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方面，本文探索隱身於這套措施背後的專業文化，呈現臺灣產科社群對於科技的高度信仰；另一方面，藉著描述這些為降低剖腹產而強化的科技監控，如何反而增加了剖腹產發生的可能性，突顯此種現代性信念本身存在著一定的矛盾與侷限。同時，以儘管崇尚自然產、卻終究選擇剖腹產的婦女為例，本文呈現儘管醫師們不斷遭遇科技本身的極限與不確定性，此種信仰科技與強調生產風險的醫療觀點仍逐漸影響婦女的生產認知
在臺灣醫師努力降低剖腹產時，婦女卻經歷了更多醫療干預。(67)
本文重點不僅在於科技本身的副作用，還在於產科社群的特定信念，似乎讓它難以正視科技侷限，而讓生產陷入必須持續依賴更多科技的境地，如同研究者們觀察到的「生產干預的連鎖效應」（cascadeofintervention）：「在醫療介入引發非預期狀況時，以更多醫療介入來進行修正」（Lane1995:63）。
從強調女性生產主體性的觀點出發，這個現象反映的也是，臺灣產科社群因為渴求掌控生產，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犧牲生產中其他重要價值，這也是本文主要關切。Davis-Floyd（2009:1）曾這麼說，「生產是對人類發生最深刻影響的生命經驗之一，但在當代卻也是最讓人感到失能（disempowering）的經驗」。本文描述臺灣產科如何在積極追求現代性、並試圖駕馭生產過程時，也讓生產成為某種工業式過程，等待醫師透過各式技術來提升其效能（Rothman1989）；產婦作為完整個人所帶有的期待與情感，以及生產作為重要生命經驗的意義，皆難見容於這套生產操作中，換言之，在認真管控生產時，母親這個主體已從產科醫師的視野裏消失（Wendland2007）。(官晨怡2015:69)
…Emily Martin（1987）描繪，在醫療生產體系裏，生小孩（reproduction）宛如生產產品（production），醫師就是那位認真監督產品品質的主管。(ibid:74)
當高風險懷孕（high-riskpregnancy）的概念重新定義後，剖腹產率隨之攀升。…。首先，醫師面臨不確定時，普遍傾向「先做最壞打算」，極大化自然產可能出現的風險（MichelsonandAlvin1988:143）。(74)
目睹這個個案，我意識到醫師建議選擇性剖腹產的原因遠比文獻提到的複雜。國內外研究指出，即便沒有醫療狀況，醫師也傾向剖腹產，因為有助管理時間（Potteretal.2007）、增加收入（涂醒哲、蘇喜1995）、控制生產（Hopkins2000）、與避免訴訟（FaundesandCecatti1993）。然而，這些似乎都不是X醫師建議剖腹產的直接理由，從他自己提出的解釋看來，有兩個可能，第一，根據這套評估，X醫師相信「寶寶一直比標準大二到三週」使該孕婦難以自然產，極可能以剖腹產收場，當他對這個推斷有足夠把握，便可能認為不值得多花時間力氣嘗試自然產；第二，這套監控使X醫師更加敏感地意識到胎兒偏大，並擔憂可能導致意外，在他的認定裏，「胎兒持續大於平均值兩到三週」帶來極大風險，已讓剖腹產成為必要。不論是哪個原因都顯示，加強監控以求減低剖腹產，很可能帶來反效果。
再者，母體與自然生產過程是否真如此不可靠，需要嚴密監控？根據助產士觀點，生產在根本上是個安全過程，健康母體本身就具有完成分娩的能力（MacDonald2006;Shanley1994）。對比之下，上述產前監測顯現的是對母體的不信任。在此種不信任下，任何暗示生產困難的條件，都可能使醫師更傾向剖腹產，或至少默許剖腹產在沒有醫療必要時發生。X醫師告訴我，他從不接受婦女自費剖腹產，8只在發現孕婦骨盆偏小時破例妥協，因為「骨盆太小，會痛很久生不出來的」，所以這時「就不會太刁難」。另外，雖然這套做法頗受爭議，臺灣醫師普遍認為產前評估搭配預防性干預能有效避免剖腹產。(75)
(醫師的科技信仰)媽媽教室裡的醫師說「我們一般就是小孩子已經夠大、成熟了，可是因為媽媽骨盆真的太小，我會跟病人說，要不要考慮催生，也許妳可以因此給寶寶一個機會自然產，如果都順其自然的話，可能到時候會生不出來。這是以醫生的觀點來建議，但是有人說婆婆說絕對不能催生，妳這樣催生就是破壞他的時辰，還有一些人是認為催生是不自然的，我說那還是自然生阿，不過他們就說不自然（露出無奈的笑）。」(76) 這些婦女若想自然產，藉助科技是唯一希望，堅持「自然」而拒絕催生，反而使她們終將面對更大醫療干預（亦即剖腹產），也就是說，科技可以修正這些帶有瑕疵的母體，改變她們無法自然產的命運。其實，不僅是骨盆偏小的個案，在醫療觀點裏，母體普遍而言就是一具容易失靈的機器，若無醫療協助，難以順利完成生產（Davis-Floyd2004），因此，醫療介入原來就是生產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基於這種觀點，主講醫師難以理解婦女何以認為引產不自然，甚至將其視為無稽之談。(77)
(相信人為干預能帶來最佳化的臺灣醫師) 基於對Y、Z兩位醫師的認識，我傾向將這些建議解釋為，他們真心認為催生效率高又無害，是幫助產婦管理時間與解除不適的好方法。根據我與臺灣產科醫師的接觸，他們很少擔心科技介入帶來的風險，儘管那是經過證實的。位居產科領袖地位的美國婦產科醫學會（American Congress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簡稱 ACOG）（2006），根據研究結果發布一項指導原則，除非確保胎兒肺部發育成熟，任何剖腹產都不能排在懷孕39週前。但我研究中許多醫師認為，妥善地安排並執行手術，才能得到最佳生產結果，相較於此，胎兒肺部不成熟不值得擔心，而且可以用更多科技來解決。我經常聽見醫師們建議因胎位或胎盤狀況需要剖腹產的婦女，將手術安排在39週前，「如果排在39週就比較麻煩，因為有可能已經痛起來了，那就要臨時開刀」。(77)
(產科醫師對技術信仰的極致發展的原因)研究期間，我總為臺灣產科醫師信任科技的程度感到驚訝，如同我試圖描繪的，他們經常無視科技的極限、風險與副作用，從對臺灣產科知識環境的討論上，我得到一些解釋。在當代臺灣，生產版圖幾乎由產科獨斷，其他生產典範（如助產士）已在國家追求現代化的過程被邊緣化（Wu1997），因此，缺乏多元挑戰與競爭，許多醫療干預在臺灣成為生產例行流程。再者，當生產與醫療角色上的辯論逐漸促成國外產科知識轉變，臺灣在由單一醫學專業主導、以及婦女自然產運動起步較晚的社會條件下，並未受到這波知識轉型的影響（曾家琳、張玨2007）。或許就在臺灣產科壟斷國內知識生產、又自外於國外知識轉型的情形下，醫師對於科技的信仰愈發極致。(78)
(婦女的經驗：產檢作為科技觀點傳遞的中介過程／as education of the specific viewpoint) 我鎖定兩位受訪者的經驗，她們儘管認為自然產是較好的生產方式，卻因擔憂「生不下來」與「痛兩次」，動搖了對自然產的信念。她們的決策歷程反映兩件事，第一，延續以上討論，強調科技監控的做法，增加了剖腹產發生機率，而這次是婦女自己要求剖腹產：第二，產檢是生產觀點傳遞的重要場域（Faundes
and Cecatti 1993），醫師們積極追求的現代性，也透過這個管道蔓延，如同呈現在以下故事裏，這套產檢操作傳遞的，不只是特定生產知識與概念，還有整套認為生產必須事前評估、以有所因應的科技觀點。(79)
（痛兩次）「痛兩次」一詞被受訪婦女們用來形容自然產失敗轉而剖腹產的慘痛經驗，這種情形下，產婦不僅先承受了產痛，也承受剖腹產帶來的術後疼痛。朋友勸Lily直接剖腹產，免得痛兩次，但Lily並不打算放棄自然產，除非胎兒大過某個範圍。(80)
（相信科技，但卻發現科技內部的不確定性，因為統計學知識不等於現在我的個人的經驗）Lily在依賴科技的同時，也不斷受困於科技的極限與不確定性，而產生一股在生產完成前都難以解除的疑慮。如同Giddens指出，此種焦慮乃是與現代性共存的特有氛圍（Cassell2003）。(81)
（從自然產到剖腹產的選擇，降低不可預測性）醫師最後一次產檢時給的訊息讓她毅然決定剖腹產：等到我最後一次產檢，她有說我的外骨盆可能有比較窄一點，但是她覺得還是可以自然產，我就問她說，這個意思是不是說我會痛很久，她就說其實可能會是這樣，妳就是可能要用力，到後來應該還是可以開，「可能還是會開」，我就想說，喔，那也有可能就是痛半天，還是沒辦法自然產，後來我當下就說好，跟她約剖腹產的時間。
醫師總結性地評估可欣自然產的機率，並指出骨盆偏小，熟諳該套理論的她，立刻收到自己將會「痛兩次」的警訊。儘管醫師鼓勵她自然產，可欣仍當下與醫師排定剖腹產。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到這個產檢操作如何動搖婦女自然產的信念與信心，當完成自然產的「機率」成為醫療監控的對象，婦女不斷被提醒「自然產是難以完成的」，因此，當醫師強調她「可能」還是可以自然產，可欣傾向將這項訊息解讀為她「更可能」自然產失敗，選擇直接剖腹產。
這是臺灣醫師們試圖以擴大監控來降低剖腹產時始料未及的效應，也是現代性的非意圖性後果（unintentionalconsequences）。值得強調的是，這些婦女的決策並非來自醫師誘導，而是受到這套操作的根本預設所影響。在本文裏，我們雖然只看見Lily和可欣的例子，但從訪談裏，也不斷聽見她們的女性親友如何也深受影響。另外，如同我在田野裏聽到的，「醫生，現在能看出來我能不能自己生嗎？」，已經是婦女產檢時會問的典型問題。(82-83)
（結語）本文想突顯臺灣產科如何受制於自己的科技信仰，不僅無法壓制過高的 剖腹產率，也陷生產於一種持續依賴醫療干預的境地。以科技掌控生產的現代性概念，也持續形塑婦女對於生產的概念與實踐。…在產科 社群認真省視科技理性的侷限之前，生產恐怕必須繼續作為此種科技現代性 信念與科技侷限之間的競技場。(84)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