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目資訊:《生命之側：關於因紐特人，以及一種照護方式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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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生命之側》，讀了作者的前言、第一章事實與意象，以及後記，覺得有被打動、共鳴，或者說有被抓到，被刺到。封面是隻鳥，致謝與前言之間，也是隻鳥，不過叼著煙。故事是從這隻鳥開始，後來知道它是渡鴉，也許對某人來說，那是死去的舅舅。這個想法讓我想起了老媽曾說，不要殺生呀，那也許是親人來看你呀。「也許」，可能是，可能不是，無論是不是，那都是對生命之於生命的某種敬重與連結，也許是睹鳥思舅舅，也許是像我一樣看見出家僧侶念及我老媽。一個念頭閃過，逝去者就出現在腦海中，下一刻又覺得，嗯，不是，但是念及「是與不是」之間，我知道那是思念、是記憶、是懷舊、是念念不忘，是羅蘭巴特說的「刺點」，那樣子擊中了我，刺的我心一揪一揪的。刺的感覺有時延續，有時會覺得那些感覺還有些複雜，五味雜陳，畢竟她走的時候，其實我不在場，後來我在場的時候，已是看著她從冰櫃推出來，禮儀人員還不來及蓋住她的灰黑手指甲，而我確認，是呀，她已經走了，希望沒有太冷才好。
照著學術規則，我應該是要讀完整本書再來寫點什麼的。但既然作者提到了班雅明因為不捨離開柏林，所以童年的記憶一再浮現，在遺忘與不遺忘之間拉扯，最後書寫成不滅的印記，那些讀起來有點超現實主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比現實更現實，也構成了自我的核心印記，那麼對我而言，這本書勾起了我的什麼想法呢？有沒有讀完整本書，真的要緊嗎？也許更自我一點，更遵循著超現實主義者的自動書寫的遊戲，那麼就讓文字來引領我寫下些什麼吧。
「我書寫的時候，是不喜歡有人在我耳邊嚷嚷的」，尼采這麼說。雖然他這麼說，我還是不太相信就是了。如果沒有精靈在他的耳邊嚷嚷，就像他自己在《悲劇的誕生》時說的，藝術家總有他的神靈相伴，那麼藝術家能夠進行創作嗎？恰好今天早上在巿立圖書館在健康保健區書籍遇到了賽斯書，某位人士說靈會透過她說話，告訴我們生命的實相，或者多重實相，而又同時，我查了一下，知道譯者王季慶小姐已去了另一個實相，知道有多重實相，也許人們對生死之際的流轉，就能更釋懷一點──是的，她遠行去了，但她的文字還留在這裡陪伴著我們。
這本書在跟我們說，基於人口治理的生命政治、公衛措施，強制遷移可能是對某地區人民的種族屠殺。作者把這些比較強烈的字眼與想法，留在註腳裡，在正文則是寫著比較詮釋性的、溫和一些些的字眼與故事。「賴活真的有比好死好嗎？」如果社會體制糟透了，難怪我們還要譴責那些自殺者嗎？如果那個人的身體已不堪使用了，我們一定需要維持他們的呼吸器與鼻胃管嗎？這本書雖然談的是北極的因紐特人，但是從共時性來看，我近兩三日讀到的，由畢恆達老師的姐姐畢柳鶯醫師寫她媽媽斷食往生的《斷食善終》一書，其實也在處理類似的議題。「執著於不死」，真的比較好嗎？臺灣是安寧照顧與斷食善終兩者，在爭論究竟誰擁有執行死亡的權利，病人可不可以自己斷食結束一生？還是可以安樂死，不用挨最後的痛苦。個人的生命究竟是屬於每個人自己的，還是從有了身份證字號的那一刻，我們的生命就因為此公民身份，而同時兼具了兩個身體──生物性的身體與社會性的身體，如果沒有社會性身體的許可，生物性身體是不可以自行了斷的，那是侵犯了社會性身體的權利。畢柳鶯醫師，您教人斷食往生，那是疑似犯罪的──當代臺灣法律權利如是說。
本書作者也在註腳評論了Mol的《照顧的邏輯》中，把照顧與生命主義綑綁在一起，如果有的人就是活得生不如死，我們硬要照顧他，讓他不死，這樣的照顧是誰來主導的，病人不能選擇自己的死亡嗎？如果照顧本身成為生命政治的一環，而續命與否的決斷權，又不在個人自己的手中，而是由諸多照顧者拱著「生命無價」之至高權壟斷，以致於自殺有罪、有過、有病，我們真的還能好好地聽那些也許不想活著的人們的心聲嗎？我們可以照顧，但他們沒得選擇。作者Lisa Stevenson說自己是在跟自殺防治團體唱反調，因為自殺防治團體不再討論「為什麼非得要生命」，不考慮「不要生命的種種理由、緣因與心聲」。換言之，自殺者如果有著自殺的念頭，遇上了這些人，是沒有辦法被傾聽的，自殺者遇到了名為「不準死」的一道牆。所以也許他們要求別人殺他們，或者拖著大家一起死。有沒有可能先聽聽欲自殺者說什麼呢？有沒有可能對人的自殺的價值選擇不下價值判斷呢？有沒有可能尊重自殺者的意志呢？譬如傅達仁，或者畢柳鶯醫師的媽媽，他們的意志是被尊重的──畢竟肉身已不可用，但求以身示範另一種自主死去的可能。
面對死亡，難道只有醫院－殯儀館的標準化流程嗎？當我們成為這些機構的服務對象，我們就是個編號，是個代碼，是個顧客，是個檔案－－也許少數的故事會留在某些人的心中，但是就像我是個老師，多數的學生對我而言，其實我連名字也記不得，只有那些常規外的極端值，困擾過我的，或者驚艷過我的，或者願意找我聊聊的，或者我得找他聊聊的，我們才又多了一些什麼值得思念與記憶。「無差別」，作者如是說生命政治底下的科層化管理。「我們可以好好道別」，畢柳鶯醫師在母親決定斷食往生的二十一日內，說大家一起聽著母親與大家的故事，一同臨在著她的離開，也一同見證著離開，也一同帶著思念，繼續走人生的道路。那個「誰」，如同德勒茲在《尼采與哲學》當中點出尼采的提問之核心，也就是權力關係的分析，最重要的是追問，那個誰。而如果伴隨著鄂蘭《人的條件》對行動的思考，權力是種生成，是種創造，是種新的連結可能。那麼「誰」來決定「誰」可以怎麼生老病死，「誰」可以說了算，「誰」說的能被算，其實就是很關鍵的事情。
什麼是可以確定的事呢？當學者說著也許這本書談的是「不確定的事」，就像不知道果陀什麼時候會來，但是人們就這樣等著，也像書裡提到港口等待的那人，希望能夠聽聞到人們談起那位女士的故事。但對他們而言，有所謂的「等到」嗎？如果我們從布希亞談物的序列的思路來看，一個收集的完結，也是收集者的完結，所以在希希亞《物體系》裡談到當某人知道他收集的某個系列即將完結時，他寧願焚毀那所謂最終者，而留下懸念。
也許人們不真的想知道所謂事實，所謂完結，所謂不再爭辯，就像拉圖在他的科學人類學研究中，事實之所以為事實，實際上是諸多網絡之結盟，而不再有人能夠質疑之，但是，會存在所謂的「最終事實」嗎？拉圖沒有回答我們，畢竟若「最終事實」存在，科學也不會是科學了，科學終究擁有的是相對較強的事實。也因為事實是強弱關係，如同其在對巴斯德的討論，所以視角不同者，自然選擇順從之外的發聲或出走。
回到懸念這件事，懸念不甘願被事實扼殺，不甘願在事實眼前低頭。尼采在《善惡的彼岸》裡提到，記憶不在事實面對低頭，最後記憶戰勝了事實，與其相信真實，也許人們更需要一個謊言──她只是遠行了，不是永遠離開我們──事實主義者是乏味的，說故事的人寧願相信，每個集會的當下，她都與我們同在──人是用故事做的，而不僅僅是肉身做的。所以她說過的話，作過的事，留下的物件，看起來是扼殺了時間，但又超越了時間。當Bourdieu引用柏柏人的說法「引用即是復活」，又或者教友們說「神活在我們之中」，既不在，又在，在與不在，存在於我們的念想與召喚。懸念懸念，在中文世界，懸又有高舉的意思，一直掛在心上，大家都感受得到。
回到方法問題，事實主義者，其實也就是句點王。「事實就是如此。Done。」但如果這樣子的事實使我們衰弱、使我們失去、使我們無力，寧可不要事實，尼采在〈歷史的用途及濫用〉如此告訴我們，我們寧願要神話，要宗教，要音樂，要歌唱，要舞蹈，就是不要歷史，更何況，那不是面對未來的歷史，而是一場過去的，被認為蓋棺式的歷史──我要棺材作什麼？尼采如是說。
也許，「也許我們寧願要一個危險的也許？」
也許渡鴉就是舅舅來看我們，而他一直都在。也許聖誕老公公真的存在，也許他真的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也許，一個危險的也許。那棵樹一直都在，如同我記憶中的樣子，只是更大叢了一點，左營自勉眷村，溜冰場旁，大榕樹下，有著我的兒時成長記憶，大榕樹還在，我就能知道家的位置，我就能知道我的兒時曾經存在過，那些記憶不是夢幻，而是專屬於我與我們的片段。你在，你也不在。奶奶那時候的離開，我在台北讀著碩士班，我不在，但是離開的奶奶，卻是有時候會在。隨著我見得親人的奶奶，我感覺那是我的奶奶，as if，是也不是，心理學覺得移情會出問題，但也許移情也是種療癒與補救的過程，但是再來一次，真的是再來一次嗎？確實危險，確實需要在投入與距離之間，理性與感性之間，克服那危險的也許。也就是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第四卷他自己的核心困境「克服mitleiden」，克服同情／克服共苦，走上自己的路。太極拳也是這麼說的，「中正安舒」，任他巨力打吾，不能奪我吞天之氣，接地之力。不為了自己的同情，而陷入共苦的情感當中，如若有情，一起練練拳吧──我們從走路開始學習，學習虛實分清，避免中風與帕金森式症，如若仍有求生意志，那就學習當個太極圓球吧，臥床者先從床上翻滾與移動屁股之中軸開始rock the world吧。
韋伯的理念型，希望用明確的概念把事情講清。班雅明的象徵與普魯斯特的瑪德琳，70多頁的一瀉千里。我的感覺不是你的感覺，也許你也曾感覺，我們我們皆曾感覺，而經驗不會僅僅是私人的，但也唯有當你有過那個感覺，也許你才會懂我的感覺，如同陳建年的歌裡說的。為什麼渡鴉是舅舅，為什麼在卡布大地上佈滿了動物的屍體，卑南族青年就決定回鄉fight光電，為什麼對於黃瀚嶢來說，火刺木是永恆回歸的浴火考驗，是再生與光鮮的抵抗與堅持，因為那是一個又一個故事，是store（存儲）的story（故事），故事不僅僅是文字與概念，更重要的是其中有感受，概念是與力相關的，涂爾幹如是說，概念是與激情相關的，尼采如是說，文字裡是有血的，尼采說他只愛用血寫下的文字。但是在夢裡，夢裡更直觀，是形象image，是想像力imagination，是一種刺激與衝擊，是一種不以一言蔽之，而是直觀觀地要求你沉浸，要求你在乎，要求你直視的形象，就像尼采談的阿波羅，那閃亮亮的表象，而阿波羅又是療癒之神。夢的碎片，也是自我敘說之鏡，我們可以不當一回事，又或者，認真地，看得這些碎片，不見得需要拼湊，但一定值得去感受，究竟神靈是如何在夢中召喚著我們，引領著我們。這也許就是所謂的象徵，symbol，重新連結，統合(sym)承載(bol)。看起來是碎片之物，也許完形在其中，碎形不碎，而是一中有全，而那個全則依賴著我們的參與與投入。
禪宗說，不離自性，又說，普提本無樹，隨緣說法。《小品般若》說，不住心，不住不住心。又或者六祖惠能開悟之偈：「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論是自性、不住心、無所住，談的都是那既在又不在之對象，既在我們之中，又在我們之上者，如同上述所說的象徵，我們既在象徵之中，我們又不全是象徵，但是象徵又帶領著我們走向全體──在那尋求著的過程中，我們試著把自己的人生當成一個尋求完滿的過程。港口邊的孩子，等待著母親的消息，也許等待本身使其完滿，在旁人看起來是執念，是病理，但如果我們暴力地奪去他的思念，奪去他的期盼，他還剩下什麼？孩子看起來困乏，但他有著自己的理念，有著自己的堅持，有著自己的盼望，說不定比起自居醫生的人，他更富有。尼采說：醫生自己有病，還要告訴大家，大家都病了。也許是尼采對生命政治，以及所謂民族國家最露骨的批判。
生命本身如若一種追求，seeking，看那已如若看見的，求那似乎可求的，此種意志，是生命為自身的空虛尋找的出路。渡鴉還在，舅舅與我們在一起；神主牌還在，祖先與我們在一起；經典還在，思想家與我們在一起。閃亮之物，在陰闇之處，指引著路，如同中陰身所見之光，或渡亡者偶遇之觀音，此身不孤，我們都在，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