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物有曖昧性嗎？（詮釋論者的取徑與反省）

RESPONSES AND REPLIES: Do Artefacts Have Ambivalence?
Moses' Bridges, Winner's Bridges and other Urban Legends in S&TS

Steve Woolgar and Geoff Cooper

Sour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29, No. 3 (Jun., 1999), pp. 433-449

Winner提出了技術物的政治性的觀點，並且以長島的橋為例，說明它如何阻絕了公車通行。但是在後續的批評文章裡，Steve Woolgar與Geoff Cooper指出，一位紐約居民說，Winner提出的例子是錯的，那個橋每天都有巴士通行，接著提到其他學者如Bernward Joerges在Do Politics Have Artefacts一文的批評。Woolgar與Cooper認為，我們可以從這場爭論當中，學到更多東西。

這兩位作者從詞與物(Words and Things)的關係入手，Woolgar說，如果我手邊有一張公車時刻表，是否就能證明Winner的說法是錯的呢？對於一般人來說，公車時刻表是用來看搭車時間的，而在這裡，則被用成為反駁學者的論據，因此，物具有曖昧兩可性(an artefact has an ambivalent status)。作者援用Joerges提出的中國耳語（Chinese Whispers）的比喻［交頭接耳，私下傳話］。接著，兩位作者提出各種關於橋與公車之間的各種傳聞，例如以前不能過，現在可以過；或者Woolgar等人都故意援引對Winner不利的負面例子。Woolgar與Cooper指出，這個故事是動態的，而且是難以達成結論的敘事。最後，眾說紛紜，與其找出所謂真相，作者說，人們寧可相信「這就是真相」。

下一節，作者以指標範例與都巿傳說(Iconic Exemplars and Unban Legends)為題，說明重點不在指出Winner的錯誤，而是這個例子反過來讓我們看到詞與物的關係。如同拉圖所說人造物的屬性是其與人接觸的結果，而非原因。（the properties of the artefact are the outcome, not the cause, of their reception.(439)）。換言之，我們要瞭解像「橋」這樣的文字(text)，我們必須將其置於脈絡(context)當中。作者將這個故事置於20世紀對個體化的迷戀等等脈絡，說明我們不妨用「都巿傳說」的觀點，來理解STS裡的這個知名故事。都巿傳說有著道德故事(moral tales)，使人們看到橋時，不只是想到橋，還能想到背後的權力關係，而這些故事，能被人挪用，甚至用來建立學科邊界，成為劃界工作的道具。而學科中的人（ＳＴＳ）對於這個故事的習焉不察，反而使得質疑不可能，但這個故事的啟發，反過來讓我們思考，STS當中許多指標案例，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反省。Winner與Joerges的反省層次都停留在個人「意向」層次，但是若是從學科建制、教學、修辭策略及其實用價值的角度思考，那麼我們就可以跳脫從個人視角的意向，邁入分析集體接受、挪用與創造的分析。面對競爭論述中可見的「相關事物的曖昧性」，與其消弭它，不如利用其為桿杆，剖析不同部份之間的關係。

結論，對於學術工作者來說，不能僅僅停留在釐清事實的層次，更重要的是涉及人造物一般的根本曖昧性。這要求我們瞭解世俗如何經驗事物，以及相關的矛盾與張力。筆者認為，他們將「莫西之橋」視為都巿傳說的一種形式，這種都巿傳說，促進了政治意義上的批判與行動，但是如果僅僅是從實在論視角，爭執論述真假，那反而會限制人類的行動與想像能力。換言之，Winner的分析實際上是夫子自道，他批評對方想以空間設計，侷限人類行動，而我們觀察Winner，則發現Winner則以（想像的）空間設計，試著開拓人們看著空間設計的可能性，因此，Winner也是希望某些價值，透過他的文本得以彰顯，Winner展現了文本的政治學。作者在結論處，展現出他們認為理想的STS的研究，並不是停留在實在論者或者實證論者的層次，而是要進到詮釋論者(interpretivists)的層次。作者希望他們所解讀的橋，能夠延伸更多的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