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政府也是整個國家全民上下共同促成的行動結果。只不過， 這行動的完成本身並不是一種必然， 而是各種偶然的集合。柏拉圖並未設想創造一個未來的納粹德國， 馬克思也並非一開始即意圖解放俄羅斯， 甚至那些支持希特勒上台的人也未曾料想之後的結果會是如此。這正是鄂蘭所謂的行動之本質： 不可預測， 且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某一段時間之內的真正「主權者」（sovereign）（Arendt, 1998b: 234），徹底掌握了當中所有事物發展的一切， 也因此即便是在極權主義國家， 沒有人不扮演了某種角色或貢獻了力量。 是故， 也都有程度不一的承擔與責任。 她的政治本體論於是也是一種提醒， 要求我們每一個人審視自己在社會上乃至人類共同世界當中參與了誰開啟的故事， 什麼故事，又扮演了哪一種角色。(33-34)
正如鄂蘭多次提醒哲學家如何使用類比來重新界定乃至替換不同領域的運作邏輯， 我們不該忘記： 一張桌子在製作完成之後將不會有其他組成元素不斷加入， 但政治社群卻會不斷有新的成員加入─換言之， 一個能延續下去的政治體必然會有成員上的新陳代謝， 這才符合鄂蘭所強調， 一個新生兒來到世界就是一個開端之說法。(39)
關於一個政治體存在的首要問題該是： 政治的意義為何？鄂蘭的回答是「 政治的意義是自由」，一如她在〈 導『 入』政治〉一文所說， 且她認為這答案再明確不過（Arendt，蔡佩君譯，2010，頁142） 。此外， 她也指出自由並不僅是亞里斯多德以城邦為想像的那種「不被統治或統治他人」，亦或「 每個人都與其他人平起平坐」，相互交談， 因為那是以廣場（agora） 為基礎的「 空間」想像（2010，頁152、153）。鄂蘭不反對這種自由， 但她更在意從「 時間」角度來理解， 能讓人能重新開始、 啟動新故事的自由（2010，頁160） 。」 後者能讓人在延續既有政治共同體時， 不至以前人的「 不朽」來葬送後人的「 開端」，或不至讓手上握有政權的政客假借死人的名義來葬送那些被當作通往民族偉大復興路上的「多餘之人」（s uperfluous men）（Arendt, 1968: 457） 。也唯有如此， 才不至於讓那一些真正受壓迫的人，必須採取流血革命來脫離身處的國家 (42)
外， 將時間帶回鄂蘭設想的公共空間， 也能突顯出人們在那空間當中的互動， 並不僅止於蔡英文所理解的彼此「 爭勝」或得以展現「 互為主體性」的溝通， 而是包括了承認前人的成就、 過往事件的意義， 並從中看見自己所能扮演的角色。 誠然， 一個政治社群需要各種不同的人在不同時代扮演特定的角色， 才能永續長存。 正如基督教在過去兩千年來仰賴了耶穌的門徒、見證者、 殉道者， 以及傳講神蹟與見證的信徒， 乃至提供理論來賦予他們所言一個融貫說法的神學家， 才能延續至今。 而無論哪一種角色扮演， 一個人都必須先將自己置入一個故事中， 才能理解時局、 進行判斷或採取必要的行動。 換言之， 鄂蘭的理論不是單憑空間角度可以完全掌握的政治想像。(43)
她認為所有的政治行動都必然是一群人的共同行動， 不是也不該是一人。 二來， 她的理論當中有另一種獨特的角色， 可扮演共和國的守護者。那就是「說書人」（storyteller）。同時允許說書與革命，正是對應前述的「 維護」與「 創建」這兩種偉大政治事業。 筆者以為，這才是鄂蘭的共和主義最迥異於古典共和主義特殊之處。(44)
這種探究起源的寫作方式， 剛好也符合鄂蘭所謂的「 政治」之體現。 那就是人人得而將「 已見」（doxa）或說「 世界對他顯現與開啟的方式」展現給其他人， 且唯有藉此才能踏上的那一條「 理解」（understanding）之路（Arendt，李雨鍾、李威撰、黃雯君譯，2021，頁70） 。這條路沒有盡頭。 不管個人或集體， 永遠都在路上。 因此，不管是是個人的最初想法或與他人交換觀點之後的看法， 都不會是柏拉圖所設想那一種符應永恆不變的理型世界之「 真知」（e pistemé）。這也是鄂蘭堅稱自己是「 政治理論家」而非「 政治哲學家」的理由。「理論」 （t heory）一詞的希臘文「θεωρία」原意為「觀看」（2021，頁51、158） 。倘若她本人也秉持此一理念來書寫， 那讀者也應當以此方式來閱讀文本。(46)
當我們將《 論革命》置於這兩個脈絡來閱讀， 英國史學巨擘霍布斯邦當年對該書內容的嚴厲批評， 乃至指責鄂蘭根本不具歷史專業，似乎過於較真了（Hobsbawm, 1965/1994）。誠然，作者無論在取材、證據或詮釋上都充滿選擇性， 但與其說把該書理解為一本意圖跟專業史家爭論真相細節或誰的解釋才更貼緊因果事實的歷史著作， 毋寧說那是一個以書寫方式所進行的政治行動， 性質上無異於踏入公共領域來說服大眾的一場政治溝通。 正如英國哲學家沃諾克夫人（Baroness Warnock） 在開啟本文的引言中所說， 歷史是一個「 沒有終點的故事」 （Warnock, 1994: 188），因為人們可以不斷地發掘新的面相與新的意義， 把故事繼續說下去。 鄂蘭採取的書寫行動， 坐實了這一種敘事哲學的觀點。(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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