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不合時宜的沉思》，李秋零譯，2007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版本
在第一篇「施特勞斯──表白者與作家」的第一節，尼采提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即使德國在武力上，戰勝了法國，但是在文化上，卻仍未走出自己的道路。因此他說「一場巨大的勝利就是一種巨大的危險」(31)。他提到了德國人的教養問題，也提到德國人對於法國文化的依賴，他認為德國仍屬於野蠻。尼采將野蠻與文化相對立，而他認為，眾多知識與學識，有的時候距離野蠻還近一些。他說「文化首先是在一個民族的所有生活表現中藝術風格的統一。而眾多知識與學識則既不是文化的一個必要手段，也不是它的一個標志，必要時與文化的對立面，亦即野蠻，也就是說，與無風格或者一切風格的混亂雜拌相處得極為和睦」(36)。他認為，只有當法國人不得不接受德國文化時，才能說德國真的戰勝了法國(37)。就此來說，此處的討論讓我思考起Elias談的文明與文化的問題，也讓我想到臺灣相對於中國，相對於日本與韓國，臺灣是否能夠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性？
第二節對於來說，理解上有些困難，但該節談的應該是知識庸人與真正文化人的對比，前者安於現狀，安於一致、安於統一，後者則是找尋者。找尋者問這樣的問題「是否有一塊土地，如此純潔，如此未被觸動，具有如此童貞女般的聖潔，以至於德意志精神可以在它上面、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土地上建築起自己的家園？這樣問著，他們穿越貧乏的時代和狹隘的狀態的荒野和灌木叢，作者尋找者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這就使他們中的一位，在年事已高的時候能夠代表所有人說道：『我已經有半個世紀久歷艱辛，不曾讓自己歇息，而是一直在追求、在研究、在做，我也只能做到這一步了』。[1]」但知識庸人把這些尋找者，視為奠基者，因此可以安心不再找尋，尼采說庸人的口號就是「不可以再尋找」(41)。以此，人們自滿，自滿於自己的軟弱，而走向犬儒主義，尼采帶出了施特勞斯著作的討論。就這節來說，「尋找者」是知識份子與學術人應該要有的自我定位，而那艱辛，需要勇氣。尼采提出了自己的評價，鄙視知識庸人。
在第三節到第七節，尼采評述了施特勞斯所著的書的內容。對我來說，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尼采針對以施特勞斯作為典型的知識庸人（就像韋伯以富蘭克林作為資本主義的典型人物），提出三個問題，以便進行觀察：「第一：新教徒如何設想自己的天國？第二，新信仰賦予他的勇氣能達到多遠？第三，他如何寫自己的書？」(54)他指出表白者施特勞斯能回答第一跟第二個問題，作家施特勞斯則應該回答第三個問題。
針對第一個問題，尼采用了人與動物的對比，來貶低施特勞斯。他說「一具屍體對於蛆蟲來說是一個美的想法，而蛆蟲對於任何活著的人來說則是可怕的想法。蛆蟲夢想著自己在一個肥胖的軀體中的天國，而哲學教授們則夢想著自己在亂翻叔本華的內臟的天國，而且只要有嚙齒目動物，就也有嚙齒目動物的天國。由此回答了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新教徒如何設想自己的天國？施特勞斯式庸人就像一個蛆蟲那樣在我們的偉大詩人和音樂家的著作中安家落戶。蛆蟲生活，乃是通過它摧毀；蛆蟲驚讚，乃是通過它吃；蛆蟲崇拜，乃是通迥它消化」(68-69，見第六節)。我的理解是，真正的人，並不只是守著屍體，守著屍體者，僅僅是蛆蟲。但是蛆蟲自有自己世界的邏輯，他們摧毀、吃、消化。但是人不是蛆蟲。
至於第二個問題，尼采更直接表達他對此書的厭惡。「肆無忌憚和軟弱、極大膽的語詞和怯懦的適應的這種統一，對人們能夠如何以及用什麼樣的詞句給庸人造成深刻印象、用什麼樣的詞句撫慰庸人作出的這種斟酌，裝模作樣有力量和性格卻對性格和力量有這種缺乏，裝腔作勢有經驗的優勢和成熟卻對智慧有這種欠缺，這一切就是我對這本書所厭惡的東西。如果我設想年輕人能夠容忍、甚至重視這樣一本書，那麼，我就會悲傷地放棄我對他們的未來的希望。一種貧乏的、沒有希望的和真正可鄙的庸人習氣的這一表白應當是施特勞斯說的那成千上萬的『我們』的表達，而這些『我們』又是後起一代的父親。對於每一個想幫助後代達到當代不具備的東西、達到真正德意志的文化的人來說，這是一些極其糟糕的前提條件」(84-85)。
尼采的批評極見血，而他對於一本他如此討厭的書，花這麼大力氣評論，也讓我覺得印象極為深刻。他針對討厭的東西的方式，不是跳過不過或忽略，而是明白寫出他討厭什麼，以及為什麼討厭。以此，他說出他對德意志文化的未來的憂心。此處給我的啟發是，儘管我覺得臺灣的學術環境還不夠成熟，但是應該直面這個情況，指出那些地方不好，可以改進。而不是直接跳過，然後視而不見，因為這些糟糕的文本，或者學者，他們會引導下一代，可是我們自認為自己跟他們不一樣的人，卻因為我們直接忽略他們，反而變成跟他們一樣。因此，尼采的示範就是，必須要直面這種惡劣的情況，才有辦法寄望未來。
第八節之後，尼采處理第三個問題：他是如何寫自己的書？八到十節看得我昏昏欲睡，但是第八節尼采對於從事科學的人（那些實證主義者）批評，卻讓我讀起來很感興趣，他稱這些人為「有知識的工人」，汲汲於小事物，「他的研究不再是一項活動，而是一種強制」(87)。他批評德國的庸人們看待文化的方式，他說「他的舉止行為就好像生活對他來說只不過是閑暇似的，但卻沒有尊嚴：甚至在夢中，他也未曾卸下自己的牛軛，就像是一個奴隸，即便在自由時，也還夢見他的困苦、他的匆忙、他的挨揍。我們的學者與想增加自己的一塊繼承來的小地產、勤奮地從早到晚忙著耕地、駕犁、吆喝牛的農夫幾乎沒有區別，至少不是為了自己而有所區別。帕斯卡從根本上說認為，人如此緊迫地從事自己的事務與自己的科學，只不過是為了由此逃避任何寂寞、任何真正的閒暇會硬加給他們的那些最重要的問題罷了，也就是逃避那些關於為了什麼、來自何處、向何處去的問題」(87-88)。尼采接著說，我們的科學，如果不是導向文化，那麼，也許是導向野蠻(88)。而這些科學工人們，能夠從事的惟一文化形式，就是庸人文化(90)。那麼對於整個德國來說，文化水準不會有任何的改變(90)第九節與第十節，談施特勞斯的書在德國的流行以及施特勞斯作為庸人的典型，讀了沒有什麼感覺，所以不摘錄了。
在第十一節，尼采從寫作所使用的語言與修辭面向，反省了施特勞斯的文筆，進而突出德國當時對於語言的不求甚解與隨便，在這種條件底下，成為一個好作家是不可能的。換言之，這節提醒我們，必須重視語言，不需要裝腔作勢，而是忠實於語法及規則，換言之，就是對於語言，必須嚴謹，我想就是易經所說「修辭立其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