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我，尋繹與民族誌

張少強. 2014. "自我，尋繹與民族誌."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97:175-201.

透過持續自我檢討，民族誌者早已察覺：民族誌原有的科學範式是根本地誤導。他們清楚認識到民族誌實際上是反省性（不是自然主義），研究過程是詮釋性和文本性（不是經驗性），生產出來的作品又是小說性和措辭性（不是寫實性）。(182)

(研究者住進籠屋後有感)隔閡能夠如此輕易破除之外，在籠屋從事田野研究的經歷還教我發現：差異原來可以成為建立友好的開端。外形特徵是決定「我—他」關係的重要環節，兼而先於對話就已構成「認識」。田野研究確實不是一起單向觀察和被觀察的事兒，反而實為「我—他」雙方在現實互動中對決的結果（Crick 1982; Steier 1991; Coffey 1999）(189)

(沒有人問研究者為何住進籠屋，因為...)隨著交往加深，住客漸漸從我的自我介紹中得知我的教育背景。有些住客因而開始把我喚作「大學生」。我曾抗拒這樣顯示社會距離的稱謂，但住客卻是喜歡繼續這樣喚我。結果我也只好接受。不過，我
有好一段時間感到有點出乎意料：為什麼住客對於我的入住原因好像沒有興趣知道，也沒有作出追問。及後，我卻無意地在一個偶然機會中找到答案。下午時份，籠屋的一隅，猛烈的陽光，從窗外照著幾名正在賦閒聊天的住客。當有一名住客無由地提及自己何以落得屈居籠屋，另一名住客則不禁嗟嘆起來，繼而說道：「每個住在這種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問題和苦處。這根本是不用問的。問出來只會令人不快！」(190)

這樣的田野際遇令我明白何以對話只不過是相互溝通其中之一的途徑，也不一定是最首要的途徑。反而，身在那兒和參與其中絕對重要。這樣的行動性研究是產生以身同感受方式，於「我—他」之間，相互累積深厚認同的重大關鍵。故此，這倒是不應抽空此舉在知識論上的特有作用，不應單純在文本層面上視之為不過是在自制權威的姿勢，反而有必要肯定：追求身在那兒和參與其中的田野研究是好讓民族誌者，有機會憑藉自己所有感觀接觸他者世界，透過身心俱備的互動和交流，嘗試經驗或至少靠近他者生活經驗的必要條件。儘管「我－他」之間總有不一致地方，可是並不一致也不代表完全沒有認識可言，田野研究來對他者有部分理解，以至有超乎語言的切身體會還是有其可能。(19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