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勞斯(2010[1987])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政治哲學史》，Cropsey, J.與Strauss, L.主編；李洪潤等譯。第三版，頁826-847。北京：法律出版社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 頁826-847
值得思考的提問
1.針對尼采的視角主義，施特勞斯提問：「如果眼界是人的創造，那麼在原則上不可以像有許多不同的人一樣有許多不同的眼界嗎？如果眼界是自由設計的，那麼一個人在不同的眼界之間應怎樣進行選擇？」(p.831)
2.針對尼采的權能意志，施特勞斯提問：
甲、「權能意志學說只是尼采的權能意志之表達，還是一種客觀真實的學說？」以及
乙、「何為權能意志的限度？一切都可以克服嗎？」(p.843)
丙、權能意志的限度之最嚴重問題同過去有關。從原則上講任何東西都是可能的和必須試圖加以控制或征服的，但能控制或征服過去嗎？(p.843)
3.尼采應該對法西斯主義負責嗎？(p.846)
批判歷史主義
從《不合時宜的沉思》切入尼采對政治的思考。在〈歷史的用途及其誤用〉，尼采反對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指出動物是健忘而無過去記憶，而人有記憶，故有歷史，也因有歷史，人有超越過去的可能性。而「人的問題就在記憶與忘卻的平衡」(p.828)。尼采說，歷史的三種用處：不朽典範；好古傳統；批判以活在當下。但濫用則是，崇古人而妨礙當今之偉大，守舊而不活在當下，批判卻否定過去。「科學以及歷史成為一門科學需要破壞歷史和生活之間的正當關係。歷史科學的動機是求知欲，而不是為生活服務的願望，它迫使人們過去地注意歷史知識，以致超過了他們適當吸收或消化的能力。在這一點上歷史對生活不再有益，它破壞生活。」(p.829)過份看重歷史，即為固執；但生活則是流變與緣起的。誤以神話為真理，或以為真理不是神話，皆是自欺，使人陷入卑劣，而尼采關心的是人的崇高。
──歷史並不是絕對真理。(p.830)「客觀的歷史學家不是創造性的人，他不面對未來。歷史學家可以確定米開朗基羅的生日，但唯有藝術家才真正理解米開朗基羅」(p.831)。
「客觀性」一詞帶來錯覺。任何對事實的陳述都是對事實的詮釋。(p.831)「如果人借以生存的價值確實是他們自己的創造或虛構，那麼這一事實便可以做兩種解釋。尼采傾向把這一見解看做是人的創造力即人的力量的揭示。人被揭示為能創造眼界(horizon)的動物。他第一次能夠有意識地創造他的世界：一個有意識創造的眼界難道不可以是迄今由人所創造的最光輝的眼界嗎？」(p.831)…「歷史進程之重要性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幾乎可以說，尼采的政治哲學是通過歷史分析來表達的。尼采試圖創造人的未來眼界。當然，他們的創造不可能或不可能僅僅源於歷史，因為它是一種自由的設計。但歷史主義關於眼界之為眼界的見解必然是，一種後基督教見解。」(p.832)
施特勞斯說「如果眼界是人的創造，那麼在原則上不可以像有許多不同的人一樣有許多不同的眼界嗎？如果眼界是自由設計的，那麼一個人在不同的眼界之間應怎樣進行選擇？」(p.831) 於是，我們繼續走到尼采其他的著作。
歷史的解釋及時代危機
尼采的希臘文化與主奴社會。(p.832)希臘悲劇是有力量的悲觀主義，是人的苦難的肯定，因此是人的苦難的升華或美化。(p.833)主奴道德的討論。(p.833-834)尼采的批判不是為了返古，他肯定基督教深化了人，奴隸道德使人升華本能而脫俗，批判基督教的虛偽不是為了摧毀它，而是超越它。「民主和社會主義都宣揚平等主義，而且二者都是基督教及其奴隸道德的真正繼承者。基督教為平等主義開闢了道路…尼采發現所有現代國家都屈服於輿論或民意，尼采把民意等同於懶惰，民意的統治是散漫和懶惰的統治，這樣的統治孕育著思想和行為的千篇一律。現代社會全都是大眾社會，它不僅把人們塑造成一個模式，而且還塑造成一種十足墮落的模式。早報取代了晨禱。這個時代以和平主義而自豪：實際情況是，人們對任何東西都不再有如此強烈的信念，以至為之奮起戰鬥。」(p.835)尼采抨擊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現代教育不再塑造真正的人，而是培養專家。教育的敗壞必然產生情趣的一般水準的敗壞。這種敗壞的標誌是文風的低劣。人們不再好好說，好好寫，優美的文風逐漸被拋棄。(p.835)哲學作為體系，缺乏正直和誠實；而科學為了真理轉而敵視生活。尼采認為其時代的危機既反映在思想中，也反映在行為中，既反映在個人中，也反映在制度中。他用一句簡短的格言表達了這一全面危機的根源：「上帝死了」。(p.835-836)
上帝之死及其意義
上帝死了這句話意味著上帝曾經存在過。當人信仰上帝時，上帝存在，而上帝死了，是因為信仰上帝已不可能。(p.836)由於尼采關心的是對其特殊時代的分析，所以他的上帝之死學說主要地──但不是唯一地──指基督教的上帝之死。(p.836)「上帝之死也是柏拉圖的理念及形上學之死」，隨著上帝之死，現象世界成了真正的和實在的世界。(p.837)上帝之死發生於人們認識到上帝是他們自己的創造物的時候。那些創造了上帝、被對上帝的信仰所徹底改變了的人的後代現在殺死了上帝。」基督教道德下，原先要榮耀上帝的科學，反過來因其理智上的誠實，殺死了上帝。(p837)…上帝死亡不僅是基督教道德的死亡，也是一切傳統道德的死亡。(p.837)…隨著上帝的死亡，人發現自己置身在荒漠中，這個荒漠便是尼采時代的全面危機。它顯然不僅僅是觀念歷史中的一場危機。…危機是全面的。對尼采來說，左派政治、保守主義、政治右派都不是解決之道。對尼采而言，「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也是一切政治的價值轉換，尼采把道德等同於政治。」(p.839)
「上帝之死，可能導致人類放棄一切努力、抱負和一切理想。這樣的人只由對舒適的自我保存的欲望所驅動，尼采稱之為最後的人(last man)。最後人的是最卑鄙的人，因為他不再能鄙視自己。他既不想統治，也不想被統治，既不想成為富人，也不想成為窮人；他希望一切人都做同樣的事情並成為同樣的人。」「『我們創造了幸福』，最後的人得意地說。當查拉圖斯特拉為了警告人們而描述最後的人時，他的聽眾被他所描述的下面的景像迷住了：當代人尚不是最後的人，但當代人的理想是最後的人。」(p.839)
「虛無主義是對接近最後的人的趨勢的一種反抗。虛無主義的公式是：沒什麼東西是真的，一切都是允許的。由於所有的抱負和理想都證明是無意義的，所以人們不可能獻身一種事業：他們對未來無所欲求。虛無主義者與其說願望虛無，不如說斷絕一切願望。基督教的禁欲觀是對生命的一種否定，因此可以視之為一種無意識的虛無主義。而且，虛無主義是現代自然科學的必然結果，因為科學摧毀了價值的正當性。尼采常常認為虛無主義是歐洲不可避免的未來；他還時常自稱是一個虛無主義者。新價值的創造者必須是舊價值的破壞者。」(p.839-840)
上帝之死不僅是人的最危險的時刻，也是人的最偉大的機遇。…是人的解放…是人的創造力的發現。在認識到眼界是他的創造物的同時，他也更加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如果沒有什麼是真的，那麼一切就都是可能性。通過無意識地創造眼界人成為人，而通過有意識地創造眼界人能夠成為超人。(p.840)至此，顯而易見的是，尼采需要一種解釋人與人的狀況的哲學學說。...新的學說必須拋開目的論原則來解釋人何以為人；新學說必須同下列知識相一致：生成的至上性、人的動物起源的至上性以及現有現存事物固有的無意的至上性。尼采稱這種學說為權能意志學說。(p.840)
權能意志論
真理意志只不過是更基本的一種意志的一種形式，這一更根本的意志就是克服、統治一切的意志，亦即權能意志。(p.840)《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關於「自我克服」的言論最充分地闡釋了權能意志學說。查拉圖斯特拉觀察生物後發現，那裡有生命，那裡就有服從。但服從總是對命令的服從。命令絕不會存在於生命之外。克服、命令、統治的強烈欲望不僅僅是生命的一種特徵，而是生命的核心。(p.841)
生命就是權能意志。生物是試圖克服的生物。它「首要的是既尋求釋放其力量」。然而，它試圖克服和釋放時並不着眼於任何既定目的。尼采否認自我保存的本能是生物機體的主要本能。自我保存不過是權能意志的結果，而非生命的目的；自我保存的本能是多餘的目的論原則。
權能意志並不為人所特有，儘管它說明了人何以成為人：生命在於克服，某些野獸克服了它們的同類，就像一些人克服了另外一些人一樣。野獸在叢林中捕食和藝術家描繪美景都屬於權能意志的形式。最後，權能意志學說是一種宇宙論學說，它解釋了一切實在的特徵。沒有無生命的事物：這種學說不僅拒斥一切觀念論，也拒斥唯物論。(p.841)權能意志學說導致對傳統的美德的修正。…尼采認為美德是創造性，智慧是自我意識的創造。由於每個自我有其獨特性、神秘性，故不存在普遍的美德學說。(p.842)
尼采知道權能意志學說面臨困難。權能意志學說只是尼采的權能意志之表達，還是一種客觀真實的學說？尼采既不能主張它是完全真實的，也不能主張它絕不比有關實在特徵的街談巷議更有道理。…尼采認為不可能有關於實在的客觀知識，而只能有關於實在的觀點。所以他常常不僅承認而且斷言權能意志學說是對實在的一種試探性解釋，以有待於檢驗的假設為其特徵。他認為他自己的哲學和以他的哲學為序幕的未來哲學是一種試驗，一種充滿誘惑力的企圖。即便只能有關於實在的觀點，因為它包括所有以往觀點的見解，還因為它是第一個知道觀察規律的觀點。同時地，尼采的權能意志學說提供了權能意志的第一個自我意識；尼采的哲學是對創造活動的第一次創造性解釋；尼采達到了一個頂峰，在這一最高點上創造和沉思是無差別的。但這也意味著達到了終結。尼采既被迫肯定又被否定權能意志是客觀真理，權能意志學說必須既是對事物之真理的洞見又是尼采之獨一無二和創造性自我的創造。《善惡的彼岸》中權能意志的論證也只是尼采最個人化的思想。《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如其副標題所指明的那樣，是「一本為所有人又不為所有一人的書」。它即是一切人類的《聖經》又是尼采最個性化的表達。尼采只能將他的意志暗示給其他人。至多他只能要求其他人成為真實的、創造性的自我。查拉圖斯特拉不想要任何戒律。尼采的學說是對創造活動的創造性召喚，因此只有創造性的人才可理解(p.842-843)。
還有第二個困難，何為權能意志的限度？一切都可以克服嗎？如果任何東西都可以克服，那麼人最終也將克服不平等狀態，而在尼采看來不平等狀態對於人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最終人確實將成為「最後出場者」，將沒有任何東西留待克服。(兩性差別或等級差別為什麼不該和不將被克服呢？)
權能意志的限度之最嚴重問題同過去有關。從原則上講任何東西都是可能的和必須試圖加以控制或征服的，但能控制或征服過去嗎？如果只從否定的意義來看，尼采自己對未來的設計是以過去為基礎的。他的設計是自我的創造，但自我也是過去的創造。時間的流逝和過去不使意志感到無能為力嗎？…尼采的哲學是自報復精神中獲得的解放。它將是一種全面的肯定，甚至是對過去的肯定。只有過去表現為也是將來，過去才能被控制和肯定。如果存在所有事物的永恆復歸，那麼過去也就是未來。尼采的永恆復歸學說斷言，一切事物以前都無數次發生過，並且將像以前一樣無數次發生。永恆復歸學說既是宇宙論又是道德學說。如果存在永恆的復歸，人就會意識到他的全部行為的可怕的嚴重性，因為它們將重現無數次。再者，通過意欲支配一切事物的永恆復歸，人意欲支配和肯定將成為他的過去的未來，這樣，人就能成為自己的原因。最後，一切事物的復歸保了低級事物的存在，因此也確保了不可能被權力意志克服的事物的存在。通過意欲支配永恆的復歸，意志達到了其最高頂點：它克服了自身，但在對一切事物的全面肯定中仍生存下來。通過對一切事物的全面肯定，人便不再是人而成為超人。(P.843-844)
超人學說
超人的創造是自我意識的創造，而不是撒謊。…只能說「我要」，能摧毀舊價值而不能創造新價值的虛無主義的獅子，被說「我是」的兒童所取代，後者肯定一切，其創造性像玩耍的孩子一樣天真。(P.844)
超人作為一種類型不可能被充分描述，因為他將首先是一個真實的自我。每個超人都將是獨一無二者。不可能描述他將據以生活的價值，因為每個超人都是自己的立法者。(P.844)…超人就是尼采的新貴族理想。同時他也談到過最後的人同超人的共存：最後的人將生活在蟻群般的社會中，而超人將漫游世界，但超人將不統治最後的人，並將試圖避免同他們接觸。(P.844-845)
尼采沒推薦一種使超人的可能成為現實的政治行為方式。…尼采是一位真正個人主義的導師。…但尼采的解釋未能理解所建議的政治解決法的嚴重的政治後果。尼采對徹底個人主義的倡導有其負面效應，他教導人們放棄公共責任，藐視瑣屑的日常政治，以及逃避公民的平凡義務。(P.845)
尼采的主流解釋，也忽略了尼采過份政治化的傾向。（一種天啟政治時代，他期待偉大戰爭、優先學計劃、滅絕劣等人、歐洲應向虛無主義敞開大門）。
尼采政治哲學的部分意義在於它明顯地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馬克思主義同尼采政治哲學的關係可摡括如下：用革命來實現的馬克思主義的自由王國在尼采看來是最後的人的王國，是人類的徹底墮落。關於革命的後果，尼采比馬克思有更富哲理和更深刻的思考。(p.845-846)
如果說馬克思不可分割地同共產主義的發展聯繫在一起，那麼必須承認尼采同19世紀法西斯主義的出現有聯繫。法西斯主義同尼采的關係類似於法國大革命同盧梭的關係。尼采同法西斯主義的聯繫問題不幸未由如下主張解決，許多尼采的解釋者傾向這些主張，即尼采不是法西斯主義者，他是德國民主主義的激烈抨擊者以及他會厭惡希特勒。這些情況無疑是真的，而且指出這些情況有助於說明把尼采的學說等同於希特勒的狂人瘋話是多麼荒謬。尼采是對人的未來有著崇高見地之人。他的優雅、正直和勇氣使他的著作光彩奪目。他也避免了後來成為法西斯主義重要內容的野蠻的種族主義，而且對政治上的反猶太主義他只有蔑視。
但事實依然是，尼采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了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可能濫用了尼采的詞句，但他的言辭也非常容易被濫用。尼采是個極端主義者，但他的大膽、放肆和雄辯使他的極端看上去相當有魅力，在這方面他可謂才華過人。一個勸人過危險生活的人只能指望在墨索里尼之類的危險人物聽從他的勸告；一個教導好的戰爭證明任何理由都是正當的人只能指望其半開玩笑式的教導被人濫用。尼采贊美殘忍、譴責憐憫而未允分反思是否真的應該鼓勵人比他更殘忍，或這樣的觀點對殘忍之人會有何結果。尼采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但其著述充滿對種族及人類生物學的更生的可能性所做的思考。尼采不僅沒倡導實踐智慧和公共責任，反而對它們加以詆毀。最後，須再次指出，尼采是政治右派的無神論的創始人。
闡述尼采的政治哲學不僅必須揭露其深刻的含混和曖昧，而且必須指出其嚴重後果。不過，揭露曖昧也好，指出嚴重後果也罷，都不構成對這一政治哲學的否定。即便能證明尼采錯了，仍會令人深思尼采有關叔本華的議題：「……偉人的錯誤令人肅然起敬，因為他們的錯誤比小人的真理更富有成果……」。(p.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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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列奧‧施特勞斯與政治哲學史（頁903-935）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施特勞斯欽佩對個人自由意志的容忍與尊重。這種容忍與尊重是自由主義的標誌，不僅是因為它們為遭受迫害的哲學提供了避難所，還因為它們允許令人鼓舞的政治爭論的出現，即使不鼓勵其出現。這種政治爭論有時遠遠超出了目前的事件與爭論的範圍。在現代「自由主義」中有著古代「自由主義」的餘地。施特勞斯甚至在現代自由主義中發現了古代自由主義之最高要素的誕生地──這種自由主義在於通過對偉大著作中所提出的關於人類優秀品德的各種觀點進行研究和辯論而解放思想。在最好的人文大學中，「人文教育」這一古老的觀點──現代自由主義皇冠上的明珠──繼續放射光芒，只要大學抵制民主社會的扭曲的壓力，即不停地要求同社會相「聯繫」、為社會「服務」以及贊同目前的道德的討伐和道德教條的壓力。
施特勞斯論證說，對人文大學觀念的威脅是流行性的，因為對真正精神自由的威脅的最尖銳的表現形式，就是無所不在的現代自由主義：嚴重的事實是，正是開放社會的開放性本身具有一種自我毀滅的因素。施特勞斯指出的這種弊病，不是自由主義者願意看到並經常高尚地加以抵制的那種弊病──持續存在和不斷復活的「非官方」迫害與歧視。更加陰險的因而更有腐蝕性的是一種容忍墮落的民主傾向──墮落首先表現為一種隨遇而安的信念：認為所有觀點都是相同的（因而沒有一個值得進行熱情辯論、深刻分析，或是不屈不撓地為之辯護）(p.929)；墮落其次表現為一種頑固的信念：認為任何某種有特色的道德見解、某種生活方式或某種人的類型的優越性而辯護的人，都是「精英」統治論者或是反民主的──因而也就是不道德的。這種弊端就是托克維爾在較早的著述中所描述的新的、溫和的「多數的暴政」：一種微妙的、無組織的、要求平等主義的一致性的完全扭曲的壓力，因為一個心理上受到懲戒和威嚇的人無力抵抗群眾「輿論」的道德權威，以其最崇高的表現而論，平等保證每一個人有機會在才能和造詣、美德和智慧的自然等級上上升到一個公正的層次。但是，尤其是在要求一律的道德說教──它把自己裝扮成「相對主義」──的毒害下，平等極容易墮落。而且，這一問題並未因為輕率地脫離「相對主義」的傾向而有所緩和，實際上反而使這一問題更加惡化，因為當代的民主的道德說教公開趨於過分強調一種相當溫和或軟弱的交際美德：
「存在著將好人與堂堂正正的好漢、有合作精神的人、『正常的人』 等同起來的危險傾向，即過份強調社會美德的某一方面而相應忽視在私下，且不說在孤獨中成熟起來的美德，儘管這些美德並不興盛：在教育人們本著友好的精神互相合作的時候，沒有同時培養與眾不同或不落俗套的人，準備獨處獨自奮鬥的人。……民主制尚未找到一種辦法，以防止逐漸蔓延的因襲盲從的態度，以及對民主所鼓勵的隱私日益增長的侵犯。」
根據施特勞斯的判斷，只有一個適當的回答：「人文教育是大眾文化的抗毒劑……是一架梯子，我們可以通過它從大眾民主上升到原來意義上的民主」──即「擴大為普遍貴族制的貴族制」。施特勞斯對這樣一個社會的實現未抱希望，實際上他堅持認為人們不應該對其實現抱有扭曲的幻想和希望。但他堅持主張可以朝這一方向採取一些小的步驟，並認為採取這樣的步驟是自由民主的最崇高的呼喚。然而，我們重述一遍，施特勞斯總是不厭其煩地強調區分──尤其是在政治上──什麼是最崇高的和什麼是最迫切的這二者的重要性。對於自由民主來說最迫切的不是自身的改良，而是自身的保護。施特勞斯論證說，我們渴望改良自由主義，但同時我們也必須重視我們已經擁有的珍貴的繁榮、博愛和自由。
施特勞斯發現，現代民主在其崇高的志向和對忠誠保護的迫切需要這兩方面，都已受到當代社會科學的威脅。我們已經解釋過，這不僅僅是因為社會科學和社會科學史盛行的「方法論」必然導致對自主、合理的政治實踐的可能性抱犬儒主義態度，更糟的是，其意義或主旨是區分「規範的」和「經驗的」命題，以及區分科學的「事實」與非科學的「價值」。正如施特勞斯在他對馬克斯‧韋伯（以及對次要的實證主義者）的評論中所表明的，這一事實和價值區分的理論基礎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脆弱的。這種區分被廣泛接受的真正根源──即使並不總是被承認為真正的根源──是它與平等主義的相對論的巧合，即同最簡單化、最教條但由於這一原因也最易通用的一種民主的道德說教的巧合。但這就是說，原假定的「與價值無關的」社會學掩蓋了實際上對民主思想中最壞的傾向缺少考慮的認可，亦即掩蓋了這種傾向的危險的擴展或促進。(p.932)
（真正的政治學家從反思失敗經驗開始；從經驗開始；從科學出現前的政治常識開始，政治科學會致力於通過豐富公民對重大決定所涉因素和原則的範圍、重要性及有效性的意識而引導真正的思考。老練研究者會注意共同的事情，並予以不同意義的各種政治目的，會評判不同且相互競爭之政體對人最高道德的定義，並謹慎地追溯到人類的基本人性）(p.932)
馬克思主義同它偉大的敵人尼采一樣，都嚴重低估了自由社會的正派、同情、禮貌及合法自由的價值。(p.934)
在最後的分析中，施特勞斯的政治學說是關於「我們要解放自己的頭腦所必須做出的犧牲」的教育。「我們不能成為哲學家，但我們可以熱愛哲學。」這是要靠「傾聽偉大哲學家之間的對話」，也就是「研究他們的不朽著作」。但是，「沒有我們的幫助，這種對話不會出現……我們必須實現這一對話」。(p.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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