強制遷移可能是對某地區人民的種族屠殺。作者把這些比較強烈的字眼與想法,留在註腳裡,在正文則是寫著比較詮釋性的、溫和一些些的字眼與故事。「賴活真的有比好死好嗎?」如果社會體制糟透了,難怪我們還要譴責那些自殺者嗎?如果那個人的身體已不堪使用了,我們一定需要維持他們的呼吸器與鼻胃管嗎?這本書雖然談的是北極的因紐特人,但是從共時性來看,我近兩三日讀到的,由畢恆達老師的姐姐畢柳鶯醫師寫她媽媽斷食往生的《斷食善終》一書,其實也在處理類似的議題。「執著於不死」,真的比較好嗎?臺灣是安寧照顧與斷食善終兩者,在爭論究竟誰擁有執行死亡的權利,病人可不可以自己斷食結束一生?還是可以安樂死,不用挨最後的痛苦。個人的生命究竟是屬於每個人自己的,還是從有了身份證字號的那一刻,我們的生命就因為此公民身份,而同時兼具了兩個身體──生物性的身體與社會性的身體,如果沒有社會性身體的許可,生物性身體是不可以自行了斷的,那是侵犯了社會性身體的權利。畢柳鶯醫師,您教人斷食往生,那是疑似犯罪的──當代臺灣法律權利如是說。

        本書作者也在註腳評論了Mol的《照顧的邏輯》中,把照顧與生命主義綑綁在一起,如果有的人就是活得生不如死,我們硬要照顧他,讓他不死,這樣的照顧是誰來主導的,病人不能選擇自己的死亡嗎?如果照顧本身成為生命政治的一環,而續命與否的決斷權,又不在個人自己的手中,而是由諸多照顧者拱著「生命無價」之至高權壟斷,以致於自殺有罪、有過、有病,我們真的還能好好地聽那些也許不想活著的人們的心聲嗎?我們可以照顧,但他們沒得選擇。作者Lisa Stevenson說自己是在跟自殺防治團體唱反調,因為自殺防治團體不再討論「為什麼非得要生命」,不考慮「不要生命的種種理由、緣因與心聲」。換言之,自殺者如果有著自殺的念頭,遇上了這些人,是沒有辦法被傾聽的,自殺者遇到了名為「不準死」的一道牆。所以也許他們要求別人殺他們,或者拖著大家一起死。有沒有可能先聽聽欲自殺者說什麼呢?有沒有可能對人的自殺的價值選擇不下價值判斷呢?有沒有可能尊重自殺者的意志呢?譬如傅達仁,或者畢柳鶯醫師的媽媽,他們的意志是被尊重的──畢竟肉身已不可用,但求以身示範另一種自主死去的可能。

        面對死亡,難道只有醫院-殯儀館的標準化流程嗎?當我們成為這些機構的服務對象,我們就是個編號,是個代碼,是個顧客,是個檔案--也許少數的故事會留在某些人的心中,但是就像我是個老師,多數的學生對我而言,其實我連名字也記不得,只有那些常規外的極端值,困擾過我的,或者驚艷過我的,或者願意找我聊聊的,或者我得找他聊聊的,我們才又多了一些什麼值得思念與記憶。「無差別」,作者如是說生命政治底下的科層化管理。「我們可以好好道別」,畢柳鶯醫師在母親決定斷食往生的二十一日內,說大家一起聽著母親與大家的故事,一同臨在著她的離開,也一同見證著離開,也一同帶著思念,繼續走人生的道路。那個「誰」,如同德勒茲在《尼采與哲學》當中點出尼采的提問之核心,也就是權力關係的分析,最重要的是追問,那個誰。而如果伴隨著鄂蘭《人的條件》對行動的思考,權力是種生成,是種創造,是種新的連結可能。那麼「誰」來決定「誰」可以怎麼生老病死,「誰」可以說了算,「誰」說的能被算,其實就是很關鍵的事情。

        什麼是可以確定的事呢?當學者說著也許這本書談的是「不確定的事」,就像不知道果陀什麼時候會來,但是人們就這樣等著,也像書裡提到港口等待的那人,希望能夠聽聞到人們談起那位女士的故事。但對他們而言,有所謂的「等到」嗎?如果我們從布希亞談物的序列的思路來看,一個收集的完結,也是收集者的完結,所以在希希亞《物體系》裡談到當某人知道他收集的某個系列即將完結時,他寧願焚毀那所謂最終者,而留下懸念。

也許人們不真的想知道所謂事實,所謂完結,所謂不再爭辯,就像拉圖在他的科學人類學研究中,事實之所以為事實,實際上是諸多網絡之結盟,而不再有人能夠質疑之,但是,會存在所謂的「最終事實」嗎?拉圖沒有回答我們,畢竟若「最終事實」存在,科學也不會是科學了,科學終究擁有的是相對較強的事實。也因為事實是強弱關係,如同其在對巴斯德的討論,所以視角不同者,自然選擇順從之外的發聲或出走。

回到懸念這件事,懸念不甘願被事實扼殺,不甘願在事實眼前低頭。尼采在《善惡的彼岸》裡提到,記憶不在事實面對低頭,最後記憶戰勝了事實,與其相信真實,也許人們更需要一個謊言──她只是遠行了,不是永遠離開我們──事實主義者是乏味的,說故事的人寧願相信,每個集會的當下,她都與我們同在──人是用故事做的,而不僅僅是肉身做的。所以她說過的話,作過的事,留下的物件,看起來是扼殺了時間,但又超越了時間。當Bourdieu引用柏柏人的說法「引用即是復活」,又或者教友們說「神活在我們之中」,既不在,又在,在與不在,存在於我們的念想與召喚。懸念懸念,在中文世界,懸又有高舉的意思,一直掛在心上,大家都感受得到。

回到方法問題,事實主義者,其實也就是句點王。「事實就是如此。Done。」但如果這樣子的事實使我們衰弱、使我們失去、使我們無力,寧可不要事實,尼采在〈歷史的用途及濫用〉如此告訴我們,我們寧願要神話,要宗教,要音樂,要歌唱,要舞蹈,就是不要歷史,更何況,那不是面對未來的歷史,而是一場過去的,被認為蓋棺式的歷史──我要棺材作什麼?尼采如是說。

 

也許,「也許我們寧願要一個危險的也許?」

 

也許渡鴉就是舅舅來看我們,而他一直都在。也許聖誕老公公真的存在,也許他真的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也許,一個危險的也許。那棵樹一直都在,如同我記憶中的樣子,只是更大叢了一點,左營自勉眷村,溜冰場旁,大榕樹下,有著我的兒時成長記憶,大榕樹還在,我就能知道家的位置,我就能知道我的兒時曾經存在過,那些記憶不是夢幻,而是專屬於我與我們的片段。你在,你也不在。奶奶那時候的離開,我在台北讀著碩士班,我不在,但是離開的奶奶,卻是有時候會在。隨著我見得親人的奶奶,我感覺那是我的奶奶,as if,是也不是,心理學覺得移情會出問題,但也許移情也是種療癒與補救的過程,但是再來一次,真的是再來一次嗎?確實危險,確實需要在投入與距離之間,理性與感性之間,克服那危險的也許。也就是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第四卷他自己的核心困境「克服mitleiden」,克服同情/克服共苦,走上自己的路。太極拳也是這麼說的,「中正安舒」,任他巨力打吾,不能奪我吞天之氣,接地之力。不為了自己的同情,而陷入共苦的情感當中,如若有情,一起練練拳吧──我們從走路開始學習,學習虛實分清,避免中風與帕金森式症,如若仍有求生意志,那就學習當個太極圓球吧,臥床者先從床上翻滾與移動屁股之中軸開始rock the world吧。

 

韋伯的理念型,希望用明確的概念把事情講清。班雅明的象徵與普魯斯特的瑪德琳,70多頁的一瀉千里。我的感覺不是你的感覺,也許你也曾感覺,我們我們皆曾感覺,而經驗不會僅僅是私人的,但也唯有當你有過那個感覺,也許你才會懂我的感覺,如同陳建年的歌裡說的。為什麼渡鴉是舅舅,為什麼在卡布大地上佈滿了動物的屍體,卑南族青年就決定回鄉fight光電,為什麼對於黃瀚嶢來說,火刺木是永恆回歸的浴火考驗,是再生與光鮮的抵抗與堅持,因為那是一個又一個故事,是store(存儲)的story(故事),故事不僅僅是文字與概念,更重要的是其中有感受,概念是與力相關的,涂爾幹如是說,概念是與激情相關的,尼采如是說,文字裡是有血的,尼采說他只愛用血寫下的文字。但是在夢裡,夢裡更直觀,是形象image,是想像力imagination,是一種刺激與衝擊,是一種不以一言蔽之,而是直觀觀地要求你沉浸,要求你在乎,要求你直視的形象,就像尼采談的阿波羅,那閃亮亮的表象,而阿波羅又是療癒之神。夢的碎片,也是自我敘說之鏡,我們可以不當一回事,又或者,認真地,看得這些碎片,不見得需要拼湊,但一定值得去感受,究竟神靈是如何在夢中召喚著我們,引領著我們。這也許就是所謂的象徵,symbol,重新連結,統合(sym)承載(bol)。看起來是碎片之物,也許完形在其中,碎形不碎,而是一中有全,而那個全則依賴著我們的參與與投入。

禪宗說,不離自性,又說,普提本無樹,隨緣說法。《小品般若》說,不住心,不住不住心。又或者六祖惠能開悟之偈:「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論是自性、不住心、無所住,談的都是那既在又不在之對象,既在我們之中,又在我們之上者,如同上述所說的象徵,我們既在象徵之中,我們又不全是象徵,但是象徵又帶領著我們走向全體──在那尋求著的過程中,我們試著把自己的人生當成一個尋求完滿的過程。港口邊的孩子,等待著母親的消息,也許等待本身使其完滿,在旁人看起來是執念,是病理,但如果我們暴力地奪去他的思念,奪去他的期盼,他還剩下什麼?孩子看起來困乏,但他有著自己的理念,有著自己的堅持,有著自己的盼望,說不定比起自居醫生的人,他更富有。尼采說:醫生自己有病,還要告訴大家,大家都病了。也許是尼采對生命政治,以及所謂民族國家最露骨的批判。

生命本身如若一種追求,seeking,看那已如若看見的,求那似乎可求的,此種意志,是生命為自身的空虛尋找的出路。渡鴉還在,舅舅與我們在一起;神主牌還在,祖先與我們在一起;經典還在,思想家與我們在一起。閃亮之物,在陰闇之處,指引著路,如同中陰身所見之光,或渡亡者偶遇之觀音,此身不孤,我們都在,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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