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的紀錄，分為四個部份，分享給大家。
[街頭會談－作為長期社運觀察者的男性家庭主夫]、
[街頭外的訪問－家庭裡的社運政治，女兒與父母]、
[街頭外的訪問－社會系館裡，陪兒子參加人社營甄選的男家長]、
[街頭小民主會後會──參與者的故事（校內刊物記者與高中教師）]
[街頭會談－作為長期社運觀察者的男性家庭主夫]
在3月27日的時候，我結束了青島東路的主持工作，時間九點多，我來到濟南路。我看到了一位大叔，我坐到他的身邊，跟他聊天，問他來這邊坐多久了，來幾 天了，然後話題就聊開了。他說他是家庭主夫，平常會在公園坐坐，想說同樣是坐，在公園坐不如來這裡坐，還可以支持學生。他說他從野百合時代，就開始觀察及 參與社會運動，他覺得以前的社會運動都沒有這次厲害。因為這次的社會運動的組織，不管是動線、物資、廁所，什麼都用的好好的。而且更厲害的是，信任度很 高，有人來徵求志工，也不問身份，就是信任，他覺得這次的運動很厲害。
他說那時候，魏揚被抓，他很生氣，剛好那天晚上 又有飆車族，他記下了一位飆車族的機車號碼，去跟警察說，等下會有飆車族來。後來他們真的來了，六個在路邊的警察去追，還是沒追到，飆車族一路放鞭炮，放 到行政院那裡。後來大叔就跟到行政院那裡，就對那邊的鎮暴警察開罵，說「這麼多人，抓不到飆車族，只會欺負學生，國家養你們在幹嘛！為什麼擋在這裡，丟 臉！…」劈頭就罵了一堆。大叔說，他這麼作，是想保護魏揚，希望透過罵這些警察的方式，讓警察知道有所收斂。後來知魏揚被釋放，他說想想，其實對警察有些 不好意思。
行政院的那天晚上，他也擔任志工，人家請他擔任通報工作。但是因為他是新手，所以沒有無線電，所以請他與有 無線電的人搭當。說有警察來，就請他通報。他說那時候看攻佔行政院的人行動，看到他們用棉被蓋住蛇籠鐵絲網，用了很多棉被。他說他守在鎮江街（？），那時 候警察要過來，但是大家擋住了，因為這些警察遇到阻礙，他們沒有命令，不能行動，因此警察就停了。後來學生高喊，警察後退，警察還真的後退了。後來他看到 警察都從北平東路、中山北路進入行政院驅離群眾，重點不在鎮江街，所以他後來下工以後，就跟到忠孝東路去了。
他說，大 家沒有遇到警察暴力，所以都被打的頭破血流。原先的非暴力抗爭，是教手卡在後面，可是為了保護頭，所以現在改成手勾手，放胸前。他說，其實不應該被打這麼 慘的，那時候忠孝東路有近一萬人，可是大家都是站著，好像都是來湊熱鬧的，那時候，裡面的人一直叫大家進去，或者坐下，可是大家只是在門口觀望。那時候甚 至還有人跪下，要求大家進去，或者坐下，但是大家沒有照作。他說臺灣人就是這樣，有奴隸心態，被支配了四百年，從荷蘭時代、明鄭、清朝、日本，到中國，都 不覺得自己是主人。大家只是說說，說自己參加二林農運很厲害什麼什麼的，可是真的遇到事情，人就不見了。大叔說「說都說不出來，因為作都來不及了」，言下 之意是，真正在作事的，都不是那些嘴巴很會說的人。
他說，以前的人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可是從行政院這件事來 說，他覺得「坐才是力量」，是無形的力量，因為國家責任就在肩膀上。他說，走再多都是過客，坐才有力量，因為你感受國家是你的。你可以作很多事，忙碌地作 很多事，但那都是別人的事，因為臺灣人被奴役了四百年。臺灣人被殺了四百年，不斷地改朝換代，買辦文化流行。臺灣的六大家族，譬如連家（連戰）或者吳家 （吳伯雄）現在都跑中國去佈局。是到李登輝才走台灣的路，陳水扁走台灣的路，可惜後來貪污，唉。只有當臺灣人民意識到自己是臺灣的主人，臺灣的命運才會改 變。他覺得這次年青人站出來很可貴，也很難得。歐洲搞了幾千年，到文藝復興才有了人本主義，認為人自己是主人。日本革新，消藩，制憲。阿伯說，中國文化信 不得，那些道理誰作得到？誰受得了？那是農業社會的低度文明。但是在工商社會，強調自由，那種文明反而不適合。有人稱之為「儒禍」。阿伯說自己是農家子 弟，唸了那些書，照書上的作，結果不只自己受不了，用來對待父母，父母也受不了。「原來這些都是鬼話」，仁義禮智信，工商社會應該要有新的詮釋。他也批評 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說人家社會科學的書都千萬冊了，還在半部論語！他說，要就要像柯文哲一樣，依賴組織的力量進行改革。他知道我是台大社會系博士班的 學生，他鼓勵我考公職，從公家機關的內部改革。阿伯說他是家庭主夫，女兒也有來現場，但是因為近日生病，所以跟她說，等到病好再來。阿伯說，他在公園坐也 是坐，在這裡坐也是坐，當然是來這裡坐，還可以聲援學生。
3月28日早上[街頭外的訪問－家庭裡的社運政治]
朋友的情況是，有一天她拿著蘋果日報回家，家人竊竊私語，用臺語交談（平常對話是用國語，但是他們談的時候，刻意用臺語），她覺得他們講的很大聲，所以 她決定直接與他們溝通。溝通的時候，父親會一直打斷她說話，覺得會去那邊的都是暴民，都是翹課的高中、高職生，去行政院被打活該，因為他們自己違反了規 定。他覺得這些學運的領導者，煽動學生翹課，他也覺得臺灣就是因為太民主了，所以臺灣才會這麼亂。父親問她說「你懂服貿嗎！你不會比我懂！」之類的強烈語 氣。他們還說「那裡的學生，憑什麼代表大多數的人？」她試著跟父母理性溝通，後來父親拒絕溝通，但母親願意跟女兒溝通，母親說「我們家是拿國家錢的人（為 軍人退伍），國家說什麼，我們就聽什麼。我們很多事都不懂，所以就交給懂的人，像立法委員他們去處理就好了。不然怎麼可能什麼事都要參與。」女兒很努力地 跟家人溝通，但是父母的回應，讓她一夜無法成眠，因為情感上的衝擊太大。但之後，決定每天拿蘋果日報的報導回家，不讓中時壟斷家裡的資訊，讓家人可以看見 不同的報導。
3月29日下午[街頭外的訪問－社會系館裡，陪兒子參加人社營甄選的家長]
今天系館進行社工系甄試以及人社營的甄試，我想知道在運動現場之外的人，怎麼理解運動。所以嘗試性地在系館門口，詢問家長是否願意聊聊，我說我是社會系 的學生，因為有去現場，訪問一些人，現在也想知道非現場的人，如何看待這件事。一開始兩位家長說「不好吧」，不用，婉拒了我。我轉向旁聽的學生家長，一位 男性，他一開始也搖搖頭，但是問了我是什麼系，為什麼要作這個，所以我就詳細說明來意。他問「你要問的是家長的意見還是學生的意見」，我沒有接到這個問 題，我說，看你要說什麼都可以，我只是想瞭解大家的想法。
後來他就開始說，他覺得學生很單純，被操弄，被媒體或政治人物操弄。他也覺得學生不能代表臺灣人，憑什麼一定要照他們想的方式走，應該要尊重「法」，法有 法的程序，法的規定，法的進行的方式。他說應該要坐下來跟對方談，不應該動不動就上街頭，動不動就佔領立法院。學生的訴求就算合理，但是也不應該逾越法的 界線。在還來不及多問的情況底下，學生甄試完回來了，看到我在訪問爸爸，他笑了。我謝謝他，然後回來系館休息。比較可惜的點是，沒有問到「他怎麼想張慶忠 的三十秒事件」。我跟朋友討論，朋友說，如果每個家長都像這位父親一樣，是理性地考慮不同團體的不同立場的話，她覺得臺灣還有希望。
3月29日晚上[街頭小民主會後會──參與者的故事（校內刊物記者與高中教師）]
我遇到一位擔任校內刊物記者的學妹說，我問她說，知道行政院院內的驅離情況嗎？她說知道。我問她，為什麼記者願意撤離，記者不是有採訪自由嗎？她說，其 實情況不是記者自願撤離的，而是警力集結後，鎮暴警察一邊大喊「保護記者」，一邊同時將記者驅離門外，因此就算有錄音也沒有用，因為警察的暗號就是「保護 記者」，所以根本沒用。我聽到這裡，覺得這招這的太毒了。
有朋友問學妹說，為什麼鎮江街的廁所擋在路中間擋了一排，她 說，那時候有個朋友，在攻行政院那天，被誤認為糾察，消息傳來警方要攻過來，民眾都來問他應該怎麼辦，他在大家來問的情況下，就決定移動廁所阻擋警察的攻 堅。我聽到這裡，覺得廁所擋在路中間有了豐富的意義，原來廁所是保護群眾的城牆啊，真是有趣。
在街頭小民主的討 論當中，一名身為高中教師的朋友分享她在學校遇到情況。她說因為該高中，有一名學生在行政院現場，被水柱沖到。所以後來教育部來校調查，要求校方嚴格管控 學生出缺席情況，而且學校內部不得討論與學運有關的話題。她覺得好像回到從前戒嚴時代，她也想起了二二八，她知道有些學生對這件事是關心的，但也看到大部 份的學生，其實沒有特別在意學運。有位朋友來社會系找我，她提到公務人員其實裡頭也有很多人對政府不滿，也想要支持這次的運動，但是因為身份的關係，使得 他們沒有辦法表態支持。上述分別討論了軍公教的情況，軍公教受到國家機器在物質上及意識層次上的控制，所以要嘛積極擁抱政黨意識形態，要嘛就是消極噤聲。 而我猜想，或許很多是下了班之後，隱身在人群中吧，但是他們並不會曝露自己的身份，這是可以理解的事。
[街頭會談－作為長期社運觀察者的男性家庭主夫]、
[街頭外的訪問－家庭裡的社運政治，女兒與父母]、
[街頭外的訪問－社會系館裡，陪兒子參加人社營甄選的男家長]、
[街頭小民主會後會──參與者的故事（校內刊物記者與高中教師）]
[街頭會談－作為長期社運觀察者的男性家庭主夫]
在3月27日的時候，我結束了青島東路的主持工作，時間九點多，我來到濟南路。我看到了一位大叔，我坐到他的身邊，跟他聊天，問他來這邊坐多久了，來幾 天了，然後話題就聊開了。他說他是家庭主夫，平常會在公園坐坐，想說同樣是坐，在公園坐不如來這裡坐，還可以支持學生。他說他從野百合時代，就開始觀察及 參與社會運動，他覺得以前的社會運動都沒有這次厲害。因為這次的社會運動的組織，不管是動線、物資、廁所，什麼都用的好好的。而且更厲害的是，信任度很 高，有人來徵求志工，也不問身份，就是信任，他覺得這次的運動很厲害。
他說那時候，魏揚被抓，他很生氣，剛好那天晚上 又有飆車族，他記下了一位飆車族的機車號碼，去跟警察說，等下會有飆車族來。後來他們真的來了，六個在路邊的警察去追，還是沒追到，飆車族一路放鞭炮，放 到行政院那裡。後來大叔就跟到行政院那裡，就對那邊的鎮暴警察開罵，說「這麼多人，抓不到飆車族，只會欺負學生，國家養你們在幹嘛！為什麼擋在這裡，丟 臉！…」劈頭就罵了一堆。大叔說，他這麼作，是想保護魏揚，希望透過罵這些警察的方式，讓警察知道有所收斂。後來知魏揚被釋放，他說想想，其實對警察有些 不好意思。
行政院的那天晚上，他也擔任志工，人家請他擔任通報工作。但是因為他是新手，所以沒有無線電，所以請他與有 無線電的人搭當。說有警察來，就請他通報。他說那時候看攻佔行政院的人行動，看到他們用棉被蓋住蛇籠鐵絲網，用了很多棉被。他說他守在鎮江街（？），那時 候警察要過來，但是大家擋住了，因為這些警察遇到阻礙，他們沒有命令，不能行動，因此警察就停了。後來學生高喊，警察後退，警察還真的後退了。後來他看到 警察都從北平東路、中山北路進入行政院驅離群眾，重點不在鎮江街，所以他後來下工以後，就跟到忠孝東路去了。
他說，大 家沒有遇到警察暴力，所以都被打的頭破血流。原先的非暴力抗爭，是教手卡在後面，可是為了保護頭，所以現在改成手勾手，放胸前。他說，其實不應該被打這麼 慘的，那時候忠孝東路有近一萬人，可是大家都是站著，好像都是來湊熱鬧的，那時候，裡面的人一直叫大家進去，或者坐下，可是大家只是在門口觀望。那時候甚 至還有人跪下，要求大家進去，或者坐下，但是大家沒有照作。他說臺灣人就是這樣，有奴隸心態，被支配了四百年，從荷蘭時代、明鄭、清朝、日本，到中國，都 不覺得自己是主人。大家只是說說，說自己參加二林農運很厲害什麼什麼的，可是真的遇到事情，人就不見了。大叔說「說都說不出來，因為作都來不及了」，言下 之意是，真正在作事的，都不是那些嘴巴很會說的人。
他說，以前的人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可是從行政院這件事來 說，他覺得「坐才是力量」，是無形的力量，因為國家責任就在肩膀上。他說，走再多都是過客，坐才有力量，因為你感受國家是你的。你可以作很多事，忙碌地作 很多事，但那都是別人的事，因為臺灣人被奴役了四百年。臺灣人被殺了四百年，不斷地改朝換代，買辦文化流行。臺灣的六大家族，譬如連家（連戰）或者吳家 （吳伯雄）現在都跑中國去佈局。是到李登輝才走台灣的路，陳水扁走台灣的路，可惜後來貪污，唉。只有當臺灣人民意識到自己是臺灣的主人，臺灣的命運才會改 變。他覺得這次年青人站出來很可貴，也很難得。歐洲搞了幾千年，到文藝復興才有了人本主義，認為人自己是主人。日本革新，消藩，制憲。阿伯說，中國文化信 不得，那些道理誰作得到？誰受得了？那是農業社會的低度文明。但是在工商社會，強調自由，那種文明反而不適合。有人稱之為「儒禍」。阿伯說自己是農家子 弟，唸了那些書，照書上的作，結果不只自己受不了，用來對待父母，父母也受不了。「原來這些都是鬼話」，仁義禮智信，工商社會應該要有新的詮釋。他也批評 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說人家社會科學的書都千萬冊了，還在半部論語！他說，要就要像柯文哲一樣，依賴組織的力量進行改革。他知道我是台大社會系博士班的 學生，他鼓勵我考公職，從公家機關的內部改革。阿伯說他是家庭主夫，女兒也有來現場，但是因為近日生病，所以跟她說，等到病好再來。阿伯說，他在公園坐也 是坐，在這裡坐也是坐，當然是來這裡坐，還可以聲援學生。
3月28日早上[街頭外的訪問－家庭裡的社運政治]
朋友的情況是，有一天她拿著蘋果日報回家，家人竊竊私語，用臺語交談（平常對話是用國語，但是他們談的時候，刻意用臺語），她覺得他們講的很大聲，所以 她決定直接與他們溝通。溝通的時候，父親會一直打斷她說話，覺得會去那邊的都是暴民，都是翹課的高中、高職生，去行政院被打活該，因為他們自己違反了規 定。他覺得這些學運的領導者，煽動學生翹課，他也覺得臺灣就是因為太民主了，所以臺灣才會這麼亂。父親問她說「你懂服貿嗎！你不會比我懂！」之類的強烈語 氣。他們還說「那裡的學生，憑什麼代表大多數的人？」她試著跟父母理性溝通，後來父親拒絕溝通，但母親願意跟女兒溝通，母親說「我們家是拿國家錢的人（為 軍人退伍），國家說什麼，我們就聽什麼。我們很多事都不懂，所以就交給懂的人，像立法委員他們去處理就好了。不然怎麼可能什麼事都要參與。」女兒很努力地 跟家人溝通，但是父母的回應，讓她一夜無法成眠，因為情感上的衝擊太大。但之後，決定每天拿蘋果日報的報導回家，不讓中時壟斷家裡的資訊，讓家人可以看見 不同的報導。
3月29日下午[街頭外的訪問－社會系館裡，陪兒子參加人社營甄選的家長]
今天系館進行社工系甄試以及人社營的甄試，我想知道在運動現場之外的人，怎麼理解運動。所以嘗試性地在系館門口，詢問家長是否願意聊聊，我說我是社會系 的學生，因為有去現場，訪問一些人，現在也想知道非現場的人，如何看待這件事。一開始兩位家長說「不好吧」，不用，婉拒了我。我轉向旁聽的學生家長，一位 男性，他一開始也搖搖頭，但是問了我是什麼系，為什麼要作這個，所以我就詳細說明來意。他問「你要問的是家長的意見還是學生的意見」，我沒有接到這個問 題，我說，看你要說什麼都可以，我只是想瞭解大家的想法。
後來他就開始說，他覺得學生很單純，被操弄，被媒體或政治人物操弄。他也覺得學生不能代表臺灣人，憑什麼一定要照他們想的方式走，應該要尊重「法」，法有 法的程序，法的規定，法的進行的方式。他說應該要坐下來跟對方談，不應該動不動就上街頭，動不動就佔領立法院。學生的訴求就算合理，但是也不應該逾越法的 界線。在還來不及多問的情況底下，學生甄試完回來了，看到我在訪問爸爸，他笑了。我謝謝他，然後回來系館休息。比較可惜的點是，沒有問到「他怎麼想張慶忠 的三十秒事件」。我跟朋友討論，朋友說，如果每個家長都像這位父親一樣，是理性地考慮不同團體的不同立場的話，她覺得臺灣還有希望。
3月29日晚上[街頭小民主會後會──參與者的故事（校內刊物記者與高中教師）]
我遇到一位擔任校內刊物記者的學妹說，我問她說，知道行政院院內的驅離情況嗎？她說知道。我問她，為什麼記者願意撤離，記者不是有採訪自由嗎？她說，其 實情況不是記者自願撤離的，而是警力集結後，鎮暴警察一邊大喊「保護記者」，一邊同時將記者驅離門外，因此就算有錄音也沒有用，因為警察的暗號就是「保護 記者」，所以根本沒用。我聽到這裡，覺得這招這的太毒了。
有朋友問學妹說，為什麼鎮江街的廁所擋在路中間擋了一排，她 說，那時候有個朋友，在攻行政院那天，被誤認為糾察，消息傳來警方要攻過來，民眾都來問他應該怎麼辦，他在大家來問的情況下，就決定移動廁所阻擋警察的攻 堅。我聽到這裡，覺得廁所擋在路中間有了豐富的意義，原來廁所是保護群眾的城牆啊，真是有趣。
在街頭小民主的討 論當中，一名身為高中教師的朋友分享她在學校遇到情況。她說因為該高中，有一名學生在行政院現場，被水柱沖到。所以後來教育部來校調查，要求校方嚴格管控 學生出缺席情況，而且學校內部不得討論與學運有關的話題。她覺得好像回到從前戒嚴時代，她也想起了二二八，她知道有些學生對這件事是關心的，但也看到大部 份的學生，其實沒有特別在意學運。有位朋友來社會系找我，她提到公務人員其實裡頭也有很多人對政府不滿，也想要支持這次的運動，但是因為身份的關係，使得 他們沒有辦法表態支持。上述分別討論了軍公教的情況，軍公教受到國家機器在物質上及意識層次上的控制，所以要嘛積極擁抱政黨意識形態，要嘛就是消極噤聲。 而我猜想，或許很多是下了班之後，隱身在人群中吧，但是他們並不會曝露自己的身份，這是可以理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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