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nd An Engaged Program (By Sergio Sismondo)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3rd Edition)閱讀筆記與相關查閱資料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nd An Engaged Program 作者 Sergio Sismondo 頁數13-31。

概要
　　本文作者指出過往的科技研究，被分成兩派：理論派與行動派；前者是解構科學技術知識的霸權，後者則是希望促進科學知識的良善運用（如回應原子彈、核武等問題）。但兩者實際上不那麼截然二分，理論派帶著自科技霸權解放的洞見，進入當代技術科學政治的領域，帶入民主化的價值，重啟參與討論。作者提出了三種思考如何啟發科技參與的民主政治型態：第三波論點、巿民認識論、拉圖的議會觀點。他認為，透過STS展現的科技對於當代世界的重要性，有助於啟發新的政治哲學。

逐段閱讀：以下(1)(2)(3)表示本文的段落數及相關筆記。

(1)ＳＴＳ挑戰了許多傳統學科，而Steve Fuller觀察到ＳＴＳ界中強調反身性與強調解放兩派之區隔。[1]

(2)而Sergio Sismondo批評上述高派與低派的區分，沒有看到教派之間的交流與複雜性。而本章就是要說明理論家與實際的科學政治(practical politics of science)之間的多樣空間。

一堂簡單的科學與技術研究的課

(3)這個領域告訴我們：它所研究的對象如何建構起來。隨著研究的逐漸增長，其視野越趨廣泛與複雜，其立論點也越來越不設限。關於ＳＴＳ的歷史，以下這些書都作了很好的說明：Bucchi 2004; sismondo, 2004; Yearley 2005)。

(4)關於建構的隱喻，Sismondo表示此概念說明科學與技術確實是社會的、他們是經由活動建構，以及科技產物本身並非自然。(14)

(5)起手勢：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視科學作為社會活動。

(6)孔恩作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起點：David Bloor(1976)《知識與社會意象》與Barry Barnes(1974)《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提出強綱領，持平分析科學知識。

(7)強綱領以利益等術語進行分析。而199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的分析視角，展現了特定科學宣稱的性別[利益之]建構。(14)

(8)相對主義的經驗綱領(The empirical program of relativism)(EPOR)，與著強綱領有許多類似性，建立在Collins(1985)Changing Order一書的研究基礎上，藉由研究爭議，展示了詮釋彈性，而方法論的相對主義也宣告物質的性質自身無助解決爭議，科技爭議永遠有著［實驗者的］的回歸。因此，科學知識的構成無法不參照特定社會形態。(15)
(9)但在上述研究中，「爭議」都只是插曲。為了瞭解爭議，我們必須瞭解這些爭議如何受文化與事件影響。在1970年代，實驗室民族誌作為研究科學文化的新方法出現了。包括Latour, Woolgar; Collins; Zenzen & Restivo等人；而俗民方法論研究者Lynch則以認識方法作為他的研究主題，文化決定了什麼工作是有價值的，以及何種方式是能夠被接受的(Traweek, 1988)。

(10)實驗室(Laboratory)不只是工作地點，也是人類勞動產物。輸入之物在實驗被萃取或提煉、為特定目的研發、阻擋外界影響，並置於創新的脈絡。(Latour & Woolgar 1979; Knorr Cetina 1981; Hacking 1983)實驗室的現象，本身並非自然，但卻被用作代表自然（Laboratory phenomena are not in themselves natural but are made to stand in for nature.)(P15)
(11-17)快速舖陳歷史認識論、技術轉向、象徵互動論、ＡＮＴ、共生產、反思性，指出ＳＴＳ與傳統科技史、科學哲學中的理性計劃、現象學傳統以及制度論的差異。

到目前為止的敘事之問題

(18)前述只談科技之詮釋，屬於高派傳統

(19)回應世界的各種危機（軍事、化學、環境、原子彈）而提出的思考，屬於低派。

(20-23)點出ＳＴＳ的行動面，各種組織如何促動對社會負責、對公眾有益的好科學，如丹麥發參與式民主先河之會議。

區隔的重新建構

(24)理論派與行動派有重疊。

(25)是(A)是否為對理解科技有益的基礎研究，以及(B)是否具有促進科技之民主之價值作為製圖判準，繪製出圖一，並將兼具理論視野與價值關懷的之類型，稱為介入綱領(Engaged Program)。(P20)

(26)強調研究的政治意涵，例如關注核能甚於凝態物理學；關注農業生技甚於演化系統分類學。該介入的，就要介入，因此，關於科學、技術、政治與公共利益之間的互動成為ＳＴＳ的研究主題，而不僅僅是研究的脈絡。(P21)

(27)藉由介入綱領，整合前述高派（理論派）與低派（行動派）之二分問題，點出技術科學的世界裡，政治與民主的性質，以及技術科學的政治秩序，已然是STS的核心議題。(P21)

建構論與專家知識的政治

(28)提出民主與專家治理的問題。

(29)科學知識的建構性，讓社會可以仔細檢視科學知識。

(30)常民發展與運用專家知識的不同方式，舉了Epstein(1996)、Rabeharisoa & Callon (1999)、Brian Wynne(1996)的例子。

(31)局外人也可以挑戰看起來無缺口的科學與技術專業知識，科學、法律、或者公共政策，實際上都有著不太類似的場域邏輯（我的話）。

三個綱要式的聲明

(32)當高派轉向介入分析政治，這意味著不僅僅是政治地分析技術科學，而是以技術科學的政治作為分析對象。底下列出三個核心議題之闡述以及規範性的回應。

(A)專家知識的規範性理論

(33)H. M. Collins及Robert Evans(2002)提出了擴張的問題：誰具有參與技術決策的正當性？這個問題始於當科學家不再擁有真理的特權，那麼，技術決策究竟可以多開放？(P23)

(34)他們兩人提出了規範性的回應方式，認為專家有權進行技術決策，因為他們擁有專業知識，但是他們應該促進技術決策的平等參與。
(35)但是這種作法被其他學者如Wynne(2003)與Jasanoff(2003)認為落入了決策主義，忽略了議題框構、專業知識的構成以及知識的擴散等面向。因此，Collins與Evans的介入綱領，實際是較為狹隘的。

(B)巿民認識論(civic Epistemologies)

(36-38)以Jasanoff(2005)《自然的設計》一書為例，說明各國有的不同的巿民認識論，因此介入綱領，也必須隨著不同時空地點，而因應制宜。(P24)

(C)把諸多科學帶入民主 (Bring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39)拉圖的方式，打破社會與自然的二分，建立物、人與非人的共和國。(P25)

(40)拉圖的設計：提案－上下議院之間的討論與審議［但因為沒有讀過他的書，不是很明白這裡在說什麼］

(41)Sismondo認為拉圖的提案，類似於Karl Popper知識上的自由主義，但以ＳＴＳ的研究，尤其ANT作為對應對象。拒斥一些先驗的形而上學，但也缺少具體操作建議，因此也是屬於規範性的。(P25-26)

STS與研究技術科學政治

(42)上述並行的綱領有同有異，但都可作為導引研究之啟發。

(43)Sismondo認為這些觀點，有助於提出一種新的政治哲學，該哲學認識到科技對於當代世界的重要性。(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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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註解：High Church and Low Church

據國家教育研究院「聖公宗旗下的「高教會派」(High Church)與「低教會派」(Low Church)互相對立，十六世紀聖公宗形成的初期，曾因襲大量天主教的教義、體制與禮儀，十七世紀受到加爾文宗思想的衝擊，在該宗之下出現一群改革派，再進而脫離而成「清教徒」團體。由於此輩要求「清洗」聖公宗教會內所保留的天主教傳統，又反對英國國內貴族驕奢生活，並主張信徒要適勤勞、節儉與清潔生活，因而博得「清教徒」之名。面對清教徒改革的衝擊，聖公宗廢棄了許多天主教的舊制；到十九世紀該宗之下的一批保守分子，特別是具有貴族身分的人士，發動一個恢復舊制的運動，主張大量恢復天主教的傳統，又崇尚古老的繁華禮儀，此即高教會派運動，而後世追隨者，也自稱為「高教會派」者，遂得此名；自高教會派產生後，另一批反對恢復舊制者與之對抗，此輩主張要簡化教會禮拜儀式，也反對過度強調教會的權威地位，思想上較傾向清教徒團體，他們因自稱為「低教會派」者，遂得此一名稱。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7897/

根據臺灣Word「英格蘭聖公會的教堂有權選擇自己的方式來進行禱告和崇拜儀式。在一些教堂里儀式複雜，裝飾金碧輝煌，牧師穿著長袍（robe），其氣氛極像天主教儀式（the Catholic service），這在英國被人們稱作高教堂（High Church）；在一些非常普通的教堂（Low Church），其儀式（ritual）十分簡單，牧師也不穿精美的長袍（robe），教堂的裝飾也十分簡潔。」

出處：

http://www.twword.com/wiki/%E8%8B%B1%E5%9C%8B%E5%9C%8B%E6%95%99　

根據Steve Fuller的解釋「High Curch STS tends of become a version of the thing it studies. “High Church” STS tends to be interested in the special epistemic status that science enjoys vis-à-vis other forms of knowledge. In coming to understand how science organizes itself internally and projects itself externally, STS began mimicking those very process to acquire academic respectability and expert authority. In contrast, “Low Church” STS focuses more on the problems that science has caused and solved in modern society. From the Low Church standpoint, STS was preoccupied with proliferating jargon, establishing self-contained citation networks, and solidifying a canon.

HC 指向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而LC則是回應越戰後來帶回的新局面。兩者的激進有所不同：前者指向反身性(Reflexivity)，以及瓦解自身權威，避免自身成為如同科學研究過去所批判的對象；後者則重視解放。但HC對於反身性的強調，似乎挑戰了LC對於解放的激進立場（憑什麼LC可以將民眾自科學霸權中解放出來呢？）」而Steve Fuller在1993年寫的Phiosophy, Rhetoric, and the End of Knowledge一書，就是希望從HC的立場，為LC的立場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