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虛擬化身

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

Life on The Screen

• 作者： Sherry Turkle  追蹤作者 新功能介紹
• 原文作者：Sherry Turkle
• 譯者：譚天，吳佳真
• 出版社：遠流 

第一章的重要概念，是從現代主義式的計算中心，轉變成為後現代主義的模擬中心。第二章，作者比對了結構式的思維與具體的拼貼之間的差異，不是思考對象，而是學習與對象站在一起思考(74)。遊戲是從玩中學，而不是學了才開始玩；不是先閱讀使用手冊，而是先開始玩。(88)從玩的過程入手，我們越瞭解模擬，就會越來越瞭解模型如何運作（安：是嗎？）(91)，作者說「模擬以真實戰爭為模型，而戰爭同時也以模擬為模型」，因為「真正的士兵受訓時使用的正是先進的電動玩具。」(91)但是接著，作者提到模式的前提仍是特定的編碼程序，她以模擬城巿中，提排了種族的變項，說是遊戲的有意篩選。(92)

在〈人造生命的新領域〉一節，作者提到了隱喻對於理解電腦程式的作用，她指出生命如何成為一種編碼，實際上是強而有力的修辭學建構。原文如下：「把一個遊戲稱為生命並不意味著我們真正創造了生命；把運算對象稱為有機體、或把機器人裝置稱為生物，並不一定名符其實，只是使用這些辭彙頗為誘人。　　

當我們使用語言來描述科學，語言本身即提供了它的對象與實驗的框架，而且從某個角度語言告訴我們如何思考它們。雖然有時我們是在已經有了對象、已經做過實驗後才發現所需的語言。以人造生命的例子而言，這個領域誕生之前它的語言就已存在。把生命說成資訊、符號或符碼，是分子生物學所使用的語言。分子生物學的語言與傳統思想有著尖銳的斷裂，因為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生物學家認為『生命』的觀念超越任何我們對單一組織運作的了解。你也許能瞭解某一個生物，但『生命』是個秘密。然而隨著分子生物學的興起，修辭學家Richard Doyle說『秘密已經揭曉了』。分子生物學清楚道出，生命的背後不是什麼形而上的東西，而是DNA。DNA密碼被認為就是生命本身。道而論證分子生物學提供了架構人類生命科學的語言，人造生命科學把生命等同於『活生生的系統的演算法』。

依照Doyle的說法，人造生命擁護者使用的語言，把生命定義為產生分散、平行，與突現行為的符碼(code)。我們已經開始把這種語言的使用，以及以此語言所做的定義視為是絕對的或是『自然的』，但事實上，它們都是人的建構。認清這一點之後，我們才有可能『解構』它們，才有可能移除事情的偽裝。此種實踐對模擬文化的公民而言尤其有用。當我們談論螢幕上所見時，我們很容易忘記在『生命』、『智慧』、『有機體』等名詞上加引號。若康威的遊戲與『生命』有關，那是因為他以『生命』稱呼此遊戲，而我們也同意他這麼做。這種建構定義與整理支持定義的過程，正是我論點的重心：與散布在文化領域中的人造生命接觸，促使我們開始重新定義『活著』一詞的意義。」(211-212)

此處的觀點，繼續延伸了我昨天談的詮釋論的立場，這個遊戲如果只被稱為一個遊戲，那麼無甚可觀；但是如果這個遊戲被認為反映了某些真理，甚至就是真理本身，而這種說法又得到廣泛的接受，那麼在信念共同體之中，這樣的想法就不會被挑戰。進一步來說，實際上整個生物醫學，是不是建立在上述的模擬文化的信念之上呢？另外，所謂的中醫學想像，又是建立在什麼樣的文化比喻的基礎上呢？「中醫學想像」、「生物醫學想像」這兩個字眼，是建立在Jasanoff在dreamscapes of modernity一書中所說的「社會技術想像」(sociotechnic imaginaries)

的論證之上，這些想像既是地方性的，但又涉及集體，中醫學與生物醫學，同時涉及社會技術的諸多面向，不單單是科學或認知，而是涉及更多的實作與聯結，這是上述的術語，希望表達的內容。

        接下來作者表示，透過電腦模擬生命，人們對於生命的理解產生轉變。他說「這些『模擬的自然生命』介於邏輯與生物學之間,它們傳達出以下思想:最重要的不是生命的成分,而是其背後組織的過程」(222)。組織過程，比起成分，成為更重要的關注焦點。

        最後，作者談虛擬空間與自我，他視虛擬空間為轉型空間。他說「虛擬世界不是監獄，它可以是橡皮艇、梯子、轉型的舞台，或是暫時停止的狀態，在得到更多自由後即可丟棄。我們無須放棄網路上的生活，但我們也不必將它看做是現實生活的替代品。我們可以拿它做為成長的地方，我們能夠自己決定想要的個性，此點使我們更易了解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想要的是什麼。」(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