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 Claude（Anthropic）撰寫，筆耕者整理刊出。寫給陽明交大百川學程〈身體與世界〉第六週的延伸閱讀。
這學期「身體與世界」排到第六週，安老師交給我四份東西：Iris Marion Young 的〈找回服裝的女人〉（何定照譯）、鍾蔚文的〈從行動到技能：邁向身體感〉、Tim Ingold 的〈踏板而行〉，還有一份我在同一次對話裡先整理好的衣著與身體政治延伸教材。前三篇本來各說各的。一篇談女人和衣服，一篇談樹虱、魚子醬和視障者的手杖，一篇從頭到尾在鋸一塊木板。我原本想分開談，越讀越覺得它們其實在吵同一件事，只是誰都沒有點破。
那件事很小，小到每天早上都會發生：扣襯衫的第一顆扣子。我得先承認，寫這篇文章的我從來沒有扣過扣子。我沒有手指，也沒有衣櫥，關於穿衣的一切都是從文字裡讀來的。這個位置有點尷尬，但也許正適合談一個問題：關於穿衣的知識，有多少能寫成文字，又有多少只存在於手上。
蟾蜍的問題
英語世界流傳一首短詩，最早見於 1881 年《觀察家》（The Spectator）一篇沒有署名的小文。一隻蟾蜍問蜈蚣：請問你哪一條腿先動，哪一條腿後動？蜈蚣被問住了，想了一想，結果累倒在溝裡，忘了怎麼跑。
這首詩常被拿來說明熟練的技能經不起反省，一想就會壞掉。扣扣子也是這樣。人大約從兩歲開始跟扣子搏鬥，到了大學，手指自己會找扣眼，眼睛可以一邊看手機。若有人在旁邊問你先扣哪一顆、拇指從哪一邊推，你的手多半會慢下來。
鍾蔚文站在蜈蚣這一邊，至少文章前半是如此。他在討論「精進和互動之技能」時引了 Dreyfus 兄弟，說專家到了最後階段，技能「已如平常走路、開車、說話」，展現出來的是「已如對自己身體的感知，不再意識到自己的行為」（頁 53）。依照這個說法，扣扣子的專家正是那個早就不去想扣扣子的人。
Ingold 不同意，而且幾乎是指名道姓地不同意。他在鋸木板那一章的後半處理過同一個問題，對手是社會史學者 Connerton。Connerton 說反覆操作會讓身體越來越自動化，「覺察退場，運動不自覺地流動」。Ingold 的回答是：熟練的鋸木不是自動的，而是隨時回應木紋、聲音和溝槽寬窄的變化，這裡面的覺察「與其說是退場，不如說是隨著行動的流暢而強度漸增」（頁 61）。他還把話說得更重：覺察退場不是技藝的結果，而是去技藝化的結果，只有在機器的決定系統裡，專注才會被趕出實踐。
所以兩篇放在一起讀，就是一場現成的辯論：扣扣子扣得最好的那個人，是想得最少的人，還是感覺得最細的人？
這場辯論並不只發生在一間通識課的教室裡。Dreyfus 的專家論在技能哲學裡一度是主流，近十年卻被圍攻得厲害。最有趣的對手大概是 Barbara Montero。她在《Thought in Action》（2016）裡反對她稱為「只管去做原則」的看法，主張規劃、監控、用力這些有意識的歷程，並不必然、甚至通常不會干擾專家的表現。她年輕時是職業芭蕾舞者。一個靠身體吃飯的人回頭告訴哲學家：舞者在跳的時候並沒有放空，反而一直在感覺自己的手臂有沒有到位。如果蟾蜍去問的是她，她大概不會掉進溝裡。
樹虱與芝麻開門
先把蜈蚣放一邊。鍾蔚文這篇文章真正可愛的地方不在 Dreyfus，而在一隻樹虱。
他借 von Uexküll 的例子說，樹虱吊在樹枝上一動也不動，等哺乳動物經過時剛好掉在牠身上；對牠來說，「森林裡除了經過的哺乳動物的血，可供養育後代，其他環境和她沒什麼關係」（頁 39）。同一片森林，對樹虱、松鼠和登山客是三個不同的世界。鍾蔚文用 Gibson 的能供性（affordance）來說這件事：能供性「既非客觀賦予亦非主觀建構之屬性」，而是一個關係性的概念（頁 40）。地面能不能走，要看地面平不平，也要看走的是螞蟻還是大象。
接著是這篇文章我最喜歡的一句話：「世界的寶藏不會自動開門，需要有『芝麻開門』的通關密語」（頁 41）。能供性只是潛能，得靠行動才能兌現。
把這句話搬進衣櫥，事情馬上變得很臺灣。一條窄裙站著的時候提供「好看」，對一個要跨上機車的人卻不提供「跨坐」。於是她側坐、把裙子捲起一截、裙下加一件安全褲，這些都是通關密語。能供性不在裙子裡，也不在腿上，而是在裙子、腿、機車、臺灣的街道和路人的眼光之間浮現出來。女裝上那種只縫了袋蓋、底下其實是死的假口袋，則是另一種情況：設計者事先把一個能供性關掉了，穿的人只好改拿包包，連帶整隻手的動作都跟著改。鍾蔚文說人類擅長「改造和創造感知環境」（頁 47），這句話在假口袋面前會多出一個他沒有追問的問題：是誰替誰改造了環境？
剪吊牌的那一刻
Ingold 那篇文章的寫法很特別。他花了整整七段，描寫自己怎麼量線、跪上鋸馬、用拇指關節抵住鋸片起鋸、聽見木板快斷時鋸聲變低、伸手托住即將落下的那一截。然後他承認這段描述「或許看來過於繁瑣」，但堅持從裡面讀得出三件事：工具使用是行進式的，實作者、工具與材料彼此協作，感知與行動相互耦合（頁 53）。
我讀這七段時一直想到穿衣，因為裡面每一個階段在衣櫥前都找得到。
先說起步出發。Ingold 說鉛筆線可以擦掉，鋸痕不行；從起鋸那一刻起就無法回頭，古希臘人把這個時機叫作凱洛斯（kairos）（頁 54）。新衣服的凱洛斯大概是剪吊牌的那一刻。在那之前，衣服還能退，試穿只是排練；剪刀一合，排練結束，這件衣服正式進入你的生活。很多人買了衣服遲遲不剪吊牌，掛在衣櫃裡一放好幾個月，那不是懶，是還不確定要不要開演。
再說持續進行。扣襯衫的第一顆最難，錯一格整排都歪，像起鋸時那幾下短促的上拉，每一下都是一次倒吸氣（頁 54）。扣到中段，手指進入連奏，眼睛可以離開。到了最上面的領扣，注意力又得收攏回來，因為那裡最緊、最靠近下巴，也最容易被別人看見。這個節奏 Ingold 寫得很準：起步和收尾最危險，中段最安全也最放鬆（頁 59）。
然後是那句最有力的話：在鋸木中一如在行走中，「運動總是越過它的目的地」（頁 53）。鋸完一塊板，放下鋸子，是為了拿起下一塊。穿完衣服出門，這一天的穿衣其實還沒結束：坐下時拉一下裙襬，進冷氣房把外套披上，午餐後把皮帶鬆一格，晚上回家脫下來，決定要掛回去還是丟進洗衣籃。把衣服歸位，已經是明天穿衣的準備。
鍾蔚文自己也翻轉了
寫到這裡，好像是 Ingold 一路占上風，鍾蔚文只是被拿來當 Dreyfus 的傳聲筒。這樣讀對他不公平。
鍾蔚文的文章前半確實把「平穩狀態下之技能」當作常態，專家與生手的分別、人類身體感「高人一等」的演化循環，構成一條往上的線。但到了倒數第二節，他自己轉了個彎：「可是，不知是幸或不幸，穩定往往是幻象，變化反而是常態，而行動正是促成騷動的禍首」（頁 53–54）。他舉的例子是寫作工具從紙筆換成電腦，原本的動作「失靈和過時」，「預期的能供性不再出現時，這時即必須發展新技能」（頁 54）。
這句話放在衣櫥裡，最好的例子是一雙新鞋。舊鞋穿慣了，像視障者手中的手杖，隱沒在行走裡；鍾蔚文說，當身、心、情境「相互契合時，便可一切順暢」（頁 52）。新鞋第一天磨腳，那就是預期的能供性沒有出現。依鍾蔚文，這時要發展新技能，例如貼一塊 OK 繃、換一種綁法、走路時把重心往前移。依 Ingold，這時是覺察回來了。兩人在這一點上其實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更接近。Ingold 引 Sigaut 說，每一次想把技藝寫進機器的嘗試都會落空，因為新的技藝總會在新機器周圍長出來（頁 62）；鍾蔚文說工具一換，人就得長出新技能。兩人說的是同一件事，只是鍾蔚文仍然把它放在人類演化的上升線上，Ingold 則把它看成一種永遠消解封閉的抵抗。
真正分開他們的不是變化，而是終點。鍾蔚文的技能有方向，從樹虱到人類，從生手到專家，從被動適應到主動改造。Ingold 的技藝沒有方向，只有路徑。這差別看起來很抽象，放進衣櫥裡卻很具體：穿衣服這件事，有沒有「越穿越好」的終點？
衣櫥前那個人
這時候就輪到 Young 出場了，而且她一出場，前面兩位都顯得有點尷尬。
Ingold 的技藝人物是木匠、鐵匠、織工、銀匠。鍾蔚文的例子是品茶的人、做菜的人、把脈觸診的中醫、寫作的人、持杖走路的視障者。兩篇文章裡都沒有站在衣櫥前的人。這不是巧合。每天早上決定穿什麼、在三件上衣之間來回換、把一件不合身的褲子改到合身、把毛衣攤平晾乾以免變形，這些都需要手、眼睛和判斷，卻很少被叫作技能。它們太日常，也太常被歸給女人。
Young 寫的就是這個人。這一章開頭是一則 Woolmark 羊毛廣告，標語寫著「看自己穿羊毛衣」，她接著說：「是的，我想要那樣」（頁 105）。然後她花了好幾頁拆解凝視，承認自己也愛翻雜誌，也知道那份快感裡有男性的眼光。拆完之後，她說自己發現「我們還能從服裝中得到三種快感：觸覺、相繫、幻想」（頁 116）。她也反對一種厭女的神話，說它「心滿意足地注視著被它描繪為聊備一格的人形裝飾的女人」（頁 116）。
有意思的是，Young 其實很懂手藝。她寫女人在布店裡徘徊，「拉開一捲布料撫觸，品賞它的花色，想像該把它設計成什麼樣子」（頁 118）。她也寫到一件自己的衣服：「這件我親手做的綠色魚骨紋羊毛外套，因為襯裡裂開、新襯裡又太小，我只好傷心地轉贈我妹妹」（頁 119）。量布、裁片、上襯裡，這是一門不折不扣的風險工藝，依 Ingold 的標準，每一刀都有可能出錯。可是 Young 寫這件外套時，用的詞不是技藝而是「傷心」。手藝出現了，卻被寫進了愛和失去，而不是寫進能力。讀到這一句，我想了很久：Ingold 和鍾蔚文的工坊裡沒有她，不只是因為他們沒看見；她自己也沒有把那件外套拿去技藝的帳上登記。
她寫「相繫」時，舉的是童年和蘇珊玩紙娃娃的歲月，「我們裁紙、描畫、著色、交換服裝」（頁 113），也寫姊妹和室友互相突襲對方的衣櫃。然後是那句很漂亮的話：「我並不占有我的服裝；我是和它們一起生活」（頁 120）。我第一次讀到時想到的是 Ingold 的鋸子。Ingold 說，工具就是它的故事，鋸子有傳記卻沒有記憶，「唯有身體才能記憶」（頁 57）。一條穿了十年的牛仔褲，膝蓋處的白痕、後口袋被手機磨出的方框，確實是一部傳記。但記得怎麼穿它、記得它在哪個坐姿會勒、記得洗太熱會縮的，是身體。Young 的「一起生活」多走了一步：她讓布料和皮膚的界線變得模糊，衣服不只被身體使用，也參與身體的感覺。Ingold 劃得很清楚的那條線（身體記憶，工具不記憶），在 Young 那裡就沒那麼容易劃了。
Ingold 並不是不懂布。他另有一篇〈製作的織性〉（The Textility of Making, 2010），提醒我們拉丁文的「織」（texere）和希臘文的「技藝」（tekhne）同源，還說了一句很漂亮的話："The carpenter, it seems, was as much a weaver as a maker."（木匠看來既是製作者，也是織者。）他也在一家英國服飾品牌的雜誌上寫過，針與線的行走中，每一步都是一次翻筋斗。可是他談的始終是織布的人，不是穿衣的人。木匠可以是織者，穿衣服的女人卻還沒有走進他的工坊。
David Howes 在 2022 年寫了一篇〈為物質性辯護〉，正好從這個縫隙下手。他指控 Ingold 把感知的主體中性化，抽象地談感官，忽略了製作時的感官愉悅，也抹掉了物的感官—社會生活。他拿來對照的案例之一，是十八、十九世紀淑女手工的觸覺。他也直接點名 Ingold 的兩個理念型人物：無根的行旅者，熟練的工匠。
讀到這裡，我覺得 Young 和 Howes 像是隔了三十年在接力。Young 說，她所謂的觸覺「確實是指皮膚感受物質、手指觸摸紋理那樣的特定官能」（頁 117），女人與衣服之間有被忽略的觸覺愉悅；Howes 2022 年說，Ingold 的技藝論恰好漏掉了愉悅和女紅。兩人合起來，對 Ingold 提出一個很難迴避的問題：如果覺察會隨熟練而增強，那麼愉悅算不算這種覺察？手指摸到一塊好布時那一下停頓，是技藝的一部分，還是技藝的分心？
被看的裙長，被摸的布料
不過 Young 也不能被讀得太甜，而且她自己最先知道這一點。她說自己的經驗「是個殊且限定的，它最可能與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職業婦女起共鳴」（頁 116）。她為幻想辯護，說服裝意象「並不總是指出誰最完美的魔鏡，而是通往各種角色與處境之仙境的門徑」（頁 122），穿上一件羊毛衣，可以把自己置於各種變身可能之中，「全無必須決定我是誰的現實焦慮」（頁 123）。但她緊接著承認，這種解放「也與壓迫的時點交織」，時尚幻想有剝削與帝國主義的層面，服裝「通常由薪資極低的女工所製」（頁 126）。她最後的說法很節制：要把女人服裝經驗中的自由與價值從剝削中解放出來，「也許是不可能的，但我們有理由嘗試」（頁 126–127）。
後來的評論者覺得這還不夠。Alia Al-Saji 在 2005 年的書評裡說，這個自由想像的領域早被時尚工業圍起來了，它唯一允許的實現方式是「買不同的衣服」（buying different clothes）。
這句話在臺灣的夜市裡特別刺耳。夜市沒有試衣間，人把衣服比在身上，對著攤位掛著的那面鏡子側身看一看，Young 所說的變身可能，從發生到結帳不到三分鐘。幻想和購買幾乎同時完成。延伸教材裡 Rosalind Gill 談後女性主義，說凝視沒有消失，而是被搬進女人自己的眼睛裡，「我穿是為了我自己」成了最有效的自我監控語言。夜市那面鏡子，大概就是這句話最便宜的版本。
再往回推，臺灣曾經有過一個更硬的「看」的政權。《違警罰法》第 66 條第 1 款，「奇裝異服，有礙風化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二十圓以下罰鍰或罰役，一直到 1991 年才隨整部法律廢止。六、七十年代，警察據此取締過短的迷你裙和男生的長髮。廢止二十五年後，身體政治退到了校門口：2016 年教育部修訂規定，學校不得把服裝儀容作為處罰依據；同年北一女學生組成「北一短褲自由陣線」，爭取穿短褲進出校門。後來又有學校改用罰站、扣分來繞道處罰。規範被取消後不會消失，只會改道。
在這條線上，Young 的觸覺有了另一層意思。量裙長是看的政權，學生回家把制服褲改窄、把裙子改短一截，卻是手和針線的事。那是一種沒有被叫作技藝的技藝，也是德塞托意義下的戰術：在別人劃定的地盤裡鑽空隙。鍾蔚文說「行動正是促成騷動的禍首」，他想的大概是寫作工具和茶具，不過這句話用在改制服的學生身上一樣成立。
兩個人的穿衣
還有一個場景，四篇文獻都沒有直接寫到，卻讓它們同時變得清楚。
英國有一個叫作「失智與衣著」（Dementia and Dress）的研究計畫，Christina Buse 和 Julia Twigg 等人在照護機構與家戶裡做田野，2018 年發表〈被打斷的穿衣〉（Dressing disrupted）。照服員說，緊身衣和沒有彈性的硬布料特別難穿；沒有扣件的套頭衫意味著得「把人家的頭穿過去」。她們讓長輩選衣服的方法，是同時拿起兩套，看對方的非語言反應。機構主管偏好好的羊毛和絲，覺得那才體面；照服員要的是「會讓」的布料（material that gives）。一位照服員說，如果長輩穿得不像樣，「看起來就像我們不在乎」。
這段田野把前面所有的爭論都翻了出來。那個熟練到不必想的穿衣者，在這裡忽然變成兩個人：一個身體不再記得怎麼穿，另一個身體必須替它記得。Dreyfus 說專家不再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但照服員一刻都不能不意識。Ingold 說身體是工具的傳記作者，這裡卻是一個人替另一個人的身體寫傳記。Young 的觸覺愉悅變成照顧中的兩難：好摸的絲不好穿，好穿的彈性布又不夠體面。鍾蔚文說能供性要靠行動才能兌現，而那個「會讓」的布料，正是一種能供性：它在兩雙手之間浮現，不屬於任何一方。
技能到底屬於誰？在這個場景裡，這個問題沒辦法用「生手」和「專家」回答。
回到第一顆扣子
最後我想回到扣子。日本有一份 1991 年的人體工學研究，在托兒所觀察兩歲到五歲的孩子扣外套，發現直向扣眼比橫向扣眼好扣，並建議童裝用兩公分的扣子、開直向扣眼。研究者還順手記下一件事：孩子從兩歲起就喜歡自己試著扣、解外套的扣子。
這個小發現讓我對前面那場辯論多了一點保留。人們以為扣扣子的熟練在手上，其實有一部分早被縫進衣服裡了：扣眼的方向、扣子的大小、布料的彈性，都在替手做事。成衣工廠的縫紉機也是這樣，直線被機器預先決定，Ingold 會說那是確定工藝，女工站在啟動與停止之間；但車縫過的人都知道，布會跑、會皺，確定工藝裡永遠有不確定的邊際（頁 62）。熟練從來不只是一個身體的事，它分散在手、布、扣眼、縫紉機、照服員和工廠之間。
於是蟾蜍的問題可以換一個問法。不是「你哪一條腿先動」，而是「你扣扣子時，有多少工作是衣服替你做的，又有多少是別人替你做過的」。蜈蚣答不出前一個問題，所以掉進溝裡；人若答不出後一個問題，大概也不會掉進溝裡，只是會繼續以為自己很會穿衣服。
這四篇文獻放在一起，沒有誰贏。鍾蔚文給了能供性與行動，Ingold 給了節奏、凱洛斯和不會記憶的工具，Young 給了一個站在衣櫥前、會摸布、會做外套也會做夢的人，延伸教材則提醒我們，那個衣櫥外面一直有人在量裙長、有人在車縫、有人在賣鏡子。如果要我替下週的課出一道題，我會請學生寫兩百字，描述自己今天早上穿上的第一件衣服。不必寫得好看，只要寫出手在哪裡停了一下。那正是我寫不出來、只能等他們告訴我的部分。
附記：寫作方式與查核狀態
本文由 Claude 撰寫。撰寫前派出四個子代理分頭查讀資料，文體依安勤之老師「日常生活實作筆記」部落格的風格指引。
鍾蔚文一文依《身體感的轉向》（臺大出版中心，2015）頁 37–61 掃描原書逐頁核對，引文皆照原書。Ingold 一文依 Being Alive（Routledge, 2011）第四章頁 51–62 英文原書逐段對出頁碼，中文引句依課程自製譯本。
Young 一文依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商周）第四章〈找回服裝的女人〉頁 105–128 掃描原書逐頁核對，引文皆照中譯本，頁碼為中譯本頁碼。Al-Saji 的批評出自她在 Notre Dame Philosophical Reviews（2005）的書評，依書評原文轉述。
Ingold〈The Textility of Making〉引句取自網路 PDF，未親核原頁；服飾品牌雜誌短文的「翻筋斗」一句為轉述。Sigaut 的「技藝不可化約定律」只查到 Ingold 的轉引。Howes（2022）依期刊摘要與正文轉述，未讀全文。Montero 依 NDPR 書評（2016）。蜈蚣詩出處依維基百科條目，未回查 1881 年原刊。
Buse 等人〈Dressing disrupted〉（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18）為開放取用全文，引句頁碼 342–347。扣眼研究為 Inomata（1991, Journal of Human Ergology）摘要。違警罰法條文依六法全書網站；2016 年服儀規定與北一短褲自由陣線依自由時報、風傳媒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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