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級打怪...
早上讀了一些文章，意外讀到了Andrew Abbott對規範性社會學的討論，韋伯被簡單鞭打了一下，而在同一期，看見了Hammersley的平反，主張韋伯的應然與實然之分野仍然適用，雖然需要一些小幅度修正。H提到了Bruun, H. (2007). Science, values and politics in Max Weber’s methodology (2nd ed.). Aldershot: Ashgate.這本書，我找來快速翻了一下，噢...天呀，看起來不是能快速翻過去的書。Bruun的書是改寫自1972擴充的再版，翻著翻著，嗯...我想趕快到最後一頁。
我的讀書陷入了某種不耐煩的狀態。
「社會學應該要是門規範性的學科，因為自其起始，就是回應雙元革命帶來的社會危機所創立的世俗性回應方式」
「為什麼我們要認為科學家所謂基於事實的價值判斷，一定優先於我們一般的常識見解？如果科學家本身的價值判斷本身就不是中立的呢？又或者，科學家只認為他們的知識比起常民知識重要，為什麼常民一定要服從科學家的判斷？」
「面對健康問題，大多數理性的人，都會服從科學家的判斷，除非你想要得上流行病，那就自由地去，但是你的自由會造成大家的危害，所以基於科學，我還是不能讓你自由的去。你唯一的選擇是，感覺到你自己是自由的，或者感覺到你自己是不自由的－－端看你的選擇」。（David Graeber如是肯定科學在某方面指引方向的作向）
「作為大學老師，應該要力克自身的價值立場，提供各方面的事實供參考，而不是代為下判斷，也不要自以為可以在人格的形成上起什麼指導作用－－因為老師與學生的權力並不對等，課堂講壇不是可辯論的廣場，儘管我們之中許多人假裝那個地方是一個可以自由討論的空間，但那只是大家一起配合的假裝」
社會學的危機，有種種回應方式，譬如主張社會學應該要從事政策研究，協助政策研究，有的主張，更加客觀中立地呈現「事實」－－儘管這個事實的呈現，本身就已經是種選擇，所以重點在於提供更多種的選擇，而不是越位地替別人選擇。
但所謂的社會學的危機，又是誰的危機呢？
對於韋伯來說，會不會是大學講師的人格危機，每個人都想要當教主，所以仰賴著學生的順服與依賴，然後主張某某某的說法不對，誰誰誰的想法壓迫到我了，然後再加以包裝上學術上的語言、流派，進行相互的審查，區辨。人格就此被刻寫過去，然後，也不知道自己該堅持什麼了。
其實我讀書讀的好困惑呀，這個困惑一直沒有辦法過去，但就用永恆迴歸來衡量自己的行動吧，我是不是會作這件事作一百次，嗯，可能還是會持續困惑下去，但繼續讀書讀下去，雖然希望撥給運動的時間能夠再多一些，但總之，是喜歡讀書的一個狀態。
所以，作為一個學者，要成為一個超學者，也就是讓各種觀點能呈現的多視角的學者，克服了單視角的人的階段，不確定有沒有盡頭，但就是努力讓自己認識更多，知道更多（如芙莉蓮對魔法的學習－興趣－－－也許有一天有人會因為這些無用的魔法而開心，或者因為這些不起眼的魔法，而覺得旅行不再無聊）。作為一個政治人，則是在匯聚諸事實後與釐清諸價值後，勇敢地承擔自己的判斷，韋伯也曾經如此勇敢過？
寫一寫，好一點，但韋伯的方法論，其實根本就不是方法論吧？而是以方法之名，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吧，最有趣的點，在於，這個重估一切價值，是連「重估一切價值」這件事都保持著重估的立場－－一旦你明確了自身的價值立場，那就帶著你的決心與意志，為價值而奮戰吧－－不論是你為救人而救人的醫生，或者為追求知識而追求知識而知識的學術人，ideal始終在你的行動當中引導著你。
那麼，什麼時候，會覺得，我們應該要用知識指引行動，為行動下判斷呢？（也就是不再覺得知識本身是為知識之故）尋求社會支持，以及選邊站的時刻，但那時候已經不再是純然的認識者（提供自己對於相對全盤認識的提供者），而已經走向行動了－－說清楚講明白你的價值就好，不要用知識份子假裝自身的全知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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