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頸獸與一條繩子
以尼采〈論一千個目標與一個目標〉重探估價、截取與共同尺度
本文重讀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卷〈論一千個目標與一個目標〉，主張這一講不僅是價值多元論的宣言，而是由「牌子」（價值表）、「梯子」（克服的方向）與「繩子」（共同秩序）三個意象構成的完整估價理論雛形。本文提出三個論點。其一，尼采以「困難」而非「稀缺」說明價值的生成，與 Inglehart 的稀缺假說形成可比較的理論分岔。其二，估價必然是截取：任何估價都先決定哪些差異算差異，而尼采處理自身材料時即反覆「只拿半句」；本文據此提出「可撿回性」作為判斷截取後果的標準。其三，查拉圖斯特拉所欠缺的「一個目標」，與當代學術評鑑所提供的「一個分數」必須區分：尺度的一，不等於目的的一。文末以「繩子的材質」重新安置 Grau 與 Pieper 之爭，並將尼采、韋伯的問題對讀，指向「一套價值秩序最後造出什麼樣的人」。
至今有過一千個目標，因為有過一千個民族。只是那套住一千個頸項的繩索還缺著，那一個目標還缺著。人類還沒有目標。
可是告訴我，兄弟們：如果人類還缺著目標，那豈不是人類自己也還缺著？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15（筆者自譯）
壹、楔子：「什麼東西都有價錢」
「什麼東西都有價錢」是一句人人會說的話，說的人多半帶點無奈，聽的人多半點頭。尼采在《道德系譜學》第二篇第 8 節也說了一次：每樣東西都有它的價格，一切都可以清償。這句話的出處，是 Waitz 1860 年《自然民族人類學》所錄的一則阿散蒂諺語，可是原句還有後半：但沒有人能替血定價（Sommer, NK 5/2 對該段之註）。1尼采把後半句剪掉了。
這倒是件奇特的事。一位以揭穿道德起源為志業的思想家，在說明「估價」如何誕生的關鍵段落，自己先做了一次估價：從一句完整的諺語裡，拿走對論證有用的一半，讓另一半留在 1860 年的書頁裡。如果這只是一次引文疏失，不值得寫成一篇文章；但筆者在重讀《查拉圖斯特拉》第一卷第十五講〈論一千個目標與一個目標〉（以下稱 I-15）的過程裡，一再碰到同一個手勢，從字源、翻譯、民調到學術評鑑，幾乎無處不在。
本文的意向所在，是把這個手勢從尼采的個人習慣，提升為一個關於估價如何運作的命題，並追問它對當代「共同尺度」的意涵。接下來，筆者會先重讀 I-15 的文本結構（貳），再處理估價的截取性（參）、鄰人與量尺的問題（肆），最後轉向學術評鑑與「繩子」的材質（伍），以韋伯的問題收尾（陸）。
貳、牌子、梯子、繩子：重讀 I-15
一、三個意象
I-15 的開場是一個旅人的觀察：查拉圖斯特拉見過許多國度與民族，在地上找不到比善與惡更大的力量。每個民族頭上都掛著一塊「善的碑版」（Tafel der Güter）；凡它認為困難的，便值得讚美；不可或缺而又困難的，叫作善；那能從最深困境中解救出來的、稀有的、最困難的，便被奉為神聖。尼采接著說：你若認得一個民族的困境、土地、天空與鄰人，便猜得出它克服自身的法則，以及它為什麼沿著這道「梯子」（Leiter）爬向自己的希望。結尾則把讚美與譴責的權力比作一頭怪物（Ungetüm），問誰能把一條 Fessel 套上牠的一千個頸項。
牌子、梯子、繩子三個意象，分別回答三個問題：什麼值得？要爬向哪裡？一千個估價者如何被綁在一起？簡言之，I-15 從價值判斷出發，經過集體方向，最後抵達共同秩序的問題。
這副骨架擋住了最省力的讀法，也就是「人創造價值，所以價值都是社會建構」。I-15 的推進並不止於此。價值不是物的屬性，所以需要估價；但估價最早不是個人之事，「創造者最初是民族，很晚才是個人」；估價有方向，受困境、土地、天空與鄰人所決定；一千塊牌子並置之後，逼出的則是秩序問題。Keeping（2012）對這一講的專論即主張，道德在尼采那裡是權力意志在歷史處境中的展開，也因此可以據此加以批判，而非停在相對主義。2
二、缺，還是難
一個群體最崇拜什麼，就表示它最缺什麼嗎？這個直覺式的命題其實有名有姓。Inglehart 的稀缺假說主張，人會把最高的主觀價值放在相對短缺的東西上；他另以社會化假說補充，價值反映的是成長年代的匱乏，因此有世代時差（Babula, 2007 之轉述）。疫情提供了一次檢驗：Akaliyski 等人（2023）發現，日本在疫情爆發前後數月內，解放性與世俗價值明顯退潮，受創越重的縣退得越多。這對社會化假說的強版本構成重要挑戰，但並不足以否定早年社會化的長期作用；Kim（2026）對南韓的年齡、時期、世代分析，就同時看見長期的世代趨勢與年輕世代的倒退。兩股力量大概同時在場。
尼采的軸心字則是 schwer，重、難，而非短缺。Inglehart 用的是經濟學家的語彙，少的東西比較貴；尼采用的是登山者的語彙，難的東西比較高。缺是帳本上的空格，難是一段得用身體走完的路。稀缺往下看，看手上少了什麼；困難往上看，看前方得爬過什麼。差一個字，梯子的方向就不一樣了。
參、估價者只拿半句：作為截取的估價
一、尼采的工作坊
I-15 最出名的一句，是替人下的定義：人之所以稱自己為人，因為人是「估價者」（der Schätzende）。這並非 1883 年的新發明。1880 年《漫遊者及其影子》第 21 節已說「人」這個字本來意味著衡量者；1887 年《道德系譜學》第二篇第 8 節再說一次，並引梵文 manas 為據。三段文字前後七年，I-15 居中。
字源本身即是一次截取。尼采背後是 Pott 一系的印歐語言學，從詞根 *mâ 推出「量」也推出「想」；但 Fick 早在 1871 年已將「思維」與「衡量」分為兩個詞根，學界當時便有人不同意這條連結，尼采只取其中一支（Sommer, NK 5/2）。3同一時期，國民經濟學家 Paasche（1878）寫道：價值不是事物固有的屬性，只由「估價的人」（der schätzende Mensch）比較而得，因此談不上真正的測量。後世記得的 Paasche，卻是一套物價指數【待查證：指數提出者是否同一人】。說價值不能量的人，留下的是一台量價值的機器。
截取也發生在尼采自己的碑版上。I-15 所列的第四塊碑版「守忠誠，為忠誠押上榮譽與血」，兩年後在 1885 年的筆記裡被作者改了標籤：精神的笨重，服侍的快樂，忠誠與輕信的起源（KSA 12, 1[117]）。四塊牌子裡，有一塊被它的掛牌人親手判成病徵。漢語翻譯也逃不開：孫周興譯作「估價者」，取市場一端；彤雅立譯作「評價者」，取判斷一端。schätzen 在德文裡兩端兼具，到了漢語，兩個譯本各拿走半個字。
二、截取性與可撿回性
如果只把這些例子讀成尼采的壞習慣，就錯過了它們的理論份量。本文主張，拿半句不是估價者的缺陷，而是估價之所以能運作的條件。任何估價都得先從無數性質中挑出幾個，決定哪些差異算差異，然後比較、排序，最後必然留下外部。Vatin（2013）區分「評估」與「增值」兩種估價，提醒我們估價同時在判斷事物，也在生產事物的價值；本文要補上的是更前面的一步：在判斷與生產之前，先有一次挑選。簡言之，所有算帳之前，都有一次沒有被算進帳裡的選擇。
然而這個命題若不加限制，很快會變成廢話：既然一切估價都截取，指出截取便不構成批評。因此本文提出一個補充判準，暫稱「可撿回性」：要問的不是有沒有剪，而是剪在哪裡、誰持剪刀、被剪下的那半句還撿不撿得回來。Waitz 的後半句仍躺在 1860 年的書裡，任何讀者都撿得回來；一段被 h 指數排除的教學年資，在升等表格裡卻沒有欄位可以放回去。剪刀俯拾皆是，值得警惕的是剪下即丟棄的那一種。
肆、鄰人與量尺
一、鄰人不是背景
鄰人（Nachbar）在 I-15 裡反覆出現，且從不溫和。開篇即說，一個民族若要保存自己，便不可像鄰人那樣估價；接著說，從來沒有一個鄰人理解另一個鄰人；然後是關鍵的一句：凡使它統治、得勝、閃耀，令鄰人戰慄與嫉妒的，它便視為崇高、第一、尺度、萬物的意義。同一段還說，這塊碑版是它的權力意志之聲；Grätz 的註疏指出，這是權力意志第一次出現在尼采出版的著作中（NK 4/1）。4
由此可見，鄰人不只是價值生成的環境變項，更是價值得以成立的觀眾，而且是被要求發抖的觀眾。「第一」需要第二名，「頂尖大學」需要一大片普通大學，「文明」需要被命名為野蠻的人。若將各國價值表一律解讀為對「希望」的追求，權力意志便被洗成了希望。即便是在威脅之側「正常地活下去」的願望，在尼采的語彙裡亦是權力意志，只是最謙遜、也最頑強的一種。
二、三層證據
這一節的論證須分三層處理，因為三層的證據強度不同。第一層是文本，如上所述，相當堅實。第二層是比較：Gelfand 等人（2011）以三十三國資料說明規範鬆緊的遠因，包括人口密度、資源稀缺、領土衝突史、疾病與環境威脅；與尼采的困境、土地、天空、鄰人並置，幾乎一一對應。兩者相隔一百二十八年，同一形狀，彼此互不知情。但須留意，Gelfand 量的是規範的強度，不是社會把什麼奉為神聖。
第三層，即威脅能否生成特定價值，最為薄弱。Shapouri 與 Rafiee（2024）以一百八十八國資料發現，控制國家財富後，天災與傳染病無法預測集體主義；但其依變項是集體主義而非鬆緊，只能反駁「生態威脅普遍造成集體主義」的較寬命題，不能直接作為 Gelfand 的反證。真正挑戰 Gelfand 的是 Treviño 等人（2019）：六國十八個子樣本的重測顯示，該六題量表的單一維度與國家層級聚合都難以成立，國家排名亦與原研究出入甚大。量鄰人的那把尺，本身也是一塊牌子。尼采自己的動詞倒是謹慎：so errätst du wohl，你大概猜得出。他只說到猜。
三、問卷作為牌子
量尺的問題在民意調查上最為清楚。問卷不是價值的透明窗口，而是一種把價值變得可回答、可計數、可比較的裝置（題目效應的經典討論見 Schuman & Presser, 1981；Tourangeau et al., 2000）。大陸委員會 2026 年 5 月委託益普索所作調查中，85.6% 受訪者支持「台灣現在最重要的是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的主張；5數字屬實，但題目把「和平」「現狀」「最重要」三件事釘成一塊牌子，受訪者只能對整塊點頭或搖頭。寫題目的人，是比受訪者更早的估價者。
同一群人也常同時棲居於數張價值表。以色列民主研究所 2026 年 9 月的調查中，猶太受訪者把外交安全列為首要投票考量者占 39%，經濟與生活成本占 38%，差距在誤差範圍內；Levada 中心 2026 年 1 月的俄國調查，61% 認為應轉向和平談判，同時 59% 認為談判不成就應加強打擊。6一張價值表的說法，往往是研究者替受訪者剪出來的半句。若再只從戰爭或威脅中的社會選取案例，進而發現它們皆畏懼鄰人，那比較像選樣的回音，而不是發現。
伍、尺度的一與目的的一
一、一千個學科與一個分數
學術界幾乎把 I-15 的問題集中於一處。一千個學科是一千塊牌子：物理看精確，民族誌看厚度，史學看檔案，經濟學看那五本期刊；各自有梯子，或爬向真理，或爬向預測、詮釋、影響。然而校長、教育部、國科會與排名機構必須回答「誰比較好」，於是需要一條繩子。查拉圖斯特拉抱怨人類還缺那一個目標；二十一世紀的人卻可以回答：我們有太多的「一」了。國內生產毛額、PISA、世界大學排名、h 指數，每一樣都把一千件事壓成一個數字。
關鍵在於，尺度的一，不等於目的的一。當一個共同體答不出什麼值得共同追求，它便改問什麼容易共同測量；「大學為何存在」很難，「排名第幾」很容易。數字的力量未必來自人們相信它準確，而可能來自它替人們免除了爭論目的的負擔。這個命題可以接上 Espeland 與 Stevens（1998）對可通約化（commensuration）的分析，Paasche 的物價指數正是一台可通約化的機器。
繩子也不全是外面丟進來的。Pardo-Guerra（2023）研究英國研究評鑑後指出，評鑑本身不足以造成學科同質化，是學者以共享的志業觀讓評鑑變得有意義：自己決定引誰，自己慶祝第一百次引用。Langfeldt 等人（2020）亦發現，自身指標分數高的審查人，更傾向以指標評斷他人。這條繩子，有一頭咬在獸自己的嘴裡。
二、創造與行政分得開嗎？
一個自然的回應，是區分「創造性的統一」與「行政性的可通約化」，前者由創造者給出尚不存在的目標，後者只把既有目的換算成同一尺度，因而是前者的贗品。筆者認為這個區分有用，但不見得分得開。Tafel 本義即石板，西奈山上的那兩塊是律法，是行政文件；I-15 的第三塊碑版「孝敬父母」就出自十誡。最早的價值表也是規章。或許從每一個頸項內部看出去，任何繩子都像行政；唯有站在獸的外面，從未來回望，才判得出哪一條是創造。創造與行政的分別往往只能事後判定，這才是令人不安之處。
中文的「衡」字提供了一個旁證。《說文解字》角部釋「衡」為「牛觸，橫大木其角」，即綁在牛角上防其觸人的橫木。7今日「權衡」「衡量」之衡，原是一件束縛物。尺度的前身是繩索，量器的前身是籠頭；先綁住，才量得了。
三、繩子的材質
德語尼采研究曾為這條繩子爭論：Grau 讀之為極權，暴露了權力意志思維的報復；Pieper 則讀之為以弔詭意象表達的解放。8兩方都預設繩子只有一種材質。然而 Duden 對 Fessel 的第一義是「用以綑綁的帶、繩、鏈之類」，第二義才是令人不快的束縛與強制；其字源混合了兩個古字，一個與「腳」同源，指綁腳之物，另一個（feʒʒil）指背劍提盾的帶子，本義為編織物。同一個字，一半綁住腳，一半讓人背得起武器。將之譯作「鐐銬」，等於先替它決定了材質。
據此，本文主張問題不在有沒有繩子，而在誰綁誰、為何而綁、綁出什麼能力、能否重新議價。外部強制的鏈（行政指標）、同行互綁的繩（學科判準與審查）、自我約束的帶（志業與方法訓練）、共同編織的繩索（承諾於一個尚未存在的目標），四者的政治後果截然不同；Grau 的讀法適用於第一種，Pieper 的讀法適用於第四種。字源還提示了第五種：提帶，負重之物，被綁住的同時雙手空了出來。查拉圖斯特拉要的，或許不是一條套住頸項的繩，而是讓一千個頸項背得起同一件東西的帶子。
陸、結語：誰在編那條繩子
回到韋伯。韋伯吸收並轉換了尼采提出的怨恨問題，將之置入地位群體、救贖需求與苦難神義論的比較宗教社會學（Turner, 2011；Zabaev, 2018）。韋伯直接對話的是《道德系譜學》而非 I-15，因此以下只是理論上的對讀，而非影響史：尼采問困難如何變成德性；韋伯的神義論問苦難如何變成有意義的秩序；《新教倫理》則研究救贖焦慮如何把有紀律的爬梯子本身，變成天職。三者共享的問題或許是：歷史困境如何轉成有規律的生活方式？Hennis 將韋伯的中心問題讀為 Menschentum，即一套制度與生活經營最後造出什麼樣的人，這也正是 I-15 推到盡頭的問題。困境生出估價，估價立起牌子，牌子架起梯子，梯子需要繩子，繩子最終造出一種人；而被這套秩序養大的人，又回頭去估價下一代。博士生學會什麼叫好研究，成為審查人，再用同一把尺審下一批博士生。
本文的限度必須交代。所引 I-15 原文為現代拼寫的網路版本，尚未逐字對照 1883 年初版與考訂版全集；施特勞斯學派對此講的讀法（Lampert、Rosen）未及展開；Simmel《貨幣哲學》與尼采價值估量論的關係仍待查考。個案終究是個案，讀法終究是一種讀法。
開頭那句「什麼東西都有價錢」，如今可以換一種方式聽。它不是錯的，只是半句。系譜學要問的，從來不是價值對不對，而是誰切、怎麼切、留下什麼，以及被切掉的半句去了哪裡。查拉圖斯特拉在 I-15 最後沒有給出那一個目標，只留下一個問句：如果人類還缺著目標，那人類自己是不是也還缺著？那條繩子還沒有人編好。或許編繩子這件事本身，正是研究者在這個量尺過剩的時代，最該參與、也最該保持警覺的工作，不是嗎？
Waitz, T. (1860). Anthropologie der Naturvölker, 246 頁。尼采經由 Rée 1877 年的信件接觸此書。此一出處及刪略見 Sommer 對《道德系譜學》II 8 之註疏（Nietzsche-Kommentar 5/2）。↩
Keeping (2012) 為目前少數專論 I-15 的期刊論文；本文依其摘要所述論旨引用。↩
Pott (1867) 以十五頁追溯詞根 *mâ；Curtius (1879) 有相近說法；Fick (1871) 已將兩詞根分開；Bonfiglio (2005/06) 指出此一字源以今日梵語學看並不成立。皆據 Sommer 註疏轉引。Paasche 原文見 Paasche (1878: 13)，此書不在尼采藏書中。↩
Grätz, NK 4/1，第 74 頁第 12–14 行之註。Grätz 補充：此處的權力意志僅指民族自我克服的衝動，尚非普遍原理；Müller-Lauter (1999) 持不同讀法。↩
大陸委員會委託益普索市場研究公司，2026 年 5 月 22–23 日、25–26 日電話訪問，有效樣本 1,073 份，抽樣誤差 ±2.99%。見〈陸委會民調〉，聯合新聞網，2026 年 5 月 28 日。↩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Israeli Voice Index, August 2026（2026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猶太受訪者 605 人，誤差 ±3.57%）；Levada Center, Ukraine conflict in January 2026（2026 年 1 月 15–23 日，樣本 1,617 人）。↩
《說文解字》角部「衡」字條。本文引述據通行本，本輪未逐字核對原典，【待查證】。↩
Grau (1981/82)、Pieper (1990) 之爭，據 Grätz, NK 4/1 對 I-15 結尾之註轉引；另見 Stegmaier (2015) 與 Joisten (1994) 的不同讀法。Fessel 釋義見 Duden 線上辭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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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說明：本文初稿於與 Claude、ChatGPT 的多輪對話中逐步形成，論點、取捨與查核責任由筆者承擔。本文另有一個可互動的遊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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