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因此本文強調，產婦的病痛與就醫的主體經驗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究。臨床工作者的文化能力，在於對受苦經驗進行脈絡化的理解，避免污名的產生，並致力於協助產婦於當代更新變動的社會條件下，持續賦權以面對當代的困境。
坐月子與產後憂鬱
曾英芬、陳彰惠、王惠珍及蔡秋月（1994）比較在家中與坐月子中心坐月子婦女的產後適應研究，給了我們對於現代婦女處境較具體的描述。該研究發現在月子中心坐月子的婦女，產後憂鬱的分數是明顯高於在家中坐月子的；月子中心的產婦，很重要的一個影響是較少丈夫的支持，以及「認同母親角色」的壓力；月子中心的產婦「準備帶嬰兒回家」是一個壓力浮現的重要時機，因為這時候產婦開始面對獨立嬰兒照顧與家事安排，以及職業婦女的托嬰問題。(343)
就筆者的臨床經驗中，時有受困於父權體制的婦女求診，主訴不外乎失眠與憂鬱；她們時常必須面對來自婆家的壓力，又身兼工作與母職，特別是在婚後抽離固有的人際網絡，導致更陷入孤單無依的狀態。但往往，帶著「精神科」的藥袋子回家，卻招致身心有病的看待。曾有受暴婦女至急診求診，卻遭致家人批評：「就是因為她不好好吃藥才會生病。」可是，有許多時候病人求診，也時常需要一張診斷書，以便向雇主請假，成為其無法擔負原本被賦予的角色責任之證詞。
不只是文化儀式本身，就連「診斷」，也適用於「雙面刃」的比喻。「診斷」賦予了特定對象「疾病」的標籤，如果這個疾病並沒有辦法在診斷與治療的過程中，同時受到對病人自身處境與疾病意義更豐富的理解，那麼疾病便容易成為一種污名；特別是，與性別角色高度相關的疾病。然而，診斷又賦予了受苦者的現實條件重新被看見的可能，甚至得以協助憂鬱者暫時從其受苦的日常中退場。因為這樣的矛盾，凸顯了「產後憂鬱」在論述上與臨床施為（包括疾病告知、解釋與治療）上的困難。(346)
（臺灣醫療實作的特點）台灣的醫療實作的特點，是以全民健康保險作為施作的基礎，其運作的方式必須立基在這樣的前提：所有的治療皆對應於一特定的疾病編碼（coding）之中(14)。對臨床工作者來說，「診斷」的指認，往往是提供協助的開端。但是當醫療給出特定的診斷，並且確立了某種治療或處遇的方式，會不會也可能縮限了對自我之處境的詮釋方式與範疇呢？(348-349)
「產後憂鬱」這樣的概念在台灣推展開來，經歷的過程包括西方醫學醫療論述的挪移與運用，同時結合了醫學研究的發展、政府的健康治理政策，當然同時，也必然對應著在社會不斷變遷下持續受苦的身體。對將來的研究者來說，值得以民族誌的方法，記錄婦女產後所面對的實際處境、與醫療互動的過程，並且探究醫學語言如何成為一種日常生活中逐漸被接納的語彙，以作為日後醫病之間謀求權力平衡的互動形式的基礎。(354)
「產後憂鬱」也成為一種具有現代性意義的矛盾語境，一方面看似簡化了當代女性的受苦經驗，一方面卻也暗示更加複雜的現實困境。無論是站在批判觀點提出醫療化的反省，還是強調社會變遷與文化、階級、結構的特性，抑或是站在醫療論述中強調疾病的認同與治療的重要，每一個視角，似乎都只說對了一部分。當我們重新檢驗醫療的論述，反省生物政治宰制的同時，必須要回到人的生命脈絡中仔細地傾聽。本文的目的在於提出一個有待深掘的田野研究的可能性；那些脈絡中的人與經驗，勢必需要更多進一步的探討來填補本文的不足，包括受苦經驗的紀錄，以及對受苦身分的意義探索。
最後要強調的是，「產後憂鬱」這個診斷仍持續存在於《孕婦健康手冊》中，臨床工作者無法迴避的是更多的求助與轉介。此時，在醫療實務上，必須在「下診斷」（making a diagnosis）的過程中，盡力看見受苦者的真實所需；透過與病人、家屬持續不斷的溝通與解釋，謹慎避免污名效應的產生。畢竟醫療服務必須提供的，是如何讓受苦者在其特定的生活脈絡與生命經驗之中，運用有限的資源，使其賦權增能（empowered），來因應持續更新變化的現代社會中的各種困境。(355-356)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